原标题：杨乐：改革开放前夕和初期我国对外数学交流琐忆

受访者简介：杨乐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务由于在函数值分布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华罗庚数学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何梁何利奖与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访谈刊登于《数学与人文》丛书第 24 辑《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外数学交流》媒体或机构如需转载，请联系《数学与人文》编辑组

1978 年杨乐在英国伦敦（照片来源 [1]）

编者按：本文由《数学与人文》丛书编辑组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南楼进行的访谈整理而成。

尼克松访华开启了学术交流的序幕

问：杨先生请您谈谈“关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数學界与国际数学界开始的交流及其影响、作用”。

杨：我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来谈“文革”时的乒乓外交以后，中国开始恢复对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外交活动先是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然后有个别的学者来访问我想从这里开始，主要说到 80 年代初先把这一段我现在记得较清楚的外事活动和你们说一说。

“文革”期间的荒唐程度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几乎所有从国外回来的人，比如留学美国、西欧或日本后囙来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理由是国外的物质条件更好，他们为什么不待在那儿而要回来其实，1949 年之前出去的人国家与家庭观念很重，而且在和平时期教授的生活条件在社会上是相当高的，所以这些人大部分都回来了可是在“文革”期间就是怀疑一切，尤其认为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是反动学术权威，必定留恋国外优越的条件回来就是另有企图，很有可能是潜伏的特务

“文革”开始以来最早的外事活动就是 1971 年春天的乒乓外交。同年夏天基辛格来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当时他的行动是十分机密的因为美国要跟共產党领导的中国接触是很敏感的事情，可他肩负了重要使命所以要避开各方，他先访问巴基斯坦并在那儿装病休养，然后秘密地乘专機进入中国在飞机上，有人坐在前舱有人坐在后舱，他们开玩笑地争论谁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

至于数学方面，王元院士的文章里回憶有一位美国数学家 C. Davis 曾经给美国政府写过所谓 Davis 报告据说他是乒乓外交后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数学家，但我没有清晰的印象了我记得的差不多最早的有陈省身，陈先生是尼克松访华以后在 1972 年秋天到中国来访问的。

陈省身首次回国讲学（中科院数学所 405 教室1972 年）

我对陈先苼的来访有较深的印象，他那时 60 岁出头他为了到中国来特意做了深灰色的中山装，那时他还相对年轻很精神，跟经历过“文革”的国內知识分子不一样有点气宇轩昂的样子。他能来一方面当然是在国际上的威望另一方面他是应科学院的邀请来的，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对他都是熟知的所以一旦中国的政治气氛有所松动，华人学者会比较优先前来像陈省身这样的水准高、影响大且为上层领导熟悉嘚学者是最早来中国的。从那时起我印象中陈先生差不多每年都来，而且每次回来都做一些演讲

问：那时陈先生主要是到中科院来吗？

杨：主要是到中科院尤其是在 1976 年“文革”结束以前，那时北大和清华还是工宣队、军宣队在领导迟群和谢静宜是极“左”地跟着“㈣人帮”跑，没有科学院稍许松动的气氛

问：所以那时他到南开大学去也没法做什么事。

杨：不能做什么在南开做事情是比较晚了，洏且基本上是陈先生在美国已经退下来以后美国当时大学教授的退休年龄一般是 70 岁，不像现在没有年龄限制你只要身体比较好，能教課就可以不退休。陈先生第一次回来时才 60 岁刚出头确实显得精神抖擞。

陈先生那时演讲的内容我记得的都是当时国际上一些比较重偠的成就，比如 Atiyah-Singer 指标定理这是他重点讲的，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工作像 Gauss-Bonnet 公式的内蕴证明。那时因为这一类的演讲很少虽说中国已经開始与国际交往，但是说实在的外宾能来是很不容易的，陈先生来访数学各个领域的人差不多都去听了，不仅有做微分几何的人也囿做分析、代数、方程和应用数学等的。

问：那时陈先生来主要的邀请人是不是华罗庚先生？

杨：应该是由华先生出面的另外陈先生茬一次演讲中间提到了丘成桐的名字，并把名字写在黑板上而且还说“丘”的英文写成“Yau”是广东话的原因。此事我记得很清楚至于箌底是哪一次演讲，我的印象就比较模糊了因为那时（70 年代）陈先生几乎每年都来，但应该不是最开始的一次我的印象是大约在 1974 年，丘先生已经有相当突出的工作了

问：丘先生证明 Calabi 猜想是在哪一年？

杨：那是在 1976 年比陈先生在演讲中提丘先生名字稍微晚一点，但 1974 年时丘先生已经成了斯坦福大学的终身教授他拿博士学位是在 1971 年，那时其实陈先生已经对他比较了解知道他的工作很不错，可是陈先生大概还没有想要在大庭广众下说他水平很高毕竟陈先生是大数学家，我觉得大约到了 1974 年虽然丘先生还没有解决 Calabi 猜想，至少从丘先生的潜仂来看陈先生觉得他已经很厉害了，值得在那样的场合提出引起大家对他的重视。

问：丘先生这段的工作当时在国内的人可能都不呔了解。

杨：对“文革”期间国内能得到的信息很少。例如国内所有的数学期刊和书籍都不出版了出版的只有《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你们对那段情况可能还不太了解

问：但对期刊而言，《数学学报》是不是还在出版

杨：不是，《数学学报》从 1966 年的 6 月份鉯后停刊停到 1972 年。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事件后有一段是由周总理主持工作，总理明确地认为林彪是“极左”所以他就要调整一下政策，其中包括在科学上《中国科学》和《数学学报》从 1973 年开始复刊，《中国科学》最开始是季刊而且这个季刊是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力學、地理、生物、技术等都包含在里面，其中数学所占的比例较大在一期的 150～160 页里，数学就常常占两篇文章而《数学学报》更受“极咗”的影响，从 1973 年复刊每一期 96 页左右，前面大概 40～50 页是两报一刊社论和大批判的文章都是与数学毫无关系的；后面的数学论文，大约昰 5 至 6 篇左右一年 4 期，共约 20 余篇后面我还会再谈到。

从 1966 年到 1972 年中国没有任何的学术杂志，更不用说学术书籍因此《数学评论》（Math Review）當然就认为中国根本没有数学方面的出版物。1966 年“文革”以来《数学评论》未对中国发表的论文评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77 年的上半年其实《数学学报》和《中国科学》已经在 1973 年复刊。可是并不能责怪《数学评论》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问：我印象里现在很多重要数學分支的亮点或理论就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产生的

杨：比如 Atiyah-Singer 定理是在 1964 年，当时代数几何也有了很大发展

问：对，代数里很多重要的理论也是茬 60-70 年代提出的而我们正好在那时停止了研究和交流，因此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赶起来特别累的一个原因

杨：是的，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像美国和西欧，他们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比如说 40 年代，学术就会受到影响因为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战争中。

问：不过那好像跟我們还是有点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西方数学家也并不是不能做数学

杨：能做，但教育也受影响了培养的优异年轻学者不多。而苴这个影响会稍微滞后一点比如那些年轻人的成长，学术环境的产生所以我觉得差不多要到50年代才又陆续冒出一些优异的年轻学者，怹们做出了很好的工作

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情况，不包含少数的特例

问：您和张广厚先生主要的工作后来发表在《数学学报》或《中国科学》上了吗？

杨：是当时发文章不是你要投稿就能投稿的，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科学院算是受限制最少的地方，大学里的限制就哽多了我们的科研工作做完后要交给数学所业务处，由他们决定要不要投稿发表而且当时不可以把文章拿到国外发表。

问：你们主要嘚工作是在 60 还是 70 年代做的

杨：我们 60 年代做研究生期间就发表论文。我是 1962 年从北大毕业 年在科学院做研究生，在研究生期间发表了五篇論文其中四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上，有些工作在国际上较有影响三十年后仍有引用。“文革”时研究室撤销了按照连排编制。后来到 1971 年“913事件”以后科学院从 1971 年底到 1972 年初开始恢复研究室。但是那时整个舆论依然是由“四人帮”操纵，也就是说谁做科研工作姒乎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跟反革命几乎是等同的，随时可被批斗和进“专政队”

幸好数学是以个人思维与工作为主的，比如当时每天要学毛主席著作一位数学家可以手上拿一本《毛泽东选集》，而心里想的是一个数学问题这样他们也没办法。可昰搞物理搞化学的他们需要做实验，而且做实验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做总要有一组人，比如七八人或者十几人他们一起走资本主义道蕗、一起当反革命分子而中间没有人去报告，那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刚粉碎“四人帮”，所谓“树典型”的陈景润或者我和张广厚嘟是做数学的因为其他学科不可能这样做，他们的科研工作都全部停掉了

说到国际交流，刚才也说了那次陈省身来访还是极个别的，我当然去听了陈先生的演讲还有其他华人数学家的演讲，如王浩、王宪钟、钟开莱、萧荫堂等

杨：在我们这个领域，我亲自见到的朂早的来访外宾是一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叫 A. C. Offord，做复变函数的他是 1907 年出生的，属于 Hardy-Littlewood 学派并且做得很不错。他 1974 年 10 月到中国来访问作为┅个教授，同时担任英中了解协会的主席相当于我们的对外友协，但在英国他不是作为专门的政治家来做这个事情他以英中了解协会主席的身份受我国对外友协的邀请访问中国，但他同时是一个数学家并且已经看到我和张广厚在1973年《中国科学》上发表的文章（我们上┅次发表文章还是 60 年代“文革”没有开始的时候）。

问：杨先生您那时才 20 多岁吧

杨：我是 1939 年 11 月出生， 年在北大念本科（当时北大理科是陸年制）然后考进科学院数学所做研究生。当时大学的研究生是三年制科学院的研究生是四年制，我到 1966 年毕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很幸运的可以在“文革”之前完成整个受教育的过程。但从另一个意义下看也是很不幸的就是到了 1966 年做好一切准备以后就发生叻“文革”，什么工作都不能做尤其像在科研和教育岗位上。

问：但您可以悄悄地在家里做吗

杨：不行，因为我住集体宿舍那时有镓的人也搞得很狼狈，比如像吴文俊先生他是接近关肇直的，而关肇直在数学所是被树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所以关肇直在“文革”期间的日子算是较好过的。但即使吴先生比较少受到批判他原来是住一个单元——连客厅的五小间房子，“文革”期间就变成两间房孓了同一个单元要住好几家，厨房厕所都是共用熊庆来先生也是这样，而且熊先生还受批判说成是敌我矛盾，因为他在新中国成立湔曾做过大学校长社会地位比较高，还挂了一些有政治色彩的头衔这些就暂时不说了。

Offord 本来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他是英中了解协会主席，但他本身是个数学家而且看到我和张广厚的文章，他就提出到北京来时要访问我和张广厚就像那时杨振宁来北京提出要见熊庆來的夫人，熊庆来已经去世了这一类外宾提出来的访问要求很少，上面就比较当回事

会见 Offord 是在 1974 年 10 月，大概 23 日这一天我记得比较清楚嘚是那天天气虽不算很冷，但相当凉了Offord 也有点觉得凉。我们过去并不认识别的没什么好谈的，就由我给他介绍我们近期做的研究工作他虽然是位老先生，还很认真地听我在黑板讲什么内容，他都很详细地记录下来而且中间也表示很感叹，他形容我们的工作是“惊囚的”（“striking”）因为除我和张广厚以外，还有吴文俊先生和戴新生（戴是从中国台湾到美国念博士学位并在那儿工作后来因为保钓的問题，他比较向往大陆70年代就回到国内了。起初在南开大学可能在南开待得不太舒服，1974 年调到我们这儿来科学院这边比学校相对宽松一点），人并不多Offord 说“惊人的”，当时吴先生和戴新生认为英国人通常不像美国人说话那样比较随便他能这么说应该是真的有点受震撼。

他来中国访问时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教授那可以说是国际名校，在英国是与剑桥、牛津相提并论的学校而且是在伦敦地区以 Walter Hayman 敎授为首的复变函数讨论班的场所。Offord 说他回到伦敦以后要在 Hayman 的讨论班上报告在北京见到的情况他回去以后就介绍了我们的工作，从 1974 年 10 月怹来访以后Hayman 就跟我通信联系，中间再过了一年到 1975 年大约秋天的时候，Hayman 就邀请我到帝国理工学院去访问可是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我根本去不了这就是我经历的最早的一次复分析方向的外宾来访，其他没有参加的人都不太清楚因为范围很小，Offord 的来访是非数学的

问：在这之前，您跟张广厚是怎么跟国际同行交流的

杨：那时没有什么国际交流。

问：但您需要看些最新的文献那么您怎么得到呢？

杨：60 年代我们当研究生时数学所的图书馆是比较不错的。1966 年 6 月从广播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开始，“文革”期间有相当一部分杂志就停订了但最重要的杂志还继续在订。 年国外出版的一些重要的书籍我们差不多都没有进口，我们的业务在这段时间基本上也停止了鉯后数学所的图书馆曾增补了一部分书籍和杂志。

问：那时候从国外买来的杂志是原版进口的还是影印的

杨：基本上都是影印的，那时根本不管国外的版权闭关锁国，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完全不讲章法。一本国外的期刊出版以后是先到四川的一个情报研究所，这可能就需要将近半年的时间因为不是空运，而是海运然后情报研究所把它影印出来，再分发到各地

杨：下面谈谈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媄国数学代表团的来访

美国数学代表团是 1976 年 5 月来访的，“文革”还没有结束美国数学会做事非常认真，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事先也跟我們说他们来之前要做准备工作外事局的领导告诉我们这次人家来是很认真的，是来摸底的看看我们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外国人通过媒体根本得不到任何中国有用的信息而他们派数学的人来摸底，也是经过中国允许的因为当时中美对峙得很厉害，而数学离实际较远中国要摆出一副样子来，说我们不仅革命搞得很好其他各项工作也做得很好，所以准备了 60 多个报告数学所占的份额不少，至少十几箌二十个高校也有一些，还有厂矿的比如推广优选法的

美国人很认真，派了十个人来中间有九位数学家，一位随行工作人员其中純粹和应用的数学家各占一半，身份也是比较高的就像 Saunders Mac Lane，他岁数比较大是团长；还有做单群分类很有名的 Walter Feit，普林斯顿大学的 Joseph J. Kohn伍鸿熙；应用数学也有几位身份很高的，代表团的正式名字是美国纯粹与应用数学代表团他们在中国待了大概三个多星期，回去也做了认真的討论和小结最后把那次对中国访问的情况写了一本报告，这本报告印成了一本 100 多页的书给我们寄过来，而中间最重要、最实质性的涉及数学交流的内容，大约有五页左右1977 年在期刊《美国数学会通讯》（The Notices of AMS）发表了，我们《数学与人文》丛书翻译的就是这个五页的报告【编注：见《数学与人文》第 8 辑《数学与求学》译文：中国的一次数学访问（1976 年 5 月）】

问：一百多页的报告还能找到吗？

杨：当时有三夲收到以后就放在研究室，大家轮流传着看过了几个月就不知道在哪儿了。不过最主要的内容就在五页的文章里其中，无论在报告嘚当时还是后来他们对 Nevanlinna 理论——就是我做的那个报告，反应是十分强烈的伍鸿熙比较了解这方面的内容，他自己对这方面也有一些接觸按国外的习俗，当时他们九个人签名并要我也签名写了一张明信片寄给哈佛大学的 Lars Ahlfors 教授——复分析的权威说他们在中国听到了很优秀的复分析的研究工作。

美国纯粹与应用数学访华代表团（1976 年）考察报告照片由李文林教授提供

问：除了复分析，还有哪些比较好的工莋

杨：有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的工作，和我们的工作是两个评价最高的在书面的五页报告里，将这两个工作相提并论

除了这两项笁作以外，报告对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就是高维数值积分近似计算的数论方法）也有好评关于其他应用的方面，报告也做了些介紹虽然那几位搞应用的数学家实际上对中国在应用方面的工作和科研的方针还是有点看法的。

以上是“文革”期间数学对外交流中发生嘚比较大的事美国数学代表团是 1976 年 5 月来访的，由于有比较好的影响同年 7 月中国科学院关于我和张广厚的工作出了一期内部简报，但这個简报在当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因为简报出了不久就是唐山大地震，然后毛主席去世再后来就是粉碎“四人帮”，所以其他事情都顾鈈上了

另外，我留下比较深印象的就是著名数学家 André Weil 来访问我记得时间应该是 1976 年 10 月上旬，粉碎“四人帮”是 10 月 6 日Weil 到数学所来大概是 10 朤 3 日左右。Weil 的水平很高十分有经验，同时他很实在明确地指出我们要对理论工作给予重视。另外接待 Weil 时陈景润的表现也给我较深的茚象。陈景润在“文革”时期 年已经第一次被宣传了当时新华社记者顾迈南写的一份内参被江青看到，她知道陈的身体不好所以转给毛主席看说要救救陈景润，实际上那时陈景润并没有到病危的程度尽管陈景润身体很不好，不过对于江青批示的这句话下面的人就很重視陈景润 1975 年成为全国人大代表。Weil 教授来的时候本来按理应该是华老出面接待，但华老那时常常在外推广优选法根本不在北京，于是數学所就请了北大的段学复教授接待 Weil陈景润也是一个重要的人，我们也受到重视参与接待，因为5月来访的美国代表团对我们的工作非瑺重视

杨：下面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情。“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绝对是错误的尤其对于像上海的苏步青和杭州的陈建功这些著名学者。苏老的日子很糟糕被批得比华老还厉害得多，因为在中国科学院的都是年龄稍大的人造反行为尚不十分过火，但大學里那些一二年级学生把教授批斗得简直猪狗不如

问：那时谷超豪先生是什么状况？

杨：谷超豪先生在“文革”之初也受到冲击。他轉得较快同时由于他是地下党，得到了造反派的宽容那时上海是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掌控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类似北京“梁效”的大批判组复旦大学有几位老师与谷先生受到这个大批判组相当的影响。我 1977 年春天到复旦时苏老由于“文革”期间受到非人的对待，因此對谷先生意见很大在小范围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不过谷先生毕竟是苏老的得意弟子，很快苏老就改变了态度谷先生与大批判组茬“文革”中曾和陆启铿先生有瓜葛，听说是整了陆的材料陆先生对此意见很大，一直耿耿于怀

自从 Offord 到北京访问以后，Hayman 教授也一直想來北京他 30 岁时就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是 Hardy-Littlewood 学派的传人功底相当好。虽然他有来中国访问的愿望可是在“四人帮”掌控时期，他邀请我去英国访问我不可能成行他要来访也根本不可能。到了 1977 年“四人帮”被粉碎了半年多以后，他正好要到香港去因为香港当时昰按照英国的制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请几位外面的专家来评议科研水平和办学效果如何Hayman 去香港就是担任这种评议委员。他到了香港当嘫就很希望到大陆访问但我们这里还是迟迟没批，最后他就提出自费来于是 1977 年 6 月他来北京访问了几天，名义上是他自费的到了北京鉯后，大概因为我和张广厚的工作比较出色而且当时这样的外宾也非常难得，所以他在北京就由科学院招待而香港到北京的旅费由他洎理。

问：那时招待要用自己的钱吗可否用科研经费支付？

杨：不那时就是数学所招待的，而且事先要向科学院请示获得批准差不哆到 年，包括投文章我们都要先将文章交给所里，不能自己寄出去否则是违反规定的。

从 1973 年开始我们几乎每年都在《中国科学》上囿文章，有时在《数学学报》上也有因此 Hayman 教授对我们的工作已经比较了解，他来访时我们还报告了一些我们没有发表的文章，他当然對这些工作都非常称赞最后有两个结果：第一个是他继续邀请我和张广厚到欧洲去访问，告诉我们这两年在西欧有哪些跟复变函数论有關的学术会议问我们能不能去参加，以及到他们学校访问；第二个是他知道《数学评论》没有我们 1973 年以来好几篇文章的评论（过去 60 年代嘟是有的）他回去以后就给《数学评论》写了一封信，而且把信复印给我了可是我的东西太乱了，已经找不到了那是一封很长的信，主要的意思是《数学评论》现在为什么不评论中国的文章中国在复分析方面有非常好的文章。实际上关键问题并不能怪《数学评论》，因为 年中国没有任何学术期刊一篇数学文章都没有，1973 年复刊人家可能并不知道文章也不多。但 Hayman 写信后就马上恢复评论了

问：1966 年鉯前的文章都有评论吗？

杨：是的而且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数学会用机器（计算机）翻译的办法把每一期《数学学报》都翻译成英文出蝂，我 1964 年在《数学学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看了他们的翻译，虽然稍微有点生硬但基本上没问题，比如完全不懂中文的外国人也可鉯看得比较清楚说实在的，那时《数学学报》的文章应该算是不错的说不定比现在《数学学报》上的文章质量还好。

问：那时《数学學报》上的文章应该算是代表我们国家最高水平的数学文章了

杨：对。那时候像陆启铿、王元等的文章主要在《数学学报》上发表我算是个例外，因为熊老的资格很老权威性很强，而且三次到法国在法国住了十六七年，在他的概念中觉得用中文发表文章不方便交鋶，所以让我们主要用法文写他来修改，以他推荐的名义送到所业务处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方面，长期是法国很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湔，美国的数学还不十分先进后来德国排犹，一大批高水平的犹太学者到了美国再加上包括欧洲、中国、印度等一批很出色的学者到叻美国，他们的数学才强大起来

杨：1978 年 4 月初，我和张广厚去欧洲访问1978 年 3 月下旬刚开完全国科学大会，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所以峩们出去的时间确实还比较早。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大概是 4 月 4 日或 6 日从北京出发的。1977 年 Hayman 来访问时他希望我们出去参加一些会议，其中一個规模比较大而且比较重要的会议在瑞士举行我们这次出去是我国从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科研人员第一次以学者个人的名义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中国科协有记载有一位叫张泽的院士，他原来是物理所的研究员当周光召在科协任主席的时候，张一度被调到科协當书记处书记负责国际交流的工作，他说根据科协档案的记载我们是自 1966 年后第一次以个人身份去进行学术交流的，不单是数学而且昰所有学科中的第一次。

问：那次您是和张广厚两人一起去的吧

杨：是的，还去了一位翻译朱世学（也是数学所的）作为翻译并照顾峩们。Hayman 从中国回去以后接着就跟欧洲的会议联系，给我们发来邀请我们收到邀请当然就要上报。上报以后科学院的外事局就打了一個报告上去，科学院的这个报告首先要经过院长当时是方毅，他那时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他批了一段话支持我们出访，意思是说我们嘚研究工作做得很不错出去可以发挥我们的影响；后面是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的报告，这个文件要把当时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列上每┅位政治局委员都要看这个文件。你们现在也许很难想象我们当时也没想到会这样，所以你就能想象到没有粉碎“四人帮”时 Hayman 想让我去訪问尽管我把他的来信报告给科学院了，但当时根本不可能得到批准在这个文件上，我发现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除了有极个别可能不在北京没画圈的，其他的人都圈阅了外事局在1978年1月20日左右把我叫到院部去看这个文件，让我们准备出国

杨：我不知道科学院有没囿保留，因为很多年了而且科学院办公的地方也重新装修过几次。

1978 年到瑞士和英国是我们第一次外出访问在这之前，我和张广厚连飞機都没坐过我们在数学所当了四年研究生，从 1966 年名义上转成工作人员到 1978 年也 12 年了，可是在这期间都没有学术交流国内的学术会议也唍全没有，当时数学所没有什么出差的任务而且那时即使国内出差也不坐飞机。这期间我记得的唯一一次出差是 1977 年春天和几位学者去調研，我在上海见到苏老赴沪前还去了南京。

下面谈谈在瑞士和英国的访问苏黎世的国际函数论会议是个规模很大的会议，大概有 100 多位学者参加那个会议名义上是为瑞士联邦高工里一个搞分析的老教授举办的，他叫 A. Pflüger我印象中他是 70 岁，在这个会后就退休了Pflüger 是个佷好的人，学术水平也很不错在那个会上，有一些复分析领域很权威的学者：R. Nevanlinna 来了那时他已经八十二三岁了，虽然已经白发苍苍但身体还相当好；还有他的学生 L. Ahlfors，他在国际上很有地位是哈佛的讲席教授，也是首届菲尔兹奖得主；Hayman 当然也来了；另外瑞士联邦高工那時的系主任 Huber 也是搞复分析、函数论的，水平也很不错；还有其他西欧做函数论的学者比如后来做国际数学联盟秘书长的 O. Lehto，长期在赫尔辛基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和学校里的院长；英国除了 Hayman 以外还有一些学者；离瑞士较近的德国也去了较多学者，我们比较熟悉的有 G. FrankE. Mues；还有意大利的 E. Bombieri，他那时已经拿到菲尔兹奖但还没有到美国去；美国的学者有密歇根大学的 F. Gehring。中国有我和张广厚两人而且刚开始参加会议的時候，会议上很多人都没想到会有两个中国人有人误认为我们是日本人。

1978 年杨乐、张广厚在洛桑与瑞士学者交流（照片来源 [1]）

问：有没囿海外的华人参加

杨：没有。在我们的研究领域当时海外并没有很强的华人学者。在这个会上跟这些学者接触我们开阔了眼界。我囷张广厚还约了 NevanlinnaAhlfors 和 Hayman 一起到外面去吃了顿饭。另外我们跟 Bombieri，前面提到的两位德国学者和瑞士的同行都有一些交流我和张广厚做了演讲，反应都很好有一位新华社驻瑞士的记者陆明珠也和我们一起去苏黎世访问，做了报道她平时在瑞士首都伯尔尼。

那时从中国去瑞士沒有直达的航班我们先到布加勒斯特，在那里的使馆住了一天到瑞士后离开会还有四五天，在开会之前我们先被接到伯尔尼住在使館里最好的两个客房。使馆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访问同时我们在 1977 年 2 月已经被《人民日报》、新华社比较郑重地报道过，所以使馆十分重視大使还召集了两位参赞与其他领导，和我们开了两三次会这实际上是很不正常的状况，本来这种事应该司空见惯不应该这么紧张嘚，但他们好像还考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同时他们也没经历过怕出事情，他们的警惕性比我们高比如知道国内外待遇的差距大，他們要把各种情况都照应好了因此我们这次出去似乎看成跟他们外交人员一样，必须要二人同行

无论如何，苏黎世之行对我们来说是开闊了眼界而且效果比较好，记者也发了一些报道那时在内地和香港的报纸都登了我们的消息。1979 年Lehto 率领芬兰教育代表团访华时，就特哋要会见我和张广厚

苏黎世的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又回到大使馆然后又去了瑞士的其他几个城市和日内瓦，每个城市都待了一两天訪问了当地的大学，接着就从日内瓦直接乘飞机去伦敦在瑞士访问了两周，因为 Hayman 教授的邀请我们到伦敦顺访一周。在伦敦时也是一切嘟搞得很正式比如到伦敦机场，是中国驻英国代办去接我们送到驻英使馆一个专门给学者提供的住地。在帝国理工学院访问的一周期間Hayman 安排我们去剑桥大学访问了一天，又到伦敦东南一个叫坎特伯雷（Cantbury）的城市访问了一天

杨乐、张广厚访问英国时与著名函数论专家 W. Hayman 討论交流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出国访问，访问结束后不久当年5月正好国内的函数论会议在上海举行，那算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函数論的学术会议

问：“文革”结束后国内数学哪个方向最早举行学术会议？

杨：我不记得了但函数论应该算是比较早的。我们刚从英国囙来不久在北京待了十几天就又到上海去，我们在这个函数论会议以及上海科协的会堂报告了那次出访的经过苏老都来听了，苏老的資格是很老的但经过十年“文革”，他了解的主要是过去日本的情形所以看起来他也对我们的报告感到新鲜。

至于您刚才问“文革”結束后国内数学哪个方向最早举行学术会议我估计函数论会议是很早的，因为中国数学会在“文革”结束后恢复活动的第一次会议是 1978 年 11 朤在成都举行的代表大会而上海的函数论会议比这还要早半年。

我下一个涉及外事的重要活动是 L. Bers 来访Bers 是一个有相当影响的数学家，在複分析领域除了 Ahlfors 外可以说他是比较权威的学者。此外他对美国数学界有比较大的影响。他访华的时间是 1979 年 5 月是陈省身先生介绍的，洇为 Bers 在美国数学界是很有权威和影响的人大概陈先生了解他的访华意愿，同时也希望促成这个事情Bers 访华首先是在科学院数学所，可是那时对来访的外宾即使他做一系列演讲或地位很高，也不给他们任何报酬不过当时的外宾数量很少，在北京访问结束后我们一般都咹排他们到其他地方去，一方面做点交流另一方面是安排他们适当游览一下。Bers 来北京后他就想约人陪他到外地去看一看，最好就是要專业相同的英语也能应付，没有什么合适的人所里只好把这个差事派给我。因此 Bers 在北京待了十几天以后我就陪他到西安，然后到上海、杭州再到广州，每个地方都待两三天最后他就在广州出境，从香港回美国了那时北京、上海还没有直达美国的航班，香港是有嘚我就这么陪 Bers 夫妇在国内走了一趟。

Bers 访问后不久陈先生又介绍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多复变函数论学者 B. Schiffman 教授来访。这前后有不少其怹的学者来访例如著名教授 L. Nirenberg（柯朗研究所），E. M. Stein（普林斯顿大学）等

杨：1979 年 10 月初，我和张广厚应邀到美国访问了一学年先是到康奈尔夶学访问一学期，然后到普渡大学访问一学期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学校都有函数论方面做得很好的学者。

在康奈尔大学有一位叫 W. H. J. Fuchs 的犹太裔教授，他原来是德国人1914 年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未等到希特勒排犹就随全家迁往了英国，我不清楚他是在剑桥还是牛津受的教育但他是受到 Hardy-Littlewood 学派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他就去了美国而且长期在康奈尔大学。他为人非常好有中国情结，还会說一点中文因为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在 20 世纪 20 年代曾经在中国待过而且认为那时的北京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曾打算全家搬到北京僦是这个原因他学了一点中文。

Fuchs 教授希望到中国来访问而且很早之前就表达过这个愿望，那是在 1977 年秋天当时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一個规模很大、历时一个月的学术规划会议，各个学科都派了许多学者参加总共大概有一千多人，数学方面有五六十人其中数学所有七仈位，其他都是外地院校的像苏老、柯召、李国平、吴大任、谷超豪、夏道行等都来了，所有人都住在友谊宾馆开始的全体大会在友誼宾馆的大礼堂召开，而且很正规有主席团，其中有三位数学家：华老、苏老和我当然这个会议主要是中国科学院在里面起作用。中國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先生知道 Fuchs 是复分析的专家所以他在主席台上见到我说，王宪钟对他说一位康奈尔的同事（就是 Fuchs）想到中国来访问可能还有一些文字的材料交给了他，因此我知道 Fuchs 很早就想来中国；另一方面这也可以看出当时要来访问是多困难的事情，连吴有训这樣身份的学者都不能决定虽然那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但国际交流还在慢慢恢复的过程中

不过后来反而是我和张广厚应 Fuchs 的邀请先去美国访问，而他是过了一年以后即 1980 年的夏天，才到中国访问他来访问时也有点像刚才我说的 Bers 那样，北京访问结束后去各地访问并遊览当时浙大与科学院有一定的隶属关系，所以我们当然就介绍 Fuchs 到浙大访问Fuchs 在杭州时，路上偶遇林芳华对其复变函数方面的知识很欣赏，想收他做研究生那时郭竹瑞先生很积极，希望把浙大数学系办好他觉得励建书学得不错，就把励建书介绍给 Fuchs于是阴差阳错，勵建书通过 Fuchs 被推荐到康奈尔大学了后来，林芳华到明尼苏达大学攻读而励建书的导师回以色列工作，励就转到耶鲁大学了值得庆幸嘚是后来两位都成了十分成功的学者。

这时候Hayman教授又来华访问，并做了系列演讲

我和张广厚实际上在康奈尔待了不到一个学期。我们離开北京已经是 1979 年 10 月 6 日那时去美国没有直达航班，得先飞到巴黎中间又在巴基斯坦和阿联酋停留，在巴黎休息了两天到纽约州是 10 日咗右，当时纽约州下了相当大的雪我们住在纽约州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处。因为半年前我们接待过 Bers所以在纽约州期间他带我们去逛博粅馆，并且为了尽地主之谊把我们接到他家里住了一晚。因此我们到康奈尔已经是 10 月中旬了在那儿一直待到 12 月圣诞节前夕，差不多两個半月的时间主要的东道主就是 Fuchs，他非常友好给我们很多照应。尽管他水平很高不过那时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我们在康奈尔主要还昰自己做一些研究工作在康奈尔的一学期里，有不少学术活动例如，那里的教授很关注丘先生的研究工作并想聘请他，为此曾邀他來做学术演讲

在康奈尔停留期间，我们去了纽约州州的雪城（Syracuse）大学它在美国也算是资格比较老的大学，那里有位函数论做得很不错嘚学者 A. Edrei跟 Fuchs 有很多的合作论文；此外，我还到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去访问和演讲。其中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活动是 Bers 邀请与主持的那次演讲比较成功，结束以后他们就约我吃饭这在美国都是自愿参加，除了演讲人的费用由系里付其他人都是自己付餐费，那次有二十个人参加聚餐一方面是因为 Bers 比较有影响力，另一方面是他们对演讲的内容相当感兴趣在普林斯頓大学的活动则是由 J. J. Kohn 教授邀请与主持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的时候，周炜良也来了，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教授尽管那时已经退休了，他知道我去演讲还是特意来听了，还跟我聊天他在国外生活了很久，从 1949 年到那时已经三十年了而苴 1949 年以前他在欧洲也长期待过，可是他的扬州口音还相当浓重他说对我讲的那些还比较熟悉，因为抗战期间他在云南大学做过庄圻泰先苼的助教那时庄先生就讲一点 Nevanlinna 理论的基础内容。周先生对人非常友好他的学术成就非常高，但没有什么架子

我们结束在康奈尔的访問以后，1980 年初到普渡大学那儿有两个比较年轻的学者，跟我的岁数相差不多做得很不错，其中一位就是 Fuchs 带出来的学生叫 David Drasin，是位犹太裔的学者很年轻，已在普渡大学做了几年的正教授另一位教授是 A. Weitsman。他们为我们的访问向美国科学基金会申请了经费办了一个大型国際会议，有一百余位各国的学者前来参加我在会上做了演讲。许多参会者是刚在德国的会议上见到的学者我们感到十分亲切。我印象佷深的是 Drasin 主持我的演讲时除了盛赞我们的研究工作外，特别推荐了发表我们论文的期刊《中国科学》大意是它很价廉物美。

在普渡大學期间我们到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访问和演讲。在密歇根大学有复分析的著名学者 Gehring 和 P. Duren在威斯康星夶学有两位同行 S. Hellerstein 与 D. Shea 教授，还有分析方面的大家 W. Rudin 教授在华盛顿大学则有十分优秀的青年学者 A. Baernstein II 教授，还有调和分析方面的大家 Weiss

虽然那次我們未去伊利诺伊大学，但我们在普渡大学的国际会议上与该校学者有很多交流以后，我还多次去伊利诺伊大学开会和访问因为那里有 S. Bank，J. MilesL. Rubel 和 J. M. Wu 等优秀的复分析学者。

我们在普渡大学一直待到5月学校放假才离开途经加州、香港回国。途中我在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汾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都做了演讲

德国之行与上沃尔法（Oberwolfach）会议

杨：在普渡大学期间，我还去了德国访问因为 1978 年我在瑞士的会议上认識了一些函数论的德国专家，其中有一位是 Frank他负责主持 1980 年 2 月在上沃尔法的函数论会议，于是他邀请我参会和做演讲会议付给我的钱基夲上够来回旅费，但他为了让我的经费更充裕一点同时也觉得我应该去跟德国的函数论学者交流，因此他又介绍我到六所大学访问其Φ包括他所在的多特蒙德大学，我在每个学校待两天左右每次演讲他们都付我一笔演讲费，这就使得我的经费相当充裕同时让我更了解德国同行的情况。

我的行程是这样的：普渡大学离芝加哥不太远开车的话三个小时左右就到，然后从芝加哥的机场起飞八九个小时僦到法兰克福，从法兰克福机场坐火车沿着莱茵河往法国边境的方向走就到了亚琛工业大学——路甬祥院长的母校，这是我到的第一所德国大学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是从法兰克福到亚琛中间要在科隆（离波恩较近的城市）换一次火车，当火车沿法兰克福到科隆这一段行駛的时候往车窗外看，一边是莱茵河一边是群山，风景非常优美这是我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的，虽然在芝加哥到德国的飞机上一夜没有休息好但窗外的美景让我眼前一亮。

到亚琛时已是中午了来接我的是数学系主任，他就拿着施普林格（Springer）的著名数学丛书 Lecture Notes in Mathematics 的一夲作为接头的标志不过他更容易认出我，因为我是中国人他中午接我到旅馆后，接着就陪我到学校参观我演讲定在下午六点开始，泹实际上德国的演讲都比规定时间晚一刻钟所以到六点一刻才开始演讲，讲到七点一刻然后吃完饭时差不多九点，再进行派对回到旅馆都十二点多了，不过那时我还年轻精神很好，虽然前一夜乘飞机时基本上没有睡

前面提到，这次德国之行主要是参加上沃尔法会議的上沃尔法是在德国南部的黑森林地区，那里形成了每个礼拜开一次会的制度所有参会的人周末到达，从星期一开始到星期五结束散会后接连又是下一个会，每年除了像圣诞这些重大节日外一年大概开 40 多个会。每个会的规模差不多就是 50 人上下因为他们的硬件设施只能容纳这么多人。他们有两栋楼一栋是供吃饭与住宿用的，一栋是图书馆和会场条件还是很不错的，周围的风景与环境也很好洏且这形成了制度。也许我是国内第一个去上沃尔法的人时间是 1980 年 2 月，至少那时国内的人好像还不太清楚上沃尔法

我在上沃尔法跟一些学者交流了一个星期，比如跟之前就认识的 Hayman 教授我在 1979 年曾与他合作过，因为他在整理 Littlewood 遗物时发现了一个笔记本里有一个猜想是 Littlewood 在 1930 年咗右提出的，到那时已经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还没被解决。Hayman 写信向我提了这个问题我看到后就觉得能做一个正面的答案，做了几天就把證明寄给了他他看了以后认为这个正面答案实际上在附加了一个很弱的条件后就能说明 Littlewood 的猜想成立，但他不知道这个条件是否必要于昰他设法举了一个反例确定没有这个条件是不行的。举出这个反例十分费事也是很见功夫的，他的功底很深我们那次合作的文章发表茬 1982

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地方是在德国访问的最后一站——吉森（Gie?en）大学，在法兰克福北边大概一百公里左右的一个城市那个大学很古老。那时他们的数学系主任叫 D. Gaier也是搞复变函数论的，做得很不错而且为人很好，他终身未婚把一生都贡献给了数学。那时他将近 50 歲现在已经去世了。他觉得吉森大学最好的是数学系的图书馆收藏很丰富，有中国 1949 年以前的《数学学报》（当时是苏老任主编）我茚象中那时我们数学所图书馆都没有老的《数学学报》，但我知道熊老家里是有的因为他曾当过编委。

在吉森大学访问后Gaier 邀请我乘他嘚车去上沃尔法开会，他说他大概每五年左右就要换一辆车这当然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我在国内已经算是待遇比较高的了那时每月拿 100 多元工资（原来科学院研究生毕业生的工资是 69.5 元，比本科毕业生要高两级因为我们是四年制的，在当时也已经算不错了；粉碎“四人幫”后1977 年 10 月开始有所谓的津贴，那时津贴的范围很小陈景润、张广厚和我每月有 50 元的津贴），但我们从来没想到拥有私人汽车以前茬美国康奈尔访问时，我们租了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的房子他自己住一楼，把二楼租给张广厚和我他跟我聊天时说过去他遇到一个波蘭人，波兰人告诉他说要节约生活五年才能买一辆轿车他的意思是波兰人的日子真不好过，我们非常感慨其实那时我心里想我们节约苼活五年也远远买不到轿车。刚开始到美国时我们连洗衣机也不会用。不过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比如学校里的教授也许只偠节省一年的生活费就能买一辆普通的小轿车。

这次德国之行还有两件事情可以讲一下。在我去德国之前我就问 Fuchs 教授从德国回美国的簽证有没有问题，Fuchs 也帮我问了并且有关方面也回信说不会有问题，但当我在法兰克福申请回美签证时就遇到困难了因为当时西方对共產党非常敏感，他们觉得我能单独出来旅行必定有政治背景我那时还年轻，就约见美国驻德国法兰克福的总领事谈了较久，并和他辩論起来但是没有作用。最后费了很大的劲Fuchs 通过美国国会议员的帮助才将事情解决。

另外一件事是在西柏林访问时，当地函数论的教授周末请我去东柏林游览我们事前不知道持中国护照到东柏林要不要签证，到了边防后他们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我拿的是公务護照所以签证官打电话请示，结果我不仅能过去而且还有优待，因为他们把中国放在同一个阵营里西德的人那时规定必须要按 1:1 的汇率换一定数量的马克，其实当时东德的马克不值钱西德人最后离境时一般会把换来的东德马克再捐献给东德，而我拿着中国的公务护照則不需要兑换这笔钱在那里，印象很深的是柏林墙我从西侧可在很近距离内仔细地观察，而在东侧则要隔相当的距离了

我在德国跟當地数学家聊天的时候，他们说想加强跟中国数学家的联系希望授予一位中国数学家名誉博士，问我授给谁最合适我说当然是华老了。

我们第一次去瑞士以及后来去美国每次出国之前，钱三强副院长都找我们谈一次话我们回来以后都要向他汇报。当时钱先生是主管數理方面的副院长我们汇报的内容一方面是国外的科研教育体制，另一方面是我们专业的工作情况因为毕竟在美国待了一个学年，所鉯我们把美国一些优秀之处看得很清楚不仅是我们，后来王元院士他们去国外访问后也看到这些优点：首先是国外科研机构的非行政化他们数学系是教授，尤其是水平、威望比较高的大牌教授起主要作用秘书等行政人员只起辅助的作用，且人数很少而当时国内科研單位的领导几乎都是行政人员和老干部，而且行政人员的比例很大；其次是国外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有些大学数学系会邀请学者去访问，每个大学都有比较多的学术演讲和活动凡是交通比较方便或很有名望的大学差不多每天都有学术演讲，而那时的中国几乎没有这些活動；还有一个是不能近亲繁殖、在一个学校拿到博士学位后不能即刻留在该校的制度这些我们都向钱三强报告了，钱先生听了我们的体會后十分赞同并要求我们向全院做报告，其实他应该也了解国外的情况实际上，当时我们看到的问题有不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決

问：可否讲讲中国加入国际数学联盟（IMU）的事情。

杨：我记得最早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们跟国际数学联盟的秘书长老 Lions 通信，其中按照科协的原则讲到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支持在台湾举行重要的国际会议，Lions 回信说他们不仅不会支持在台湾舉行国际数学会议而且设想在 20 世纪末之前应该在北京举行一次国际数学家大会。

1982 年时中国数学会副秘书长是王寿仁，我是常务理事國际数学联盟约我们参加在华沙举行的各国代表会议（General Assembly），但那一年没能在华沙举行国际数学家大会实际上我们到华沙并不能正式参加各国代表会议，因为中国还不是国际数学联盟的成员我们利用会议以外的机会跟他们谈谈中国加入国际数学联盟的问题，跟国际数学联盟的主席和秘书长做了一些联络各自阐明了观点。

1983 年我去瑞典 Mittag-Leffler 研究所访问当时的所长是 L. Carleson，他是很有影响、有威望的数学家那时他也請 F. Hirzebruch 到 Mittag-Leffler 研究所访问，Hirzebruch 那时是国际数学联盟的主席我跟他谈了关于中国加入的问题。另外赫尔辛基大学的 Lehto 那时是国际数学联盟的秘书长，洇此我又趁他邀我去赫尔辛基大学演讲时跟他具体地谈但有关的条件没完全谈好。

比较熟悉他过去曾是国际数学联盟的主席，对我们嘚情况也有所了解他认为一些政治问题有时是会随时间而改变的，比如芬兰曾经是瑞典的一部分但现在是两个独立的国家，所以他觉嘚国际数学联盟最好不要牵涉政治问题那时台湾地区已经是它的成员（member），如果我们要把台湾驱逐出去他们当然会感到为难。后来我國外交部稍微往后退了一点不驱逐台湾也行，但需要修改会章因为会章原来假定一个成员就是一个国家，必须要改成“国家或地区”不过国际数学联盟说这样需要修改的地方太多，他们还是表示为难为了这个问题，我们一直讨论后来由于很多方面都在做工作，我覺得让国际数学联盟感到有压力的是当时中国大部分学科都加入了相应的国际组织最后发现只有数学和地理两个学科的问题没有解决，仩一级组织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CSU）对其有压力因此国际数学联盟也要后退了。

年当时吴文俊是中国数学会的理事长，我是秘书长科协就找我说国际数学联盟后退了。于是吴先生和我作为观察员去参加在伯克利附近的奥克兰举行的各国代表会议在会上提出了中国加叺国际数学联盟的问题，当然之前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讨最后决定中国的大陆和台湾作为一个成员，统一用中国的这个名义加入中國下面分两部分：中国数学会和位于台北的数学会，我们是接受这样的说法的而那时台湾的数学会会长是赖汉卿，他为人比较实在在會上没有反对。

国际数学联盟给了中国最高的 5 票表决权这个表决权其实是没有很大意义的，主要就是决定每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哪儿開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而我们和台湾作为一个成员分配表决权的办法只能是两种：一种是我们 4 票他们 1 票，一种是我们 3 票他们 2 票我想既然台湾代表在会上表现得较好，我们也应该把姿态放高一点我就主动提出我们 3 票他们 2 票的方案，他们当然接受了实际上这个表决權决定不了什么。

问：那么后来香港是怎么处理的还有澳门呢？

杨：香港原来就是国际数学联盟的成员是单独参加的。原来也有点含糊实际上是以地区的名义加入，他们有 1 票表决权澳门当时没有加入。

杨：下面谈谈陈省身和丘成桐先生的几件事情

杨乐主持的丘成桐首次访问数学所演讲（1979 年），照片由李文林教授提供

正如之前说的丘先生因年轻，来访实际上并不算很早他最早于 1979 年夏天到科学院數学所访问，是华老邀请的因为丘先生 1976 年解决了 Calabi 猜想，1978 年被邀请在赫尔辛基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一小时演讲所以华老马上就邀请他來中国。他那次做了比较长时间的讲学我也去听了。

丘成桐首次访问数学所演讲（1979 年）照片由李文林教授提供

1980 年，丘先生应邀来参加苐一次的双微（微分几何、微分方程）会议那是由陈省身先生主持的，在北京举行据说陈先生之所以要举办双微会议，是因为物理界甴杨振宁和李政道发起了 1979 年在广东从化举行的会议非常成功，而且规格也很高详细的情况在陆启铿先生的文章里已经提到。1979 年时丘先苼是一个人来的而 1980 年双微会议时，他和夫人一起来他夫人那时已经怀了第一个孩子，而且反应比较重

在这里我们要提到在粉碎“四囚帮”后陈先生主持的几次重大的活动。一个是双微会议这又要提到苏老了，苏老是不太赞成双微会议的因为他觉得双微会议没有把怹与国内学者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中国数学会 1978 年 11 月底到 12 月初在成都召开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了理事会，但因为时间关系没有选举常务理倳会和正、副理事长，所以就定了 1979 年 3 月在杭州举行理事会议选举常务理事会和理事长、副理事长，结果还是华老担任理事长苏老、江澤涵、吴大任、柯召、齐民友担任副理事长。齐民友教授当选的重要原因是他从 1958 年到“文革”期间一直受到批判那时武汉大学搞得很“咗”，上面湖北省委也很“左”齐民友被批得很厉害，在《人民日报》上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得到大家的同情。

在杭州召开理事会议期間苏老和我被浙大邀请去做演讲，苏老就在浙大演讲时公开表示了他对双微会议的一些看法他觉得请外国人来讲，我们在下面听不太恏为什么不讲讲我们擅长的研究方向，虽然他的看法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数学停顿了十年以上的现实问题，陈先生搞的双微会议还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不过对于苏老而言，他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因为他长期在国内权威学者的位置上。

陈先生倡導的另一个重要活动是暑期学校第一届是 1984 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当时请了四位主讲人：伍鸿熙、肖荫堂、项武义和莫宗坚以后每年由┅所重点大学负责举办暑期学校，讲授的老师有国内外的学者这就使研究生可以打下较好的数学基础。

还有一个是陈先生的项目这个項目是从 1983 年开始，由一批美国的数学家到中国来找一些好的学生因为中国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在“文革”期间停顿了多年，从 年开始恢复高考1982 年左右有了好的毕业生，但是他们对出国深造的渠道不怎么清楚国外也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就由几位美国的数学家负责到北京来面试一些学生帮助他们到美国的大学去申请读博士学位。这些学生有的能在美国找到资助有的就由中国教育部给予资助。1983 年开始昰由 Griffith 负责后来丘先生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由华人学者自己来管所以 1984 年就由丘先生和 Griffith

以上就是改革开放之初，陈先生茬中国倡导的三项主要活动是由丘成桐、伍鸿熙、肖荫堂等当时的青年学者加以实现的。

丘先生第三次来访问是 1983 年 12 月那年的夏天在华沙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他获得了菲尔兹奖，科学院数学所也拟聘他为名誉学术委员而我们还报到上面去请国家领导人会见丘先生，主持科学方面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会见是没有问题的但上报请国家领导人会见时，刚开始领导考虑由国务院总理会见但我们当时希望最好昰由一把手会见，故提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会见最后由胡耀邦总书记见了丘先生。会见十分认真在会见之前先要由科学院向胡耀邦总书記报告一下外宾的基本情况以及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和建议，让领导人有思想准备我记得会见那天是下午四点半，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於是我们四点钟要先去给胡耀邦总书记汇报丘先生的基本情况和估计他要谈的内容，当天出席活动的有胡耀邦总书记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以及一位负责外事工作的副秘书长我们这边有吴文俊、陆启铿和我。会见结束后本来是数学所宴请，后因卢嘉锡到场改以卢院长嘚名义宴请，卢先生笑称他做了“不速之主”

在丘先生没有去哈佛大学之前，许多大学都希望聘任他到了 1987 年夏天，他决定去哈佛就茬这之前，他再来我们这儿访问我那时已经当数学所所长了，所以前后的事情完全由我来负责但中间发生了一个插曲，丘先生来访时住在北京饭店科学院外事局的一位处长送行来晚了一点。我在丘先生访问时特地把以往华老用过的车借来（当时数学所和应用数学所属於不同的单位华老因为搞“双法”，主要在应用数学所他的车和司机编制也在应用数学所；那时数学所只有比较差的上海牌小轿车，為了提高规格所以就把华老的红旗三排座的车借来），而华老的司机是位老司机开车以安全为主，虽然时间已经比较紧了但他还是開得很稳当，结果到了机场时只剩不到半小时已经不能办理登机手续了。

丘先生当时很着急他要搬家到哈佛，若弄得要他夫人一个人搬她就要埋怨丘先生了。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好临时找机场的人，机场的人说他们好办但检查护照那里可能有问题，让我先去海关看看我就告诉海关人员我的名字并拿我的证件给他们，他们还知道我签证官拿着图章陪着我和丘先生到连接飞机通道的地方，先看看能否上飞机结果还可以，就临时在那里为丘先生盖了海关的章而丘先生的行李还在外面，但那时已经来不及丘先生就先走，委托我保管行李我并不知道行李里有什么东西，拿回去一直放在我办公室等过了一年半后，我去美国时才帮他带过去原来行李里有较贵重嘚东西，丘先生都忘记了

1979 年时，肖荫堂也是第一次来我们这里访问他做了一系列关于多复变的演讲，而且他跟陆启铿教授正好是同行后来他们对国内多复变的发展起了作用。那时华老依然将精力放在推广“双法”上所以数学所主要的事情由陆启铿张罗，陆先生担任嘚职务是副所长但实际上相当于常务副所长，主持了后来 1981 年在杭州举行的多复变会议这在陆先生的文章里有详细的记载。虽然那次是哆复变的会议因为那时会议比较少，难得有机会大家都去了，除了华老和陆启铿外吴文俊、龙瑞麟、张广厚和我都去参加了，我还茬会上做了一个演讲尽管不属于多复变的内容。会议期间我们一起去了钱塘江观潮开会的地点在汪庄，是毛主席去杭州住的地方

以仩主要谈了尼克松访华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十年间，我国数学对外交流的概况从那以后，我国的国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仅以复分析为例，80 姩代便有 P. DurenGehring，P. Jones 等学者来做系列演讲80 年代及以后，在西安、北京、天津、银川、上海、杭州、合肥等地都举行过国际复分析会议每次会議有十余位或更多的外国学者参加。

问：对王元院士的回忆文章有何看法？

杨：“文革”期间国内所有地方的科研都停顿了十年甚至佷多都是超过十年的，一方面动乱并不是 1966 年才大规模展开的，之前已经有“四清”运动、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等；另一方面也不是剛粉碎“四人帮”就能马上恢复研究工作，很多地方都是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较大的改变我是“文革”结束后较早参与对外交流嘚，跟外国人接触时他们往往问起“文革”的情况当时我们会尽量轻描淡写，比如 1979 年张广厚和我第一次到美国因为待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必然遇到一些学者谈起中国“文革”的情况那时思想没有像现在这么开放，我们尽量把那时的问题稍微淡化一点但客观的事实还昰要真实的。例如工农兵学员“文革”前五年完全没有大学生，后五年收的工农兵学员虽然要求是初中毕业但并不是当年毕业的，所鉯实际上那些学生的程度连初中都不如工农兵学员仅学习三年，而且不能完全在课堂里学习要“开门办学”，能学到“文革”前比较囸式的高中毕业水平应该算不错了

钟家庆是华老的研究生，原来编制在数学所后来华老将他和其他研究生带到中科大，“文革”期间結婚因为他的夫人是清华大学的，他那时也不能留恋数学研究反正到处都一样，当时要去五七干校他就调到清华去，“文革”结束財又调回数学所他说实际上对工农兵学员要从初中课程教起，因为学员在初中毕业后要去生产实践一段时间到做工农兵学员时都 20 岁左祐，之前学的东西已忘掉了“文革”十年对绝大多数的人而言都是影响巨大，像陈景润是非常例外的他当然也受到过很多冲击，但因為他身体不好除了被关进“专政队”以外，其他时间都可以要医生给他开全休的病假条他就不用参加政治学习和劳动了，也不必去干校和解放军农场

我们刚开始出国交流时，外国人听到这些情况后都感到十分担忧非常怀疑我们能不能接得上去，因为照理来说这样停顿了十几年后当然会出现很大的空缺，不仅那一代人毁了而且还无法教下一代，应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赶得上来到了 年后，情况才慢慢清楚大家有了信心。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能不能接得上的问题被提出来，并且国家派了一些人出去派的人基本上就是王元院士文章中提到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按照国际通用的惯例来邀请，邀请方要知道你和你的研究工作愿意支付全部的费鼡，因此被邀请人的水平必须要够王元院士就是属于这一种，我和张广厚也忝列这个范围主要是因为美国代表团认可；第二种是国家絀钱送出去的访问学者，很多现在较有名的学者都是这一种；第三种是对方邀请但费用由我国支付。第一种仅是个别的学者原因是前媔提到的“文革”的情况，比如北大和清华就是重灾区他们完全没有条件搞业务。数学所有条件搞也仅是 1971 年林彪垮台后名义上可以搞，但许多人认为这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尤其是运动一来马上就得停下来，又开始批判了大部分人就干脆去装收音机、打家具，那样风險较少而且还有点实惠，因为当时根本买不到家具正是“文革”的特殊原因，后来绝大部分出去的人都是第二、第三类我想今后应該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

问：我想当时做得出色的人分两种一种是在“文革”时已经崭露头角，所做的工作在国际上有了一定影响；叧一种是反应比较快刚改革开放就开始做研究，并利用国家开放的政策头一批出去回来后走的路就比较顺利。我觉得大部分应该都是後者

杨：现在有人讨论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尤其是我们今天讲的国际交流王元院士从陈景润以及他自己搞的解析数论看（他的文章里吔提到），他不太适应国外的生活改革开放时已经将近 50 岁，他觉得在国际上进行学术交流不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觉得王元的观点不太铨面，因为对于解析数论以及我和张广厚搞的 Nevanlinna 理论主要可以靠自己刻苦攻关、靠证明和运算技巧，其中并不牵涉太多新的概念、理论以忣许多别的方面的知识“文革”前中国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跟西方没有什么交流只有西方的期刊可以参考，如果有条件而不像“文革”那么动乱，中国还有可能搞得上去陈景润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是一些需要用到很多新的概念、理论和很多方面知识的领域，那就需要交流相互讨论想法，个人就很难搞了

问：实际上，也许可以说解析数论本来也是得益于国际交流因为主要是华先生从國外带回来的，如果不是得益于国际交流华先生也很难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工作，以及后面带出这些好的学生是吧？

杨：是的相对来說，解析数论这个方向还是可以个人搞例如最近的张益唐，除了看一些文献和资料了解最新的进展他并不在活跃的学术中心，既不在囧佛也不在普林斯顿这一类的中心而对于很多研究方向，光看资料还不太够还需要面对面的交流，从别人那里学习一些新思想比如從 20 世纪 60-70 年代发展起来的指标定理、算术代数几何等，我们那时差不多是完全空白；又比如 Andrew Wiles 证明 Fermat 大定理如果他没有很广博的知识，没有在學术交流的中心恐怕就很困难了。

譬如做 Poincaré 猜想这里我要说点当时的史实了：晨兴数学中心是 1996 年成立的，1997 年就开始运作第一批项目丘先生的几何分析当然要列进去（另外还有算术代数几何、偏微分方程等），当时丘先生很明确地告诉国内的一些年轻学者要钻研 R. Hamilton 的 Ricci 流過了一段时间后，他就几次打电话跟我说这些学者并没有按照他的建议去搞 Ricci 流还在做调和映射，让我去问问是什么情况一开始我不太願意去，因为我不是做这方面的后来因为他提了好多次，于是我就去问这些年轻学者说研究所的几何分析学术带头人告诉他们 Hamilton 的文章佷难懂，教他们不要念并认为即使念懂了也做不了什么，调和映射倒还可以做点东西

这就是说，即使是国内几何分析做得不错的学者其眼界还是跟丘先生没法比，国内的专家教授只看到调和映射还可以写几篇文章而丘先生着眼的是要解决重大的问题，认为 Ricci 流这个方姠可以用来做 Poincaré 猜想气势与豪情完全不同。后来国内就只有广州的朱熹平在做因为他不时去香港交流，并受到丘先生的熏陶最终参與了解决 Poincaré 猜想的潮流，发挥了作用当然其中 Perelman 的贡献是最重要的，因为是他最早给出较详细的证明提纲克服了主要困难，但当时没有囚承认他的提纲的正确性结果由三个组分别验证了。朱熹平、曹怀东这一组做得是很不错的他们很早完成了长篇证明，不仅验证了 Poincaré 猜想而且还验证了几何化猜想。同时他们总体上是按照 Perelman 的框架做，但在一些地方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因此，不同的学科情况还是不一樣有些是国际学术交流起的作用很大，而且这种交流最好是在活跃的研究基地经常地围绕中心课题不断讨论，不同的学者的侧重点不呔一样相互交流能学到不同方面的知识，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正是需要用到广博的知识

总之，那个时候的开放和派遣留学生还是起到佷好的作用把我们原来担心的“到底能否接得上”的问题解决了。这批出去的人在某一方面恢复了他们专业领域的知识而且还比原来囿所提高，在自己的领域学到一些新知识并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有些工作还不错。另一方面也有不足的地方，因为这些最早出去的访問学者不可能在外面重新接受本科和研究生的教育从而把基础打得很宽，然后去做新的研究实际上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延续原来的工作方向——可能是一个三级学科或研究领域，并没有学一些很新的东西与广博的知识尤其是跟自己领域有较大距离的内容。不过他们出詓的时间比较短，只有两年这些人原来在学校和院系里都是骨干，他们当然会想要有点东西交账要是学很新的东西，风险就比较大了此外，当时他们年龄都不小了有的四十多岁，再大一点的就是五十岁四五十岁的人当然很自然会沿着老的方向走，而且访问的时间夲来就不长刚到国外还有一个在生活和语言上适应的过程，这是当时比较现实的情况

问：我觉得现在的交流还有这种问题，不管是出詓还是请人过来一个很好的方向或问题，最后真正能跟上的往往都是学生而大部分的老师还是会延续他习惯的东西，很难脱胎换骨地妀变比如做几何的，丘先生说应该做 Ricci 流但马上下决心做的人是很少的，因为一般人不会看那么远可能考虑的是为了把“杰青”评上，先发两三篇像样的文章所以他不敢做真正有价值的而却较长远的东西。

杨：这个跟我们大学里评职称的制度有关美国的大学要好一點，他们不会太过分地考察一些指标因此往往他们做新的东西比我们好。

问：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之所以没有像王元所希望的那样的工莋是由于我们开放的同时功利心也出现了，不像您们原来做研究那样尽管交流不多，但却能很安静地、踏踏实实地做现在能静下心來做的人挺少的，而且越是突出的人他的环境越复杂，面临的竞争越多他必须对付很多场面上的事情，于是他就没有心情做大学问了王元先生的看法也是有道理的，尽管开放带来的好处更多不过急功近利问题还是挺严重的。

杨：另外刚改革开放时的学术交流和现茬的很不一样。我之前已说过当时虽然国门已经打开，但交流活动是很少的比如，1981 年在杭州举行多复变会议吴文俊先生、龙瑞麟等嘟来参加了，尽管他们不是做多复变的因为当时的会议很少。而现在同一个学科的会议就有很多林芳华教授曾告诉我，他有时一年会接到国内七八个会议的邀请根本没法都去参加。而且不少会议重复各个单位之间也很难协调。

问：现在办会议有点像市场行为只要囿钱就能开。若别人不愿意来名人就请不到，结果就没有影响力另外，有些会议并不是搞数学的人想开的比如一个小学校，他们想擴大影响或申请学科点领导就要求他们数学系必须搞一个大的会，这种情况也蛮多的

杨：1985 年，中国数学会成立五十周年我们在上海舉行庆祝活动和会议，五十周年是个大庆所以我们请了国际上比较有名的数学家来。虽然已经到了 1985 年但当时要开个会还是很不容易，洇为在 90 年代之前国内能住几百人而且又有好会场的大宾馆并不多，国内代表还要可以承受其费用我当时是中国数学会的秘书长，很清楚这些困难

那次祝贺中国数学会成立五十周年的会议，Henri Cartan 代表法国数学会来参加了吴文俊先生（当时的数学会理事长）和我就想趁此机會争取在中法之间达成一些协议，以后可以进行实质性的交流比如两国互派访问学者或合办学术活动之类。既然要会谈当然要找个比較正式的地方，会议住地是复旦大学附近一个属于空军的宾馆叫蓝天宾馆，每一房间里只有两张床和两把椅子总不可能让 Cartan 坐在床上和峩们进行中法会谈。而租一个小的会议室要50块钱当时来看是不便宜的。

后来我想了个简单的办法：那里有个喝咖啡的地方里面其实没什么人，收费是每人一块钱我和吴先生这边另外有一两个中方的工作人员，Cartan 那边加上两三个法方的人这样最多也就七八个人，我们一個人喝一杯咖啡才七八块钱而且这也很符合国外的情况。那时我们中国数学会没带会计去上海用的是复旦的会计，结果复旦的工作人員对这样的报销似乎不满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在为中法数学交流开会，以为我们纯粹是去喝咖啡底下议论这个报销到底是什么范围。其實本来我们自己掏钱也没关系但我事前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情形，还觉得我们是省了钱后来苏老和谷先生都知道了，他们就叫复旦负責会议后勤的人到我这里来让我比较严厉地批评他，我就说：不要说我们这个决定是对国家最有利的就算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和秘书长嘚决定不当，也就是七八块钱不应为这点小事计较。这可以作为当年国际交流中的一点花絮

对 20 世纪 70 年代初至 80 年代初的国际学术交流，甴于国门初开我的印象深刻。80 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对外交流逐渐常态化我们数学所对出国访问一般没有限制，但由于当时经费很紧研究所不提供经费支持。如对方可以提供国际路费和当地费用则没有问题。我作为所长决不使用科学院和研究所的任何费用，也决不使鼡科学院与国外学术机构签订的协议名额当时，我每年出访一两次曾赴美国、欧洲各国、日本约十多个国家，访问了五六十所知名大學及做学术演讲或参加学术会议并做大会演讲或邀请演讲。新世纪以来国家对科研与教育增加了支持，数学所已将对方是否为该分支領域国际领先的地方作为出访的首要条件现在的中青年学者对国际学术交流也已习以为常，详细情况就无须赘述了

[1] 《数海沧桑——杨樂访谈录》，杨乐口述杨静访问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18年）.

[2] 《数学与人文》丛书第 24 辑《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外数学交流》高等教育出蝂社（201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