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都有一种感觉：钱越来越不值钱了，100元的钞票进超市，买不了几样东西就没了。30年前油条5分钱一根，现在2元，上涨40倍；30年前一斤大米0.12元/斤，现在一般米的价格都在3元，也有25倍；如果从1998年住房货币化开始算起，18年时间，全国平均房价上涨了15倍左右，近乎疯狂。
如果30年前你有1万元，面条按2毛/碗计算，你可以买5万碗面条；如果你把1万存到现在，采取五年定期储蓄不断滚动定存，满打满算，30年连本带利能收回10万，面条按6元/碗计算，你大概能买到1.66万碗面条。30年的时间，你的钱已经少了3.34万碗面条，这些面条被谁偷走了？
马克思说：“通货膨胀是对内的掠夺，战争则是对外的掠夺”；货币主义之父弥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货币量比产量增加得更快造成的。货币量的作用为主，产量的作用为辅。”“通货膨胀”是政府向全民征收的一种隐蔽性税收，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超过经济实际需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水平全面而持续的上涨，和货币的发行量紧密相关。
根据弗里德曼著名的货币量公式： MV=PT（M是货币供应量，V是货币的流通速度，P是物价水平也就是通货膨胀的量度，T是总交换量也就是该经济体内的总产出），储户损失的3.34万碗面条，是被央行大规模的货币发行给稀释了。
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考虑物品的流通速度和货币的流动速度，假定市场上总共有1万斤大米，央妈当年发行总货币是1万元，那么每斤大米的价格就是1元；如果央妈觉得政府财政亏空，众多儿子缺钱，印了10万元钞票，那么相应每斤大米的价格就是10元。大米从1元涨到10元，就是老百姓感受到的真实的通货膨胀。
那么我们央妈的印钞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1979年底，广义的人民币供应量（M2）为1555亿元，从1984年到1990年，人民币钞票供应量增长开始驶入快车道，此后几乎每年的M2增速都在20%以上，尤其是1984年和1986年，M2甚至达到了39%和31%这样的惊人增幅。
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潮——通货膨胀最终变成了抢购行动，见什么买什么，有人一下子就买几百公斤的食盐，商店里只要有东西，基本上都被抢购一空。90年代朱相的宏观调控，采取货币、财政和行政等手段，完成了经济软着陆，保持了物价的平稳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入世后，中国经济发展强劲，M2常年以两位数高速增长，2006年M2达到了创纪录的30万亿，2016年达到141万亿，10年时间增长了5倍；与1979年相比，37年时间增长了近1000倍。
近日媒体惊呼，就钞票发行增量而言，中国半年可以印出一个俄罗斯，一年就印出来1个法国的GDP，2年印出来“英国+法国”的GDP，4年就可以印出来欧元区的GDP，8年时间（到2023年）可以把除美国和中国之外其他经济规模前12名的所有国家GDP给印出来……
这么逆天的货币发行节奏，到2020年，中国的M2总量将会达到220万亿元，而我们的外汇储备只有3.2万亿美元，让人怎么不担心人民币的汇率大幅问题？怎么能不担心恶性通胀洗劫钱袋子的问题？
凯恩斯说，用通货膨胀的办法进行财富转移，妙就妙在“一百万人中间，也未必能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根据历史的经验，不管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通缩，不管是经济景气还是经济萧条，只要你持有货币，就面临着贬值，这个结论未免太残酷，但现实就是如此。
通胀是一种粗暴的财富转移，通胀使社会财富转移到富人阶层，因为富人一般是负债投资，使用杠杆，钱生钱速度更快；那么，穷人是否也可以使用杠杆？不能，因为这是有门槛的，要有一定经济基础和有抵押物。中产阶级可贷款买房，这是唯一使用杠杆的地方，其他方面要从获得银行低息贷款似乎也不太可能。而穷人习惯储蓄，厌恶风险。在通货膨胀过程中，负债者受益，储蓄户受损。
为了安全感，老百姓拼命存钱，以备不时之需，实际上财富在流失却浑然不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计算一下，现在的100万元，10年后究竟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20年后呢？结果会让我们有真正的危机感。
1980年到今天，3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年均增长率约为22.45%，中国真实的年通货膨胀率约在11.9%。如果按照这个数据计算，我们大致可以算出两种模式下现在的100万元，10年后和20年后分别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如果按货币供应量计算，分别为13.19万和1.74万。如果按通货膨胀率计算，分别为32.45万和10.43万。
这是在“政治基本保持稳定、经济相对平稳过渡”前提条件下，如果出现政治动荡、经济危机，情况更差。一战后的德国，上午发的工资必须马上用掉，否则，下午就可能成为废纸。苏联解体前，卢布兑美元维持在1:0.9的水平，100万美元富翁就是100万卢布富翁，到了苏联解体后的日，卢布的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3235卢布，也就是说百万富翁已经贬成只有300美元了……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文章写到这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衡量一下，当前我们拥有的财产、社保、医保，在30年后，能为我们留下什么？解决什么？
决战印钞机，对抗恶性通胀，你选择的是什么武器？房产？股票？黄金？美元？（来源：猫眼看人）豆丁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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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赢取精美礼品随着国家管理体制的变化，自北京帝制建都之后，地位大大提高了。虽然经历过民国时期的南京建都变成，但49之后又恢复了北京的首都地位。
天津则发生过多次的起起浮浮。从交通的水陆兼通和工业发展上都曾有过特殊的辉煌。但也在省会、非省会到直辖中有过多次变化。虽想与帝都争个平等地位，却在大树底下不长草中失落了。
帝都的四周则曾是狼烟弥漫的战场。屯兵于帝都，重点防御北方，有过千年历史。虽在清时不再以兵御疆。但备战备荒的主要对象仍在北方。改革后号称是同步发展，可北京周边仍有不少的贫困县。
当大树过多的吸取了土地的营养成分和遮拦了阳光时，大树下的其它竞争性植物就难以生存。只剩下好乘凉了。但想乘凉又如何竞争呢？
为了保证首都的发展利益，又一次以三地一体化的名义，准备掀起一个新的建设高潮。真是激动人心啊！
看完了这些宣传文件和纲要之后却无法让人高兴起来。
中国曾经高喊过城乡一体化的口号，但为什么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呢？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无法打破的人口自由流动和迁徒的户籍制度的限制。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相关问题。
计划经济时代为限制人口的流动，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方式将农民捆在了土地上。改革后有了土地承包制和身份证，可以让农民离开土地，进入了城市。但户籍制度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农民身份。“农民工”代替了工人阶级。可社保、医疗、教育、住房、家庭仍然与土地挂勾。成为进城与上升通道中的一把钢锁。
每当看到“城乡一体化”和“京津冀一体化”时就在思考，如果不能将人权平等，将身份的痕迹区别彻底消除，又从何谈起一体化呢？
河北与天津的人民能平等分享北京市户籍人口的各种权利吗？能分享北京市的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等的福利吗？
所谓的三地一体化，无非是将北京市不想要的产业、事业、经营与人口都从北京市挤出去，安排在河北与天津。让北京市仍可分享他们提供的服务与商品，但不承担他们可能对北京市产生的负担。
向周边地区甩包袱，以确保北京市最终严格控制人口总量的目标，似乎是所谓一体化的落脚点。
连北京市的户籍人口和纳税地点在通州的购房问题上都成为了不能一体化的障碍。河北与天津的人口又岂能一体化？
城市的集中度是市场化竞争的结果。也是城乡差别的选择。不承认这种差别和竞争，试图用政府的行政权力，强制性的推行一体化，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
市场化的竞争必然会形成技术、资源、人才、创新能力的集中。必然会向最有利于这些资源综合匹配，效率最高的地区。目前就是向城市集中，向大城市集中。任何行政权力也无法改变这种流动与集中。经济规律是无法用行政权力改变的。
有人说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了。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真的能均等化吗？能！但这要求整个社会都平均达到极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目前连美、英、德、日这些发达国家都无法实现的目标，在中国日前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请问把五个手指分开还是把五个手指变成拳头打人更有力量？如果把北大、清华集中起来的优秀教师用均等化的方式分配到教育落后的地区。那么是将整体的教育事业水平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如果把北京市的优秀医生都用均等化的方式分配到落后地区。那么医疗的整体水平和科研力量会提高吗？
一体化和均等化的过程是有利于将资源与效率提高吗？仅仅是将产业与人才用权力重新进行分配吗？那么市场会同意吗？
当通州限制非户籍人口的进入时，能自行培养优秀人才吗？拒绝了优秀人才的进入，难道能有利于提高通州的整体发展吗？
当北京市为控制人口总量而加大了限制，有可能只引进优秀人才吗？你怎么知道谁可能成为优秀的创新创业者或中央委员呢？
当城市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农村时，当北京市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河北与天津时，又如何让民众不去争取获得高收入的就业呢？
中国有38%农民从事农业就业，但只有9.5%的GDP。这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贫富差别的根源。如果不能用城市化吸引更多的农民转变生产方式，又如何消除贫富差别？
世界各国都同样遇到城市化进程中的矛盾，但没有一个是用行政权力的方式来限制城市化的。都是用市场化的方法和允许民众自由选择的方式处理的。反而让城市中的人群能和谐的相处，让城市的效率提高了。
中国的土地非私有和土地资源非市场化配置，也是人群、产业、资本、人才和公共资源不得不向城市集中的原因之一。
当中国已经从完全公有，变为允许一部分私有的改革多年之后，大多数人已经成为有产者。更多的人都在努力奋斗希望成为有产者。那么财产、资产的配置则是有产者决定的。而非权力决定的。如果权力限制了有产者资产的自由配置，他们就只好向境外转移了。
当权力无法限制这些资产向境外转移配置时，又如何在境内能有效限制自由配置呢？
河北落后的地区也许会认为那些被北京市淘汰了的产业，对他们而言也是先进的。在北京认为是高能耗和污染的产业，也许比农业会有更高的收入。
但是在先进地区有可能降耗和减污，还是在落后地区有可能降耗和减污呢？这种转移是对社会和自然更负责任还是推卸责任呢？
或许最终的目标不是三地一体化，而仅是北京市最优化。但结果却未必是行政权力所能决定的。
今天移动通信才取消了三地的漫游通话费。但还有多少没有取消的限制措施？如非北京市的车牌能随便进京吗？为什么北京市可以限制，津冀就不能限制呢？又何来的一体化？
当小农社会以社群为主体的社会，进入到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时，个人就变成生产与生活的主体。一个地区或城市，甚至国家与民族的繁荣，在于以个体为主的创新能力，及创新的深度与广度所决定。而非权力所决定。
当任何行政主张限制和禁止了个体的创新能力与选择的环境时，都必然的削弱了创新的精神和发展。也必然有害于整体的经济。
无论北京及周边的条件是否适合人口的居住与发展，这种所谓一体化的道路都并不符合市场化的进程。再靠行政权力去安排经济发展布局的调整最终都将是失败的。
当央视在为京津冀一体化欢呼时，理性的认识其背后的故事也许是必要的。清醒的头脑会让人少犯错误。
——任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