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怎样解决当前的贫富差距？_百度知道
我国政府怎样解决当前的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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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说明党中央十分重视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希望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将收入差距调控到合理的范围.目前我们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更加注重公平。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体现社会公平.在初次分配中就应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来规范初次分配秩序,从而实现合理的初次分配.在再次分配中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国家要加大再次分配的力度,通过立法、税收、金融等手段来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从而缩小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另外政府应大力提倡第三次分配,鼓励富裕群体自愿通过慈善事业等方式,来帮助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生存环境。　　二、改革现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和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促进城乡一体化。　　我国长期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和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目前还是比较突出,国家的基本政策一直以来是倾斜于工业,在今后,政府应该加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　　1、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投入。　　使公共服务更多深入农村,惠及农民.应把传统农业改造升级,从而缩小农民的比例,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将传统产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去,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应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科学合理种田的政策,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时逐步扩大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水平,构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2、要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取消对农民工进城的限制。　　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逐步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同时,应以城带乡,不断增加城市的辐射作用,不断构建城乡一体化,加快农村的城市化进程,才能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三、打破行业垄断,整顿不合理收入。　　垄断行业的垄断主要是依靠政府的经济管制的保护.要解决垄断行业的问题,政府首先要降低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从而消除行政权力直接配置社会资源,行业间公平竞争,缩小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职工间的收入差距；其次是通过立法来限制、减少市场垄断特别是行政性垄断,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平等的竞争环境.　　四、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是正式制度安排,是国家以再分配为手段来实现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维护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特关注低收入阶层,体现分配正义的制度目标.社会保障的种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其中社会保险包括失业、养老、医疗保险,社会救助包括对病残人士的补助、对低收入家庭的住宅补贴等；　　社会福利主要是面向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的保障；最低生活保障旨在维持贫困家庭基本生活需要,上述保障资金构成了转移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应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健全失业保障制度,促进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同时要加强扶贫开发,通过扶贫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帮助他们脱贫致富.政府也应制定合理的贫困标准,对贫困线以下的居民,实行重点社会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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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消人们心理上的不信任感（减少政府日常消费支出，政务财务公开，实现政治民主化，中共党产公开）马克思强调，物化了的经济现象的背后是具有主体价值取向的人。公平的深层次含义已经超出了作为分配原则的平均，也不是仅指机会均等，而是依据对每一个体发展权利的至高尊重原则，这就走向了人文价值本体。2）解决贫富差距必须保障机会均等，教育公平。机会均等会使大家有相同的获得财富的机会，禁止非赢利部门市场化，防止市场力量侵蚀作为社会发官、经济警察的政府机构，这样社会对不平等现象的容忍度也会大大增强，有利于社会稳定。教育公平会让穷人有机会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摆脱目前的贫困状况。孔子说过，君子急人所困，但并不增加他的额外所得，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应当遵从这一点，保障最需要帮助的人，不养好逸恶劳的人。在此，我想对两点稍作分析。3）机会均等“生活在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下，给所有个体参与竞争的机会都是均等的”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最应该，也是最起码体现出来的一面。看到世界银行在全球同时公布的《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写道，公平性应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成功减贫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世界银行将公平性定义为人人机会均等。报告还说，公平性不仅本身是目的，而且公平性往往刺激更多和更具成效的投资，从而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将公平性定义为人人机会均等，对于处在转型期社会的我们来说，有不少启示意义。机会均等应该成为现代意义上社会公正的一项重要理念和准则。它是同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其主要含义是指生存与发展机会起点的平等和机会实现过程的平等。如果背离机会均等，就有可能在扩大一部分社会成员享有的机会资源的同时，剥夺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机会资源，限制了这些社会成员的发展前景。如果说视这些“起点不公、机会不均”的社会现象而不见的话，那么贫富差距会进一步加大，就会走向严重的两极分化。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势必会导致部分人严重的心里失衡而产生仇富心理。而在我们这人口大国，再小的比例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些将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意味着什么．．．．．．一个和谐公正的社会应该为每个个体提供一种平等竞争的公平环境，提供必要的选择权利和发展前景，只有这样，才能激发社会的活力，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发展质量。4）教育公平从机会均等的角度看，穷人和富人挤入市场展开竞争后，收入之所以不平等，相差悬殊，重要方面是能力的差异，而能力差异出了天赋条件外，主要是受教育机会不平等。从人道考虑，穷人的孩子是无辜的，上一代人的贫困不应遗传给下一代。而改善教育机会的分配则有利于使不同阶层和家庭出生的人都能较为公平的接受教育，在进入市场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样有利于分配均等化。增加穷人多受教育机会会尽可能改变他们的贫穷状态。因为相对于有形资产而言，劳动力是健康穷人生存和发展的唯一资产，所以，其技术含量越高，穷人摆脱贫困的几率也越大。在发展中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其回报率远大于高等教育，这是与发达国家不同的。但我国目前却忽略了这一基本国情，投入大量资源发展高等教育而忽略了基础教育。这是我国政策的几大失误。而且，这也同样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分析一下：在基础教育中，来自收入一般的家庭的孩子占大多数，随着升学，学费的增加，在能承担大学学费的学生中，富人子弟的比例增加了。国家向高等教育投资，就像把资金投给了高收入阶层。我们知道，教育经费是来自于税收的，大家一起纳税（一些富人还逃税，只是普通百姓在老老实实的纳税），最后反而把这些钱投给了富人基层，就好像把钱从穷人手里拿来给了富人。这是与我们的初衷大大违背的。5）此外，信息获取的不均等也使人们在竞争中的起点不同。拿城市和农村来说，农村的信息相对闭塞，在农业市场化的过程中，农民不了解市场行情，在投资中吃了很大的亏，受了不小的损失。而且在城市和农村长大的孩子，其视野也不一样，城市的孩子明显比农村的孩子见多识广，当然，我们是指适应现代化生存来说的。这样，在以后的竞争中，农村的孩子需要付出比城市孩子多几倍的努力才会获得和城市孩子一样能力。6）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向社会各阶层宣传现代化观念，能增强公民的民主意识，改善人权状况及社会公平氛围，从而会进一步推进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公平。这又是教育公平的长远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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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够解决好贫富差距偏大的社会问题　　作出这样肯定的判断是有充分依据的。首先，虽然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比较高，但还不能因此认定中国的贫富差距十分严重且无法化解，因为中国继续处于发展上升期的格局没有改变，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在国家发展中获得越来越多实惠的格局没有改变。其次，维护公平正义和实现共享发展成果正在成为中国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基本价值取向，追求社会公平、共同富裕正在成为中国步入健康、文明、可持续的现代化道路的社会发展目标，中国正在放弃以往仅靠劳动力成本低、弱化国民福利权益来维持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经济增长格局，代之以既能够保持效率又能够促进公平的发展格局。中国共产党与中央政府明确提出了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所得占GDP分配中的比重的财富分配目标。这种发展理念与分配理念的转变，是切实缓解贫困问题和解决贫富差距偏大的重要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再其次，中国正在加大对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力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步伐，包括持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快速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严格针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管制、实行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政策等，以确保初次分配符合法定的、公共伦理的正义底线，再分配符合公平、均衡、共享的原则。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确实已经起到了遏制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势头的作用。此外，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与国家财政实力的持续增强，也为强化再分配手段并通过再分配方式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奠定了日益丰厚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偏大确实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又是一个可以缓解的社会问题。　　在缓解贫困问题和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中国需要吸取以往发展中偏重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发展，偏重财富增长、忽视财富分配，偏重城市发展、忽视乡村发展，偏重东部发展、忽视中西部发展，偏重招商引资、忽视劳工权益以及制度分割、政策分割的教训，在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通过公平的教育制度、平等的就业制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为全体国民提供更为公平的发展机会和合理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国民合理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进而实现人与人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2003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贫富差距过大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讨论的热点之一，新一届政府也将控制过大的贫富差距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那么，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近10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什么扩大得这么快？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贫富差距？中国应该采取哪些对策来控制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本文试图借助客观的数据进行理性的分析，对上述几个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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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富差距也被称为贫富不均、收入不公平等，是指一个群体或社会中个人拥有的财富的差距。贫富差距过大会造成犯罪率升高等社会潜在危害。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当前的贫富差距拉大这一问题。不断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解决。　　一是全面的精准扶贫工作。目的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二是续努力提高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仍应是发展中的亚洲和中国，既能避免共同贫穷又可能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基石。　　三是强化社会保障。近年在这方面成绩显著，目前城市和农村人医保、养老保险等逐步普及，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　　四、其它方面，如维护公平正义、提倡回馈社会和关爱弱势群体等工作也有序开展。依法治国成为国策，为确保司法公正而实施的司法改革正在进行。目前又出台了《慈善法》，表明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解决问题。‍
1改革分配制度，像税收等
2消灭富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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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低？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滕泰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和发展。但是从整体来看，即使按照较低的标准，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也仅有30%左右。而在1980年代的社会调查中，在美国就有66.7%的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在瑞典这一比例是75%。
为何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低？
　　近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再次提到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问题，并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必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只有按照要素贡献和边际报酬进行分配，才是真正公平的分配制度；针对目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扭曲现象，只有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要素占有的公平性，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才能真正扩大内需，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橄榄型分配格局，有利于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增长
　　如果一个国家中等收入群体占得比重最大，那么社会将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如果中等收入群体占的比重较小，则分配格局将呈现为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如果高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规模依次增大，则社会的分配格局将呈现为金字塔型。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的60%—70%时，形成了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对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民福利的提高都是最有利的。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也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由过去主要依赖外部市场，向依靠内需转变的任务。如果中国呈现出哑铃型或者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格局，对于培育持续稳定增长的国内市场都是不利的。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低，也就是说由于其生活条件普遍较好，在每个单位的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一般较低，对于整体经济的拉动有限；而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尽管较高，但是整体收入水平限制了其消费能力，而且其消费结构一般集中于生活必需品，对于整体经济的升级换代也缺乏带动力。同时，哑铃型或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结构，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哑铃型分配格局下，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容易向激化的方向发展；而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容易导致阶层固化，社会缺少流动性，往往陷入僵化停滞的局面。
　　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保证了其稳定的支付能力；同时中等收入群体表现出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向消费型增长转变。同时，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也更倾向于新型消费品，对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接受能力普遍较高，也更有利于配合中国经济向高端内生性经济转型升级。中等收入群体占据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也最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在这样的格局下，低收入群体通过一定的奋斗，有可能上升至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也可以通过努力，进入高收入群体，阶层之间有着良好的流动性。
　　因此，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社会向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转变，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又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因此也是提高国民福利的必然要求。
　　抑制中等收入群体壮大的因素有哪些？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和发展。但是从整体来看，即使按照较低的标准，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也仅有30%左右。而在1980年代的社会调查中，在美国就有66.7%的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在瑞典这一比例是75%，而在总人口不过1.2亿左右的日本，长期以来有“一亿中流”的说法，即一亿人自认属于中产阶级。由此可见，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明显滞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任务非常急迫。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认为，房价上涨过快、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过高、要素占有公平性较差、行政权力参与财富分配等原因，是抑制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和快速壮大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大中城市中，房价上涨过快成为抑制新生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重要原因。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学以上学历的年轻人是新生中产阶级的主要后备力量。他们在毕业后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很快在大城市获得稳定工作，进入白领阶层，或者成为专业人士、企业管理者，中产阶级群体由此得以不断扩大。但是过去几年，远远高于收入涨幅的房价增速（图1），使得居住成本占据了年轻人收入的相当大部分，挤占了本应用于改善生活和提供发展的其他支出。
房价增速一直高于居民收入增速（图1）
　　房价上涨过快，也是分配机制扭曲的重要表现。其本质一方面是人为制造的土地要素稀缺，导致能够获取土地资源的房地产开发商获取了过高的回报；另一方面是住宅的投资品属性被过度放大，扭曲了其消费属性，掌握资金要素的部分群体可以利用其资金优势和金融杠杆扩大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挤压了普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就必须改变土地要素、资金要素在分配中占据过高份额的局面。一方面恢复住宅的消费品属性，降低投资性、投机性买房需求，尽快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另一方面通过“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的房价管控政策，将房地产库存转化为有效供给，满足居民的刚性需求，改变土地要素收入挤占劳动、技术、管理应得份额的状况。
　　财政收入占比过大、增长过快也是抑制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的原因之一。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的宏观税负为37%，高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与发达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不同，中国在低福利水平征收高税负，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更大。从增速来看，财政收入增速一直高于国民收入增速（图2），而直接影响企业和居民所得的所得税增速一直高于整体财政收入增速。
　　企业所得税主要影响企业的税后利润，直接影响到企业主的红利收入。调查显示，目前小微企业、中小企业的税负普遍偏重，从纳税额占营业收入比重来看，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承担的比重甚至超过了上市公司。个人所得税尽管在政府整体税收中所占的比重不高，但是它却广泛影响到工薪收入群体。在西方发达国家，工薪阶层人数占比将近50%，但只承担了个税的5%，10%的高收入者承担了60%，1%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30%。2014年，中国的工薪所得税在个人所得税中的比重已经占到65%，有人认为个人所得税实际上已经成为“工薪税”。过重的税负不仅减少了企业和居民的当期收入，而且长期影响劳动者、技术人员、管理者的可支配收入，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因此，减税的总体指导思想要有利于鼓励劳动、技术、管理等要素所有者获得更合理的要素回报，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财政收入增速一直高于居民收入增速。 数据来源：Wind资讯（图2）
　　长期以来，一些行业和企业凭借其在要素占有上的有利地位，长期收入分配中占比过高，挤占了其他方面的收入。例如，在中国2000多家上市公司中，银行的利润一直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份额，这就意味着其他行业的企业很大程度上是在“给银行打工”。例如，对比发现，比较扣除各种税费后的“裸价”，中国的汽油价格要比美国高出30%左右，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垄断造成的财富重新分配。在电力、电信等领域，也广泛存在资源垄断或行政垄断，导致部分企业长期依靠垄断获取财富，挤占了其他行业和企业的收入分配份额。
　　同时，一些个人利用改革过程中的制度不完善，占据公有资源为个人谋利，对于其他社会群体形成了明显的不公平。例如，在农村和城乡结合地带，部分集体所有的的土地被个人非法占据，搭建违章建筑，在拆迁中以社会稳定为要挟索要高额补偿，这已经成为各地的普遍现象。例如，在深圳福田区的岗厦村，在房屋拆迁的一夜之间，500多人在一夜之间通过拆迁获得数千万甚至上亿的收入。在深圳，还有不少原本是农民的“包租公”，坐拥一层、几层甚至一栋“握手楼”（指“城中村”里面相距很近的“农民房”，楼与楼之间相距很近，两楼里的人打开窗户即可握手），每年获取的房租收入堪称暴利。
　　这两种现象都可以归结为要素占有的公平性较差，它使得收入分配从起点上就偏离公平；同时这种现象使得收入分配与要素贡献无关，导致收入分配结果进一步扭曲。因此，反垄断、放松管制，促进市场自由化、产权民营化，不仅是“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公平收入分配的必然选择。同时，也应当尽快消除各种产权模糊地带，如对农村土地实现尽快确权，提高要素占有的公平性。
　　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参与收入分配，是收入分配机制扭曲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等方式，直接参与财富分配，不仅造成了地方财政风险的累积，而且也形成了大量的灰色分配，对于其他要素的正常财富创造和分配都起到了抑制作用。行政权力在资源分配中具备强制性，如果行政权力直接参与财富分配，不仅是腐败的源泉，也会影响到其他要素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行政权力必须回归服务社会的本质，直接或间接参与财富分配的做法必须遏制。
　　“软财富”是中等收入群体新的增长动力
　　“大萧条”和二战以后，西方国家逐步发展了一整套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收入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它对于改善分配结果、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逐步建立了转移支付的制度，并通过社保、扶贫等具体方式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也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的方式调节收入分配，对于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状况有一定的作用，但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则效用有限，过分扩大财税规模甚至会降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给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带来新的障碍。
　　在2013年出版的《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一书中，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创立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就提出了以“供给要素贡献和边际报酬”为核心的收入分配六个核心主张：（1）遏制公共权力直接或间接参与财富分配。（2）减少垄断对财富的瓜分。（3）控制利用公共资源过度获取个体收入的现象。（4）对于创业企业或雇员人数、销售收入较小的小微企业应大范围免税。（5）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但调节的重点应该是严重偏离要素边际报酬的收入，比如房产持有和遗产继承等等。（6）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转移支付，长期来看都是低效率的，因此应该尽量减少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
　　目前，以“供给要素贡献和边际报酬”的收入分配机制亟待明确和建立健全，中国的收入分配体制中的扭曲现象也迫切需要改革。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三年前提出的分配六大核心主张对于当下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按要素贡献分配，是公平分配的基础原则，人口和劳动、土地和资源、资本和金融、技术和创新、制度和管理这五大要素都是财富的源泉，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各要素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果在分配过程中，各要素都能够得到自己所创造的份额，那么这样的分配就是公平的，谁创造的财富多，谁获取的报酬就多。而按边际报酬分配是公平分配的数量化原则，只有按照边际报酬，也就是最后一单位要素在财富创造中所做的贡献，来衡量这一要素的贡献量，才能有利于生产要素的更有效率配置。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根本，就在于落实“按要素贡献和边际报酬分配”的原则，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
　　按照要素贡献分配，首先就要提高要素占有的公平性，破除消除各种不合理的垄断现象，放开市场准入，消除各种要素产权的模糊地带，保证收入分配从起点的公平性。
　　按照边际报酬分配，就必须完善要素市场，劳动、土地、资金、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充分市场化，让竞争的市场给要素定价，放松各种供给约束，解除各种供给抑制，让市场在要素供给和收入分配中充分发挥作用。
　　目前，中国经济正逐渐由工业硬财富时代向以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产业和其他服务业为代表的软财富时代过渡。技术、管理、创意等软财富的创造能力将取代传统的土地、资本而成为稀缺的要素。根据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原理，“稀缺要素将在分配中占主导地位”，掌握这些软财富创造能力的群体，也将在分配中获得逐步增加的份额，这就是未来中国中产社会形成的根基，这个群体也就是中国中等收入人群的基础。
　　中等收入人群，是新供给创造能力最强的人群，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最重要主体。如果能够落实“按要素贡献和边际报酬分配”的原则，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中等收入群体将会不断壮大，橄榄型社会早日形成，中国经济才能更加稳定持续增长，中国社会也会更加和谐。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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