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上的经济学（二）
黑板上的经济学（二）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1章　　谁都知道约翰·洛克是哲学家和法学家,但有多少人知道他还是从重商主义向自由主义过渡的经济学家?　　最早的经济学家并不是满腹经纶的学者，而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实践者。最早的经济学也不是用数学公式包装起来的理论，而是一些直白的经验总结和政策主张。但这正是现代经济学的祖先——重商主义的经济学。介绍经济学家还应该从这些被称为重商主义者的经济学拓荒者开始。　　人类自有经济活动以来就有了经济思想，无论是中国的孔子、管子，还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许多令今人叹服的经济思想。但他们并没有系统的经济学。经济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形成的。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的起点，适应这一时期需要而产生的重商主义则是经济学的开端，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经济学流派。在今天看来，重商主义 。　　瑞典经济学家伊莱·赫克舍尔1931年出版的两卷本《重商主义》至今仍然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之作者的理论也许太肤浅，但他们的确是经济学的拓荒者，没有他们的奋斗，也不会有今天成为显学的经济学。　　重商主义者并不是以经济学为生的专业学者，他们对经济问题的认识更多地来自实践，而不是书本。他们的出身、经历并不同，而且也没有生活在同一时期。他们活跃的年代从1500年到1776年间。重商主义并不是他们自封的，而是18世纪中期由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米拉波创造的。著名的重商主义者有英国的托马斯·曼，是一位英国纺织品商人的儿子，自己也是成功的商人，并当选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他在1630年左右写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是重商主义的经典之作。出生于比利时而在英国经商成功的杰勒德·马利尼斯以《古代商业法典》而闻名。他写的是古代商法，表达的是重商主义观点。英国处理税收、进出口业务的官员查尔斯·戴维南特也以《论东印度的贸易》一书成为重商主义者。法国著名的重商主义者是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部长科尔伯特，他是重商主义的实践者，他促进国内贸易的许多政策被称为科尔伯特主义。另一位以提出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而闻名的蒙克莱田也是重商主义者。还有许多这一时期的商人、官员、银行家等被划入重商主义者，例如，英国的约翰·海尔斯(化名W.S.)，意大利的银行家卡鲁菲和达旺查蒂等，甚至著名的约翰·洛克和成为古典经济学鼻祖的威廉·配第也被作为重商主义者。洛克和配第已是从重商主义向自由主义过渡的人物。　　原始积累是重商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我们不为哪一个重商主义者立传，而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看待的。作为经济学家，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其实与以后的经济学家一样，即什么是财富，以及如何增加财富。这反映在托马斯·曼《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的第二章“使英国变得更加富有和增加我们财富的手段”这个标题上。他们与以后经济学最本质的差别也在这两个问题上。以后的经济学家把产品作为财富，增加财富之路是发展生产，而他们把金银作为财富，把对外贸易顺差作为财富的来源。　　经济学拓荒者尽管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有所不同，但作为重商主义者，他们都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特点：　　?只有作为金银的货币才是财富。金银与财富是同义语。　　?财富来自对外贸易的顺差，即来自出口大于进口。但不可能各国都有顺差，即贸易中一国之获利必为另一国之损失，因此，倡导民族主义，并主张用强大的海军和舰队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对本国不能生产的原料免税，但对本国能生产的制成品和原料保护，并严格限制原料出口。　　?殖民化和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　　?反对阻止国内贸易的各种通行费、税收和其他限制。这就是实行国内自由贸易。　　?实现这些政策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鼓励人口增加和辛勤劳动。　　早期重商主义者更多地以守财奴的眼光看待金银，主张只出口不进口。晚期重商主义能更多地以资本家的眼光看待金银，主张发展生产，多出口少进口。所以，马克思把早期重商主义称为重金主义，晚期重商主义者称为重工主义。　　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都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原始积累时期是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他们要求依靠政府的力量通过对外贸易(或对外掠夺)来增加自己的财富。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正反映了这种需求。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重商主义研究的对象是流通，方法是对所观察到现象的描述或分类，目的是为了提出相应的政策。结果这种经济学就是一些经验总结或政策建议。经济学只有从流通进入生产，从描述现象到探讨本质时，才能成为一门科学。这种转变是古典经济学完成的。　　重商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几百年了，但其影响至今仍存在，各国频繁使用的国家干预经济和保护贸易政策就来自重商主义。在自由贸易理论深入人心，全球经济市场化和一体化成为大趋势的今天，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主义仍然有市场。这说明在经济学中是利益高于原则的，尽管这种利益是局部的、暂时的。　　骗?子?经?济?学?家　　约翰·罗是骗子经济学家的鼻祖,但与以后的纯骗子相比,他还是有学问的。　　转型时期是一个骗子横行的时代，各国亦然。个把经济学家也难以脱俗，靠骗术暴富或成名。历史上最有名的经济学家骗子当数18世纪的约翰·罗(John Law)了。约翰·罗1671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一个兼营黄金首饰的银行世家，年轻时热衷于赌博、打斗、追逐女人，被称为“花花公子罗”。 在伦敦时为了一个女人与情敌威尔逊决斗，并将之杀死，被判终身监禁后逃至荷兰。罗在14岁就进入自己家的银行任职，对银行业务，特别是信贷有浓厚的兴趣。在17岁到伦敦后，花天酒地之余还注意学习计算与处理各种货币往来的业务能力，了解银行界的情况，并与金融界人士有密切往来。逃到荷兰之后潜心研究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制度，并于1700年出版了《建立贸易委员会的建议与理由》。三年后回到苏格兰，建议建立土地银行，即以低于地价的认购土地权吸引投资者，筹资建银行。这个建议未被接受，于是来到法国巴黎实现他的雄伟理想。他在这里辉煌了一把，但骗局终非成功之本，最后也栽倒在这里。　　在法国几经周折之后，罗的建议终于实现。1715年法皇路易十四去世，当时财政赤字严重，年税收仅142亿利弗尔(当时法国货币名称)，但债务高达39亿利弗尔。继位的皇子仅7岁，由奥尔良公爵摄政。奥尔良公爵是罗进入法国的保证人，也是他的密友。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法国采用了罗的建议。1716年罗的通用银行成立，以法国王朝的信誉作为保证，以土地作为抵押品发行纸币，并进行票据贴现和存款业务。由于摄政王奥尔良的支持，法国政府不断宣布金属硬币对纸币贬值，加之罗熟悉银行业务，控制了法国的货币和信用体系，发行适度货币，保持纸币的可兑换性和可以用于交纳税收，并调整利率刺激经济。罗的事业一帆风 以“朕即国家”闻名的路易十四的去世和财政危机成为约翰·罗骗局的机遇顺，1718年通用银行改为皇家银行。这些成功使法国政府迷恋纸币，宣布放弃金属硬币，以便随心所欲印纸币满足财政需求。当时发行的无抵押无储备的纸币高达10亿利弗尔。纸币过度发行就潜伏了金融危机。使这一危机爆发的是历史上著名的骗局“密西西比计划”。　　密西西比当时是法国殖民地，该计划是由罗在1717年成立的西方公司从事经营开发和征税。该公司获得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和密苏里河流域的专利开发权。以后又获得烟草专卖权、东印度公司与非洲和中国的贸易垄断权。1719年西方公司更名印度公司，罗又获得了皇家造币厂和间接税征收的承包权。1719年10月罗偿还了150万利弗尔国债，并在1720年1月出任法国财政部长。这是罗事业的顶峰。　　西方公司共分20万股，每股票面价值500利弗尔。以后印度公司又发行5万新股，每股票面价值100利弗尔。当时人们认为这项计划前景美好，加之利好的消息满天飞，股价上扬，发行5万新股时申请者高达30万股。许多人，包括贵族，通宵达旦地排队购股，甚至驼背人也以出租驼背给申请人填表而发财。股价最高时达18000利弗尔。罗为把股价维持在9000利弗尔，将之货币化，大量发行纸币。这引起经济繁荣，奥尔良认为，如果发行5亿利弗尔可使经济兴旺，为什么不发行10亿利弗尔?这样就大量发行纸币。到1720年5月初，发行的纸币已达26亿利弗尔，而金属硬币不足其半数。　　这种利用信用而膨胀的繁荣如同建在沙子上的房屋，当然无法长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悄悄把股票与纸币兑换为外币或金银，寄出国外。罗说服国会把金属硬币贬值5%，以后又贬值10%，甚至禁止人民持有500利弗尔的金属硬币。这时，通货膨胀加剧，而密西西比开发也成泡影。摄政王又宣布纸币将贬值30%，遭国会驳回。于是形势更加混乱，股票价格急剧下跌，最后成为废纸，通货膨胀极为严重。法国金融体系崩溃，1720年底，罗逃走，最后1729年于贫病交加中死于威尼斯。罗骗了所有的人，最后自己也得到应有的下场。这是历史上一切骗子的结局。　　罗的骗术来自他对货币与银行体系的见解。这些见解主要反映在他1705年所写的《货币与贸易研究：国家货币供给的建议》中。无论罗的骗术如何卑劣，他对一些问题的见解还是有意义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称他“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罗的这本书于1966年又再版重印。　　罗的正确预言之一是认识到信用体系的重要作用以及用纸币代表金属货币的重要性。他认为纸币本位制优于贵金属本位制，他认为合适的货币供给应该包括法定纸币、银行纸币和股票、证券。由纸币作为交换媒介成本低，而且不受贵金属产量的限制，但纸币可以流通而不贬值的基础是信用——国家信用或私人银行可兑现的信用。罗发行纸币的基础也是国家信誉和抵押品。这也是他开始时成功的原因，可惜他以后违背了这个原则，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其实许多发生过超速通货膨胀的国家也正是犯了同样的错误。罗是现代银行信用制度的预言家，也是滥用这种信用的先驱。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2章　　罗还认识到货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他与18世纪的一些学者一样是货币非均衡论者。他认为，在就业不足时，增加货币供给(纸币)将在不提高物价的情况下增加产量和就业。产量的增加会使货币需求增加，吸收多发行的货币。而且，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货币的扩张还会从海外吸引生产要素，进一步增加产量。这与以后的货币数量论和货币中性论不同。在现代经济学中，这种观点又得到了重视。从这种意义上说，罗也是预言家。与一些既无学问又爱胡说八道的骗子相比，罗还是有点真才实学的。　　如果罗能按自己的理论有节制地发行纸币，并用于振兴法国经济，罗就是用货币刺激经济的先驱了。可惜历史没有假设，罗的骗子本性也不会使这些假设成真。读罗的传记和记载密西西比计划的论著总令我叹息，也使我想到那些才华和骗术都远不如罗的人。　　死于非命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大多享其天年，不像政治家或商业大亨那样有不少死于非命者。但事情总有例外，18世纪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ion) 就是一位。　　坎蒂隆家族是爱尔兰的名门，长期效忠于斯图亚特王朝。年理查德·坎蒂隆随其叔父在巴黎经营银行业，同时经营丝绸和酒业。约翰·罗体系实施时期，尽管坎蒂隆已预见到其破产，仍敢火中取栗。他及时将股票出手或转为不动产，在几天内就赚到了几百万利弗尔，并去了荷兰。他回到巴黎后曾遭到起诉，但他胜诉了。年他历游欧洲各国和英国，年又生活在巴黎，以后又经布鲁塞尔回到伦敦。日他的房子被烧，他亦死于这场大火。后经调查是当他的厨师11年之久，一周前被解雇的法国人约瑟夫·德尼耶(化名勒巴纳)为谋财抢劫而放的火。可惜凶手逃至荷兰，没有受到惩罚。世界上死于这种非命的经济学家大概只他一位。　　坎蒂隆之所以受到重视，是他写过一本题为《商业性质概论》的书。这本书的命运也与他一样曲折而不幸。据最新研究，这本书是年间他在巴黎写的。英文稿据信在马拉奇·波斯尔思韦特手中，因为早在1749年他的《论贸易和商业大辞典的体例、使用和重要性》的译文中已印录了该书的大约6000字，在其《商业和贸易大辞典》中又辑录了该书的几乎全部实质部分;在其《大不列颠的真正体系》(1757)中又收录了该书第一部分第11章的部分内容。《商业性质概论》一书还有作者为朋友而译的法文译本，该手稿曾在重农学派米拉波侯爵手中达16年之久。这份手稿后来回到其合法主人手中，1755年出版了法文版,1767年出版了意大利译本。1931年根据法文版和波斯尔思韦特的辑录出版了英文版。　　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在经济学说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它是政治经济学形成过程中在亚当·斯密之前对该学科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第一次系统全面论述。另一方面，它对以后许多经济学家都发生过影响，特别是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经济学家受影响最大。这本书被称为威廉·配第以后到亚当·斯密之前最重要杰出的经济学著作。就其思想和理论内容而言是重农主义的重要先驱。在亚当·斯密之后，这本书被埋没了。1881年杰文斯发现并阅读了这本书，并给予高度评价，才又一次引起人们的重视。　　死于非命的经济学家坎蒂隆这本书的标题是关于“商业”(Commerce)问题的，但当时法文中的商业一词与今天所说的经济学同义，因此，实际是关于经济学问题的。用米拉波的话说，这本书“包括了除税收外有关这个课题的一切内容”。该书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17章)论述财富，即财富的定义与财富的源泉，以及经济活动在村庄、集镇、城市和都市条件下的社会背景，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层次;还包括阶级和人口，价值与价格这些内容。第二部分(10章)讨论价格、货币和利息。第三部分(8章)论述国际贸易、外汇、银行与信用。这样广泛的论题绝非以前和同期的小册子可比。它为以后的经济学论著勾画了一副蓝图，是对以前各种论述的一个总汇，称为“概论”恰如其分。　　这本书对国际硬币流通机制、不同职业工资的重要性、人口论、农业剩余、工业剩余以及工业部门利润率趋向均等、剩余分配理论、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的区分等问题的论述受到以后经济学家的重视和高度评价。从方法论来说这本书把抽象法与归纳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坎蒂隆论述的商业性质指抽象掉各种特殊条件或因素的自然性质。这就是说，他抽象掉各种具体商业的细微差别与历史制度差别，论述一般商业。先论述实物经济(第一部分)，再论述货币经济(第二部分)，最后是国际贸易(第三部分)。这种抽象分析法被以后的经济学家沿用。同时，他又不是空洞地推理，而是从日常实践经验中归纳出一般性结论。他对实际资料相当熟悉，并读了当时许多经济学文献。所以，读来相当有趣。　　应该说，坎蒂隆和当时许多经济学家一样，他们的知识和理论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实践。坎蒂隆多年从商与游历是他这本书的实践基础。他在丰富阅历的基础上写出了这本书。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理论家已经可以在书斋中作学问了，但要使经济学有生命力，能学以致用，必须来自实践，回到实践。经济学要从生活中来才能生命之树常青。　　从今天的角度看，坎蒂隆的理论已经过时了，但历史是一个过程。今天的经济学正是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经济学家一代代努力的结果。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对于许多人来说，无须了解坎蒂隆这样的人，但总要有人能对历史作一点总结。我写这篇文章正是想引起学者们对坎蒂隆这样我们并不熟悉的经济学家的了解与研究。　　重农学派的中国情结　　重农学派是重商主义之后，古典经济学之前法国的一个重要经济学流派。重农学派的形成以1756年其代表人物魁奈在《百科全书》上发表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为标志，它的结束以1776年另一位代表人物杜尔哥失去政府高官地位为标志。这个学派活跃的时间并不长，但在经济学说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重农主义是在反对重商主义和法国封建王朝中形成的。他们倡导符合自然规律的自然秩序，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放任”口号。他们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惟一产生剩余的部门，同时他们也重视整体经济中各部门的联系。重农学派有一个与其他经济学派显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个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对中国的制度与文化极为向往。这些经济学家并没有来过中国，但为什么如此向往中国呢?这是经济学史上一个有趣的问题。重农学派的中国情结重农学派是自由经济学派的鼻祖。　　其实迷恋中国文化的不仅仅是重农学派，在17～18世纪，欧洲文化界都相当迷恋中国文化。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流传激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16世纪80年代以后， 魁奈的著作在中国曾多次出版，这是60年代的版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教士相继进入中国传教，他们把中国的文化传到欧洲。也许是神秘引起兴趣，距离产生美感，中国成为欧洲人仰慕的对象。欧洲文化名人: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都表现了对中国文化的仰慕。莱布尼茨发表过《中国新论》。伏尔泰根据中国的《赵氏孤儿》写成剧本《中国孤儿》，并在法国上演。孟德斯鸠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把中国作为秩序良好的榜样。狄德罗亲自在《百科全书》中撰写“中国”和“中国哲学”两个条目。重农学派作为欧洲文化中心法国的学者对中国的迷恋与欧洲文化的这种大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和杜尔哥都是中国文化的崇拜者。魁奈年轻时曾当过雕刻学徒，当时雕刻艺人崇尚中国艺术风格，这恐怕是他中国情结之始。魁奈后来以御医身份进入凡尔赛宫，居住达15年。当时宫廷内风行中国时尚，庞巴杜夫人又是中国文物迷，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魁奈。魁奈把中国作为理想王国，并在该学派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上著文赞扬中国文化。魁奈尤其赞赏孔子的学说，有欧洲孔子之称。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写成《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该书把中国作为接近理想的模式，并在该书中第一次系统说明了重农学派的政治和经济理论。这本书受到重农学派成员的高度赞赏。　　杜尔哥是“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马克思语)的代表。他对中国的了解来自与两位留法中国学生的直接接触。使杜尔哥了解中国的，最早是曾来过中国，并写了《一个哲学家的旅行》的普瓦弗尔。杜尔哥非常关心中国对农业的保护及重农思想。所以，当有两名来自北京的留法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完成学业准备回国时，杜尔哥建议由政府出面挽留他们再留一年。他们俩人受到杜尔哥的热情招待，被称为“杜尔哥的中国人”。杜尔哥的名著《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为了满足这两个中国学生的要求而写的。这本书是作为为中国学生所写的另一本书《中国问题集》的“总序”而写的。《中国问题集》包括四个部分52个问题， 重农学派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活跃于宫廷，他们中应该有人与这位贵夫人有过交往是让这两位中国学生回国后在研究本国经济状况及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予以解答，以便法国人全面系统掌握中国的资料。《财富的形成和考察》是为了使中国学生理解上述问题而写的总序。杜尔哥在这本书中概述了重农学派的理论。　　中国当时是一个封建社会，重农学派是反封建的。为什么重农学派会有这份中国情结呢? 读了这本书你会知道魁奈如何美化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一位自由主义者称赞专制制度也许是距离产生了美　　重农学派是打着封建招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他们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与流通的系统解释，代表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的要求。但这一学派中许多人出身于封建贵族并且是达官贵人(魁奈长期担任法国宫廷御医，杜尔哥在政府任高官)，因此，总打着封建招牌，把自己说成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现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重农学派体系的矛盾。重农学派把自己作为封建制度的代言人，所以仰慕封建社会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就不奇怪了。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3章　　包括重农学派的法国启蒙学派是拥护开明专制制度的，他们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防止革命。流传于欧洲的中国开明专制制度和明君的传说成为他们的理想，也鼓励他们去了解中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当时正经历着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变革。他们把这一变革类比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并把孔子作为这一变革的代表。这正是他们崇尚孔子的原因。　　在重农学派时代，法国面临深刻的财政经济危机，在他们寻求出路时自然会把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作为学习榜样。　　当然，理解重农学派中国情结的关键还在“重农”这两个字上。重农学派的出发点“是在法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不是在英国这个以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为主的国家”。重农学派把农业作为社会经济基础，强调农业是惟一产生剩余的部门。重商主义破坏了法国农业和经济，所以，重农学派表现出强烈的反重商主义倾向。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立国的国家，中国的传统思想是重农轻商，政府的政策是扬农抑商。这使重农学派找到了知音，从中国的思想中寻找他们的武器。　　还应该看到，重农学派其实并不完全了解中国，他们看到听到的还是早期传教士美化中国的材料多。一旦他们有了中国情结后也更容易接受美化中国的东西。这是他们认识的误区。同时也不能过分扩大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重农学派产生于欧洲文化背景和当时法国的现实，他们的学说是地道的法国产物，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移植。他们所做的无非是用中国文化来证明自己的理论而已。　　重农学派的中国情结证明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性。这也是包括经济思想在内的各种文化发展的前途。　　经济学家的人品与学问　　中国文人讲立德立言，强调要做学问先学会做人。这话作为青年一代的努力方向并不错。但要把人品与学问完全等同起来，那就是真理跨过一步了。经济学家中人品高尚，学问高超者不少，如亚当·斯密，但人品低下，学问高超者也不乏其人，如威廉·配第。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其学问自不必言，但他的人品与学问的反差太大了。　　配第的父亲经营一家小毛织坊，由于受17世纪20年代德国内战引起的英国工业衰退的打击而家道衰落。从13岁起，配第由于家境困难而不得不外出谋生，从事过船员、教师、水兵、抄写员、钻石工等各种职业，1648年成为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年轻时的这一段经历，对配第一生有决定性影响。一方面，他在从事各种职业时勤奋好学，成为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正如一位经济学史专家评论的“像配第这样多才多艺的人物，是很难碰见的，出身是医师，而其后竟成为数学家、音乐家、测量师、造船技师以及其他等等”。(翁根:《亚当·斯密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史》)但另一方面贫穷与磨难(当海员时由于近视眼严重，把山峰误认为灯塔，被船长毒打)，使他萌发了不择手段向上爬的信念。前者是他登上学术高峰的基础，后者是他人格低下的根源。　　马克思把配第称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对古典经济学的贡献包括方法、概念的框架和分析。在那个时代，盛行的是定性的、描述式的科学研究方法，而这种描述又要受人的主观思想的影响。在《政治算术》一书中，配第主张“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借以考察在自然中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这是一种定量的客观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对经济学，而且对所有科学都有意义。由配第参与推动建立的皇家学会标志着从旧方法到新方法过程的决定性一步。配第把这种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他用数字和统计资料来描述经济现象，并深入研究这些现象的内在规律。这就使政治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对流通现象的表层描述，进入研究生产内部的规律。配第把这种对社会经济内在规律的探讨称为“政治解剖”。在用这种方法研究经济时，配第成为“统计学之父”和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的“始作俑者”。正是运用这种方法，配第在经济学中提出了许多开创性概念和分析。经济学家的人品与学问。　　配第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他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他的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生产商品所花的劳动构成商品的价值，而商品的交换是以它内含的劳动量为依据的。他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认识到货币是一般等物，具有价值尺度、交换手段和价值储藏这三种基本职能，并探讨了货币量与货币流通速度，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货币理论。他在分配理论中提出的“剩余”这个概念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他认为，工资应该等于劳动力的价值。剩余是产品超过必需的生产资料的数量。　　配第的重要著作之一，由于马克思对配第的称赞，配第的著作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就可以公开发行了剩余转化为地主的地租和资本家的利息。他从这种分析中看出了社会三大阶级——工人、地主、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可以说，古典经济学以后所分析的问题他都涉及到了，他对劳动、价值、货币、剩余、地租、利息、赋税等概念的论述对现代经济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马克思称配第为“最有天才最有创见的经济学研究者”是颇为中肯的。这一评价为所有经济学家所接受。他的学问是一座高峰。　　然而，配第的人品就无人敢恭维了。他在1651年被任命为英国驻爱尔兰军队的总医官。在爱尔兰他获得英国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Henry Cromwell, 即反对英王查理一世的著名将军Oliver Cromwell 之子)的信任，出任土地分配总监(Commissioner of Division of Land), 主持把爱尔兰的人的土地分给入侵的英军及相关人员的工作。他利用特权获得50000英亩土地，成为新兴的土地贵族。以权谋私，这是他第一个人格污点。　　配第三本重要著作的合集更严重的是第二个人格污点——背叛。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他背叛了亨利·克伦威尔，投奔查理二世，并深得宠信。他又被自己所反叛过的斯图亚特王朝封为爵士，并担任爱尔兰的测量总监(Surveyor?General of Ireland), 为自己又得到大量土地，到晚年他的土地多达270?000万英亩。真正是不惜手段，名利双收。此外，据配第的传记作者Alessandro Roncaglia 在《Petty: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Sharpe, 1985)中考证，他至少有一个私生子。可见其生活作风也不检点。　　配第的子孙们一直没把配第的著作整理出版。马克思认为，这是因为出版著作必须有作者传记，但“这个思想敏锐而又特别轻浮的军医，既能在克伦威尔庇护之下掠夺爱尔兰，又能为这种掠夺向查理二世跪求必要的爵士称号，这样的祖像是不便公诸于世的。”　　人品与学问没有必然联系。我们不必由于一个人学问精深而掩盖他人品上的缺陷，也不能由于一个人人品上有缺陷而否定他学术上的成就。当然，更不能由于一个人人品上高尚而拔高他的学术成就。人品与学问双优无疑是理想的，但“人无全人，金无足赤”。人品与学问兼备也是“此事古难全”。　　哥白尼也是经济学家　　谁都知道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 )是波兰著名天文学家，他在1543年临终前发表的《天体运行论》中提出了日心说，被称为是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但很少有人知道，哥白尼也是一位经济学家，是早期货币数量论的奠基者之一。哥白尼曾在克拉科夫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学习，学过天文学、希腊文、数学和柏拉图的著作，精通当时的数学、天文学、医学和神学等方面的全部知识，是当时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对许多问题都有研究。年间，哥白尼曾担波兰国王丁格蒙德一世(Sigismand I, )的货币改革问题顾问，在1526年撰写了《论铸币》(Moneta C 此书1816年才出版，1864年译为法文本出版后渐为人知)。这本书是应国王的要求所提出的一份报告，目的是解决贵金属大量引起的各种问题。就是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今天称为货币数量论的思想，和进行币制改革的建议。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使美洲的贵金属(金与银)大量流入西欧，这引起物价普遍上升1~2倍。这种现象称为“价格革命”。“价格革命”也严重影响了波兰，给王国和公众造成了严重灾难：纷争、动乱、土地荒芜和货币贬值。波兰王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让哥白尼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当时波兰并不是直接把白银或黄金作为货币，而是使用白银或黄金制成的铸币。当白银与黄金大量流入，铸币增加时，货币贬值，物质上升就是必然的。哥白尼指出：“当货币过多时，币值就要下落。……货币贬值大概是因为它数量过多。”我们知道，货币数量论的基本观点是，货币数量与货币的价值反方向变动(货币量越多，货币越贬值)，由此推出，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同方向变动(货币量越多，物价水平越高)。哥白尼已明确指出了第一个观点，也看出了物价水平与流通中货币量的关系。这正是我们把他称为早期货币数量论奠基者的原因。　　当然，我们还应该指出，哥白尼论述的是商品货币下的货币数量论，所以，他强调的不是一般商品的物价水平同货币数量的关系，而是货币(铸币)与本价金属(金或银)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他把铸币作为货币，把本价金属作为商品，论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货币增加引起货币贬值是由于“铸币本身成色减损”，“铸币分量不足”，或者“铸币长期使用造成的磨损和破碎”。这样，铸币相对于本价金属(金与银)贬值，本价金属价格就上升了。这就是对商品货币下，货币量增加与物价水平关系的解释，是货币数量论的中心。　　哥白尼认为，要稳定经济，必须稳定币值，稳定币值就必须使铸币有其与本位金属相同的价值(如一镑的铸币相当于一磅白银)，而且，货币还应该有其作为货币的额外价值(一镑的铸币的价值要高于一磅白银)。这样，币值才会稳定。他所主张的币制改革就是收回不足成的铸币重铸，使之成为足成的铸币。通过这种重铸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　　哥白尼也是经济学家在商品货币流通的条件下，哥白尼对货币数量论的论述受到重视。19世纪初英国金块委员会报告中对货币数量论的观点与哥白尼的观点十分相近。1811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作为金块委员会委员也提出了哥白尼所建议的限制铸造分量不足的铸币的主张。　　说起来令人匪夷所思，一个大天文学家怎么能称为经济学家。这就要从当时经济学发展的状态去了解。一方面，当时经济学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成为经济学家也不需要经过什么特殊培训。因此，任何人只要从他们观察到的经济事实中推出一点道理，而且，这种道理今天看来仍有启发或引出了以后的某种重要理论，就可以称为经济学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早期经济学家中有的是哲学家，有的是疯子、牧师、股票经纪人、革命者、贵族、美学家、怀疑论者和流浪者。总之，什么人都可以成为经济学家。另一方面，当时的学者，大多是百科全书式的，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一样，什么都懂。所以，可以兼各种学家。像哥白尼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者，兼天文学家、医生和经济学家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4章　　就货币数量论而言，其奠基者都是像哥白尼这样的业余经济学家。如西班牙神学法学流派萨拉曼卡学派的马丁·纳瓦洛(Martin de Azpilcueta Navarro, )、路易·莫利纳(Luis Molina, )，法国政治哲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 )，意大利历史学家和古典学者达文扎蒂(Bernardo Davanzati)这些学者。　　我把这种人人都可以当经济学家的现象称为“泛经济学家化”。这是经济学发展萌芽时期的正常现象，以后随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越来越专业化，这种现象也就消失了。今天，许多没有受过经济学基本训练的人都以经济学家自居，或被媒体封为“著名经济学家”，正是我们经济学不成熟的标志。　　如果哥白尼生于现代，他就不会是经济学家了。　　亚当·斯密的书与友　　读《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经常为斯密著作的博大精深所折服。斯密思想的形成当然与他所处的变革时代相关，但就其个人而言，这是他广泛读书与交友的结果。《亚当·斯密传》的作者约翰·雷指出“他是一位著名的爱书成癖的藏书家，终生不娶，与老母相依为命，广交朋友，每逢周末必邀约好友晚餐”。　　先来说书。斯密藏了多少书?今人的判断主要依据了4种材料：斯密本人编写的1781年目录与注释，该目录为斯密亲笔所写的手稿，1920年被东京大学买走，1951年在东京出版，该目录中有1100本书或小册子，共计2200卷。斯密于1790年去世，1781年以后斯密还不断买书(日斯密致卡德尔的信中说“我在伦敦买了许多新书或再版书”)和赠书，而且，斯密注明这些只是“楼上藏书”，不包括其他地方的书，这份目录显然并不完全。1894年詹姆斯·博纳编了一个书目，1932年博纳又对该目录进行修订和补充。这是目前研究斯密藏书最重要的两份资料。这两份资料还研究了斯密去世后这些书的去向。目录2中列出斯密藏书2240卷。最后一种资料是以后图书专家、收藏家、书商等人发现的带有斯密藏书印记或标签的书。根据各种资料综合斯密去世时的藏书约为2800卷。　　斯密去世后这些藏书由他的表弟道格拉斯(以后的赖斯通勋爵)继承。这些书以后分别流到爱丁堡大学、卡柯尔迪博物馆、爱尔兰女皇学院、东京大学及其他单位或私人。　　从斯密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广博的知识正来自广泛的阅读。在《国富论》中斯密经常谈到中国、日本和印度，而且从今天来看，他谈的也极有深度(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我的文章《亚当·斯密论中国》中的介绍，该文收入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我读》一书中)。谁都知道，斯密并没有去过这些地方，他对这些地方的了解全来自读书。斯密的藏书中有一部分正是西方人在东方旅行的游记、日记和历史、地理著作。例如，斯密的藏书中有英国人约翰·贝尔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漫游记》，其中译有法国人德·朗热写的《北京游记》。斯密对中国人轻商的看法正来自此书。值得注意的是，斯密的藏书保存干净整洁，没有任何批注或记号。斯密在《国富论》引用过的许多材料，在原书上看不出来。可见斯密是在自己消化理解的基础上引用这些资料的，并非仅仅找依据。　　斯密一生是中国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这是许多研究著作中的一本斯密在法国旅行时与重农学派学者有过交往，从法国返回英国时，他带了至少4大箱书。这些书有多少，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仅保险金就交了200英镑。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可见书相当多。这些书主要是经济学著作，对《国富论》的写作肯定有影响。他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实际受重农学派自然秩序论的影响。这些书可以作为佐证。　　亚当·斯密的书与友如果仅仅是读死书，大概斯密也就不是今天的斯密了。人的思想是在读书中获得的，也是在与别人交流和思想碰撞中产生的。斯密终生未婚，但交友极广。他的许多思想与知识正来自与朋友的交流。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老师亚历山大·邓洛普、罗伯特·西姆森、弗朗西斯·哈奇逊对斯密的影响相当大。斯密在邓洛普指导下学希腊语，受西姆森影响对数学兴趣极浓，而哈奇逊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斯密的一生。在爱丁堡大学担任讲师时，斯密的好友有当地法律界名流亨利·霍姆(以后的凯姆斯勋爵)，精通经济学的同乡詹姆斯·奥斯瓦尔德，还与诗人汉密尔顿有通信往来。在格拉斯哥任职时，他与当地商界的名人交往密切。例如，当年的大商人安德鲁·科克伦是他的至交，科克伦为斯密写《国富论》提供了许多资料。斯密还参加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和文学会，结识了更多朋友。1739年，斯密在爱丁堡结识了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这是斯密终生的挚友，斯密的思想受休谟《人性论》影响甚大。1761年斯密在伦敦结识了谢尔本，并使这位政治家转向支持自由贸易。　　1764年起，斯密陪巴克勒公爵到法国旅行。法国是当时思想极为活跃的地方，他结识了知识渊博的詹姆斯·麦克唐纳爵士，斯密的堂兄科尔伯特神甫。他与法国思想界名人伏尔泰、博物学家邦尼特等都交往甚多。在巴黎他是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若弗兰夫人、布弗莱伯爵夫人、勒斯皮纳小姐、内克夫人等名流主持的沙龙的常客。在这里认识了更多思想文化名流。特别是，斯密认识了重农学派的杜尔哥、魁奈(斯密曾想把《国富论》献给魁奈，可惜该书出版时，魁奈已去世)等人。要把斯密一生的朋友与广泛的社交活动一一列出来是很难的，但交友广泛无疑是斯密的特点。　　斯密能交这么多朋友与他的虚怀若谷相关，许多人是由于批评斯密而成为斯密的朋友的。例如，詹姆斯·安德森写过一本小册子对斯密的若干理论提出批评，由此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杰里米·边沁与斯密未见过面，但当边沁批评斯密规定最高利率的观点时，斯密接受这个批评并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斯密与埃德蒙·伯克和亚当·弗格森这两位学者的友谊都是既有争论，又有共同的探讨。苏格兰诗人威廉·朱利叶斯·米克尔曾严厉批评斯密，但斯密仍在东印度公司的问题上接受了米克尔的观点。读斯密的传记我总感到，一个人的谦虚程度与斯密生活时代的景观他交友的数量和质量成正比，而一个人学问与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又与他交友的数量与质量成正比。　　读经济学家的传记或回忆录总感到优秀的经济学家都读了许多书，有许多朋友。他们读书既有对经典之作的钻研，又有极为广泛的阅读范围。他们交友不是为了什么利益或吃吃喝喝，而是心灵与思想的交流。这是他们成功的基础。这种传统也许来自他们的鼻祖亚当·斯密。每代经济学家的环境与条件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但我想，由斯密传下来的读书与交友的传统应该是永恒的。　　亚当·斯密留下的两个谜　　伟大的思想家总会留一些有待后人解释的谜。这或许是后人对他们的思想理解有偏差，或者是他们受时代限制提出了一些自己未解决的问题。解释这些谜，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伟人的深刻思想，也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亚当·斯密也给我们留下了两个谜。一个是“价值之谜”，或称“价值悖论”。斯密注意到，水是生活必需品，对人的价值极高，但价格很低;钻石是奢侈品，对人的价值并不高，但价值很高。这种矛盾现象，斯密没有作出解释，称为经济学史上的“价值之谜”。另一个是斯密著作中“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在《国富论》中他从物质利益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己主义的经济人观。但在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又从同情心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这种利己与利他的不一致被经济学家称为“斯密之谜”，或“斯密问题”。　　现代经济学已经解开了价值之谜。斯密是劳动价值论的奠基者，但他的劳动价值论存在内在的矛盾，他往往混淆了价值与交换价值，价值与使用价值，以及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家用主观价值论代替了客观价值论，并用边际效用价值论解开了这个价值之谜。　　边际学派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它所包含的社会必需劳动量，而是消费者从消费一种商品中得到的效用，即消费该商品带来的满足或享受程度。一种商品的价值大小不取决于它有多大用途(使用价值)或所包含的劳动量，而是消费者对它的主观评价。商品的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边际效用是增加一单位某种商品消费所增加的效用。随着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增加的最后一单位商品的效用，即边际效用，决定了该商品的价值。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某种商品数量多(供给多)，需求少，则边际效用低，价格低;反之，价格就高。　　根据这种理论，价值之谜就不是谜了。尽管水是必需品，效用大，但其数量极多，边际效用几乎是零，如果不是在沙漠这类缺水的地方，水的供给大于需求，价格低是正常的。钻石虽然效用不大，但数量极少，边际效用高，钻石供给极小,总远远少于需求，价格高当然正常。这种解释已在经济学中得到公认。　　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分工的赞扬正来自他对这些工场的观另一个谜就不那么简单了。自从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些经济学家，如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尔，在他们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们依据《国富论》来解释斯密的经济思想，排除了《道德情操论》在经济思想中的意义。他们不承认这个谜的存在。另一些经济学家，如德国历史学派和前苏联经济学说史权威卢森贝则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认为在斯密的思想体系中存在利己与利他的不一致性。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现象，并不是真正的矛盾，因为由利己出发，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实现利他。话经济学人　　我想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要从斯密的身份与当时社会科学的状况开始。斯密是道德哲学教授，道德哲学是当时对社会科学的总称，包括了经济学在内的许多学科。斯密讲授的道德哲学包括神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政治学中又包括了政治经济学。斯密最初的计划是写一部有关道德哲学全部内容的著作，揭示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终极目标。但斯密没有完成这个庞大的计划，只写出了有关伦理学的《道德情操论》和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国富论》。由于斯密临终前烧毁了他的全部手稿，我们无法了解他这个庞大体系的框架，以及已写出的这两部书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留下了这个谜。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5章　　理解这个谜的关键是斯密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斯密深受其好友大卫·休谟人性论的影响，并把人性作为他研究的出发点。斯密的研究是要以人性为基础构建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即重农学派所说的“自然秩序”。人性中既有动物的一面，又有天使的一面。从前者出发，人是利己的;从后者出发，人是有同情心和利他的。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由此出发来建立自然秩序。这就是《国富论》中论述的由价格调节的市场经济秩序。但人又有同情心，这就要求人要适当抑制自己的利己本性，社会也应该有道德规范，人应该有利他精神。“道德情操”一词指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道德情操论》一书正是论述人如何在社会中控制自己的私欲和行为，使社会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完整地理解斯密的思想应同时重视斯密在这两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　　斯密之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市场经济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但也需要道德与正义。私欲与道德、利己与利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从这种意义上说，斯密之谜并不是斯密的失误，而是这种矛盾的反映，是斯密思想的深刻之处。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存在于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中，也是这种经济产生许多问题的根源。　　市场机制如何协调这种不一致性呢?斯密也给了我们一些思路。一是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让价格把利己行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即实现利他。市场机制是统一利己与利他的保证。把利己与利他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毫不利己才能利他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二是建立社会道德和法律制约机制。《道德情操论》论述道德规范问题。从《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英国经济学家坎南根据斯密一个学生的笔记整理出版)来看，斯密还要写一本“说明法律和政治一般原理”的书。这本书应该是讲立法规范的。所以，应该说，斯密之谜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而且可以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用道德与立法来解决。只不过斯密没有来得及把这些思想全讲出来而已。　　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往往会留下许多令人费解或困惑之处。解开这些谜也是有趣的智力游戏。读了这篇文章，你有这种感觉吗?　　被误解的马尔萨斯　　每读经济学史我总要为马尔萨斯的命运感叹。说起来马尔萨斯也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富有而有教养，还有一个家庭图书馆，马尔萨斯本人也毕业于剑桥大学，被称为“最为诚心诚意的牧师，纯真而虔诚”。马尔萨斯在当好牧师之余又勤奋研究经济学，著作颇丰，涉及当时社会关注的许多问题。但就是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却一生清贫，被历代人批判，指责为人类的敌人。经济学也由于他而被卡莱尔称为“忧郁的科学”，流传至今。　　当然，马尔萨斯清贫怨不得别人，要怨自己不善理财，或命中没有财运。他的好友李嘉图是理财高手，也想帮他脱贫致富。滑铁卢战争前，他请李嘉图代他购买了一小笔公债。但当英法战局不明朗时，价格波动，马尔萨斯坐立不安，写信催促李嘉图赶快把债券抛出去，有点微利就可以。李嘉图劝他再等等，他沉不住气，作为代理人的李嘉图只好照办。李嘉图一直等到滑铁卢战争英国胜利后债券价格暴涨时才卖出，赚了一大笔。马尔萨斯坐失赚钱的良机，大概怨不得别人。　　对学者来说，清贫一点算不了什么，马尔萨斯的最大不幸在于学术观点被歪曲，被各个时代不同阶级的人共同指责。马尔萨斯受到批评最多的是人口论，他对人类前途的悲观论点也使经济学蒙受“忧郁科学”的不白之冤。当然，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这种悲观论也不正确。我想人口论的错误在于把动物的繁殖规律用到人类，并且低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人口增长与动物增长不同，它不仅由生物规律决定还由社会规律决定。人口增长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工业社会的高出生高死亡，第二阶段是工业社会以后高出生低死亡。这两个时期出生受生物规律支配，死亡由经济状况决定。第三阶段是后工业社会的低出生低死亡，这时低出生的原因更多是社会经济的。马尔萨斯生活于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阶段，把这个时期的短期现象一般化了。同时，马尔萨斯又把短期存在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长期化，低估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潜力。　　但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绝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反动”、“恶毒”。马尔萨斯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是从对人类未来关心的角度来考虑人口问题的。当时人口剧增的确是社会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戈德温(诗人雪莱的岳父)等人一味盲目乐观，无视问题的严重性。比起唱赞歌的戈德温来，马尔萨斯更严肃地正视问题。而且，马尔萨斯的观点也并不全错，起码有局部真理性。从短期来说(这个短期也许是几十年)，许多国家的确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而贫穷，现在的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不正是如此吗?如果不是这样，何必在发展中国家提倡计划生育或家庭计划呢?提倡计划生育的老祖宗不就是马尔萨斯吗?从长期来看，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人、自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尽管科技发展最终可以解决这个矛盾——例如，移民月球或火星——但协调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罗马俱乐部那些预测人类灭亡的学者被称为“带着电脑的马尔萨斯”，但他们的观点(协调发展)不正体现在越来越多国家的发展计划中吗?　　马尔萨斯人口论中最受指责的是对穷人的态度，说穷人不该来到世界上(在以后的《人口原理》中这些话删掉了)，反对修改济贫法给穷人盖房子等。这里又有许多误解。马尔萨斯之所以不同意修改济贫法，反对为穷人盖房子是为了实现晚婚晚育，有计划地减少人口增长，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状况。穷人生育无计划，这是各国普遍的现象，用济贫的方法使他们生育能力更强，不是济贫是害贫。 这对夫妻是为自己孩子多发愁，还是在讨论人类悲观的未来?这种看似冷酷的做法其实从长期看对穷人有利。这正如一些国家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从整体上利国利民，也有利于受到限制的穷人一样。马尔萨斯的一些话说得直白了一点，但绝无仇视穷人，甚至人类之意。　　也许是由于人口论的原因吧，马尔萨斯的经济学理论被扣上“庸俗经济学”的帽子，变得一无是处。其实马尔萨斯的许多观点比当时的人，包括李嘉图这样优秀的经济学家，都有高明之处。　　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是重生产而轻消费，重供给而轻需求的。供给决定需求的萨伊定理正是其体现。但马尔萨斯重视需求，他强调了 经济发展改变了马尔萨斯的悲观预测，从图片中看，9世纪后期的状况已经是人口和经济双增长了非生产性消费对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尽管他由此引申出需要一个只生产不消费的地主阶级存在，并为地租的合理性辩护，尚值得商榷，但重视消费和需求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价都不算高。马尔萨斯的这种真知灼见被歪曲了,批判了。只有凯恩斯认识到马尔萨斯这种观点的意义，并受启发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在《通论》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承认他的理论来自马尔萨斯。　　古典经济学坚持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决定价格，如果把价值解释为生产中的成本(即生产费用论)，就会得出成本决定价格的观点。当年李嘉图等人正是坚持这一观点的，但马尔萨斯提出，决定价格的不仅有生产成本(供给)，而且有需求。这种价格决定论在近一百年后的马歇尔时代才发展为完整的供求决定价格的均衡价格理论。这已经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常识了。回顾历史，马尔萨斯在他那个时代就能有供求决定价格的思想，还称不上伟大吗?　　如果仔细阅读马尔萨斯的全部著作，你一定还会发现许多精辟的观点。可惜对人口论的误解使许多人对马尔萨斯有了偏见，凡“马”必反。这绝不是做学问应有的公正态度。　　我们的许多经济学家善于用“阶级斗争”这根棍子来打倒一切不为无产阶级说话的经济学家。直至今日，一部经济学说史仍然是一部批判史，把每个经济学家痛打一顿之后，一部经济学说史就学完了。这绝不是马克思倡导的科学态度。历史上的经济学家当然有不完善之处(其实今天的经济学家不也如此吗?)，只有我们理解他们错误的背景，并从中找出对今天有启示的东西，学习经济学说史才有意义。经济学的进步正是由包括马尔萨斯在内有这样那样错误的经济学家推动的。不能割断历史，不能苛求前人。这里用得上“理解万岁”这句话。　　商而优则学的李嘉图　　许多经济学家是学而优则商，则政，混了个教授、博导的头衔就下海赚钱或从政当公仆去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与这些人相反，是商而优则学，赚了钱上岸搞学问来了。　　李嘉图的祖先是西班牙犹太人，由于宗教原因，逃至荷兰，其后又迁至英国。其父起先从事批发贸易，以后从事证券交易，并成为伦敦12个犹太经纪人之一。李嘉图16岁时就成为父亲事务所和交易所中的得力助手，并以眼光敏锐、精力充沛而闻名。以后他因为与非犹太女子结婚而与家庭决裂，自己从事证券交易，并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总务委员会委员。18世纪末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政府财政困难，发行债券，李嘉图是债券承包商，与同伙承包了年的五届公债。1815年的3600万英镑公债在滑铁卢战争4天前发行，由于战局不明，条件极为优惠，英军胜利的消息传来之后，价格暴涨，李嘉图至少赚了100万英镑。　　李嘉图在从商之余喜欢读书学习，他最初的爱好是自然科学。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爱上了经济学。有一天他夫人生病时，他在一个巡回图书馆见到一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刚翻了两页就被吸引，于是购买了一本。从此进入经济学。这故事与牛顿见苹果落地想到万有引力定理一样，但李嘉图是在经商成功后才研究学问的，这是事实。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6章　　来自书斋的经济学家和来自实践的经济学家往往有很大不同。前者更关心理论的推导论证，把经济学作为一种智力游戏来玩，而后者更关心迫切的现实问题，从现实中得出理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古典经济学的顶峰。李嘉图的这本书以抽象、难读著称，李嘉图甚至被称为经济学演绎法的创始人。但这些抽象的理论都来自当时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　　长达20多年的英法战争中恐慌与黄金外流耗尽了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英国政府终止现金支付之后已处于不可兑换的纸币本位之下。纸币不能兑换为黄金引起金价上升，通货膨胀。在这场被称为金条问题的争论中，李嘉图认为，银行纸币发行量与物价水平之间关系密切，而物价水平又影响汇率和黄金流动。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黄金储备的监护者，应该根据经济状况来制定信贷政策，控制货币借贷总量。李嘉图建议恢复金本位制，银行买卖金块而不是金币，并限制最低交易额(不低于20盎司)。这些建议被采用之后，物价稳定了。李嘉图是货币数量论者，他的理论正来自这场有关黄金与纸币问题的争论。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中心问题是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相对收入份额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些变化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这种理论的基础是价值论。这是李嘉图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目的，也是李嘉图关于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个阶级关系的基础。李嘉图对这一问题的兴趣来自当时关于谷物法的争论。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人口迅速增加，谷物生产赶不上需求，谷物价格上涨。为了维护地主的利益，英国政府制定了“谷物法”，限制从国外进口谷物。“谷物法”的实施使谷物价格上升，工人工资增加，利润减少，这引起工业资本家的反对。“谷物法”应该保留还是取消是当时社会争论的焦点。马尔萨斯是支持“谷物法”的，李嘉图则是“谷物法”的反对者。在这场争论中李嘉图所写的《论谷物低价对于资本利润的影响》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起点。这本书深奥、抽象、难读，连李嘉图也认为在英国能读懂这本书的不会超过25人。由于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在《爱丁堡评论》上著文赞扬，这本书得以畅销。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分配理论都是在这种争论中形成的。　　李嘉图的许多观念正是在议会的争论中形成在这场争论中，李嘉图还提出了一个在今天仍然极为重要的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主张取消“谷物法”，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斯密也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但其理论基础是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用英国与葡萄牙贸易的例子说明了，即使葡萄牙在毛呢和葡萄酒的生产上都有绝对优势，两国贸易也是有利于双方的，因为贸易的好处不是来自绝对优势而是比较优势。这种理论成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萨缪尔森认为，如果经济学中有一个简单而绝对正确的理论，那就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是为了证明取消“谷物法”和实行自由贸易的好处的，它来自这场争论。　　在现代经济学中，李嘉图等价论又一次引起人们关注。而且，由于美国经济学家巴罗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李嘉图——巴罗等价论，而引起争论。李嘉图的理论来自当时关于如何偿还英国债务的争论。英国在英法战争中借了大量债务，战后英国议会对如何偿还债务发生了争论。一派认为应该提高税收，用税收偿还债务，另一派认为征收高税对经济发展不利，应该发行债券偿还债务。李嘉图认为，这两种做法对经济的影响是一样的，因为发行债务，仍要由以后的税收偿还。公众知道以后税收还会增加，现在就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与现在增加税收，减少消费是一样的。李嘉图等价论就是指用征收税收和发行债券弥补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结果是一样的。这个理论也产生于当时的现实问题。　　李嘉图无论经商、从政(当下院议员)，还是学术研究都成绩斐然，这与他诚实、谦虚的人品相关。李嘉图在证券交易中光明磊落，反对欺诈行为。1803年曾有人以官方名义宣布英法和解，以欺骗公众提高债券价格。李嘉图坚决反对，并废除了这一谣言后的所有交易。公债认购者为此送给他一个银瓶表示谢意。李嘉图交结了许多学界朋友，包括与他争论的马尔萨斯，以及詹姆斯·穆勒等人。他的盖科姆庄园是经济学者经常聚会的地方。我们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李嘉图总能成功。　　经济学来自现实，只有那些关注现实问题的人才能做出开创性贡献。这是李嘉图成功给我们的启示。　　西尼尔的另一面　　谈起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Nassau Wlliam Senior,)，我们自然会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段话：&#年一个美丽的早晨，以经济科学和优美文章著名，在英国经济学家中可以比做克劳伦的西尼尔先生，从他讲授　　政治经济学的牛津，被召往曼彻斯特去学习政治经济学。工厂主们选择他充当打手，以便反对新近通过的工厂法和更为吓人的十小时运动。”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是，西尼尔1836年在曼彻斯特工厂主大会上作了反对工厂法的报告，这个报告在1837年整理为《论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发表。其中心是论证工厂主的利润是在日工作11.5小时的最后一小时生产的，以此反对把工作日缩短为10小时的要求及对使用童工进行限制的1833年工厂法。他的结论是，工作日缩短1小时，纯利润消失，工作日缩短1.5小时，总利润也会消失。马克思把他的这个观点称为“最后一小时论”。这个理论显然是站在资本家立场上反对工人的，理所当然地受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和冷嘲热讽。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凭这一点来评价西尼尔，那就失之偏颇了。实际上，西尼尔还有另一面，甚至是更重要的一面。西尼尔是律师出身，在发表关于谷物法的文章后成为牛津大学首位德鲁蒙德政治经济学教授。他曾担任辉格党主要经济顾问，并在一些政府的委员会任职。他的主要著作是1836年为《大英百科全书》而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文本)。他为资本家奔波，反对工厂法和缩短工作时间，这的确是事实。但我们不能为此而否认他在经济学发展中的贡献。　　在西尼尔那个时代，政治经济学还被作为一门道德科学，包含了强烈的价值判断，属于规范科学。西尼尔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在于倡导并推动了经济学的实证化。经济学实证化就是抛开价值判断，研究客观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他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客观性，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财富，而不是福利。或者说，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和分配的客观规律，而不研究这些规律所引起的后果是否公平或合理。政治经济学家的职责不是推荐什么或告诫什么，而是要说明不容忽视的一般原理。所以，经济学家应该像陪审员一样，如实地根据证据发表意见。在经济学史上，西尼尔是经济学实证化的始作俑者之一。在很长时间内，我们都把经济学的实证化等同于庸俗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故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就指出，这种看法是简单化的。其实现代经济学是沿着实证化的路线发展下来的，经济学实证化是主流，也取得了公认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尼尔首创经济学实证化的功不可没。　　西尼尔的理论中最有名的是节欲论了。西尼尔认为，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劳动是人牺牲闲暇的结果。资本是人放弃财产的非生产性使用，或有意识地选择未来的产品而放弃目前使用的结果。资本是节欲的结果，他用节欲来代替资本一词。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了财富，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是重要的。资本来源于储蓄，储蓄是来自节欲。所以，资本获得的利润是合理的。这种观点被以后的经济学家所继承。如奥国学派的迂回生产理论——先生产资本品，再用资本品生产消费品，称为迂回生产。迂回生产提高了效率。使迂回生产成为可能的是资本，资本是放弃现期消费而用于未来消费的结果。现代经济学中的利息理论正来源于节欲论。要驳斥这种理论，指责它为资本的剥削辩护很容易。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任何社会中——甚至在“四人帮”时期的最革命化的社会中——储蓄都获得利息，而且，储蓄来自节约(节欲的同义词)的说法是一种常识。资本的确是生产中必不可少的，获得利息或利润也是合理的，这是节欲论屡受批判，但长盛不衰的原因。　　西尼尔另一个被现代经济学继承的理论是价值论。西尼尔反对客观价值论或劳动价值论，他坚持效用价值论。他认为“效用指的并不是我们称之为有用事物的内在特质;它指的只是事物对人们的痛苦与愉快的关系。来自各个物体的痛苦和愉快的感受，系由无数成因所引起的变更，是时刻在变化的。”这就指出效用是人的主观感觉，或对物品效用的需求强度。而且，他还提出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思想，这就是他说的“不但任何一类商品能提供的愉快总有其一定的限度，而且在达到这个限度之前，它所提供的愉快早已在越来越快地消逝。”效用的主观性和边际效用递减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边际效用学派的基本观点。所以，在经济学史上，西尼尔是从李嘉图到边际效用学派的纽带。　　在我们过去讲的经济学说史中，以为资本主义辩护为由否定了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当然西尼尔也在其内。我们承认每个经济学家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他们对推动经济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把一部经济学史作为经济学庸俗化史，以彻底批判的态度对待历史的经济学家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这正是我强调西尼尔的另一面的意义。　　重?新?认?识?萨?伊　　在经济学史上，争议最大的经济学家莫过于19世纪上半期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了。李嘉图称他为“大陆著作家中首先正确认识并运用斯密原理的人”，他的功绩“大于所有其他大陆著作家的全部功绩”。马克思认为，他是法国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在现代，凯恩斯经济学的建立是从批判萨伊定理开始的，而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又把萨伊定理奉为真理。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给同一个人以不同的评价，是极为正常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在我国的经济学史研究与教学中，萨伊一直是受批判的反面角色，因此，我强调的还是重新认识萨伊。　　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 )生活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曾主编过当时颇有影响的《哲学、文艺和政治旬报》，由于反对拿破仑的大陆政策而被解职，以后办过实业。拿破仑倒台后受政府委派去英国考察工业并讲授政治经济学。他最主要的著作是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　　过去我们批判萨伊是由于他为资本主义辩护，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现在看来这种批判难以成立了，因为为资本主义辩护正确与否，要看是为哪个时期，什么样的资本主义辩护。当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兴生产关系，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时，为资本主义辩护不仅不是罪，还是功呢!萨伊正是用斯密的经济自由思想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所以，我们对萨伊的评价不能以他为资本主义辩护为惟一依据，而要具体分析他的经济理论。　　在经济学研究对象与方法上，萨伊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这在经济学史上是首创，并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所认同。萨伊主张以实证方法研究这些问题，抛弃价值判断，从事实出发，即“事物怎样存在或怎样发生，构成所谓事实本质，而对于事物本质的仔细观察，则构成一切真理的惟一依据。”萨伊与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都是经济学实证化的始作俑者。经济学实证化是经济学科学化之始，萨伊的贡献功不可没。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7章　　萨伊的经济理论中引起争论最大的是收入分配的三位一体论和供给决定需求的萨伊定理。　　萨伊的分配理论以生产理论为基础。萨伊认为，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物质产品和劳务都能带来效用。他认为，生产的三要素是土地、劳动和资本。在此基础上，萨伊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这就是说，参加生产的土地、劳动和资本得到相应的收入，即土地得到地租，劳动得到工资，资本得到利息。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种理论一直持批评态度，理由是这种三位一体的分配否认了土地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但现在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是以萨伊的理论为出发点的，即承认土地、资本和劳动同样在生产中做出了贡献，应该得到合理的收入。我们现实的分配体制中，也承认了土地与资本收入的合理性。而且，即使在“文革”这样的极“左”时期，也仍然没有取消银行支付给储户的利息。现在地租与资本收入的合理性也得到承认。　　在萨伊的理论中争论最大的是萨伊定理。萨伊定理最基本的内容是，供给创造需求，有供给就有需求，货币在交换中只起到瞬间交换媒介的作用，所以，不会发生普遍的过剩性危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所批评的，因为它否认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可能性，而且没有认识到货币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西方经济学中，20世纪30年代之前，萨伊定理尽管也受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但在主流的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中被作为真理。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打破了无危机论，凯恩斯正是在批判萨伊定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其核心是用需求决定论取代供给决定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引起经济危机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则重新肯定了萨伊定理，供给学派正从重视供给而来。萨伊所为之辩论的是正在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　　如何看待萨伊定理呢?从现在来看，供给决定并不是绝对错，在长期中决定一个经济的还是供给，即生产能力，需求则在短期中更为重要。现代宏观经济学把总供给与总需求结合起来分析经济。萨伊定理中的一些错误与当时的时代相关。萨伊否认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是因为他生活的时代，经济危机还没有成为主要问题——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1825年发生于英国。仅仅把货币作为交换中瞬间的媒介与当时法国的情况相关。那时正处于拿破仑时期，通货膨胀严重，人们认为“货币是烫手的”，拿到货币就赶快去购物。这种现实不能不影响萨伊对货币的认识，这就是时代局限吧。　　我们过去对除古典经济学以外的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基本是一批到底。在强调实事求是的今天，有必要客观地评价历史上的经济学家，重写经济学史。我以萨伊这位历史上争议最大的经济学家为例，只是想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神?童?穆?勒　　在经济学中，John Mill 译为约翰·穆勒，这是沿用了严复的译法，但在哲学或政治学中，John Mill 又译为约翰·密尔，音更准确一些。穆勒不仅是著名经济学家，也是哲学家、政治学家、逻辑学家，甚至在写得极好的一手散文的意义上说，也是文学家。集如此多之“家”于一身者，必是天才无疑。　　穆勒的确是神童和天才。美国心理学家科克斯(Catherine Morris Cox)曾对1450年到1850年的杰出人物作过一项模拟智商(IQ)测验，结果穆勒以190分成为世界之最，远远高于大名鼎鼎的伏尔泰、莫扎特、拿破仑、贝多芬、达尔文诸人。还有一种说法是，穆勒是历史上惟一智商高达200(满分)的人。无论智商的具体数值是多少，他的天才是“地球人都知道”的。　　张五常先生还介绍了穆勒的一件事。芝加哥大学斯蒂格勒教授印了一份经济学家的挂历。在穆勒的那一页上，引用了穆勒写给当时著名学者边沁的一封信：“边沁先生：你借给我的《罗马帝国史》的第一册，我已经读完了，觉得很有兴趣，现在托人交还给你。希望你继续将第二册借给我，我会很细心阅读的。”《罗马帝国史》(中文本名为《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历史学家吉本的名著，看看日历和信后的日期就知道穆勒写此信时才三岁。一个本应玩耍的儿童却来读这种严肃的学术名著，不是天才如何能解释?　　据《穆勒自传》记载，他三岁开始学希腊文，读《远征记》、《对话录》、苏格拉底《回忆录》等书。八岁又开始学拉丁文，并当妹妹的老师。穆勒童年时读遍各种名著，并帮助父亲编写《印度史》，对数学亦精通，还对实验科学颇有兴趣，读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的著作。13岁时又学习政治经济学，并结识了李嘉图。约翰·穆勒的父亲教儿子经济学的方法也很特殊。每天他们父子出去散步，父亲讲解，儿子回来后整理出来，直到父亲满意为止。这就是他父亲《政治经济学要义》一书的写作过程。父亲还用讨论的方式让他读李嘉图的书和斯密等人的著作。到14岁时，他的教育基本结束。穆勒回忆，“由于父亲的教导，我开始(受教育)的时间比同代人早25年。”　　但是天才也有自己的困难，由于早熟，没有享受到童年的乐趣，心理成长与知识增进不成比例，往往会在成年后出现心理危机。穆勒也是这样，在20岁时他处于精神发展的危机而无法摆 20世纪70年代重印的穆勒名著《逻辑体学》(严复译为“名学”)，这本书影响过中国一代名人，包括对西学并不像中学那样热爱的毛泽东。这本书当时也是由毛泽东指示而出版的脱。在与这种精神忧郁的斗争中，他认识到两点：第一“只有那些不为自己谋快乐而把心力用在别的目的上的人才是快乐的，为他人谋幸福的人，为人类谋进步的人，甚至从事艺术或学问，但不把它们当作谋生手段，而把它们当作理想目的的人才是快乐的。”第二：“我第一次把个人的内心修养当作人类幸福的首要的条件之一。”应该说，他童年读许多书时还缺乏理解(毕竟没有社会阅历)，但这些知识在起作用，他努力充实自己，反复思考，终于使人生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当然，穆勒能摆脱这种精神状态还缘于他在1830年结识了比他小两岁的哈里特·哈迪。穆勒对哈迪的评价是“从外表看，她美丽而机智，具有一种使所有接近者都觉得自然高贵的气度。在内心上，她是个感情深沉而坚强的妇女，有洞察力和直觉的智力，又有一种好冥思的诗人的气质。”穆勒还认为，哈迪在气质和品格上与大诗人雪莱相似，但在思想与智力上，哈迪是“大巫”，雪莱则是“小巫”了。当时，哈迪已与伦敦一富商泰勒结婚，且有两个孩子。但泰勒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与哈迪在思想上难有共鸣。于是穆勒和哈迪陷入情网。1849年哈迪的丈夫泰勒去世后他们于1851年4月结婚。　　应该说，他们俩人的相互吸引更多是精神上的。他们常有书信往来，也在一起探讨问题,散步，甚至外出旅游。哈迪是穆勒真正意义上的红颜知己。哈迪给予他的不单纯是男女之情，而是事业和思想上的帮助。穆勒说，我得到哈迪的友谊，“它是我一生的荣誉和主要幸福，也是我为人类进步所奋斗的或希望今后实现的大部分事业的力量源泉”。　　尽管哈迪早于穆勒去世，但穆勒认为，自己在最终目标和实用这两方面“不论我以何种形式接受的或是创造的结论(包括政治经济学、分析心理学、逻辑学、历史哲学或其他学科)都应该深深感谢她，因为我从她那里学会一种聪明的怀疑态度。”穆勒说，他的许多著作是在两个人的探讨中产生的，“要分清是谁的创见，是谁执笔这类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她的贡献和我一般多，而且在我的作品中她的贡献是与年俱进的。”穆勒还具体指出，《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吸收了哈迪许多见解，例如，“劳动阶级的可能未来”一章是在哈迪的坚持下才写的，而且思想完全是哈迪的，甚至是哈迪口授的记录。穆勒的名著《论自由》是在哈迪去世后出版的。但穆勒强调，与其他书相比，这是他们文字上更加直接合作的产物，其中每一句话都经过他们共同阅读，反复推敲，仔细斟酌。就思想内容而言，更难说出哪一种思想是谁的。　　历史上神童或天才相当多，但最后成功者并不多，穆勒是一位成功的天才。他是李嘉图之后最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当时最好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总结了当时经济学发展的成果，被称为经济学史上的第一次综合。他对谷物法、通货、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国际经济、消费与生产、利润与利息、劳工问题等都有论述。在逻辑学方面，他的《逻辑体系》;在政治哲学方面，他的《功利主义》、《论自由》、《关于代议制政府的探讨》，现在都已成为经典;在社会学方面，他关于性、婚姻和妇女法律地位的论述至今仍有影响。无论在经济、政治哲学还是社会问题，他围绕的一个中心是尊重个人自由。这是人类最高的价值观。　　人们常说成功的三要素是天才、勤奋和环境。穆勒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他是幸运者，也是成功者。　　经济学幽默大师　　一个笑话说，某女士得了绝症，只能活半年。她向医生请教如何才能过好这半年。医生建议她与一位经济学家结婚，因为经济学家教条、枯燥、无味，“与他在一起度日如年，恨不得早点死去。”但是，如果这位　　女士找的是这样一位法国经济学家——　　法国议会正在讨论修建从巴黎到马德里的铁路。一位叫西米奥特的议员建议，铁路在波尔多中断一段，这样就可以使波尔多地方的搬运行李工人，商店、剧院和服务人员及老板，以及轮船上的船员等各种人、收入增加，从而波尔多财富增加，法国财富也增加。这位法国经济学家马上说，你讲得太好了，但不必以波尔多为限，翁古拉姆、波尔图、图尔，奥尔良等铁路通过的城市都该这样，法国不更富了吗?他还建议把巴师夏名著中文本这一节节中断的铁路命名为“起反作用的铁路”——不是有利于交通，而是增添麻烦。　　当法国执政者建议提高关税，以保护法国工人时，他写信给商业部长说，这个建议真好，因为不让国外锋利的大斧进口，我们就用自己生产的小钝斧干活。大斧砍树要100下，小斧要300下。这样，一小时能干完的活，要三小时才能干完。劳动可以创造财富，三小时创造的财富总比一小时多啊!　　当然，最有名的还是这位经济学家1845年写的《蜡烛商的请愿书》。他以蜡烛商的名义说，我们实在竞争不过太阳，太阳的光是无代价的，因此，希望立法者让全国用幕布遮天，让普天下永远黑暗，全国经济才能繁荣。他的这篇文章现在仍被广泛引用，这个故事经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引用已家喻户晓。读到这里，大家一定会猜到，我介绍的这位经济学幽默大师是巴师夏。如果这位女士有幸与巴师夏结婚，读这位大师的书，听这位大师侃经济学，她一定会每天开怀大笑，不想死去，也许绝症被欢乐战胜了呢!　　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Claude Frederic Bastiat, )的著作中充满了这种幽默的笑话和看似谎谬却使论敌无法回手的逻辑推理。他这类著作包括《经济诡辩》(Sophismes éConomiques, 1847), 《看见什么和没看见什么，或一堂政治经济学课》(Coqúon voit et ce qúon ne voit pas, ou I’éconmie politique en une lecon, 1846)，但他主要著作是《和谐经济论》(Harmonies économiques, 1850)。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8章　　尽管巴师夏写的书极富幽默感，其实他的人生并不顺利。他出在法国巴荣纳，九岁时就成为孤儿，但仍受到过良好教育，读书甚多。他在24岁时继承了祖父的遗产后，经过商、务过农，但都没成功。他有点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那个心地善良但笨手笨脚的皮埃尔伯爵。1830年波旁王朝逃出法国，但还招集了600名青年勇敢冲进一个波旁王朝的堡垒。结果里面的人不战自降，请他们共进美酒，英雄主义行为变成了笑谈。他一直住在乡下，被巴黎人称为“外省人”。1844年，他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国和英国的关税对两国国民前途的影响》的文章，抨击关税保护，倡导自由贸易，引起轰动，自此进入经济学界。此后，他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与小册子。他犀利、幽默、冷嘲热讽的文章在社会上比那些严肃学者的规范论文影响大得多，并于1848年当选为议员，可惜天不假其年，他患肺结核病，并于1850年去世，年仅49岁。据临终时在他身边的牧师说，他最后喃喃自语的话是“真理，真理……”。　　那么，巴师夏追求的是什么真理呢?他认为，人类社会表面看来纷纭扰攘，每个人都为一己私利而奔波，实际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之下，社会是和谐的，每个人利己的努力最终有利于整个社会。在国内工人、农民、资本家、地主之间没什么矛盾，利益是一致的;在国际上，各国之间是和谐的，自由贸易可以保证共同富裕。与马尔萨斯、李嘉图的悲观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强调阶级斗争不同，他是一名乐观主义者。其实那种幽默、风趣的文风正是他对社会乐观态度的体现——一个总是忧国忧民的人，哪能幽默起来呢?　　当然，即使从那时的观点来看，他的这套观点并不是什么创见，也没有理论上的深度。所以历来经济学大师们对他评价都不高。英国经济学大师A·马歇尔(A.Marshall) 认为，他对经济学的理解并不比他反对的社会主义者强多少。熊彼特则说，巴师夏不是一个坏的理论家，而根本就不是一个理论家。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美国经济学家H·凯里(H.Carey )在他的《社会科学原理》序言中甚至指责，巴师夏剽窃了他的理论。　　巴师夏的功劳在于用幽默生动的文风传播了经济学。正因为如此，巴师夏被称为“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自由贸易福音传教士”。熊彼特称他为“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经济记者”。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Edgeworth) 称赞他在把前人的经济学发现通俗化方面是个天才。其实，能用一支幽默、风趣而又通俗的笔把那些深奥的经济学道理介绍给大众，不也是一种成功吗?何必都去创新呢!读巴师夏的作品是一种享受，在享受中又领略了自由主义真谛，这不正是我们至今仍然怀念巴师夏的理由吗?　　小经济学家的大贡献　　提起斯密、李嘉图、马歇尔这类经济学大师，谁都不陌生。他们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构成了一部经济学史。但他们的成就也是站在其他人肩膀之上的。这些其他人往往并不是巨人，而是一些默默无闻的小经济学家。　　现在我们都知道经济学中的供求定理是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古诺发现的。尽管古诺曾被冷落过，但在19世纪末经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推崇，现在已是大师级人物。其实在发现并运用供求规律，并对此做出贡献的人中还有许多是至今仍名气不大的学者，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的一些法国工程师。 修建这些铁路的工程师也是经济学奠基者，也许他们连照片也没留下，但他们留下了有形的铁路与无形的思想。　　19世纪50年代是法国铁路的发展与迅速扩张时期。许多有才华的青年被吸引到工程师这个行业。这些工程师不仅设计和建造铁路与桥梁，而且注重分析铁路的经济效益。他们在微积分这些数学工具方面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在从事铁路等公共工程建设中收集到大量有关这些项目成本和收益的统计资料。正是这两种优势的结合使他们对供求关系和成本—收益分析做出了其他经济学家所无法做出的贡献。这些工程师集中在法国的桥梁与道路学院，该校自1747年建立以来就有从经济角度研究公共工程的传统。该校先后对供求和成本—收益分析做出贡献的学者有亨利·纳维耶(Henri Navier, )、约瑟夫·米纳德(JosephMinard, )，查理迈格尼·古托理斯(Chavlemagne Courtois, )、埃米尔·谢松(?mile Cheysson, )、雷诺塔韦·尼耶(René Tavernier, )、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 )等。被吸引到这一团体中的还有美国人查尔斯·埃利特(Charles Ellet, )，比利时人埃尔分斯·贝尔派尔(Alphonse Belpaire) 和奥地利人魏尔海姆·诺德林(W: lhelm von N?rdling)。但对成本—收益分析做出重要贡献的还首推阿尔塞纳—米尔—埃米尔—朱节纳尔·杜普伊特(Arsine?Jules??m: le ? Dupuit, )和狄奥尼修斯·兰德纳(Diony sius Lardner, )。　　杜普伊特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工程师之一，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工程师。他关心的是公共工程的经济收益或净收益，以及公共工程所产生的社会福利。为了分析这个问题，他研究了需求的效用基础以及公共工程效用的衡量。在这种研究中他对边际效用、需求、消费者剩余、垄断和歧视、边际成本定价等领城的研究都做出了重大发现。他最早把边际效用与需求曲线联系起来，研究了岐视价格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他根据这些理论计算了桥梁的收费标准以及成本和收益的关系，成为今天成本—收益分析的先驱。杜普伊特的这些成就现在已受到高度评价，较为详细一点的经济学说史教材中都有文章或专节介绍杜普伊特的贡献。　　至今仍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是兰德纳。兰德纳也曾在法国的桥梁与道路学院学习，他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所做出的贡献显然与这个学校的传统相关。但他是爱尔兰人，早年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研究过数学和天文学，且兴趣广泛，被称为“流浪者狄奥尼修斯”，指他兴趣与涉猎领域之广。他写过代数几何和微积分著作，并在年策划并主编了长达133卷的《兰德纳珍藏本百科全书》(Lardners Cabinet Cyclopaedia), 任伦敦大学自然哲学教授。他惟一的一本经济学著作是1850年出版的《铁路经济》。这本书仍被经济学家重视，在1968年重印。　　兰德纳对供求的研究受以杜普伊特为代表的桥梁与道路学院传统的影响，即重视数学和图形工具的运用，重视实际问题与资料，以铁路的成本—收益为中心。他研究中的资料主要是他在比利时担任铁路官员时所收集的。　　兰德纳把铁路运费作为自变量，把总收益和总成本作为因变量，研究运费变动与总收益和总成本的关系，从而说明铁路利润最大化的实现。兰德纳用图形说明，当运费增加到无货可运时，仍然都有固定成本(维护铁路的费用)存在，这时没有收益，铁路亏损。随着运费下降，货运增加，总成本和总收益都在增加。利润最大化的运费应该在收支平衡运费和收入最大化运费之间。现代经济学家认识到，兰德纳已经认识到利润最大化之点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之点。这种观点现在已成为一个定理。兰德纳还提出，运输成本的下降随货运距离的平分而递增，这一发现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称为“兰德纳平方定律”。　　兰德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当完整的与区位有关的价格差别理论。他主张降低竞争激烈的长途运输收费率，而提高竞争较少的短途运输收费率，以增加铁路的总利润。这一原理和计算方法在现代民航公司确定货运与客运收费率中仍然在运用。这就是在竞争少的地方航线中实行高收费率，而在竞争激烈的长途航线中实行低收费率。　　以杜普伊特和兰德纳为代表的这批工程师现在也算不上大师级人物。但他们从实际出发对需求、供给、价格、成本、利润等问题的研究结论构成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在历史上，许多经济学开创性贡献正是这些小经济学家做出的。在经济学研究中千万不能忽视那些至今仍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李斯特为什么自杀　　日，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一个小镇开枪自杀，结束了自己年仅57岁的生命。　　在历史上，文学家、艺术家,自杀者不少，但在一流经济学家中，李斯特大概是惟一的自杀者。一个人只有在走入绝路时才会自杀，是什么把这么一个既有才华，又爱国的经济学家逼上绝路呢?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出生于一个手工工匠家庭，自小学习用功，17岁时就通过考试在符腾堡王国内政部任书记员，并为部长所欣赏，被任命去管理图宾根大学。要了解这位少年得志的经济学家走上自杀之路，先要了解当时德国的历史。　　当时的德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是由许多小公国和各邦组成的松散联邦，有点像我国春秋战国时的状态。当时在欧洲，英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产业革命，法国也在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