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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机制的措施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支持和配合。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积极引导资金、人才、技术、信息向农业和农村汇集，需要体制创新、观念创新、机制创新。只有多措并举，才能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投融资措施　　要建立财政资金引导、农民投入为主体、企业参与、社会各界积极支持的新农村投融资体制。在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方面，各级财政资金当仁不让，要唱“主角”。要规划先行，量力而行，尊重农民群众意愿，优先提供农民最需要的公共产品。在农村产业发展方面，对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有利于农民素质提高的产业和行业，要加大扶持力度。　　一是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不断调整各级政府投资结构，使每年用于农村的政府投资比重高于上年，每年用于农村的政府投资绝对额高于上年，每年用于直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投资高于上年，建立支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二是从土地出让金返还等非税收入中安排一定比例资金以工补农或用于城市支持农村发展。　　三是国家可以通过发行新农村彩票来筹集建设资金，企事业单位购买的新农村彩票在其销售收入或办公经费的1％以内部分可以据实列支。　　四是以县为主，先易后难、形式多样地整合各级对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资金（不包括粮食直补和救灾救济资金，这两块资金必须专款专用），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五是引入PPP（PPP指，在新农村项目建设中引入私人资金）、BOT（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即建设－－运营－－移交，是指政府授予私营企业以一定期限的特许经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TOT（TOT是英文Transfer-Operate-Transfer的缩写，即移交－－经营－－移交。TOT是BOT融资方式的新发展）、民办公助等新的投资模式。目前在江苏等地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一些项目的运作已初步具备PPP模式特征。PPP模式可以采取公共服务设施的转让、企业参与提供新建基础设施、吸引农民出资出劳、农民承包经营基础设施等多种做法。　　可以借鉴上述投融资模式，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符合各地情况的具体模式，这样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新农村建设资金压力，吸引非公有制经济参与新农村建设，而且可以大幅提高投资效率，有利于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难题，有利于培育和完善农村市场。　　二、经济发展措施　　无论是城市支持农村，还是工业反哺农业，都必须发展经济，只有做大经济“蛋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才有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　　充分发挥财政投融资的示范、引导作用，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以奖代补、投资参股、项目补助等方式进行扶持，大力扶持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进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用工业的理念谋划农业，坚持小城镇发展战略，通过大项目带动大开放大投资大发展。要注意项目间的协调配合，以村为单位，做整体规划，整体推进。在项目管理上,实行严格的申报、跟踪、考核等程序。一是各地申报的项目必须完成立项、评估、备案等前期工作,具备开工建设条件,才能申报填写项目申报表,并附相关材料。二是建立项目库。对各地申报的项目通过筛选论证排序建立扶持项目库,实行滚动管理,对排序在项目库后几名的项目予以淘汰。三是确定扶持项目。每年对排序在扶持项目库前面的项目,确定具体的扶持方式和配套扶持办法,作为下一年的扶持项目,给以重点扶持。四是项目跟踪管理。被确定的扶持项目,实施单位要定期向上级和同级财政部门报告项目建设情况、生产经营情况和扶持资金使用情况。五是项目绩效考核。扶持项目建设投产后或扶持期结束后,由财政投资评审部门等组织有关专家和人士对扶持发展项目进行绩效考核评价。六是探索建立国有资本“投入―退出―再投入―再退出”的良性循环机制。　　三、教育培训指导措施　　要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战略资源的思想，增加投入，加强领导，坚持科技、文化、法律、卫生常下乡制度；以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党校、行政学院、农业大专院校为载体，加大对县乡农村干部群众的培训教育力度，培养知识型新型农民。充分发挥“绿色证书”、电脑农业、网络媒体、“支农服务热线”等作用，帮助农民用科技、跑营销、懂法律、讲文明。　　学习借鉴韩国新农村运动的做法，实施城乡结对帮扶，企业结对帮扶村委会，城乡互换教师、医生、干部等制度，增进城乡各阶层、工农之间的了解和沟通，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建立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和新农村建设研究机构，建立新农村建设各成员单位定期联系会议制度。工作中，务求实效，避免走过场、“一阵风”，搞形式主义。　　当前，要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为契机，落实“四培养四提高”，把群众培养成致富能手，把优秀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致富的优秀党员培养成村干部，把村干部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自富带富能力，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号召力，提高农村的文明程度，提高群众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尊重企业合法权益，为企业投身新农村建设提供“一揽子”方案，如企业可以为结对村修一座桥，或修一段路，或绿化一座荒山，或吸纳劳动力多少人等，要给企业留有可选择的余地。发挥城市建设规划部门在新农村村庄规划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四、税收措施　　目前，税收政策的制定、细化一般在省级以上，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如果没有相应的税收政策支撑，就会形成下面热、却没有实质性政策推进的尴尬局面。因此，在坚持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下，国家或省级税务部门与相关部门通力协作，自觉维护税制统一，兼顾效率与公平，尊重企业意愿和城市发展内在规律，积极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配套税收政策：　　（一）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如对于未达到营业税6000元起征点的“农家乐”业务，一律免征营业税。　　（二）积极防治禽流感之类动物疫病，未雨绸缪，增强畜牧业自身积累和抗市场风险能力，如对有关家禽生产销售企业实行免征企业所得税，对取得的相关财政专项补助，实行免征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　　（三）切实维护失地农民权益，如对于在征用土地过程中，单位支付给土地承包人的青苗补偿费等收入，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四）助推林业改革发展，如对企事业单位保护生物多样性，种植林木、培育林木种子和苗木作物以及从事林木产品初加工取得的所得，暂免征企业所得税。　　（五）落实“扶持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精神，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免税。如对国家认定为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和其所属直接控股比例超过50％以上的子公司，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和农林产品初加工取得的收入，与其他业务分别核算的，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可暂免征企业所得税。　　（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巩固取消农业税成果，如对农民取得的农业特产所得和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捕捞业的所得，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七）依托当地企业优势，支持乡镇企业二次创业，扶优奖强，对有规模有市场有利润有前景有技术，环保达标，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方向的乡镇企业减税。乡镇企业可按应纳税款减征10％的所得税，用于补助社会性开支费用。　　（八）构筑现代农业服务体系，推进涉农事业单位改革，对农业服务项目免税。如对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保、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免征营业税。对部分农技推广服务实行公开招标、市场化运作，引导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参与农技推广服务体系。　　（九）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基金会，对企事业单位以提供免费服务的形式，通过该基金会向农村学校、道路、卫生等事业进行的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十）鼓励土地依法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如对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十一）科教兴农，对高等学校和中小学校办农场从事生产经营的所得和举办各类涉农进修班、培训班的所得，暂免征所得税。　　（十二）“放水养鱼”，对渔业企业从事外海、远洋捕捞业务取得的所得，暂免征所得税。　　（十三）鼓励投资农业，发展高效、优质、安全、高产、生态农业。“‘两税’合并”，对从事农业、林业、牧业的内外资企业，经营期10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1－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3－5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期满后，经国务院主管税务部门批准，在以后的10年内，可继续按应纳税额减征15％－30％的企业所得税。　　（十四）研究制定促进社会资本投入新农村建设的扶持政策，比如对农民分享农产品增值收益达一定比例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对农民和企业投资投劳兴办小水利、乡村道路等实行减免税收政策；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打造诚信农村，让广大农民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建立农民失信惩戒体系，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和担保公司的发展等。　　（十五）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步伐，对使用农民工达一定数量的企业给以一定税收优惠。　　五、道德约束措施　　工业企业的首要任务是生产与利润，但这不是唯一的目标。一旦脱离了社会参与，工业企业的竞争力势必受到影响。企业要开展更多更快更好业务扩张或者树立品牌，就得依托各方面的有效合作与支持。世界上许多跨国公司及其负责人，与政府一起开展工作，充分履行社会责任，无形中增加了企业利润。这就是时下被称之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基本要义。“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是美国企业家、慈善家卡耐基的一句话，其一生奉之为圭臬。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国家要把城市建设、企业个体捐选帮扶行为与小城镇发展，城市产业有序转移和结构优化升级，公共政策完善调整等有效结合起来。如曲靖烟草企业在全市范围内支持建设300万亩基本烟（农）田，“以工补农”建设烟草原料“第一车间”，增强了农业发展后劲，特别是“两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新农村建设中独树一帜。建议国家对那些支持新农村建设卓有成效的城市；对那些实业报国、热心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和群众的企业要给以表彰奖励或其他优惠支持。　　要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群众的利益，保护好各地干部群众建设新农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对新农村建设工作实、有成效、进展好、群众受益大的地方要给以更多的项目、资金、技术、人力等支持，反之则反是。　　六、监督措施　　一是要建立农民负担监控机制。进一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全面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发放农民负担监督卡，严防违规收费，严禁以新农村建设的名义搞乱摊派，向农民索钱要物，对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涨价问题（如农电、农业灌溉用水等调价）要举行听证会，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二是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监督管理机制。分类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能公示的要公示，能纳入政府采购的要纳入政府集中采购范围，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民代表和允许公民参加项目的竣工验收，必须加强监督检查，实行跟踪问效，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和发挥预期效益，对违规违纪行为严肃查处。同时，在涉农资金使用方面斩断商业贿赂的“黑手”。　　七、统计测评措施　　要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统计测评网络和指标体系。坚决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等统计法律法规，确保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为各级各部门建设新农村提供信息咨询、决策参考、监测评估等服务。　　资料来源：　　1、中共福建省尤溪县委办公室：《各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几点做法》，中共福建省尤溪县委办公室，&日。　　2、投资北京国际有限公司：《TOT项目及其特点&》，投资北京网站。　　3、《公益时报》：《寻找企业家精神&公益时报携胡润打造慈善榜》，《公益时报》记者雷晓寒，日。　　4、2006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责任编辑：石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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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鹰：关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问题
　　很高兴也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我今天想谈的问题是一个比较新的话题，所以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的问题。
　　十六届四重全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他的讲话里有这么一段重要的论述：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论断，指出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是农业支持工业，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应该工业支持农业，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他认为我们国家现在总体上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也提出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的结构，象三农倾斜，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了同样的任务，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他的实质是讲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和农业这两大产业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不是通常我们所讲的两大产业的产品交换，要素的流动，或者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还不是这样一个关系，他的实质的含义本质的含义是讲的国民收入的分配或者叫资本的积累在两大产业之间的一种再分配的关系。
　　围绕着这个问题应该说现在学界也好，政策也好，有不同的看法，怎么来准确地理解总书记的论断，特别是是在实际工作的操作过程中来贯彻这样一个新的方针，就确有必要先把这个事情本身弄清楚。
　　我对这个问题的学习也只能是初步的，我很愿意把我们的同事们最近一段时间做的研究初步的体会跟大家交换一下，首先我们觉得总书记的论断的确反映了客观化的规律。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一切的基础，当农业发展到一个程度，就是基本上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这个时候恩格尔系数开始下降，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需求开始变化，新的消费需求很显然他对应的不在是农产品，而是非农业的工业的产品，由此就触发了工业革命，比如英国的工业革命，他以新的生产力创造新的产品满足新的社会需求。
　　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工业化开始起步以后，资源大家都会看到，比如农业领域里面的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等，就开始向工业流动，这本身他之所以会流动是因为工业的收益率或叫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高，所以这个流动本身是一个符合经济规律的过程，我们通常讲的农业支持工业如果仅仅做这样一个的理解还不够？为什么？因为伴随着这样一个进程，往往会有政府的强制，政府的诱导，和一些新的政策和制度的安排，来加速农业里面的要素和基本的积累。
　　大家都知道的前计划经济国家实际上都是通过扭曲分配工业产品贸易条件采取工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从农业部门提取积累，形成工业化的原始资金推动工业化，这表明的确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确实存在着一个叫农业支持工业这样一个阶段。
　　当这个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从理论上讲，这个要素在产业之间的流动他受大产业收益率差异的影响的，既然工业的收益率高，要素流过去，劳动力流过去，按道理会达到一个均衡点，这个时候农业就不在是一个受挤压的问题，但是客观上在实际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农业领域里的劳动力转移总是比结构转换的速度要滞后，农业部门要受自然力影响相互作为的物质生产部门，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总是不尽人意，不能达到接近或超过工业的水平。由此就会潜伏着一些危机，在整个工业化进程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个社会的转型成本，这个转型成本，如果农业部门转型速度不快的话，很可能全部由农业或这个领域里的人就是农民承担这个巨大的成本，表现就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地扩大。
　　如果农业提升的速度慢的话，他不能保证食物的有效供给的话，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受到损害，甚至动摇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在工业化达到相当水平以后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拿出钱给农民，解决两个问题，1、解决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或者说农业产业的竞争力的提升，2、弥补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平衡城乡的收入。
　　于是乎，我们看到的确在工业发展到相当水平以后，就会出现工业反哺农业这样一个崭新的阶段，理论上是这样一个过程。从实际各国的实践来看也大体是这样，比如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后的50年，英国制定了谷物法，他本身是对谷物的一个保护。比如美国上个世纪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农业被受摧残。欧盟也是这样，到2000年欧盟新的进程做了一些调整，把过去的挂钩补贴改成不挂钩补贴，但是补贴还是要补贴的。再比如我们的邻居日本，日本战后经济发展非常快，有很多的契机：比如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1950年农业劳动力比重是48％，各位我们中国就业结构里第一产业的就业结构就是49％，这个情况和日本的情况基本相似，那么15年的时间这个比重，日本的比重从48％下降到23％，下降了25％15年农业的就业比重下降了25％真是快得不得了，顺应这个过程，1961年日本制定了第一部农业法，提出两个目标：1、实现农业现代化。2、平衡城乡收入。然后日本对农业的支持的给钱是不惜血本的——日本的农户现在年收入大概60％—70％是政府的补贴，农户的收入非常高。当然日本的农业是没有竞争力，或者是不足以让我们仿效的一个东西。
　　韩国从1971年开始搞运动，政府拿大笔的钱投入农村地区，因为在工业化阶段劳动力跑到城里，为了防止农村地区的凋敝，实施新农村运动，谁建设农村政府就给钱。
　　我们台湾省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大规模向农业走进，农业补贴、收入补贴等等。所以从这些实例都可以引证，总书记做出的两个趋向的论断的确是一个客观的规律，是所有先进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走过的这样的一条路，现在就是中国是不是到了这样的阶段，我们先看国内外的学者对这个过程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描述。
　　刘易斯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就是说在一个现代的工业部门旁边有一个非常传统的落后的农业部门，两大部门并列，所谓经济发展是个结构转换，就是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最后实现当剩余劳动力问题已经解决的时候，这个时候两大产业的生产力可以达到一个均衡，结构的转换告一个段落，这个时候农业从过去受挤压的部门变成一个纯收益的部门，或者是被保护的部门。这是刘易斯对发展过程的一个理论概括，当然最早的刘易斯的模型是非常粗糙的。
　　还有大家都知道的，美国的土地学家钱大里，他把战后100多个国家指标都拿来，然后塑造了发展模型，有大规模的一般的等等的模型，他的理论告诉整个工业化进程，有初级中级高级阶段。
　　国内对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和农业的讨论，据我来搜集的资料，比较早的是冯海发先生，他们讨论两大产业的关系，它们的基本看法就是概括了各国家的实践和一些论断，提出工业化是三个阶段，初级、中级、高级阶段。
　　他们认为，在初级阶段是农业支持工业，到中级阶段是两大产业平行发展，进入到高级阶段是工业反哺农业，中级阶段到来的指标，1、人均GDP是800美金，2、农业部门的就业下降到55％，3、工农两大产业的增加值的比例要达到6：4，工业是6，农业是4，城市化率达到35％，大概这样四五个指标，结束中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就是开始反哺的时候。中级阶段的指标是人均GDP1500美金，农业在GDP的份额下降到15％以下，工农两大产业的产值比是75：25，农业的就业份额下降到30％以下。围绕着这样一个阶段划分和给出的参数学界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比如凡刚，他认为工农两大产业之间要素的流动是一种经济过程，事实上不存在着谁补谁的问题，他虽然没进明白，但是我能体会是这个意思。
　　蔡访：如果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业支持工业，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反哺农业，第三个阶段才是两的产业的平行发展。
　　林一副：补贴是一个妨碍要素真正价格和自由流动的问题，他认为补贴就不对，所以他从理论上也不大承认有工业反哺农业的问题，相反，还有一些同志。
　　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观点，
　　一、一定要注意到中国工业化进程是一个非典型的一个工业化的过程，什么意思呢？中国工业化的结构性指标和前大里的模型比较，你看出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偏差，也就是在同等人均GDP的条件下我们的工业化水平非常高，而城镇化和非农就业的比较又非常低，这是中国最明显的两大偏差，概括为一句话：中国经济偏差是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不足。我们大概到去年将近1300美元。
　　我们去年在就业结构里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是49％，城市化率03年是45％，到今年是43％，但是请你们注意，中国城镇化率的统计从99年以后有一次调整，就是开始按城市户口统计，因此城市化率的水平比98年以前一下子提高了很多，但是如果按户籍来统计，各位知道，中国人是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我们现在还是9亿农民。现在有很多的农民都流动到了城市，所以98年的指标非常低，但是现在又偏高。所以第一个指标算到了，第二个指标也到了。第四个，农业就业的比重下降到30％以下，这个不仅没到，还差得很远。有的人偏重这些指标，说：到了！有些学者说：没到！所以我告诉你，我自己认为，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是一个非典型的进程，如果套用哪个指标都不足以说明中国的情况，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二、工业反哺农业。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我以为他是一个过程。当然统计上我们可以算SPE，就是农业受保护的程度，是负值我们就说从农业拿得多给的少，如果是正值就是国家保护农业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你很难说从哪个时点以前是第一阶段或者是第二阶段。因此我看，必定中间有一个相互交替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既存在着农业对工业的支持，同时又存在着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各位能不能接受我的看法？我认为他必定有一个两大政策倾向同时存在的阶段，当然这个阶段是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从农业支持工业上是逐步由强到弱，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是逐步从弱到强，但是交替阶段肯定存在。而且依我看，这个阶段至少要以10年—20年，我们回到现实中，还存在不存在对农业的波动？事实上还是存在的。别看通货统销取消了，是不是对农业的剥夺就不存在了呢？还存在。有这样几个问题：
　　1、工农业产品的贸易条件对谁更有利。
　　2、过去是低价拿农民的产品，现在是低价拿农民的土地。学者计算，53年实现通货统销，国家通过低价拿农产品有4千亿的积累，相当于同期形成国有工业部门原值的91％。4千亿是70年代的人民币。78年以后到现在25年，低价拿农民的地，从农民身上拿走了多少钱？2万亿人民币。
　　3、低价使用农民工。
　　在同样的工作岗位上，同工不同酬。即便是同工同酬了，城市户口的人有福利，而农村户口的人没有。他只是管道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没有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呢？还是有的，比如从2000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农民特产税，我到农村去调查，农民非常高兴，历朝历代都有的税，到胡主席的时候给我们免了，胡主席万岁！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什么叫农业税？农业税既不是增值税、财产税、资源税——它什么也不是——跟农民要钱的东西就叫农业税。理所当然要取消！而因此地方财政出现了缺口，最后好处农民得了。
　　再有，改革流通环节的补贴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去年拿了116亿。
　　还有农机补贴，粮农补贴，还有温家宝在2002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以后财政新增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农村的卫生文化、医疗。以前有过吗？过去中央财政的卫生开支84％是用在城市的，16％用在农村的。02年把它调过来了，还有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实施“农村六小工程”，农村道路、饮水、节水灌溉、农村沼气等六项工程，每年中央政府的投入280亿。过去认为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农民的事农民办。现在不这么说，现在说：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让公共财政的雨露滋润农民。
　　所以在我看他必定有一个相互交替的阶段，就是同时并存两大政策的趋向，一个& 趋向是逐步我减弱，另一个倾向是逐步增强，从理论上做这个的概括更符合时代的竞争。
　　中国是不是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我个人的看法：中国到了一个调整工农两大产业关系的关键时期。为什么要调整？为什么要开始呢？几大理由：
　　一，上个世纪以后中国的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的基本标识就是农产品供求结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从以往的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就是农产品过剩了。这个阶段的转换对农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农产品供应短缺时期，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资源因素，主要目标是农产品的数量增长。所谓资源约束，就是说我想生产出这么多的农产品，有没有这么多的投入？因为没有投入就没产出。为了生产这么多的农产品，一天到晚找不到这么多的投入，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后，中国农业的主要制约因素开始从单纯的资源因素转为资源约束与需求并存，这个时候不仅追求农产品的数量还追求质量，而且还要求食品安全，他还一个环境和生态的效应。
　　这个时候我们头疼的是农产品能不能生产出来，而是生产出这么多的农品能不能卖得掉，不仅卖的了，而且还要卖好价钱，对农民来讲是不是存在卖农产品难的问题，这已经成为今后一个时段中国农业发展回避不了的一个因素，在这样一个阶段转换以后，农业的收益率是一个下降的阶段，如果过去还比较高的话，因为没有需求的约束，只要生产就能卖，现在必须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农产品，不要说收益了，很可能会亏本，所以中国农业进入新阶段以后，他的收益率客观上是一个下降的趋势。
　　2、中国的农业正处在农产品加速上升的阶段。
　　同时使用传统要素又使用现代要素，同时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现在小麦收割都是机器。
　　去年粮食类三种粮食平均价格涨了20％多，今年我看粮价稳中有升可能不大，但是降的忧虑很真是有。美国的粮食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总需求几乎没有增加，人的肚皮基本没有太大的弹性，一天就是三顿饭，什么人都是三顿饭，所以，农产品他只能跟着人口增长和膳食结构的改善稍微超出这个速度就够了。美国就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农产品出现了过剩以后基本的需求就是非常缓慢的增长，主要靠海外的出口，中国也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农产品多了少了都不好，少了农民收入没有。
　　再有一个最要命的，为什么城乡收入差别这么大？说到底农业生产力提升速度慢于工业，1990年工业是农业的3.9倍，到前年扩大到5.3倍，什么东西决定收入呢？说到底是劳动生产力，为什么香港人人均GDP是2万美金，我们是1千呢？因为他的劳动生产率高。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农业部门必定要承担剩余劳动力作用，农村现在是9亿人口5亿劳动力，在农业领域里面3.5亿，这3.5亿的人依我看至少有一半叫剩余劳动力，你把他拿出去，对农业的总产量和劳动生产力提升没有负面影响的劳动力就叫剩余劳动力。
　　就业及其不充分，农民说，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耍钱。所以农民就是弱势里的弱势，防止在我们国家高速发展的时候，农业出现大的问题，如果粮食出了大问题，就是多少年缓不过来的，从这个问题来讲，中国的确应该多拿钱给农民。
　　一、经过50多年的工业化，工业部门已经成为自我发展的部门，无须再从农业提取积累了，不是建国之初的时候了。
　　二、中国的国力大大增强。比如财政收入，98年才1万亿，去年是2600亿，真是可以拿钱干点过去我们没有干的事情。
　　三、未来得15—20年既是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凸现期。
　　这个阶段你不给农业多安排点钱，很难避免出现这些危险。下面我还要再说几句话
　　1、工业反补农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错而就，依我看，大体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现在到2020年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们就业结构中农业比重大体可以下降到30％以下，在这个之前工业反补农业的中心和重点应该是产业支持，而不是收入支持，有原则的区别。
& 中国未来15—20年经济高速的增长，所谓的战略机遇期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劳动力成本低，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是促进中国高速增长最根本的原因，是动力源。劳动经济学讲的推拉原理。第二个阶段2020年以后，中国剩余劳动力大体上可以解决了，那个时候变成多数人给少数人的一个支持，一个国家的政策谁支持谁？总不能少数人保护多数人，从道理上说不过去，所以要区分这个东西。
　　中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中国劳动力产业转移是一条主线，以工补农的政策不能妨碍这个主线。不能减缓减弱这个主线，这个阶段的中央财政一定要有重点，比如在产业上重点支持农业，在地区上重点支持中西部，在人群上重点支持贫困人口，对贫困人口的收入应该考虑的，因为他们承担着社会转移的成本，再有一点就是我们刚开始这个进程，出了要理清大思路以外，还要努力提升财政金融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我现在的工作有关系，应该说现在的支出有很多的问题，首先是总量不够了，期待着以工补农的力度加强。第二个是结构不合理，互相之间不能有一个很好的联系，导致重复建设，重复使用。
　　我们现在的投资安排手段过于单一，怎么用财政的钱调动在座的老总的钱，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我想我大概要说的就是这些。
　　总结：工业支持农业转向农业支持农业是各国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中国的情况因为走向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个时期是一个过渡的时期，要特别注意以工不农的公平政策和发展经济转移劳动力效率目标，两者之间的衔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积累经验，再来拓展我们的以工补农的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