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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8积分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对于中国经济问题，人们有各种看法。有的说人民面临升值压力，有的说中国的货币管不住通胀，这两种事态哪种对人们关系最大？回答十分复杂。总之人们已经都有预感了，剩下的就是静观其变。
特别值得一读的是朱学渊先生的一篇历史文章，从黄河流域走出的突厥民族与汉民族有着远古的近亲关系。这对我们认识当前的国际关系和民族矛盾大有益处。]
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还是通货膨胀？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编辑
朱学渊：突厥民族之由来和辉煌
张斌：中国的货币管不管得住中国的通胀？
张明：人民币升值压力卷土重来
谢国忠：世界金融毫无改变
金三林：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及政策取向
康新贵：土地流转与三农问题
张新光：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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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20世纪中国错失的两次和平转型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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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门尼德：忆昔北大哲学教授辅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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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James Zhu& &&
18:47:09 +0800收件人：&James Zhu& &&抄送：标题：FW:
突厥民族之由来和辉煌。
学渊注：文章是几年前写的，说的是突厥语民族的由来，今天或许有一些新的意义。突厥语、蒙古语、女真语是中国北方民族的三种主要语言，我以为它们是发源在黄河流域，然后在欧亚大陆上发散，由今天看来是夷狄的民族保留了下来，因此被视为少数民族的语言，其中还包括维吾尔族；而黄河流域的语言却融合演变成了一种年轻的语言――汉语，所以突厥语、蒙古语、女真语还是汉语的底层语言，中国北方民族也是汉族的亲戚，因此与中原民族也是有关系的。而今天的突厥语民族的内涵也更丰富了，有通古斯血缘，有鲜卑蒙古民族的血缘，维吾尔族还有新疆地区古代印欧人种的血缘。突厥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光荣，也是东方民族的光荣。附拙著一册，敬请关注民族问题。
突厥民族之由来和辉煌
当今使用突厥语的大小民族有：裕固、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阿塞拜疆、土耳其等。它们分布在地域辽阔的欧亚大陆。
历史上本无“突厥”的记载，六世纪中（五四六至五五二年）它异军突起，一举击败强部高车、柔然，统一了漠北。此后的两百年中，突厥汗国号令血缘广泛的诸多部落。然而，居统治地位的是“阿史那”家族，《隋书•突厥传》记载了它的起源：
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或云，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儿，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儿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彼邻国者，复令人杀此儿，而狼在其侧。使者将杀之，其狼若为神所凭，H然至于海东，止于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余里。其后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
在这些描述中，有些是不可靠的，如“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显然是妄说；而“遂与狼交，狼有孕焉。其后狼生十男”等，则是屡闻的北方民族传说。然而，“阿史那氏”出自“平凉杂胡”，是五世纪初被北魏逐出河西走廊的“沮渠氏”，以及它发迹于“高昌西北”之山间牧场，则是可取的史料。
河西走廊是月氏、乌孙的故居，沮渠、乞伏、秃发部落也在那里生息，《魏书》说“鲜卑秃发乌孤，八世祖匹孤自塞北迁于河西”，是说秃发是从河套来的鲜卑部落。月氏、乌孙、沮渠、乞伏、秃发，即是兀者、爱新、女直、且末、拓拔，河西种属复杂，“平凉杂胡”之说即由是而来。阿史那（Asina
或 Osina）应即爱新或乌孙（Asin 或Osin）之音展，它出自沮渠，就是出自女直民族的“金姓”氏族。
“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又是说五世纪初，几百家“女直•爱新氏”辗转迁至阿尔泰山，初附柔然，锻铁为生。六世纪中，终成气候，建立突厥汗国。他们不仅屡犯中原，还远追柔然残部至东欧。六世纪末，它分裂成“东突厥”和“西突厥”两大汗国；拜占庭史籍遗有西突厥使臣国书一份，内中有谴责拜占庭的强悍言辞，突厥之名雀起于欧亚大陆。
突厥民族走出漠北进取世界
东突厥的汗庭设在今外蒙古中心地区，西突厥汗庭是在哈萨克斯坦“千泉”附近。东、西突厥虽然强盛，但内乱纷争不息。六三年，唐军联合薛延陀部用兵漠北，灭东突厥；六五八年，在归附的阿史那家族将领的协助下，西突厥也被唐朝击灭。六八二年“后东突厥汗国”复兴，但七四五年又被长期亲唐的“回鹘汗国”取代。而西突厥灭国后，有伏尔加河―顿河下游的“可萨汗国”为继；它与拜占庭连手对抗阿拉伯帝国，有效地阻遏了伊斯兰教朝东欧的发展。
公元八四年，蒙古高原有天灾，回鹘汗国饥馑大作，发生内乱。有人引的黠戛斯人南下参与内战，逃亡的回鹘诸部，人分两路。一路十万之众抵阴山地区，他们可能就是后来的汪古部；另一路西迁入河西、高昌、中亚各地，与当地居民融合成欧亚大陆突厥语诸族。今世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土耳其人所使用的突厥语，实际上是传承于漠北的回鹘语。
以前，突厥语的势力可能不像今天这样大。八世纪时可萨汗国曾两度与拜占庭皇朝联姻，一个嫁去的公主叫 Chichig，即蒙古族姑娘常用名字“其其格”（花），因此可萨汗庭使用的语言可能是蒙古语。又如，公元七二七年新罗僧人惠超游经今乌兹别克东部，他在《往五天竺国传》中说，那里时用的语言是“言音半吐火罗，半突厥，半当土”。今天中亚和新疆南部使用单一的突厥语，应该是九世纪回鹘民族西迁后才形成的。
当代突厥民族的正宗，却是欧亚要冲的土耳其，那本是后续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的疆域，但源自漠北的民族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辉煌的国家。十世纪时，哈萨克斯坦黄水（Sara
Su）流域的乌古斯（Oghus，即“护骨”）部落南下布哈拉，在酋长塞尔柱及其后人的统领下征服阿富汗、波斯，还皈依了伊斯兰教。一五五年占领巴格达，操纵了阿巴斯王朝哈里发（“先知继承人”）教廷，建立塞尔柱帝国，并开始征伐近东诸国的“圣战”。一七一年塞尔柱与拜占庭军决战于今土耳其东部的曼兹克尔特（Manzikert），结果拜方大败，连皇帝也被俘虏。拜占庭势力退出安纳托利亚大部地区，这片原是希腊、亚美尼亚、库尔德等民族的家园，就此开始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突厥民族和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展，导致欧洲基督教国家和教会的恐惧，因此多次组织十字军运动，力图消除地中海东岸的伊斯兰力量。
奥斯曼帝国在欧亚非三洲的统治
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兴起时，塞尔柱帝国已经衰落，入侵中近东的蒙古骑兵摧枯拉朽，以波斯和两河流域为中心建立伊儿汗国，但却始终未能深入安纳托利亚半岛，那里出现许多突厥部落割据的局面，其中一个名叫奥斯曼（Osman
I）的突厥战士，崛起为离君士坦丁堡东南不远的比提尼亚（Bithynia）的“异密”（amir，阿拉伯语“酋长”），他祖上来自乌古斯的喀伊（Kayi）部落，据说参加过曼兹克尔特战役。奥斯曼之子斡儿汗（Orhan,
1324-60）以颇有春秋笔法的谋略，先逐尽安纳托利亚的拜占庭势力，又吞并其它突厥小国，进据达达内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沿岸；然后与拜占庭结盟进驻巴尔干半岛。接着又在拜占庭宫廷内争中协助“约翰六世”（名
Cantacuzenus）登基，从而获得了在色雷斯（Thrace，今土耳其欧洲部分）劫掠的权利和与怀抱公主希欧多拉（Theodora）的恩准。
奥斯曼人洞悉了拜占庭腐败，就留在色雷斯不肯走了，还开始了向马其顿、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发展，一三八九年，穆拉德一世（Murad I,
1360-89）于科索沃（Kosovo）一战击败巴尔干联军，本人于此役战死，但奥斯曼人在巴尔干站住了脚跟。穆拉德之子白济德一世（Bayezide
）继位，白济德以联姻和金钱兼并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诸侯，又回巴尔干地区镇压叛乱的基督教王公，并对保加利亚实行军事占领，从而完成对君士坦丁堡合围。一三九六年，匈牙利国王组织了一次重要的十字军，但出门不远就被击败，奥斯曼人巩固了在多瑙河南岸的统治，于是白济德的名声在穆斯林世界不可一世，开罗傀儡哈里发不顾统治埃及马木鲁克王朝苏丹的妒忌和反对，册封白济德为“罗马省苏丹”。
一四二年，中亚新兴的“帖木儿汗国”远征安纳托利亚，在安卡拉击败奥斯曼军，还虏去了白济德（次年死去）。但帖木儿意未在近东，早早就撤了军。十五世纪初，经过争夺皇位的血腥内斗，奥斯曼帝国重新振作。穆罕默德一世（Mehmed
I, 1413-20），穆拉德二世（Murad II, 1421-51）,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
1451-81）三任苏丹精明强干，他们安抚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的王公诸侯，还建立了一枝舰队封杀海上霸主威尼斯，渐次兼并希腊诸邦和爱琴海诸岛；一四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奥斯曼在黑海港口瓦尔纳（Varna）战胜最后一枝十字军；一四四八年，消灭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堪德培的抵抗军；一四五三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结束了罗马帝国漫长生命。接着又占领塞尔维亚大部和波斯尼亚全境，还派遣一枝非正规军进驻阿尔巴尼亚，他们就是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的祖先。
地图奥斯曼帝国全盛期（1683-99）疆域
在突厥民族征服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的同时，也融入了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和希腊等民族的血缘，今天土耳其人的面目和身材更似印欧人种。而与拜占庭和巴尔干诸王室的联姻，又使奥斯曼苏丹家族的血缘更为复杂。例如，战死在科索沃的穆拉德一世的母亲，就是拜占庭公主希欧多拉，穆拉德一世本人又娶了拜占庭和保加利亚公主，而他的儿子白济德一世则娶了塞尔维亚公主黛丝碧娜（Despina）。每次这样的联姻，都为奥斯曼帝国宫廷带来了一大批基督教侍臣和谋士，因此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宫庭里说的是希腊语或塞尔维亚语。特别是，白济德一世几乎淡忘了先人的习俗和伊斯兰教法，乃至在安卡拉大战时，穆斯林众叛亲离，只有基督徒为他护驾，遂至大败。
突厥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但对其他信仰却持宽容态度。一四五三年，奥斯曼人占领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后，改索菲亚大教堂为清真寺，但对拜占庭帝国国教“希腊正教”（或东正教）仍持宽容态度，至今伊斯坦布尔正教牧首地位依然如故。一四九二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年，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颁布了强制犹太人接受天主教，否则就离开的法令。因此大批犹太人迁徙他乡，许多人在奥斯曼帝国得到了荫庇，而且被允许组织犹太教教会和享有自治权的社团。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穆斯林世界对犹太民族的仁爱，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对犹太民族的迫害，适成对照。由于奥斯曼人的统治和移民，以及基督徒的改宗，在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伊斯兰教社团，这也是后世巴尔干地区宗教残杀的起因。
&&& 十六世纪，苏莱曼大帝（Suleyman the Magnificent,
1520-60）在位时，奥斯曼帝国鼎盛。除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诸国外，它还拥有阿尔巴尼亚、希腊、，塞尔维亚、波斯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以及克里米亚半岛和环黑海地区的欧洲属地，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非洲属地，疆域超过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总和，惟罗马帝国与之可以比拟，但从此也就开始了它漫长的衰落。在对奥地利和俄罗斯的战争中，逐步丧失了在欧洲的土地；在西方列强兴起后，又失去了对北非的控制。在一次大战中更站错了队，随着德、奥战败，奥斯曼帝国也被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肢解，只剩下了安纳托利亚半岛和巴尔干东南一隅的疆土，朝廷全靠在英国炮舰的保护，苟延残喘。
凯末尔的语言纯化和文字改革运动
&&& 一九二二年，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领导革命，推翻奥斯曼帝国。从一五五年塞尔柱人入据巴格达，到一九二二年奥斯曼帝国覆灭，突厥民族在中近东和东南欧的统治，维持了近九百年，为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篇章。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凯末尔当选首任总统，并一直连任到一九三八年去世。凯末尔推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和妇女权利的全面改革，奠定了政教分离和民主立国基础，并废除了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款，使国家获得彻底独立。一九三三年大国民议会授予穆斯塔法•凯末尔“土耳其之父”（Atatürk）的称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凯末尔推动了一场“语言纯化”和“文字改革”的群众运动，旨在清除土耳其语言中的非突厥语成分，并以拉丁文替代阿拉伯文作为书写文字。这是突厥民族语言的伟大复兴。据统计，二十年代土耳其书面语言中的阿拉伯语、伊朗语和法语成分占百分之八十；至八十年代已减少到百分之十。在这场运动中，政府有组织地收集各历史时期的突厥语词汇，以及各地突厥语方言，经鉴定后逐步替代外来语词。事实上，这些被收集来的“纯突厥语词”中，有不少是融入突厥―回纥语中的“鲜卑语”和“通古斯语”辞汇，它们很多也被列入现代土耳其语词典。这场在土耳其进行的净化语言的努力，竟也无意地为北方诸族历史语言学的研究，采集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 例如，“白色”一字突厥语是“阿克”，蒙古语和满语同为“叱干”，古鲜卑语为“素”。而土耳其语“白”有三字ak、solgun、soluk，其中ak
是“阿克”，solgun 是“叱干”的变音，soluk 则与“素”同源。从“白”字的多源现象，可以窥见突厥语的多元背景。
&&& 又如，突厥语的“水”和“土”是 su 和 toprak
；而突厥语的“伯克”（beg）又与汉语的“伯”一样，都是“首领”的意思。突厥语民族的祖先是从黄河流域出走的，“水”、“土”、“伯”等是遗留在汉语中的古突厥语成分。土耳其语词典中的“青铜”列有两字：tunch
和 bronz，后者显然源自欧洲语言，而前者就是汉语的“铜器”。这表明土耳其民族的祖先与中原民族的最后交往应该追溯到漠北“回纥”时代。
突厥民族对伊斯兰世界的一度控制
突厥民族对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教廷的控制，可追溯到公元八三○年代初，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从“拔汗那”（即乌兹别克东部“费尔干那”盆地）引进了一枝四千人的“突厥奴隶”雇佣军。八三六年这些“奴隶”开始在巴格达闹事，二十多年后即全面干预阿巴斯王朝的政事，他们不仅包办了地方行政和税务，连哈里发也成他们手中的玩物，任意拥戴或废黜，甚至剐眼杀害。十世纪中，哈里发只是一个虚设的精神领袖而已。是塞尔柱人的到来，才将这些“奴隶”雇佣军逐出巴格达。
&&& 先后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法蒂玛和阿尤布王朝，同样热中引进中亚“突厥”和北高加索“切尔克斯”（Circas 或
Cherkess，皆匈人的后裔）雇佣军。后来，这些“奴隶”利用阿尤布王朝宫廷内争，取而代之，在埃及建立了“马木留克王朝”（公元一二五至一五一七年，“马木留克”是阿拉伯语“奴隶”一字），一二六年马木留克人曾予蒙古军以致命的一击，终止了蒙古帝国进入北非的企图，也保护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近东的圣地，据说马木留克人既不笃信真主，也不精通阿拉伯语言文化，但他们在开罗恢复了哈里发制度，还把它当做号令伊斯兰世界的傀儡。
后来，奥斯曼帝国虽然兼并了近东和北非地区，但在埃及保留下了一个庞大的马木留克特权阶级。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马木留克人又重新控制了埃及的军务、税务和政府的权力，并以向伊斯坦布尔贡税换取了自治权。一七九八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实际遇到的是马木留克人的抵抗；直到一八一一年，他们的统治才被摧毁。
从漠北出走的突厥语民族，是一个叱咤风云、征服世界的有为民族。回忆这沧桑变迁，予人以历史感怀：伟哉！东方民族。
发件人：&CN CASS& &cass.&
08:23:5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78
中国的货币管不管得住中国的通胀？
中国的货币管不管得住中国的通胀？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斌
Oct. 15, 2009
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通货膨胀一般是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这主要是因为消费者价格指数是根据一国消费者最终消费支出的商品种类和权重编制的价格指数。这个价格指数最直接地影响到了居民收入的真实购买力。政府从维护居民福利的角度看，没有其他哪个价格指数比这个指数更合适、更体贴民意了。食品价格波动主导了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波动，这不仅是因为食品价格在商品篮子中超过三成以上的比重，更重要的是食品价格本身的剧烈变动。以2008
年的通胀为例，仅仅是食品当中猪肉价格的上涨，就足以把中国的CPI 推高2-3
个百分点。于是，理解食品价格波动成为研究中国通货膨胀的重中之重。
图1 中国的CPI 与食品价格指数，数据来源：CEIC
食品价格上涨的三种解释
一旦把通胀问题聚焦在食品价格，研究界对通胀成因的理解开始出现重大分歧，也由此引出了“结构性通胀”概念。以往通货膨胀成因的百家争鸣当中，主要有三种不同侧重点的思路。第一种思路侧重于强调食品价格剧烈波动的主导原因是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瘟疫以及农民的盲目生产行为。考虑到食品的需求曲线非常陡峭，即便上述因素引起规模不大的食品供应下降，也会带来相当可观的价格上升。第二种意见侧重于强调食品价格剧烈波动的主导原因是农业生产原材料成本上升，而原材料上升又往往由全球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上涨所造成。高善文博士最早提出了这个分析线索，并展开了非常翔实的论证。
&&& 按照高博士的分析逻辑，近十多年来，全球PPI 与中国PPI
保持了高度一致，这主要是因为PPI 涵盖的都是贸易品，在一价定律的作用下，价格变动趋同。与此同时，中国的PPI
与第二、三产业的GDP缩减指数运动趋势趋同，这一方面是因为第二、三产业中的投入品很多都是贸易品，其价格理应与PPI
趋同；另一方面是诸如劳动力、交通运输等非贸易品成本变化只是在一些特殊年份对第二、三产业GDP
缩减指数的起到作用，但在多数时候影响有限。再进一步，第二、三产业的GDP
缩减指数与食品价格波动趋同，虽然食品价格波动幅度远远大于前者，但是二者的运动趋势高度趋同。高博士据此认为食品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食品生产投入的原材料成本波动（这些成本波动都反应在第二、三产业的GDP
缩减指数变化当中），在食品供应者通胀预期行为的作用下，促成了远大于成本上升的食品价格上涨。
第三种意见侧重于强调食品价格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还是货币政策（不仅仅是货币供给）带来的需求冲击。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不仅是一个抽象表述，具体到每个通货膨胀的场景下也都可以找到非常具体的内容。以去年中国的通胀为例，同样存在一条从货币政策冲击到通胀的逻辑线索：
年期间，虽然货币供给增速不是非常突出，但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资产价格上涨预期强烈1，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由此引发了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的需求过热；房地产价格上涨大大提升了对农民工的需求，并带来了民工荒和农民工资价格上涨；农民工资上涨提高了从事食品，尤其是农副产品和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农民工选择进城务工并进此减少了农产品供应；接下来的就是在陡峭的食品需求曲线作用下，食品价格大幅上涨。
与资产价格上涨预期相对应的是流动性过剩，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过多的货币供给。
中国的货币政策管不管的住中国的通胀
第一种对通胀成因的理解思路下，解决食品通胀问题的重点不在于货币当局紧缩货币，而在于有针对性地解决食品供应问题，必要时还可以采取一定的价格管制。无需货币政策在其中发挥作用。第二种对通胀成因的理解思路下，中国的货币管不住中国的通胀。如果中国货币政策还不足以显著影响全球PPI，那么它对中国PPI、CPI和食品价格的影响会非常有限。按照高博士的观点，中国通胀的70－80％是全球通胀形成过程的一部分，剩下来的很少一部分才能用货币供给以及劳动力成本变化解释。第三种对通胀成因的理解思路下，货币还是理解通胀变化的核心内容。货币政策依然是治理通胀的关键。
无论是上述那一个原因导致了通货膨胀，都不能排斥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核心作用。影响价格的始终是两条线，一条是总供给曲线，一条是总需求曲线。上面第一种情况是典型的供给冲击，第二种高博士所描述的输入型价格上涨压力最终也会通过总供给曲线的调整（其它条件不变，成本上升会引起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反映出来。面对这两种来自供给曲线变化对通胀带来的压力，货币当局总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操作拉动总需求曲线，把物价维持在目标水平上。
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的货币管不管的住中国的通胀，而是货币当局的管理能力是否足以管好通胀。特别是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而言，货币当局面临的压力可能要远大于其他国家的同行。首先，中国经济不仅高度开放，而且贸易品部门在整个GDP
中的比重位居世界前列，这意味着中国要面临更大的输入型价格变化压力和由此带来的频繁的、更大幅度的总供给曲线移动。其结果正如高博士所强调的那样，外部价格波动对中国的物价波动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货币当局如何应对输入型通胀压力是非常困难的决策。为了兼顾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两大目标，货币当局需要对外部冲击的性质（是暂时性的，还是持久的）做出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是否调整货币政策的决定。
第二，避免货币政策自身操作招致通胀或者是通缩。这甚至是比供给曲线移动更严峻的挑战。剧烈的经济结构变化和资产价格变化都可能改变给定货币供应水平上的总需求水平。
年，货币供给增速不是非常突出，但是在资产价格变化预期的作用下总需求异常旺盛，通胀压力显著；到了今明两年，货币供应增速出乎寻常的高，但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总需求可能并不旺盛，通胀压力反而不显著。对于当前的货币当局，保持稳定的货币供给并不意味着能管得好总需求和保持在目标通胀水平，而短期内又很难找到能够比货币供给增速更有效、更有公信力的操作目标。这意味着我们注定要容忍更大的通胀和通缩之痛。
发件人：&CN CASS& &cass.&
09:18:44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77 人民币升值压力卷土重来
人民币升值压力卷土重来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Oct. 12, 2009
在二十国集团升级为最炙手可热的国际多边论坛后，七国集团似乎在尴尬地被边缘化。然而，由于七国集团毕竟是发达国家群体内部的交流平台，七国集团会议的结论可能成为下阶段发达国家宏观政策与对外政策的风向标。10
日召开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重新将汇率问题作为讨论重点。会议指出，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促进中国与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平衡的增长。再考虑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在9
月底的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上把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列为重点议题，言外之意无非是低估的人民币汇率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在经历了次贷危机这一间歇期后，发达国家已经重新把注意力投向人民币汇率水平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正在卷土重来，并可能愈演愈烈。
发达国家在当前重提人民币汇率问题并非偶然，这与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在2008
年相继陷入衰退后，在史无前例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下，各国经济从2009
年第二季度起显著反弹。然而，目前的经济反弹主要是政府刺激政策以及企业的重新库存化导致的。在主要经济体失业率显著下降、消费明显改善之前，这一波经济反弹缺乏可持续性。在政府扩张性政策难以为继的前提下，各国政府不得不千方百计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来弥补扩张性政策效力消逝后的空白。通过本币贬值或者逼迫竞争对手货币升值，来提高本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扩大贸易顺差或者缩小贸易赤字来带动经济增长，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总是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如影随形。近期中国出口商品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外部环境。奥巴马政府的轮胎特保案余音未歇，欧盟针对中国无缝钢管的制裁硝烟再起。这些案例还可能仅仅是未来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勃兴的冰山一角。除了发达国家外，未来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出口的潜在贸易争端也不容小觑。当然，与其在特定商品上打压中国出口，自然不如要求人民币升值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一劳永逸。因此，近期内针对中国出口的种种反倾销、反补贴浪潮，其实是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相互配合的。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 自中国政府在2005 年7 月启动人民币汇改以来，截止2008
年第二季度，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超过20％。然而，从2008 年第三季度起，人民币汇率事实上重新回归到盯住美元的刚性水平。在2008
年下半年，人民币有效汇率随着美元的逆市反弹而继续升值。而从2009
年第二季度起，人民币有效汇率随着美元的下挫而有所贬值。从中国的出口表现来看，尽管出口额连续多个月出现同比负增长，但中国出口在海外市场上的份额却持续上升。这无疑提供了外国政府重新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理由。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卷土重来，极有可能带来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反弹。而一旦国内外企业、居民和投资者再度形成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则中国国际收支可能再度重演2007
年与2008 年上半年的狂飙突进：不但贸易顺差和FDI
流入放大到显著偏离历史趋势，不能被贸易、合规投资与信贷所解释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也汹涌而入。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放大导致外汇储备激增，以及通过外汇占款形式发放的基础货币增加。尽管央行可以通过发行央票以及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来冲销基础货币的增加，但冲销或者会加大央行的成本、或者会推高市场利率，从而吸引更多资金流入，因此冲销是难以持续的。如果冲销不可持续或者不完全，那么外汇储备激增必然会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过剩的流动性或者流入资产市场，推高资产价格；或者流入商品市场，加剧通胀压力。简言之，一旦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形成并得到强化，中国可能重新面临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上升、通胀压力抬头的不利局面。
那么，应如何应对新一轮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呢？中国政府固然可以在短期内抗住各种压力，维持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基本稳定。但如前所述，在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下维持汇率稳定的代价是很大的。从根本上而言，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加快结构性调整的步伐，通过提高居民相对收入、增加社会性公共产品（教育、医疗、社保）供应、开放服务业等措施来刺激居民消费，以缓解产能过剩引致的出口压力。中国政府应加快国内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取消扭曲性的外资外贸激励政策，鼓励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以缓解双顺差规模甚至改变双顺差格局。最后，如果我们承认人民币汇率的确存在明显低估，那么人民币升值就始终是绕不过去的一道槛。在选择未来的人民币升值策略时，应努力避免再度形成持续的单边升值预期。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消极回避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倒不如坦然面对，有礼有节地选择最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汇率政策。
发件人：&&
00:57:27 +0800
收件人： &zdjun& && 抄送：标题： p 收件人：zdajun &&
主题： 值得一读
世界金融毫无改变
独立学者& 谢国忠
有人会说，现在，金融市场已回归稳定，实施根本性的改革已无必要。这是个不折不扣的谬论。一年前，雷曼兄弟倒闭。美国政府拒绝救助，以期限制政府救助的规模。接下来的六周，这一举动给其他金融机构提了个醒：雷曼就是下场。当雷曼成为过去式，美国政府认为，其他金融机构已经结束了他们和雷曼的交易，雷曼倒闭的影响不会波及其他机构。但是，美国政府并未意识到，整个金融系统就是一个
“巨型雷曼”。美国政府将把短期借款投放到高风险的低流动性资产上。债券市场支持着金融机构，因为确信政府会在危机之时，帮助每个人渡过难关。雷曼的破产，动摇了这一信念。债券市场拒绝为金融机构循环融资。当然，金融机构也没有能力把它们持有的资产变现去偿付债务。整个金融体系就此崩溃。各国政府及中央银行被迫用直接借款或者担保等手段救助所有人。
　　雷曼的崩溃适得其反。各国政府被迫将隐性担保变为显性担保。从那时起，再也无人敢提让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债券市场再次为金融机构提供支持，因为他们对政府担保充满信心。雷曼事件中，政府完败，华尔街大获全胜。雷曼则白白送了命。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今天，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正在庆祝它们在稳定全球金融体系中取得的胜利。其实，如果当初出手救雷曼，他们可以只用500亿美元的代价取得同样的效果。如今，他们最后的账单可能超过10万亿美元，而效果几乎一样。另一方面，重建金融体系的目标，没有取得丝毫进展。
　　首先，让我们看看金融部门“去杠杆化”这一最基本的目标。华尔街高层管理人员称，他们已经将杠杆率降低了一半。事实上，这并不是因为资产规模缩小造成的，而是由股本基数不断扩大所决定的。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09年二季度，美国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为16.5万亿美元，与一年前
16.6万亿美元水平相当。雷曼倒闭后，在美联储的支持下，金融部门杠杆率有所提高。后来，由于联储收回了部分支持，杠杆率有所回落，由此造成了“去杠杆化”的假象。
　　其次，金融机构的运营与以前完全一样。2009年上半年，在全球经济紧缩时期，金融机构报告利润却在增长，必定是由于重新分配造成的。丰厚的收入大部分来自交易收入。如果16.5万亿美元的资产都在债券市场，那么，1％的资产升值对应的就是1650亿美元的利润。如果考虑到上半年金融市场的涨幅，那么，丰厚的利润就不难想象了。
　　交易收益是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在最好的情况下，聪明的交易员会先于其他人出手购买资产，因为他们看到了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这种再分配就是让那些愿意比其他人先承担风险的人，从未来的发展中获得更大的份额。过去的经验表明，整个过程不过是个零和博弈。诀窍就是让那些容易轻信的普通大众在价格很高的时候，参与到这个泡沫游戏中来。一旦泡沫破裂，即使资产价格可能和开始的时候一样高，大多数人还是会把钱输给小部分人。
　　代价“打水漂”
　　金融监管并没有什么改变。雷曼兄弟倒闭后，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声称要强化金融法规与监管机构，建立国际监管机构。过去的一年，金融监管其实更糟糕了。美国政府为了支持金融机构，准其登记账面资产时暂停使用钉市计价规则，这使金融机构得以报告利润
（译者注：暂停钉市计价即使用历史成本法，可以忽略金融资产价格波动产生的损益，还可造成账面资产膨胀的假象） 。
　　改造金融体系已沦为一场规范银行业薪酬的政治运动。如果此举真的可行，的确会除去金融机构制造泡沫的动机。问题是，这并不可行。金融从业人员大可转战其他地方，总会有一些国家乐意招待他们。由于存在这样的竞争，因此，不可能就规范金融从业人员的薪酬达成全球性的共识。
　　我认为，金融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杠杆变得透明。泡沫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债务杠杆是构成房地产泡沫的核心，也是危害最大的一种。在金融系统内，杠杆率，即自有资本占资产比率，是形成资产泡沫的原动力。复杂的会计规则以及对不同金融机构区别对待，使衡量杠杆率十分困难。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国际标准是8％，也就是12倍的杠杆率。但是，对外资产的处理方式不同，使得银行杠杆率也大不相同。危机伊始，由于其表外资产的原因，一些大银行杠杆率已达到
　　其他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也很难规范其行为。有的工业企业，如通用电气和通用汽车，就钻空子成立了财务公司，实际上就是银行。对冲基金、共同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等，所受监管更少。当它们购买证券化的债务、开展贷款业务时，和银行没有两样。雷曼兄弟倒闭，引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的动荡，就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资金原本主要购买3A级的短期流动债务产品，被认为极其安全。问题是，“自制”的流动性产生了虚假的安全感，让人无视风险，尽管相关证券如短期票据是由投行发行的。当虚假的安全感因雷曼兄弟倒闭而受到打击时，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往外逃。要不是有政府的支持，无人能把钱拿回来。
　　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不在于银行系统本身，而在于“影子银行”系统，它以远低于银行系统的资本提供相同的杠杆。当经济上升，资产价格也会上升。资产价格上涨推高了抵押品价值，因此，就有了更多的借贷。金融机构上涨的收益通常伴随着这样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杠杆率，还有不断升高的资产价格。
　　要想用现有的制度来阻挡这个螺旋是极其困难的。新的杠杆游戏开始的时候，通常会涌现一批新金融机构，或者出现新金融产品。指望现有的监管制度足够有效，甚至可以防范未来的风险，是不可能的。政府可能需要建立原则，而不仅仅是建立在现有规章之上的监管机构。这样，当新的金融产品和机构出现时，监管才可能发挥作用。
　　美国政府提议，针对金融产品，成立一个消费者保护机构。这一机构需要能够应付新出现的金融产品，这可能是阻止未来泡沫的有效机制。这一提案遭到了金融业的激烈反对，很有可能无法获得通过。
　　在花了数万亿美元之后，我们能说什么呢？其实已是欲说还休。上世纪80年代垃圾债泡沫破裂后，美国政府将很多人投进了监狱。这次的泡沫比那一次要大10倍。但除了麦道夫这样的诈骗犯，没有任何“大腕”进监狱，许多把世界弄得一团糟的家伙，依然逍遥度日。
　　雷曼兄弟倒闭之后的教训似乎是，“能赚就赚！哪怕泡沫崩溃了，你也能保住所得。”政府和中央银行当前处理泡沫的方式，将会鼓励更多人跳入将来的泡沫狂欢之中。
　　政府未能利用这次危机，建立一个更完善的金融体系。现在来推动这一变革将更加困难。紧迫感已荡然无存。有人会说，现在，金融市场已回归稳定，实施根本性的改革已无必要。这是个不折不扣的谬论。为了当前的市场稳定，我们花了上万亿美金。如果想要这些钱花得物有所值，应该着手真正的改革，降低将来发生类似灾难的可能。
　　泡沫越大 危机越深
　　迄今为止，最大的变化是美国家庭储蓄率的上升。这一变化远比我预想的要快；并且这有可能推动全球经济的变革。家庭财富的损失是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美国家庭的净资产已经减少了20％，这相当于美国全年的GDP。大致估计一下，这将导致消费者支出减少5％。美国家庭储蓄率已超过5％并且还在上升。由于储蓄增加，美国贸易赤字已减少为顶峰时期的一半。明年可能在当前的基础上再减少一半。这正是我现在看多美元的原因。
　　金融市场仍然看空美元。投资者将流动性从美元转移到其他资产。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元和其他资产有非常高的相关性。我认为，这是当今世界最繁忙的交易。当美元走势发生逆转时，此前沽空美元的投资者将不得不平仓，而这可能会造成全球性危机。
　　因为过去几个月并未发生实质性的金融改革，制造泡沫重新成为时尚。对美元看空和通胀的担忧是制造泡沫的主要驱动力。股票、大宗商品，甚至是一些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已经大幅攀升。这恰恰是在一场全球衰退中发生的。当然，看多的投资者会说，当前的市场复苏预示着强劲的全球经济增长。我对此非常怀疑。当前，储蓄率和失业率还在上升，经合组织（OECD）国家不太可能上演强劲的经济复苏。眼下的市场上，人们假设经济刺激可能会带来经济持续而强劲的复苏。但正如我此前所说，在泡沫酝酿的过程中，供给和需求往往被错配。待到泡沫破灭时，这种错配必须得到纠正，经济才能重新走上正轨。经济刺激并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这个纠错的过程，很快就会开始。
　　因为决策者错误地相信刺激措施会促使经济重新增长，他们正努力推行刺激计划。这种做法的结果必然是通胀和泡沫。这些泡沫不会持续太久。当前欣欣向荣的市场，就是个好例子。在年初，我预计3月到9月，市场会有泡沫。我始终坚持这一观点。中国的股票市场8月时已经见顶。美国的市场也会在9月见顶。实际需求的不足，决定了这些泡沫只能短暂存在。
　　科技泡沫通过减少成本、增加利润来维持。房地产泡沫会刺激需求，还会提升公司业绩。金融、零售、建筑、材料等领域的公司都会受益。房地产泡沫乘数效应更大，因此，持续的时间更长。当前泡沫的乘数效应，来自对原本应该破产的金融机构的救助。但是，受累于上万亿美元的不良资产，他们不能做房贷，这反而使房地产泡沫不会重燃。此外，美国家庭不会再次大玩“借贷消费”的游戏。因此，当前泡沫的短期效果是使金融体系不致崩溃。这不会导致需求上升。
　　当前，很多投资者认为，泡沫在所难免。一个破灭，另一个很快会被创造出来，但是，生活还会照旧。过去六个月发生的一切，似乎证明了这种观点。然而，历史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连续的泡沫会导致更大的经济危机。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和过去20年的日本都是绝佳事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总是能有泡沫来救助我们，这无异于免费的午餐。
　　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开始，我们不断地创造泡沫。其间，发达国家决定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发展中国家则压低了汇率。宽松的货币创造了通胀压力。但是，发展中国家多余的产能过剩，使通胀压力无法体现。当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先后感受到通胀压力时，宽松的货币环境也走到了头。
　　当通胀变成政治问题时，决策者必须有所反应，并最终减少货币供应。此后，便是泡沫的破灭。
发件人：&Dr.Kim& &&
+0800收件人：&zdjun& &&抄送：标题：金三林问候
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及政策取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金三林
因素分析表明，城乡居民收入比重下降是我国消费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对消费率下降也有较大影响，城市化率提高是我国消费率变动的唯一正向促进因素。因此，扩大我国居民消费应以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为主要着力点，努力提高两个比重，调整三大结构，深化四项改革。
按消费主体分，总消费可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城、乡居民消费是总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对总消费增长、消费率的变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动趋势看，农村居民消费是我国消费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消费增长速度看，年，农村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长5.7%，城镇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长11%，政府消费年均实际增长11.2%。只有农村居民消费增速低于总消费增速（9.4%），是总消费增长较慢的主要原因。
从消费率看，2007年我国总消费率为48.8%，比最高峰时的1981年下降了18.3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消费率
下降了22.9个百分点，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度为-125.3％；城镇居民消费率上升了5.9个百分点，贡献度为32.3％；政府消费率下降了1.3个百分点，贡献度为-7％。农村居民消费率大幅下降，是我国总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从消费贡献率看，2007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9.4%，比1981年下降了54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下降了43.8个百分点，占比为81％；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占比为11％；政府消费贡献率下降了4.2个百分点，占比为8％。农村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是我国消费贡献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 图1：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二、收入增长是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但人口因素对消费增长有重大影响
居民总消费＝总人口×人均消费，居民总消费发展指数＝总人口发展指数×人均消费发展指数。而人均消费发展指数=人均收入发展指数×居民消费倾向发展指数
。进而有：居民总消费发展指数＝总人口发展指数×人均收入发展指数×居民消费倾向发展指数。由于各指标增长率都较小，总消费增长率近似等于人口增长率、人均收入增长率和居民消费倾向增长率之和。因此，可以通过人口、人均收入水平、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来分析消费增长。
年，我国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长8.8％。其中，人口增长贡献了1.1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2.5 %；人均收入
增长贡献了8.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93.2 %；居民消费倾向下降贡献了-0.5个百分点，贡献率为-5.7%。
分城乡来看，城镇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长11％。其中，人口增长贡献了4.4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0%；人均收入增长贡献了7.3个百分点，贡献率为66.4%；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贡献了-0.7个百分点，贡献率为-6.4%。农村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长5.7％。其中，人口增速下降贡献了-0.3个百分点，贡献率为-5.3
%；人均收入增长贡献了7.1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24.6 %；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贡献了-1.1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9.3
%。如下表所示。
&&& 表1 我国居民消费、收入及人口增长情况（%）
　&&&&&&&&&&&&&&&&&&&&&&
全国&&&&&&&&&&&&&&&&&&&&&&&&&&&&&
农村&&&&&&&&&&&&&&&&&&&&&&&&&&&
&&&&&&&&&&&&&&
增长率& 对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率& 增长率 对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率&&&
增长率&& 对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率
人口&&&&&&&&&&&&
1.1&&&&&&& 12.5&&&&&&&&&&&&&&&
-0.3&&&&&&& -5.3&&&&&&&&&&&&&&&&&
4.4&&&&& 40.0
人均收入&&&&&&&& 8.2&&&&&&&
93.2&&&&&&&&&&&&&&&&
7.1&&&&&&& 124.6&&&&&&&&&&&&&&&&
7.3&&&&& 66.4
平均消费倾向&&& -0.5&&&&&&&
-5.7&&&&&&&&&&&&&&&
-1.1&&&&&&& -19.3&&&&&&&&&&&&&&&
-0.7&&&&& -6.4
居民消费&&&&&&&& 8.8&&&&&&
100.0&&&&&&&&&&&&&&&&
5.7&&&&&&& 100&&&&&&&&&&&&&&&&&&
11&&&&&& 100
从上表可以看出，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是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对农村的影响要大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对城乡居民消费增长是负的贡献，且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要大于农村；人口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有较大贡献，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却是负的贡献。
三、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城镇化进程对提高消费率有重要促进作用
&&& 由于城镇居民消费率＝（城镇人口×城镇人均消费）/（全国总人口×全国人均GDP）
＝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占全国人均GDP的比重。而人均消费=人均收入×居民消费倾向，进而有：城镇居民消费率＝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占全国人均GDP的比重×居民消费倾向。因此，居民消费率的变动可以看成是城乡居民人口比重、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和消费倾向共同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均呈下降态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91.7%下降到2007年的53.4%，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300%。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5.7%下降到2007年的20.3%，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44%。
1978年以后，随着国家人口政策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乡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呈反向变化。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979年的18.4%上升到2007年的44.4%，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533%。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979年的81.6%下降到2007年的55.6%，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30%。
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总体上也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1978年的1.18下降到2007年的0.86，下降了0.32，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133%。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1978年的1.03下降到2007年的0.79，下降了0.24，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26%。
各因素对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如下表：
表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人均收入和消费倾向对消费率变动的贡献（%）
&&&&&&&&&&&&&&&&&&&&&&&
农村居民消费 城镇居民消费 总消费
人口比重（结构）&&&&&&&&&&&&&&
-30&&&&&& 533&&&&&&&
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 -44&&&&&
-300&&&&&& -152
平均消费倾向&&&&&&&&&&&&&&&&&&
-26&&&&& -133&&&&&&&
合计&&&&&&&&&&&&&&&&&&&&&&&&&
-100&&&&&& 100&&&&&&&
注：使消费率提高为正，使消费率下降则为负。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又使得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收入增速，导致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进而导致总消费率的下降。年，居民消费率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度为-93%。其中，城乡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合计约为-152%，城乡居民人口结构变动（即城市化率的提高）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合计约为135%，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合计约为-76%。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比重下降是我国消费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对消费率下降也有较大影响。特别要指出的是，城市化率提高是我国消费率变动的唯一正向促进因素。城镇化率偏低，城镇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也是我国消费率低、投资和消费失衡的重要原因。
四、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向城市集中，向少数人集中，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
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收入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分布结构。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国民收入在上世纪90年代后在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
&&& 1．国民收入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导致居民收入比重下降
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居民收入最主要来源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二是居民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按收入法核算，GDP可分为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营业赢余。表3数据显示，在我国GDP结构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在1995年以后开始逐年下降，固定资产折旧所占比重基本稳定，而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比重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仅为39.7%，比1995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为14.2%，比1995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为31.3%，比1995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尤其是2003年以后，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出现较快下降，而营业盈余比重有较快上升，反映出国民收入在加快向企业集中。
表3 我国收入法GDP构成（%）
年份 劳动者报酬 固定资产折旧 生产税净额 营业盈余
14.0 11.7 24.8
13.8 12.0 23.8
13.0 12.3 23.3
12.7 12.9 23.2
13.0 13.6 22.3
13.2 14.3 21.7
13.4 14.9 21.7
14.1 15.3 21.9
13.9 15.6 22.2
13.8 15.6 22.9
13.9 15.8 24.2
14.1 14.1 30.3
14.9 14.1 29.6
14.2 14.6 30.7
14.8 14.2 31.3
资料来源：《GDP核算历史资料》，《中国统计年鉴》（）。根据各省收入法GDP构成加总计算，2004年以前的数据已做了调整。
从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分配结构来看，也反映出国民收入在加快向企业集中。年，企业（包括金融部门）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11.7%上升到20%，上升了8.3个百分点；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先降后升，2005年为20.5%，与1992年接近；居民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68.3%下降到59.4%，下降了8.9个百分点。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企业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基本呈逐年上升的态势，而居民所占比重基本上是逐年下降（见表4）。尽管年数据没有公布，但作为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来源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继续下降，可以判断出国民可支配收入向企业集中的趋势还在继续。
表4 我国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构成（%）
年份 企业 政府 居民
资料来源：《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中国统计年鉴》2008
&&&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大幅下降
&&& 1983年以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占居民总收入
的比重基本上逐年下降，从1983年的66.9%下降到2007年的27.3%，下降了39.6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收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从1983年的33.1%上升到2007年的72.7%，提高了39.6个百分点。尤其是2000年以后，二者有加速变动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重差距急剧扩大。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是一个客观规律。但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从1978年的2.57提高到2007年的3.33；二是这种差距主要是由于人均收入的差距导致的，人口变动不是主要原因。
&&& 图2 城乡居民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
&&& 3．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占人口比重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比重在下降
以城镇居民为例，年，按各收入组权重计算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加权平均增长10.9%。其中，占城市家庭60%的中等收入以下组的贡献率只有52%，占城市家庭40%的中等收入以上组的贡献率达到48%。10%的最高收入组的贡献率为14.3%，而10%的最低收入组的贡献率只有6.2%。这说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是由高收入家庭贡献的，居民收入正在向少数高收入群体集中，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增长较慢，收入比重下降。
&&& 4．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社会消费倾向下降
一般来说，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较低，而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较高。因此,如果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则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社会的消费倾向就越低。利用城、乡居民住户资料和基尼系数(年)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分配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成反比关系，即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平均消费倾向越低。而且，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更大。
五、工资性收入增长较慢是城镇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从城镇看，与劳动者报酬对应的工薪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渠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其中，工薪收入年均增长13.7%，比重从76.1%下降到74.2%，是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导致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因素。转移性收入年均增长14.7%，比重从21.7%上升到24.6%，是第二收入来源。经营净收入年均增长24.5%，比重从1.5%上升到6.8%，是增长最快的部分，也是第三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20%，比重从1%上升到2.5%，增长较快但比重仍然很低。
&&& 表5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
项 目&&&&&&&&&&&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工薪收入&&&&&&&&&&
13.7&&& 15.4
经营净收入&&&&&&&& 24.5&&&&
财产性收入&&&&&&&&& 20&&&&&
转移性收入&&&&&&&& 14.7&&&&
社保等支出&&&&&&&&&&
可支配收入/纯收入& 13.9&&&& 11.1
从农村看，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1.1%。其中，家庭经营纯收入年均增长8.9%，比重从75.6%下降到53%，仍是主要收入来源；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15.4%，比重从20.2%上升到38.6%，是第二收入来源，也是增长最快的部分；转移性收入年均增长12%，2007年比重达到5.4%，是第三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9.1%，比重从4.2%下降到3.1%。从发展趋势看，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还会持续提高。
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较大的是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2007年，工资性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接近90%，转移性收入的贡献率达到32.8%；而经营性收入的贡献率为-13%，起到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财产性收入差距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不大，但有快速增加之势。
&& 表6 各项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度（%）
年份&&&&&& &&
工薪收入&& 122.7 112.2& 93.8& 90.5& 89.6
经营净收入 -60.2 -38.9 -29.3 -13.7& -13.0
财产性收入 -1.6&& 1.8&& 2.1&&& 1.8&&
转移性收入& 39.9& 24.7& 33.8& 33.3& 32.8
还有两个现象需要特别引起关注：一是转移性支出实际上在扩大城乡差距，2000年以后其对城乡居民差距的贡献率始终在33%左右。二是城镇居民社会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长36%，远远高于居民各项收入增速，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并对中低收入家庭消费产生较大影响。这说明政府支出结构还不太合理。
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还有其他原因，如历史文化、社会年龄结构、流动性约束等，但最直接、最主要的还是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城市化进程缓慢。
六、扩大消费应将以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为主要着力点
综合国家有关政策，从中长期来看，扩大我国居民消费将以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为主要着力点，不断深化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总的思路是：提高两个比重，调整三大结构，深化四项改革。即：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政府支出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资源价格和税费改革，垄断性行业改革，税收制度改革。
&&&& 1.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按照十七大的要求，采取综合措施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一是合理确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目标，并将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和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二是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适时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和完善工资指导线，保证非垄断行业的工资平均增速要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三是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加大政府的货币化转移支付，逐步提高扶贫标准、低保标准、抚恤标准和养老金发放水平。四是努力提高农民收入。稳定农产品价格和生产，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鼓励农民外出务工、本地非农就业和回乡创业，增加工资性收入；继续扩大和完善对农业生产“直补”和社保补贴，提高农民的转移性收入。五是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持股市的健康发展，扩大股市的财富效应；加大保障性住房供应力度，减小房价过快增长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发挥住房的长期财富效应；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六是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按照“提低，扩中，调高”的思路，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整顿分配秩序；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第三次分配机制。
&&& 2．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增加对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明显促进作用。近几年，我国政府对公共服务支出有较快增长，但其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还远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导致居民的教育、医疗、社保支出负担率较高。因此，今后我国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支出的稳定增长机制，确保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增长快于政府总支出增长，大幅度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
一是健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二是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应对体制转轨和人口老龄化的财政支持机制；三是完善政府医疗卫生投入机制，不断加大支持力度；四是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民的收入风险；五是完善保障性住房的资金筹集机制。
&&& 3．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镇化进程，调整城乡二元结构
在居民收入、城镇化水平、居民消费倾向这三个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中，城镇化水平是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率提高的唯一因素。将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战略举措，这一点正在成为决策共识。从国情出发，我国城镇化的重点是加快农民的市民化进程，让农民变成市民，让农村消费变成城市消费。加快农民市民化的核心是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以及附属其上的城乡二元福利制度，实行以稳定就业和住所为基本条件的户口迁移准入制，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最终实现城乡居民身份统一、机会均等、权利平等。
户籍制度改革将因地制宜，先试点后推开，循序渐进。近期，可能全面放开县城和镇的户籍管理制度，适当放开中等城市入户条件，鼓励农民转移到县城及中等城市就业和居住。同时，加强社会管理配套制度改革，进一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不公平福利制度，为落户农民提供均等的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建立城乡社保的续接制度。
&&& 4．深化资源价格和税费改革，完善资源资产的收益分配制度
我国一些基础性资源产品价格还受到管制，未能有效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而几乎所有的资源产品价格都未真实反映环境和社会成本。资源产品价格低估，一方面导致企业投资成本偏低，另一方面降低了居民的要素和财产收入，是投资和消费失衡的重要原因。深化资源价格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措施，这一点已被中央有关文件多次强调。今后，资源价格改革将与完善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社会性管制、生态补偿制度、资源税费制度和收益分配制度结合起来，统筹考虑。
一是建立“监管统一、分类指导、分级管理、流转有序、运营科学”的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切实解决资源所有权的“虚位”问题，完善探矿权和采矿权的转让方式。二是对能形成有效竞争的资源产品推行市场定价，形成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比价关系，对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环节实行有效的价格监管。三是加强社会性管制，以安全、环保、质量、劳动保护等作为项目立项核准的主要依据，建立统一有效的行政监管体系，使社会成本能充分内部化。四是完善税收制度，加快改革资源税，按照稀缺性高低调整消费税，适时开征环境税。五是完善资源性资产的收益分配制度，建立政府对居民、企业对居民的多形式生态补偿机制，依法保障城乡居民的土地权益，抑制土地收益过度向政府倾斜，建立对低收入人群的价格补贴制度。
&&& 5．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电力、铁路、电信、石油、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垄断行业的收入增长过快，是近年来国民收入向企业集中、居民收入向少数人集中的主要原因。根据列入政府议事日程的国民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今后将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一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实行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在能够引入竞争的环节尽可能地引入竞争，并在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之间形成平稳连接。二是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规范红利资金的收缴、使用程序，将国企红利纳入财政预算，并优先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三是建立垄断企业工资增长约束机制，实行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四是规范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收入，确定管理者与职工收入的合理比例。
&&& 6．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发挥税收在收入再分配上的核心作用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具有“累退”性，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税负要高于高收入群体。而且，我国个人所得税对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还很小。因此，要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核心作用，就必须深化改革，增加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降低流转税的比重，使不同收入群体的实际税负大体均衡。这一点也已成为相关决策部门的共识。
一是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征管和调节。调整超额累进税率，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水平，扩大低税率的适用范围。按照有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原则设计税率级数和级距；根据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和收入水平对扣除标准进行适当调整，并考虑地区差距。完善纳税信息档案制度，加强对财产收入的分配调节。二是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对有利于就业的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对垄断企业的超额垄断利润实行特别税收。三是尽快开征不动产税。在不动产的保有环节，将目前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三个税种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房地产税，税率采用累进制，并与单户面积和容积率挂钩。四是条件具备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特别消费税,
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力度。
发件人：&kxglawyer2005& &&
11:11:43 +0800 收件人： &zdjun& &&抄送：标题：
土地流转与三农问题
土地流转与三农问题
广东 康新贵
2009年10月
&&& 摘要：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来源，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分田到户，一家一户的耕作是一种原始的小农经济发展方式，如果要发展工商业，或者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发展规模效益，就需要把土地集中起来使用。但土地的流转，应当尊重农民个人的意愿，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决定。是否进行流转以及采用何种方式流转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政府只能是引导和帮助。从长远利益考虑，应当鼓励、引导农民以入土地入股，进行股份合作的方式集中使用土地，发展集体经济，限制土地转让，帮助农民以合理的地租出租土地使用权。
&&& 关键词：土地流转 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农村经济发展
一、单干属于小农经济，土地的集中使用才有可能发展现代农村经济，但如何进行土地流转，应当由农民自主决定。
三农问题的基础性因素是土地的使用，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来源，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土地所有权的拥有以及土地使用权的行使方式，是上个世纪以来农村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上个世纪中叶以前，在中国共产党“耕者有其田”的召唤下，亿万农民积极参加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认为一家一户单干的生产方式属于小农经济，认为只有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分到土地的农民被组织起来参加农业合作社，进而发展为人民公社，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农民参加农业劳动挣工分按劳分配。这种方式在兴修大型水利、大规模平整土地以及实现农业机械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出现了吃大锅饭、平均主义所引发的问题。以小岗村为典型代表的分田到户为模式，农民再一次分得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全面执行。但小岗村“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这是相当长时期内，一拨又一拨参观考察者对中国农村改革大包干发源地――安徽小岗村的感慨和评价。听上去很尖刻，但也是令小岗人既难堪又困惑的实情。①而坚持走集体经济发展的南街村，其经济的繁荣和农民生活水平之高使人对这种分田到户的做法产生了合理的怀疑，左翼更是以南街村和小岗村的对比来论证集体经济发展道路的正确性。
小岗村和南街村二个案例都是客观存在的，这的确让人困惑，分田到户到底是对还是错。
客观的说，分田到户，一家一户的耕作是一种最原始的小农经济发展方式，它的优点在于调动农民在个人的田地里付出辛勤劳动和汗水的积极性，避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但它毕竟是一种小农自然经济，不适应大规模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不能发挥出规模经营的效益，也无法大规模的兴修水利，更无法大规模的兴办工商业。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农民分到土地后，在一些靠近城市的城郊地区，为了兴办工商业，农民再一次将自己的土地以出租、入股等方式集中起来使用。如我的老家甘肃兰州的“东部市场”，在全国尤其是西北有一定的影响，就是由一个大队的农民将土地集中起来兴建了这个以批发服装等为主的大型批发市场。很显然，这种大型批发市场的建立，不是一家一户的土地所能承办的。这种土地的集中使用，也不同于“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方式，在人民公社里，农民仅仅挣工分按劳分配，这种土地的集中，既有按入股土地的分红――股利，也有按劳分配的工资收入（如果参加工作），也有对全体村民的分红（不论是否有土地入股）。
以往的分田分地、组织农业合作化以及包产到户，都不是由农民自己决定的，是政策用一刀切的方式决定了农民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劳动和生活。历史发展到今天，在一个讲民主政治的社会里，无论如何，应当由农民自己来决定以何种方式决定土地的使用，城里的学者和高高在上的官僚为什么要决定农民自己的事情，农民自己的生活要靠农民自己解决、农民的住房要靠农民自己解决、生老病死、子女高等教育……都要靠自己解决，他人凭什么要决定农民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而对其结果却不负责任。如果农民连他们自己如何劳动、如何生活的方式都不能自主的决定，那真是民主的悲哀。
本人以为，土地使用权应当分给农民，这是行使土地使用权的出发点，没有土地，他们用什么进行表决呢?如果由各级官僚代为行使土地的使用管理权，往往会出现剥夺农民权益的事情，甚至于农民根本就没有决定权。至于在分得土地后，是单干还是组织起来集体干，由他们根据当地的条件、自身的愿望由他们自己决定。穷怕了的农民渴望富裕，倘若真的有可能在组织起来以后就能够发展经济，他们一定乐于参加。这里，政府的责任在于引导他们，而不是行政干预和直接命令他们。
二、应当鼓励、引导农民以入土地入股的方式发展集体经济，限制土地转让，帮助农民以合理的方式出租土地。
如果要发展工商业，或者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发展规模效益，就需要把土地集中起来使用；如果在土地集中后因种种原因不能发展工商业、不能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也是可行的。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发展发展工商业和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的主客观条件，主客观条件包括自然环境、人、财、物等各个方面。这种土地的集中，应当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有所区别，在人民公社，农民失去了对土地的直接管理权，土地的使用由生产队、人民公社来决定。目前的土地集中，土地使用权依然属于农民个人所有，农民以入股、租赁、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从长远利益考虑，应当鼓励、引导农民以入土地入股，进行股份合作的方式集中使用土地，发展集体经济，限制土地转让，帮助农民以合理的地租出租土地使用权。
在现实中，农民在这种土地集中使用的流转过程中基本上是弱者，他们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缺少对土地升值的预见性，甚至缺少话语权。许多农民对土地流转感到茫然，一是不熟悉法律政策，二是无法预知土地增值效应，因此不敢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出去，使得流转率较低。在经济发达的一些地方，有的农民与企业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按当时的土地产出效益为基数确立了补偿标准。但随着土地不断增值，而农民不能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往往引发纠纷，甚至发生严重的冲突。
采用土地入股的方式，农民成为集体经济的股东，利益与个人密切相关，既可能依靠集体经济发展，又可避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也能够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转让土地使用权，农民个人获得一次性经济补偿，但永远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如果农民在转让土地后没有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一旦个人经营失败或失业，他将如何生存？这种案例屡见不鲜，因此，应严格限制土地使用权的一次性转让。对于土地使用权的租赁，一般租赁期都较长，合理的确定租赁价格对农民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把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目前看上去比较合理的租赁价格在十年后可能变得极不合理。土地是农民生活的基本来源保障，如一个农民将他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全部用于出租，租赁价格的底线应当是能够保证农民的最低生活水平。这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有责任帮助农民以合理的方式和租赁价格出租土地，如提供标准合同，组织律师团提供具体服务，积极支持农民提出情势变更等等，从而保障他们的合法利益，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关于土地的征收，这本不属于上述土地流转的范畴，但它对农民来说，也是一种广义的“土地流转”。征地以及征地补偿已引发了太多的纠纷，数不胜数，更有必要讨论一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四十四条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该规定没有对公共利益需要和商业性质的工商业征地的补偿进行区别。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什么是公共利益，通常认为公共利益应当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需要，如高等级公路国道、省道的建设、大型城市广场的建设、公立学校、军事设施用地等等，而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建设商品房、建立工业厂等，一般应不属于公共利益。相应对这种商业性质的项目，征地补偿费应由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开发商等建设方按市场价格协商决定，而不宜由国家规定补偿数额的标准。因为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开发商开发建设的房屋，其出售价格由开发商按照市场价格销售，农民的土地为什么要按国家规定的数额进行补偿？对开发商出售房屋实行市场经济政策，对农民的土地流转实行计划经济规定，是否合理？是否公正？即使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征地，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采用按公平市场价格补偿方式，如英国、美国等，即以被征用土地征用时在公开市场上能得到的公平市场价格为补偿标准，公平市场价格的定义是买卖双方愿意接受的价格。②2006年，广州市市区的一个城中村，他们将自己的土地以入股的方式与开发商合作开发建设商品房，双方规定了房屋建成后的分配比例。这个村的农民真聪明，很有创造性，他们也很幸运，没有人强迫他们以什么价格转让土地，他们真的很幸运！农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开发房地产、建设工业园区……，是一种较好的集中使用土地的方式，政府理应帮助和支持他们。
三、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和保障，国家应当为农民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和法律保障。
总而言之，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和福利保障，土地的流转，应当尊重农民个人的意愿，不能行政命令的方式决定。是否进行流转以及采用何种方式流转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政府只能是引导和帮助（转让土地除外）。很明显，家庭联产承包单干属于小农经济，只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要想富起来就必须发展工商业、实现农业机械化和规模经营的效益。各地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等千差万别，一些可能适于发展工商业、适于发展农业机械化和规模经营的地方，进行土地流转、集中使用土地就比较能够被农民所接受，而一些边远山区，自然条件差，好像联合起来也没什么可干的事情，土地集中就没有多大意义。广东的一些山区农村，村民很想联合起来干点什么，但因种种原因找不到联合起来后可干的事情，这种现象在北方农村也很普遍。而对于城郊的农民，他们可能早就把土地集中起来了，政府要做的是如何保护他们在土地流转后的利益。一些地方的农村，村干部以发展集体经济的名义以极低的地租价格将本村土地集中起来，然后与他人合作兴办工商业，最后获利的只是少数村干部，从而引发了村民对村干部的不满和与外来投资者的冲突，这需要国家帮助农民个人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让他们依靠土地、使用土地富起来。
在目前，从人口组成上说农民依然是多数，三农问题不仅只是农民问题，它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尤其现在，内需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农民依然贫困，内需如何能扩大？
&&& 参考文献：
&&& 1、《土地自愿流转
“中国改革第一村”改革试验再破茧》 《t望》新闻周刊 日；
&&& 2、刘 丽 王正立《征地补偿，外国啥标准》 国土资源网 日 。
&&& 作者：康新贵 。
发件人：&zhangxg482& &&
16:20:32 +0800收件人：&zdjun& &&抄送：标题：《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河南张新光稿件）
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
（信阳师范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 摘 要：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沿着革命化、政治化、集体化、城市化的轨迹演变，呈现出不同步、不平衡、不协调的明显特征：即建国后的头30年，农民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精神生活比较充实；改革开放后的30年，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但精神家园日渐衰败和失落。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不同步（前者是“先立后破”，后者是“先破后立”），工业化超前发展，城镇化严重滞后，国家在汲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却没有把农村大量的隐性剩余劳力转移出去，制约了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乡村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机制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应坚持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走出一条短距离、波浪式逐级推进的城镇化道路，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各民族特点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农村生活方式。
&&& 关键词：建国60年；农民生活方式变迁；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城镇化道路；新农村建设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的变迁史究竟是一部“温暖的记忆”，抑或是一部“苦涩的记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而又严肃的话题，政府、学界、民间恐怕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和共识。我国官方通常采用“平均数”和“绝对值”的指标来衡量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变化，比如从1949年到2008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44元提高到4761元，增长了100多倍，农民家庭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改革开放前的67.7%下降到现在的43.7%，已经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伟大历史性跨越。这种“见物不见人”的价值判断所有前题和结论都是预先设定的：即旧中国农民生活是“苦的”，新中国农民生活是“甜的”。由此得出一个“下溢假设”：只要经济发展了，蛋糕越做越大，农民生活就会好起来，精神面貌自然会好起来，其他一切社会政治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这种机械的、僵化的、抽象的逻辑推理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因为，物质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决定作用决不是单向的，统摄生活方式总体变迁的是人们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制约、影响、决定生活方式选择和流变的是一定的价值观和决定其变化的两个基本因素:其一是当下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及特性；其二是来自传统文化的力量。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它既是一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史，又是一部精神生产力的发展史，但归根结蒂是人类自身发展的自然史，是物质与精神、生产与生活和谐互动的历史。
然而，建国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沿着革命化、政治化、集体化、城市化的轨迹演变，呈现出不同步、不平衡、不协调的明显特征：即建国后的头30年，农村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农民精神生活比较充实；改革开放后的30年，农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但农民精神家园日渐衰败和失落。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源在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不同步（前者是“先立后破”，后者是“先破后立”），工业化超前发展，城镇化严重滞后，国家在汲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却没有把农村大量的隐性剩余劳力转移出去，制约了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乡村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正如胡锦涛同志最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必须把‘物的发展’同‘人的发展’结合起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1]这一重要论述凸显了“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发展观，对于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各民族特点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新型农民生活方式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本文拟对建国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变迁的历史轨迹、主要特点及其原因进行系统回顾与反思。
& & 一、建国初期（年）：农民物质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国家主权的完全独立，从此结束了自近代以来一百多年“四分五裂”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代。在建国后的头3年，我国成功地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军事挑衅和武力干涉，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正义战争的伟大胜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同时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各种特权势力，实现了国家财政、金融、物价政策的统一。在国内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通过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禁娼肃毒等等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彻底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势力，迅速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整个来说，我们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的确是新中国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2](p18)这是我国亿万农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得以改善、安居乐业的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2年底结束，中国大陆地区（除西藏和新疆外）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7亿亩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他们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3](p29)，“这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在土地制度上的一次最重大最彻底最大规模的改革，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从而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2](p214-215)据统计，1949年至1952年我国农业总产值由326亿元增加到484亿元，增长了48.5%，粮食总产量由2263.6亿斤增加到3278.3亿斤，增长了42.8%，棉花总产量由889万担增加到2607万担，增长了92.9%，其他经济作物和畜禽产品产量也都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全国平均每个农户收入增加了120元左右，与1949年相比增长了30%以上，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粮食达到440斤/人，与土改前相比增加了几十斤[3](p107)。这样，“我国首先从改革农村土地关系入手，进而对乡村社会权力结构进行调整和重组，逐步将国家行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严格的行政支配体系，最终将农民完全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4]，“使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昔日生活在乡村社会最低层、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一夜之间成了农村中的主人，而以往把持着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富农却落到了在乡村社会政治生活中毫无地位可言的最低层。”[5](p86)
在整个土改运动过程中，我们党始终把“普遍发动群众”和“整顿基层组织”作为一个最基础的环节来抓，“一方面通过自上而下建立与中央政府相对应的地方各级政权组织，以保证党和国家的政令畅通；一方面通过自下而上建立保证土地改革具有持久活力的农民协会、农业合作社和农民联盟，以加强广大农民群众与国家政权的亲和力”[6](p364)，借以完成了“政权下乡”和“基层重组”这两大历史任务。同时，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强制没收了祠堂、寺庙、教堂、私垫、墓地、祭田、义田、公会田等公益性土地及其他财产，割断了农村单个家庭与族群活动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精神污垢进行了猛烈涤荡，取缔了神汉、巫婆等封建迷信活动，革除了早婚、溺婴等社会陋习，改造了“二流子”，实行“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政策，举办农民夜校和扫盲培训班，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转变农民的社会价值观念，“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2](p19)，“这种新民俗成为一种新的精神资源，为随后中共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更大规模的农村社会改造运动奠定了深刻的心理基础。”[7]
土改运动结束后，全国平均一个农民拥有土地只有3亩多，特别是南方地区人均拥有耕地在1亩左右或几分，“这种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农民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这种小规模的个体农业生产已日益表现出不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8](p39)比如，从1949年到1957年，中国耕地面积增加2亿亩左右，总人口也增加2亿多人，人均耕地面积反而减少了2.3分耕地。建国初期的农业基础设施十分薄弱，耕作方式原始落后，再加上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遭遇旱涝、冰雹、虫害等自然灾害的破坏，“全国仍有1亿多农村人口缺少口粮，每年需要国家返销粮食300多亿斤”[9](p39)，“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民仍然不富裕，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只占百分之二三十”[10](p179)。因此，从1953年开始，我国按照“三步走”的计划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按照农民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几户或十几户的初级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组织农民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组织农民联合起来成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象是突然到来的。”[10](p185)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国只用短短3年时间就提前完成了“原计划用10至20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三大任务”。
比如，“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我国只有14%的农户入社。1955年10月上升到32.5%，1956年3月上升到80.3%，1956年4月上升到90.3%，1956年12月上升到96.2%。全国除西藏和几个牧区外，其他大多数省份基本实现了‘全面合作化’。”[9](p62)
特别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我国把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捆绑在一起进行：“一翼是合作化，一翼是统购统销，两翼相辅相成，相伴而行，并以此来彻底割断资产阶级和农村的经济联系。这实质上是既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又剥夺了农民自主劳动、自主分配、自主消费的权利，以至许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农民出售大批牲畜、杀猪、宰羊、砍树等‘生产力暴动’（毛泽东语）的群众性恐慌。在1954年，浙江粮食征购共51亿斤，占总产量的38%，农民自留口粮严重不足，结果造成全省耕牛减少5.7万头，猪、羊减少1/3至1/2，农民卖家具、吃种子粮、逃荒、要饭、卖子女、老弱饿死等现象累有发生。”[9](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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