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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挂牌 邮政改革又迈实质性一步
日18:46 　
三月二十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在北京举行成立仪式，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经理刘安东（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行长陶礼明为银行成立揭牌。经银监会批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托邮政网络优势，完善城乡金融服务功能，以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为主，与国内其他商业银行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支持农村建设。
中新社发 张宇 摄
　　版权声明:凡标注有“cnsphoto”字样的图片版权均属中国新闻网，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使用。
　　中新社北京三月二十日电(记者 刘育英)继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挂牌成立后，在原邮政储蓄业务基础上组建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今日也挂牌成立，这标志着中国邮政改革又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系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以全资方式出资组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经理刘安东任邮储银行董事长，原国家邮政局邮政储汇局局长陶礼明任邮储银行行长。刘安东、陶礼明、邮政集团副总经理冯新生都出席了今天的挂牌仪式。
　　据陶礼明介绍，邮政储蓄自一九八六年恢复开办以来，现在已经建成全国覆盖城乡网点最广、交易额最多的个人金融服务网络，拥有储蓄网点三万六千个，汇兑营业网点四万五千个。截至二00六年年底，全国邮政储蓄存款余额达到一亿六千万元，存款规模列全国第五位。
　　邮政储蓄银行的发展目标是建立现代银行。据悉，邮政储蓄目前形成了以本、外币储蓄存款为主体的负债业务；国内、国际汇兑、转帐业务、银行卡、代理保险及证券、代收代付等多种形式的中间业务；以及银行间债券市场业务、大额协议存款等资产业务，今后将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
　　根据中国邮政体制改革方案，原中国邮政一分为三，重组国家邮政局，组建邮政集团公司和邮储银行，现在这三个新部门都已经挂牌成立，标志着邮政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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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中国触动全球
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维为教授著的《中国触动全球》,的确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
由于作者特殊的经历(见书内作者介绍)，他曾去过全球106个国家，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作者以亲身所闻所见，对比地探讨了我国的改革、民主、人权、腐败、贫富差距等这些在国内人人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西方经常对我国指手划脚的敏感问题。他既有微观现象的考察，又有宏观深入的思考。文笔流畅幽默，娓娓道来，入情入理，引人入胜。
尤其可贵的是他的许多观点是在和西方学者辩论中形成的，因而很有说服力。作者并以爱国情怀，对我国的发展提出许多恳切的建议。
全书87页，前面有目录。您不妨先从后面专题议论民主(29-38页)、人权(51-57页)、贫富差距(64-68页)、腐败(76-83页)等篇段看起，我相信，引起了您的兴趣，您就会从头到尾欣赏这本书的。
如您也认为值得一看，请转发给您的亲友。
张维为【简历】
：复旦大学外文系文学学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员培训部、联合国翻译专业研究生毕业文凭
：日内瓦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 国际关系硕士(1990)、国际关系博士(1994)
主要经历：
：上海艺术品雕刻二厂工人
：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
1983 - 1988 中国外交部翻译室主要英文译员
（曾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李先念，乔石，钱其琛等中国领导人担任主要译员并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过数十个国家，参与接待了许多外国来访政要。）
：瑞士日内瓦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学习
1990 - 1994 瑞士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1991: 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发展中心访问学者
1995 - 1998 瑞士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0年：意大利Boconni University访问教授
1998 至今：瑞士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2004 至今：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参加过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大量的学术会议并作主旨发言，走访过106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职务：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兼任教授
清华大学特邀研究员
暨南大学客座研究员
日内瓦韦伯斯特大学兼任教授
比利时欧洲亚洲研究所理事会& 理事
欧盟Europe-China Academic Network (ECAN)特邀专家
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副主席
第一章 中国，赫然崛起(p.6)
一、第一次出国的震惊
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1）p.7
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2）
三、中国崛起：不同凡响的意义（1）p.10
三、中国崛起：不同凡响的意义（2）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1）p.13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2）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3）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4）
第二章 最不坏的模式？
一、最不坏的发展模式？p.19
二、东亚模式之争（1）p.20
二、东亚模式之争（2）
三、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1）p.23
三、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2）
四、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1）p.26
四、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2）
第三章 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
一、慕尼黑的一场辩论（1）p.29
一、慕尼黑的一场辩论（2）
二、从贝·布托遇刺到肯尼亚骚乱（1）p.32
二、从贝·布托遇刺到肯尼亚骚乱（2）
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1）p.35
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2）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1）p.38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2）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3）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4）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5）
第四章 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
一、谁创造了人类普世价值？（1）p.46
一、谁创造了人类普世价值？（2）
二、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1）p.49
二、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2）
三、也谈人权（1）p.51
三、也谈人权（2）
三、也谈人权（3）
三、也谈人权（4）
四、公民社会之我见（1）57
四、公民社会之我见（2）
四、公民社会之我见（3）
五、让理性的声音占上风& p.61
第五章 中国：不要自己打败自己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1）p.64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2）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3）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1）p.68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2）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3）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4）
三、建立良性循环机制 p.75
四、腐败问题：国际视角的观察& p.76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1）p.79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2）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3）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1）p.83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2）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3）
第六章 环球同此凉热（略）p.87
第七章 软实力，更触动世界（略）p.87
尊敬的网友们，本书已选择精华部分供您阅读。简单阅读，同样精彩！
第一章 中国，赫然崛起
一、第一次出国的震惊
今天访问泰国曼谷归来的很多国人，谈起曼谷都不屑一顾，无非是一个热热闹闹而又乱糟糟的城市。但我从日抵达曼谷国际机场的那一刹那起，就不时感到“震惊”：我第一次看到了现代化的繁忙机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波音客机不停地降落起飞，而地面调度又显得那么井然有序，候机大厅明亮宽敞，机场商店货品琳琅满目，比当时北京最漂亮的王府井工艺美术品商店还要富丽堂皇。当时的北京首都机场比曼谷国际机场可差了一大截。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看到了汽车飞驶的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了晚上九点还在营业的超级商场，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主要街道到了晚上十点钟还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服务：商店的服务员是那么友善、那么客气，哪怕你只是在门口路过张望一下，服务员都会迎上前来，带着微笑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当时的北京，这种服务态度我从未见过。泰国不仅服务好，而且效率高：你今天定做一套西装，明天就做好，送到你的饭店，价钱也不贵。曼谷的繁华使我这个来自大上海的青年学子深感不安。毕竟上个世纪30年代当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时候，曼谷恐怕比中国的一个县城好不了多少。后来我还访问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一个更比一个现代化，泰国还是其中最落后的。一想到邓小平在月的两个月内，也先后密集地访问了这四个国家，我可以想象他老人家当时所受到的震动。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邓曾路过新加坡，现在亲眼看到新加坡的巨变，怎能不感慨万千？他后来多次说过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他在日本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后说：“我明白了什么叫现代化”
。从这些国家访问归来的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从泰国回来不久，我就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我参加的第一场重要外事活动是接待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马科斯夫人先派了一个先遣组来北京为她的访问做准备。因为马夫人是世界闻名的采购高手，所以她的先遣组成员个个都是采购高手。他们干脆开玩笑，称自己是advanced
group（先遣采购组）。他们老是打听北京哪里购物最好，礼宾司总是推荐北京友谊商店，这是当时北京为数不多的涉外商店，所以菲律宾先遣队很快有了个口头禅，“Friendship
Store again?（怎么又是友谊商店？）”“北京除了友谊商店还有其他商店吗？”他们好几次问我。
时间飞逝。2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可以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上，中国已经大步地走在泰国、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之前了。我后来访问泰国不下十次，泰国和中国的差距逐步显现，曼谷和上海、北京的差距也明显拉大。2006年泰国的军事政变又给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不确定因素。但泰国还是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例如，泰国航空公司的服务质量，全世界有口皆碑。2005年我还访问了菲律宾，我看到马尼拉的棚户区居然延绵不断，如果光从外表看，马尼拉的城市面貌，与今天北京的差距至少20年。过去这20多年里，菲律宾不停地搞政治，所谓的“人民力量”一波又一波，换了四位总统，经历了不可悉数的各种兵变，而整个菲律宾的经济过去20年增长有限，人民生活鲜有改善。当然北京的发展也有些太快了。这个中国传统的经典城市失去了太多原本不该失去的特色。这种损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文化水准的不断提高，越发让人感到遗憾。这似乎也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我们过去30年发展模式的成就及其问题。但是，持平地说，无论我们的发展模式有多少不足和问题，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致力于改革开放，致力于现代化建设，整个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令人叹止的变化。比方说，消除贫困在国际上历来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但中国仅用了短短20多年的时间，使得近4
亿人脱贫，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提前实现联合国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整整提前了12年。虽然还是比较低水平的脱贫，但你只要去任何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看一看，大部分国家在过去30年里，政治动荡，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就不错了。
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1）
实际上，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国崛起”这四个字，国际社会似乎已普遍接受了这个概念，而且从我的观察来看，大部分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对中国并无恶意。至于印度是否真正崛起，国际上还有争论。但对中国的崛起，世界似乎已形成了共识。置身国外时，对此感受尤深。中国的崛起似乎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我1983年访问泰国的时候，泰国还鲜有来自中国的客人。我下榻的饭店经理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你真的来自‘红色中国’？”我离开之时，他说，“请向邓小平总统问好。”而今天，中国游客已成为泰国最大的客源。10年前我到台湾访问，在台南市中心一家餐馆吃小火锅，老板娘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惊讶的盘子几乎掉在地上：“你跟我们长得一样啊？”而今天，台湾很多计程车司机都会说：“听说大陆进步很快呀。”实际上，整个中国周边的地区，从朝鲜，到韩国，到泰国，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甚至到澳大利亚，几乎一夜之间，中国游客就成了他们最大的客源，随之而来的就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几乎都可以兑换了。在欧洲，“中国热”也一直持续着。除了商店里都有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外，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东西，从中式老家具到老子的《道德经》都很受欢迎。瑞士的名牌表店，家家配上了华人职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现在每周有54个航班直飞北京、上海、广州、香港，上座率近百分之百。从布鲁塞尔到巴塞罗那，从慕尼黑到阿姆斯特丹，从巴黎到伦敦，与中国崛起有关的讨论会一场接一场，让人应接不暇。2007年深秋，参加了在里斯本举行的中欧论坛会议，葡萄牙总统致词强调：“欧中关系的前景无比开阔。”拉美情况也类似。我到巴拿马参观闻名世界的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但运河管理局的经理一听我来自中国，便为我一人单独介绍了半天这条运河的历史和今天，最后说：“我们早该和中国建交了。”我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计程车司机问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说“中国人”。他以拉美人特有的夸张口气说：“中国人来了，我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在巴西，一位多次访问过中国的学者对我说：“20年前，上海比不上圣保罗，现在圣保罗比上海落后了一大截。”我在发展中国家讲学，一当提起中国经济30年内增加了10倍以上，并且提前12年实现了联合国2015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目标”，听众甚至会自发鼓起掌来。正因为这样，今天的非洲也特别关注中国。莫桑比克工商部官员对我说：“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越多越好。”我到坦桑尼亚的第二大城市阿鲁沙，旅店经理与我开玩笑：“只要中国人每人捐给我们一分钱，我们国家就现代化了。”在约翰内斯堡，一个黑人教授对我坦言：“非洲很难重复中国奇迹，因为上层没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下层缺少中国人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次在内罗毕谈中国发展模式，一位听众问：“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质量不怎么好，这是什么原因？”没等我回答，会议主持人、肯雅塔大学的校长就说：“过去日本产品的质量也很差，中国很快就会赶上来的。”讲座结束，我坐上计程车回旅馆，司机听说我来自中国，对我说，“中国货质量还不错，但中国人建的路更好，车开上去真舒服。”对于中国的崛起，除了赞誉之外，也有不少担心、疑虑甚至反感。我去意大利米兰做访问教授，一位当地学者私下对我说：“很多意大利人害怕中国人：中国人来了，把经营不下去的杂货店和餐馆都买下，然后开意大利餐馆，卖比萨饼和面点，比我们意大利人做得还好，还便宜，再加上偷税漏税，我们怎么竞争？”意大利和西班牙后来都出现过针对华人的骚乱。有一次我去巴塞罗那开一个讨论中欧关系的学术会议，见到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他对我说：“我们欧洲人心里真是有点害怕中国，不是担心你们要打仗，而是担心这么一个问题：除了需要人与人直接接触的服务外，在几乎所有其他的领域，中国最终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我最近去非洲也有这样的感觉：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的迅速扩大，不少当地人开始抱怨中国产品损害了非洲的民族工业，抱怨中国人不与当地居民接触。
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2）
2007年10月在日内瓦一次讨论亚欧经济制度比较的研讨会上，一位丹麦学者甚至提醒“欧洲经济要当心‘中国化’”。他说，“你看，欧洲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都是小公司，现在很多小公司的经营方式越来越不规范：不开发票、非法雇用东欧工人、节假日也干活。”另一位学者则持异议：“这是欧盟扩大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使然。中国的企业倒是在从不规范走向规范，否则中国不可能吸引到这么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欧洲企业则需尽快摆脱许多不合时宜的规范，否则欧洲将失去国际竞争力。”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心情更是复杂。我前年到纽约出差，住在曼哈顿尚东区的一所公寓里。临走时，我的美国房东老太太以略微犹豫的口气问我：“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你能不能坦率地告诉我：中国和美国之间以后会不会打仗？”老太太在朝鲜战争时期是美军护士，毕竟是过来人，知道中美交恶对双方带来的代价。美国近期的民意测验表明近三分之二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发展互利合作的关系。但一位资深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私下对我说，美国一方面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已势不可当。但另一方面，又总觉得很难接受一个不信上帝的民族，一个“共产党国家”竟然会成功，竟然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宗教势力影响更大，意识形态色彩更浓，这也影响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判断。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众多，但对中国前景误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先是预测邓小平百年之后中国要大乱，后又预测中国会像苏联一样解体。有一个叫章家墩的美籍华人2000年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即将崩溃》的书，还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将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下迅速走向崩溃，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七年之后，中国非但没有崩溃，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经济总量又翻了一倍，经济规模世界第三，中国还成了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现在回头一看，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这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崩溃了。去年五月，在巴黎一个中国问题研讨会上，一位学者不经意地提到了章家墩的名字，会场发出一阵笑声，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他成了国际学术界的笑柄。当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仍有不少人死抱住僵化的意识形态不放，天天盼望着中国的崩溃，那也没有办法了，就让他们去吧。很久以来，中国总是对发达国家说：我们人均收入比你们低很多，赶上你们还早着呢。但西方很多人，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往往不这么看。他们说：你们人民币的汇率是扭曲的，不能反映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你们沿海发达地区在硬件的很多方面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你们内地的发展速度也不慢，和沿海正在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你们的沿海地区就有3亿多人口，如果你们沿海地区2020年达到今天葡萄牙的水平，这不是不可能的。那光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规模就会大致等于今天的欧盟。西方持续不退的“中国热”很大程度上与这种研判有关。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自己十分清醒。中国知道自己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遏制和消除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社保体系、推动生态文明、推进法制建设和政治改革、确保中国的长治久安等等。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还需要全体国人今后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们不会为国际社会的种种赞扬而忘乎所以，也不会为任何暂时的挫折而垂头丧气。中国迄今所取得的成绩还只是初步的，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笑在最后才笑得最好。这种清醒姿态的背后是一种新的民族自信心：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基本上摸索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不管我们今天面临多少挑战，我们还是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年来最好的时候，而且处理各种问题的资源和回旋余地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可以冷静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继续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推进这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现代化事业。
三、中国崛起：不同凡响的意义（1）
中国崛起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它首先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质的变化，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社会的主要变迁大都局限在上层结构。占中国社会人口大部分的农村还是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甚至到了1978年，我们的社会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种自然经济。农民日耕夜做，勉强糊口。工业基础已经形成，但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没有活力。1949年以前还存在的一些微薄的商品经济也给取消了，计划和票证控制了社会每一个细胞，社会流动性极低，也没有外贸和国际市场的概念。除了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外，社会节奏发展相当缓慢。中国过去的仁人志士都致力于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但现在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已经彻底打破了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格局，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已基本上完成了从一个封闭的中世纪式的农业社会转向一个开放的工业和商业社会的过程，并几乎和西方同步地转向信息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信息社会已经成了中国今天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新的结构性的变革已经产生了对法治社会和市民文化的真正内需、产生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内需。我走过的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情况往往和我们相反：社会底层还是一个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下，传统部落和宗法社会主导着大部分人的生活，实际上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对西方式民主政治的真正内需，但是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这些社会的上层结构却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西方民主政治结构，其结果就是整个国家上下结构完全脱节。社会上犯罪率不断飙升，白天上街都危险，晚上没人敢上街，但议会里却在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老百姓为每日的柴米油盐而挣扎，艾滋病吞噬着大量的生命，政府连把药品发到基层的能力都没有，但各种政党却忙于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部落主义、宗派主义或民粹主义之实，结果往往是国家持续动荡、政府无力整合社会、经济与民生凋敝、甚至导致内战和国家分裂。这个问题在非洲特别突出。中国结构性的变化也体现在国家财力的增强，这为我们今天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回旋余地。你去发展中国家访问，如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日利亚、肯尼亚，你会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现象：城市街道的人行道少，马路上的路灯少，有路灯也不一定亮，不少地方的垃圾堆成山，阴沟污水四溅、但几乎没人管这些事。这实际上反映了政府治理能力疲软和财力不足。要么是经济落后，没有多少税可以收；要么是政府能力弱，税收不上来；要么是贪官污吏截流了财税收入。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干脆主要依赖有限的外援，国库空空又导致了官员和军队的极端腐败、基础设施缺乏、公共服务非常有限，甚至连邮局、医院都处在半倒闭状态。与此相反，发达国家虽然讲民主，但中央和各级政府的税收从不马虎。以法国为例，付税日超过一天，就多收你百分之十，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中国历史上，好像皇权无限，但实际上天高皇帝远，经济基础是无数自耕农，农业税收不到多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往往并不高。但过去这30年，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出现了质的飞跃。2006年，仅上海地区为本地和中央创造的财政收入就达到了4800亿元。邓小平1984年曾说，到了2000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到了1万亿美金，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而现在我们光是外汇储备就是1万7000多亿美金。邓小平生前反复强调综合国力，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就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比较充裕的财力使我们能够比较从容地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三、中国崛起：不同凡响的意义（2）
我们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过去10年突飞猛进，就和国家财力有关，整个世界为之惊叹，我们的高速公路，10年前在世界上前30名都排不进去，但现在中国高速公路的总里程数已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中国，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人们的心理变化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特征。中国近代史上的变革往往局限在社会的精英阶层，大众心理则变化不大。但现在不一样，普通老百姓的每一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要发展、要挣钱、要自我实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机会。当然，当一个社会处在这种快速变革的时候，也会凸显各种不安和矛盾，很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带有青春期的风险。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角度来看，这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我自己出去访问，很注意观察街上无所事事的人是多还是少，并以此作为判断一个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势头的重要指标。你去约翰内斯堡、去开罗、去阿尔及尔、去金边，你可以看到游手好闲的人很多，说明这些国家失业问题严重。去孟买这个被称为“印度的上海”的大城市，你会感到无所事事的人比上海要多好几倍。仅此一点，你就可以得出结论：孟买赶上上海，谈何容易。我20年前第一次访问瑞士，感觉到瑞士生活的快节奏，匆匆上班的人群和他们急促的脚步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国内还比较悠哉悠哉。现在相反了，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国家，特别在沿海城市，生活节奏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快。当然物极必反，国内现在也开始讨论放慢生活节奏的问题。这是一个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最终也一定会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但是从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来看，生活节奏加快，确实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经阶段。这一点也反映在中国手机的迅速普及上。我感觉没有一个国家使用手机的人比中国多。当然这不一定是好事。欧洲很多人说，手机是一种新的公害，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从一个历史发展的大角度来看，这个事实反映了中国人的横向联系前所未有的增加。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杜尔凯姆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最大差别就是传统社会是纵向联系为主，现代社会是横向联系为主，因为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生活日益丰富，一个社会就这样由传统的纵向的“机械凝聚”转为现代的横向的“有机凝聚”。一旦“有机凝聚”基本形成，现代化进程便势不可挡。这种横向联系也把中国和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国经济已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离不开这个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回想起来，当人们还普遍认为中国的开放只是对发达国家开放的时候，邓小平就反复强调：中国的开放是对全世界的，即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这是极富战略眼光的大思路，为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创造了大量的发展机会，我2006年夏天去贫穷的科索沃访问，在一个人口只有两百来人的小镇，看到两三个商人满头大汗地从卡车上卸下中国生产的鞋子和百货产品。科索沃国家电视台的负责人对我说：没有中国产品，我们无法想象科索沃人今天将怎样生活。英国一位学者曾这样对我概括中国因素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凡是中国能大量生产的，你就要尽快回避，否则你自掘坟墓。凡是中国不能大量生产的，你就要拼命生产，那才无往不胜。这种颇为夸张的说法倒是勾画出了中国崛起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大量机会和挑战。当然最好再补充一句：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机会多于挑战。在2007年中欧论坛会议上，一位欧洲学者曾问我怎么看待美国推动的世界民主国家联盟，我坦率地说：关键是没有中国的合作，这个联盟什么国际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在今天，从反恐斗争到全球环境治理，从化解朝核危机到处理伊朗核问题，从多哈一轮贸易谈判到世界金融秩序的稳定，都需要中国的合作。把中国看作敌人，只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我还补充了一句：“中国崛起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拒绝意识形态挂帅，把所有国家都看成是自己的朋友，或者是潜在的朋友。美国难道就不能从这种智慧中得到一点启发吗？”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就极为赞赏这一点，他最近说：“如果世界所有国家、所有势力集团都能像中国这样小心谨慎，那世界就会太平一些。”这是智者之言。中国神话般的崛起，背后确实有很多智慧。中国的崛起不只是经济总量、外贸总量、外汇储备总量、国民生产总值、高速公路总里程等，而且是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及其背后的指导思想。这个模式并非十全十美，恰恰相反，它还衍生出不少问题，我们自己在国内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其实别国老百姓抱怨不比我们少），就说明这个问题，但是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相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推行的“结构调整方案”和美国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中国模式的效果要好得多。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也是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西方的软实力迄今为止并没有能够解决当今世界的一系列严峻问题，如消除极端贫困、防止不同文明冲突、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等。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不仅使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了，而且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展现了中国增长中的软实力，这一切对发展中国家会有启迪，对重新思考如何共同对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也会有帮助。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1）
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关键的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一切都会比较顺利，前景会比较光明。这几步走错了，就会伤筋动骨，甚至全盘皆输。回头看一下中国走过的30年，不能说没有犯错误，有些错误也不能说不严重，但是在最关键的几步上，我们走对了。改革开放从1978年底开始，回头看来，如果不是邓小平这位强势领导人的主张和坚持，中国本来也可能选择不同的路径。我想到了以下四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种就是“极左模式”：不改革开放，全面肯定和延续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改革初期提出“两个凡是”的人基本上是这种思路。如果当时中国走这条路的话，中国的结局恐怕不会比我国北方的那个邻国好。该国今天的情况，众所周知，这里就不赘述了。
第二种选择是“极右模式”，走一条全盘西化，用一个亲西方的政府取而代之的西化模式。我记得80年代，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在大学里演讲，总能赢得一片喝彩。“中国最需要的是进口一个总理”，下面一片掌声。连“最好让西方把中国殖民一段时间”的观点，支持者也不少。关于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效如何，我可以简单谈一谈菲律宾的情况。因为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西化比它更彻底了：菲律宾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人们的宗教信仰都改成了天主教，后来又是美国的殖民地，很长时间内被视为亚洲的“民主橱窗”，其政治体系和制度几乎完全照搬美国，三权分立、政教分离，至今民主和宪政确立了一百来年了，虽然其间有日本占领时期和10来年的马科斯独裁政权统治，但1986年一场“人民力量”推翻了独裁政权。2001年又是“人民力量”赶走了埃斯特拉达总统。可是这个国家却长期陷于政治动荡，一个曾经在东亚仅次于日本的强国，一个美国树立起来的“民主橱窗”，却由盛转衰，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四小龙，又很快地被中国超过。我是2005年夏天访问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首先入目的就是大量的贫民窟。菲律宾全国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日的收入不到一个美元。现在每十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在海外打工。总计约800万人，使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菲佣的汇款也成了菲律宾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菲律宾的机场都设有为劳务输出人员开辟的专门通道。因为我1983年底曾在北京接待过马科斯夫人一行，我便问马尼拉大学的一位教授，现在的菲律宾和马科斯的时候比怎么样？她坦率地说，“现在更糟。什么人民力量，都改变不了菲律宾少数声名显赫的家族控制整个菲律宾政治的现实，他们是既得利益者，通过自己的财力和人脉，影响菲律宾的各级政府。”她还谈了这么一个观点：“过去是马科斯家族和他的亲信腐败，他们贪够了之后，倒也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现在是换一个政府，就是新一轮贪污的开始。你怎么办？老百姓怎么能富裕起来？”菲律宾人现在说，菲律宾民主最后归结为3g，也就是枪（gun）、钱
暴徒(goons)。我的导游对我说：“过去马科斯政权的时候，只有马科斯和他的亲信可以这样，现在恢复民主了，谁都可以做这些事情，情况比马科斯的时候还要糟。马科斯一倒台，表面上看是民主胜利了，实际上，这三个g开始普及了。”我问他为什么菲律宾政治中有这么多谋杀，从1986年至今，已发生了近千起政治谋杀。他说，“政治职位是政界人物的财源所在，所以许多政客不惜铤而走险，雇用杀手，谋害政治人物和敢于揭露真相的新闻记者。政府连枪支都管不住，现在有40多万枪支散落在民间。”他让我出门也要当心。最后与我分手时，他说：“这个国家就像一艘快下沉的客轮，船上的人都想离开。”马尼拉虽然破破烂烂，但也充满活力，汽车大都抹得花花绿绿。2004年这个国家曾创造过5327对情侣同时在首都马尼拉接吻的吉尼斯纪录。只有这样一个热情洋溢的民族才会把一个电影明星埃斯特拉达选上来当总统，然后又把他投入监狱，判终身监禁，最后阿罗约总统又把他特赦。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2）
类似菲律宾这样“全盘西化”的国家，在第三世界比比皆是。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中世纪的，上层建筑是后现代化的，结果就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严重脱节，人民迟迟摆脱不了贫困，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老百姓在为基本生存而奋斗，社会失业率和犯罪率节节升高，国会里面在不着边际地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一会儿“修宪”，一会儿“废除死刑”，菲律宾在2006年也废除了死刑。
在排除了上述两种“极左”和“极右”的非改革模式之后，剩下的还有两种改革的模式：一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二是前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
古巴的改革模式可以称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尽量坚持原来的体制，在局部地方作一些小打小闹的改革。古巴坚持计划经济，但也增加了有限的市场调节，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有影响的“鸟笼经济”思路颇有共通之处。2005年8月，我到古巴访问了10天，住在一个朋友家中，所见所闻，感触颇多。对于古巴，我是心怀某种敬意的，因为这么一个才1100万人口的小国，竟然有勇气向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叫板，而且一叫就是40多年。还有传奇般的人物卡斯特罗，我在欧洲近距离见过他两次，确实充满了个人魅力。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古巴给人印象是失望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古巴的经济太困难了，人民的生活太艰苦了。我对自己说，如果中国当时没有能够勇敢地走向市场经济，接受全球化的挑战，中国今天的状况可能不会比古巴好多少。那次，我是乘古巴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哈马首都拿骚起飞去哈瓦那的，这也是我百国之行所乘过的最旧的飞机，前苏联制造的安波洛夫42型螺旋桨飞机，看上去至少有30多年的历史。舱内40多度的高温，但所有的空调都失效，一个小时的飞行如同洗桑拿，汗雨如注。机上的乘务人员也是毫无笑容。飞机一起飞，坐椅上方的手提行李舱门全被震开，其中一个手提包还掉了下来，幸好没有砸着人，但大家都有些紧张。只有一个美国小伙子，一手搂着自己的古巴女友，一边放声大笑。我看到一些古巴老年乘客对此有一种愤怒的表情，大概感到古巴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但也只能无奈。哈瓦那主要商业街上的商店大都空空如也，服装店的橱窗就是几件白衬衫，药房出售的，包括红药水、紫药水在内，大概只有二三十种药。市场供应给人的感觉比上海在“文革”期间还要萧条很多。我的房东告诉我，主要生活用品都实行配给供应。面粉、猪肉、鸡蛋、甚至食糖，都凭证供应。牛肉是国家专营，私人买不到，只供应给涉外的饭店和餐馆。街上的车大都是50年代的污染耗油的旧车，所以满城都飘散着汽车尾气的味道。车太旧了，所以抛锚的很多，路边开着车盖修车也成了哈瓦那的一景，还有用卡车车头拖着公共汽车车身行驶的车辆。据说中国制造的大型客车很快就要抵达，我可以想象那将会是哈瓦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政府对社会的控制非常之严。手机受到严格管制，鲜有人使用。上网也很不方便。除了在市中心有一个我等了半小时还没有轮到我的网吧外，几乎只有涉外饭店才能上网，每20分钟收3个新比索，约等于30块人民币。价贵还不说，上网速度非常之慢，打开电子邮件，十几分钟就过去了。只有四个电视频道：一个新闻台，播送的大都是枯燥无比的会议；一个文艺台，播送一些不错的欧美经典故事片；两个教育台，传授数理化、医学和文化方面的知识，优点是没有商业广告的打扰。报纸杂志很少，Gamme
是党报，8个版面的小开本，都是口号和会议新闻，书店图书的种类和数量也很有限。人们往往把古巴的问题归结为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但我和一些古巴朋友私下聊天，他们认为，人为的因素至少占一半。比方说，榨糖，为什么要凭证供应，因为糖价太低，糖农没有积极性。中国饭店的一位老板说得更痛快，什么禁运，主要还是自己禁运自己。企业一点进出口权都没有。看到有人赚了一点钱，政府就开始紧张，要征你税，最后搞得大家普遍贫困。古巴在80年代初曾尝试开放农民自由市场、物价改革、工资改革和外贸改革，但由于很快出现了投机倒把、贫富不均等问题，古巴政府就从1986年到1989年进行了“纠偏运动”，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励，反对权力下放，使得经济又回到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我曾好奇地在路边一个只有两个理发师的一个小店理了个发，但一打听，这小店也是国营的，离下班时间还有一刻钟，两人拍拍屁股走人了，外边等着的人就对不起了。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3）
与古巴朋友私下聊天，可以感觉到卡斯特罗仍然深孚众望，但同时人心思变，他们大多数在探讨的不是卡斯特罗之后古巴会倒向美国，而是对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怀有浓厚的兴趣。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最近也多次表示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并在一些方面已经开始了行动，如通过了更加开放的农业政策，允许古巴市民购买手机、电脑等，这是好事情。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的老路，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而只对旧的体制修修补补的话，中国恐怕也很难告别古巴今天这种短缺经济的状况。但古巴并不全是弱点，经济尽管如此困难，但还是实现了全民医疗低保。古巴的婴儿死亡率据说低于美国。计划配给供应，显然保证了人民的最低消费和营养，所以看上去没有发展中国家那种很多人营养不良的状况。古巴现在还为一些中南美洲国家的穷人提供医疗帮助，使很多中南美洲的穷人也到古巴来看病。比较起来，我想中国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国力大增，一年已有5万亿的财税收入，我们在社保方面一定可以比古巴做得更好。讲到古巴，还有两件使我深有感触的见闻：一是在哈瓦那城东一街口矗立着一座为古巴独立而牺牲的华人烈士纪念碑，上面刻着古巴独立战争英雄蒂格沙达将军盛赞古巴华人的两句话：“没有一个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对一个民族的赞扬，这大概是最高级了。在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华人人口曾一度占到古巴人口的十分之一。在19世纪古巴独立战争中，数千华人投入独立运动，有数支全由华人组成的部队，英勇善战，不屈不挠，扬名古巴，这个纪念碑今天仍使游客停步注目，令华人深感自豪，当年为古巴独立而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同胞们值得我们后人追念。古巴这个民族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一个知道感恩的民族一定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在哈瓦那唐人街，我还看到正对着唐人街口的一栋大楼，上面刻着“太平洋酒店”的繁体字，但早已人去楼空。华人协会70多岁的陶先生告诉我，这些都是我们同胞的财产呀。这些华人业主当时都属于古巴的富裕阶层，古巴革命之后，逃避他乡，这些财产也就给政府充公了。他说：现在华人门可罗雀，大概只有200来人了，都老了。他还说，哈瓦那曾经是美洲最繁华的城市，“那个时候还没有拉斯维加斯，美国人周末都到这里来吃喝嫖赌。许多富人都在这儿买了房子，吃喝玩乐。”
看着哈瓦那海边大片的现已年久失修的豪华别墅，你就可以想象当年那些富人的奢侈生活，但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1959年的古巴革命。猖狂出逃的富人中不少是华人，当然也带走了他们的资金、技术和人脉。这个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过大总会导致动乱和革命，但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后的建设则是艰巨的、复杂的、耗费时日的。古巴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至今还没有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成功道路。
至于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走的是激进改革的道路，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但我们不能忘记在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引来我们国内很多人的羡慕和赞扬。经历过1949年以来毛泽东时代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国民间，特别是知识界，真诚渴望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因为我们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确实不少。比较一下中苏两国在改革战略上的差别，中国在邓小平的强势领导下，走了一条“稳健的改革道路”。如果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道路也许可以概括为：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这也可以称为“经济改革优先的模式”。这个模式产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总体上利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十倍于1978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戈尔巴乔夫是政治改革为主轴，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是灾难性的：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岁以下。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4）
我是1990年6月访问苏联的，当时就感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方法行不通。首先是苏联经济非常困难，商品全面短缺。我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Gum,
漂亮的俄罗斯传统拱顶商厦内，买什么都要排长队，在皮鞋和大衣的柜台，只有一两种式样，排队总有100来人，而且需要护照才能买。莫斯科的天气比我预期的要冷，我想买一件风衣，随即开始体验苏联式排队，一个小时后轮到了我，一个服务态度非常粗鲁的女营业员，告诉我，仅有护照不行，还需要有在莫斯科居住的证明，我只能作罢。中午又步行了一个小时，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餐馆少，都排着长队，营业时间又短。俄罗斯人很有幽默感，很能苦中作乐。我路过一家电视机商店，里面都是俄罗斯自己生产的笨重的黑白电视机，我好奇地进去望望，陪我的苏联社科院朋友拉了我一下，说：“你可千万别买这家伙，它说不定会爆炸。我们这儿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电视机是专门为苏联的敌人生产的’。”政治改革带来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政治参与迅速爆炸，而苏联的体制完全没有为这种参与做好准备。激进的政治改革首先导致了人们质疑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然后质疑整个苏联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立陶宛首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紧随其后。因为经济形势已经恶化，戈尔巴乔夫乱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几乎荡然无存，谁都可以拿他开心。一个俄罗斯汉学家对我说了这么一个笑话，有个人发誓要去克里姆林宫把戈尔巴乔夫给杀了，于是他拿了把手枪便上路了，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人家问：怎么回来了？他说，要杀戈尔巴乔夫的人排着长队，我等不及了，只能回来。我记得1993年“休克疗法”的策划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教授曾来日内瓦大学做讲座。在场的一位俄罗斯知名学者、前苏联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突然站起来提问。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质问萨克斯，“我的祖国已经解体了，你高兴吗？”说完拂袖而去。萨克斯一脸错愕。他退场后，萨克斯说：“不是我们的方案设计不好，而是刚才提问的那么一批共产党的老朽在阻碍我们的改革，使得我们的改革方案受挫。”但人们更要问的是：改革方案的设计怎么能不考虑到各种反对因素呢？实际上关键还是这些美国学者不懂得俄罗斯的国情，乱开药方，而苏联从普通的公众到政治精英当时都迷信西方，迷信美国，全盘接受了西方政治话语，结果导致国家解体的悲剧。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罗斯民众不能原谅他。戈尔巴乔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一位俄罗斯朋友最近对我说：“90年代那些年，对俄罗斯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俄罗斯人对美国这么反感，对普京这么支持。”
综合比较中国过去30年中出现过的不同模式选择，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问题不少，但确实比“极左”和“极右”的模式要好，也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要好。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通过30年的奋斗，经济迅速增长，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而这些统计还是建立在人民币被低估的基础上的。西方人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指责，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认中国这些成就的已经为数不多了。如果说我们大约300年前开始落后于西方，现在确实是赶上来了。
第二章 最不坏的模式？
一、最不坏的发展模式？
在一个人口比美国、日本、俄罗斯、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没有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老路，在自己内部消化所有伴随现代化而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稳定，并使中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中国究竟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全世界都想知道。
我曾出版过两本英文专著探讨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2006年11月我又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模式的魅力》的评论,
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2007年底，美国有影响的《新观点季刊》把这篇文章和基辛格、斯蒂格利兹、亨廷顿等人的文章编在一起，出版了一个探讨全球化有关问题的专刊。其实不是我的文章写得怎么好，而是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反思，为什么西方自己的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收效甚微，而中国没有采用西方的模式却能够如此迅速地崛起。30年的时间不过是历史的弹指一挥间，中国却发生了巨变，整个世界为之惊讶，称之为“中国奇迹”，我们的经济总量增加了十倍多，我们大部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堪称世界之最。但奇迹也伴随着问题，引来了争议、甚至非议。至此，我想起了英国大政治家丘吉尔在40年代评论西方民主制度时说过的一句名言：“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别的制度更不好”，他的意思是与其他制度相比较，民主制度尽管有很多问题，仍然是最不坏的制度。但丘吉尔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语境中说这番话的。他本人一贯捍卫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大英帝国法统。比方说，他坚决反对印度独立，更不要说支持印度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了。但现在丘吉尔的这句话，已被不少人抽离了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条件，变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圣旨，甚至导致了民主原教旨主义，结果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少麻烦。丘吉尔本人如果仍然健在的话，看到世界上这么多诸如菲律宾、海地、伊拉克这样的劣质民主，看到民主的印度至今还有3亿人仍然生活在赤贫之中，不知他老先生会有什么感受，但这是后话。我这里只想套用丘吉尔的句式说这么一句话：中国发展的模式很不好（有很多问题和抱怨为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别的模式似乎还没有中国模式好，也就是说相比之下，中国模式可能属于最不坏的发展模式。当然，我把中国模式看做是“东亚模式”的一种独特的延伸。也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还没有比东亚（“四小龙”+中国）模式更好的模式。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实行赶超战略，虽然也出现过各种严峻的问题、甚至危机，但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现代化方面，其他模式还无法比拟。与“四小龙”相比，中国又同时完成了现代化事业起飞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还是一个13亿人口的世界性大国，具有四小龙所无法比拟的规模效应，中国发展模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自然也更为深远。中国发展模式虽然衍生出不少问题，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走的道路相比，特别是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中国模式还真是不错。西方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减少政府的作用，结果使非洲的国家能力变得更加脆弱，一般认为这是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艾滋病严重失控的主要成因。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是13世纪蒙古铁骑的入侵和二次大战中德国纳粹的入侵）。“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来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使不少国家的经济倒退20年。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摊上了这三个馊主意中的任何一个，后果将不堪设想。多亏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才避免了上述灾难。
二、东亚模式之争（1）
“东亚模式”是有争议的，这里首先要对“东亚模式”这个概念作个界定。我这里讲的东亚模式指的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在相似的历史、文化（尤指儒教）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实行赶超战略，迅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而不是指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在内的泛义的“东亚模式”，因为那些国家我也都访问过，他们虽然想学四小龙，但我的感觉是他们远远没有达到四小龙的现代化水准。我讲的“东亚模式”也不含现代化后期的韩国和台湾（他们后来转而采用西方民主模式，但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当）。在经济发展早期，韩国、新加坡、台湾的政府当局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经济起飞后，又逐步转为间接干预，而香港政府的作用则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引资政策，补贴公共商品供给，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东亚模式尽管自身有不少弱点，但其总体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四小龙是战后世界上唯一从第三世界的起点出发，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准的社会。东亚模式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备受争议，因为该危机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说，一夜之间，我们过去20年的发展努力付之东流。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中，美国学者和国内不少学者都把重点放在“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主导经济，引起利益集团与政客勾结，造成信贷膨胀，缺乏权力监督、钱权交易的腐败，最终成为泡沫经济。中国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问题，需要注意提防和解决，特别要注意从制度上来解决，千万不要等到一发而不可收的时候才解决，那就太晚了。但这里要做一个区分：第一，上述这些国家中，除了韩国外，其他国家都不属于我们所讲的东亚模式，他们试图学习东亚模式，但没有实现质的飞跃。这些政府干预的前瞻性、连贯性和科学性方面远远逊色于四小龙，后来又茫然跟进美国金融自由化的主张，加上权贵经济等因素，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第二，东亚很多学者则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际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金融投机大鳄兴风作浪，大发横财，这个过程本身也不乏诸多腐败因素。我认为“权贵资本主义”、东亚国家资本市场过早的开放、金融领域过早的自由化、缺乏监管的国际金融体系等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这场危机。苍蝇不叮没有缝的鸡蛋，苍蝇和鸡蛋上的缝都是危机的原因。我们在谴责和提防“权贵资本主义”的同时应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否则国际经济还会出现大问题。最近美国次级房贷的危机祸及了美国自己，整个世界的经济也受到了牵连。
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后曾说过这个危机“是对实行不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惩罚”，不知他现在对这场比亚洲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次贷危机竟发生在美国这么一个民主国家该如何解释？为了证明西方模式是普世价值，阿玛蒂亚·森还大胆地比较了博茨瓦纳和新加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强势政府的东亚模式不比西方民主模式好的结论。他在《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一文中是这么说的：“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当作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
阿玛蒂亚·森错了。笔者去过新加坡，也去过博茨瓦纳，两个国家天壤之别。博茨瓦纳虽然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没有出现大乱子，矿产资源比新加坡多一万倍，但博茨瓦纳离现代化的目标还十分遥远，47%的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博茨瓦纳公共卫生政策失败，导致艾滋病泛滥，人均寿命一度低于40岁，现在也才40多岁。在联合国开发署的2007年的人类发展指数上，新加坡排名25位，中国排名81位，博茨瓦纳排名124位。真不知道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怎么会犯如此常识性的错误。这也告诫我们，一定要相信“实事求是”，不要被一些理论权威所迷惑，我没有仔细研究过阿玛蒂亚·森的经济理论，但他关于民主的研究确实漏洞很多，经不起推敲。
我在发展中国家讲学，一当提起中国经济30年内增加了10倍以上，并且提前12年实现了联合国2015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目标”，听众甚至会自发鼓起掌来。正因为这样，今天的非洲也特别关注中国。莫桑比克工商部官员对我说：“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越多越好。”我到坦桑尼亚的第二大城市阿鲁沙，旅店经理与我开玩笑：“只要中国人每人捐给我们一分钱，我们国家就现代化了。”在约翰内斯堡，一个黑人教授对我坦言：“非洲很难重复中国奇迹，因为上层没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下层缺少中国人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次在内罗毕谈中国发展模式，一位听众问：“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质量不怎么好，这是什么原因？”没等我回答，会议主持人、肯雅塔大学的校长就说：“过去日本产品的质量也很差，中国很快就会赶上来的。”讲座结束，我坐上计程车回旅馆，司机听说我来自中国，对我说，“中国货质量还不错，但中国人建的路更好，车开上去真舒服。”
对于中国的崛起，除了赞誉之外，也有不少担心、疑虑甚至反感。我去意大利米兰做访问教授，一位当地学者私下对我说：“很多意大利人害怕中国人：中国人来了，把经营不下去的杂货店和餐馆都买下，然后开意大利餐馆，卖比萨饼和面点，比我们意大利人做得还好，还便宜，再加上偷税漏税，我们怎么竞争？”意大利和西班牙后来都出现过针对华人的骚乱。
有一次我去巴塞罗那开一个讨论中欧关系的学术会议，见到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他对我说：“我们欧洲人心里真是有点害怕中国，不是担心你们要打仗，而是担心这么一个问题：除了需要人与人直接接触的服务外，在几乎所有其他的领域，中国最终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我最近去非洲也有这样的感觉：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的迅速扩大，不少当地人开始抱怨中国产品损害了非洲的民族工业，抱怨中国人不与当地居民接触。
二、东亚模式之争（2）
在东亚模式中，香港、新加坡、中国，或者说那些没有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社会倒是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台湾80年代中期开始走向“民主化”，但1997年金融危机时执政的还是国民党的团队。台湾陆委会原主委苏起曾对我说过，台湾国民党的文官系统，至今为止没有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是腐败的，而党的系统后来腐败了。换言之，台湾在一个称职的文官精英政府领导下，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如果换成后来搞民粹主义的民进党政府，7年换6个“行政院长”，是否还能够抵御这样一场危机，恐怕就难说了。
另外一个实行了西方民主化的是韩国。韩国的“权贵资本主义”确实可以追溯到60年代，当时韩国的银行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官员的“明言”或“暗示”贷款给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公司，但银行资金的滥放似乎与1987年开始的民主化成正比的，随韩国民主化而来的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迅速抬头，政府盲目扩大对韩国企业的投资，90年代初又实行资本市场自由化，知识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客们忙于党争，经济监管严重失控，使得韩国成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但尽管韩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韩国在金融危机前已经实现了经济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你只要比较一下韩国和坦桑尼亚：50年前，坦桑尼亚的人均收入还高于韩国，但现在怎么能比，两个国家天壤之别，原因就是韩国通过东亚模式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而坦桑尼亚还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有许多共同之处：
首先，中国也有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导向的政府。这个政府有能力凝聚全民对于实现现代化的共识，保证政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并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开放。
其次，中国也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积极参与了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并因此而大大提高了中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当然中国还有四小龙所不可比拟的巨大的国内市场，使得中国经济也成为拉动推动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火车头。
第三，中国也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
第四，中国也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
第五，中国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变革：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商业经济、服务经济。
但中国模式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面，这种独特性来源于中国独特的国情：（1）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总体教育水准明显低于四小龙；（2）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起飞的同时，还要完成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变；（3）中国有长期动乱的历史。可以说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要百倍于四小龙当时所面临的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国这30年的成就来之不易，中国模式的成功也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三、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1）
中国模式有下列独到之处：
首先，作为一个有长期动荡历史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找到了平衡点：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30年一个长时期、大跨度的持续发展，从而为中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过去20来年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的70%。如果没有中国扶贫的成绩，整个世界的扶贫事业将黯然失色。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美国人所说的恐怖主义，而是消除贫困，因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极其贫困的状态之中，其中8至9亿人（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在挨饿。就此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第三，实事求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改革措施一般都先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试点，成功了再推广到其他地方。这不是包医百病的办法，但确实大大减少了新措施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这使中国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带来的困境，也使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仅抵御金融危机这一项，中国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2005年我曾访问印度尼西亚，危机造成的影响犹在，当地学者告诉我这场危机使印尼过去20年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很难想象如果中国未能抵御住这场危机，将是什么后果。
第四，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不是砸碎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转化，为现代化服务。这种做法比较接近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传统，英国人相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判断的相对稳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所说的“有保留的改革”，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逐渐衍生而来，而不是通过追求某种纯而又纯的理想模式而来。
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中国改革开放大致展现了一个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分轻重缓急，最后通过逐步积累而完成。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成功之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启迪。
第六，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中国模式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峻，我们非认真解决不可。例如，我们的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的发育不足；我们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我们的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都引起了广泛不满。但是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全面发展、更上一层楼的机遇。实际上，把危机转化为机遇也一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绩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经验智慧。
有人认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发展中国家采用苏联模式的没有成功，采用西方模式的也鲜有成功，这是我走访100多个国家后得出的结论。以反腐败为例，从研究腐败问题的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历年报告来看，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如印度、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尼西亚、阿根廷、乌克兰、俄罗斯等这些与中国相对可比的国家，腐败程度居然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的所谓民主国家了。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腐败分子几乎都可以打着民主的旗帜，通过贿选或民粹主义易如反掌地获得实权，为自己的腐败找到合法的保护伞。
三、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2）
而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转型国家，剧烈的政治转型导致了一段时间内政府的全面瘫痪，结果腐败就一发而不可收。亚洲“四小龙”中，韩国和台湾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腐败问题却有增无减，其中原因值得深思。最近李明博、马英九上台执政，是否能够扭转这种颓势，还需观察。相比之下，倒是没有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新加坡和香港成为亚洲反腐败最成功的地方，他们的办法就是建立法治社会，构建令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机制，其经验值得中国认真借鉴。我们今天遇到过的问题，欧洲历史上也都遇到过。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腐败之严重，令人发指。但是与今天的中国相比，这些国家却可以容易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送到非洲，把异教徒送到美洲，还能自己制订世界政治和经济几乎所有的“游戏规则”，其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黑人奴隶和华人“苦力”都是合法的。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1000万人，少于今天的上海。法国19世纪工业革命时，人口也只有2000多万，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向外扩张，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大部分国家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还使中国成了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及其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中国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有这样的精神财富和物质积累，我们可以从容自信地应对各种挑战。历史上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最终大都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不妨碍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工业革命前欧洲国家人均寿命不到30岁，以后就逐步增高，直至现在的近80岁。但是回想起来，当初这些国家如果因为各种社会问题，过不了工业革命这个坎，他们就不可能达到今天发达国家的地位。中国现在就在过这个坎，不过就会功亏一篑。回想一下，邓小平当年反复讲：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就是因为他预料到了在中国走向富强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邓小平认为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一定要过这个坎，只有这样，中国才有伟大的未来。这是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国际视野，历史会证明邓小平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四、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1）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许多具体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些做法背后的思想，特别是“实事求是”、“和谐中道”、“循序渐进”等，则可能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应该能够沉着地应对，并最终有效地处理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这些思想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的政治软实力。我们常说：中国硬件进步很大，软件跟不上，这个说法，一般地讲，笔者完全同意，我们的地铁这么新、这么漂亮，但大家拥挤着上车，不排队，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市民素质还有待很大的提高，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仔细一想，中国的硬件进步这么大，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软件的一部分功劳呢？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从高速公路到机场港口，发展如此之迅速，难道不也有我们自己指导思想和相关决策的功劳吗？推而广之，我们为什么能使近4亿人摆脱贫困，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则有增无减呢？我们为什么能够抵制“休克疗法”呢？我们为什么能够避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呢？我们是如何克服SARS危机的？我们是如何较为顺利地渡过了加入世贸组织的五年过渡期的？我们是如何众志成城地应对2008年冰冻灾害和四川地震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的软实力不能仅仅是太极拳、中华美食、写意画、书法、功夫、舞龙、孔子学院等，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政治软实力、政治价值观、治理模式等等，而且这种软实力，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也要有一定的吸引力。作为有国际意义的软实力，它必须能回应我们这个世界提出的诸多挑战。当今世界面临四大难题：
第一是贫困与发展问题，
第二是和平与战争问题，包括恐怖主义问题，
第三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包容的问题，
第四是生态环保问题。
西方模式能解决这些问题吗？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不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容易。倒是中国模式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加剧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经济学家Angus Maddison
对世界上千年的经济发展规律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在这漫长的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富国和穷国的差距基本上为2比1，但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进程大大加快了。根据美国学者Jared
Diamond的计算，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量是发展中国家的32倍。世界上还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8至9亿人还食不果腹。但即使是这样，西方还是力求通过一切手段来巩固自己已经得到的好处。在这种极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中国硬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消除贫困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会有启发。中国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提出的“互利双赢”观念，也广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过去几年中，美国主导的“民主输出”模式导致了世界更加动荡不安，仅伊拉克战争就造成了多少生灵涂炭？多少财产损失？多少平民流离失所？而恐怖主义对美国、对世界的威胁则有增无减。你到世界任何地方去，美国驻外的大使馆都是最壁垒森严的，被重重屏障和警卫包围着。美国尽管有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力量和最大的军备开支，但美国的自我安全感比自己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低。相比之下，中国人坚持“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主张通过标本兼治与国际合作的方法来解决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这看来是更为可行的思路。
在文明冲突问题上，西方和伊斯兰的矛盾迟迟解不了套，甚至有愈演愈烈之趋势。两年前，丹麦画家发表了嘲笑真主穆哈默德的漫画，在伊斯兰国家引起轩然大波。2008年，由于一些极端伊斯兰分子威胁要刺杀这位画家，丹麦所有报纸决定重新刊登这幅漫画，又引来了新一轮的文明对抗。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丹麦可算是西方世界中最开明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处理漫画事件中，丹麦主流媒体还是无法脱离正面对抗、零和游戏的西方传统。鉴于此，我们怎么还能指望西方在处理其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上展现出更为开明包容的态度呢？倒是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自己说得比较坦率，他说，“在多元的、多种文明并存的世界中，西方的责任是保护自己利益，而不是促进其他民族的利益，也不应为与西方没有多少利益关系的民族排忧解难。”中国人讲“和而不同”，不同文明互相关联、互相尊重、互相体让、取长补短，这比亨廷顿的观点要高明。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鲜有宗教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这种推己及人的思维可以比西方自我中心的思维更好地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
四、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2）
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美国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人口不到世界的十分之一，却消耗着四分之一的世界能源。世界上穷国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最小，富国的责任最大，但全球变暖的最大受害者却是穷国和穷人。就像当年靠一人一票，不可能废除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一样，今天靠一人一票也不可能改变美国人浪费世界资源的消费习惯。欧洲也一样，虽然环保意识空前高涨，能源消费也低于美国，但是要大部分欧洲人改变自己仍然是相当浪费的生活方式，谈何容易。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现在做得还很不尽如人意，但从我们的发展模式中，可能孕育出比西方更为有效的环保思路和方法。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一旦上上下下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我们解决问题的总体效率大大高于西方制度。这个软实力如果用到环保事业上，也一定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最近，国外有报道，称中国在新能源的研究和使用方面，可能会走到世界的前列。
简而言之，中国模式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在解决上述四个挑战的前三个方面已经展现了自己的独特影响力，这种影响只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增加。在生态保护的问题上，历史也给中国软实力留下了独特的机会。我将在本书第六章中再来探讨这个问题。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过去要么苏联模式，要么西方模式。冷战结束后，苏联模式随着苏联解体而退出历史舞台，西方主流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剩下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全世界都将拥抱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冷战后的情况表明世界事务要复杂得多，如果西方的制度真是普世适用的，那么为什么在第三世界一推行，则屡屡失败，从菲律宾到海地到伊拉克都是如此。
中国模式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发展中国家有没有权力把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有没有权力从自己的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衍生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安排？有没有权力在实现各项人权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况，分轻重缓急？有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影响迄今为止西方思想占主导的主流价值体系？中国的经验对此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些回答也体现了中国今天的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中国模式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思路、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范式变化（paradigm
shift）、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清楚的新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也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这将对解决中国自己面临的挑战、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对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未来的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模式还会不断完善，并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惊喜。
第三章 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
一、慕尼黑的一场辩论（1）
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我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讲完之后的讨论很有意思。一个欧洲学者问我：“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我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我随即客气地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说；“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诉我。”这时，一个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他不吱声了。这时刚才提问的那个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仍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另一位学者问。我问他，“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百分之二十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我看大家似乎一时举不出其他例子，我就干脆反问：“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还是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这个倒霉的伊拉克。听众中一些人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我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
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我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但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甚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分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民都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一、慕尼黑的一场辩论（2）&
当时因为还有其他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民主化的问题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读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论的入门书，就会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当然也有像卢梭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呼唤人民主权，不停地革命，但法国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最后实现的也不是卢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2006年，我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谈到西方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施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00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我2006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万人，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稳定，经济规模扩大了十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有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的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唯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二、从贝·布托遇刺到肯尼亚骚乱（1）
日夜，我从电视中看到巴基斯坦人民党领袖贝·
布托夫人在拉瓦尔品第不幸遇刺身亡，在感到悲哀的同时，又感慨万千，因为巴基斯坦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国家，巴基斯坦也是中国数十年来的全天候的朋友，无论在上层，还是在民间，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具有非常坚固的基础。如果连短暂过境也算的话，我本人曾三次去过巴基斯坦，1985年11月我曾陪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会晤过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将军。贝·布托的父亲阿里·布托就是被哈克将军政变推翻的，最后还被判处了死刑，但布托全家和哈克将军都是中国的挚友。哈克将军本人又于1988年在一次奇怪的飞机失事中不幸身亡。人们普遍怀疑是谋杀，但最后也查不出成因，只能不了了之。巴基斯坦的民主一路走来，可以说就是在普选、混乱、政变、刺杀、再普选的怪圈中循环，真有点凄凄惨惨。我从电视上看到的不仅是血肉横飞的画面，还有那我熟悉的拉瓦尔品第的市容和街道，20多年过去了，这个城市还是那么乱糟糟的样子，房子还是破破烂烂，街道还是人畜混杂，和我20多年前访问这个城市相比较，看不出什么变化。这么些年来，巴基斯坦经济发展不很顺利，民生没有大的改善，其民主制度也就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没有坚实的基础，悲剧不断的深层原因是人民持续的贫穷和政治结构的上下脱节。一位退休的巴基斯坦政府官员对我说，“我很同情布托夫人，但是即使她没有遇刺，顺利当选为总理，她也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她如何保证巴基斯坦的军队与她合作？如何保证巴基斯坦的情治系统与她合作？如何保证代表巴基斯坦伊斯兰势力的部落长老与她合作？没有这些合作，她靠什么来整合社会、治理国家？布托夫人的支持者主要是穷人以及一批亲西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但布托夫人无力整合巴基斯坦社会，她过去总理当得并不好，现在她死了，她的儿子当选人民党领袖，这是她遗嘱中的嘱咐，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了我们的民主质量大有问题。”西方把一人一票看成是民主的唯一指标，根本不考虑一个国家成功运作的诸多复杂条件，而西方国家自己则是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与磨合，形成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庞大的中产阶级和比较稳定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然后才开始搞普选的。巴基斯坦民主困境实际上反映的是整个第三世界民主经常遇到的困境：先是穷人拥戴的领袖被选上台，但这种领袖往往无法整合社会力量，也无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然后军队就借机发动政变，但军政府也往往治国无方，人民便再一次要求民主化，民选政府上台后，这个循环又重新开始。布托夫人死亡后三天，非洲的肯尼亚大选结果又引起了争议、冲突和厮杀。我对肯尼亚情况还算有点了解，因为我前后去过肯尼亚四次，最后一次是2007年4月。我与肯尼亚非洲经济研究所的非洲同仁讨论中国与非洲关系以及中国发展模式，非洲朋友很有兴趣。讨论中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中国模式与肯尼亚政治，当时肯尼亚的大选已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中，一位学者问我，如何看肯尼亚即将举行的大选？我笑着问他，您是要听外交辞令呢？还是朋友的诤言？他说当然要诤言。我就坦率地告诉他，“据我的观察，非洲国家大选的特点之一就是同一个部落的人一般只投自己部落人的票，这样一来，你们选举的结果可能会使人民更加分裂，搞得不好，还会导致社会动荡。”我说，“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主要的注意力不是放在改善民生，而是放在政治纷争的话，很难产生积极的结果。”肯尼亚人口才3000多万，却分属40多个不同的部族，其中最大的是基库尤和卢奥两个部族，选举中竞争的两个政党分别代表了这两个部族，而部族成员对自己部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