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务员总数首披露 究竟有多少人在“吃财政饭”？－社会新闻－齐鲁晚报网
中国公务员总数首披露 究竟有多少人在“吃财政饭”？
核心提示：
上述薪酬改革无疑跟公务员工资相关，由此，胡仙芝认为，“由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未来公务员的工资也会增长，这都是公务员职位吸引人的地方。
中国的公务员到底有多少？据人社部5月30日发布的《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下称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公务员716.7万人。
具体是指哪些人？跟国外相比，这个数据是多还是少？我国的公务员队伍是否面临膨胀的压力？在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大背景下，由于公众对于中央规范公务员队伍抱有很高期待，这些问题自然地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716.7万人是多还是少
与发达国家可比性不强
任何一点关于公务员的风吹草动都能引发公众强烈的关注。
记者梳理人社部发布的历年公报发现，这是首次在公报中公布现有公务员人数，在此之前的公报中，披露的仅为录用公务员的人数。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人社部公布的公务员总数，主要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政府系统工作人员，范围是人大、政协、政府、法院、检察院等机关除工勤外的人员，不包括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公务员人数并不高。&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竹立家的判断逻辑是：美国2015年总人口是3.2亿，政府公务员人数是2800万左右；而中国是13亿人口，公务员才716.7万。中国总人口是美国的4倍，而公务员人数仅为美国的1/4，&怎么比都是不多的&。
单看716.7万这个数字，与我国13亿人口和接近8亿劳动人口来说，比例确实不算高，即便跟发达国家的美国、欧盟等国的公务员人数相比，这个数据也不是很高。但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指出，由于各国对公务员的定义不同，每个国家公务员的范围不一样，因此可比性并不强。
但是，由于716.7万仅指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人数，如果算上全部公共财政供养人员，这个数字就高了。
那么，我国究竟有多少人在&吃财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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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霞
扫描左侧二维码或直接加微信号“qiluwanbao002”关注齐鲁晚报官方微信公共平台。中国有多少人在吃财政饭？专家：6400万
来源：界面
图片来源：网络
　　全国到底有多少人在吃“财政饭”？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供养人员数据一直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引发的争论也比较大。日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陈剑提供的一个最新数据是，到2014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远超过6400万。
　　《经济参考报》9月17日发布一篇标题为《四项经济改革亟须推进》的报道， 详细介绍了对陈剑的专访内容。
　　在此之前，关于政府规模问题常见诸于公开资料的概念包括：党政机关公务员、政府雇员和财政供养人员等等。但到目前为止，由于中国政府并未系统地公布相关人数，这一数字因不同的统计标准而差别较大。
　　陈剑则是从纳税人负担的角度，用财政供养规模的方式来衡量中国政府规模大小，即指需要由财政来支付个人收入以及办公费用的人员数量。他将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分为三部分，一是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主要供职于党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机构；二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供职于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第三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
　　据财政部2012年出版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数据显示，到2009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此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数十万个村委会和城市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员本身不属于上述三种人员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在中国分布各地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干部大多则由财政发工资，参照事业单位管理。据陈剑介绍，中国准财政供养人数超过1000万人。
　　基于此种统计，陈剑称，到2014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6400万，超过英国人口总量。
　　查阅以往资料可以发现，陈剑提供的财政供养人员数据基本居于人民此前预估的中间值。《凤凰周刊》在2013年的一篇报道曾称，中国的“吃公粮”人口仅截止2009年就已超过5700万，这个数字已经逼近英国的人口规模，并且还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
　　另外，在网络上流传颇广的是这样一个数据，200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全国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为291.5万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7.4%，网友据此推断出全国共有干部3940万人。但是这个结论仅涉及所谓的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干部”群体，并不包括事业单位和离退休人员等。
　　还有一个说法是，除了党政群机关公务员外，党政群机关中的准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不列入预算自己收费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中大量行政级别的公务员性质的官员、县乡村中大量由罚款和收费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大约2000万）以及由财政供养的行政和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以上人员合计超过了7000万人。
　　陈剑认为，行政成本高，必然是赋税重，企业压力大，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这无疑也是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之一。因此，“在诸多降低行政成本中，减少政府层级，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机构，可能是影响最大，也是最持久的举措。”
　　此外，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问题不仅仅是存量巨大，其加速增长的趋势也令人担忧。据《凤凰周刊》的文章介绍，由于离退长休人员和在职人员的迅速增加，从1998年到2009年11年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增加了1550万人，年均增加141万人。
　　在此背景下，人们对中国政府规模是否超出财政和国民的承受能力展开了讨论。其中一个统计标准是财政供养比，即财政供养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据陈剑介绍，目前大约是23个纳税人养活一个财政供养人员。在改革开放初期，67个纳税人养活一个财政供养人员；20年前，这一比例为40：1。当下，23：1这一数字已经比肩发达国家。
　　除了人数太多且增长过快，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问题还在于高昂的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陈剑在采访中表示，中国政府层级多，人员多，行政成本自然就高，且“政府花钱少有节制”。这也一直为外界所诟病。国务院前总理朱F基曾经表示，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
　　而对于“养人太多”，本届政府也多次作出表态。日，李克强作为新一届政府总理与媒体和公众见面，其中李克强就削减政府开支，进行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两年后，李克强又称，简政力度还不够，“养的人太多”，而进一步提出加大简政力度。
　　对于降低行政成本的措施，陈剑表示，减少政府层级，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机构，可能是影响最大，也是最持久的举措。
　　当下，中国政府有五个层级，即中央、省市区、地市、县市区、乡镇和街道。然而，由于行政层级较多，国家行政体制形成了头重、肚大、脚轻的怪状，中间层密集重叠臃肿，行政资源浪费，同时增加了运行成本，降低了行政运行效率，也抑制了各层级政府能动性的发挥。
　　事实上，早在2005年中央就首次明确提出了减少行政层级，“十一五”建议对深化体制改革提出了许多新的重要要求，包括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组织机构，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
　　此外，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连续两年发布报告建议加大推进四级政府建设。报告提出了诸如“撤销地级市建制，合并压缩居委会规模”等建议。
　　同时，机构设置的调整也被视为解决措施进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国务院行政机构已经进行了7次以上的改革，4次都明确提出了精简机构和人员的目标。1998年的那一次是精简力度最大的一次，从中央到地方的顺序，历时4年，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名，市县乡政府清退超编人员约43万人。
(责任编辑：UN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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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如实申报收入的家庭：不按规定如实申报家庭收入或不配合核查家庭收入的家庭；
二、不愿意从事劳动的家庭：家庭成员中有正常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无正当理由不愿从事劳动，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家庭；
三、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家庭：赡（抚、扶）养人有能力但对赡（抚、扶）养人拒不履行法定赡（抚、扶）养义务的家庭；
四、拥有经营性实业的家庭：拥有注册资金3万元以上经营性实业或购置3万元以上经营车辆或大型农机具的家庭；
五、非不可抗超大额支出的家庭：超出自身能力、非因不可抗拒原因而大额支出，导致生活困难的家庭；
六、离家1年以上土地撂荒的家庭：离开户籍所在地1年以上（在校学生除外）或承包地撂荒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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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保障纬六“吃财政饭”人员竟领低保4万余元_凤凰资讯
“吃财政饭”人员竟领低保4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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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蔡甸区张湾街张湾卫生院工作人员余昌清向张湾街张湾社区申请办理城市低保。张湾街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涂同桥未正确履行审核职责，明知余昌清为财政供养人员，仍为其申报办理。余昌清于2007年6月开始享受城市低保，2014年7月经民政部门经济比对系统核查发现不符合政策后被取消，违规领取城市低保共计46796.48元。
原标题：“吃财政饭”人员竟领低保4万余元2007年3月，辛安渡街大桥大队居民梁某申请办理残疾证，时任东区辛安渡街民政科工作人员李斌峰未按规定严格审核，区残联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部主任徐又涛未认真审查资料，仅凭李斌峰单方意见即为梁某办理了残疾证（视力盲残二级）。2013年1月，梁某根据二级残疾人单独施保政策申办了城市低保，并先后违规领取城市低保、残疾人补助、残疾人学生学费补助等各类补助共计18793.92元。大数据监督检查过程中，经调查核实，梁某达不到视力残疾范围，不应办理残疾人证。2016年8月，现任辛安渡街道办事处安监办副主任的李斌峰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徐又涛受到行政警告处分。提供虚假材料领低保2015年3月，江岸区低保中心核对系统发现，长江明珠社区低保户阮某某不符合城市低保政策，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黄红英和社区低保专干严恒在核实时，未到阮某某所在单位调查取证，仅凭阮某某单方面提供的收入证明和解聘合同即召开社区评议小组会议，决定保留阮某某低保资格，待推荐其就业后再按低保渐退政策逐步取消城市低保。谌家矶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席三全和工作人员董爱伟接到社区报告后，未组织街道层面的复查，也未督促社区认真调查取证，即审核批准社区意见。经调查核实，阮某某原提供的材料均系虚假证明。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阮某某违规领取城市低保共计27402.52元。2016年8月，席三全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黄红英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严恒和董爱伟受到通报批评处理。村民收入超标仍领低保武汉化工区经比对核查，查实清潭湖片区和建设片区吴桥村、后山村有4户村民收入超标仍违规领取城市低保。吴建强在先后担任清潭湖办事处民政办公室负责人和八吉府街民政办副主任期间，履职不力，审核把关不严，导致出现多户村民违规领取城市低保问题。2016年8月，吴建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后山村两委委员、民政专干肖红云，吴桥村村委会委员、低保专干雷芝园因审核把关不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卫生院工作人员领低保2006年10月，蔡甸区张湾街张湾卫生院工作人员余昌清向张湾街张湾社区申请办理城市低保。张湾街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涂同桥未正确履行审核职责，明知余昌清为财政供养人员，仍为其申报办理。余昌清于2007年6月开始享受城市低保，2014年7月经民政部门经济比对系统核查发现不符合政策后被取消，违规领取城市低保共计46796.48元。2016年8月，余昌清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涂同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张湾街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杨艳霞被约谈批评。 村支书为父亲办低保黄陂区李家集街五显庙村党支部书记胡娟娟以权谋私、优亲厚友问题。2015年5月，胡娟娟利用自己担任李家集街五显庙村党支部书记职务之便，以父亲胡昌华患心脏病、哮喘病为由为其父申办了农村低保，从5月份开始领取。同年7月，其父因公示被群众举报取消低保资格。2015年12月，胡娟娟又再次出具虚假证明材料为其父申报农村低保，自2016年1月开始领取。其父前后违规领取农村低保共计2896元。2016年8月，胡娟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湾组长虚报冒领粮食补贴2004年至2015年，东湖高新区豹澥街庙岭村大鲍湾组长鲍培方，在担任豹澥街庙岭村两委委员、支部副书记、大鲍湾组长期间，将大鲍湾集体土地26.49亩以自己名义申报冒领粮食补贴共计20167.44元。2016年7月，鲍培方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豹澥街财政所干部孙交元任财政所驻庙岭村专管员期间，未正确履行监管职责，受到诫勉谈话处理。记者王雪 通讯员马尔克 段晨晨5月以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大数据开展惠民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下称“大数据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了一批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昨日，市纪委通报了一批典型案例，并透露全市共问责1770人，其中组织处理1249人，立案调查518人（已给予纪律处分250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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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数：5808920“吃财政饭的”就是公务员吗
日07:11　　来源：
　　问：近来，有关事业单位福利政策改革的消息，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传统上，人们把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都视为“吃皇粮”的人，但感觉上二者其实有些不同。请问，“吃财政饭的”都是公务员吗？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到底是怎样的两类群体？　　―――上海天平路 朱英虹　　答：回答这一问题，先得追溯一下我国干部人事管理的历史。在传统模式下，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工不分家”。无论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还是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学校的教师、医院的医生、剧团的演员、体育运动员等，统称为“国家干部”，而且用同一种方式来管理。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人事管理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此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路愈加清晰，即以建立公务员制度为突破口，把庞杂笼统的“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变用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所有工作人员的状况，坚持政事分开，形成科学灵活、各具特色的分类管理制度。　　自此，“吃财政饭”的“国家干部”开始分解，事业单位人事管理与国家机关人事管理逐步脱钩，分别实行符合自身运行规律的人事管理制度。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出台，公务员制度初步建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开始向公务员序列靠拢。2005年公务员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的形成。　　同样，事业单位改革按照“脱钩、分类、放权、搞活”的思路，开始从政府统包统揽的管理中分离出来，依据其不同性质、职能及财政渠道，逐步建立起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制度。其中，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对整个改革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聘用制是事业单位基本的用人制度，通过实行人员聘用制度，实现人事管理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2006年，人事部出台《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等文件，标志着岗位设置管理制度已成为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那么，公务员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到底是怎样的群体，他们的界限又在哪里呢？事实上，公务员法已明确规定了公务员的界定标准和范围，即公务员必须具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这些条件。符合这一规定的七类机关，包括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民主党派机关的工作人员，属于公务员范围。据此来划分，我国的公务员约有600多万。此外，工、青、妇等人民团体以及群团机关、行使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有列入公务员范围，但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这个界定的外延比较宽，现实中我国事业单位也确实面广量大，人员众多，情况复杂。126万个事业单位，分布在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是我国教育、科研、文化、卫生等事业发展的基础和骨干力量。从行业分布来看，教育占50%，卫生占15%，农业占10%。事业单位的就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　　目前，对于事业单位的管理分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经费支持方式分为全额拨款、差额拨款、自收自支三类。差额拨款中，从5%―95%不等。二是根据事业单位的功能性质分为行政支持类、公益类和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行政支持类事业单位一般是指直接为特定党政机关或部门服务的事业单位，如政策研究机构、机关服务中心、根据政府部门授权从事特定公共服务如发放社会保障金的机构等；公益类事业单位一般指医院、学校、出版社等公益或准公益性机构。　　由此可以看出，“吃财政饭的”不全都是公务员，而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群和部分事业单位人员。不过，党的十六大以来工资制度改革的重点，就是构建新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具体包括建立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和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这就意味着，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在坚持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基础上，实行级别与工资等待遇适当挂钩，增强级别的激励功能；向基层公务员倾斜，使低职务公务员能晋升到较高的级别；建立正常的晋级增资机制，使公务员工资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则是建立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同时完善工资正常调整机制，使事业单位工资在制度形式和运行机制上与公务员工资制度脱钩，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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