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单位买的房子，有100%的产权，可原单位想买回去，因为价格我不能接受，不想买，怎么办30 因为单来自: s84ufvk 日分享至 :
因为单位想整栋转卖（或重建），可他们的出价我不能接受，说实在的我无意卖掉此房，价格又太低，可人家老来做工作，我可以不卖吗？有什么法律依据？ 如果要买我可以依法提哪些要求？谢谢。急急急！分享至 :
下一篇：上一篇：其它类似问题相关帖子相关文章--我在单位买的房子，有100%的产权，可原单位想买回去，因为价格我不能接受，不想买，怎么办30 因为单404 - 找不到文件或目录。
404 - 找不到文件或目录。
您要查找的资源可能已被删除，已更改名称或者暂时不可用。中国社会管理与民生保障
我的图书馆
中国社会管理与民生保障
　　讨论“民生、国情和社会建设”主要依据“十二五”规划，“十二五”规划中贯彻党的十七大报告。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改革开放30年做了总结，其中在经济总量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也提出在结构性和发展方式上的问题。　　“十二五”规划期间把“民生、国情和社会建设”问题提到整个“十二五”工作任务的指导方针之一。“十二五”规划专有一章讲指导方针，其中讲了四个指导方针，最核心的是“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告诉我们整个“十二五”规划从哪里出发，到哪里结束，等于把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成了一个时间表。　　今天会给大家一个人口结构性变化时间表，“十二五”规划期间，如果能真正转变发展方式，经过“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是有希望的。现在是买方市场，社会生产力发达了，产品过剩。买方市场决定中国（有13亿人口）比美国有竞争力，美国只有3亿人口。　　买方市场决定我国不怕老龄化，老龄化是必然趋势。老人消费，年轻人就有订单，企业就有订单，就可以发展。发展人力资本、促进教育，都有动力，社会仍然是和谐的。所以我国不怕老龄化。但如果老年人没钱，很少甚至不消费，就会影响发展。　　全面小康社会不是过去喊出的“社会主义好”这样的口号，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能够转变发展方式，民生一定能保障，产和销一定能平衡，“平稳、较快”四个字可以实现。否则，“十二五”规划会继续粗放的发展方式。　　上星期从某省调研回来，当地仍采用 GDP排队、末位淘汰制度。当地市委书记解释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实际上是满足少数人急功暴利 “十二五”已经定到第二年，“十二五”规划能否完成核心任务是个问题。而且“十二五”提到要加快，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提了很多年。如果“十二五”不能落实，还有“十三五”，那么到2020年完成是否来得及也是重要问题。　　中国现在的发展是翻两番的问题。哪个省的报告提出翻两番都是不负责任的，翻两番几乎是不肯能实现的。中国现在是倒计时解决问题，时间表给提供的是倒计时的解决问题。所以到2020年能否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是中国能否和谐发展的转折点，甚至是最后的时间表。不是一个口号，是实实在在的问题。　　本课主要针对眼前的这任务，从三个角度来谈。　　首先是民生保障和社会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转变发展方式，不转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然后是中国人老龄化及应对战略。前面讲中国已经进入倒计时的解决问题，倒计时主要依据人口结构的时间表进行参照。　　最后是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涉及到行政体制改革。　　社会保障主要研究养老金的制度安排以及医疗保健的制度安排。顺着制度安排，要去讨论制度如何安排，涉及到决策问题。安排后，又涉及到怎样执行，涉及到行政体制的问题。现在的研究领域，涉及到了公共服务和政府体制改革。　　公共服务和政府体制改革涉及到中国老龄化，养老等问题。全球竞争需要健康，中国人的健康保障问题需要落实。所以最后又涉及到了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又涉及到行政体制改革。
一、民生保障与社会发展目标
　　主要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转变发展方式？　　第二，如何纠正在发展目标上的偏颇。　　1、转变发展方式　　关于“十二五”规划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可以将改革开放30年进行划分：　　前10年，完成邓小平讲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的背后是要解决中国还停留在农耕时代的绝对平均主义、不讲效率问题。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家信奉一句话，“宁吃社会主义的草，不吃资本主义的苗”。不知道效率有多么重要，不知道什么是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在这样情况下，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八九政治风波之前，解决解决了效率问题。　　当时可以看到三个非常好的指标：　　第一，个体户光荣。还不是万元户光荣，那时候已经有十万元户，有的已经奔百万元户。他们不再恐惧，不怕被没收，知道勤劳致富、冒一点风险最后获得他们应得的，是光荣的。作为每一个中国劳动者来讲，有这样的理念非常好，使得我们走出了农耕时代那种绝对平均主义。　　第二个指标国营企业的工资总额自定、工效挂钩。　　国企一把手和企业平均工资水平相差不到5倍，个人差距在10倍左右是合理的，但超过100倍是不应该的。关于分配，社会分个人、企业、公共部门三个范畴。作为个人，勤劳致富；作为企业，工效挂钩、工资总额自定，一把手应该得到奖励，有一些合理的差距都是允许的。　　第三，前10年大学扩招没有开始，高学历的人比较少，主要集中在科研、事业单位和医院，机关本科生还相对少。当时事业单位的工资普遍比机关公务员高20%左右。大学本科毕业平均工资为56块钱，整就后变成62块钱，很快又调整为76块钱。　　没有上过大学，从公务员开始，28块钱一级级上涨，与本科生同年龄，工资约50多块钱。当时有学历者和科技人员的工资比机关高20%左右，这是合理的指标。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让以上三种人先富。　　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对于先富起来的人，还让他们继续暴富绝对不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所以后20年应该走向一个有管理的竞争，中国必须跨越式的发展。　　第一次产业革命中国落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又落后，第三次中国不可能落后，时代快车不等人。从现在开始，再过20年，不能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绝要对被淘汰，只能去买别人的东西。所以中国应当跨越不成熟的工业化、后工业化，三步并作一步走进入现代信息时代，赶上第三次工业革命，进入绿色经济。所以中国需要有管理的竞争。　　市场经济不排除竞争，但竞争不排除政府管理，政府管理不能排斥竞争，有人把它称为第三条道路。　　留学期间在论坛上也听到有人说第三条道路可能会出现在中国，但是现在没有看到很清晰的问题。在后20年里有非常成功的成果，但也有非常严重的错误。只讲经济，回到了重经主义，认为挣到钱、看到钞票就是发展，太长时间坚持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硬而且硬到了绝对，只要有经济指标就是完成了全部任务，看到钱就完成了任务，无论什么方式，甚至用卖地的方式，地皮可以卖一遍、两遍、三遍。中国是土地属国有资产的国家，不允许炒房团在住宅的土地上投机倒把。西方国家发展了100年的市场经济，人们住宅的土地叫社会资产，从来不是商品。　　没有哪个国家的医疗服务是纯商品行为。改革开放是正确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有过度的地方。个人认为医疗行为商品化、住宅土地商品化这两条错了。现在要往回走非常难。好在中央现在咬紧牙关说表示房价调整还没有到位。只要房价问题不能到位，中国的状况等于“按下葫芦起了所有的瓢”，所有问题都得不到理顺。　　现在我国只讲经济，忽略了其他问题。我党十七大报告和后来政府的很多报告把这个教训比作粗放的发展方式。　　粗放经济很简单，很容易理解。比如南方人吃米，做法不同，水与米的比例也不同；北方人吃面，面的做法不同，面与水的比例也不同。不弄清比例，胡乱加成了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未必是好事。比如5个人吃饭准备10个人的食材是一种浪费。粗放就是不去考虑关系，盲目上项目、做事情都盲目，只求总量，不求质量。　　经济学家把粗放比作要素投入型。粗放的内涵是要素投入，靠要素投入来拉动经济。实际上要素投入是必要的，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早期也是土地、资本、劳工三个因素，现在是信息时代再加三个因素，储蓄、投资、创新，六个要素发展经济，现在还讲全要素。　　要素投入是正确的，但是任何事情只要过度，不讲平衡、不讲结构就会偏激。如果仅靠要素投入拉动经济，最后创造的总量，会使看到成绩，但背后隐藏了更大的问题。所以粗放的要素即投入型的发展方式，在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后，仍会持续一段时间，但20多年，有些过太长。　　粗放的要素投入型导致我们犯形而上学的错误，认为发展就是看GDP。昨天中午讨论院里的重点，自主研究，认为今后只算GDP是误导政府，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了。GDP是核心经济指标，非常重要。用GDP可以自己与自己比较，比较昨天的总量、今天的总量；还可以横向比较，美国的总量、中国的总量、日本的总量，是非常重要的核心经济指标，但绝对不是目标。通俗点说，5个人吃饭下了10人的食材。不能把“指标”当“目标”。　　GDP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经济指标，但不是目标，只是一个经济总量。整个工作不是为了一个总量，但也不是为了“我们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我们为苦劳而奋斗”，还需要功劳。让人民承认、可持续发展，是功劳；创造总量，是苦劳。GDP只是经济总量指标，非常重要，但绝对不是目标。如果错把GDP当作目标，会犯两个错误。经济指标非常核心，它以自我地纵向比较，也可以进行各国之间的横向比较，所以把GDP作为十字路口上的坐标，像十字路口警察的岗楼，非常重要。　　比如现在在南边，要去北边，方向是经过十字路口的岗楼向前走。如果要去西边，现在位于南边，经过十字路口向左拐就是西方。如果我们把指标当目标，就犯了第一个错误——迷失方向，忘了到底要做什么。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前10年完成。后10年和今后不会让让一部分人继续暴富，防止先富起来的人靠非正当渠道，甚至政府后盾，帮助他们继续暴富。　　社会保障最怕两点：急功近利的政府、急功暴利的公司。这两点是社会保障的大敌，老百姓不可能安全。所以不能忘记方向在哪里。如果停留在GDP不前进，会犯第二个错误。　　比如北京堵车，但是毕竟车还在前进，如果到十字路口不再走了，车流就回停滞，全北京会成为一个死掉的停车场。所以如们只堆积在GDP不继续发展，就好比停在十字路口不再前进。几年下来，会出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片乱象。　　乱想包括五点：　　能源依赖；我国现在消耗世界47%的能源；　　环境的过度开采，资源的过度开采。　　环境的破坏；为了100万的GDP可以毁掉一条河，100亿也没有办法恢复这条河的干净。　　仇和同志到昆明，整座臭气烘烘，因为被污染了。所以仇和下了决心，认为昆明人有点懒，让昆明的公务员白天8小时调查这条河的污染原因，晚上7点—11点上班。然后给每一条河都任命了一个河长，自己做了最脏的一条河的河长，所有的书记、区长，一直从市到各区书记和行政一把手都任命河长，向老百姓保证当年的8月1号河长跳下河去游泳，让老百姓监督，结果没有成功。　　调研发现，河水污染都是上游带来的问题。每个河长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可能把这条河封起来换水，所以要解决上源的问题。上游问题有些不在昆明的管辖范围。所以说花100亿也没办法再恢复这条河的干净。　　走向第三次工业革命，保留原生态绿色是最宝贵的。虽然欧洲现在有问题，但只要欧盟不散，就有走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还有各国之间的联合，这股力量非常强，使其走在了全世界的最前面。奥巴马策划了许多项目投入，但没办法把这些项目联合起来。有些地方能保持原生态，让绿色生氧是第三次产业革命最大的资本。我们不能为了眼前的一点暴利将其破坏。　　劳动力低成本　　按照弗里曼获诺贝尔奖的个人财务生命周期理论，每个人一生的收入、支出分三个阶段。收入从低到高；支出过程比较繁重，因为除吃穿用等日常开支，还有四大项：养孩子、买房子、买健康、买养老。在收入比较低时面对养孩子、买房子，肯定入不敷出；当孩子大了，房子贷款还清后，收入却提高了。　　人的一生要有结余，所谓民富国才安，必须让所有劳动者有结余。结余点从35岁开始，越早越好，如果到45岁还没有结余，民不能富、国不能安。现在是买方市场，所以要有结余。结余用来解决退休以后的健康、养老。退休后最大的成本是护理。因为老年生命从70岁开始，年龄越大，丧失生活能力越多，对需要越需求，但从明年开始劳动人口下降。所以现在购买小时工的服务非常昂贵，如家庭小时工、育儿嫂、月嫂等。　　去年一个教授生了孙女，请月嫂多少每月花费达六、七千，比教授收入还多。今年月嫂的价格涨到1万。月嫂进门后表示　　“咱们七个人团队，带好这孩子，一个月长到10斤”。月嫂是佳木斯市的团委书记，原来是接生员，后来是劳模、团委书记，是北京标杆的五星级月嫂，一个月能收入1万。　　这个趋势告诉，老年成本最高的可能不是吃和穿，甚至也不是医疗，最高的是买服务。因为人越来越少，421甚至是8421家庭结构，四代人同堂，或者4821结构都有可能。农民工将近1亿人，会发展至5亿左右。农民进城后失掉土地，如果补偿非常低，仅够自己生活，他的孩子、他的老年问题都留给了后来的社会。劳动力相对低成本，可以有人口红利，但绝对低成本会造成今后最大的社会成本，什么东西都不能高度绝对。　　挪用养老金　　现在粗放发展，政府挣钱相对容易，比如卖地。财政有时到最后期间也不知道钱如何外放，有些公共项目资金还有结余。这时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必须为将来的养老做点准备，不能挪动养老金。　　全世界，除了特别邪恶的国家，几人口已经非常老龄化的国家，都有养老金的预算、养老金的问题拿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讨论。如果家庭有很多老人，家庭内部肯定要讨论老人问题。现在我们还不研究老龄化问题，所以搞得社会十分脆弱。　　只要提到老龄化的问题，会有许多人参与讨论，90%的人在反对，而且反对的人自身也不清楚。比如提高退休年龄问题，人社部还没开始调查，“十二五”规划期间刚刚开始考虑，媒体就说退休要提到65岁了，百姓没来弄清楚就反对。反对者中，有人质疑，挪用了养老金，为什么还要提高退休年龄？向欧盟资助，为什么这些钱欧盟可以用、国人不可以用？　　以上问题说明我国社会沟通非常差，大家都意识到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但到今天为止，对老龄化没有正式的研究对策，也没有拿到人大去讨论，没有预算。政府挪用年轻人的养老储蓄，没有任何政策或者规定。只给记账利息，到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以后，政府再连本带息返还。　　前两天在中央党校有课，学生分坐两边，泾渭分明。一边是在职的省部级培训，另一边是中组部战略省部级，是未来的领导。面对这种情况，临时改变了教学内容，拷贝一个人口倒计时的时间表。对在职的省部级干部们和未来的省部级干部讨论一个问题，当用倒计时的方法解决问题时，在职的领导干部是否还可为所欲为的去浪费，甚至挪用将来的资本？如果这样做，给将来的领导同志们带来的压力是什么？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大的反应，甚至延长了上课时间。　　以上几个问题是比较直观的。不给出解决问题的时间表，继续浪费下去，是十分可怕的。有些地方出卖土地出卖甚至三次、四次，再卖价格会非常高。卖地这种行为对于政府来讲就像注了鸦片，政府没有能力，觉得卖地方便。有些地方不是资源城市，老百姓几十年能在那儿生存的土地就是资源。　　神木实行免费医疗。后来去了解，发现神木环境较差，使人很难相信有免费医疗。传统意义上，神木除了煤没有其他资源，但其黄秃秃的、干干的土地通过动脑，也能成为一种资源。在神木的地上种出扁桃。榨出的油比优于橄榄油。神木一边挖煤、一边开发新的资源。扁桃的种植、榨油的技术、机械设备现在已经完成了，由小批量的生产，逐渐变为大批量。一边挖煤，一边让中国人、世界人用上神木出的扁桃油。这个资源用之不尽。　　神木不仅解决医疗问题，还有十大民生工程，如困难家庭的教育资助。4年后，榆林市的毕业生40%来自神木，直接原因就是神木实行困难家庭资助。神木如果有孤寡的老人没有被抚养，肯定是地方执行不好。十大民生工程，不仅靠煤炭资源，还靠扁桃。由此哪个地方都不能说自己没有资源。既然百姓能在当地生存几十年，就说明它有资源。　　如果再错把GDP的指标当目标，忘了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出现的几个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现在把GDP当唯一指标，与当年毛泽东让全国人民大炼钢铁犯得错误一样。但毛泽东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农民领袖，能带领4.4亿人独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农民领袖。作为一个农民领袖，领导革命成功了以后思考，“我成功了我下一步干什么？我看看发达国家你们都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你们叫工业国家、我还是个农业国家？”所以毛泽东得站得起点较高，发现西方都用钢产量排队，中国小米加步枪能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也可以炼钢！所以毛泽东动员全国人民大炼钢铁。　　作为一个刚刚独立的民族，它的领袖有这样的想法和冲动，犯了一个可爱的错误，是可以谅解的，而且时间不长，很快被纠正了。但不能理解，也不能谅解的是，为什么50年后的今天还犯同样的错误？认为GDP就是全部？　　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甚至可以认为，只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民生保障就可以落到实处；如果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民生保障落不到实处。虽然现在民生水平提高很大，但做不好会变成民粹。把做民生行为用记者和出纳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发现问题宣传问题，然后就像出纳一样向财政要钱，资金到位后却不知道如何去做，这样保障民生是不到位的。这两个问题相辅相成的，甚至可以说只要发展方式转变，民生能有保障，民生有保障，肯定要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方式不转变，民生不可能长久得到保障。　　经济发展要向精细化转变，就要弄清比例关系。近些年组织部有好的预算，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到中央党校学习可能解决的是基本理论问题，到公共管理学院来学习，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知识结构，我们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上不允许有短板。如果有短板，思路可能会短路，当要决策这个问题时，因为短路所以没有意见，使问题被拖延下来，是很可怕的。　　所以领导干部要学财务，起码理解财务收和支的栏目，才能知道“水和面”的关系；领导干部要学计算机，知道计算机的发展未来；领导干部要学金融，要知道股票市场是什么。　　允许股票市场20年不分红不叫市场。最优质的企业升值，却不给老百姓分红。红利在哪里？或者根本就没有创新能力、没有红利？没有红利和不分红、红利被流失了、红被少数人获得，都是非常严重的扼杀社会生产力的行为。这种监督要成为全社会性质，不仅靠证监会完成。　　一把手在知识结构上应该缺什么补什么，这就是组织部门加大领导干部培训要做的事情。这样才能引导国家精细化，而不是要素投入，是产能增长型。　　毛泽东建国初就给确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多、快、好、省。单纯GDP是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精细化就是要把多快好省四个原则同时考虑，中国人有这个能力，关键在于怎么引导。　　2、纠正发展目标　　精细化、产能增长型的发展方式，在这种发展方式上不能绝对追求GDP，应该追求人均GDP的福利相关性。　　福利经济学代表经济学的进步，就是规范经济学的产生，它的鼻祖是庇古。在1920出版了《福利经济学》。在这本书里提出了公民受益权，开始探索性地研究国家收入和福利支出之间的计量关系。直到今天经过了90年。只要加入世界银行的财政支出的统计口径，就有社会支出这一项。　　世界银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综合发展，除了人类指标，还有许多指标，但非常综合的指标是人均GDP的福利相关性。这个指数为1，现在最好的是美国，达到了0.939。转到这个问题上，我们可能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何去看人均GDP。　　现在我国GDP总量是世界第二，但人均不如俄罗斯。中国人均GDP最高的不是广东，是鄂尔多斯。资源广阔，几个重点资源都开发出来，人口又少，所以人均的GDP最高。与中组部一位领导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有道理，认为值得研究。　　如果用GDP衡量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引导省长和市长给各市排队，GDP末位淘汰。如果一年末位淘汰，数字肯定有假；如果两年淘汰，就要盲目引项目。现在组织也在研究，有200多个指标，但都不客观。组织部领导认为这个指标应该是能接受的，或者列多个指标，数据是很容易从公共统计数据，老百姓很容易接受，容易宣传、容易衡量。　　多数据看似可以达到，但在研究时发现，第一个问题就很难达到。计算人均GDP时，必须要掌握具体人数，这一点很难做到。现在各个地方在人口上三个口径：第一，户籍所在地。存在人、户分离的问题。第二，常住人口。主要用于办暂住证。第三，地方工作参加社保，这样可以统计出相应数据。　　人口统计最难的是流动人口。某地方，三个口径本身是重复的，那么各地之间就更是重复的，现在是信息时代，人在流动，上学、找工作、成家立业、养老人，都依照信息流动。事实上传统社会单位管理的档案和公安的户口已经断档。　　现在采用三个口径会出现一个问题：给各个地方的省委书记排队，谈到业绩时，会把人口统计得很少，人均GDP很高；当谈到中央转移支付时，会把人口统计得很多，人均GDP很小。　　中央转移支付永远是三个口径：困难地区全给、中等地区支付一半、发达地区不提供这样简单的逻辑。如此，地方会玩“人口和GDP的游戏”。中央机关许多人员和机构，并且各个机构现在都生出“脂肪肝”。例如培训中心通过皮取得收入，但收入较低，开发研究院，项目费高达几百万。如果能发挥作用就不是“脂肪肝”，而是非常健康的脾和肝，但如果不发挥作用就是“脂肪肝”，提出的报告都是废品。　　庞大的中央机关，还有许多辅助机构，如民主党派、工青妇、党的机关、人大、司法都依靠财政，多个机构同一治理结构，可以使发展目标综合起来。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人口统计，中央可能会受骗的。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尤其是新农合，属卫生部管辖；居民的医疗保险归人社部管辖；学生和农民工互相重复。　　去年要求医疗保险全覆盖。覆盖后人数已经超过14亿人口。审查社保基金时，重复率有2000多人，是保守口径。实际上有的地方超过20%。一是流动人口当中，学生和农民工两方参保。另一个更主要的问题，农民缴纳30元、政府补贴200元，现在涨至240元，甚至达到300元。地方会有“积极性”，把死人、冒名的名额上报，取得中央补贴。两种情况的问题发生在人口统计和转移支付上这样很难达到第一个指标。　　经济大国必须是统计大国。中国现在面临问题人口统计的问题。社会建设涉及到体制改革的问题。养老金问题、失业保险问题、低保问题、廉租房问题，银行做教育贷款问题，因为毕业以后找不着了，都是因为统计不到位。　　以房养老是非常好的想法。都说中国未富先老，但是中国老了，是否真的未富？　　前段时间老龄委举行会议，个人认为可以一天内解决未富先老问题，变成即富即老。未富主要指农民和工人。农民实地的时候只要补偿到位，包括现金和社保长期的制度安排。50后和60后的老职工都有福利分房、福利售房，把他们手里房子的产值确定下来，可以说在一天就富起来。　　中国应该即富即老。让老人有财富，只要老年人敢于消费，年轻人的经济收入会提高，不怕老龄化。70%的产业发展到服务业，就业是充分，但老年人占30%，老年人消费水平低，乃对市场影响极大。那平稳较快、就业优先、产销平衡都做不到，失去平衡了，这就是“水和面”的比例。所以正确统计人数至关重要。　　第二个问题，福利相关性。　　劳动报酬占GDP和财政支出的比重、社会保障占GDP和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面积、教育年限、医疗保障、家庭的财产分布等问题都要考虑，做到民富国强，将三个代表落在实处是先进的重要问题。　　2008年金融海啸前，美国副总统强调让美国穷人买房。美国有5000万人属于穷人，其中有1500万赤贫。美国政府希望5000万里至少3000多万人能买到一套首住房。一个参事表示，不仅仅房，可以租房。根据条件不同选择买或者租。人力资本相对高，工作稳定的人应该让买一套房。美国希望5000穷人去买房。美国副总统认为只要穷人买了房，美国就会安全。　　现在人们面临两个风险：一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可能来自国际，也可能来自国内，由诸多不确定性导致。二是老龄化。通货膨胀只能抑制，不可能倒转，老龄化更不可能逆转。面对这两个问题要倡导家庭的财富三分法。40年的收入，1/3解决当前生活，1/3变成老年支出，1/3作为当前和老年，尤其是老年的通货膨胀，是合理的结构。但老百姓信息不对称。所以政府要打造这样的国家理财战略。　　民生不能单纯靠资金解决。出纳很简单，但形成一个结构需要综合、长期的系统的建设。所以美国发动了两房次贷，让银行贷款给穷人买房，穷人无法偿还。美国政府把欠债作为远期证券交易卖给全世界，主要卖给新兴发展国家中的中国和印度。但美国的两个政党也有些腐败，陷到了金融漩涡里，美联储、证监会对金融监管不利。美国是个人产权保护、企业利益保护体制比较好的，但总经理居然敢脱离股东的利益办事情，好的体制就脱节了。　　总经理就是鲍尔森、高盛这样等金融强盗，美国人谴责的1%。在一个KODA产品中鲍尔森赚10亿美金，高盛挣1500万佣金。中国比较谨慎，亚洲人掀开门缝看世界，没有马上购买。结果德国工业银行、爱尔兰银行等银行先买掉。由于销路好，现金流肯定断，金融机构之间都是互相拆的。最后诺骨牌效应出现，一批银行陷入困境。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美国人认为2008年是美国精英的失败，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现在的问题，美国整个信用评级下降，房产贬值，穷人无法还账，将房子还给银行，但依然贬值，所以现的美国穷人变了。过去没房、没钱、没债，现在没钱、没房、有债。所以美国社会舆论分析，问题出在华尔街1%的人身上，他们在愚弄美国人民，也在愚弄全世界。　　社会保障是共性育于个性之的，能让老百姓一生平安。社会保障不仅仅是金钱保障。让老百姓能够一生平安，家庭财产的分布非常关键。要想实现需要公共政策，不完全靠个人，也不是完全靠基金公司，需要公共政策打造出相应氛围。　　要纠正发展目标，将其发展方式与民生联合起来，就需要解决以上的问题。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及发展战略
　　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这几个结构问题是转变发展方式必须完成的作业，因为其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　　例如一个家庭非常穷困，有10口人，只有1人出去打工。晚饭会等打工的人回来，做一大锅饭，不分主食、副食，把菜、面、米做成一锅，吃完后休息。　　央视有一次访问山西的一个老农民，在窑洞门口，旁边是妻子和许多孩子。计划生育却生了很多孩子，导致生活贫困。孩子较多的主要因为生活条件差，文化生活单调。如果家庭2个人或者3个去挣钱了，这个家庭生活就会改善。首先改善的是饮食，这是第一需要。饮食结构发生变化，饭菜会分开，饮食结构丰富；如果5个人挣钱养活10个人，家庭条件又会改善。饮食会更加细化。　　中国经济以及好转，不再处在崩溃边缘，该走富裕的合理道路，这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完成结构调整。个人对养老金的结构调整有研究，如果不调整没有出路。后面会讲养老金结构调整的问题，用一个案例来分析怎样进行结构调整。　　德国、日本最老，因为二战时死了一代年轻人，老年人在战争年代也没有长寿。中国过去30年计划生育，少生5亿人口，并且老年人长寿。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中国现在只有3亿人口有稳定收入。在个人所得税起征额2000元时，有8400多万人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当去年把调到3500元时，只剩下2400万人在纳税。这3亿人的收入是非常低的，还有包括残疾人等。　　中国第低收入。因为收入太低，只能养自己，没有能力养老人。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不到位，不注意人口质量，残疾人不断地在增加。在《中国改革》上有一篇文章，表示人口老龄化会面临五个问题。其中一个课题是实际赡养比，用来揭示公共政策和人口老龄化之间的正负关系。如果公共政策好，老龄化就不怕，如果公共政策缺位，么老龄化会加重的，是真的老龄社会危机。　　1、识别人口老龄化的标准　　国际社会衡量老龄化有三个标准：进入、深度、超度。进入是进来的门槛开始重视；深度是有边际，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赡养比有边际赡养比，一定比例就不能再扩大了；超度，大家都希望不要达到这个程度，或者到达该程度前前必须解决什么问题，比如全面小康社会绝对不是的口号，就是到超度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清华的学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是农村的状元。一般在上学期间或者快毕业找对象时，很回避两人都是农村家庭的互相结婚。近两年，农村发展社保，否则他们没有办法在城市生存，两家都有很多的负担。他们觉得要想改变，因为他们未来成本太高。实际上这是理性的考虑。小家庭如此，国家也应该理性。当劳动人口非常少、老年人口的非常多候，我们面对的问题非常明显。　　三个标准：　　（1）进入人口老龄化　　进入老龄化是指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7%、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人口出生率如果统计不准确，后面的统计都很难准确，通常有三个口径：低出生、长寿出生和高出生，选取中间数。中间数往往可能提前2年或者推后3至5年的前后差。中国大约是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美国是1995年。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的海关签证分：ABCDEFGH八类。美国做战略研究，但不做规划。美国很少有战略，但美国在人口问题上规划非常清晰，老百姓非常清楚美国人口的变化。所以不会出现一人调整，老百姓反对，刚提出问题就被否决的情况。　　部门不敢表态，是因为部门各级领导不敢表态，因为表态会让人觉得不谨慎，给本部门带来影响，所以不敢表态。人大崔永元挑战人社部门，说养老金碎片化、待遇差大，希望养老金决策部门解释清楚。如果无法解释清楚，说明是不合理的。养老司长很汶川地震时是现场指挥，工作十分繁忙，得到了好的锻炼，刚挂职回到人社部养老司任司长，刚上任就被质问，急得一星期头发发白，不敢表态。　　在沟通方面我们做得不好，关于政策解释不清楚，导致百姓有很多误解，认为政府没有决定就发表言论，导致许多人不敢表态。现在培养了许多发言人，很多发言人表示自己从来没发过言。说明社会沟通太差。　　美国其他规划未必很清楚，但人口问题的规划是非常清楚，会根据人口变化的时间表进行决策。比如今年给海关下令，拥有某种技术、在规定年龄内的给予通行。各国的签证处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个人觉得优秀，却没有通过，不给解释，因为有背后的动机。美国引进技术，以核能和一些稀缺技术为主，引进资金，投资引进、知识引进，还有劳动力，由于赎买墨西哥，有很多劳动力引进。觉得美国像一个杂种国家，但其人口相对年轻。　　在时间表上比较出来，OECD国家按照人口的时间表倒计时解决问题，通常提前30年，美国提前40年，这是理性的。不要简单看GDP总量，美国政府报出财政赤字，因为其计算赤字，如果把赤字都抹掉，不打招呼就用钱，就没有赤字。欧洲现在因为政府的经营和老百姓的懒惰出现一些问题，但其发展第三产业，工业化的基础已经打下，基础良好，出现问题也是表面现象。所以基础问题确实需要纠正。　　（2）深度老龄社会　　深度老龄化指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14%。是国际口径。后面一般通常用65岁的标准，不用60岁。中国实际退休年龄将近55岁，是从公务员一直到企业工人，有很多提前退休、病退等各种原因，平均起来将近55岁。　　1998年国企改革时，减员增效的员工在企业再就业中心待了2—3年，最后大部分提前退休，当时平均年龄只有47岁。现在统一口径为65岁。如果数据再提高，问题会更严重。65岁占总人口的14%时会出现一个现象，劳动人口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通常比例是5：1。65岁占到总人口14%时，去掉孩子的数量，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通常会出现5：1。当然还取决于出生率，如果变量，出生率是个因变量。出生率如果高，可能劳动人口减少，出生率低，可能劳动人口相对较多。通过50多个国家的老龄化时间表，发现大多数国家劳动人口跟老龄人口5：1，5：1是际赡养比，是理论值。　　把理论做通俗的解释，当5：1时，会要求5个劳动人缴纳他们收入的10%作为养老金税。如果5个人都挣100块钱，缴10块钱养老金税，是收入的10%，还有90可以支配。用来养孩子、买房子，吃穿等日常开支。所以不能再低了，还有税，医疗、失业等，所以养老金税到10%不可能再增加。　　老年人能够得的养老金，通过计算，5个养1个，每人拿出10块钱，养老金是50块钱。养老金对在职职工名义工资替代率是50%，已经很低，不能再低，是边际赡养比。如果4个养1个，要求年轻人缴15的养老金税，买房子、养孩子等会出现问题。　　今年开人大会时，在人民网做节目，关于老龄化的问题。当时表示年轻人可能还不太关注这个问题，但到50、60岁会非常关注。结果人民网的很多年轻人站在门口表示，“杨老师，我们关心，我们不是不关心。我们现在养孩子、买房子已经成房奴、孩奴。我们存那么高的养老金才知道被挪用了，给的记账利息，10年本都赔光了，我们还怎么生存？我们不是不关心，我们非常关心。”当时对一个领导表示，年轻人关心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通常各国在达到中国现在的情况之前一定采取一定措施。例如让老人自己存点钱，不全依赖年轻人10%、15%的税收。如果家里老人多，年轻人会想出门挣钱，结果发现全球竞争激烈，淘汰率非常强，挣钱困难。会和老人表示日子要过得艰苦一些，老人自身也需要存点钱。小家庭如此，大家庭也一样。　　根据统计局报告2010年人口统计、2011年人口统计，2010年人口统计完成后，65岁以上的老人1.19亿，到亿，增加了0.4，速度非常快。用2011年数据看，60岁退休，与劳动人口已经达到5：1。中国在近期，2008年、2009年后，“十一五”规划期间，已经出现了5：1的比例。　　上海很多年前企业职工养老金保险计划内赡养比是1.7：1，所以一年差100亿，工业化城市比例为2：1。5：1把6亿农民包括在内。农民因为联产承包，所以充分就业，也是一个虚数字，仔计算达不到标准。　　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5：1边际赡养比，中国社会表面看起来很平稳，是因为老年人不消费掩盖了这个问题。但我们能不能“躺在枕头上睡觉”。老年人不消费，社会还显得平稳，安于现状会有更大的隐患。政府发现老年人不消费的问题不解决，会造成很大问题。老年人不消费，导致内需不足。　　2008年金融海啸，中国发现靠外销解决问题不是根本出路。2009年人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开始，每年都讲拉动内需。布鲁金斯的一位美国人质疑为什么中国总拉动内需，13亿人口，13亿张嘴，一个人喝一瓶可乐都能创造极大的财富。为什么要拉动内需？实际上是理论内需，要拉动的是老百姓的购买力。老龄人口越占越多，如果他们越来越穷，就无法拉动购买力。所以不能安于现状。去年到今年有一定对策，内需上升较好。前三年动应对不足。但今年仍然没有位，相差很远。这个问题不解决，结果会很严重的。不要被表面掩盖了现象。　　“十二五”规划中把就业作为优先战略，因为过去“水和面”的关系太乱。到了“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的劳动人口达到顶峰，今年将近10亿劳动人口，明年开始下降。从这次人口统计发布的2011年数据看，劳动人口已经开始下降。原认为劳动力上升会持续到2013年甚至2017年。从发布的数据看，实际上去年劳动人口有所减少，但有波动线。随着劳动人口越来越少，“十二五”规划面临的问题是劳动人口到顶端然后开始下降，所以会有劳动人口的顶峰。今年仅大学生有640多万毕业。教育扩招是对的，但不能盲目扩招，尤其是扩招无用的专业。　　在凤凰卫视做关于退休年龄的节目，主持人将气氛搞得很活跃，从北方交大、青年政治学院、华北电力学院找来一些学生，还从两个社区请来一些退休职工。主持人说，嘉宾已经到位了。本人和法大的一个教授同意提高退休年龄，还有三个不同意的专家。让观众站队，结果全都站到反对方，只有两个人悄悄地走到支持方。后来主持人采访，两个人表示，如果老年人都很早就退休，中国老龄化，是将来缴的税特别多，所以选择了支持方。后来每讨论一个问题，就问反对方的年轻人“你们还在这儿坐着吗”，有时候会过来。但讲了一个问题后，反对方一大半坐了过来。他们发言说，如果老人不退休，年轻人没有工作。反问他们，是否认为就业岗位像上课的教室，只有固定的座位，老人坐在那会占座位。他们说是。但其实不是。社会的就业岗位是产业结构和经济规模决定的，更主要的是产业结构。　　计算机对一产、二产的替代能力非常强，北京地下工程需要的人员非常少，用德国的联合挖掘安装施工机来进行，北京地下已经辐射了2/3，从没听说过地下施工伤人，因为需要的人力很少。实际上计算机对一产、二产替代能力非常强，就业弹性越来越差。第三产——服务业弹性非常大。服务业每天面对新的需求，都是中小型的、研发型的企业，新的需求是个性化的，计算机想替代是很难的。　　中国走到今天，优先战略的矛盾突出，是因为到“十二五”规划期间，劳动人口达到顶峰，但服务业占30%。服务业占到70%以上才是合理，我国相差得远。服务业的龙头是计算机和金融，近几年可以看到学校教育里计算机和金融以及辐射一些专业比较多，这是龙头来带动的服务业。我国出现了自己的结构性矛盾，劳动人口达到顶峰，服务业仅30%。自身的矛盾体现出来，“水和面”的关系不合理，所以将其作为优先战略。　　仅仅宣传优先战略是不行的，还要有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要带动就业，产业结构调整是最主要的。　　北京占了全国50%的教育资源，进北京的大学生80%不想离开北京，最后70%没离开北京，都有工作。北京的服务业占到78%，是创意型城市，不是简单的加工业。这就是“水和面”比例的关系。进入超度老龄化要解决一些问题，不能满足于老人不消费，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3）超度老龄社会　　超度老龄化指65岁以上的人占总人口的20%。可能会出现统计口径，3个对1个老人，2个劳动人口对1个老人。　　这是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老龄化的三个标准，按照三个标准编制了一些国家的时间表，来比较各个国家什么时候进入、什么时候深度、什么时候超度，从进入到深度需要多少年、从深度到超度需要多少年。按照这个时间表再去看各个国家如何调整其经济发展战略和的福利政策是匹配的。按照这个时间表，要解决相关问题，这是倒计时的解决问题的时间表。　　2、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时间表　　（1）中国老龄化进度　　从表上可以看到，中国进入老龄化比较晚，但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比较快。中国的情况是：　　2001年进入老龄化。　　2010年统计赡养比10：1，实际赡养比5：1，2010年中国已经出现了边际赡养比。谈到养老问题，社会就非常脆弱，政府不敢表态、老百姓胡乱猜测、年轻人发牢骚、老年人胆战心惊。　　去年一位高层领导同志，晚上聚会，问了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一下就老了？中国不是一下就老了，而是领导过去没有注意，政治局已经开始关心问题。我国实际赡养比的来源　　专门做了实际赡养比的研究。15岁—64岁叫劳动人口，是国际口径，64岁以前退休的人在公共政策里叫“搭便车”。64岁以前退休，拿全额养老金，本该劳动、缴税的，结果却退休拿养老金。艰苦岗位的工人是例外，因为他们的劳动能力坚持不到64岁，再找一个工作，叫返聘。“搭便车”后还“打草篓兔子”，为国家增加负担。　　从15岁—64岁的人口中去掉四种人：　　第一，在校生。　　第二，没有工作的人员。没有工作的人员没计算入人社部的4.1，想促进就业有许多事情要做，不是一个人社部可以解决的。我国数据统计用的不是简单的失业，是劳动人口减去就业人口，反应实际上没有稳定工作的人数。　　第三，低收入。低收入指标下了很大功夫才界定成立。中国实际上让低收入人群交社保税。社会保险费最低是地方社平工资的60%，但因为居民档案和工资报告制度，所以只能求平均值，而不是中位数。如北京，高、低收入差距大，平均值绝对不在50%，可能达到70%至80%，实际上各地社平工资都高于真实情况。再用社平工资的60%作为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基数，低收入人群实际缴社保费非常多。有些地方让下岗工人按40%计算，下岗工人即使生活困难，也有限缴纳保费。　　实际上社会保险是很多中小企业、低收入群体在缴纳社保。中国逃税现象严重，政府定28%的养老金费率，过去十几年里，实际征缴率只有20%。　　第四，64岁之前退休的人。　　将这四类人去掉，在达到10：1时得到的数据是5：1。但这个5：1也不完全实际，因为我们假设了农村的劳动人口都充分就业，因为中国是家庭联产承包，所以农村人都算充分就业，实际上他是否在就业并不知道，而且进城又充斥了城市就业。必须说明，以上问题没处理，看到的比例为5：1，如果处理数据会更低。　　2013年，劳动人口开始下降。每年65岁老人是按照平均速度增加，2010年和2011年增加了400多万，未来几年内要平均至700万。从明年开始，劳动人口每年减少700万，老年人口按700万速度增加。　　到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时，中国的统计人口（是指65岁）赡养比5：1，但实际上不足3：1。　　峰值点时，统计上为2：1，实际上不足1：1。　　这是倒计时的时间表。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老年人消费低，掩盖问题，但它限制了内需和老百姓的购买力，对长远非常不利。　　按照联合国的出生率来看（联合国的数据实际上是中国统计局报上去的）有高有低，我们用的是常数，中间数。可以看到出生的孩子在减少，劳动人口在减少，老年人口在增加。从现在开始到2035年期间是700万的斜线，即劳动人口下降的速度和老年人口增加这条斜线是700万。　　（2）主要国家老龄化时间表及福利改革　　西方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开始对养老金制度进行调整。　　进入老龄化时，二战刚结束。美国第一个进入老龄化，因为美国在一战和二战发战争财。经过一战、二战，美国在1965年老龄化了。到1950年，德国、英国都进入老龄化。三个国家都有非常完善的养老金制度，但类型不同。美国是补缺型，英国是福利型、德国是互济型。模式不同，但是养老金制度都相对完善，赢来了战后的和平和发展。　　1975年—1990年期间，西方国家纷纷进入深度老龄化。实际上美国在1990年以后才进入，但1974年开始改革，叫《雇佣退休收入保障法》。步伐、时间点不同，但改革趋势是一致。当进入深度老龄化时，趋势是强化两个问题：　　第一，强化政府责任，保基本、全覆盖，叫国民基础养老金。原来英国福利养老金开始下降，美国也开始强化老遗残养老金，保基本。　　第二，个人储蓄。养老金的结构就变成了两个账户。可分三个来源、两账户。三个来源：国家税收、企业员工福利、个人储蓄。两个账户：一个是政府的统筹账户，全覆盖、保基本，保障老人生活；另一个个人储蓄，能力有大有小，负责改善。政府保障基本生活；个人负责改善，政府不可能为所有的人改善，政府如果负责少数人改善是不公平的，所以政府是全覆盖、保基本，然后个人账户负责改善。　　政府对个人账户要负责任，要给税收政策，鼓励建立免费、低费的终生携带服务系统，保证养老金、医疗基金保值增值。所以基金管理的三分法是与时俱进的，股票市场好时，在股票市场的三分法，低风险、高风险、中等风险；股票市场不好时，三分法脱离股票市场，把股票市场作为1/3，然后保值储蓄、公共项目。总之，让养老金保值，养老金不可能亏钱。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问题，认为会贬值。　　比如某人到冬天只穿一衬衫，却抱怨世界都是冷的。养老金储存20至30年，但是否有公共政策的介入能让养老金保值是关键。所以股票市场好时，在股票市场实行三分法，高风险、中风险和中等收入，但股票市场不好，就把整个股票市场作为1/3，再找其他项目，债券、大额储蓄、理财等，保值投资，再投资一些公共盈利项目，等于向老年人分配。养老金有政府和公共政策的介入，是不可能贬值的。除非所有企业都不创造，没有创新价值来分配，只要有企业创新价值分配就有养老金的保值。　　西方国家都做了两件事，强化基础养老金，政府负责；强化个人账户，个人、家庭、社会、市场都要负责，由政府引导，叫自储公助。但要杜绝自储公偷，不讨论受托人制度建设，基金保值增值，用养老金随意投资，就是倒行逆施。　　目前，很多国家已经进入超度老龄化，结构已经调整完成。超度老龄化只有在结构基础上做提高退休年龄、增加缴费年限，养老金待遇跟CPI挂钩，随CPI增降，很多产品价格可以跟降，开始机制上的建设。从时间表上看，各国福利制度调整的路径非常清晰。　　前面两个问题告诉大家识别老龄化的标准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时间表，也汇报了关注实际赡养比的研究。实际赡养比实际上揭示了公共政策和老龄化之间的正负关系，如果公共政策好、政府负责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老龄化，甚至可以把老龄化变成积极现象。但公共政策是失误不到位，政府不负责任，会加重老龄化。　　老龄化最严重时，想要生孩子，结果年轻人要负责两个孩子、扶着一个老人、搀着一个残疾人，还帮两个困难人群，那时纳税人的负担会很重！有人认为，提高人力资本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一个人的人力资本提高，在今后的补偿也要到位，所有的都高税收交出，会导致没有激情。　　人力资本提高是必然的，过去可能5个人养1个，今后可以4个人养1个，甚至3个人养1个，但总是有比例的，不能盲目关注这个问题。有一些不负责任的说法，说将来的政府永远比现在好。将来的政府负担重，纳税人少，现在还把将来的本金用掉，还给了承诺的利息，都让未来政府偿还，但这是有比例的。还有人认为应该把外汇转回来。外汇现在已经贬值。还有人认为应该把国企卖掉。那天请大型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马立强先生给公管前沿讲课。讲完提问题：很多人说将来卖国企解决养老金，马主席认为这条道是否可行？马主任表示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在认真思考后表示，卖一个国企能只能维持几天，以后会有很大问题，所以是不可行的。　　如果公共政策到位，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不仅抑制老龄化的问题、缓解老龄化的问题，还包括能否把老龄化变成积极的、变成好事情。所以我想讨论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老龄人口红利。　　3、老龄人口红利理论框架　　（1）机遇公共政策的战略调整　　老龄人口红利基于公共政策、基于两个基本理论。　　两个基本理论：　　第一是买方市场。现在进入买方市场，企业的订单来自于老百姓的购买能力。马克思资本论实际上推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推动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劳资冲突会越来越激烈，最后老百姓的贫困会压到所有问题。老百姓不消费，企业就没有订单，资本家生产之前向银行贷款是有利息的，股市上融资要分红，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资本家会破产。　　过去我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并存在资本主义成分。马克思说资本主义行将灭亡。如果维持低生产力局面，资本主义维持时间会很短。2008年家电销路不好，总理挽救初级电子工业，冰箱、电视、洗衣机等电器下乡，但要先解决农民没电的问题。一根电线带俩个灯泡，带不动冰箱等大型电器，所以动员国有企业国电，给山区、贫困农民配电。配电因为经济条件买不起电器，所以电器下乡，企业卖出去一件，中央转移支付17%。　　　　这种投入是必要的，但这不可能是长期的。只能阶段性挽救一下，决不能让资本家全部破产。现在是买方市场，所以要提高老百姓收入水平、劳动成本相应提高，要合理分配，而不是同情心的问题，也不是个人偏好问题，是最基本的政治问题。老百姓不买消费，平稳会出现问题。所以要研究买方市场的经济学和社会发展规律。第二个是老年经济学。是与时俱进产生出来的新理论。大家要关注老年经济学。老年经济学实际上告诉我们，人一生的贡献，年轻时贡献是创造产值，老年的贡献是买单。人一生的贡献，劳动和消费都是贡献。现在是买方市场，消费非常关键。所以人的一生贡献，一生劳动，最后还能通过劳动的价值使老年可以消费。　　 基于这两个理论，如果有号的公共政策，有负责任的政府，可以提高老年人口的四个能力：就业、消费、纳税、投资。现在正在做四个能力的界定，以及定量的分析、定性的研究，最后测算出带来的经济增长。形式如美国的401K。　　401K是税法的条款，对养老储蓄不缴税，美国不缴税非常厉害。雇主如果得到利润，要把资金用来给员工存养老金，联邦政府一年让税额度4.4万美金。去年给劳动关系APEC报告说的案例分析认为，劳资关系就这么和谐了。不能光喊口号，建立三方机制、谈判、合同，不能只说不做。　　美国雇主要计入成本给员工个人账户存养老金，按照401K税收条款，一年联邦政府让税额度1.5万美金。所以美国人的工资单很复杂，一个月厚达一本，一年相当于一本书。所以美国员工福利理财专业的第三方服务非常发达。因为高收入的人觉得是免税所，自己把钱放进去，结果雇主的资金无处投放。所以要很好地算雇主所占金额、自己所占金额。美国退休老人有两种：一个是老遗残。从总统到农民都一样，到67岁都由政府发的老遗残养老金。同时有一个非常发达的个人账户。两项相加，如果每个月超过纳税起征额，个人账户使用时必须给政府一个说明书，表明个人账户怎么使用、用多少年，政府看到每月金额，加上老遗残，如果超过纳税起征额就征征养老金税。老年人缴的养老金税占美国现在社保税、工薪税的2%，这只是开始。这就叫老年人口红利　　一个博士后计算出，如果按以上方法，中国在18年—20年内，政府让的税，实际上最后政府收回来很多，这里还有时间价值等。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中国老龄委非常接受，想以这个核心思想，做中国老龄社会发展规划。　　前两个问题的背景、关于人口结构问题给大家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时间表，以及比较乐观的理论。基于买方市场和老年经济学能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因为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一个积极的态度是积极的公共政策，后面给大家一个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积极的公共政策目录。　　（2）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积极公共政策目录　　第一，养老金结构调整。　　中国现行的养老金制度百姓有许多议论。中国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归纳：按照身份划分。我们的养老金制度，公务员从1958年开始；企业职工的劳动保险1951年开始，到1998年改成社会保险；城乡居民2006年—2009年开始推行，所以基本上按照身份划分。养老金按身份划分，是封建残余，这个问题不改，永远走不到公平的路上来，政策是碎片的。　　政策碎片程度有领导同志讲到，大集体的企业如何，小集体企业如何。到清华后帮清华人事处解决问题。清华过去有很多小工厂，养老金、医疗没有解决，引起工人长时间的不满。当时作为校长人事顾问，到海淀法院去应诉。回来向校长表示，“不能维持现状，要根本解决。清点清华的资金给予补偿，然后向政府寻求帮助。比如清华自己做代理，参加社保，缴社保费用。学校自身无法保障员工的生活。”然后与海淀社保合作，最后学校缴钱，给员工医疗参加了社保。养老保险当时社保不收，学校基本上自己提供养老金，当时一年几百万，现在涨至一、两千万，　　类似清华的小工厂，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和漏洞。全国社保机构座谈会，大庆的机构表示，大庆有建筑税。在大庆盖房，按建筑工程列入成本的3%缴纳社保费，补到养老基金内。大庆这样的政策十分另类，所以政策是碎片的。　　结构是混乱的。政府的养老金制度克服贫困，全覆盖、保基本达到什么制度？用什么制度全覆盖、保基本？个人储蓄搞改善情况如何？整体结构是混乱的。从十四届三中全会深化体制改革，对社保的思想三个支柱，1991年对国营企业养老金改革提出，到1995年的文件明确说明，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结合。　　在时间上看，按照全球时间表，中国当时的决定是恰逢其时，不比西方国家晚。明当时的政府是冷静的，负责任的。对企业职工的改革选择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社会统筹是要解决政府的责任，全覆盖、保基本；个人账户是要个人做储蓄，为将来减轻年轻人负担。　　我们的问题是当正式执行时是1997年。1997年刚要正式执行，1998年国企改革。1998年朱镕基三项改革：第一项国企减员增效，减下几千万职工；第二项银行体制改革。银行以前是政府的出纳，所以国营企业不赚钱，厂长报告市长，市长给银行下令，发工资、发养老金。所以当时国营企业很少靠自己资金发工资、发养老金，大部分由银行发放。所以当时的人民银行是政府的出纳。　　1998年改成经营货币法人，不再给企业发工资、发养老金。企业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依照1997年的26号文件，给企业定工资总额20%的费率。实际上这20%的费率解决当时已经退休的老职工养老金是足够的。但第一项改革是减员增效，当时朱镕基讲社会保障是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要对企业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当时社会养老金，社会统筹、个人账户结合。企业缴费20%，工资总额的20%进入社会统筹，发基础养老金，为已经退休的老职工发放养老金，20%的费率当时全世界最高。　　接下来企业减员增效，下岗的几千万富余职工冗员，很快从再就业中心出来提前退休，平均年龄47岁。这个群体的养老金是改革中的成本。朱镕基总理时财政紧张。这部分人的养老金拖用个人账户。当时设计个人账户考虑到老龄化，为将来储蓄，全世界都认为，中国不会出现老年移民问题，因为养老金制度改革叫部分积累。结果中国没积累起来。因为政府最后做了一个自储公偷的行为。没有法律、没有政策、没有领导讲话，各地开始挪用个人账户。不挪用话发不出养老金，也就是几千万提前退休的那些人员，也叫做“中人”的养老金，所以只好挪用。　　实际上从1991年开始改革，到1997年选择恰逢其时，与全球的选择是一样的。但最后企业减员下几千万人，当时财政没钱，只能挪用个人账户，把个人账户变成记账方式，空账运营至今。这就是社会上的“空账”问题。记账利息只是一年银行储蓄利率，非常不讲理，钱存在30年—60年，只按一年储蓄利率记账。连缴费本金带记账利息是1.9万亿。这个账记在财政专户，钱被每年挪用发放养老金的。　　1.9万亿中有1.6万亿是空账，3000亿由社会基金理事会投资。几个省拿出些钱，让社保理事会投资。有人提到社保基金运营的问题，社保理事会实际上是储备基金。当时朱镕基提供200亿资金，到现在不到3000亿，做得很好。5%以上在全球投资，1/3在股票市场。去年全球都亏损，储备基金也有些亏损，但相对去年抹平了，年收益8.45%，前年是10%以上。　　如果这些钱由社保理事会按8.45%，哪怕承诺保底收益率4.5%增长，现在也近3万亿，与基金市场是一样规模。但只给一年的储蓄利率，本息相加1.9万亿，1.6亿是空账，因为这些年陆续发放养老金。当时中国的情况是挪用了个人账户，只有几个直辖市可以发养老金，30个省基本都发不出去，所以中央转移支付。1999年开始转移支付，第一年就补了87亿。　　今天的情况是：广东省不用挪用个人账户可以发放养老金，因为企业缴费的基数的比较足，全额到位，逃税较少，足够发放养老金，能够从个人账户拿出1000亿交给社保理事会投资。　　全国现在有13个省挪用了个人账户也发不出工资，还需要中央转移支付，去年转2200多亿，中央19000亿，省补贴达300多亿。还有十几个省挪用个人账户可以收支平衡。在去年人大会上，人社部长表示，养老金当期可以支付。学者对其进行赞扬，表示“当前”比较准确。但媒体质疑当前的意思，质疑是否今年够发，明年就没有了。使得人社部长今年在人大上回答是“养老金是够发的”，将“当前”俩字去掉。　　但养老金并不够发。企业制度当时是配套措施，而且是迟到的末班车。随着老龄化，现收现付制度的功能不全，缴费的人越来越少，领钱的人越来越多，现收现付无法进行。德鲁克在“养老金革命”里说，现收现付保险是淡出的。实际上西方国家从70年代开始就在改变，连德国、法国创始人也在改变。我国90年代末期，还把才应用该理论起来，是迟到的末班车，而且是配套措施，成果畸形，从来没被配套，从来没有收支平衡。　　对个人账户是不公平的。如果不考虑老龄化暂时可以接受，但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现在挪用，会使其成为作为社会乱象中的成本之一。　　该制度结构是混乱的。农民补55块钱，给企业缴28%的费率，去年达到1400多，人社部的发言，2012年底争取全国达到1700。总理已经连续8、9年，每年对退休工人补10%，但个人要付出一辈子工资的8%。公共部门不缴费拿到，处以上级别超过5000，每人到最后没有职务也是正处级，地方可能会少一点，但也达到。　　当前结构是有问题的。农民55元养老金过低，即使农民自身有自留地、有住房。在广东调查，70%的趴账率，一年内不领这笔钱，第二年转给儿子去缴费，家庭内部转移支付。但在山西，老乡表示，儿子出去打工没给钱，孙子出去念书要给他钱，温总理一年补助600块钱，特别依赖。这笔钱保障基本生活。　　政府的责任是保基本、克服贫困、全覆盖，个人账户负责改善。整体结构是什么？有没有结构问题？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给老百姓误导。如果公共部门标准为4000元，基本保障为1500；公务员退休达到5000块钱，其中2000块钱是基本保障，3000元是职业生涯风险补偿，是个人账户积累和有投资收益市场分配。这样会减少分歧。　　人口越来越少，公共部门越来越膨胀，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在常州时，当地政府认为当地算较发达地区，现在用自己的收入给庞大的部门发养老金，负担越来越重。所以中国养老金结构是混乱。要明确政府保基本、全覆盖，要明确个人账户储蓄，受托人、投资收益如何处理，终生携带转移如何处理。把这些结构分清，政府一个单保责任，一个引导责任。政府和市场需要分开。　　现在待遇差距越来越大，至今没有养老金预算。老龄化程度加深，却没有将老年人问题放到人大会上公开讨论，所以社会谣言四起。个人空账越来越大，公平性差、持续性差。企业职工和公共部门双轨制，公共部门内部又希望搞双轨，让事业单位先改革，公务员后改革。　　事业单位两个特点：比工人聪明、与机关公务员比没有很强的组织概念。在人大会上一晚上77个人签名，反对事业单位改革。因为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会马上面对44%的费率。　　开始用清华做试点，校长认为是好事，详细了解后反对试点。44%的费率，28%缴财政，替代财政的养老金预算，用于发放养老金，然后养老金下降30%、40%、50%，有人下降到60%，比如教授需要下降到60%。现在退休工资5000多，领养老金只有2000块钱，所以要发展职业年金。　　职业年金不是天上的馅饼，所以单位需要再拿出8%，个人再缴8%，加起来44%%的费率。人事处长了解改革后面临16%的费率，教职工16%的收入需要缴费后十分惊讶。财务处长表示，28%的费率，20%给政府用于发展养老金，8%给单位办职业年金。工资的18%由财政付支付，82%要自己寻求出路。这笔钱，应有财政支出。财务处长表示不可信，“工资都无法支付，养老金更不可能支付？”如果进行改革，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事业单位改革，我白衣天使会变成“白狼“。因为养公立医院不养医生，医生没有工资的，开大处方是给医院还建设病床、还贷款，卖药是工资，红包是奖金。所以”天使“被逼成”白狼“是机制上出了问题。如果继续下去，医生成为”白狼“，教师也要成为”眼镜蛇“，靠学生挣钱。否则44%的费率没有出处。如果都由财政支出，就没有改革的必要，可以由公共部门可以直接发。，这是不合逻辑的。所以事业单位不几年内一直在拖着。总在原地打转解决问题，还是碎片化的，还是结构不清晰的，还是不做预算，没有出路。在过去的20年里，西方70多个国家完成了养老金调整。一方面强调政府统筹保基本的国民基础养老金，一方面个人账户改善生活。到2007年，全球养老金基金31.9万亿，2008年金融海丢失一部分，2009年上升，2010年恢复。美国占18.89万亿，占全球养老金基金的63%。　　经过研究，过去10年美国养老金的增长跟中国GDP的增长同期同比。我国引进外资，相当一部分是美国的投资，美国的投资是机构投资者，背后的股东80%是养老基金，所以美国人赚了中国的GDP。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一种志气，把美国每年3个点的GDP拿来%，因为美国过去拿我国太多，我国创造的GDP让美国人变成养老金了。美国光明正大地地挣了中国人民的钱，中国人民大大方方向美国要回来一点，就是志气。就像学习，不能后退，只能继续前进。　　养老金面临着结构调整问题，没有其他道路。家里老人增多，一年轻人外出挣钱，全球竞争激烈，挣钱困难，肯定与家人商量，年轻如何努力工作、老年人如何节约，甚至存钱。小家庭如此，国家也一样。所以面临的不是现在事业单位如何改革，因为事业单位一定无法改革，没有事业单位愿意参加这项改革。那么确实需要坐下来进行结构调整，建立中央统筹的基础养老金，使其国民化，让中国的老年人都能吃饭，克服贫困；完善个人账户，全民化，已经做开始实行，让城乡居民储蓄，个人账户全民化，但是做好个人账户受托人的制度安排，选最好的机构管理，要做好养老基金储蓄免税，无论企业、个人只要是为养老储蓄，是延期收入，收所得税没有道理。所得税仅仅是所得说，预存养老金是老年后的收入，征所得税没道理，这是税收问题。　　投资的问题。养老金长期投资，采用三分法，股票市场里三分法，股票低谷时退出，股票内只占1/3，再找另外2/3，一部分保值储蓄，一部分投资社会项目、公共项目投资。总之，社会只要有创造，就要向老年人分配，只要有这个理念，养老金永远不会贬值。当然要选最好的受托人，他需要非常专业、非常审慎，有良好业绩。　　这样的结构调整是1991年前的选择，后来因为国企出现了冗员、减员增效，把个人账户给做成空账，走错了路，一直到今天，现在需要挽救。所以从来不谈养老金改革，不需要改革，1991年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无论时点和选择都是正确的。只是后来走了弯路，需要再重新进行结构调整。把各式各样的职工基础养老金、城乡居民养老补贴都进入中央统筹的国民基础养老金，公共部门退休金开始下降，用20年对接基础养老金，然后建立个人账户、职业年金，退休金降多少，职业年金可以补相应数量，有20多年的财务缓冲措施，公共部门养老金改革引领了国家养老金结构调整。　　中国亟待需要整合各类养老金个人账户，现在城乡居民个人储蓄放在地方小银行，挪用、贬值得一塌糊涂。企业职工个人账户被挪用，也就是企业年金真正市场运营，但有很多限制。所以整合所有的个人账户。中国最近社会上倡导消费养老，把企业给客户让利的积分折成现金进养老金账户。最近老龄委开始与几个机构进行这项研究。　　养老金有四个来源、两个账户。国家税收、企业福利、个人储蓄、厂家让利四个来源进两个账户。养老金制度非常简单，有公平概念，一点都不复杂，为了回避矛盾才变得复杂。　　第一，整合各类养老金账户，需要整合中国的养老金市场。向政府提议四六开。社保理事会是公共部门，承担40%，不要局限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在市场上没有竞争；60%给全国最优秀的投资机构，用业绩说话，有竞争、有比较。这是对中国养老金结构调整。到老龄高峰期财政的支出会下降，因为有市场收益和个人缴费。　　如果继续发退休金就，再参加社保，缴费又会增加28%。从人口结构来看是走不通的。西方国家调整完成后，公共部门养老金为三分法，自己储蓄、政府补贴、市场融资，可以持续发展。如果自己不储蓄、不缴费，市场也不融资，全靠财政补贴，人口结构给会使政府没有余地。　　第二，合理补偿失地农民，合理界定50后、60后职工房产价值，变未富先老为即老即富。　　第三，并行考虑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服务业发展。　　因为服务业增长，老年人必须买单。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不在服务上消费，经济平稳较快是不可能达到的。　　第四，建立计划生育保险,鼓励“间隔性2孩家庭”。　　需要把企业女职工保险扩大到所有的育龄妇女，鼓励年轻人间隔性生育。计划生育不等于1孩家庭，需要有选择的间隔性的2孩家庭。马寅初当初表示，如果当时毛泽东听取意见，今天不会有这么多问题。　　第五，提高劳动报酬占GDP比例,减少低收入人群。　　第六，加速发展服务业,增加就业岗位和就业率。　　第七，鼓励推迟领取养老金,逐渐推迟退休年龄。从有条件的先做起。前年人民大学法学院四位女副教授到海淀法院告人民大学，因为她们30岁毕业，进了学校工作25年就让退休。女性副教授职称在北京都是55岁退休，只干25年，人力资本贬值。告到海淀法院，法院说没有法律，不能立案。能不能让这样的人，以及机关副处长的女干部过早退休。不是体力劳动，有些事情女干部比男干部干更加适应。这两个人群可以考虑优先延迟退休年龄。　　实际上提高退休年龄一定是阶梯式的，有弹性的，先让有条件的施行，打破刚性，然后再逐渐定阶梯式施行。当然要考虑特殊人群不可推迟的问题。　　第八，强制婚孕检,发展康复服务,减少残疾人口。　　取消婚检后，中国新出生儿童有3%是问题儿童，有相当多的脑瘫。再加上医疗事故、医疗事故、矿山事故，中国残疾人占总人口的6%，达到8300多万。与蒋正华、蒋树升主席到湖南和四川去调研，现在只顾着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忘了人口不仅有数量问题，还有质量问题。残疾人是低收入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群。　　前两天公管论坛上，民政部长表示，靠政府补助生活的人在中国超过25%。收入非常低，CPI增长使他们无法，所以想把补助与CPI挂钩。但由于人口太多，经济负担过重，会导致恶性循环。　　第九，培养老年服务团构和受托人，培育老年服务产业链，发展老年服务产业。　　现在是买方市场，要按老年人的需求构建老年产业，不能只按企业要求发展。地方没有常规规划，掀起“老年服务”的口号炒房地产。要站在老年人的需要去建立团构和团构的受托人，从这个角度去打造老年服务产业。　　西方国家老龄化的速度比较慢，所以过程中解决了养老资产。我国不仅靠养老金生活，货币只是符号，养老资产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障、老年居住、护理，以及老年人房产残值的管理。在美国，一种人靠美国老遗残+个人帐户，还有一种人是中等以下的人，可以把买首住房，即有一定政策优惠的房再还给政府，政府做反向抵押。　　中国让商业机构操作，很难施行。因为这是准公共品，需要政府操作。政府操作时，找三个机构评估，用最低价进合同，找有信用的银行反向抵押，但是政府有四个条件：　　第一，按揭必须还完，剩余不能高于5%；　　第二，终生社会保险税没有拖欠；　　第三，个人所得税没有拖欠；　　第四，教育贷款没有拖欠。　　居民档案没有具体数据，政府无法弄清以上四种情况。中国政府现在不敢进行操作，因为政府无法保证，所以将商业机构推出来，但商业机构也无法保证。50后、60后手里的房子不知道到有多少价值，想反向抵押不能做价，让孩子在旁边希望继承，是没道理的。所以中国要按照老年服务需求来培育我们的老年产业链条。
三、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1、就业优先战略　　促进就业主要就是四个问题：提高公民就业能力、创造公民就业机会、改善公民就业收入、保障就业场所安全。　　这次我们提到更加积极。什么叫积极？我在这里介绍全球衡量的六个指标。　　1991年的时候欧共体变成欧盟，它在荷兰边界小城市马斯特理赫特开了一个会，想解决更好的就业问题，所以它们从欧共体变成欧盟。欧共体是国家之间的联合，欧盟是联合的国家，他们打通了劳动力市场，想解决失业率持高不下的问题。所以在欧盟协议里增加了“社会政策”这一章，这章规定了两个原则。　　第一，进欧盟的国家必须把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指标。　　第二，政府责任。　　所以就开始出现了为促进就业的公共预算和政府公共项目。　　2000年世界银行对这些项目做了评估，发现有些国家政府花了钱就业并没有提高，我们的辽宁也纳入了，基本排在了全世界倒数第几。辽宁为此很不高兴，说我们政府花了很多钱，培训了很多人。但是它的评估是看就业，它用辽宁大学学生假期，给他们的一点经费，每个人都实名制的进行访问，很多人就业时间很短，收入很低，然后又丢了工作。它用的是结果考评法。现在都是讲结果，不看你花了多少钱。所以在2000年之后，又推出了四个指标：　　第三，公民工业能力的考评。这就是考察基础教育是不是一个不落，有了基础教育才能接职业教育；健康和团队。　　第四，就业市场信息分享。考评第一时间，用工单位和求职的人能不能在第一时间互相接触，这肯定有网络。然后零成本，政府千万不要挣求职者的钱，也不要乱收费。我留学期间在法国参加了一次关于就业服务法律，法国人说英文，但是说到一个词的时候说法文，而且表情特别特殊。后来我就特别感兴趣，我使劲追着问这个词，怎么也听不懂，后来终于有一个会说中文的外国人，他告诉我这个词叫“政治流氓”。法国有很多政党都在争选票，当政党不管它在国家层面，还是哪一个地区执政的时候，它敢收求职者的钱，连讨饭的人碗里那几个欧元都把它偷走，说明这群人就是政治流氓，绝对不能投他们的票。这样就给他们戴了一个“政治流氓”的标签，告诉老百姓这个政党有过这种历史，千万不能投他的票，他上来以后连求职者的钱都敢抢。这叫政治流氓的标签。他们说到这句话的时候表情特别特殊。　　世界银行讲的零成本，实际上不可能是零成本。但是政府全部做服务是不可能的，它必须要有一部分非政府来做，所以可以适当的收一个服务费，但是千万不能在这些人头上随便地挣钱，这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第五，规范灵活用工。信息时代企业用工的场所、信息交流的方式、时间都灵活了，所以用工的方式要灵活。不只是全职全日才是规范用工，要尽可能让非全职、非全日工作有规范，比如劳务派遣、部分时间合同都能纳入一个规范。　　第六，创业带动就业。只有发展服务业第三产业，创业才有空间，中小企业才能生存，大学生才可以进入创业的领地。用它带动就业是有生命力的。　　我们的“十二五”规划把就业作为优先战略，我们说做更加积极，那就是说这六件事都要做。显然这六件事凭一个人社部是做不过来的，它是一个综合发展的问题。　　2、社会保障　　民生实际上有很多问题，主要讲就业保障。第一，让他工作，有持续收入；第二，他遇到困难，帮助他，这是人权的两块基石。　　社会保障是什么？它是social security。　　 social security是一种安全状态。社会保障实际上是国家给公民的一种安全状态。残疾人说我能干多少干多少，我实在不能干了，大家也会帮我的；人力资本低的人说，我努力劳动能养活我一家；人力资本高的人说，我养活了一家我还要给他更好的生活，三种人都有这么一种感觉，这是社会保障。它是一种社会安全，是一种安全状态。　　但这种安全状态取决于三个条件，我们公共管理经常讲三圈论，一个问题从三个角度去讨论，三条腿的板凳可以立足。所以领导讲话最好一二三，讲两点大家会等着第三点，讲四点就有点多，三个方面把它盖全了就可以了。　　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角度。一个国家能让它的公民有安全感：　　第一个问题就是民主的动机是真实的。这里的民主是指的物归谁有、话归谁说。当然特定时期，可能一步到位有点难，但是得朝这个方向走，不能倒行逆施。凡是倒行逆施都是别有用心的。民主动机是真实的，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为谁服务，谁该监督，我们不至于把一些大家公众的事情坐在办公室里把它搞定，弄得社会烘烘嚷嚷的、乱七八糟，搞成这种局面我们再去截访，非常被动。　　如果这是真实的，必然带来第二个结果，国家和政府都是负责任的。整个经济社会和民生保障进入一个中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规划，我们叫国家理财。为什么说美国总统让穷人买房，美国就安全了？他就是让他的家庭实现财富的三分法。这个光靠家庭是做不到的，是需要公共政策支持的。所以社保绝对不是发钱做出纳就可以解决，要进入我们中长期规划。现在各地都是医疗保险多花钱，《社会保险法》里还搞错了概念，让它先行赔付。那是俱乐部，怎么能先行赔付呢？保险搞了100多年，从来没有先行赔付的概念，谁把它塞这个法规里面来了？概念都错了。马路上出现了肇事者逃逸了，让社保基金出钱，让社会保险，俱乐部出钱，那能不能搞一个公共基金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它塞进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有的地方100%报销，为什么破缸取水？为了一杯水，为什么要打破一个缸？你想对这个群体补贴，你在保险以外再给他补贴可以。保险就是共付，为什么100%？就变成政府全付了，变成基金全付。搞民生千万不要加学习、不加思考、不加规划地把民生变成民粹。　　我拿成都的数据做了一个测算，发现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全国纷纷从2010年就亏损。但是人保社往上报的那个，还有4000亿的积累，这样很多政府都觉得，那个钱放在那儿干什么，花呀。结果把这积累拿出来一看，个人账户减掉以后，个人账户的钱政府又不能动，而且还按照年龄结构把企业的缴费30%—40%，有的地方超过50%进个人账户，门诊又统筹了，个人账户干什么用？所以北京可以买油条。结果企业缴费能力下降了，因为缴费负担很重，统筹基金支付能力下降。然后个人账户存的钱放在那里，那算政府的吗？你不能控制了，进个人账户了，这不能算我们的基金结余了。　　第二，趸交，这些年很多地方政府不错，企业倒闭，政府一字趸出来。还有很多人缴费年限不够，退休的时候一次趸好几万。这个趸交是不是应该分摊10年、20年去支出？人家这是为退休以后缴的，为什么算当年结余，充斥当年结余？财富制度说了收付发生制，不是责权发生制。我们财政部不懂这个吗？所以现在的财务制度跟社保信息系统两条轨道不匹配，我都不知道审计怎么审的。这样一个假象造成大家都认为它存钱了，然后还让它花花花，实际上按当年收支，2011年大部分城市亏损了。　　我们跟四川做了一个课题，上个星期在成都课题结项，四川医疗协会就向全国各协会发了一个要求，愿意来就听一听，没想到来了160多人。把四川吓得找钱。哪有一个课题结题会来了160多人，年会都没开出么多人来。为什么？各地全来了。他们说，我们听说了，我们拿你们模型一算都亏损了，这是我们的地雷，我们要共同把它挖出来，而且我们现在管不了医疗服务，这是皮球，必须踢出去，三一联动，光靠医保基金解决不了问题了。就这么一个问题，很多课题组去了都说它结余花10年都没问题，就粗到这个程度。 这是一个养老、一个医疗的例子，看到很多问题。只有政治民主动机真实的国家，理财战略是周全的。　　这两个如果到位，必然会产生第三个结果社会和谐。马克思说资本主义行将灭亡，它们为什么没有灭亡？1883年德国俾斯麦在劳资关系中搞了社会保险，把资本家调教的像儿子一样，发了工资还得交养老金，还有医疗保险、工伤保险，解决了第一次分配。1935年美国搞《社会保障法》，这是再分配，老遗残保障，运行到今天。八十年代他们纷纷进行制度调整，不要消极地说，你看他们给多了吧，所以他们要改。那你还没给呢，完了以后说，他们给多了，我们可不能给。这不是一个起点，不能混乱的。他们到八十年代一看到老龄化，赶紧做调整，这是负责任的。所以他们到今天没有灭亡，和谐的。　　这是三个条件。我们希望这三个条件向一起靠拢，三个一级指标，下面有一系列二级、三级指标。如果三个指标都是非常好的，三圈向一起一靠拢，靠拢的越紧密公民的安全感就越大。如果三个问题，这是个口号、这是没有的、这是不和谐的，三圈就会像气球一样各奔东西，没有安全可讲。老百姓最怕急功近利的政府、急功暴利的公司。　　所以社保是什么？是政治民主、国家理财、社会和谐的集合。它的指标是人均GDP的福利相关性。因此社保的定义是国家抵御社会风险和保障公民基本生活安全的制度体系。这句话我相信大家过目不忘，除了“的”是连词，其它都是关键词。　　它保障的对象是全体公民和缴纳税的外国居民，它满足的是马斯洛需求的第二次层次——安全，不是当前活着。　　它面对的客体是社会风险。在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102号公约中把社会风险归纳为生有所育、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伤有所疗、老残有所养、失业有所帮、灾难有所救。所以它针对的对象是七大风险。所谓社会风险是指的人人都可能遇到危及基本生活安全，两个内涵。所以要求各个国家针对七大风险做出社会保障制度安排。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这个报告中已经讲明，国家的起源是猿人群居。猿人为什么要群居？为了成员的安全。所以国家是这样来的，国家可以永远这样去。国家合理存在的前提是可以给他全体公民提供基本生活安全保障。如果国家不能提供，它的合理性就在消失，有一个量变到质量的过程。公民对国家的第一需要就是基本生活安全保障，不养懒人，但是要补偿工作的人。我们保障不等于是养懒人，只要大家努力工作了，都应该有安全感。所以伊拉克一打仗老百姓就跑了，中国30年代军阀混战，形成海外华人第一浪潮，十年动乱形成第二浪潮，现在跑得也挺多，希望赶快制止。　　社保是什么？它是国家义务，它反映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它一定要进政党纲领，三个代表先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这两个都在书面上，最后责成政府责任。　　这个制度安排需要找钱、管钱、发钱。不容易。找钱有税、有费、有自蓄公助、有捐助、有市场融资，五个工具都要学会使用，中国政府还差得远。我们现在比较自知之明，我们说“十一五”规划中国社保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体系尚未形成，五个筹资工具我们还正在学习。那么基金怎样管理、待遇怎样支付？它要跟CPI等挂钩的。那么支付的方式能不能一个号码一张卡，最后一卡通式的服务呢？所以找钱、管钱、发钱三个环节。　　我们真要实现这个效果，必须有法律上的共识。人们本来不需要法律，可以自律，不自律社会秩序严重混乱，人们想起来立法。所以这种立法首先是要妥协。中国能让医生妥协，实际上医生大多数是好的，只是少数院长和有些科主任，一年几百万收入是期望值。我们搞了一个医生工资测评，有的院长一听，说你们别多此一举了，医院是我们家的事我们自己管，这个很不好。我们能让房地产商退出去，炒房团规规矩矩做生意去。这个让步、妥协是必须做的，但是非常艰难。必须达成共识，可惜的是咱们的全国人大到今天为止没有社会保障立法的概念，也没有计划，搞出个社会保险以为是保障，所以在里面错用了好多词。我们需要针对七大风险各个进行政策安排，我们需要形成一卡通，一个整体的网络式的服务体系。实现克服贫困、改善生活。两极目标要搞清楚，是结构性的问题。　　社会保障的政策工具可以是福利、保险、救助、补偿、互助、职业福利（雇主责任）、个人责任（个人储蓄、自蓄公帮）、慈善事业，最后通过公共服务。九个工具来构建安全大厦，千万不要把中间的一个拿出来替代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一个安全网，里面有九个支柱，千万不要把一个支柱抽出来当这个大厦。瞎子摸象，摸一条腿说，大象是个圆柱形的，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社会保险法》里就犯了瞎子摸象的错误，用一个保险的工具来代替全部保障，这是不行的。我们的全国人大应该好好学习社保的基本概念。我们还要拿出社会保障立法的精神，先出一个立法纲要来，不要一个一个的柱子的搭不起整个的体系框架。　　这张图告诉我们三个问题：针对七大风险中国都有制度安排，所以叫基本框架形成，这个不错。第二个问题，所有待遇都是最低的，所以通货膨胀只要一涨，就有相当一批人吃不上饭，要闹事。所以想跟通货膨胀挂钩，但是挂不了，发现成本太高。第三个问题，人太多了。我们依赖保障生存的人太多了，超过总人口的25%。这还没算这届政府把人均生活费提到1美元，农村有1.2亿人达不到，把已经有低保的人减掉，还有1亿人要补，下届政府上来就要补贴的。还没算这一块就25%了。除了老年人口是不可逆转的，贫困人口、低收入人口、残疾人口都是可以逆转的，出生是可以引导的，老年是不可逆转的。这三个都是我们公共政策失误，政府失灵造成的。它怎么这么多，越来越多？　　从这个课件我们看到三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改善的话，它是个被动的，是个恶性循环。但是中国要想建设社保体系，面临着几个问题要解决，预算要达成共识。到现在是东拼西凑挤出来的，最后划拨过来，没有公开的预算，人大会上不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是在逃避责任，这个筹资是不合理的，我们仅仅用社保费，就等于跟企业要钱、跟个人要钱，所以企业承担了40%，工资总额的40%多作为社保费。再加上住房公积金、半强制的福利，都到了80%。而且统筹层级非常多，筹资的手段是让企业交钱。统筹层级原来是县一级，现在到市一级，想到省一级非常难，所以就形成中央点菜不买单。我们把所得税的60%拿到中央来，干什么用的？看看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出70%是社会保障，因为它除了失业保险是州来收，州管促进就业，联邦管社会保障。把60%的所得税拿到中央来，然后让统筹的层级基本保障是什么？不知道。个人账户混淆、挪用，然后又把统筹的责任，收支平衡的责任放到市一级，现在想放到省一级非常难。把责任放到下面，把钱从企业那里拿，然后中央拿了60%的所得税，当然所得税中国本来就太少，又挪用个人账户，我们是这样一锅粥的在做事情。所以就形成中央点菜不买单，然后地方再反过来跑步前进跟中央要钱，都没把它理顺。这是中央社保体系财政预算、社保费太高的问题、政策的碎片化、服务五龙治水，多部门在管，信息不交流，所以我们建不了社会化的居民档案，我们就永远数不清人头。　　3、公共服务　　胡锦涛去年提出提高社会建设科学化水平主要是找到突破点。我们研究了西方国家。并在2007年做国家社保服务体系建设课题组中做了研究。有两本书可以推荐给大家可以看，一是清华出版社去年出版的《社会保障》，这是作为学校教材；另一个是前年劳动保障出版社出的《关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能力建设》，这是我们这个课题的结果。　　研究了西方国家过去20年，政府是怎么改革的。社会保障是公共服务龙头。因为全球风险大了，社会风险不是小了，反而是大了，老龄化、疾病谱、高失业，所以各国都要加大社保，财政支出将会越来越高。怎么办？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更有效解决这些难题？所以政府改革要顺着这些因素进行。社保涉及全体公民的一生。中国从“十一五”规划解决了城乡整合、覆盖全面，所以社会保障是公共服务龙头。　　龙头上的龙鼻子是社保号，社保号码可以替代身份证。这是必然的，因为身份证号只证明你是中国公民，社保号证明你是中国公民的同时还证明生老病死伤残七个风险情况下所能给予的帮助。社保号码的权益记录三个特点：记录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