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执行院长 赵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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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宇波
    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执行院长
    男，1976年生。1994年至2001年就读于南开大学数学系，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毕业。大学期间，曾先后担任南开大学数学系（数学学院前身）学生会主席和研究生会主席。年，就职于北京飞箭软件有限公司，参与FEPG软件的研发与销售。2008年起，就职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曾担任CAE实验室主任和工程中心主任。2011年兼任广州中国科学先进技术研究所CAE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起，负责筹建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担任执行院长。他是深圳市青年科技人才协会常务副会长，深圳市青年联合会委员。
编辑： 王晓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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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兴起眼球纹身姚洋:中国创新能力惊人 不缺少经济增长点
来源：新华网
作者：思客
　　摘要：我们现在三四线城市空置率那么高，我建议政府发国债购买这些空置房，然后再低价卖给新进城的农民。鼓励农民进城要有政策的支持，这也是提高老百姓福利的一个办法。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创新能力惊人，经济没理由悲观
　　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优势或比较优势还是在机械制造和电子行业。机械电子制造是我们国家长期的主干工业，我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花大力气来做，有一段时间发展不太好，但现在它又起来了，比如三一重工、徐工集团，这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企业。我们在电子设备的制造行业，比如华为，也是走到了世界前列。
　　那电子行业为什么也有优势呢？跟我们搞出口加工业有关系，搞了这么多年出口加工，我们在电子行业积累了海量的知识储备。我觉得中国最终的优势，就是在机械、信息和电子行业结合的地方。几个成功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日本都是在这些行业领域里占据高峰的。
　　最近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出炉，中国排在第25名。这是第一次有中等收入的国家挤进前25。其实好多人低估了中国的创新能力，特别是我们自己，国外其实是很紧张中国的。
　　未来30年，将是中国的技术对他们冲击最大的时候，中国会全面赶上他们。很多处在发达国家低端的国家，他们的压力会变大。我大胆地预测一下，20年之后，能在中国前面的恐怕就3个国家，美国、日本、德国，其他国家恐怕会被中国甩掉。
　　我们跟发达国家在技术的冲突上才刚刚开始。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越来越低，现在大的收购很多是民营企业做的。三一重工收购了德国最好的公路机械制造公司普茨迈斯特，这件事让德国人很紧张，还有张瑞敏将会收购美国通用电气的家电，这些都是强烈的信号，中国下一步就是占领家电行业，现在韩国还是占据一定优势，估计这种态势不会很长，所以我对中国未来是有绝对信心的，经济没理由悲观。
　　内陆地区的城市化会成为未来经济的新增长点
　　内陆地区的城市化会成为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有好多人说中国没有投资机会了，我觉得，中国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越拉越大。相比上海的人均GDP，贵州和重庆还有很长的路可走。经济学里有个收敛理论，就是低收入国家跑得比高收入国家快。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是这样，低收入的地区会跑得比高收入地区快，内部有收敛。
　　今后一个时期，国务院会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如果我们真把这“三个1亿人”问题都解决了，那我们还需要很多投资。
　　现在有人说房地产过剩，我觉得是结构性的，那不是一个真正的总量过剩。农民有没有到城里生活的冲动？当然有。现在农村人娶个老婆的标配是买一辆小汽车，到城里买一个楼房。在农村娶个老婆是昂贵的，大家还是有进城的冲动，在城里头要有一套房子。
　　我们现在三四线城市空置率那么高，我建议政府发国债购买这些空置房，然后再低价卖给新进城的农民。鼓励农民进城要有政策的支持，这也是提高老百姓福利的一个办法。
　　现在是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契机
　　目前为止，供给侧改革的去杠杆进度很慢。这个太难了，去杠杆怎么去呢？大概只有两种办法来解决，第一个就是关闸，把货币的发行闸口给关了，这样杠杆至少是增长缓慢了。杠杆增长得慢，M2增长的速度降下来。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坏账转成股份，这样杠杆能下来。只有这两种办法，否则杠杆是下不来的。所有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所谓的去杠杆，M2的总量是下不来的，最后发现M2占GDP的比重在下降，这是可能的。
　　但中国目前来看，事实上可以通过债转股的方式，把杠杆降下来。国有企业欠了一屁股债，好多企业都被这个债务给拖死了，利息都还不了。这就涉及到所有制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契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下来的，那时基层其实已经在推动了。我们上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其实也是这么改的。上一轮改革到1990年代末的时候，整个银行体系被国有企业这些债务给拖得不堪重负。当时建立了四大资产管理，把坏账拿到市场上去卖，有的甚至一折就卖掉了，结果这些买了债务的企业，包括一些国外的企业，赚了很多。
　　这一轮呢？我觉得打折不用那么狠，拿着这些债务到市场上去卖，很多人会来买。因为我们现在缺的是好项目，不是缺钱，市场上遇到一个好项目，大家都争。我们国营企业的技术方面，实际上有很多企业设备是一流的。如果民资进去，它就能重新运转。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还是要从政府层面有政策的支持，要允许大家做一些混改的实验，允许地方有试错的空间，把权力放下去。
　　哪怕一开始就指定几个省，比如国企负担比较严重的辽宁，现在是负增长，那就自己搞混合所有制改革，债转股。如果改得差不多，能成功的话国家再让大家都去做。
(责任编辑：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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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共话地方债务与金融创新
&&来源：&&作者：郝迎灿、王钦
[提要]&&（郝迎灿、王钦）日前，部分知名专家学者来到贵州凯里，以“地方政府债务和金融创新”为主题开展专题讲座，探讨“新常态”下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应对策略。会上，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以《经济新常态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以《互联网应用创新与地方债务治理》、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马宇以《以开放性思路看新形势下政府融资问题》为题，围绕国际国内政策形势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问题，并就如何利用创新模式化解可能出现的债务问题；如何引导传统的融资平台转型，提升国资运营效力；如何在新常态下形成新的经
　　　本报贵阳2月16日电　（郝迎灿、王钦）日前，部分知名专家学者来到贵州凯里，以“和金融创新”为主题开展专题讲座，探讨“新常态”下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应对策略。
　　会上，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以《经济新常态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以《互联网应用创新与地方债务治理》、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马宇以《以开放性思路看新形势下政府融资问题》为题，围绕国际国内政策形势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问题，并就如何利用创新模式化解可能出现的债务问题；如何引导传统的融资平台转型，提升国资运营效力；如何在新常态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言献策，提出了新颖的、可借鉴的、操作性较强的意见和办法。
》（ 日 10 版）
编辑：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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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搜榜来源：360新闻中国砸在科研上的钱都去哪儿了？
中国政府在科研方面很舍得花钱，2014年国家财政在科研开发方面的投资额达到2000亿美元（约合12424.8亿元人民币），绝对值（约占GDP的2%）位居全球第二， 但麦肯锡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的科研成果质量与砸下的重金不成比例。
下面这张图表，来自麦肯锡最新报告《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图表对比了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在科研创新上的投资与回报。2012年，美国的研发总支出是中国的2倍多，但同年产生的三边专利数量（即同时向美国、日本和欧洲专利局提出申请的专利，通常代表专利质量较高）是中国的13倍。日本的投资金额仅为中国的3/4，其三边专利仍然10倍于中国。
▲四国科研投资产值对比图。
在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汲取创新”（Innovation Sponge）模式，即通过大量吸收并改良国际先进的科技、最佳实践和知识来追赶领先国家。中国企业采取的具体做法包括外资直接投资、购买设备和企业，以及组建合资企业。目前中国的知识密集型贸易额（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外商直接投资和商业服务等产品服务）位列全球第二。
除了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和固定资产投资回报的减少，债务水平的不断增高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全新的压力。麦肯锡在近期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指出， 自2007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债务水平增加了3倍，达到GDP的228%。麦肯锡认为，从现在起到2025年，为了应对以上这些挑战，必须让创新在中国经济的所有行业发挥更大作用。
2010年-2014年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为8%。其中，扣除能源、劳动和资本后的多要素生产率（MFP）代表着创新所作的贡献，而MFP在过去5年中仅占2.4个百分点，为35年来最低水平。 麦肯锡分析，如果中国GDP在未来10年中要维持5.5%-6.5%的增长水平，中国应当让MFP的贡献保持在2-3个百分点。
在考察调研了全球来自30多个行业的2万余家上市公司后，麦肯锡将创新细分为4大类型：客户中心型、效率驱动型、工程技术型和科学研究型。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在前两种创新方面占据优势，但在工程技术型和科学研究型创新上依然落后。
客户中心型创新指的是通过产品和业务创新来解决客户需求问题。采用此类创新的主要行业包括互联网服务与软件、家用电器、家居用品等。在这方面，中国企业坐享天然优势——消费市场庞大，而且活力十足、发展迅猛。按照全球收入占比，中国企业在家用电器、互联网软件、消费电子等6个行业超越了全球同行。
效率驱动型创新通常指通过生产环节的优化来降低成本、缩短生产时间、提升质量。它能够巩固中国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帮助中国向产业价值链上游发展。中国制造企业长期被称为低附加值产品（例如玩具、纺织品、家具）生产商，以及国外公司的签约组装公司。在中国政府主导下，例如太阳能电池板组件、通用化学品、建筑机械和电气设备等知识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力与日俱增。
这一增长主要归功于广泛、全面的制造业生态系统——覆盖率完整的供应商网络、庞大且熟练的劳动力、现代化的物流基础建设。中国的供应商网络规模是日本的5倍；制造业工人有1.5亿人，远多于美国的1400万人和日本的900万人；由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构成的现代化交通网可以确保工厂与全球各地需求的高效对接。
中国各行业的工程创新进展速度不尽相同，政府的推动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表现最出色的是B2G领域（即企业到政府），获得政府订单的企业通过“获取、消化、改善”国外技术来学习创新。这一模式在包括高铁列车（目前中国占全球市场的41%）、风电（20%）和电信设备（18%）等行业最为成功。
在相对落后的产业——例如汽车和医疗器械，中国企业的学习机会相对较少。合资汽车企业经常使用外方已有的产品设计，而许多本地主车厂则选择聘请外国公司负责高附加值的设计工作。
科学研究型创新指的是发明崭新的产品或技术。它不仅能带来最高的经济价值，同时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例如拯救生命的新药）。中国政府视之为重中之重，但到目前为止，国家的投资尚未转化为创新领导力，也没有中国企业凭借科研创新而闻名于世。
2013年，中国科学和工程学博士人数在全球位列第一，为2.87万人。全球最大的文献摘要与科研信息引用数据库Scopus显示，中国研究人员同年在学术期刊上共发表了近44万篇科研论文，数量居全球第二。但这些论文的引用率仅为美国研究者发表论文的一半。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区副院长成政珉（Jeongmin Seong）解释说： “中国的科研投入较多，可是转化效率和其他国家相比较低。这和体制有关，比如说有人才问题、评估研究员、或者大学和研究院的一些机制问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区陈有钢认为除了转化率低之外，人才规模同样是一个问题：“虽然说我们有很多博士，但是真正有世界领先水平的人才规模在中国还不够大。”
报告建议，为了能在未来十年中取得全球创新领导地位，政策制定者应当调整刺激创新的手段：如支持创业，让市场发挥作用；成为高要求的创新客户，而非创新的制造者；使用衡量创新实效的指标；培育强大的地区创新集群等。
对于企业而言，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罗瑞麟（Erik Roth）给出的建议是：“在华开展业务的中资和外资企业都可受益于中国的创新模式。由此产生的创新可用于在本地市场和全球市场的竞争。跨国企业还可采用多种方式应对本土竞争者——击败对手、收购对手或加入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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