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解释:为啥2017年经济目标下调至6.5%左右?_网易新闻
发改委解释:为啥2017年经济目标下调至6.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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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发改委解释：为啥2017年经济目标下调至6.5%左右？）
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经济目标是6.5%左右，比上一年的6.5-7%目标有所下调。对此，发改委在今年提交全国人大的报告中指出，这符合客观实际，又符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发改委提交全国人大的报告详细解释指出，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主要考虑：一是符合客观实际。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2016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74万亿元，今年预期6.5%左右的增量，超过%的增量，同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也是很高的速度。二是符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与“十三五“规划目标相衔接，在2016年已经实现6.7%增长的基础上，今后4年，只要年均增长6.5%左右，就可以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三是能够满足就业目标需要。保持经济发展速度，推动经济发展，有利于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四是有利于稳定社会预期。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要更加注重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集中精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积极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为深入推进各项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布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指出，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符合经济规律和客观实际，有利于引导和稳定预期、调整结构，也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相衔接。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2016年实际的经济增速为6.7%，实现了1300万以上的就业增长。今年经济增速目标为6.5%左右，完成1000万以上就业目标，难度不大。
之所以下调经济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解决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相协调的问题。年经济增长中，金融、房地产业贡献较大。其中，2016年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增加值新增分别是6875亿元、4632亿元，占GDP新增比例分别为10.2%、6.87%。也就说，2016年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整体达到了17%左右。而经济增速目标的下调，也符合目前经济的客观规律。1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目标不断调整。2004年，中国经济增速目标是7%， 到2005年调整为8%左右，2006年到2011年也维持8%左右的目标。2012年，经济目标调整为7.5%左右，年目标变为7%左右，2016年变为6.5%-7%。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责任编辑：赵顺_NF4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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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6.5%的增长目标是主动下调——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 中国投资
只要稳住了经济增长，我们就稳住了就业，稳住了社会，稳住了市场预期
文｜牛犁 陈彬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不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有明显的创新和突破。从形式上看，政府工作报告文本首次印上二维码，扫描后可以播放动画短视频和图表，对主要指标和任务加以解读。从内容上看，“数字家庭”“河长制”“海绵城市”、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国家公园体制”“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新概念都纳入到政府工作报告之中，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政府工作报告将“2017年我国GDP预期增长目标下调为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这一预期增长目标不仅符合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发展变化的规律，而且可以满足就业等基本民生需要，也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6.5%的经济增速符合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发展规律
纵观当今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历程，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后，都要面临经济减速换挡的过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连续35年保持年均9.8%的高速增长，近几年来，逐渐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是由于我国要素禀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是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例持续下降，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降至71.5%，较2011年的峰值减少了2.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长期以来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丰富廉价的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资源也基本发掘完毕，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增速明显下降。劳动力资源将变得更加稀缺，并将带动整体工资水平的上涨。二是储蓄率将高位回落导致投资率回落。截至2016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5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攀升至10.8%，“银发时代”的到来将增加社会的消费需求，而降低社会的总储蓄率；我国目前正在构建的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将弱化国民的储蓄动机，使储蓄率出现下降趋势，从而导致资本积累下降。三是制度以及技术红利的释放效应减弱。当前，我国的各项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面临的是要突破多年来固化形成的制度和利益的“藩篱”，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前所未有；我国经济在对外开放进程中充分吸收利用了国外的先进设备、技术及管理经验，但是未来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要比单纯的“模仿式”技术引进耗费更多的精力和资源。
所以，未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符合潜在增长率的内在发展规律，经济增速目标的下调是向潜在增长率水平的收敛。
6.5%的经济增速可以满足就业等基本民生需要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来看，6.5%左右的目标增速比往年低，但这一增速目标体现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要求，保持这样的增速，经济增长既不会失速，又能稳住大局，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6.5%左右的经济增速，也兼顾了资源环境等因素，兼顾了实现全面小康的要求，在2016年已经实现6.7%增长的基础上，未来4年如果我国能够保持6.43%左右的经济增速，就能实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并且，稳增长主要是为了保就业，就业稳定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就稳固。在经济增速目标下调的同时，就业预期目标不降反升，2017年城镇新增就业计划实现1100万人，比2016年增加100万人。
经济增速目标下降，新增就业目标上升，并不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近年来，一方面我国面临着大学生、农民工等群体快速增加带来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面临淘汰落后产能带来的转岗安置人员的失业压力，但是仍然实现了每年实际新增就业超过1300万人的成绩。首先，这是由于经济增长带动就业的能力在不断增强。2010年我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人数仅为110万人左右，而2016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至超过190万人。其次，经济结构变化为吸纳更多劳动力提供了可能。2016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上升至51.6%，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8.2%。研究表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也就是说服务业生产每单位的增加值要比制造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因而服务业比重上升可以带动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再次，新主体新业态的发展为劳动力就业提供了广阔空间。随着“双创”系列政策的出台落实，2016年日均新登记企业达1.5万户，共享经济茁壮成长，全职从业人员超过1000万人。因此，6.5%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满足新增就业的需要。
6.5%的经济增速符合经济运行客观实际并留有余地
符合经济运行客观实际的增长目标下调，并未引起大家对今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变得悲观，反而从制造业PMI等多个先行指标来看，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在改善，信心有所增强。事实上，去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开始逐步显现，许多经济指标释放出良好的信息，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在增强，这些都表明今年经济目标的实现是有基础的，完全有可能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
从年初情况来看，实体经济的活力在增强，经济效益在好转，供求关系表现出积极改善。主要表现在工业品出厂价格在恢复性上涨，1~2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平均上涨7.3%，全社会用电量增长了6.3%，铁路货运量增长14.5%，电信和快递业务量都是大幅增长。工业经营状况的好转，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尤其是民间投资恢复性增长，1~2月民间投资增长6.7%，比去年全年提高了3.5个百分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继续取得积极进展，1~2月，全国新登记企业继续增长11.2%，达到日均新增1.2万家的水平。新业态的成长也带动了就业的稳定增长，1~2月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88万人，同比增加16万人，31个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上在5%左右。居民消费物价总体维持稳定态势，1~2月平均CPI为1.7%，扣除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核心CPI是2.0%，涨幅处于温和区间。外部需求略有改善，1~2月外贸出口增长4%，连续下跌9个月后由负转正。
从上述指标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态势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的发展态势。尽管我国经济运行中仍然面临较大困难，但是通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6.5%左右的增长目标。
6.5%的经济增速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6.5%左右，有助于摆脱“保增长”的束缚。主动调低经济增速目标是为了把更多精力放在调结构、促改革上，更加努力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使得我国经济增长更加持续健康。尽管近期经济运行回暖信号增强，但是，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主要经济体政策走向及外溢效应变数较大，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谈判、欧洲主要国家大选、东北亚局势紧张等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多。当前国内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等结构性问题突出。同时，我国经济增长缺乏新的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支撑点，居民收入增速放缓，财政收支矛盾较大，各类金融风险隐患上升，基建投资受困资金来源，民营企业投资活力不足，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一些地区严重雾霾频发等。
因此，必须坚持“稳中求进”，保持经济适度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引导各方面更加集中精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有利于防范经济金融风险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下调GDP增速表明不再搞强刺激，只要经济没有太大波动，就可以进一步推进“调结构”和“促改革”方面的工作。保持政策定力，在经济平稳增长确保2020年实现两个“翻一番”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关键领域改革，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大结构调整力度，让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得到提升。
6.5%的经济增速仍将对世界经济做出重大贡献
近年来，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减弱。新兴经济体中，印度虽然增速较快，但由于经济体量不大，还不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巴西、俄罗斯等国尚未走出衰退的阴影。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我国经济还能保持6.5%左右的增长，将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特别是我国经济总量已经高达11.2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6.5%的增长将能带来大约7000亿美元的经济增量，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
当前，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联动发展机遇；我国已进入消费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贡献不断提升的发展新阶段，将为世界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企业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蓬勃发展，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加快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也对发达国家拓展市场、增加就业和缓解债务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将是一个新动能加快成长和结构持续优化的过程，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增长的质量将更高，对全球经济的正向溢出效应将进一步增强。
总地来说，只要稳住了经济增长，我们就稳住了就业，稳住了社会，稳住了市场预期。新的一年里，在保持6.5%左右的增长水平下，我国经济运行将继续朝着提质增效的方向迈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取得实质性进展，国企、财政、金融、社保等基础性改革将逐步落地显效，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将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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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2017年中国经济实现6.5%的增速是否有难度？
　　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17年预期GDP增长6.5%左右，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的结果。
　　2017年中国经济形势如何，GDP增速下调至6.5%左右的目标是否有难度？通胀走势如何？财政赤字拟定3%，政府债务是否值得担忧？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就外界关心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如何形成长效机制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
　　裴长洪认为，2017年中国经济要实现6.5%的增速不难，一定能实现。2016年民间投资增速已经很低了，2017年民间投资继续惯性下滑的可能性不大。今年CPI突破3%的可能性也不大。去年由于结构性的原因，导致房价上涨过快，需要调整经济结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让资金资源更多流入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业务、技术创新的部门。
　　实现6.5%的增速不难
　　记者：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不断走低。2016年GDP实现6.7%的增速，有点超出外界预期。2017年经济实现6.5%的增速是否有难度?
　　裴长洪：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速，这个过程是平缓的，增速在有序下降。
　　2016年给出的是一个预期增长区间，目标是实现6.5%-7%的增长，主要为了实现到2020年GDP总量和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作为&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希望能有好的表现。由于2016年经济实现了6.7%的增长，今年的压力小了一些，弦不用绷得那么紧。2017年中国经济要实现6.5%的增速不难，一定能实现。
　　外界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主要是不适应从高速到中高速的转变。过去政府调控经济只要干一件事，投资增速上去了，经济增速自然就上去了，所以各地普遍地建设开发区、招商引资等。现在转为中高速增长，要更多提高经济质量，做的事情细致得多，指标不再那么明确，不能只靠GDP这一项指标。产能过剩、投资回报率低、生态环境污染等，都是经济质量低的表现。
　　从中国经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2017年实现6.5%的增速不难。比如，从需求端考虑，社会消费品零售比较稳定，基本是10%-11%的增长，现在外需对经济影响不大，投资保持8%-10%的增长区间，就能保证GDP6.5%左右的增长。从三次产业来看，因为服务业基本能保持7.5%的增长，现在难的是二产，如果工业增加值能保持在6%-6.1%左右的增长，GDP也能实现6.5%的增长。
　　记者：2016年中国经济实现6.7%的增长，但民间投资增长低迷，似乎仍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
　　裴长洪：2016年GDP实现6.7%的增速，投资保持在8%以上的增速，最重要的力量是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投资。
　　基建投资很关键，也是需要的，因为从长远来看，基础设施投资还是短板，政府要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起牵引作用。像高铁、高速公路、地铁、农田水利建设等基建项目，都是长期投资，民间投资要参与的话，回报周期很长，他们未必感兴趣。而且，有些公共产品服务属于福利性质，让民间资本参与不现实。
　　2016年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有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强求他们提高投入不容易，要容许民间资本有一个观望期、适应期。因为现在民间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剩下来的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建设，民间资本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这里面要推进改革，比如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项目是公共产品，但不能说全部都是福利品，像义务教育属于国民福利，让民间资本参与不现实;但还有很多其他教育服务，可以放开让民间资本参与。
　　2016年民间投资增速已经很低了，2017年民间投资继续惯性下滑的可能性不大，即便再低一点，问题也不大。对于民间资本投资，我不是太担忧。
　　今年通胀不会突破3%
　　记者：2017年CPI预期涨幅在3%左右。随着去产能进程的推进，去年10月份以来PPI涨幅较快，2017年通胀是否值得担忧?
　　裴长洪：这几年来看，外界主要担心出现通缩，害怕物价上涨幅度很小。国际上大部分经济体都希望能实现2%以上的通胀，但是很难。
　　我国2016年CPI上涨2%左右，2017年通胀目标设定是3%，2017年CPI突破3%的可能性不大。因为CPI的主要构成是食品，肉、奶、蛋、菜在CPI中的权重很大，农产品(11.760,0.04, 0.34%)生产周期都比较短，短时间内就能满足供应，不具备持久涨价的可能性。
　　因为2016年去产能的推进，压缩产能，使得钢铁、煤炭价格有所反弹，价格比过去的低点要高，但并没有达到过去的高点。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概是9%左右，这个需求量不大。此外，PPI作为上游产品传导到下游肉蛋奶上，传导性会层层减弱。
　　大家平常说物价很高，多指的是房价，但房子的销售价格不包含在CPI中。跟住房有关的、在CPI中有反映的是&住房租赁价格&，属于当期消费，但这个指标比较滞后，不能反映现实的租赁市场。所以，2017年CPI超过3%的可能性不大。
　　记者：2017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是1100万人，比去年预期多了100万人。今年强调要就业优先，就业是否值得担忧?
　　裴长洪：2016年城镇新增就业增长目标是1000万，但实际完成了1300万人，原来目标是留有余地的，今年的余地小一点。
　　今年就业的主要难点是大学毕业生人数增加，2017年大学毕业生约795万，比往年增加80万-90万，今年就业预期目标比去年多了100万，就是出于这方面考虑。
　　大学生的就业是有要求的，不能让他们大量地去送快递，希望能多提供一些和大学毕业生学识、技能相匹配的工作岗位，就业上需要有结构性的调整。这是今年就业的难点，希望能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发展新经济，将经济推至一个新的发展水平，来实现大学毕业生的充分就业。
　　政府债务总体风险不大
　　记者：2017年赤字率拟定为3%，赤字规模为2.3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000亿元。债务问题是否值得担忧?财政部去年来，加强了对地方债的风险管理，地方债存在隐性扩张的趋势，这部分是否存在风险?
　　裴长洪：去年财政赤字率也是3%，赤字率是财政赤字规模占GDP总量的比例。今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本以为赤字率会高于3%，结果仍然延续去年赤字率水平，因为今年GDP按照6.5%的增速有望达到80万亿元左右，因而赤字的绝对规模增加了2000亿元。
　　国际上虽有3%这个标准，但发达国家赤字率突破3%的比比皆是。考虑债务问题的时候，需要和资产进行比较。中国经济制度和西方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资产规模很大，但西方国家公有资产比重很低。如果按照资产负债来算，我国政府负债水平也比较低。
　　地方债总体风险不高。地方融资平台举债发债、PPP项目等，名义上是公司债务，虽然可能这些公司有政府背景，但不能把公司债和政府债混在一起。个别地方可能存在债务问题，但是中国现行体制，不至于出现什么全局性的风险。
　　让资金更多流入实体经济
　　记者：2016年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有人担心是资产泡沫，是否因为货币流入太多?
　　裴长洪：是否是资产泡沫，不同人有不同看法。所谓资产泡沫，是根本没有需求，但是价格上涨很快。不能简单看价格上涨很多，就说是资产泡沫。判断是否是资产泡沫，要从最后结果来看。目前，部分热点城市的房价还是比较坚挺，掉不下来，这很难说是资产泡沫。
　　货币流入太多，这个是有道理的。2016年货币增长速度只有11.3%，增速并不高。为何不高的货币供应量导致房价这么高?因为别的部门都不吸收货币，房地产部门吸收货币多。去年新增贷款里面，45%左右是房地产贷款，银行贷款中25%流入房地产，这个比例偏高，造成了房价上涨过快。
　　这是因为别的部门不吸收货币，因为没有资金需求，或者说是商业银行对别的部门风险比较担忧综合导致的结果。事实上来看，个人买房比较安全，房贷违约率很低，对商业银行而言是比较好的业务科目，比较放心房贷，导致房地产资金流入较多。11.3%的货币供应量并不高，由于结构性的原因，导致房价上涨过快。
　　记者：货币供应较多流入房地产领域，是否可持续?
　　裴长洪：这导致房地产片面过热，金融对实体经济、创新驱动等支持力度偏小。后续需要调整经济结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让资金资源更多流入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业务、技术创新的部门。
　　实际做起来有难度，因为创新的部门，市场预期很难做。需求的创造有一个过程，提供了某种新产品，未必会形成相应的需求量。而且，创新风险比较高，并非所有的创新都能获得成功，某项创新若失败了，流入的信贷资金可能就形成不良信贷。
　　房地产不同，房地产市场已经很成熟，居民买房的心理很普遍，购置家庭资产的愿望很强烈，这种资金流向有路径依赖，配置在房地产很安全。
　　建议培育房屋租赁公司
　　记者：今年房地产调控，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坚持住房的居住属性，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房地产调控应该需要什么样的长效机制?
　　裴长洪：在土地供应上做文章的回旋余地不大，对少数房价涨得最快的地方，增加供地并不能持续很长时间。
　　税收方面，房地产税是否能抑制高房价是个很悬的问题。热点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卖方要比买方强势，加征房产税，又变成了买房人的负担，未必会抑制房价。
　　所谓长效机制，在我看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法制化，一个是市场的可持续性。
　　从法制化手段来看，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从市场可持续性来看，北京、上海、深圳等房价虽高，但房租并不高。在保证住房方面，相当一部分要靠住房租赁，不一定靠公租房，可以培育一批房屋租赁公司，即开发商建房子之后不卖，转而租赁房子。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确实也有提到要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立法，加快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住建部也在推进相关工作。一线城市租赁市场基本市场化了，培育租赁企业能解决什么问题?
　　裴长洪：租赁市场确实要发展。解决城市住房问题，一个靠卖房，一个就是出租住宅。
　　我国城市的租赁市场，多是个人行为，就像股市中大量都是散户一样，需要培育法人经营主体。西方国家住房租赁多是法人主体，个人直接出租房屋的是少数。开发商持有物业转为房屋租赁公司，对规范租赁市场意义很大。市场中如果都是散户，市场难以规范，这跟股市是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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