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旱作农业集成技术的推广，过去粮食生产长期不能自给的甘肃中部旱作区，如今已成为全国粮食生产大县和先进县，变成了粮食主产区。

　　由于甘肃省降水期集中，面对气候由干旱向半湿润转变，甘肃省将继续压缩低产易旱夏杂粮种植面积，稳步扩大高产玉米、马铃薯等秋粮的种植面积。随着甘肃省调整种植结构，把河西打造成经济作物主产区的同时，中东部大粮仓也迅速崛起……

　　河西商品粮基地的蜕变

　　河西走廊曾获全国十二大商品粮基地之一，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尤其是 “带田”的出现，粮食种植一季变两季，奠定了河西粮仓的基石。

　　临泽县农技中心主任王舜奇介绍说，农民种地的时候一行小麦，一行玉米，看起来像一条条带子一样，被老百姓称为“带田”。

　　“带田”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光热水土资源，一亩地里小麦和玉米的产量相加能够达到1000公斤，被称为“吨粮田”。 1988年，临泽县以亩产617公斤粮食而获得“全国一熟制地区粮食单产冠军县”。

　　回忆起这段光辉历史，临泽县平川镇三一村农民张大文自豪地说，他家虽然只有5亩耕地，但小麦套种玉米，每年产粮在5000公斤以上，家里的粮食吃不完。

　　“吨粮田”的出现，让河西粮食产量猛增，曾以30％的耕地提供了全省70％的商品粮。张掖更以5％的耕地提供了全省35％的商品粮，是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让河西人引以为豪的“吨粮田”种植模式是以高耗水为代价来生产粮食的，一亩地一年要浇十次水，亩耗水接近1000立方米。

　　在河西地区，由于传统的大水漫灌挤占了生态用水，导致三大流域生态恶化，一场围绕以节水为主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也展开了。张掖市选择了建设节水型社会，率先向耗水量较大的“吨粮田”开刀，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压缩高耗水、低效益作物，促进用水结构和农业供给侧的改革。

　　今年春季，记者随同“陇原春耕在行动”媒体采访团前往河西看到，昔日金灿灿的麦浪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绿油油的制种玉米和一座座白色的温室蔬菜大棚。

　　走进张掖市甘州区春绿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蔬菜分拣基地，几十名拣菜工人将大棚里采摘的娃娃菜层层剥皮，只留一个拳头大的菜心，经冷藏后供应南方市场。

　　该合作社负责人高龙介绍，发展温室蔬菜不仅更节水，效益也高。今年娃娃菜一棵1.5元，亩收入7000多元，赶上了一波好行情。

　　目前，张掖市蔬菜种植面积已近70万亩，计划到2020年面积达到100万亩，力争把该市建成全国一流的高原夏菜生产基地、西北内陆蔬菜出口创汇基地。

　　武威市围绕以水定结构、以水定产业，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确立了“设施农牧业+特色林果业”的主体生产模式，成为今后农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民勤县苏武乡橙槽村村民吴新荣家原来有20亩地，关井压田后只剩下8亩多。吴新荣说，每亩地只配水200立方，传统的小麦等耗水作物种植行不通了。

　　当地政府通过考察提出了发展葡萄产业的思路。去年吴新荣8亩葡萄收入3万多元，更重要的是采用膜下滴灌技术，亩节水一半以上，这也是在河西难见小麦种植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武威已发展成为全省重要的优质设施蔬菜、肉类生产基地和农业部北方大中城市冬季设施蔬菜生产基地。

　　业内人士指出，过去解决甘肃吃粮问题是建立在河西商品粮基地和陇东粮仓上的。现在河西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比种粮的比较效益高，加上水资源的制约，再恢复到种粮上可能性不大，陇东粮仓同样也在发展蔬菜果品产业，在这种情况下，确保粮食安全，要在保护好河西走廊等经济条件好的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全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把粮食生产的重点逐步转移到中东部旱作农业区。

　　粮食主产区向中东部转移

　　秋季是收获的季节。走进甘肃省中部地区，由于这两年的降雨增多，昔日的荒山秃岭上绿色植被覆盖，田野里是生长正旺的玉米、马铃薯等作物把大地染成了一幅绿色的油画。

　　香泉镇陈家屲村里，连片种植的马铃薯花开赛牡丹。安定区农技中心副主任冉平介绍说，这里属于山旱地，平常露地马铃薯亩产3000来斤，自从国家旱涝保收标准农田示范项目在这里实施以来，采用地膜加膜下滴灌技术，旱地变成了水浇地，亩产达到了8000斤，产量翻了近两倍。

　　另一方面，安定区推广的黑膜种植马铃薯平均亩产1521公斤，比露地平均亩增产681公斤，增幅达81%以上，有效解决了多年来困扰安定区马铃薯因春旱严重导致下种困难、出苗不全或青头薯多等问题，不仅提高了产量，而且提升了品质，取得了全面成功。

　　经过多年的发展，2016年定西马铃薯年种植面积300万亩以上，居全国第二位，马铃薯总产量500万吨以上,总产值148亿元,跻身于全国三大马铃薯主产区。

　　继马铃薯产业之后，玉米种植也成为中部干旱地区的又一大产业。在安定区宁远镇薛川村，村支部书记董智粱带领两个帮扶贫困户，种植的马铃薯、玉米以及杂粮的旱作农业面积达到了200亩。

　　董智粱说，以前大田种植庄稼，广种薄收，打的粮食还不够吃，种地没有信心，好多人外出打工，现在依靠地膜技术亩产提高了很多,种地的收益不比外出打工差。

　　近年来，该区全力推广以全膜玉米为主的旱作农业技术，面积由2007年的不足2万亩扩大到今年的126万亩。在高产创建中，全膜玉米平均亩产达到901.8公斤，在全国旱作区玉米种植中处于领先水平。

　　在旱作农业技术的推动下， 2012年安定区粮食总产首次迈上10亿斤新台阶，总产量为51万吨。 2011年，国务院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获得了建国以来安定区在粮食生产上获得的最高荣誉。

　　“荒什么也不能荒庄稼，种什么也不能不种粮食”。在通渭，从大饥荒中走出来的人们对这一认识深入骨髓。“以前主要以种小麦为主，广种薄收，亩产只有两三百斤，遇上大旱，连籽种都收不回来，而种玉米棒子只有一拃长，产量更低，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通渭县襄南乡东坪村农民孙爱红一家3口人的生活基本上靠外出打工的收入支撑着。

　　2007年他在自家承包地里试种了几亩全膜玉米,长势良好,喜获丰收,其保墒增产的稳定性在2007年的旱灾和2008年的雹灾中得到了验证,这个“旱不跨,打不倒”的“铁杆”庄稼使他的心里萌发了扩大种植面积的念头。

　　如今，孙爱红成立了通渭县爱红农业专业合作社，流转周边农民的土地1000多亩，专门从事玉米等农作物规模化种植，赶上风调雨顺的一年，产粮100万斤以上。被农业部授予“全国种粮大户”荣誉称号。

　　通渭县农技中心主任王旭军认为，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的成功推广，使该县以玉米、马铃薯、小杂粮为主的粮食作物产量逐年提高，2015年达到46万吨，实现“九连增”。2次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1次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厚重的会宁县农业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人与自然奋力抗争的血泪史。多少年来，勤劳朴实的会宁人民在这块广袤的田野上与大自然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

　　2010年，会宁县把推广全膜双垄沟播技术作为抗旱增收的“一号工程”，提出要发展100万亩。当年这项技术的推广面积在会宁县突破了100万亩以上。如今，会宁县每年推广“全膜双垄沟播”种植面积100万亩以上，连续4年获全国粮食生产大县奖励，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成为名副其实的产粮大县。

　　近年来，全膜双垄沟播等主推旱作农业技术已在全省50个县（区）大面积推广，受益农户达到164万户。其中，环县、会宁、通渭、安定、镇原5个县（区）推广面积超过100万亩。

　　甘肃省农牧厅副厅长杨祁峰评价说，这些过去粮食生产长期不能自给的严重干旱区，如今已成为全国粮食生产大县和先进县，旱作农业区已经成为甘肃商品粮基地和粮食主产区。

　　粮食从调入到调出的转变

　　钟家岔村位于会宁县甘沟驿镇东北部4公里处，属典型的旱山塬区贫困村，年降雨量400多毫米，蒸发量在2000多毫米，土地贫瘠，庄稼成活率低。

　　“年年种小麦，年年不见有收成。”钟家岔村村民史治军回忆说，1991年年景最好，70多亩地收了5000多斤小麦。2011年种了10亩小麦，只收了300斤小麦。这曾是甘肃省干旱山区粮食生产的一个缩影。

　　由于干旱少雨、水资源短缺，过去农业生产一直处于小旱小灾、大旱大灾、年年遭灾、年年抗旱的被动局面。旱作农业区粮食生产长期以来低而不稳，单产水平低，小麦亩产量在100公斤左右徘徊，人均占有量少，年际间波动大，严重影响着甘肃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

　　甘肃省从2004年开始，粮食产量连续保持在800万吨，一直稳步地在上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甘肃省成功总结了集“地膜集雨、覆盖抑蒸、垄沟种植”为一体的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模式，开辟了一条干旱半干旱地区发展粮食生产的新途径。

　　杨祁峰评价说，全膜双垄沟播技术集覆盖抑蒸、地膜集雨、垄沟种植为一体，把自然降水的利用率提高到80%，改善了原来不能种植玉米的部分山旱地的水分和地温条件，把玉米种植区域扩大到年降雨量250毫米区域。

　　实践证明，采用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种植的玉米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最高可达900公斤，增产35%以上。种植马铃薯可增产30%以上。旱作农业长期以来是“风险”农业，而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给旱作农业上了“保险”，改写了旱作农业产量低而不稳的历史，让广大农户从中真正得到了实惠、尝到了甜头。

　　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推广面积由2006年的12万亩增加到目前的1500万亩，年均生产粮食在800万吨以上。据统计，“十二五”期间甘肃省累计推广全膜双垄沟（侧）播技术面积达到6742万亩，累计生产粮食3837万吨。截至2016年底，全省粮食生产连续13年获得丰收，连续10年增产，创历史新高。

　　特别是从2011年“十二五”开局之年起，连续5年产量稳定在1000万吨以上，先后跨越了1000万吨、1100万吨两个大台阶，“十二五”末达到了1171万吨，人均占有粮食达到452公斤，与全国人均占有水平基本持平。

　　省农牧厅种植业处处长李福自豪地说，201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并连续五年稳定在1100万吨以上，其中旱作农业贡献率达到70%以上，旱作农业占全省35%的粮食播种面积，生产了占全省70%的粮食，全省人均粮食占有量从390公斤增加到430公斤以上，与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基本持平，实现了全省粮食生产由总量基本平衡到有部分调出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一个根本性变化和历史性成就，也是全省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小麦增产也找到了突破口

　　走进景泰县永泰村，这里有名的和尚头小麦刚刚收割完。

　　景泰县一丰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翟正娇说，这里小麦产量很低，即使遇到雨水多的一年，亩产也就300来斤。

　　由于干旱少雨，旱地小麦常年平均亩产仅160公斤左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种植效益低而不稳。

　　甘肃省属北方冬春麦混种区，小麦是第二大粮食作物，也是群众的主要口粮，在全省粮食安全中占有重要地位。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种植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马铃薯、玉米等特色优势作物，南部条锈病核心越夏区减少小麦面积，河西和沿黄灌溉区逐年扩大经济作物面积，再加上小麦种植效益较低，全省小麦种植面积持续下降，小麦播种面积已由1985年的2229万亩下降到2014年的1184万亩，29年内下降了1045万亩，导致省内小麦产不足需，每年全省小麦需求量约450万吨，而生产量仅250万吨左右，缺口近200万吨，供需矛盾较为突出。

　　历史上，甘肃省的粮食种植主要以小麦等夏粮作物为主，但是受制于水资源的短缺，产量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上。为此，科研技术人员积极针对小麦生产采用地膜抗旱技术的研究，希望能依靠技术支撑推动小麦等夏粮作物生产水平有一个较高的提升，但是成效并不明显。

　　当时种植的地膜小麦，要在膜上打孔，小麦需从孔里长出，遇到刮风就容易造成麦苗与孔洞错位，导致苗情差，成为该技术难以逾越的一条鸿沟。这一技术的最终破解却是甘谷农民无意中的一锨土。

　　甘谷县农业局总工程师李福来回忆起当初的情景颇有几分得意。

　　李工程师说，地膜小麦技术的推广一直在甘谷就没有停过，为了解决麦苗与孔洞之间的错位，他们做了好多尝试，用土在麦苗周围进行固定，这样错位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更加费工费时了。

　　为此，李福来和村民们为了省事，索性在地膜上用铁锹撒一层土，不仅把地膜固定住了，也省工省时。

　　地膜小麦技术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探索，“一锨土”将制约这一技术的瓶颈打破，终于获得了成功，后来被农业部专家称为“甘谷模式”，给予高度评价。

　　2001年开始，甘谷在该县部分山区进一步试验验证该技术的增产效果和降本增效作用，到2006年示范面积达到2万亩以上。结果表明，全膜覆土穴播小麦技术能有效解决常规地膜覆盖技术播种穴与幼苗错位、生产成本高、效益低的问题，弥补不足，集雨保墒效果明显，增产显著。

　　2010年，大石乡河南村村民王效明家种了10亩小麦，其中8亩采用全膜覆土穴播技术种植，有2亩没有铺膜，收割打碾后一对比发现差别很大，铺膜的亩产在200公斤左右，而没有铺膜的只有75公斤，加上地膜玉米种植，2011年的粮食产量达到了5000公斤，是他家打粮最多的一年。

　　在王效明家的粮库里，他指着两个粮仓说：“都装满了粮食，一家人几年都吃不完。”

　　为促进小麦生产发展，确保口粮绝对安全，2014年农业部近期召开了黄淮海地区小麦生产发展座谈会。会后，甘肃省农牧厅专门出台了抓好小麦生产的通知。

　　李福介绍说，今后一个时期，甘肃省小麦生产发展的总体思路是：稳定面积、主攻单产，改善品质、提高效益，促进小麦生产稳定发展。

　　业内人分析说，甘肃中部地区农业通过30多年发展，已经结束了靠吃救济粮的历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看，中部地区粮食生产有四大优势，首先是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大，这是发展粮食生产的一种基本优势；其次是这些旱作区因多种因素制约，粮食种植的比较优势明显，还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其他作物来替代；三是农民对种粮的感情非常深，生产粮食的技术和经验也很成熟；四是随着“雨带北移” 更加有利于中部地区粮食生产。

　　旱作农业引发三大转变

　　实践证明，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的推广改写了旱作山区农业产量低而不稳的历史，结束了被动抗旱的局面，正在引发着旱作农业发展的革命性变革。

　　长期以来，通渭县的农业生产以传统的、低效的冬小麦种植为主，一般年景因干旱减产15%-20%，亩收益不到200元；干旱年份东南部减产50%-80%甚至绝收、西北部减产30%左右。据测产，近几年全膜玉米平均亩产630公斤左右，1亩全膜玉米的收成相当于5亩左右小麦的收成。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的推广应用，使甘肃省旱作区粮食亩收入从原来的不到200元增加到现在的1000元。据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以来，甘肃省旱作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部分中，有60%来源于旱作农业效益增加。

　　多年来，旱作农业区农民一直围绕吃饭谋划生产，没有突破“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养鸡下蛋换油盐”和广种薄收、粗放耕作的传统生产模式。另一方面，旱作区降雨主要集中在秋季，且时空分布不均，具有与夏粮作物生长错位的特征，各地顺应天时和作物生长规律，压夏扩秋，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和品种结构，大力发展马铃薯、玉米等特色优势产业，力求降水期和作物需水期相吻合，着力缓解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旱作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不但优化了种植业结构，而且旱作农业的大面积种植，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种植、区域化布局，农业生产开始由靠天吃饭向可控农业转变、由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引发的变化，已经突破了“种”的范畴。围绕全膜玉米的大面积种植，通渭县扶持兴办了农膜生产、玉米淀粉加工和饲草加工企业，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同时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新建养殖场13个、养殖小区5个，新增基础母牛2.9万头，牛存栏达到5.8万头，促进了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安定区以玉米秸秆为原料，大力推广青贮氨化技术，带动该区畜禽饲养量达到540 万头（只），畜牧业增加值达到8.2亿元，形成了农牧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为农民开辟了增收致富的新渠道。

　　滚滚东流的黄河一路奔涌，在内蒙古高原拐了一个“几”字型巨弯，冲刷出被誉为“塞外粮仓”的八百里河套平原。盛夏时节，记者来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河套灌区，这里的小麦7月底已基本收获完毕，时常可见开着农用车、拖拉机的农民在收购点排队出售新麦。

　　巴彦淖尔市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也是我国优质春小麦主产区。近年，全市粮食种植面积保持在500万亩左右，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60亿斤以上。今年，该市种植小麦142万亩，产量预计比去年有所增加。行走在这片沃土，不时能看到一些可圈可点之处，看到为“塞外粮仓”持久丰盈提供动力的那些源泉。

　　种植有订单粮农吃了“定心丸”

　　8月初，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建设南路的内蒙古恒丰食品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小麦收购点，59岁的临河区干召庙镇乌兰村村民赵中华和同村十几位村民结伴出售小麦。检质、过磅、卸粮、结算……卖完粮的老赵一算账，笑容绽放在黝黑的脸上。老赵今年种了12亩小麦，这次卖了1.06万斤，加上家中留下的2000斤口粮，老赵的12亩小麦平均亩产1050斤，每斤1.6元，亩收入1680元。

　　“有订单就是好，小麦快收快卖不说，价钱还高。”老赵说的订单，是和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内蒙古恒丰食品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小麦种植收购协议。去年，老赵没签订单，种植的10亩小麦每斤少卖0.1元，少收入1000元。

　　“我们非常愿意收巴彦淖尔小麦。”恒丰公司企划项目部经理刘勇介绍，巴彦淖尔位于北纬40度，是全球优质小麦黄金产地，生产的优质红硬麦中蛋白质、面筋含量高品质好。近年，该公司在当地加强绿色优质小麦基地建设，提前和农民签订单，种植时为农民提供优质、平价的麦种和底肥，管理期间派技术人员到田间指导，并全部现款收购。今年公司与当地农民签订订单小麦面积达23万亩。

　　老赵告诉记者，今年恒丰的订单价比没有订单的每斤至少高0.1元。和老赵一样，许多去年没签订单的农民今年早早就签了订单。

　　技术有突破北方也能种两茬

　　“小麦我刚收了，亩产1000斤，一斤卖1.6元。过去只能种一茬，现在不同了，收了麦子马上移栽葵花苗，葵花亩产保守估计在300-400斤，这两项合起来收入肯定少不了。”杭锦后旗陕坝镇春光村村民房鹏信心十足地说，他今年种了40多亩小麦，麦收后复种葵花。

　　小麦、玉米、等是巴彦淖尔的几种主要农作物。前几年，由于收益排在后面，农民种植积极性下降，小麦面积一度下滑。为切实保护粮农利益、保证粮食主产区的产量，业内人士建议政府适当加大粮食种植贴补力度，引导和鼓励农民种植小麦。

　　“加大补贴只是一方面，利用新技术让农民靠种粮增收，才能真正提高农民种植小麦的积极性。”河套学院农作物安全生产与预警控制中心主任郝水源表示。

　　受制于北方的气候条件，多年来，河套地区农业生产一直是“一季有余、两季不足”，春小麦在3月种植，7月15日-7月末收获，秋霜冻平均在9月28日-10月2日左右来临。“小麦收获后还有70-80天的气候资源可以利用，如果收了小麦再能种一茬其他作物，既能保障本地优质小麦的种植面积，又能提高农民收益。”郝水源说。

　　为此，巴彦淖尔市农业部门组织专家联合开展麦后复种技术研究。经过几年的试验，麦后复种向日葵、麦后复种油菜、麦后复种西蓝花等一批技术被一一攻克，越来越多的河套农民过上了一年丰收两次的好日子。

　　据统计，2017年巴彦淖尔市推广小麦套种晚播向日葵面积51.9万亩，麦后复种小秋作物13.4万亩，小麦种植效益大幅提高。

　　服务有合作社从种到卖都省心

　　集中连片、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合作社可以帮助农民尽快找到这条必由之路的入口。

　　在临河农场八分场已收割的富硒小麦麦田里，刚加入新华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村民们正在进行麦后复种西蓝花的菜苗移栽，任健就是其中一员。“跟着合作社省心多了，从西蓝花苗的移栽到成熟采摘都是统一管理。”任健说。

　　富硒小麦适合大规模连片种植。今年，按照“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新华农业专业合作社采取统一品种、统一供种、统一机播机收、统一灌溉、统一绿色防控、统一种植规格的“六统一”标准，集中连片在临河农场建成了“万亩富硒小麦种植基地”，合作社采用进行有机肥喷洒，大大提高了肥料的使用效率，保证了小麦及复种蔬菜的品质，为社员创造了更多利润空间。

　　任健算了自己的收益：与合作社签好订单，富硒小麦收购价每斤1.7元，比普通小麦高0.1元，亩产1000斤，收入1700元；麦后复种西蓝花预计亩产3000斤左右，合作社订单收购价每斤0.8元，预计收入2400元。两项合计亩收入约4100元。

　　“西蓝花每斤0.8元是合作社和农户签订单时给的保护价，这样即使出现卖难，也可保证农户的基本利益。合作社的西蓝花全部为订单种植，产品将销往上海、广州、福州等地。如果行情好，收购价会在保护价的基础上进行上调，农户可以得到更多收益。”新华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孔宪忠表示。

从诞生开始，中储粮这个国家的“大粮仓”就一直执行国家托市收购政策。达到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目标之后，面对已经发生变化的市场现实，中储粮却陷入尴尬。（回复中储粮查看更多相关文章）
　　政府每年要花掉巨额的财政补贴，但现实却是，国内粮价越托越高，中储粮粮满为患，粮食市场难以自发形成价格信号调节生产。随着国家层面开始对粮油收储进行改革，中储粮何去何从？
　　作为粮食市场的“巨无霸”，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储粮）在成立15年之际坏消息不断。
　　201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公布说中储粮在财务支出、政策粮收储、内部管理上存在多个漏洞。三个月前，央视曝光了吉林、辽宁中储粮委托的租赁仓库存在“陈粮顶新”事件。7月14日，中储粮又被爆出收购粮食“打白条”的新闻。
　　中储粮原本是为了“粮食安全”的目的而生。从2000年诞生始，这个国家的“大粮仓”就一直执行国家托市收购政策，负责国家政策性粮食收购和储备，收储国家战略储备粮以及用于调节粮食市场的托市收购粮、临时储备粮。
　　每年，中储粮以托市价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留下战略储备粮之后，再将剩余部分以市场价格销售给各类粮食企业，粮企再向市场销售。
　　实行多年的托市收购政策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了粮食增产。但在持续多年之后，面对已经发生变化的市场，中储粮陷入尴尬。
　　中储粮官网数据显示，这家公司2014年资产达7000多亿元，销售收入2200亿元，直属库346个，员工4.48万人。
　　为了这个“巨无霸”，政府财政花了多少钱？据2014年财政部公开的政府财政决算报告，2014年的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539.75亿元。这仅仅是一年的数字。
　　不仅如此，国内粮食市场目前的现实却是粮价越托越高，中储粮粮满为患，粮食市场难以自发形成价格信号，以指导生产者的计划。
　　2014年，国务院取消了棉花和大豆临时收储政策，并对新疆（含兵团）棉花和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的大豆实行目标价格改革试点。这意味着国家层面开始对粮油收储进行改革。
　　日前，农业部公布了一份《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480号建议答复摘要》，其中提到，其他几类品种也要“发挥市场形成价格的决定性作用”。
　　这样的变化中，中储粮该何去何从？
　　“全世界最庞大的库存已经建立起来了。”
　　8月，距离国家粮食托市收购截止日期还有一个多月，在安徽亳州这样的粮食主产区，国有粮库门口却没了排队的卖粮卡车队。
　　2015年，安徽夏粮总产量达到1414.7万吨，同比增长1.1%，实现“十二连增”。中国社科院曾发布《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2015年中国粮食总产将以“十二连增”达到6.1亿吨。而在粮食产量逐年稳增的同时，国家每年收购的粮食也在增加，由此带来巨大库存量。
　　中国到底有多少粮食库存，没有公开信息披露。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曾公开称，“全世界最庞大的库存已经建立起来了。”
　　据多位粮食专家估计，中国库存消费比高达近50%，而这远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17%-18%的粮食安全标准。“即便是我们人口多，30%就够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中储粮建立如此庞大的库存，缘起于粮食管理体制。
　　自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备灾、备战而实行多年储备粮制度之后，1990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的决定》，开始在全国建立起历史上数量最大、管理严格、调得动、用得上的粮食储备体系。
　　当年成立了国家粮食储备局，但这时粮食都由地方粮站收储，使得储备粮经营很容易受地方利益影响。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决定建立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1998年，新一轮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开始。此次粮改的原则是“四分开一完善”，即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主要实行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三项政策。
　　2000年，国务院决定对粮食流通体制进一步改革，并成立了中储粮。
　　“中储粮只是一个政策执行的主体。”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说，它只负责收储国家所需的粮食，但具体到收多少、何时收、何时轮换、轮换多少等，由发改委、粮食局等部门共同商议，并最终报国务院拍板。
　　中储粮成立之时，将1990年代初期建造的一批粮库上收；而此时的仓容是为了“国家专项储备”而建。在2004年，国家为了解决农民“卖粮难”等问题，实行托市收购政策。此后，随着粮食产量的逐年递增，收购量也逐年递增。
　　中储粮官网数据显示，年，中储粮累计完成最低收购价和临储粮收购近6亿吨，相当于2014年国内一整年粮食的产量。仅2014年，中储粮购销粮食达到2.6亿吨，管理的政策性粮食占全社会库存的70%，仓容罐容8000万吨，资产7000多亿元。
　　如此巨大的收储量，仅仅靠中储粮一家企业肯定是完不成的。中储粮官网显示，目前，87%的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粮油分散储存在11000多个地方和民营企业。中储粮自己的直属库仅有346个，委托收储库点数量是中储粮直属库数量的三十多倍，委托代储的政策性粮食比例80%以上。
　　面对这1万多的委托承储库，监管并非易事。“这几次出事都是中储粮委托或者租赁的库点出事，并不是中储粮自己有问题。”一位中储粮内部人士说。
　　但从2012年河南中储粮周口直属库主任乔建军卷款潜逃一案开始，在中储粮和承储企业之间就存在着各种潜在的“问题”。而“转圈粮”“以陈顶新”“打白条”问题暴露了中储粮的监管不力。
　　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国家支持中储粮“自建仓库”。2015年6月15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粮食局三部委联合发布了《粮食收储供应安全保障工程建设规划（年）》（简称“粮安工程”）。其中规定，到2015年底，国内新增新建仓容5000万吨，维修改造“危仓老库”比例达到60%。
　　中储粮相关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今年投资100亿元于新建仓容，这是中储粮成立以来建设规模最大的一年。
　　托市价格连年攀升已逼近市场价格后，收储的粮食从入库到出库难以形成一个循环的体系。
　　中储粮多年执行托市政策之后，渐渐陷入一个粮食补贴越来越高、库存周转不灵的新困境。
　　“托市”，顾名思义，即把粮食价格“托”起来，稳定粮食价格。国家往往会在每年农民种粮之前公布一个价格，即最低收购价。粮食成熟后，如果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即会启动“托市收购”，从而保证农民“卖得出去”粮食。托市收购的执行主体是中储粮。
　　在2004年之前，为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国家一直采取最低保护价收购。2004年，托市收购政策替代了最低保护价收购（其实两者并无本质区别），但当年并未真正启动。2005年，国家开始对水稻实行托市收购，2006年对小麦也开始托市收购。此后的每一年基本上都在安徽、山东、河南等粮食主产区实行托市收购。
　　托市收购主要是针对水稻和小麦。在2008年之后，对玉米、大豆、油菜籽、棉花等大宗农产品(000061,股吧)，在一些主产区实行临时收储。临时收储与最低收购价收购类似，均可划分至托市收购范围。
　　每年，除了发改委、粮食局会要求中储粮收储新粮作为国家战略储备粮之外，还往往会在一些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的地区启动“托市收购”。由于托市价格高于市场价，大部分农民和粮贩子就更愿意将粮食卖给国家粮库，粮食便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中储粮体系。
　　从2006年开始，三级小麦托市收购价格为0.72元/斤；到2014年三级小麦的托市价格上升至1.18元/斤，每年保持10%左右的稳定增长。2015年，三级小麦的托市价格仍然是1.18元/斤，未再上涨。
　　由于有“托市价格”存在，农民不用担心粮食卖不出去。而随着最低收购价的逐年提升，也保证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粮食连年增产。
　　今年小麦、水稻的最低收购价都与去年持平。“当时有关部门讨论得非常激烈，农业部门认为要涨，即使涨一分钱也得涨，要给农民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价格部门坚持不涨，最后给出的理由是石油价格下降了，所以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下降了，所以不涨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估计，虽然今年没涨，但明年可能就会涨，因为劳动力等成本还在上涨。
　　但每存储一斤粮食，财政都是要拿钱的，因此造成存储费用过大。每年，中储粮收购由农发行提供贷款，存储、轮换以及贷款产生的利息都会有国家财政进行补贴。
　　安徽亳州一家替中储粮代储的面粉厂老板宋红兵说，现在中储粮收储粮食，如果存放一年，收购费用、入仓费用、存储补贴等一系列费用加起来大概是175元/吨。这意味着，储存的粮食越多，时间越长，中储粮获得的国家补贴也就越多。
　　何时收储、何时拍卖都是由国家发改委、粮食局等部门报批国务院才能决定，也就是说，粮权并不属于中储粮，更不属于中储粮的代储企业。
　　但高额的补贴利益之下，就会产生市场主体利益寻租的空间。“有些企业为了寻求利益就会在存储量上做文章。”孔祥智2013年曾在黑龙江等地调研发现这个问题。
　　“一般地方国有粮库与中储粮是委托关系，这些粮库存储粮食每年也会拿到国家相应的补贴。一旦这个地方粮库的粮食在粮食交易市场被拍卖出去之后，他们往往会想尽各种办法，不让买粮食的这些面粉厂把粮食拉走，从而延长存储时间，赚取国家的仓储补贴。”上述面粉厂老板宋红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其他面粉厂老板及市场人士、专家普遍认为，这是“出库难”的主要原因。“中储粮直属库还好一点，往往是地方粮库存在这种情况。”宋红兵说，“因此，在各地拍卖粮食都有一个潜规则：如果想要拍那些粮库的粮食，必须私下提前加价。双方私下里达成一致后，才能在交易网站上去拍这批粮食。否则，很难在粮食交易所规定的时间内全部拉完粮食。”
　　以前，一些面粉企业宁愿“给好处费”还愿意去拍政策粮，“因为计算下来，以前托市收购上来的这批粮食在交易的时候，即使执行顺价销售，再加上这些隐性成本，还是会低于小麦的市场价格。”赵军说。
　　但是在托市价格节节攀升的同时，政策粮“顺价销售”价格也不断上升，不断逼近市场价。“2014年是基本持平，起拍价是1.235元/斤，市场价是1.27/斤。而今年的小麦市场价格是1.15元/斤，今年的托市收购价就已经达到了1.18元/斤（三等麦），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拍政策性粮食了。”宋红兵说。
　　因此，托市政策渐渐造成了粮食“出库难”。目前的现实下，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看来，托市政策的最主要弊端在于，收储的粮食从入库到出库不能形成一个循环的体系，“周转不灵”。
　　在扭曲的市场上，商品流通部分的粮食也进了中储粮的粮库。
　　现在的情况下，一方面，托市价格导致了库存居高不下，政策粮顺价销售困难；另一方面，托市收购也造成了当前扭曲的市场价格。
　　托市价格不断上涨，使得国内粮食价格只增不减，但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持续走低，因此造成国内外价格倒挂。“影响就是，国内价格高的粮食品种，在国际市场就可以找到替代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说，“如玉米，国内外平均差价在600-700元/吨，最高可达1000元/吨。”
　　由于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因此导致国内粮食进口量持续上升，甚至走私进来，而国内的粮食库存却很大。
　　在孔祥智看来，当前的托市政策干扰市场，使价格不能反映价值。“最初制定最低收购价，是因为市场价格比较低，为了防止谷贱伤农而制定，但这个价格说是最低收购价，从一开始执行就成为了市场的最高收购价，这实际上是把价格拉起来了。”
　　“虽然这样调节了市场，但是已经没有市场了。”孔祥智说，现在只有一些大型加工企业还有能力收购，托市价造成市场价格扭曲。
　　“我们现在的政策目标，是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为了保证农产品的增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分析。
　　但增产后的粮食，一方面价格不断走高，另一方面，市场主体都不收了，只有中储粮来收。“后果就是严重扭曲了市场，商品流通部分的粮食也进了中储粮的粮库。”
　　在中央的主导下，中储粮执行“顺价销售”，现实情况是，“根本顺不出去”。
　　作为国家政策性粮食收储单位，中储粮主要承担政策性功能，“是国家战略储备，不是以经营为目标，但不仅要自负盈亏，而且还要进行经营业绩考核，这长远下去肯定会出问题。”东方艾格农产品分析师马文峰说。
　　“托市收购，不应该完全由中储粮来承担。中储粮仅负责国家战略储备即可，其他的事情交由市场而定，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马文峰说。
　　除了战略性的储备，其他的就放给市场去收购。
　　业内对于托市收购政策的讨论非常多。2012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陈锡文在接受《经济日报》专访时就提出，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使所有农产品流通纳入市场化运行的轨道。
　　而在2015年2月，陈锡文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解决农产品价格高企、粮食拍卖成交率不高等问题，需要实现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目前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实行目标价格改革。以目标价格取代过去的临时收储、最低收购价势在必行。
　　高库存带来的财政高补贴压力，让财政部也开始“发声”。2015年4月，财政部长楼继伟在公开场合称，目前英国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他认为，目前应鼓励农产品进口，才能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
　　国家层面的改革也在进行。2014年，国务院取消了棉花和大豆临时收储政策，并对新疆（含兵团）棉花和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的大豆实行目标价格改革试点。
　　目标价格改革直补的方式是，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国家根据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价对试点地区生产者给予补贴；当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不发放补贴。目标价格补贴与种植面积、产量或销售量挂钩。
　　“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并非钢板一块，这个天花板是可以调控的，可以降下来的，现在棉花天花板降下来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在《农民日报》公开评论道。
　　因为才正式实施一年，多位专家均认为，“目前效果还不好评价”。今年的“一号文件”，并未将试点范围扩大。
　　目标价格补贴，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介绍，在国外，一般会由种植者在保险公司进行投保，保证这个价格是多少，一旦低于这个价格，保险公司就会赔付。这种属于政策性保险，由农民出钱买，国家出钱补贴。“但这种模式，在国外比较好操作，他们都是一个个大农场，而我国还都是小规模的农户种植为主。”
　　李国祥说，“当前，可以从储备制度入手进行改革。除了战略性的储备，其他的就放给市场去收购。长远来看，需要改革，但改革有风险。”
　　但不管怎样，“当前要完善农产品价格体制机制，退出目前的这一套托市政策，这是最根本的。不管用什么政策，都要退出这个政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赵军、宋红兵为化名。）
　　1954年我国在《关于粮食征购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表示，国家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粮食来应对灾荒等意外事件的发生。这部分用来应对灾荒的粮食被称为“甲子粮”，是构成中国粮食储备的重要部分。
　　但是由于粮食供应紧张，这些储备粮也很快被用于国家粮食的周转和应急之需。到了1958年，为了应付灾荒、战争等意外情况的发生，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中央认为应该按照丰年多储存、平年少储存的原则进行粮食储备，我国的粮食储备增加到了20亿—30亿公斤。但由于当年“大跃进”和“浮夸风”，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粮食产量随之大幅度地下降，部分粮食储备很快就被用于弥补粮食收支的缺口，粮食储备的规模也因此急速缩小。
　　1962年，中共中央发布文件，明确做出指示，要求我国建立粮食储备，做到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同年，由于台海局势紧张，中央决定建立备战目的的军用“506”战略储备粮，即储备足够50万人6个月食用的粮食以作备战之需。
　　从此我国储备粮的功能不仅是应付灾荒，还增加了备战的用途。这一粮食储备体制一直实行到2002年才正式废止。
　　从1962年开始，中国的粮食储备制度逐步形成。到了1965年，约有60%的生产队建立了自己的粮食储备，各个地方的粮食部门代替生产队保管的粮食储备达到了二十多亿公斤。同时，各级政府还鼓励社员个人储存结余下的粮食。1962年到1965年，粮食生产得到恢复，国家的粮食储备、备战粮食和社会粮食储备规模不断增加。
　　1978年起，农村陆续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再次得到恢复，国家和社会的粮食储备规模迅速扩大。
　　此时中国粮食储备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甲子粮；第二部分是“506”粮；最后一部分是商品库存，实际上就是周转储备。除了以上三部分，还有一小部分叫做农村集体储备，占总储备量的5%左右。
　　1990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建设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的决定》，这标志着我国的粮食储备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建立起来，初步形成了中央、省级、地县三级储备体系。
　　1990我国的粮食产量为4.35亿吨，比1989年增加了2700万吨，再次创造了历史新高。我国的粮食周转库存和储备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一些粮食主产区甚至出现了“卖粮难”的情况。同时，国有粮食部门的经营设施尤其是仓储设施显得严重不足，各地的粮食部门相继出现了“储粮难”的情况。国家开始收购部分滞销的粮食，并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敞开收购，收购的这部分粮食被用于国家粮食的专项储备。
　　在建立专项粮食储备制度的过程中，中国初步形成了中央、省级、地县三级储备体系。199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粮食部门深化改革实行两条线运行的通知》，为实现地区的粮食平衡，调控地区的粮食市场，粮食产区应建立地方储备且该储备规模应等同于3个月以上粮食销量；粮食销区则要建立等同于6个月粮食销量的地方储备，保证粮食市场供求的基本平衡。
　　1999年国家决定建立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将国家粮食储备局改为国家粮食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由国家计委代管，同时组建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专门负责中央储备粮的经营管理。并于2000年将前述三种中央政府管理的储备粮食合并成为中央储备粮。
　　2000年10月以后，中央储备粮的经营管理业务全部由各省(区、市)粮食局移交给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通过在重点地区建立地方分公司和上收直属粮库的方式建立垂直管理体系。
　　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规范中央储备粮管理的行政法规，由此建立起中国现代的粮食储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