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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为何在十年间七辞北大校长
[导读]蔡元培是真正的学界泰斗，受到举世景仰是名至实归，鲁迅始终尊敬这位同乡前辈。从51岁任北大校长到61岁最后卸任，蔡元培在任一共10年，但实际上在校时间不足5年，期间他曾七辞北大校长而不准。
蔡元培（资料图）本文摘自《文人的骨气和底气》，王家声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均无争议的历史人物大约只有两个：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蔡元培。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国共两党一致给予高度评价。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推他为“万流景仰，高年硕学”；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提起蔡元培，世人都会想起他扮演过的一个重要角色：北京大学校长。北大之所以成为国人心目中向往的大学，实始于蔡元培是他一手塑造了北大精神，称他为“北大之父”并不为过。蔡元培为什么受到朝野各方的一致尊崇？当然是因为他的道德学问：一是中、西学兼修，学问背景特殊；二是对革命、对教育有特殊贡献；三是个人品德高尚，无可挑剔。第一代真正“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先说他的学问。蔡元培出生在绍兴城里，早年的科举道路可以说一帆风顺：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28岁成为翰林院编修，用中国过去的一首诗来讲，可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他读书刻苦，楼上读书，楼下起火浑然不知。夏天读书蚊子多，就找个空坛子，把脚伸进里面。从17岁到28岁的11年间，他走完了科举考试的整个过程，功名富贵已是囊中之物。按理说他完全可以在仕途上非常顺利地走下去，可他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读书人，他生的那个年代也不容许他按部就班地一直走下去。他点翰林的那一年即1894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年，泱泱大国被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击败了，蔡元培的内心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几年之后，发生了影响深远的戊戌变法，这次变法很快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势力扼杀了。蔡元培本人虽然没有遭到什么处置，但面对这样的刺激，他难以忍受，便挂职南下，毅然告别官场，回到南方，致力于办教育。蔡元培的人生也就完全改变了，这一年他32岁。以后他曾长期在德国柏林、莱比锡等地学习、研究。他既有科举考试的完整经历、深厚的旧学根基（比如他八股文写得一流，毛笔字也写得很好），又有长期在德、法等欧洲国家学习研究的经历。要说学贯中西，蔡元培这一代知识分子是第一代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他吸收了西方包括大学精神、现代化的精神，而不仅仅是西方的语言、技术，所以他最终没有回到旧的中国传统的怀抱，而是保有完全开放的、向世界看齐的眼光。他在德国多年，最佩服的人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洪堡在十八九世纪之间创办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并使这些原则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准则。蔡元培后来办北大深受洪堡教育思想的影响。把“革命党”请来做北大校长再说他的贡献。36岁以后，蔡元培看到清朝已不可救药，决意参加革命，他在上海一边办学、办报、办刊物，一边以翰林的身份学习造炸弹、参加暗杀团，这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我们现在能想象一个中科院院士亲手去制造炸弹、搞暗杀、搞革命吗？由于蔡元培在革命党人中的威望，他先后被推为第一任光复会会长、同盟会上海主盟人。辛亥革命之后，他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那个时候叫教育总长。新的教育体制，就是在他手里奠定的。但由于他跟袁世凯、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没做多久就辞职了。当时的教育次长是湖南人范源濂，一个很出色的教育家，他们两人偏重不同。范认为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第一步就要先办好小学。蔡元培的意见是，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从哪里来？所以第一步是要把大学办好。把两个人的意见合在一起，从小学到大学都要用力整顿。只是他们二人一个兴趣侧重于普通教育，一个兴趣在于高等教育。1916年底，也就是袁世凯呜呼哀哉之后，蔡元培应邀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拉开了他人生最辉煌的序幕。这一幕比他的革命生涯比如造炸弹都要辉煌。正是他把北大办成了学术自由的摇篮、百花齐放的园地。现在还可以看到当时的任命书是总统黎元洪签署的。谁都知道，蔡元培是个革命党，黎元洪和北洋军阀政府竟然敢请他来做北大校长。当时的北大乌烟瘴气，很腐败，被外界叫做“官吏的养成所”，是一个培养官僚的学校，不是研究学问更不是传播真理的地方。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去接这个烂摊子，他还是去了。孙中山是支持他去的，并把他看作北方文化教育界极为重要的革命棋子。他自己怎么想呢？他的主要想法是要把北大办成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就是以学术为中心，上大学不是升官发财的阶梯。他进入北大提出了自己的办学方针，就是有名的八个字：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从文科入手：整顿北大三步棋蔡元培对北大的整顿是从文科入手的。第一步是请人，他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王世杰等一大批新学方面的要角（在自然科学方面也请了李四光、翁文灏等科学家）；同时又保留或聘请了一批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像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钱玄同这些人。辜鸿铭在清朝垮台之后，依然拖着一条长辫在北大的讲台上教英文，上课时还有一个仆人在边上伺候泡茶、抽烟。胡适与蔡元培等人合影有人很不理解，为什么蔡元培又是请新学的，又是请旧学的。但在蔡元培看来，什么叫大学？他给大学下的定义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大学应该是广揽人才，让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想自由发展。针对有人批评他任用辜鸿铭、刘师培，他这样反驳：辜鸿铭、刘师培，他们的学问可以做你的老师，我们尊重的是讲学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刘师培在北大不是来讲他的复辟思想，他是来教国学的，而辜鸿铭教的是英国诗歌。所以，希望你们学生学的是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而不是要你们和他们一样去拥护复辟或者君主立宪。为了请到陈独秀，他还曾经“三顾茅庐”。当时正好陈独秀到了北京，住在一个旅馆里，蔡元培登门拜访，正式邀请陈独秀做北大文科学长，要这位没有学位头衔的《新青年》主编来主持中国最高学府的文科。之后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要拜访陈，有时来得早，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给他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就行了。蔡比陈年纪大，他这样诚意拳拳，陈独秀只能答应了。和陈独秀住在一起的安徽同乡、出版家汪孟邹回上海，将这些事讲给侄儿汪原放等人听，他们说：“这很像三顾茅庐哩！”为了应付北洋政府教育部，蔡元培在上报陈独秀的学历和经历时，略做了一些手脚，比如说他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教育部很快就批复同意了。其实，陈独秀虽然多次东渡日本，只是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早稻田大学等短期学习过，但没有在日本任何一所高等学校毕业。他是芜湖安徽公学、安徽高等学校的倡办人之一，不过并没有当过校长，仅仅在安徽高等学校当过短期的教务长。蔡元培聘人有自己的原则，他可以请当时只有24岁的梁漱溟到北大教印度哲学，梁没有学历而且有报考北大没被录取的记录。梁不敢来，他还予以鼓励，你就当作来研究来学习好了。第二步，是在大学的领导体制上创新，蔡元培在北大开始推行教授治校，由教授自己来管理学校，这在北大包括中国都是史无前例的。当时蔡元培在北大设立了一个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这个评议会的成员就是学校的教授，是由教授自己选举产生的，任期为一年，年满可以连选连任，而各个系里面的教授会也是这样的情况，选举产生，教授之间互选产生一名主任。学校的教学、教务工作，都是由评议会、教授会来决定的，不是校长说了算。校长其实是起后勤保障作用的，是给教授们服务的。第三步是北大在他手里有了学生自治，这个传统也是开创性的。蔡元培鼓励学生组建自己的社团，比如傅斯年和罗家伦组织了新潮社、许德珩和其他学生组织了国民社，这两个社团当时都非常有影响。还有其他许多社团，比如毛泽东在北大参加过的新闻研究会。这些社团除开展一些活动之外，还办刊物、举行其他一些文化活动，比如出书等，都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举个例子，当时北大的经费并不充裕，一个月全部的经费预算是四万块钱，但他光是给新潮社办杂志就要拿出2000块钱，可见他对学生刊物的重视。北大在五四运动时期培养了那么多精英，各个领域中许多的第一流人物，都是北大学生出身，这与蔡元培有非常大的关系。蔡元培不在校期间代理校务、后来接任北大校长、领导北大17年的蒋梦麟说自己只是按照蔡校长的既定方针办校。私德无可挑剔：三条戒律和三任妻子再来看看蔡元培的个人品德。举几个例子，1912年他和李石曾、张继、汪精卫发起一个“进德会”，定下三条基本戒条：不赌、不嫖、不娶妾；五条可以选认的戒条：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他到北大做校长后，也提倡进德会的这些戒条，有不少老师、学生参加，他自己也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把进德会会员分几个等级，把自己列名为乙种：除了做到不赌、不嫖、不娶妾，还做到不做官、不做议员两条。戒酒、戒肉、戒烟他不能完全做到。全部8条都能做到的是甲种。他一生先后有过三个妻子，但他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从来没有纳妾，也从来没有停妻再娶过，更没有嫖娼的恶习，在读书人中有口皆碑。第一位妻子叫王昭，是旧式婚姻，我在蔡元培故居看到过她戴凤冠的照片。1900年王夫人病故时蔡元培只有33岁，身为翰林，媒人纷至沓来。他在书房墙上挂了亲手书写的5条择偶标准：第一、须不缠足的；第二、须识字的；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约束；第四、丈夫死后可以改嫁；第五，夫妇如不相合可以离婚。不缠足、可以再嫁、可以离婚这三条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的，消息传开来，街头巷尾的议论沸沸扬扬，给他提亲的人望而却步，甚至还有老夫子坐了轿子来找他辩论。两年后，蔡元培在杭州结婚，对象是不缠足、读过书、能书善画的新女性黄仲玉，书香门第出身。有一天他偶然在朋友家里看到一幅很纤秀的工笔画，字也写得很好，得知是一位未婚女性的作品后，他就请朋友撮合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并以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不幸第二位有才华的黄夫人在1921年去世。这时蔡元培已经53岁了。第三次娶妻，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原有相当认识；第二、年龄略大；第三、懂英文能帮助他的人。原来他心目中已经有人选，这个标准就是量身定做的，对象是他当年在上海办爱国女学时的学生周峻，一直独身未嫁。1923年他们在苏州结婚，以师生而夫妻。这年周夫人33岁，他已经55岁。在同时代的大人物中，蔡元培在私德上是无可挑剔的。他被看做是道德上的完人，受到了所有人的敬重。他晚年在国民党执政时代位高望重，担任的各种兼职达23项，结果八行书到处飞，要为求上门来的人介绍工作，还要天天应付题字、约稿、写序等。1935年，他终于感到难以应付，决定辞去所有兼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报上登了一个“三不启事”：一不兼职、二不写稿、三不介绍职业。“知进知退”：七辞北大校长职务蔡元培是真正的学界泰斗，受到举世景仰是名至实归，鲁迅始终尊敬这位同乡前辈。从51岁出任北大校长到61岁最后卸任，蔡元培在任一共10年，但实际上在校时间不足5年，期间他曾七辞北大校长而不准。我们先看看这张辞职表：第一次辞北大校长职日；第二次辞北大校长职日；第三次辞北大校长职日；第四次辞北大校长职日；第五次辞北大校长职日；第六次辞北大校长职日；第七次辞北大校长职日。七次辞职，各有原因。第一次辞职是因为张勋拥宣统废帝复辟，他离京到了天津，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不过复辟闹剧只玩了12天就完蛋了。他于当月23日回北大。第二次辞职是因为北大学生要到北洋政府请愿，反对中日一个军事协定，他劝说不成，当天请求辞职。第三次辞职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北洋政府抓了许多北大学生。他奔走要求释放，等5月7日学生一放出来，他就公开通电，引咎辞职，实际上他也是以辞职表示和北洋政府的不合作。结果因为政府一再挽留，包括总统徐世昌在内，他辞职不成。第四次辞职是在日，北京教职员因为不信任教育部，全体停止职务，他作为校长当然要辞职。第五次辞职原因有点例外，因为北大学生发生讲义风潮，对讲义收费不满而闹事。他愤怒了，甚至对学生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蒋梦麟记得他还说“我和你们决斗”。这次风潮由胡适调停解决。第六次辞职是因为曾经在北大任教、当时担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被冤枉逮捕，本来司法机关查无证据将罗放了。不料教育总长彭允彝竟然在国务院会议上提案将罗再抓起来。他了解罗的人格和清白，为了抗议行政干预司法，不与违背法治、腐败无耻的北洋政府同流合污，他向总统和教育部提出辞职，并公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辞职声明，还写了一篇《关于不合作宣言》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申报》。直到这年6月23日，在杭州西湖边“平湖秋月”的大杨树下，他还要和胡适商定三个稿子，分别是给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北大教职员和北大学生会的公开信，继续他和军阀政府的不合作。他的这次辞职社会反响很大，舆论强烈，彭允彝也因此下台。总统黎元洪出面挽留，他辞职不成，但不再到校，由蒋梦麟代理。奇怪的是北洋政府始终没有免他的职。日，也就是三年半以后，他从欧洲回国，第七次提出辞职，仍没有获准，但他没有再回到北大。加上北大师生和北京9个学校的恳切挽留，又没有辞成。一直到了1927年7月军阀张作霖取消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校，他的校长名义才取消。从1916年12月以来，10年间，北洋政府的总统就换了5次、还有临时执政1人、摄政2人，内阁总理换了30次，而蔡元培一直是北大校长。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除了上面说到的具体原因，还有一个答案就在他自己写的《关于不合作宣言》这篇文章里。他开篇引用了《易经》的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他不是小人，是君子，所以他知“退”。他想起1919年春天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开会，有人发言说，现在政府哪个部门能离得开留学生，如果留学生都辞职，政府当得起吗？他提出在黑暗恶劣的时局面前知识分子要懂得进退，退有时候比不进重要，所以提出“不合作”三个字。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合作，他一次次辞职，一方面是以告退的形式维护自己的人格自尊，一方面是抗议和示范。已经走上另外一条道路的前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对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不以为然，认为是消极的表示；胡适的看法则相反，认为不合作也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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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新落成的北大红楼，终于像一位迎接新时代的斗士，顶着漫天的风雨，矗立在沙滩前沿。蔡元培很快对校区作了重新部署，决定将文科各系和图书馆迁进新楼办公。　　　　　　就在这个金风送爽的九月里，一天上午，红楼门前出现了一位高大而秀气的布衣青年。他一路风尘地从湘江边走来，虽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带着那种乡间知识分子特有的矜持和怯生感，闯进了京城。他终于惊讶地抬起头，打量起这座中西合壁的大楼，觉得这是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庞大的新建筑。他有点紧张地从蓝布衫里摸出那封推荐信，发现手心里满是冷汗。那些高楼里的老爷和学者们，真会恩赐给他～份谋生的差事　　　　　　他终于敲响了一楼东南角的图书馆主任室。门开了，走出一位气宇轩昂的学者。他就是李大钊，目光炯炯，气息饱满的方脸上蓄着一对浓黑的八字胡。　　　　　　进屋寒暄几句，李大钊便问起来意，年轻人慌忙递上恩师杨昌济的信。杨昌济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应蔡元培的邀请，已于今年六月举家迁居北京，现任北大哲学系教授。　　　　　　趁李大钊读信之机，年轻人贪婪地注视起这位心仪已久的大人物。还在两年前，他就从《新青年》里拜读了那篇激情澎湃的《青春》。当时就和好友蔡和森、罗章龙面对岳麓山发下誓言：　　　　　　“是的，我们要立一理想，背黑暗而向光明。今后的一言一行，都要合此理想！”　　　　　　李大钊从信中得知他叫毛泽东，是读了五年半师范的高材生。这次来京专为二十几位湖南学生办理赴法勤工俭学之事。他是杨先生的高足，因无意去法国，想来北大找一份工作，顺便“旁听”些课。　　　　　　李大钊对早年留英的杨昌济颇有好感，他教的伦理学很受学生欢迎。他见毛泽东有些腼腆，也有点局促不安，那张脸还带点女人的面相，便宽厚地笑　　　　　　“你现暂住何处？”　　　　　　“唉！我是身无分文闯天下，还暂时栖身在杨先生……家里。”　　　　　　看来他是位个性很强的人，面对生存的窘迫，无奈地垂下了头。　　　　　　李大钊的心渗出一丝同情，他很想帮助这位穷困的青年人：　　　　　　“你想来做些什么 ”　　　　　　毛泽东的心一亮，似乎看到了希望。他鼓起勇气，说出了与几位朋友商量多日的奢望：　　　　　　“听说北大流行雇用工人在课后擦地板扫地，即可得些工钱，又可抽空听课。不知先生能否向蔡校长引荐一下？……”　　　　　　他话还没说完，先被李大钊爽朗的笑声打断　　　　　　李大钊沉稳地拿起桌上的皮包和信，含蓄地说：　　　　　　“堂堂师范生，做清洁工未免大材小用 我倒有个更好的主意，走！我陪你去见了蔡校长再说。”　　　　　　他带著有点受宠若惊的毛泽东转到了校长室门前。这是一座清代的大院，毛泽东见门外还有校警站岗，觉得为自己这点小事惊动了名扬海内的蔡元培，倒开始有点不安　　　　　　李大钊让他在会客室里等，自己先进去 没多久，就乐呵呵地走出来，扬扬手说：　　　　　　“你可以进去了，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事后我们再碰头。”　　　　　　这就是以仁慈宽厚出名的蔡先生？见他仰坐在案前的靠椅里，抬起那张颧骨方正的脸，沉默不语地注视起自己。毛泽东开始不知所措了，面对着这位敬仰多年的大教育家，他突然有点敬畏地走到房子中间，弯下瘦长的身体，向蔡先生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大礼。这在他短暂的人生经历中，好像还从来没有过先例。　　　　　　蔡元培示意他入座，语音温和地说：　　　　　　“你想来北大工作，能否先谈谈自己的经历和志向 ”　　　　　　他说完便缓缓地起身，从茶几上摸出一罐茶叶，亲自为他彻了一杯热茶。　　　　　　毛泽东慌忙起身接住，眼眶已开始湿润起来。面对着这位慈父般的精神领袖，进门时那颗绷紧的心一下释然 他像找到了一位值得信赖的长者，觉得有许多心里话急于想倾诉。虽然他的一口湖南话不太好懂，但蔡元培却听得很仔细。渐渐地，他的目光泻出了一种欣赏之意。　　　　　　毛泽东简单地回忆起这些年的人生经历，真诚地说：　　　　　　“也许是受杨先生影响，在我求学时，您翻译的那本《伦理学原理》，就被我爱不释手地翻阅了好几年。记得书上密密麻麻地注满了我大约一万两千多字的心得和批语，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黑墨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等符号。我们还发起了新民学会，与同学约法三章：不谈金钱，不谈男女私事，不谈家务琐事。为了强调德智体‘三育并举’，还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坚持在冬天洗冷水浴，与同学少年壮游三湘大地，考察民间疾苦，读天下无字之书，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蔡元培欣喜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觉得这是他所见的青年中难得的大造之人。当即摸出一张八行笺，提起笔写下了一份决定毛泽东人生转折的便条。当毛泽东微颤地接过时，眼泪突涌而出。　　　　　　从此北大又多了一位没有注册的旁听生。　　　　　　守常先生大鉴：　　　　　　　　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　　　　　　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　　　　　　　　　　　　　　　　　　　　　　　　　　　　　　　蔡元培即日　　　　　　当时杨昌济家住在鼓楼后面的豆腐池9号，这是一座长方形的小院，前院南房三间，靠东一间腾出来暂时给毛泽东和蔡和森住。毛泽东兴冲冲地一进屋，见家中没人，只有杨开慧在等他消息，便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开慧对他已暗生恋情，见他跑得满头大汗，忙去绞来冷毛巾，踮起脚尖为他擦汗。毛泽东俯下身子，面对着那娇美的脸和她白皙的脖颈，以及少女鼻息里诱人的气息，突然激动地拥住了她。杨开慧脸色绯红地挣脱开来，娇嗔地回眸一笑，说：　　　　　　“今天你可是一举两得呀！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能保证真心爱我一辈子 ”　　　　　　毛泽东一愣，他今年已二十五岁 还从来没有回答过这样的问题。他想了想，终于挺郑重地点了点头。　　　　　　两人又亲热地依偎在一起，喃喃地议论起美好的未来。　　　　　　北大图书馆终于又多了一位说湖南话的管理员。他的工作之一是在一张三屉桌前，登记前来看报的人员名单。身后是一间很大的阅览室，摆着长长的桌子和许多椅子。他非常注意来者的姓名，急于想结识一些名流和大学者。机会终于来了，这是个星期天的下午，快下班了，大楼里已人迹稀少。这时，匆匆拥来一批年轻人，为首者是一位戴眼镜的胖子。见他在登记本上飞快地签完名，连眼都没朝毛泽东正视一下，就进门而去。毛泽东低头一看，欣喜地差点叫出了声：　　　　　　“ 是傅斯年！”　　　　　　紧接着，本子上又出现了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康白情、毛子水、范文澜等一大串响当当的名字。　　　　　　他们好像不是来看报的，而是找这清静之地商量《新潮》的办刊宗旨和创刊号的稿件。他们围坐在长桌两边，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毛泽东侧耳静听，羡慕地注视着每个人的表情和发言。还是傅斯年果断，三言两语就把要点讲清楚了：　　　　　　“蔡先生已为我们书写了刊名，并批准每月拨二千元作办刊经费。我考虑了很久，觉得该杂志的宗旨应该有三点。一是批评的精神，二是科学的主义，三是革新的文词。不知诸位意见如何？”　　　　　　青年人个性都很强，一下子又提出了许多建议。毛泽东顿时来了兴趣，他想起今年四月创办新民学会时，他提出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见都是同龄人，便大胆地站起来开始了插话。　　　　　　没想到他还没说完一句话，傅斯年就恼怒地问罗家伦：　　　　　　“这人是谁？说一口难听的湖南土话。”　　　　　　罗家伦不屑地回转身，教训起毛泽东来；　　　　　　“记住！你的工作就是管好登记本，没看到我们正在谈正事 少来打岔！”　　　　　　最可鄙的还是那位毛子水，冷冷地刺来一句，令毛泽东犹如万箭穿心，面色顿时苍白起来。　　　　　　“哼！也不看看自己身份，这里轮得上你说话 ”　　　　　　毛泽东是何等自尊之人，在湖南一师时他是公认的学生王，从来没受过这种侮辱。他那有力的手掌终于愠怒地折断了那支铅笔，“啪！”地摔门而去。　　　　　　范文澜因经常来图书馆，与毛泽东较熟，慌忙赶出来一把拉住了他，好言劝慰道：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青年人容易冲动，千万不可当真呀！”　　　　　　毛泽东愤愤然一甩手说：“我总算领教了‘新潮社’老爷们的民主和平等，记住，我这一辈子都发誓不改湖南腔！”　　　　　　因下班时间未到，他只好在门口来回徘徊。当里面散会时，出来的每一个人都讨好地向这位倔强的工友点头致歉。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经范文澜一提醒，他大度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摇了摇说：　　　　　　“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唉！我们实在太忙 听说你在《新青年》还发过文章 咱们今后抽空再聊吧！”　　　　　　毛泽东和蔡和森此时已搬出杨家大院，与湖南学生租了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的一座简陋小院。由于八个人挤在一起睡觉，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每人只能占一块方砖宽的地方，常挤得筋骨发酸。夜里有事起来，还要轻声招呼左右的人。那天他回去一说，众人都很气愤。觉得就连堂堂的北大，都如此等级森严，更何况其他学校　　　　　　在这个秋凉如水的月夜，毛泽东却失眠 他抽着烟来到院子里，见房东大嫂的东房还亮着灯。这是一位很腼腆的中年妇女，发现湖南人不会做面食，常闹笑话，就动手教他们做饭。他是个特别敏感的人，又想起了一件不算愉快的小事。　　　　　　毛泽东在读书时就对哲学发生了兴趣，听说胡适以《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编了本专著，还请蔡元培写了评价很高的序文，准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记得一个周末的下午，哲学系研究所搞了一个小型的学术讲座，请胡适谈谈此书的与众不同之处，毛泽东也欣然赶去旁听。这次讲座办得很活跃，由留校的第一批研究生冯友兰主持。　　　　　　冯友兰相貌堂堂，有点正人君子的味道。他的发言令毛泽东大开眼界，从心底里佩服胡适治史的那种革新精神。　　　　　　冯友兰说话时胡适就坐在旁边，左手托着下巴，面露得意之态。　　　　　　“胡先生以前的哲学家们，无论有没有新的哲学思想，著书时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的。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胡先生的这部书，却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胡先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胡先生的革新精神在史学中的自然流露。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全书全用白话，并采用新式的句读符号和标点符号。这在我国学术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创举。守旧的人以为，提倡白话者，大约都是不会读古书写文言文的人。不料提倡白话的胡先生竟能读古书，而且了解古书的眼光，绝不让于清代的乾嘉学者。这无疑是对守旧派国故家们的一种示威，也更增加了白话文运动的声势。”　　　　　　胡适见好话都被这位学生说完了，就换了个话题谈起实证主义，还透露了杜威明年要访华的消息。最后，留出时间让大家提问题。毛泽东就举起手提了个问题，好像是问杜威的实证主义与他这部书的关系。也许又是听不懂他的乡下话，也许因为自己是个没有注册的旁听生，反正胡适飞快地问清了他的身份后，就又管自己滔滔不绝地演讲下去。临别时，他热情地一一与人握手，包括自己，却一句不提刚才的事。　　　　　　毛泽东怅然长叹了一声，悟清了一个道理。夜空中，他把目光投向了苍茫大地，自言自语地说：　　　　　　“看来中国的所谓名流学者，一旦成为权威就以救世主自居。对待下等人，就会拿出地主对待佃农的腔调。唉！翻开几千年的史书，居然没有一本书是为我们的农民写的。可是这帮贵族老爷们恰恰忘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中国是个农业国家 我今后一定要为农民写一部拯救他们出苦海的大书！”　　　　　　果然，他在半年后返回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豪迈地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发出了史诗般的宣言：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如果追溯起这种狂飙突进的激愤情绪，可能与他在北大的最初遭遇有关。谁都知道，在他今后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从来就没有对那些独立的自由派知识阶层，有过丝毫的好感和同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