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
&&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　　一 &引言
　　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成语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但是首先我们要说明什么叫做&反智&。
　　&反智论&是译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以译做&反智识主义&。&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的领域。中国虽然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但&反智&的现象则一直是存在的。因为这个现象可以说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中国自然不是例外。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都感到不易给&反智论&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不过一般地说，&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论者&(anti-intellectualist)。但是在西方，&反智性论者&和&反理性论者&(anti-rationalist)一方面颇相牵缠，而另一方面又有分别。神学史和哲学史上颇不乏反理性(reason)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谓徒恃理性不足以认识&上帝&或&真理&；而在佛家，即所谓恃分别智不能证真如。所以一般地说，反理性论者只是对&理性&的使用际限有所保留，并非完全抛弃&理性&。&智性&在通常的用法中则含义较&理性&为广，并可以包括&理性&；反理性论者之不必然为反智性论者，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这两者之间容易牵混不分，则是因为反智论者往往援引反理性者的思想学说以自重。例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士(WilliamJames)诸人的反理性论，便常成为政治和社会上反智运动的思想武器。
　　反智论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我们称他们作&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s)。必须指出，&反知识分子&和&反智性论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只存在于概念上，而在实践中这两者则有时难以分辨。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区别，是因为社会上一般&反知识分子&常常以知识分子为攻击的对象，而不必然要直接触及&智性&的本身，虽则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多少也含蕴着对&智性&的否定。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尽量用&反智论者&一词来兼指&反智性论者&和&反知识分子&两者，非十分必要时不再进一步加以区别，以免引起理解上的混乱。
　　中国政治上的反智传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我在本篇中只能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详论且俟将来。首先必须说明，本文虽以讨论反智论为主旨，但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以反智为其最主要的特色。相反地，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的传统政治，在和其他文化相形之下，还可以说是比较尊重智性的。自汉武帝以来，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之后，政治上用人遵守一定的知识标准。明、清以八股文取士最受现代人攻击。然而撇开考试的内容不谈，根据学者统计，明初百余年间进士之来自平民家庭(即三代无功名)者高达百分之六十。这样一种长时期吸收知识分子的政治传统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判断一个政治传统和智性的关系，不能仅从形式方面着眼，也不能单纯地以统计数字为根据。最重要的还得看智性对于政治权力是否发生影响？以及如果发生影响的话，又是什么样的影响？贾谊虽曾受到汉文帝的特别赏识，但是如果真如李义山所说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则这种赏识并不足以说明汉文帝的政治具有智性的成分。所以我不想根据历史上知识分子有考试入仕这一途径，而对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智性成分加以渲染。
　　政治上的反智传统不能孤立地去了解，一般地说，它是由整个文化系统中各方面的反智因素凝聚而成的。本篇之所以选择政治思想为讨论的基点，并不表示我认为思想是中国反智政治的最后来源，而是因为政治思想一方面反映当时的政治现实，而另一方面又影响后来实际政治的发展。中国先秦时代的政治思想虽然多彩多姿，但主要流派只有儒、墨、道、法四家。而四家之中，墨学在秦以后几乎毫无影响，可以不论。因此本文的分析将限于儒、道、法三家对智性及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
　　二 儒家的主智论
　　从历史上看，儒家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影响最深远，这一点自无置疑的余地，但是这一传统中的反智成分却和儒家政治思想的关涉最少。先秦时代孔、孟、荀三家都是本于学术文化的立场来论政的，所以礼乐、教化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无论我们今天对儒家的&礼乐&、&教化&的内容抱什么态度，我们不能不承认&礼乐&、&教化&是离不开知识的。所以儒家在政治上不但不反智，而且主张积极地运用智性，尊重知识。
　　儒家在政治上重智性的态度更清楚而具体地表现在知识分子参政和论政的问题上。孔子是主张知识分子从政的，他自己就曾一再表示有用世之志，他当然也赞成他的弟子们有机会去改善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但孔子心中的知识分子参政却不是无原则地去作官食禄。他的出处标准是能否行&道&，即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如果只为求个人富贵而仕宦，在孔子看来是十分可耻的事。所以他说：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单纯地为了做官而去读书求知更是孔子所最反对的。他曾慨叹地说：
　　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同上)
　　这句话最足以澄清现代人对孔子的恶意歪曲。他称赞读了三年书尚不存作官食禄之念的人为难得，正是因为他要纠正当时一般青年人为&仕&而&学&的风气。(现在许多人拿论语《子张》篇&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来攻击孔子。姑不论这句话如何解释，首先我们要指出这句话是子夏说的，根本不出自孔子之口。)总之，孔子一方面主张知识分子应当有原则的参政，另一方面又强调当政者应当随时注意选拔贤才，这对春秋时代的贵族世袭政权是有挑战意味的。在他的政治观中，智性显然占有很大的比重。
　　下逮战国，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活跃的时代。儒家在知识分子参政的问题上也相应而有所发展。这可以用孟、荀两家的言论来略加说明。孟子和陈相讨论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时曾提出一种分工论，那便是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天下之通义&(见《滕文公上》)。从现代民主的立场来看，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论点。但是从历史的观点说，孟子的分工论也有其时代的背景，即在战国士气高涨的情形下，为知识分子参政寻找理论的根据。他认为政治是知识分子的专业，他说：
　　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
　　他又对齐宣王说：
　　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在这里更是明白地主张&专家政治&了。治国家的人必须是&幼而学，壮而行&的专门人才，正如雕琢玉石者必须是治玉专家一样。而且治国既需依赖专门的知识，则虽以国君之尊也不应对臣下横加干涉。和孔子相较，孟子所划给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显然是大得多了。
　　荀子生于战国末期，知识分子在各国政治上已颇炙手可热。故荀子所关心的已不复是如何为知识分子争取政治地位，而是怎样为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作有力的辩护。这便是他的《儒效》篇的中心意义。在《儒效》篇中，荀子主要在解答秦昭王向他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即&儒无益于人之国？&必须指出，荀子此处所说的&儒&是狭义的儒家之儒。当时各家争鸣，在政治上尤其激烈，法家、纵横家之流用&无益于人之国&的理由来攻击儒家，自是情理中所可有之事。这也是《儒效》篇的另一可能的历史背景。荀子则举出许多史例来证明儒者对国家最为有益。他指出儒者之可贵在其所持之&道&；这个&道&使得&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可见荀子仍严守着儒家&礼乐教化&的传统未失。荀子把儒者分为俗儒、雅儒、大儒三类，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的划分标准乃在学问知识的深浅。他特别强调知识是政治的基础。他说：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
　　又说：
　　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
　　知识必须到了能推类、分类的阶段才是系统的知识。(按：&类&在儒、墨两家的知识论中都是最重要的概念。)而荀子的&大儒&，其特征之一便是&知通统类&。照荀子的意思，惟有这样&知通统类&的&大儒&，才能负最高的政治责任。所以他说：&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儒家主智论的政治观至荀子而发展到最高峰。在荀子之世，政治上的当权者已对知识分子抱着很大的疑忌，所以，稍后秦统一了中国就采取了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荀子大概已感觉到风雨欲来的低气压，因此他一再强调国家必须尊重知识分子才能兴盛和安定。他在《君道》和《强国》两篇中曾重复地说道：
　　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
　　荀子在这里已不只是为儒家说话了，他是在主张一种普遍性的士人政治！
　　儒家政治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智性表现则在于对政治批评所持的态度。儒家论政，本于其所尊之&道&，而儒家之&道&则是从历史文化的观察中提炼出来的。因此在儒家的系统中，&道&要比&政&高一个层次；而儒家批评现实政治时必然要根据往史，其原因也在这里。孔子承继了古代士、庶人议政的传统，而提出人民可以批评政治。他说：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篇》)(按：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侯语，谓&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便提到&士传言&和&庶人谤&。《国语？周语上》载召公与厉王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段也说到&庶人传语&。这些话应该就是孔子此语的历史渊源。)
　　这句话的反面意思显然是说&天下无道，则庶人议。&但是孔子一生都在嗟叹&天下无道&、&道之不行&，他当然是主张&庶人议&的，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停止&议&过。事实上，孔子曾留下了一部有系统的议政的著作，就是《春秋》这部书。孟子告诉我们：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我们今天当然不能毫无批判地接受汉代公羊家的说法，认为《春秋》一书中充满了种种&微言大义&，但是如果我们说，孔子曾经用史官成法对鲁史旧文加以纂辑，并藉此表现他对时政的批评，似乎是一个相当合理的推测。孟子距孔子不过一百余年，他的记录应该是有根据的。至少我们可以说，孔子以后的儒家都相信春秋是一部议政的著作；而且从孟子开始，这一议政的传统一直在扩大发展之中，至西汉公羊学家的禅让论而益见精彩。
| 来源日期： | 责任编辑：张白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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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儒墨教育思想异同
“儒”由孔子最早提出，泛指掌管教育和文化的职业，后来作为文化的通称。后人把孔子创立的，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学派称为“儒家”。综合儒家的教育思想，可概括为“以德为本，积极人世”。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曾入儒门，但他不满儒家烦琐扰人的“礼”和弦歌鼓舞的声乐,不赞同儒家的厚葬和久丧,反对儒家的命定说，从而另立新说，聚徒讲学。墨家学派不仅是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派别，而且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儒墨两家在当时并称显学,两个学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但两派的阶级立场显然不同。孔丘旨在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墨翟则反映正在上升的“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者的要求。彼此利益相反，所以两派形成对立面。由于儒墨两家立场不同，社会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驰。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墨家则主张“兼爱”；儒家信“命”，墨家则“非命”；儒家鄙视生产劳动，墨家则强调“不赖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礼”，墨家则俭约节用；儒家严义利之辨，墨家则主张“义，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墨家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如此等等。因此，这两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各有特点。一、关于教育的作用儒家认为教育是一种统治手段，同时优于政治、法律，可以感化和征服人心，产生一种道德信念的力量，从而收到“德礼为治”的效果。“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同时提出了“人性论”，虽然性本善和性本恶在这一时期没有达成共识，但儒家都一致认为教育可以使人性向善的方向发展，这就为“仁政”、“德治”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墨家从人性平等的立场出发去认识和阐述教育作用。墨翟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对社会，教育通过使天下人“知义”实现着社会的完善，即对人的教育是一种社会的兴利除弊；在人的发展上反对命定论，重视教育和环境的作用，提出了著名的“素丝说”。二、关于教育的目的儒家认为教育是为了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使其具有忠君和勇敢的品质，体现在教育上“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说明学习是做官的途径，并特别强调了“优”方能为“仕”，也就是说只有学习优异、德才兼备的贤才才能做官，反映了儒家惟才是举的思想并提出“举贤才”的主张，使得平民有了参政的可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古代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官本位的教育模式，教育为政治服务为国家培养政治人才、各种官吏的候选人，这样又把教育同政治结合在了一起。而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兼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项品德中,德行一项居于首位,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与儒家的说法颇为类似。但墨家所强调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则又与儒家有所区别。关于言谈，墨家认为在学派争鸣时代，立论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说服力，关系到一个学派势力的消长，因此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言善辩，能够奔走说教，转移社会的风气。兼士还必须“好学而博”，而且所学不仅是墨家的中心思想,并且包括技术的掌握。总的说来,墨家所要培养的贤士或兼士，必须具有“兼爱”的精神，长于辩论，明辨是非，又是道术渊博，有益于世的人才。三、关于教育的对象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教育播向平民的人，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限，开辟了“学在四夷”的先河。儒家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们的性情原本是相近的，只是因为后天的教育和学习，使人产生了不同。否定了人的等级差别，首先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孔子不仅提出了要求，并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孔子的学生成份复杂，人数众多，来自社会各阶层，素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之说。而墨家代表着“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说明“农与工肆之人”是墨家的主要对象；但墨家所倡导的以“兼爱”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则说明墨家的教育对象又具有全社会性。四、关于教育内容先秦儒家教育的内容包括政治道德和文化知识两方面，其中以政治道德教育为重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行、忠、信”都属于道德范畴。“文”有一部分属于道德教育、一部分属于文化知识。由此可见，道德教育在整个儒家教育中居于首要地位，文化知识的基本任务在于为道德教育服务。儒家主要传授的教材是《诗》、《书》、《礼》、《乐》四种。而墨家以“兼爱”、“非攻”为教，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掌握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墨家门徒多出身于“农与工肆”，在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中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增长了不少科学知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后学在百家争鸣中，进研讨辩论，不断总结提高的结晶，其中所涉及的认识论、名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等，其造诣都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也丰富了墨家的教育内容。五、关于教学方法“学而知之”是儒家进行教学的主导思想，学是求知的途径，也是求知的唯一手段。从学开始，由学而思而行。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好学与实事求是也是儒家在进行教育时常用的教育方法。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而墨家在教学上则表现出很大差异，关于知识的来源，墨家提出：“知：闻、说、亲。”这三种知识来源中， 以“亲知”及“闻知”中的“亲闻”为一切知识的根本，由于“亲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 “传闻”又多不可靠, 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关于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检查认识的正确性问题，还提出了有名的三法，即“有本之者， 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墨家重视思维的发展,注意逻辑概念的启迪。墨翟长于说教，除称说诗书外，多取材于日常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经验，或直称其事,或引做比喻,具体生动，较能启发门弟子的思想，亦较易为其他人所接受。墨翟还特别重视“强说人”的积极教育态度，与儒家的“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恰成对比。六、关于道德教育在儒家的教育中，道德教育居首要地位。道德观念以文化知识为基础，道德教育主要通过知识传授来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首先是道德认识，要能分清善恶与是非，进一步形成道德信念，再进一步转化为道德行为实践。儒家主张以“礼”为道德规范，以“仁”为最高道德准则，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儒家道德教育的主要原则有：立志、克己、力行、中庸、内省、改过。墨家把道德修养放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他重视劳动，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一些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他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他提倡勤劳和节俭，反对“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 道德教育的进行在于言传身教，在于感化。总体上看，先秦儒家是教育、道德、政治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其中教育是基础。“学不倦，所以治己;教不厌，所以治人”。治己是修身养性，属道德范畴，由学习培养得来，即把伦理教育化;治人属政治范畴，由教育培养得来，又把政治教育化。儒家希望通过道德教化实现统治目的，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根本，体现了一种积极人世的美政理想。而墨家的品德教育、论辩教育和科学教育虽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却有共同的积极因素，即重视实践和联系实际。墨家强调言必信，行必果，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墨家反对“言过而行不及”，认为话说得多与说得漂亮而不实行，就得不到好效果。只有“以身戴行”，也就是说，只有把“兼爱交利”的道理，指导实践，见诸行动，才能成为“兼士”，才能通过实际行动来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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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一时也说不清楚，还是推荐看下百家讲坛易中天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里面有部分专门讲儒墨之争的，讲的蛮清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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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私学，广收门徒，号称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为继承、发展和传播古代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教育主张、教育目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辉。&
孔子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一、在孔子“三十而立”前后，大约在他三十至三十五期间。二、在孔子于鲁昭公二十七年自齐返鲁之后到仕鲁之前，也就是他三十七至五十岁期间。这一时期中，孔子的教育思想、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弟子遍及齐、鲁、楚、晋、秦、陈、吴各地，同时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广泛注意。三、孔子晚年，结束长达十四年的流浪生活，自卫返鲁，从他六十八岁到七十三岁去世，孔子进行了他最后五年的教育活动。这期间他删定六经作为教材，使教学经验进一步系统化，最终形成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
&由于孔子生前非常注重教育，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因此，从孔子去世后第二年开始，孔子就不断受到祭奠和追封。孔子的封号从汉平帝时的褒成宣尼公逐渐提升到唐玄宗时的文宣王，以及清顺治时的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教育主张
作为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家,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并经过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教育主张,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这些主张,渗透到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形成一套完整、独立的教育体系。&
&&&&（一）教育对象&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类，应作种类、族类、类别解。孔子此语的本义是：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庶鄙，不论种类、族类，“宜同资教”。孔子也在其一生的教育中实践着他的这一主张，孔门三千弟子中，既有拥有很大权力和财富的贵族子弟，又有家境贫寒的平民百姓；既有商贾之人，又有劳动者，甚至有人还曾经为盗，所以荀子也说孔门多杂（《荀子·法行》）。《吕氏春秋·劝学》说:“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其人苟可，其实无不可”，这也是“有教无类”&的真正含义。&
&&&&（二）教育主体&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的人，在他之前不农不工不商不仕，而只以讲学为职业并以此谋生的人是不为我们所知的。孔子早年虽也“尝为委吏”，“尝为乘田”，但自从“大夫之后”，大收学生以来，即纯以讲学为职业，为谋生之道。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教师这个社会阶层，从教育的角度而言，孔子第一次明确主张了老师的专职性，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的精神追求道，并极力寻找弘道的机会，但孔子一生不得志，就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弟子身上。他教育他的学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他的学生也颇有体会，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可见，教道和学道是孔门师生共同的目的，孔子的教育目的已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的，因为这种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所以孔子才能造就出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来。&
&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学而优则仕”包容多方面的意思：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孔子对提倡“学而优则仕”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平民，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贵族子弟。如果要选用人才，孔子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学习与做官有了密切的联系，他鼓励学生们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必担心没有官做，要担心的是做官所需要的知识本领学好没有。弟子们受此思想灌输，头脑中普遍存在为做官而学习的念头，既然已学为君子，不做官是没有道理的，子路心直口快说出“不仕无义”，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孔子积极向当权者推荐有才能的学生去担任政治事务，但他在输送人才时也坚持一些原则：首先，学不优则不能出来做官；其次，国家政治开明才能出来做官，否则宁可隐退。孔子培养的一批弟子，大多或早或迟地参加政治活动，他们“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
&“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把学优与仕优联系起来，以学优保证仕优，有利于推行贤人政治，改良社会政治，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反对了不学而仕的世袭制，为平民开拓了从政的道路，成为当时积极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论语?述而》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够确切的说法。刘南说：“夫文与行，固为二物，至于忠信，特行中之两端耳，又何别为二教！”指出忠信二而实一，是正确的。从孔子教育的目的上看，他要培养的是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和谐统一的君子，所以，他教育的内容也是德才并重，既加强道德教育也注重知识教育。&
（一）道德修养　道德修养是孔子最基本的教育内容，即所谓德育。孔子的德育最主要的内容是“仁”。孔子对“仁”有许多解释，但不外是“爱人”这个总原则。他同时还提出孝、悌、忠、信、勤、义、勇、敬、诚、恕、温、良、恭、俭、让、谦、和、宽、敏、惠等一系列具体概念，丰富发展了德育的内容。&
孔子在德育的方式上，十分注重实践，强调“听其言而观其行”。在研究孔子德育主张时，匡亚明先生说：“道德行为是检验道德认识是否明确、道德情操是否高尚、道德观念是否坚定的试金石，是品德修养进入躬行实践的最主要的环节。”（《中国历史是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二）文献知识　在文献知识方面，孔子主要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教授学生。对于“六艺”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礼记?经解》引孔子的话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诗》即《诗经》，共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在当时主要用于典礼、应接和赋诗言志等方面。孔子认为学《诗》可以锻炼语言表达能力，“不学诗，无以言”（《季氏》），把诗教当成修养道德，陶冶性情，建功立业的主要手段，并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乐》是孔子教育中一项重要教材，包括音乐基础知识、音乐理论、音乐审美、音乐功能等内容，是孔子美育教育的重要内容。&
《书》又称《尚书》或《书经》。现在所见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由《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拼合而成，共二十九篇。《书》是孔子的教育体系中培养从政人才的政治课本。&
《礼》是现存礼书经东汉郑玄融合“古”“今”两派后，定型为三种，即《周礼》、《仪礼》、《礼记》。《周礼》讲各种官制，《仪礼》讲各种典礼节仪；《礼记》讲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
《易》又称《周易》，讲解事物变化。《周易》以八卦为纲构成体系。基本符号“&”（阴爻）和“—&”（阳爻）两种，再由“&”和“—&”三三组合，而成八类，再将八类两相重而成六十四门。关于《易》的传统说法是：伏羲作八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翼，但未必全部可靠。孔子晚年专研过《周易》，并以《易》教授弟子。&
《春秋》我国第一部编年史，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后世有《春秋公羊传》、《春秋梁传》和《春秋左传》阐释它。孔子晚年专注于修编《春秋》，他曾感叹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包含了孔子的社会政治理论，是孔子对学生进行政治和历史教育的教科书。&
（三）体育锻炼　孔子除教授书本知识外，还以一些技艺为教育内容。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射”和“御”即属此类。“射”是射箭，“御”是驾车，都是当时上层社会对士阶层的要求之一。
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其一生出色的教学过程中总结出一套灵活多样，而又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这些教学方法不仅在过去而且在当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
(一)学、思结合&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就是要占有知识材料，“思”就是对看到的知识材料进行分析思考。孔子认为，要使一个人成才，就必须通过培养，使他既善于占有资料又勤于对资料进行独立的思考，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教好学生。&
关于孔子学思结合的教学方法，清初王夫之曾说：“致知之道有二：曰学，曰思，……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愈远，思正有助于学。”(《四书训义》卷六)&
(二)因材施教&教学活动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活动，它的教育对象是各个不同的有着独立意识的人，这就决定了教学活动中不能用同一种方式、方法同时教育好所有的受教育者。孔子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并创造性地施行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
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这并不说孔子要把人分个三六九等，而是说孔子能够正视学生资质上存在的差异，根据学生自身的志趣、智慧和能力，有选择地施以不同的教育。《论语?先进》中记载，冉求做事好退宿，胆子小，孔子就教他凡事要果断，想到了就应马上去做；仲由胆大，欠考虑，孔子怕他冒失惹祸，就教他遇事要退一步想，孔子就是用这种扬长避短的方法来完善弟子们的德业修养的。&
(三)善于启发&循循善诱&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的教育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说，教育学生不能简单地采取灌输的方式，而应该以学生为主，在学生思考后仍不得要领时再开导他，在学生想表达自己思想而苦于说不出来的时候再启发他说出来。另外，如果学生仅停留在对知识的了解，而不能内化为自身的能力，就不要勉强教下去了。这总的精神体现了孔子务实和对每个学生认真负责的教学风格，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教学相长&孔子言：“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可以说，一部《论语》实际上就是记载孔子师生之间互相讨论、回答情况的书。教学相长最重要的是老师要勇于放下架子，面对自己的不足，勇于承认不足，敢于向比自己强的人学习，并把学来的知识应用到以后的教学中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实际上，“诲人不倦”是要以“学而不厌”为基础。另外，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中体现的师生平等观，对今天的教育教学仍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孔子认为学习可以使人获得知识、发展智力、培养能力。将学习过程大致分为七个阶段：立志、博学、审问、慎思、明辩、时习和笃行。在这些学习的阶段中，又总结出许多学习方法，这些方法直至今天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善于总结&学习是一个把外在知识转化为内在能力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漫长而复杂，因此，不可能一时一地将所有的知识全部内化为自身的能力，而要经过长期不断地积累，这就需要不断对已学过的知识进行复习总结。子曰：“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道尽学宗，显然孔子认为，不断地复习总结是学习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这种复习不能是机械的重复，也不只是简单的重复记忆。每次的复习总结都应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重点，不同的目的，这样每次重学才会有不同的感觉和体会，一次比一次获得更深的认识，知识的学习与能力的提高就是在这种不断的重复中得到升华。&
&（二）学思结合&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是读书，却不思考，就会受骗；只是空想，却不读书，就会缺乏信心。孔子在这里对“学”与“思”的辨证关系做出了十分精辟的论述。“学”是“思”的基础，只有不断地充实新的知识，思考才能有所依据，才能不致陷入毫无根据的臆想；“思”是“学”的灵魂，在学习中，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驾御知识的头脑。如果一个人不会思考，他只能做知识的奴隶，知识再多也无用，而且也不可能真正学到好知识，产生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
&（三）举一反三&孔子提出的一种演绎类推的学习方法。《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与“闻一知十”（《公冶长》）属同一性质的类推方法，这一方法更明确地限于由已知到未知的同类相推。孔子认为，只有掌握了这种学习的方法，才能有效的对知识进行学习，才能“君子不器”。&
&（四）谦虚诚实&孔子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述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学习中要善于向比自己差的人学习比自己好的方面，不断完善自己，对待知识要实事求是，不能不懂装懂，不会装会，要养成谦虚诚实的学习态度。
附录：孔子论学习&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盖有不知而作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矣。& 不学诗，无以言。&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有教无类。&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毛泽东与孔子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而他一生研究最多的就是中国历史，中国的传统文明。作为一个国家领袖，在如何对待外国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上，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宏扬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和文化。孔子作为一个其思想，哲学，教育及所提倡的道德观念在中国传播了几千年的人，他的思想在中国人中代代遗传，他的言论无处不在，被历代统治者尊崇为“圣人”，历来都受到众人祭拜。而毛泽东却是反孔的。深究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明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孔子呢！
我不是一个研究孔子的人，但是从阅读的书刊中知道，孔子是一个鄙视劳动，鄙视劳动者的教师。他不参加生产劳动，他的学生也不参加生产劳动。他的学生三千，没有一个懂得五谷杂粮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恰好与其相反，毛泽东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孔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认为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天生就是要受人统治的。他的这种观点毛泽东不可接受。毛泽东说：“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他就是要让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坐到统治者的位置上去。
孔子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就是说法律，条令等强制性的规定不是用来约束上层人物（即统治阶级），而只是用来治理下人（劳动者）的；而一切的文明都不可以传授给庶民，以免这些人聪明起来后会团结一致，来反抗统治阶级。
而毛泽东不仅仅是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主张干部和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在战争年代，他在军队中推行官兵一致的政治经济制度，使他领导的军队成为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军队。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建立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制度，都是限制领导干部，让劳动者与管理者平等的，有的政策甚至是偏向于劳动者的。比如工资制度，在毛泽东时代，相同级别的工人比干部的工资要高。他更是毕生致力于提高劳动者的思想文化素质，让劳动者从传统的封建的道德观念桎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把教育劳动人民当作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为了让农民的儿女能够接受文化教育，他在农村的每一个生产大队（也就是现在的村委）建立了小学。
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孔子所说的小人就是体力劳动者。他认为体力劳动者和女人是靠他这样的上人，贤人养活的，而且最难养。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他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他认为妇女和男人应该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
孔子宣扬的礼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被统治者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统治者，做儿子的要绝对服从父亲，他没有说到女儿，因为他认为做女儿的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女人出嫁以后要绝对服从丈夫，不仅仅是如此，而且是夫在从夫，夫死从子。毛泽东反对这样的盲从。他认为如果劳动人民发现领导干部有错误就一定要反对，下级发现上级有错要反对，学生发现老师有错也要反对，他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他甚至鼓动人民造顽固地坚持错误的领导者的反。他还认为当父母的如果说得不对，做儿女的可以反对，于是沿袭了几千年的“儿女的婚姻由父母作主”，“男人可以休妻”的封建传统制度在毛主席时代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夫妻关系不好，女人同样可以提出离婚。
&看来，毛泽东与孔子的分岐，主要是在如何对待劳动人民的问题上。毛泽东从打江山到坐江山，一切都是为了劳动人民。而他认为，孔子那一整套的思想，理论，哲学，道德礼教本质上都是反人民的。他认为中国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尊崇孔子，就是因为孔子的理论是反人民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反动统治的。他说：“一切反人民的统治者，都必然会搬出孔子，把孔子当作圣人顶礼膜拜。”所以他要反孔子。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的一些接触过西方文化的人就在批判孔夫子的传统道德和封建礼教了。后来发生的“五四运动”更是举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虽然当时和以后都有所谓的“什么家”们极力维护孔子，反对批孔。但是我们知道，正是因为“五四运动”动摇了孔子理论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统治地位，一大批热血青年从封建的道德观念中解脱出来，成为了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领袖人物，他们带领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复辟，反法西斯统治，建立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让现代文明的光芒照耀在了古老的大地上。
在崇尚科学的今天，稍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以上那些孔子的道德礼教都是与现代的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社会制度以及现在提倡的人际关系相悖的。（从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了孔夫子提出的“礼不下庶民”理论的目的。）然而就在我们致力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时候，又是那些见证了“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者，重新搬出了孔夫子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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