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荷英代表：弘扬传统戏曲 靠扶持也靠创新
新华网北京3月8日电（记者罗沙 齐雷杰 明星）“像戏曲这样的中国传统艺术，年轻人关注度低，学起来难度又大。如何继承和发扬这些中国传统民粹，是一直以来困扰我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许荷英听到记者要谈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问题，原本笑容灿烂的脸上露出担忧的表情。
48岁的许荷英出生于河北省沧县的一个戏剧世家，现在已经是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的她有着一副圆润的嗓音，与人交谈时总是笑容可掬，举手投足间透着中国传统艺术家的优雅大方。
“一个嗓音条件好的人，常常会选择去唱歌而不是唱戏，因为练唱歌比练戏曲容易，唱火了，经济收益颇丰。”许荷英颇为无奈地说，“而同样条件的人要学戏，没有十年二十年的苦功夫是不行的。即使历尽艰苦最后成名成家了，收入也不会太高。”
许荷英表示，希望政府能够搭建平台，及时发现好苗子，并下大力气加以培养。“我们呼吁国家更加关注传统艺术，其实并不是要求给多大的投入，戏曲不像足球，国家只要给予适当的扶持和关心，我们心理上得到鼓舞，就很知足了。”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戏曲文化是个代表，１９９０年，许荷英去日本讲学时遇到当地电影演员山口百惠，当时在国内人气极高的这位电影明星对中国传统艺术家表现出的敬仰，让许荷英印象深刻。“我都觉得我俩好像颠倒了。”许荷英笑着说。
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节奏加快的今天，许多年轻人无心关注中国传统艺术。许荷英认为，这里面有现在的年轻人太过浮躁的原因，也有传统艺术自身的因素。
“时代在变，传统艺术也必须改变，才能吸引年轻人的关注。”许荷英说，戏曲应该与时俱进，要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发展创新。多排有思想性又兼具观赏性的剧目，多排观众喜闻乐见的剧目。绝不能忽略现代题材的戏曲，只有现代题材抓好了，并在表演程式、导演程式和舞台程式上加以创新，才能吸引年轻观众。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令人振奋。下一步应该认真研究怎么真正把国家给予文化产业的优惠政策利用起来，把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推向全世界。”许荷英认为，各地对于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要更细致一些，根据各地域不同的文化特色制定规划。同时加大投入力度，把地方上最有说服力的文化形式集合起来，建设听、看、吃等一体的“文化长廊”，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
】【】【】戏曲艺术的对外交流与国家关系的巩固和发展
——以20纪50年代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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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戏曲艺术的对外交流在新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起到了巩固国家之间关系，发挥开路先锋和外交先行官的作用。这段历史的回顾对开展公共外交有许多重要的启示：以“歌舞演故事”为特点的中国戏曲艺术应该成为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一个重要选择，当前还应借助于在国外建立的对外文化交流阵地传播戏曲知识，发挥互联网、电视等新兴媒体的作用以扩大戏曲艺术对外交流的传播效果和受众面。
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成立之初的新中国只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少数亚洲邻国及几个西北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56年6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谈到：“各国人民在文化上的交流，正如在经济上的合作一样，也是促进各国之间的和平、友谊和合作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条件。……作为增加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一个方法，文化交流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就中国来说，我们不会在这方面吝惜我们的力量。”这段话肯定了对外文化交流在整体对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寄予了殷切的希望。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戏曲艺术的对外交流在新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政府重视戏曲艺术对外交流的原因
中国戏曲的脸谱、服饰和四功五法具有独特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艺术魅力。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戏曲文化的表层与内涵，国外观众通过欣赏戏曲能够在愉悦中便捷地了解和理解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心理性格、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
建国前，以梅兰芳为首的京剧界人士到美国、苏联和日本的访问演出均引起轰动，加深了这些国家社会各界对中国文化和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因此，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格外重视戏曲艺术的对外交流。
在巩固和发展国家关系中的作用
艺术是国际语言，20世纪50年代，戏曲艺术的对外交流在沟通中国与出访国人民之间的心灵、加深双方之间的感情和理解、巩固和发展国家关系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第一，帮助巩固了与建交国家之间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巩固与建交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外交关系的建立，文化交流随之展开。
1955年中国越剧团访问民主德国和苏联，在柏林的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观众们有节奏地热烈鼓掌，经久不息，扮演梁山伯的范瑞娟和扮演祝英台的傅全香双双谢幕达28次之多，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以《迷人的中国歌剧》为题发表评论说：“远道而来的越剧团的艺术家们的访问演出，又一次证明艺术在团结和使各国人民互相了解方面的力量。”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大报都接连发表了评价文章。苏联人民一致称赞《西厢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美妙的抒情的诗篇”，是“充满人民性的现实主义巨作”。正如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在看过《梁山伯与祝英台》后所说：“通过你们的演出，我们看到了古代的中国人民如何为自己的自由幸福而斗争。你们的艺术不仅表现了人民的痛苦，而像‘化蝶’一样，更表现了人民的意志与力量。在过去中国人民只好把自己对自由和幸福的理想寄托在‘化蝶’上，但是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自由和幸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今天中国人民不仅长了两个翅膀，而且可以飞翔到世界和全球。”
1955年，中国古典戏曲歌舞团访问北欧五国，其中芬兰、挪威、瑞典、丹麦都是此时期与中国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丹中友协主席汉森说：“你们像《雁荡山》中攻占堡垒一样，攫取了丹麦人的心。”挪威《晚邮报》说：“京剧，它在某一方面把东西方割裂的东西结合起来了。”芬兰舆论认为“中国艺术家的表演，一夜之间缩短了中芬两国的距离。”挪威奥斯陆一所戏剧学校的校长奥生感慨：“铁幕是西方国家自己制造的，我们受美国封锁的影响太深了，以致不大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和艺术。”该国演员杰克说：“遗憾的是挪威还参加了那令人厌恶的北大西洋集团，要是举行民意投票的话，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会投反对票的。”
1954年到1955年中国文化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访演，印尼人民文化协会秘书苏佐诺发表文章说：“京剧的演出证明：虽然我们不懂中国语言，但通过卓越的演技，我们两国人民是可以交谈的。演员们的全身和所有的动作都充满了内心流露出来的感情。”
外交关系的建立，为戏曲艺术的对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戏曲艺术的对外交流又丰富了国家之间交往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戏曲艺术几乎遍访了所有的建交国家，这些访演毫无疑问加深了人民之间的感情和理解，巩固了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
第二，发挥外交先行官和开路先锋的作用。日周恩来在驻外使节会上谈到，“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两国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来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来进行。”日他在全国文艺工作大会的讲话中称担负文化使节责任的文化工作者是“国际活动中的先锋”。针对未建交国家中国政府制定了“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方针。
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不承认中国。冲破铁幕，争取与广大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又一重点。1955年5月，中国艺术团参加第二届巴黎国际戏剧节，首场演出的京剧折子戏均受到了观众热烈的欢迎，演《三岔口》时，据主演张春华回忆，观众“炸堂”了，坐满三层楼的观众鼓掌、跺脚，一再强烈要求再演一遍！艺术团的演出被认为是五十年来巴黎文化生活中最为轰动的一件大事。11月1日，周恩来在接见法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耶率领的议员代表团时说：“如果法国政府、法国议会有困难，现在可以多进行人民之间的来往，多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造成气候，然后水到渠成，承认新中国，同蒋介石割断关系。”“大家努力，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就不会太晚，说穿了美国是阻挡不住的。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法国会走在美国前面，而且会走在英国前面。”1958年，中国戏曲歌舞团参加第三届巴黎国际戏剧节，所到之处都博得了观众难以形容的热烈掌声和喝彩，巴黎的观众甚至用他们不知从哪里学来的中国话叫“好”，他们认为京剧表演的动作是以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和百分之一厘米的空间来计算的，法国各个报纸的戏剧评论家对京剧表演用尽各种各样的颂词，“完美”“神奇”“瑰丽”“美妙”“辉煌”等。一位法国朋友说：“愈来愈多的法国人民强烈要求同中国人民加强友好关系，因此任何一个不愿失去人心的政界人物都得考虑他们对待中国人民究竟采取什么态度。”
在巴黎一个旅行社为组织到中国旅行而举办的电影招待会上，解说员意味深长地介绍：“这是法国从前的大使馆，到现在还一直空在那里，它正等着我们大使去上任啦！”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法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德玛尔达夫人在一次招待会上兴奋地致辞：“我们为促进法中人民友好而进行的工作困难越来越少了，因为支持我们的人愈来愈多，今天有几百人在这里欢迎你们，下一次你们再来的时候欢迎你们的将有成千上万，现在中法两国还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是这一天总会来到的，而且不会很远。”1964年1月，法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
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由于近代以来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物质损失与精神伤害，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疑虑、隔阂甚至是憎恨。当时的日本政府屈从并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中日关系的坚冰需要足够的耐心与智慧，毛泽东提出了寄希望于日本人民的战略构想，日，他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谈到：“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位，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文化交流，现在就可以做啦！”周总理制定了以文化交流和贸易互惠为先导，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以达到逐步实现恢复邦交的路线。建国前以梅兰芳为首的京剧界人士两次到日本访演并为关东大地震举办过赈灾义演。中国派出的第一个访日演出团是1956年以梅兰芳为团长的中国京剧团，演出《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白蛇传》《三岔口》等大小剧目25出。53天中演出32场，戏票往往在一小时或半小时内全部售光，许多人只得花近十倍的高价买黑市的戏票。此外，在东京、大阪进行了四次电视播出，为救济日本战争中的孤儿和广岛原子弹受灾者还举办了两场义演。日本天皇之弟三笠宫看了演出后向梅兰芳先生致意：“你们对中日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京剧代表团遍访了东京、大阪、奈良、广岛等地，一路上到处洋溢着“东京—北京”的友好呼声，有时演出结束时，全场观众振臂高呼“中日友好万岁，万万岁！”日本剧作家木下顺二说：“京剧演技所具有的出色的表现力和它的形式的优美征服了日本观众，京剧的美妙的内容也打动了日本观众的心弦。……今天，我们说的日本观众，自然其中有很多人在思想感情上对共产主义抱有怀疑或反感。但是这些人的这种思想感情，并没有妨碍他们欢迎京剧团、欣赏和理解京剧。”一位日本青年给演员李少春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谈到：“艺术让两个具有巨大心理隔阂的民族联系在一起了。”一位在门司车站欢迎京剧团的老渔民噙着泪恳切地说道：“我们两国的鸟，早已自由地飞来飞去了；我们人不该输给鸟啊，我们应该自由地常来常往！”时任日本京都市长的高山义三在接风会上致辞：“有人把外交看作是戴着白手套的外交官加配战刀的军队，那是荒谬的！真正的外交是人民的心与心的交流，从而达到文化、经济、政治的交流。”在日本国会举行的招待茶会上，议员穗积七郎最后说：“日中两国今天在文化上握手了，相信不久的将来也能在政治上握手。”周总理听了汇报后说：“艺术打开了日本人民的心扉，搭起了中日人民友好的新桥梁！”1956年，他又满怀信心地预言，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到那个时候，只剩下两国外长签字和喝香槟酒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在日本兴起影响广泛的“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运动促使日本政府逐步调整了对华政策。
这一时期，中国的戏曲艺术对英国、比利时、荷兰、智利、乌拉圭、巴西、阿根廷、新西兰、澳大利亚等许多未建交国家的访演，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欢迎，亦如在法国和日本的演出一样，都为20世纪60—70年代与这些国家的建交培植了舆论氛围，奠定了群众基础。
列宁在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说：“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20世纪以来外交公开化成为不可遏制的时代潮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外交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事情，但国民的情感和情绪会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20世纪50年代，中国戏曲演出遍及五大洲，可以说每一场演出都引起了轰动，许多演出都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通过戏曲艺术的对外交流，中国与出访国人民初步建立起了友谊，巩固了与建交国之间的关系，对未建交国起到了开路先锋和外交先行官的作用。
对当前开展公共外交的启示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化的发展，开展公共外交显得尤为重要，虽然今天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外交任务已和20世纪50年代有了巨大的差别，但这段历史仍然对我们当前开展公共外交有多方面的启示：目前昆曲和京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戏曲作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性符号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向世界说明中国，“以歌舞演故事”为特点的中国戏曲艺术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择。在传播方式方面，对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要派大型演出团现场演出，欣赏“现在进行时”的演出打动心灵的效应是其他任何传播方式不可能达到的；20世纪50年代戏曲艺术借助于报纸和广播等传播媒体，在国际上造成了声势和影响，掀起了中国“戏曲热”，今天我们应借助于迅速发展的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交流中心等对外文化交流的阵地传播戏曲知识，使国外观众能够真正欣赏戏曲艺术，领会其深刻的内涵，还应充分发挥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的作用，扩大公共外交的传播效果和受众面。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周丽娟（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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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戏曲：在艰难中求生存谋发展
本报记者　郭青剑
&&&&“中国传统地方戏曲正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必须更新观念,依靠自身和社会的力量,解决危机,戏曲事业才能发展。”在日前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地方戏曲剧种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与会的多位专家基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进行的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全国戏曲剧种剧团现状调查”的结果,提出了这一论断。
&&&&市场萎缩 经费短缺
&&&&该调查显示,随着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深受影视、流行音乐等现代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地方戏曲本有的娱乐、教化功能已经大大萎缩,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已经对戏曲失去了兴趣,也看不懂戏曲程式,戏曲艺术不得不尴尬地沦为“夕阳艺术”,随着老一代戏曲观众日渐减少,戏曲观众断层现象也越加突出。传统戏曲在城市舞台和农村的演出市场都日益缩小,主要在过年过节、敬神祭祀、婚丧嫁娶之际演出,仅仅起着助兴功能,而且演出场次也越来越少,其影响力大不如前。
&&&&以前,地方戏曲剧团人员的工资、福利几乎全部靠政府财政拨款。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文艺演出团体差额拨款政策。很多地方对地方戏曲文化事业的投入很少,严重影响了演员的日常生活和剧团的艺术生产。
&&&&由于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剧团不得不靠演出收入来弥补。然而由于演出场次很少,演出戏价又低,剧团演出收入极为有限,甚至可能造成亏损,出现“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也赔”的怪现象。以江苏省连云港市艺术研究所一级编剧朱秋华的调查为例,该市淮海剧团2004年政府财政拨款50万元,除去发放离退休人员工资32万元,只剩18万元。剧团全年演出收入只有13万元,现在剧团演职人员实际平均月工资副高级别才600元,最低的只有280元,远低于全市最低工资保障线。仅靠演出收入来弥补悬殊的工资差距显然是力不从心的。
&&&&创作、演出以及日常经营经费严重短缺,这是目前地方戏曲面临的一个最为普遍,也最为关键的问题。
&&&&人才流失 剧种减少
&&&&2001年,陕西省富平县阿宫腔剧团招生。但是,一个星期内没有一个学生报名。2002年,剧团要求团里凡是领工资的人每人必须带3个孩子来考试,否则不发工资。这样才勉强招到了50名学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何玉人在陕西渭南地区调查时了解的上述情况,是目前地方戏曲人才危机的一个典型写照。
&&&&现在剧团、戏校招生难,而即使招到了,也不理想,辛辛苦苦培养出来之后,又有许多学员流失到其他行业。同时,很多地方戏曲剧团已经无力担负编剧、导演、舞美设计、音乐设计等人员的开支,只留下演员维持生存。还有很多演员因条件艰苦而辞职到民营剧团或者转行。
&&&&戏曲人才青黄不接,缺失、流失、断层情况严重,戏曲教育不景气,这是戏曲危机最深层次的爆发。
&&&&随着生存现状的艰难,我国丰富的地方戏曲资源也加速消亡。以山西省的情况为例,1983年编纂《中国戏曲志》时还有49个戏曲剧种,仅仅20年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和山西戏剧研究所联合调查时发现,存活在戏曲舞台上的剧种只剩了28个,有21个已经消亡,其中不乏历史悠久、文化价值丰富的剧种。而全国从1980年代初至今,已经有130余个地方戏曲剧种消失。随着这些剧种的消失,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些珍贵的文化记忆也便永远地从我们身边消失了。
&&&&现在不少剧种,如大同市的耍孩儿剧、北京市的曲剧等,全国仅剩一个剧团,这些“天下第一团”,成为了这些稀有剧种的唯一传承单位,更有甚者,一些剧种已经没有了传承剧团,许多珍贵的资料只保存在为数极少的几位老艺人的身上,如果他们一旦离世,造成的损失将是不可挽回的。抢救性保护我国的戏曲文化遗产,用录音、录像甚至数字化现代科技手段挖掘、整理、记录下传统剧目、音乐材料和表演技艺,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
&&&&转变观念 走出困境
&&&&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刘文峰所说,由于造成戏曲艰难现状的原因相当复杂,因此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并不容易。目前来看,戏曲统领城乡文化娱乐的盟主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但戏曲的前景并不悲观。如何保护、发展戏曲这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引起了我国政府和所有戏曲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
&&&&可喜的是,现在已经有一些地方戏曲院团通过各方的重视、帮助,以及自己的努力,逐渐摆脱了困境。像大同市耍孩儿剧团,由于被列入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之一”,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2001年,全市艺术表演团体机构改革中,政府将耍孩儿剧团作为稀有剧种的传承单位特别保留了下来,还在大同市艺校专门成立了耍孩儿班培养后继人才,同时,多次专项投入经费,让剧团参加全国、省、市大型调演,打造了优秀剧目,锻炼了戏曲队伍,为该剧团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该团还广泛开展社会运作,凝聚各方积极因素,充分利用中国大同云冈?恒山旅游节的节庆平台,发挥节庆效应,通过出让活动冠名权等形式,推动该团与企业、旅游相结合,募集保护资金、开辟演出基地,壮大自身实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地方戏曲的保护与发展不能坐等政策体制等外部环境的完善后才重塑自身,剧团自身必须转变以往“等、靠、要”的思想,加强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树立市场意识。宁夏秦腔剧团近年来大胆改革用人制度,精简冗余人员,让年轻人担任剧团的主要演出力量,同时先后联系协作单位,排演宣传“电力法”、“税法”等专题性专场演出,成倍地增加了演员的收入,改善了剧团的生存条件,逐渐走出了困境。北京曲剧团于2001年建党80周年之际,推出了《红岩诗魂》,演出100余场,今年又推出了《宋鱼水》,刚演出10场就已收回投资的70%,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这都表明,只要通过各方的努力,中国戏曲一定会早日走出困境,重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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