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行行重行行——农村金融田野调查与思考》序言
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句诗，我今天把它作为我的发言的题目，向各位报告一下我在农村田野调查和农村金融研究的一些心得和体会。用这句诗来形容农村田野调查工作是非常合适的，农村田野调查工作无非是“行走”，在乡村的田野间行走，也有“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意味在里头；费孝通先生在晚年的时候，将自己一生所作的田野考察报告编为一册，书名也是《行行重行行》。我今天算是把费老的题目搬来借用，好在产权还是古人的。
谈到农村研究和农村田野调查，在北大有很多学者在做这件事情。要研究农村金融、农村医疗、农民合作组织、农村教育等问题，如果没有田野工作作为研究的基础，是很难想象的。你如果研究汇率问题，可以没有田野调查；你如果研究资本市场价格，也可以借助公开的股市数据；但是做农村研究，没有田野调查工作是很难作第一流研究的。没有第一手的数据，没有来自于田野考察的对农村经济社会的直觉把握，就很难有优秀的农村研究，很难有准确敏感的问题意识。田野调查可以说是农村经济社会研究的基石。但并不是说有了田野工作就可以保障研究成果的高度，农村领域的学术研究高度除了靠扎实的田野工作之外，还要有良好的理论训练、敏感的问题意识、对复杂现象的抽象概括能力以及学术研究上的自信心，今天不打算展开讨论这个问题。
从整个北大的角度来说，农村研究以及田野工作的整体氛围还有待改善，整体的影响力还有待提高。与历史上北大农村研究以及田野工作的辉煌相比，当下的情况不能令人乐观。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和社科院参加学术讨论会，我深深地感到，北大的农村研究整体水平和田野工作与别人比有些距离。是不是北大的学者不关心农村研究，不关心农村发展？绝对不是。北大实际上在各个院系中都有关于农村研究的学者，但是可以说总体上还没有形成一种氛围和气象，这种风气还远远没有塑造起来。
北大历史上农村研究和田野调查有很悠久的传统，而且出现了几位农村研究与乡村建设实践方面的大家。北大有四个前辈学人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哲学家梁漱溟先生（），他30年代在山东开展乡村建设试验，是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之一。其二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陈翰笙先生（），他27岁就在北大任教，后来带领薛暮桥、孙冶方先生等进行农村调研，其研究成果至今在国外有重要地位。第三位是于树德先生（），帝国大学毕业，1923年在北大任教，后来又任教于燕京大学，他是李大钊的挚友，并曾受毛泽东之邀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合作社理论，是公认的我国农民信用合作运动的先驱。第四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他在3、40年代写出《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传世名著，一生倡导田野调查，关注乡村发展。可以说，北大有悠久而深厚的农村研究和农村调研的传统，我们应该继承这个传统。
一个人选择自己的学术方向，有很多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偶然性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大势以及自己的学术训练有关，而必然性与研究者个人的性格、价值取向与偏好有关。我选择农村金融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可以说偶然之中有必然：我从小在乡村生活，一直保持着与乡村的密切联系；从秉性上来说，我倾向于松散的生活调子，摆脱不了浓厚的小农生活习气，故格外偏好乡村方面的研究与观察；从学术训练上来说，我在读研究生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一直在作发展金融领域的研究，博士毕业论文写的也是金融发展理论，自然会关注到中国的农村金融问题，因为这是在中国探讨发展金融时绕不开的问题。所以选择农村金融作为学术研究方向，有学术理路和个人经历秉性方面的必然性。
偶然的原因是2001-02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访问学习的经历。在明大的一年时间里，我完成了关于金融发展理论的博士论文，其间看了很多农村研究领域的文章。在明大，农业经济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很前沿的，美国很多农业经济学会的会长都是出自明尼苏达大学。看得多了，不免要进行一下对比。我觉得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在农村研究方面应该有像样的成就，但现实是北大的农村研究与北大这个学校的地位很不相称。在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对占最大国民人口比例的农村经济进行研究，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李玲教授（擅长农村医疗研究）有一次在聊天中开玩笑说：“原来好些搞农村经济研究的学者都‘农转非’了”。在回国之后，我的注意力逐步转向农村金融研究方向，尽管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并没有发表很多关于农村金融的文字，但是在农村金融文献以及农村金融理论准备方面已经开始着手做一些工作。
在着手进行农村金融研究的过程中，我感到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迫切解决：一个是必须开展与农村金融相关的田野调查，运用第一手的数据和资料，进行较为科学深入的农村金融研究，而不是就政策谈政策；第二个事情是应该在北大尽快开设相关的课程，以培养农村金融方面的研究人才，否则仅仅招募一些学生过来充当田野调查的体力劳动者，是做不好真正的农村金融研究的，那些田野调查工作者必须是经过农村金融方面的专业训练的学生。
所以从2004年之后，这两项工作开始启动。在田野调查方面，2005年以来陆续组织了对山西、浙江、宁夏、四川、内蒙古、贵州等地的农村金融田野调查，通过暑期社会实践的形式吸引校内外学生参加，部分内容辑为《农村金融与新农村建设》一书（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年，连续三年，借助我主持的几个课题的经费支持，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田野调查。
2007年夏，在红十字基金会的经费支持下，组织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田野调查，课题组分两队共走访5省12县，16个乡镇，20余个行政村；学生返乡调研共7县中的7个乡镇。收集农户问卷近700余份；走访新农合县级管理机构11个，地方红会组织11个，地方保险机构8个（调研区域及乡镇卫生院见表1、图1和表2）。研究成果为《社会参与、农村合作医疗与反贫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被卫生部作为农村医疗体制改革框架制定的重要参考之一。
2008年7月至9月间，在团中央和北大经院团委的支持下，我组织了迄今为止由高校组织的最大规模农民合作社调研，参与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调研的首都高校大学生共计61人，包括部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分别前往了15个省区调研。15个省区涵盖了东、中、西部（见表3），积累了大量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方面的案例和数据。此次我的调研成果和此前我在其他地区的部分考察报告结集为《草根金融》（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版）和《乡土重建——农村金融与农民合作》（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版）两本小册子。
与田野调查工作同时展开的，就是开设相关的课程。在北大，开设新的课程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要经过比较严谨的程序，由相关部门和专家确认之后方能开设。在发展金融和农村金融方面，经济学院以往的课程体系中比较缺乏此类课程，而这种课程上的空白不利于该领域的研究，也不利于人才培养和田野工作的展开。2002年，我开设了研究生课程《金融发展理论》，系统介绍发展金融方面的理论以及中国的实践。2005年，我开设了《农村金融学》课程，主要选修者是本科高年级学生。据我所知，这也是在综合类院校中所开设的第一门农村金融学课程。2009年，我和章政教授一起，开设了《合作经济学》课程，系统探讨和介绍农民合作社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发展模式。这三门课程都是以往课程体系中没有的全新课程，开设难度虽然很大，但是在院领导的支持下，这些课程终于被列入教学计划，对北大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有一定意义，同时也获得了学生的认可与欢迎。如果没有院领导和系领导的大力支持，这些新课程是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开设的，我要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随着课程的开设，田野调查的开展，接下来一个任务就摆在了眼前：除了要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之外，为选课的学生们撰写系统而全面的教材就成为当务之急。在农村金融领域，还没有形成规范的系统的教材，这给教学带来不少困难，选课学生对教材呼声很高。没有教材，只能运用现有的研究成果作一些专题性讨论，教学虽初具体系但总给学生以漫无边际无所依归之感。2005年起，我便开始组织撰写《农村金融学》教材，并获得北京市精品教材资助，2007年正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该领域第一部系统而规范的教材，这部书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教材一出即受到同行极大关注。系统而规范的教材的出现，往往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和体系化的重要标志，《农村金融学》一书虽不敢言精深，但其体系较为完备，融理论探讨与实践为一炉，视野较为开阔，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框架性的基础。在《农村金融学》之后，2009年我又在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农村金融机构管理》一书，这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一本农村金融管理学教材，适合于农村金融实践领域的教育与培训。近期，我和章政老师正在策划撰写《合作经济学》教材，以便选修该课程的同学在上课时参考。
在农村金融研究中，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科研队伍的建设。做任何社会科学研究，一个人单打独斗是很难奏效的，一方面是精力和能力问题，另一方面也有视野和眼界问题。只有组建一个梯次分明、合作紧密无间的团队，才会以最快的速度、在最深、最广的层面上展开研究，否则一个人作研究，在速度、深度、广度上都很难达到一流水平。且不说田野调查需要大量具备一定学术训练的学生，在更深入的学术研究、系统性教材撰写、专题性项目的推进方面，更需要一个富有朝气与创新精神且有效率的团队。除了我自己的研究生之外，我的农村金融研究和田野调查团队还得益于与社科院、农业大学、人民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科院以及中国农业银行等单位的同行的合作。学生是很宝贵的“资源”之一，很多学生即使在毕业之后很多年，仍旧协助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田野调查组织工作，比如来自清华、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社科院的几位毕业生。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与国内农村金融领域的几乎所有顶尖级专家学者建立起学术联系，从他们身上，我获益良多，尤其是在把握学科研究前沿方面。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尤忌闭门造车，应该对该领域的学术前沿与学术探讨热点有密切的跟踪与关注，如此才能使自己的研究始终处于该领域的领先地位。自然，我还很难说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从方向上来说这个原则总是不错的。
在具备了田野调查基础、课程建设基础、教材基础、科研团队基础之后，还不要忘记，要搞好研究还需要一定的项目支撑与经费支持。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定的经费支持，竟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调查，竟可以吸引学生和同行进行相关的深入学术研究。农村金融领域的研究，其实践性很强，尤需要大量经费支持。很幸运的是，我的农村金融田野调查得到了经院学生社会实践基金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在与其他大学的同行进行交流时，我也常以能够获得学院资助而自豪。确实，这样的支持并不是每个学校、每个学院都有的，对学生社会实践和田野工作的一如既往的支持，反映出经济学院领导的远见卓识。经济学不可能像物理学一样仅仅在实验室中产生好的研究，经济学的实验室是在现实中，农村金融研究的实验室是在田野里。除了院里的支持外，从2005年以来，我还陆续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司法部农村金融立法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国家级课题，尽管时时还感到在经费方面捉襟见肘，但毕竟为农村金融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以上，围绕农村金融研究，我谈了五个方面的工作，即：田野工作、课程体系、教材建设、科研团队和项目支撑。这五个方面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互为条件，缺一不可。我想与更年轻的同事们分享的是，当你确定了你的研究方向之后，不能回避任何艰苦的工作和基础性的工作，只有把那些最艰苦、最基础性的工作完成之后，才能在这个坚实的地基上盖大楼。田野工作、课程体系、教材建设，都是很艰苦的基础性工作，不能绕开它们去做一些比较容易短期见效果的工作。有些同事会说，费力花几年时间写一本就算是填补空白的教材，也不如在学术期刊上多发三五篇学术文章，对这种观点，我未敢苟同也。发表论文固然重要，这无须多说；但是当你把那些看似很艰苦很基础的奠基性工作完成之后，你的研究将更深入、更系统、更坚实、更有方向感。你将有更开阔的学科视野和更长远的研究目标，你的研究将是延续性的，而不是仅仅为发表论文而作的“点状”的分散的研究。现在的科学研究评价体系，往往激励和逼迫年轻学者去做短期见效的学术研究，而不鼓励他们把根扎得更深一些，把基础夯得更宽广更坚实一些，把学术做得更从容更长远一些。这不能不说是当今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不幸。
当然，对于一个年轻的学者而言，选择学术领域是首当其冲的一个难题，也是难以绕开的一个难题。我首先想说的是，对于刚刚踏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年轻学者而言，先不必急于选择一个固定的狭窄的领域；你应该在一个更为宽广的层面上先体味一下学术研究的感觉与路数，尽量把触角伸得宽一些，眼界开阔一些，广泛涉猎不同的领域和学科，而不是过早地把自己局限于一个窄小的专业范围。把自己过早地“画地为牢”，可能在短时间（三五年）内多发几篇文章，但是由于你没有宽广的学术视野，眼光不够开阔，反而会使得你的研究缺乏方向感，对自己的研究也不容易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因此，过于功利地、过早地将自己捆在一个看似清晰但很狭窄的专业领域，这并不是一个年轻研究者之福，而恰恰是年轻研究者之祸。选择专业领域一定不是一开始就“画地为牢”把自己圈起来，把自己装扮得“很专业”；它一定是一个从容的、自然而然的过程，这个选择过程需要缓慢的催发、从容的体悟与审慎的甄别，而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你的专业领域选择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并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选择。在选择专业领域时，一方面当然要考虑到国家与社会的需要，但另一方面还是要更多地考虑自己的专业兴趣与价值取向。如果一个学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没有感受到激情，没有找到一种归属感与使命感，那么他就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研究者。学术从来不仅仅是“为稻粱谋”的营生，而是一个学者安身立命之地，如果没有激情，要做第一流研究是不可能的。而这种激情与该领域的“热闹”程度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季羡林先生毕生致力于孤僻的中亚语言文化研究，王力先生毕生从事枯燥的汉语语法和音韵学研究而有大成，陆卓明先生在看似冷僻枯燥的世界经济地理领域乐而忘返孜孜不倦，这些都说明，一个学者选择某学术领域，决不能以是否“热闹”为前提，而要首先关注自己的学术兴趣，这样研究才能有持久的动力与激情。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又是当今热门学科，研究者尤忌在选择专业方向时追逐时髦。从我自身而言，当初选择农村金融这样一个较为窄僻的领域也是主要考虑到自己的学术兴趣和以往的专业训练，当然也从长远视角看到国家社会对这一领域研究的巨大需求，看到农村金融研究对我国农村反贫困的意义。
“行行重行行”，作为一个学者，学术研究本身似乎就是一个漫长的旅行。旅行要有行者的心态，不要太急功近利，拍几张照片就打道回府逢人招摇；一个好的旅行者，应该慢慢走，从容欣赏，愉悦体悟，充分享用旅途之景致、旅途之哲思、旅途之妙处。把自己当成一个背着行囊的旅行者，虽然有高远的目标，却不避险远，一站一站耐心地品味，一景一景地从容地鉴赏，如此这个旅途才有味道，才不枉用双脚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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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本文是作者在日举行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科研工作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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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中国农村金融论坛专家发言
| 作者：韩俊等 | 来源：人民网 | 【】【】
人民网北京10月28日电 （记者刘阳）由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村金融学会主办的&2009中国农村金融论坛&今日在北京召开，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的农村发展与农村金融&，人民网全程现场直播。
以下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在&全球化时代的农村发展与农村金融&上的发言：
谢谢张行长。尊敬的项董事长，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就农村金融的问题和大家进行交流。
我想主要就建立一种普惠性的农村金融体系谈一些看法。刚才，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在致词当中讲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讲到，格莱珉银行是去找借款人，他们要把信贷的服务送到每个农户的门口。我想，孟加拉的这种模式不仅是让我们可以学习它的微型金融，更重要的是它有一种崭新的理念，有一种崭新的思想。
首先我们讲到农村金融，我觉得应该明确一个理念，我们的信贷是一种服务，既然是一种服务的话，我想强调这个服务应该是能够尽量做到普惠，应该是合理的，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叫&普惠性的金融体系&。这个普惠性的金融体系，国际上对它有一个定义，就是这样一种体系，它是能够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尤其是要为那些金融体系现在还没有覆盖到的穷人或者是社会低收入阶层，为他们能够提供服务。
毫无疑问，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农村金融体系离这种普惠性的金融体系还有很大的距离。比如，我们现在两亿多个农户，真正可以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信贷服务的大约占到三分之一。2006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个大型的调查，我们出版了《中国农村金融调查》这本著作，也有很多的文章发表。
我可以给大家提供几个核心的数据，根据我们这个调查，有融入资金需求的农户大约占到了60%。这些想借钱的农户有40%以上没有从正规的金融机构借到钱，他也想从正规金融机构借，但是有40%没有借到。还有一个数据，从正规金融机构贷到款的农户，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户表示这个贷款不能够满足他的需求。
国际上把信贷约束归纳为三个方面：一个是数量的约束，就是规模约束，贷不到那么多款；第二是交易成本的约束，农民贷款可能要付出更高的成本；第三是风险的约束，他担心贷不到款。所以在农村有大量的、没有信心的潜在的借贷者。这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普惠性的金融体系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要建立一个普惠性的农村金融体系，它的短板到底在哪里？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农业发展银行，它主要是给农业的龙头企业、粮棉收购企业，包括资质比较好的金融企业提供贷款，主要是给有抵押、有担保的农户包括一些企业提供贷款。现在缺乏抵押品，难以找到担保的大量的小农户和小企业是得不到有效的金融服务的。所以，这是我们下一步金融体系改革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
对当前农村金融体系的问题，我在提交大会的材料里面归纳了三个方面，大家都很清楚。第一，我们这种农村金融体系的竞争性还不足；第二，农村金融产品服务和创新还不够；第三，我们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激励还不足。
我可以讲几个数据，2008年，涉农贷款的余额将近7万亿，农户贷款的余额是一万五千亿，其中农户贷款去年新增了大约2000多亿。我特别同意李金华主席的观点，要解决现在中国农村金融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让这些正规的金融机构充分地发挥作用。比如现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到6月末只有118家，不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引入的资本还不到50亿元，吸收的存款只有130亿，发放的农户贷款只有55亿，给中小企业发放的贷款只有87亿元。可以预测，在今后三至五年之内，这些新的农村金融机构很难成大的气候。银监会讲，今后三年要再建立1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就是这一千多家建起来，我想它在整个农村金融市场当中的份额仍然是非常低的。
另外，我认为我们现在对涉农贷款，作为研究农村和金融的人，我们经常很困惑。涉农贷款很难搞清楚都是一些什么内容，真正和农村发展直接相关吗？也不是。所以，到底给农业提供了多少贷款，我想并不是非常清楚。这些方面的情况并不是很明确，数据并不是很准。所以我认为，现在非常有必要规范我们的农村金融统计，我们要把这个情况先搞明白，数据先搞准确。
我还想讲一个观点，我们的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大家认为进展还是比较缓慢，虽然有很多创新。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可能一个根源就是我们试图按照发展城市金融的思路来推进农村的金融改革。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农民、农村的金融需求，第一，农户的信息是高度不对称的，农村金融面对的风险是比较高的，交易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按照城市的金融来搞农村金融，这条路很难走得很远。
农村金融创新的方向，十七届三中全会讲得非常清楚，我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建立一种现代的农村金融制度，第一，我们一定要强化现有的所有的金融机构服务农业的责任；第二，我们要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的农村金融机构；第三，创新农村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第四，优化农村的金融环境，保证农村金融体系能够安全有效地运行。比如我们要健全农村的保险体系，我们要健全担保体系，我们还要采取一些信贷的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我们要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形成一种更强的激励机制。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大家都是有共识的。
我还想补充这样几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我认为下一步要解决农民的贷款难，我们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里。我最近去日本考察日本的农村金融，到了几个地方，得到的判断是一致的。就是说在日本，农民第一位的贷款（贷款的来源、用途、分类）是担保贷款，在日本，农民没有担保是贷不到款的。第二位的是信用贷款，要给农民授信。第三位是制度贷款，日本公库的贷款占了45%，我们国家农业的政策性金融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需要政策有一个大的改变。排在最后一位的是不动产的抵押贷款&&土地抵押贷款。日本的农村金融机构一般是不愿意接受农民拿着土地来抵押贷款的。土地抵押贷款在日本占1%左右。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在座的银行家们应该很清楚，农民拿着承包地去抵押，有多少银行愿意接受？现在国内，我认为这方面可以探索。比如辽宁，有的地方拿着土地抵押，一亩地只能抵300块钱，宁夏有一个县，全县范围内在试点，农民拿着土地承包权在抵押，一亩地抵押3000块钱。我认为对土地承包的抵押我们可以探索。短期之内，我们通过土地承包权的抵押解决农民的贷款难可能还不是非常现实。
第二，在金融产品创新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刚才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讲到，格莱珉银行已经为农民提供住房贷款，建了64万间房子。我最近到西藏调研，我认为农行在西藏做得非常成功，西藏从2006年到现在，农行为17万农户提供了贷款10个亿。到今年年底，西藏有100万农牧民可以住上新居。所以，在中国，农民有强烈的住房贷款需求。我最近去潍坊调研，67个村庄在两个月的时间里，700多户农民贷到了8660万的住房贷款，一户最多可以贷10万，贷款周期是5到8年，政府对利率还有优惠，农民不需要担保，采取联保小组的方式。我认为这是我们的金融机构不应该忽视的一个领域。
第三，我认为现在要着力加大我们农村信贷担保体系的建设。我们要着力推进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如果这两块我们的政策不到位，关于农村的金融改革，关于普惠性金融体系，我们还可以谈五年、谈十年，可能问题还没有解决。
总之，如果我们像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讲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信贷服务送到每家每户的门口，我们致力于为农民提供一种方便、快捷的服务，我想在中国我们应该有信心完全可以做得像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一样的好，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覆盖绝大多数有贷款需求农户的金融体系。谢谢大家。
以下是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在&全球化时代的农村发展与农村金融&上的发言：
大家下午好。我这里想以&推进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为题目，跟大家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点，深入认识。大家知道，自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比较大的进行了两次金融制度的创新。第一次，90年代中期，1994年成立中国发展银行，1996年下发了《关于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要在中国构建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结合的三项金融体系。通过构建三项金融体系，改善农村的金融服务。
从2003年，我们开始了以农村新制度改革为先导的第二次改革，这一轮我们扩大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提出了对农业银行要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改革设想。同时又发展了乡村银行和小额信贷。通过完善符合&三农&特点，满足农户需求，多元化、多层次、广覆盖的金融体系，改善对农村的金融服务。最后，我们又认识到，构建农村金融体系、改善农村金融服务还要对农村的金融机构采取一些支持和扶持的政策。这些都表明我们随着改革的深化，对金融改革的认识也在深化。下一步要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推进制度创新，我觉得在认识上还应该进一步深化。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以我个人的思考和观察，我觉得要解决好这样三个问题，或者说要处理好这样三个关系。
一是在金融体系发展上，要处理好大金融和小金融的关系。因为中国城乡差别比较大，农村的区域差别啊比较大，我们既要发展可持续、规范的大金融，同时也要发展符合农村特点，满足农户需要的小金融。
二是要处理好防范金融风险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关系。金融机构要监管，对金融风险我们要防范。但是，不能因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而削弱对农民的金融服务。就是说加强金融体系的监管就是改善农民的金融服务。
三是要处理好建立诚信体系与对农民的信用状况的估计。我们是要保证我们的资金安全，是要在农村建立诚信社会，是要培养农民的金融安全意识，但是对农民的信用状况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估计。从目前调查反映的情况来看，农民的信用意识应该是强的，信用状况也是基本上比较好的。举一个例子，在农村，在家里，哪怕是爷爷欠的钱，因为一个原因，爷爷去世了，但是债主只要找到他的孙子，孙子肯定认帐，这说明他们的金融意识是强的。在深化这些认识、处理好这些关系的基础上，我觉得下一步要推进我们的金融制度创新。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就是深化认识。
第二点，完善政策。我觉得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对已有的金融政策认真地落实。比如，我们这几年提出的县以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收支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而且我们今年的一号文件还在这个要求下又加了一个建立独立考核机制。这些机制有没有、落实没落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同时也要有一个政策设计的完善问题，比如说在这句话里，到底多少是&主要&？要不要明确一个比例，用于发放什么贷款，还是以农业贷款为主，还是&三农&贷款，这些政策都不清楚。独立的考核机制怎么样考核？我们不能光让金融机构提供服务，不给必要的扶持政策，这一句话既有落实层面的问题还有完善方面的问题。我们农业方面的改革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我们要求农业银行今后的改革，特质是股份制改革问题上，要落实16字方针：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16个字中我认为在&面向三农&和&商业运作&上有许多问题要人们研究，有许多政策研究要进一步完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很难实现和落实16字方针。
还有我们提出的两个发展：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和以服务农村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还有，大力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这两句话是今年一号文件写的，一个是加快发展，一个是大力发展。这些政策落实了没有，落实得怎么样，怎么调整和完善？所以，我想在完善政策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对已有政策落实的问题，落实的过程中，有很多办法需要研究、需要解决。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在落实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问题，要对一个政策进行调整、进行完善的问题。完善政策也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需要解决。
第三点，创新机制。在创新机制上，我主要强调这样三点：第一点，农村金融机构或者金融组织的创新。前面我已经讲了，90年代中期强调三元金融，这一次又强调发展多元金融。那么，从金融体系和金融组织的发展上，我以为下一步比较重要的重点，就是对现有的金融机构进行改革的基础上要发展多种金融机构，发展新的金融机构。现在在农村从金融机构上我们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还有这几年发展的乡村银行。但是，这些金融机构是政府金融，而且很多我以为是大金融。现在农村还需要刚才我讲的小金融。所以，要在发展小金融上，发展多元化的、符合农村实际、满足农户需要的金融上下功夫。这是金融机构的创新，或者叫组织创新。
第二点，产品创新。要为农民、农户提供很好的金融服务，我们认为必须有适合农户的这样的金融产品。那么，在改变、创新金融服务工具，在产品上、在工具上进行创新。
第三点，方式创新。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贷款。农户获得贷款难，农村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难，其实也不仅仅是我们金融机构这一方的问题，也也另外一个方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发放贷款为了保安全、为了防风险，我们要求担保抵押，这对金融业来讲也是正常的，问题在于这个担保抵押方式是不是符合农村实际，我们有没有规定农民有没有这些有效抵押品。比如说，我们通常都规定这样几个产品或者这样几种抵押物：一是，土地产权证可以做抵押。我们看一看，现在农民有没有土地产权证呢？大多数农区、大多数农民，有的是农村集体所有用于农业生产，承包过来使用的土地。这个土地只有承包经营权而没有所有权，没有所有权就没有产权。而且按照我们的现行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又不能做抵押，那么，土地这个事情可以做抵押等于对农民没有效。二是，房屋产权证可以做抵押。农民的房屋是盖在集体所有、福利分配给农户、一户只能有一处宅子，又严格限制的宅基地上面的，也就是说，地权是集体的，房权是农户的，那么房权和地权又不能分开，房地产分开不能说这个房子抵押了，如果这个村里要这个宅基地怎么办？实际上这个抵押物也是没有效的。
三是，你没有土地产权证，没有房屋产权证，你可以用银行的存单来做抵押。这种要求，我觉得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这样一种方式，农民不适应、农民不接受。农民怎么看呢？我要在银行里有存款，我自己有钱，我取出来我自己花，我还要拿这个存单到你这里做抵押，然后贷款，我有毛病吗？农民就是这样看待这种服务方式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服务方式创新中做文章。这是我仅举的一个例子。
今天下午我就想围绕推进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这样一个题目，从深化认识、完善政策、创新机制跟大家交换这样三点不成熟的看法，谢谢各位。
亚伯拉罕:做好农业基金管理能给中国带来很多收益
以下是麦格理集团全球农业投资基金负责人安东尼&亚伯拉罕在&全球化时代的农村发展与农村金融&上的发言：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农业基金管理的问题。对于这个领域不太了解的人，我想介绍一下这其实是一个金融工具。实际上农业基金管理也是在农村金融中的一个手段、一个产品，主要是给农村的企业提供融资的服务。
我想，今天我在演讲的时候，可以和大家讲讲农业基金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以及必须要满足什么样的需求、什么样的要求，比如说中国要建立这样的农业基金必须要满足哪些条件。
首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要讲哪些方面。第一，给大家讲讲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有五点，我会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认为，农业基金管理业务可以促进可持续性发展，尤其是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中国的人口庞大，而且这个庞大的人口规模仍然在增长。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对粮食的需求也在日益提升。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还要谈到我们还要追求提高农业人口的收入，这也是需要我们去提高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多挑战。而耕地、水源、粮食产量的人均拥有量又在不断下降。这些都是农业生产的关键要素。所以，只有深度地发展农业，我们才能够去迎接这些挑战。农业基金管理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想要发展农业的话，中国的农民需要借助以下几个要素以迎接这些挑战。如果他们要提高农民收入的话，我们相信，首先它必须要拥有资金，还要有世界领先的技能，就是专业才能。这个资金加上拥有世界领先的技能就会帮助他们在农业领域取得更大的发展。这样就能够提高农民的收入，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农业基金可以在以上提到的几个方面都起到作用。首先我们看看资本。我们这个农业基金是一个投资的平台，它可以把资金从城市吸引到农村，我觉得有两个方式来吸引资金，或者吸引资本：一个就是从城市到农村；在中国，是这样，可能在全世界也是这样。现在有一个大趋势就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这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一个后果就是储蓄的基础原来是在乡村，现在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也就是说，过去农村人口的储蓄留在农村，但是现在随着他们到了城市，这个储蓄也转移到了城市。而且现在我们有养老基金、有保险公司，这些钱都吸收到这些金融机构里面了，他们手里有很多资金来进行投资，他们这些钱都是来自于储蓄。我们建立一个农业基金就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把城市的储蓄用到农业发展方面。所以，我们认为建立一个农业基金能够有效地把城市的储蓄吸引到农村。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有潜力的机会，我们可以从海外吸引资金，把海外资金引入中国。中国已经有很多外资，而外资对于多个领域投资都感兴趣，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在一些农业领域也已经有外资了。随着中国发展农业的政策继续深化，我们认为，对农业投资的外资将越来越多。还有一个方面，农业基金就可以找到一些渠道，以吸引更多的外资来到中国，为中国的农户提供更多的资金来发展他们的生产。
我前面还提过，除了吸引资金之外，农业基金还可以作为专业技能传输的渠道。专业技能这里指的是多个领域技能，农业基金因为是代表投资者的利益，他们也能够了解到这些投资者的资产是如何升值的，这就意味着很多的技能、最先进的经验都能够通过投资者、通过农业基金传输到中国，我们可以把一些最佳运营经验通过农业基金来推广，这些技术在中国的一些试点可以复制到中国其他地方。
此外，还可以把海外最佳的经验、最佳的人才引入中国。让中国的一些项目采用海外经验。农业基金还可以关注技术转移，寻求世界范围内最为先进的技术，让中国的农户也通过农业基金学习到这些技术。比如说在澳大利亚，我们有一个产能效率是非常高的，就是基金，我们基金方面的技术也可以引入中国，加大中国单位农业的产量。因为基金可以利用这些各个项目的技术和经验，通过自身的运营可以提供一些示范效应，同地区的其他的农户可以学习这些技术和技能。
而推广这些经验技能以后，我们就看到了海外最佳的技术和经验，可以进一步在更大规模内得到推广。通过提高农业利润率就可以有力地增加农民的收入。
要想成立这样一个基金有几个要求：农业基金是投资者资金的一个集中，我们有这样一个工具，让人们把钱投到这个基金上，用这个投入基金的钱再向其他项目投资。我们需要有一种体制、一种工具，让投资者有信心，他们信任我们，会把他们的资金交给我们来投资。在这个方面要做到的首先是治理结构，如果人们把钱放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向投资者证明，他们是可以信任我们的。这就需要有一个治理结构，使投资者感到安心，他们能够相信我们的决定是恰当的，对他们的投资进行合理、充分的监控，所有的运营都得到监督，投资者需要安心，需要这种信任感，以保证他们的投资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必须通过一个好的、恰当的治理结构才能实现这一点，才能让投资者安心。而且还需要有良好的会计制度，农场的农户可以了解自己的收支情况，他们离农场很近，他们对于日常的运营非常清楚，很多农业基金的资产会放在不同的地方，分布比较广。
对于农业基金来讲，要想密切追踪基金的收支更加困难一些，这和农户的情况不同。为了保证基金的运行，必须有全面的会计制度充分记录基金的所有交易，必须能够准确反映基金的收支。通过这个会计制度，才能够保证投资者愿意给我们投钱。如果他们不给我们投钱，我们就不可能为农民提供发展的资金。我们还需要运营的实力，必须表明我们具有足够的技能和人才以及能力在高层次上经营这一基金。
　　首先，要尽可能地聘请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农民。考虑到中国农业的发展情况，可能需要一些培训，要给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口进行培训，让他们发展技能，让他们以比较高的水平来运行我们的基金，这也是让投资者安心的一种方式，这样才能够保证资金的正常流动。所以实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不断加强实力，其方式就是通过培训和教育。
其次，我们还需要非常好的信息管理系统。这种信息管理系统是极其必要的，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财产，如果基金比较大，会有各类资产，而且资产是相当多元化的，会分布在全国各地，必须在会计制度以外还有一个管理信息的系统来追踪这些信息。
最后我要讲的一个要求是风险管理系统。农业生产和其他产业一样，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比如，下雨、商品价格，这些东西都难以控制。我们需要尽可能地监控这些风险，尽可能地控制风险。
风险管理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在农场农业资产运营这个层面上的风险控制、风险管理；我们要尽可能地为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好准备，保护农民，还有食品的安全，我们生产的粮食的安全。另一个层次是资金层面的风险管理。在资金层面来说，投资者向我们投资，希望他们的资金能够得到充分地保护，并且符合所有风险管理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把资金层面，也就是机构层面的风险管理和农业资产方面的资产管理结合起来做的话是不行的。要把这两者风险管理结合起来就可以有一个非常成熟、成功的农业基金管理业务。
现在是结论部分，我们认为，农业发展这一目标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要求，不仅需要增加粮食产量，还需要提供一种机制提高农民收入。我们认为，中国现有的农民是关键的元素，只要我们能给中国农民提供基金就能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还可以给中国农民提供一些知识和技能。如果这两者都能够到位，中国农民是可以有很大发展的。
发展农业基金管理业务要满足上述要求，也能给中国带来很多的收益，释放更多的潜能。谢谢大家。
李子奈:我国金融需求的供给模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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