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销]金融与好的社会（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的集大成之作）当当网 正本 书籍 管理
金融 投资[热销]金融与好的社会（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的集大成之作）当当网 正本 书籍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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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地：北京数量：已售出36件分享到：商品介绍真实买家秀编辑推荐　　罗伯特·希勒注定是个悲情人物！ 　　身为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标普/凯斯-希勒全国房价指数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在金融学研究领域的成就没有多少人可与之比肩。但在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呼声最高且已经入围的罗伯特?希勒最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失之交臂。 　　但罗伯特·希勒的学术造诣与学术地位却一直为众多人士和读者津津乐道。摆在你面前的这本《金融与好的社会》可以说是罗伯特?希勒的集大成之作。首席执行官、投资经理、银行家、投资银行家、放贷者、交易员、做市商、保险商、市场设计者、金融工程师、衍生品供应商、律师、金融顾问、游说者、监管者、会计师、公共商品融资商、政策制定者，这些你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角色，在希勒的这本书里都会娓娓道来——你可以透彻地了解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这本书既不是对金融界的赞歌，也没有痛陈金融弊病，而是把金融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是非功过，自有客观评述。内容简介 　　为什么社会需要金融？为什么金融离不开社会？为什么金融创新不能缺少？为什么金融家一定要追逐风险？为什么社会需要金融投机？金融家和诗人、音乐家、哲学家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公众对金融行业如此不满，这种不满的根源在哪里？ 　　一部真正把金融看懂的书、全方位展现金融行业规则。 　　在金融领域，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的成就几乎无人可比肩——他是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标普凯斯—希勒房价指数的联合创始人、《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他还在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他或许还是唯一一位既预测到2000年股票市场泡沫，又成功预言了房地产泡沫终将引发次贷危机的学者。罗伯特?希勒阐述认为，金融并不是社会的寄生虫，社会离不开金融，而金融也应当服务于社会，而且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金融创新。 　　在这本书里，金融行业的关键角色首席执行官、投资经理、银行家、投资银行家、放贷者、交易员、做市商、保险商纷纷登场，希勒一一揭开了他们的神秘面纱。而市场设计者、金融工程师、衍生品供应商、律师、金融顾问、游说者、监管者、会计师、公共商品融资商、政策制定者，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游离于金融行业周围的人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通过阅读这本书，你一定会知道，这些幕后策划者如何操纵了金融社会。 　　这是一部金融行业的必读书，同时也是一部了解金融行业的必读书。作者简介　　罗伯特·希勒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标普/凯斯-希勒住房价格指数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还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竞争性市场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2012年罗伯特·希勒入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经常为联合报业集团下属的报刊和《纽约时报》撰写专栏。同时，他还是一位畅销书作者，著述颇丰，《非理性繁荣》、《终结次贷危机》、《动物精神》等成为超级畅销书。目录序 中文版序 前言 引言 社会需要金融 第一部分 角色与职责 第1章 首席执行官：那些获得巨额奖金的人们 　为什么要对首席执行官进行股权激励 　首席执行官的奖金从何而来 　如何解决道德危机延迟付薪 　任人唯亲的董事会 　社会主义同样存在激励问题 第2章 投资经理：他们是如何拿取高额报酬的 　投资经理：“我可以超越市场” 　越聪明的投资经理胜出的机会越大？ 　投资经理薪酬泡沫 　投资经理的迷魂阵 　投资经理：“我们不是骗子” 第3章 银行家：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银行的起源 　银行是如何运转的 　银行业的未来如何 　银行业：为大多数人服务 第4章 投资银行家：股票市场能量巨大的隐形人 　投资就是一种赌博 　当代金融领域最激烈的斗争 第5章 放贷者：他们被蒙蔽了，还是蒙蔽了别人 　抵押贷款是如何发起的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事实 　可怕的错觉：房价永远不会下跌 　难道监管者就那么傻？ 第6章 交易员和做市商：社会离不开的“赌徒” 　多巴胺系统：金融回报机制 　交易速度越来越快 　交易领域越来越广 第7章 保险商：让灾难减轻，让社会平稳 　保险业：民众的最佳保护措施 　应对长期风险 　保险业前景 第8章 市场设计者和金融工程师：麻烦的制造者，还是麻烦的解决者 　市场设计的不同目标 　从寻找人生伴侣到金融市场设计 第9章 衍生品供应商：为什么他们成了声名狼藉的人 　衍生品的起源 　不完美的衍生品市场 　对期权的监管 第10章 律师和金融顾问：金融行业不可或缺的角色 　律师与金融的密切关系 　以色列人均律师占有量是中国的50倍 　将低收入人群排除在外 　金融顾问：他们是如何工作的 　律师与金融顾问的关键作用 第11章 游说者：究竟是施展阴谋，还是寻求正当利益 　游说者失衡的权力 　游说行为也是必不可少的 　游说行为和游说者：争取正当的利益 第12章 监管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自律组织 　政府监管者 第13章 会计师和审计人员：金融架构的护航者 第14章 教育者：金融危机始作俑者？ 　商学教育的使命 　经济学教育与道德培养 第15章 公共商品融资商：他们在为社会和公众服务 第16章 政策制定者：肩负稳定经济的重任 　货币政策制定者 　财政政策制定者 　减少经济波动的良策 　央行在未来将消失 第17章 受托人和非营利经理人：信托计划的执行者 　信托公司的目标 　非营利性组织如何运作 　用积累的财富做什么 　信托和非营利性组织的未来 第18章 慈善家：可以让财富变得更有意义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邀请中国富人：慈善家的基本角色是什么 　财富能带来什么 第二部分 金融之美与金融不满 第19章 金融、数学以及美 　金融是美的：对称性和守恒定律 　金融之美 第20章 金融家、诗人、音乐家与哲学家：他们有什么不同 第21章 追逐风险的冲动 　当追逐风险成为使命 　焦虑和不平等 第22章 追随传统和习惯的冲动 　以词代物：货币是衡量价值的标准吗 　权利与金融演变 第23章 债务和杠杆 　人为错误：他们为什么被债务压垮 　疯狂借贷，危机不断 　欧债危机谁之过 　杠杆周期：繁荣之后，即是崩溃 　丑恶债务和助益债务 第24章 金融是肮脏的吗？公众的认识误区 　金融与赌场有什么不同 　认知失调和伪善：金融危机的心理根源 　道德目标：赚钱到底为了什么 　被错误地扣上肮脏的帽子 　成功的商人都是肮脏的？ 第25章 为什么社会需要金融投机 　投机行为与有效市场 　动物精神 　选择与投机行为 　有限责任制：特殊的金融制度 　从合伙制公司到有限责任制上市公司 　鼓励良性的金融投机 第26章 投机性泡沫之罪 　到底什么是投机性泡沫 　投机性泡沫是社会传染病？ 　非金融投资泡沫 　战争与泡沫 　美好社会 　泡沫也很重要 第27章 社会为什么既不平等也不公正 　金融和不公正 　富人是如何处理金融问题的 　金融业高薪泡沫 　家族王朝 　与社会地位匹配的消费行为 　财产税 　不平等指数 　让不平等现象消失 第28章 金融社会中的慈善产业 　增强慈善事业的驱动力 　支持捐赠行为的税法 　简化税务刺激捐赠 　让富人有一种自我满足感 　用税收优惠鼓励捐赠 　参与型非营利组织 　改进慈善事业的其他方式 　目标和我们的人生 第29章 资本应该掌握在谁的手里 　土地改革 　住房所有权 　公积金与养老金 　更加良性的金融体制 　集中度的上限 　各种政策对资本的影响 第30章 大幻觉：金融问题的真正实质 　1910年的“大幻觉” 　“大幻觉”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 　当今商业领域的“大幻觉” 　人生满足感 　人生和商业中的进犯性 　金融与冲突 　结束语 金融、权力及人类的价值观 致 谢媒体评论 　　一般金融著述研究市场和市场行为，运行方式，有些研究体制和机构。希勒教授则更进一步，他研究广义金融体系的制度、机构、参与者、运行机制和法律监管框架。他更进一步研究作为参与主体的“人”的行为，既包括商业银行家、投资银行家、券商、交易商、保险商、金融工程师、衍生产品提供者，也包括监管者、会计师和审计师，以及代表政府的政治家的行为。他认为传媒和舆论，由此公众心理因素可能在股票价格波动中起很大的作用。他研究这些行为主体面临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行为约束和相互制约；他们之间的合作和博弈，以及他们和“市场”之间的合作和博弈。由此揭示这些参与主体的“人”的理性和非理性行为和市场的结果。这些论点和方法都是前沿性的，因此本书读来生动有趣，而又引人深思。 　　——朱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一时间，向来在金融市场占有霸权地位的金融帝国开始倾倒，一直在金融业前沿的顶级金融公司轰然倒塌，那些传奇的金融人物退到历史的角落，传统的金融基础理论也在危机中受到挑战……正如我在2008年年末在《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一书的序中写道：“我们为一个又一个金融王国的轰然倒塌而震惊、为一个又一个事件中人性道德的丧失而沮丧，为一次又一次制度的缺陷而惊讶，为一批又一批财富的烟消云散而惋惜，为一次又一次出现的人类的短视而痛苦。我们在观察中思考，在困惑中体会，在斑斑事件中寻找历史，在层层硝烟中探寻明天。”思考又一次把我带到了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的《非理性繁荣》，我们组织了一个阅读小组，认真地讨论。 　　我对希勒教授历来尊重。最早知道希勒教授是阅读他1989年的专著《市场波动》，当时正在学习有效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市场上的金融工具的价格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各种信息，因此金融资产能够被准确定价。价格的高估或者低估只是一种幻觉，股价波动服从统计意义上“随机游走”。我对这种市场的完美性有相当的怀疑。希勒教授对投机市场的价格波动进行了数学分析和行为分析，论证了“理性人”、“充分信息”和“充分定价”，由此推论“有效市场”的不存在。在有效市场中，单只股票会随机游走，但整个市场的价格水平并不证明市场的有效性。我被他明确的观点、严谨的逻辑、近乎完美的数学推演和清晰的表述所折服。 　　我一直对宏观经济金融管理有兴趣，希勒教授在1993年出版的《宏观市场：建立管理社会最大经济风险的机制》则让我入迷。他提出了用多种新的风险管理合同建立广义宏观市场，从而维持宏观经济金融的稳定和收入分配公允。例如他提出运用国民收入与不动产期货合同等，引领了一场适应现代人生活水平的风险管理领域的新革命。他运用高深的数学工具的自如性也令我赞叹。这本书在1996年获得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的萨缪尔森奖。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的股票市场道琼斯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以及纳斯达克指数不断创造历史新高，投资者投资热情高涨。希勒教授则敏锐地观察到繁荣背后隐藏的危机。2000年，希勒教授出版了《非理性繁荣》第1版。他比较了美国近140年来股票市场市盈率的变化情况，指出当时美国股票市场指数大幅上涨是脱离实际经济运行的反常现象，揭示了金融市场中非理性的一面，他以大量的数据和案例分析了自由市场经济中资本市场内在的不稳定性，预言了股票市场的下跌。没多久，美国股市发生了巨震，道琼斯指数在短短几周之内下跌了近20%，纳斯达克指数跌幅超过30%。 　　2005年，希勒教授在《非理性繁荣》第2版中新增了关于房地产市场分析的章节，希勒教授指出当时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中隐含着大量的泡沫，房价可能在未来几年中下跌。“次贷危机”果然来临，希勒教授专门针对次贷危机写了《终结次贷危机》。他再一次强调，非理性繁荣是美国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源头，它的根本原因是现有金融体系安排存在重大缺陷。加之人们面对泡沫时产生的心理恐慌，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在所难免。他认为只把危机原因归结于按揭贷款人的欺诈，证券投资人、对冲基金、评级机构的贪得无厌，甚至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所犯下的错误是不够的。他从心理和社会因素层面剖析次贷危机的形成，指出根本在于美国金融体制的弊端，需要采取切实的步骤，重新构筑住房市场和金融市场经济体系的制度基础。 　　今天，希勒教授融合了他之前著述的主要观点，包括他的《金融新秩序》以及他和阿克洛夫教授合作的《动物精神》，推出了新著《金融与好的社会》，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理念。希勒教授再一次提出股票市场是不稳定的，股价的时涨时落决定了人们不可能从中获得稳定的收益。他批评人们过度迷信股票市场，妄想通过股票市场赚取财富。而这种对股票市场的过分迷信也助长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他同时指出目前的金融秩序无法化解这些风险。希勒教授建议设立一个包含各种风险信息并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及时处理的数据库系统，构成金融新秩序的物质基础。在这个超强数据库系统的帮助下，全球市场中的所有交易风险以及各种获利机会都将及时得到反映，并从此创造出新型金融工具。人们通过在金融市场上交易这些新型金融工具，分散和化解这些实体经济风险。他提出在改进金融信息基础设施上，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于金融活动、金融产品及金融服务，扩展市场的范围，开放零售金融工具，为消费者提供更大的保障。希勒教授希望通过金融创新实现金融民主化，从而分散风险，为经济生活提供更加牢固的基础。 　　一般金融著述研究市场和市场行为、运行方式，有些研究体制和机构。希勒教授则更进一步，他研究广义金融体系的制度、机构、参与者、运行机制和法律监管框架。他更进一步研究作为参与主体的“人”的行为，既包括商业银行家、投资银行家、券商、交易商、保险商、金融工程师、衍生产品提供者，也包括监管者、会计师和审计师，以及代表政府的政治家的行为。他认为传媒和舆论可能使公众心理因素在股票价格波动中起很大的作用。他研究这些行为主体面临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行为约束和相互制约；他们之间的合作和博弈，以及他们和“市场”之间的合作和博弈。由此揭示这些参与主体的“人”的理性和非理性行为和市场的结果。这些论点和方法都是前沿性的，因此本书读来生动有趣又引人深思。 　　我和希勒教授相识多年，也曾多次同台发言。2005年冬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全球权力转移，我和希勒教授共同在论坛的第一天的主会场上发言。当时会议整体对新兴市场经济的崛起持乐观态度，希勒教授和我则持相对冷静的观点。我们都认同新兴市场经济的增长强劲，也认为新兴市场经济可能会继续保持强劲增长，但我们也认为不能夸大其词，因为新兴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总量有限，而从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强劲到所谓“权力转移”更是一个历史的长期变更。同时新兴经济的中长期经济发展也面临转型的挑战，包括从出口导向到内需主导的增长模式的变更、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收入分配政策和建立社会保险体系等。我们都呼吁学术界加大对新兴市场经济的研究，提出更多的政策建议。2009年，希勒教授到中国人民大学讲学，我也有幸应邀发言。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大会场举行，主席台很宽敞。有趣的是，会议在主席台上我们座位的上方悬挂了我们的大幅画像，我开玩笑说好像坐在自己的遗像下发言，全场大笑。希勒教授则平静地说，从未来看过去也是经济学家一种有趣的视角。话音未落，满会场瞬时安静下来，希勒教授即席开讲。那天我们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进行了有趣的辩论，观点不尽相同，彼此相互尊重。 　　希勒教授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经济金融学家，他即是古典经济金融学家，又是非常规的。他运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论证严谨，历史分析、数据说话，计量经济学技术的测度和证明，严密的经济学理论逻辑。他在经济学的研究遍及金融市场、行为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不动产、统计方法以及市场公众态度、意见与道德评判等领域。希勒教授是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奠基人之一。有别于传统金融学研究中“理性人”假设，行为金融学研究侧重于从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出发，研究和解释现实金融市场中的现象。 　　希勒教授是一个传统又非传统的经济金融学家。他是传统的，他的研究有很高的专业性和学术性，每次发言都见解独到、逻辑明确、数理论证清晰。他为人谦和，执著学术。《非理性繁荣》出版后好评如潮，人们争相购买，一时洛阳纸贵。媒体追逐，他也成为公众人物，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在布隆伯格电视和CNBC电视露面，但他主动淡出，继续他的研究，不断深化他的理论体系，使得每两年就有新著面世。他又是非常规的，他首创了希勒住房指数并创立了一家公司经营这个指数，现在希勒住房指数是全世界最权威的住房指标之一，被市场广泛引用。他参加对市场的宏观政策咨询，也和大型商业金融机构合作研究新的金融理论，开发新的金融工具。他本人则永远是谦和认真的。我有一次和他讨论起他的双重身份，希勒教授说，我们都是社会的一分子，我们都有用我们的专业贡献人类知识和推进社会实践的双重责任。这种把自己放进去的观点和行动是我历来尊重的。 　　我一直认为希勒教授是理想主义者，他相信人性的光辉，他认为可以通过技术安排为公众的利益重塑金融业，把金融业作为人类财富的管理者，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让金融业为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服务。全民的广泛参与也会打破金融的精英权力结构，使得金融民主化，并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这些理念都引起我的共鸣。希勒教授的新著中文版发行之际，他和出版社都希望我能为中文版作序，我当然愿意。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日常工作非常繁重，我又经常出差，难以找到哪怕一点儿安静的业余时间。出版截止期在10月29日，眼看无法交稿了，10月28日，台风桑迪可能来袭，美国东海岸都在为台风的到来作准备，我的一些原先安排的会议被取消了，我得以在家安静半天。早起，打开电脑，匆就这篇短文，谨向读者推荐希勒教授的新作。 　　朱民 　　日于华盛顿 　　本书的主题与当今中国紧密相关，考虑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其金融化进程的加快，本书所讨论的话题对中国的意义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邓小平于1978年推动的改革开放的核心意义就在于使中国逐步接纳现代化的金融技术。中国经济的增长得益于几个方面的变化，包括企业获得新的自主权，市场可以自由发挥力量，推行绩效工资，以及采纳其他能够提高生产率的金融刺激方案等。 　　中国经济如果要持续增长，其金融业的体量需要极大地增加，直接或间接参与金融业的人数也要大幅度增加。 　　刚开始写作本书时，我更多地考虑为选修我的金融学课程的学生服务，因为他们日后所从事的工作都与金融相关，都将是这个全球化金融经济圈中的一分子。我在耶鲁大学从事金融学教学有25年了，除此之外，我现在还通过“耶鲁公开课”这一网络手段面向世界各地的学生进行教学。我的讲座都已经拍成视频，教学用语为英语，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我知道这个网络教学手段触及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 　　但是这本书的读者对象应该更广泛，我希望那些商业人士也能阅读到本书，任何一个正在谋求金融类职位或者想要跳槽到金融业的人肯定都能从本书中找到有用的信息。本书描述了诸多与金融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职业，中国经济正需要大量的人才填补这些职业的空缺。当今的社会经济结构从本源上讲是受金融的影响而形成的，在这一前提下，每个人都应该更仔细地思考个人行为能够对整个社会经济做出怎样的贡献。 　　现实中，中国的金融制度比其他国家显得更不成熟。上海证券交易所历史悠久，最早成立于1891年，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被关闭，直到1990年才重新组建。而在1990年，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忘记了证券交易所的常规功能，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这是一个邪恶的事物，只有经历较长的适应期之后才再次接受它。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出现了针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抗议活动，“占领华尔街”等运动蔓延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首府。组织和参与这些抗议活动的民众似乎和几代人之前的中国人一样，对金融制度怀有厌恶的情绪，但是这种情绪很大程度上在当今中国已经消散殆尽。 　　中国及其真实的发展目标 　　与“占领者们”的观点相反，我在本书中主要论证了金融是一门关于目标构筑的学科，是一种研究如何激励更多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学问，同时也注重研究如何使时间的推移和人员的变化不对追逐目标的努力造成负面影响。这其实也是改革开放的核心意义所在，形成这种局面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地演进。 　　过程之所以漫长，主要是因为如果想要整个体系运转良好，必须先培养出许多与之相关的从业者。本书第一部分就着重讨论了许多不同的职业，而它们都是与金融业相关的专业岗位。每种职业的从业者都必须接受高强度的教育，同时也要参加关于职业文化和职业标准方面的培训。在培养这些职业的从业者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需要努力追赶和弥补的领域同样很多、很广。我在本书中指出，中国人平均每8 000人才能享有1位律师的服务，相比之下，每300个美国人就能享有1位律师的服务。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美国的律师人数众多是件好事，其实早就有人提出美国社会过度好诉的负面影响。实际上，由于律师是直接起草金融合约的人，也是监督合约能够得以执行的人，并且是有能力保护民众不受金融权力滥用伤害的人，所以律师在金融主导的经济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律师，民众可能会先入为主地认为金融机制总是优先回报那些自私和贪婪的人，再加上整个社会的思潮是没有任何限制因素的，所以我们的社会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贪婪。中国还需要更多从事金融顾问业务的专业人士，同样需要本书第一部分所讲到的所有职业的从业人员。 　　中国民众对腐败现象十分担忧。《中国日报》在中国主要城市的普通居民中开展过多次调查，最近一次就在2012年，这些调查都一致地揭示出腐败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大力发展与金融相关的职业。当中国人均拥有律师的数量和人均享有的金融业服务人员人数提升后，腐败的现象应该会逐渐消失。 　　这个过程需要由持续不断的创新活动推动，所以也注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照搬照抄其他国家金融领域的办事理念。考虑到中国独特的体制、文化背景和发展速度，照抄他国是完全不现实的。从中国领导人采取的行动中也能明显地看出，他们对这个道理心知肚明。正如本书中多次提到，金融创新要考虑金融和法律制度的复杂性，同时还要消除民众对金融创新的抵抗情绪，所以创新必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能培养出一群以推动社会良性发展为己任的金融从业者，我们就能够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 　　中国可以借助金融目标构建这个手段实现许多国家层面的目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11年发布的指导年国家发展的“十二五”规划中列举了很多这样的目标，其中，中国政府提出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城镇化率要达到51.5%，要为低收入人群新建3 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全国高速铁路总里程要达到45 000公里，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要达到83 000公里。 　　实现以上目标，需要执行者严谨地分配持有的资金，也就是说需要由本书中讲到的各种专业人士充当执行者的角色。资金分配的正确性对发展的全局有决定性影响。在没人愿意居住的城区新建住宅或者在没人愿意光顾的地区新建商业中心都是错误的，建筑物应该是为长远而建设的，哪怕30年、50年甚至100年之后，都还会有人想要购买它们。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设也要考虑路线途经区域的正确性，建设施工过程中采用的技术的正确性，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执行这种计划，一方面需要中央统一规划，另一方面需要将具体决策的权力释放给相关主体，而参与其中的人都需要得到适当的金融制度的激励。 　　中国的不平等现象 　　中国政府宣称目前推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定义上讲，它其实是一种更人性化的制度。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这些人积攒的大量财富又该如何使用呢？ 　　《福布斯》杂志曾经编制过中国富豪榜，榜单显示中国已经有115位资产超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仅次于美国。 　　中国境内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使民众开始对刚刚取得金融化变革的经济体系和高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担忧，但其实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并非新经济体制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此截然相反，社会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低，原因在于金融本身起到管理风险的作用，对风险的有效管理应该带来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效果。 　　总部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2010年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报告，报告中称中国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在过去多年间一直不断扩大，但是在最近几年呈现出保持现状，甚至不平等差距缩小的情况。这种改善的出现一方面得益于社会保障项目的改进，另一方面得益于人口的跨省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但不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对于未来经济不平等现象加剧的风险都不能掉以轻心。世界的变化异常迅速，全球化趋势迅猛袭来，我们随时都可能遇到新的挑战。同时，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计算机和改良版机器人正在逐步取代许多原本需要人工进行的劳动。如果在这些变革的基础上再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增速，那么未来经济不平等到底会演化到何种程度还真是一个捉摸不定的问题。 　　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应该从现在开始建立一些基础性经济制度，以防未来经济不平等现象持续恶化。未来发展中有一部分不过是简单地延续目前的趋势，继续改善金融和保险制度，以此减轻不平等的程度。其他一些受金融理论启发但需要由政府执行的措施，比如说本书中建议的编制不平等指数等，也是中国急需制定的措施。 　　中国的慈善事业 　　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也必须下定决心培养一批独立的慈善机构。和某些人妄称的情况不同，中国并不是一个没有慈善传统的国家。根据基金理事会组织的一份评估报告，中国“百年以来都有慈善和互助的传统，不过其影响局限在社区、宗族或亲属之间……但大多数非营利性组织都是一家或多家政府机关创建、组织并管理的，所以它们缺乏独立性和运营能力”。除此之外，根据他们的说法：“大多数中国人都因为社区、工作单位或自己所属政治团体的要求而参与志愿者活动，志愿者中只有15%的人是出于自身意愿而无私奉献的。” 　　我在本书中提出一个主张：对自己家人和自己身处的社区所行的善举也应被算作真正的慈善，也应该在社会中极力提倡。在倡导慈善时，我们应该注意扩大慈善义举覆盖的范围，也应该倡导慈善源于个人的主动意愿。 　　政府不应成为慈善捐赠的主导力量，真正能使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是人们的创意和同情心，而且也必须是人们自觉自愿的捐赠。中国香港的慈善传统历史更悠久一些，或许正是因为香港推行市场经济的时间更长，正好也为中国内地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范本。 　　最近几十年里刚刚成长为亿万富翁的中国人也不应该一门心思地打造家族王朝。继承得来的财产易招人怨恨，人们通常都认为富二代是没有资格享受巨额财富的人。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上仇富情绪带来的危害应该有清晰的认识，所以他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中国新生的富人阶层与其他国家的同类人群一样，他们都应该扩展自己的视野，认真思考自己如何为社会良性发展多作贡献。他们作贡献的对象可以是自己的祖国，也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毕竟全人类都是国际化大家庭的成员。 　　如果经济的发展不能推动社会、文化、科学或者艺术方面的进步，那么就算不上成功。我尝试着在本书中强调这个观点，同时也强调了能够推动这些进步的不同金融制度的设计开发方式。为了未来能形成一个理想的金融社会，中国必须将培养范围更广、包容性更强的慈善文化作为主要任务抓紧执行。 　　我在耶鲁大学讲授“金融学”课程已经25年了，我相信很多来上课的年轻人还没有找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他们也无法预料自己的人生梦想与残酷的社会现实将会发生怎样剧烈的碰撞。通过阅读本书，我希望他们能够加深对金融社会的理解，因为不论他们未来从事何种职业，他们都将长期生活在这种体制内。 　　自2008年起，随着“耶鲁公开课”计划的推行，我开设的课程被拍成视频向公众开放，2012年将会推出最新的版本。考虑到世界各地通过远程方式观看我的讲座的学生众多，他们加深学习的需求促使我下定决心写好本书。 　　但着手写作以来，撰写本书所要达成的目标变得更广泛、更急迫，不仅仅局限于为学生们服务。我们都生活在金融主导的时代，也就是金融制度对社会经济体制的影响力逐步增长的年代，而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使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制度已经腐化。我们都需要认真思考这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否正确？我们这一代人以及下一代人是否仍要坚持同样的发展方向？ 　　金融体系是一项新发明，而塑造这种体系的过程还远没有结束。只有细致入微地引导其发展才能将其成功地引入未来，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金融体系进行扩大化、民主化和人性化的改造，直到未来某一天我们能够看到各类金融机构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更常见，它们产生的影响也更积极。进行这种改造就意味着要赋予普通民众平等参与金融体系改造的权力，让他们能够全面地获取信息，能够通过人工及电子的方式积极且理性地把握机会。这样做意味着普通民众要真正把自己视为当代金融体系的一员，而非玩世不恭的金融机构自私自利地推出的各种产品的受害者。这样做也意味着要重新设计一些以最新金融理论为基础的金融创新，同时加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方面的研究，因为这两门学科能够深入探究人性的局限，从而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使人无法做出理性且人性化的决策。创造并推行这些金融创新是应对经济不平等的最佳策略。这个体制的未来就掌握在普通民众的手中，不论老人还是年轻人，或许他们中就有人会阅读本书。 　　当下，许多国家还在疲于应付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恶果，也正因此使得改造金融体系这个议题突显出来。没有人能够精确地划定此次危机的起止，就算是在我继续写作的2012年，我们也并不认为这场危机已经结束，恐怕更严重的后果未来才会显现出来。各国政府为根除引发危机的症结而采取的应对措施没有能够深入持久地推行，各国政府为了提振民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而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这些测试的深度和广度也十分值得怀疑。 　　从我着手写作本书开始，民众在街头抗议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新闻就一直充斥着2011年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首次把矛头指向金融机构的抗议活动是发生在马德里的“愤怒者运动”，随后就是纽约的“占领华尔街”，其后蔓延形成了“占领波士顿”、“占领洛杉矶”、“占领伦敦”、“占领墨尔本”、“占领罗马”以及其他同类抗议活动。2011年12月，俄罗斯爆发了选举抗议，主要反映了民众对商业寡头们安逸生活状态的不满。所有这些抗议活动中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人们要求在金融领域有更高程度的民主，他们怀疑政府与那些依附于政府的金融机构之间达成了某种阴谋，为此他们也进行更猛烈的抨击。虽然这些抗议活动当中所用的言论和措辞不一定前后一致，但是这些抗议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民主价值观的认同，以及对公民责任的担当，这些都是我们欣然乐见的。 　　我们不能断然把这些抗议活动都划定是左翼人士所为。在美国境内，即使那些从理念上认为自己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持完全相反态度的人，比如茶党的右翼激进分子，都对纽约和其他几个金融中心里财富及权利高度集中的现象表示不满，因为更多实际工作都是“中间层美国人”做的。当下的社会，不论持何种政见的人似乎都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后，富有的金融界既得利益者通过对政府的影响力为自己获取了更多的利益，而这种行为是不可提倡的。但到底要提倡什么样的行为来进行补救，民众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许多人都认为对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人应该坐牢。2011年下半年，我应邀参加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主办的一个夜间谈话节目，当时的观众很多，很明显他们大多数都是商人。一些观众在节目播出后愤愤地批评我，他们认为我没有强调许多金融企业在危机爆发之后均遭到了欺诈罪指控。当我听到商界发出如此强烈的愤恨之声时确实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并不是街头抗议人群中的泛泛之辈，而且这些人中既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更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当天的基本主题，也就是通过对金融体系的民主化改造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民众，并没有被视为站在商人们立场上的观念。实际上，我所宣讲的这个主题正好映射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所要达成的最深层次的目标。 　　不可否认，非法行为是导致当下金融危机的祸源之一，但在我看来，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这一个源头上会使人们忽略宏观层面的问题。导致现有金融体系出现问题的诱因很多，如果我们不通过改造现有体系解决深层次的问题，那么我们将错失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将错失纠正错误的时机。 　　所有犯下欺诈罪的人都应受到处罚，但是我们很难把这次危机归罪于恶劣行径的总爆发。例如，危机爆发前的繁荣时期，金融界的发展就如同高速公路上所有人都在超速行驶，而每个驾驶员超出限速的程度其实并不高。在这种环境中，任何一个按照当时的平均速度驾驶的司机只不过是从众而已。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2011年发布的最终报告中称，当时的繁荣简直就是“疯狂”，但不论当时发生了什么，其中绝大多数都不是触犯法律的行为。 　　用高速公路这个例子再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建议机动车的设计者把精力都用在研究如何通过新科技帮助驾驶员更好地应对各种路况，他们可以改进车辆的巡航控制系统，可以改进车辆外部信息反馈系统，直到发明可以无人驾驶的车辆—所有这些改进措施都是为了帮助驾驶员更便捷、更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如果高速公路可以实现这些设想，我觉得金融机构应该效仿此模式以构筑自己的未来。 　　自此次金融危机开始以来，人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了不满，上面提到的诸多抗议活动只不过是不满情绪的极端表现形式。走上街头的抗议者和愤怒的商人们所用的抗议语言大同小异，他们都没有明确的抗议目标，也无法确切地告诉我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更无法告诉我们如何解决问题。但在金融危机延续期间，民众表达的对我们所处的这个金融体系的不满，折射出现有体系确实存在急需纠正的问题—这些问题是金融危机期间制定的新法律法规无法解决的。 　　美国境内危机抬头的信号是2006年起房价持续下跌。根据我们编制的标普/ 凯斯·希勒全国房价指数，美国的实际房价在年5年间下跌40%。2007年，房价下跌已经导致与房屋抵押贷款相关的证券价格出现大幅下跌，投资这种证券的人们应该在当时就蒙受了不少损失。人们将此次危机称为“次贷危机”，主要原因就是与借贷给次级债务人的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价格下跌最为厉害，所谓的次级债务人就是在贷款评估时被认定极有可能拖欠偿债的一群人，他们的既往偿债记录和工作记录就是评判的依据。人们将危机爆发归罪于与次级贷款相关的金融创新。但是危机并没有局限在与次贷相关的范围内，它只不过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大灾难的前奏。危机造成的后果是实体资产大幅贬值，金融机构连续破产，在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地方都如出一辙。到2009年春，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已经极其严重，以至于人们将其称为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恶劣的金融风暴，其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也超过了年及年的两次因石油价格引发的经济危机。时间进入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及银行业危机再次加深了这一轮危机的复杂程度，也导致许多国家的国债评级在2012年下调，甚至欧元区专门应对此次危机的救命基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也未能幸免。此次危机仍然在世界各地引发新的问题。 　　我承认次贷业务及许多大型金融机构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来源于对市场过度乐观以及不成熟的判断，有的则是从一开始就策划着要操纵市场甚至进行诈骗，但不论如何，我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认为仅凭现在看到的这些问题就能给现有的整个金融体系判死刑。尽管我们现有的金融体系存在诸多不完美之处，但是我对其所能发挥的功能仍然感到十分钦佩，而且我也忍不住设想它未来还能成就多大的功绩。 　　我意识到许多评论家认为社会在朝着大多数人经济状况日渐窘迫的方向发展，而教导更多的学生日后从事金融行业的工作只会加剧这种趋势。当然，我也承认许多从事金融业或与金融相关行业工作的人获取的劳动报酬更高，而其他行业的人收入要低很多。当代社会确实在朝着一个经济地位越来越不平等的方向发展，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之一是参与金融相关活动的人获得的报酬相当高，而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其他行业从业者获得的报酬相对低很多，大多数中产阶级和穷人都属于后一类，而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不稳固。政府划拨资金救助本来就很富有的一群人，无疑加重了公众对这种不平等现象的质疑。 　　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断言金融与生俱来就是一个只能容纳社会精英的行业，也不能将其视为推动经济非公平发展的引擎。尽管其存在种种不足且可能显得贪得无厌，但是金融业同时也有潜力帮助我们塑造一个更和谐、更繁荣和更平等的社会。实际上，当今几个重要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金融业为其发展提供了核心支持，如果没有金融业，这种崛起是我们根本无法实现的。许多媒体都以大篇幅抨击银行家和金融家，称他们是自我膨胀的罪犯，是导致经济失衡和民众遭罪的魁首，但就算在如此恶劣的舆论环境下，我们仍应该看到金融业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管控风险的能力使我们可以将创意转化成各种重要的产品和服务，小到改良型的手术器具和先进的生产工艺，大到复杂精密的科研机构，以至于最终影响整个公众福利体系。可以说金融机构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是维系社会运转的最基础的关系。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厘清这一基础关系的内涵，并为将来持续维护和加深这种联系构建恰当的理论框架。 　　或许读者们已经注意到理论上的悖论，金融业一方面帮助我们取得了诸多伟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却像此次危机中表现的一样，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给社会造成诸多伤害。在我看来，应对这种现象的最好方式并非钳制金融创新，相反，我们应该鼓励进一步放开金融创新的步伐。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可以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也可以使金融业更加民主化。我在本书不同的章节中反复提到当下正在运作的一些金融创新，我自己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这些例子都是为了证明拥有创新思维并且心术纯善的人们仍然可以改进我们的社会，并且使整个社会的金融体系更加民主化。 　　此次金融危机提醒了我们，进行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服务于保护整个社会的资产这个最根本的目标。为了保证目标得以实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华尔街培养并监管不同的从业者—首席执行官、交易员、会计、投资银行家、律师和慈善家，通过倡导他们心存良善的从业行为，进而影响整个华尔街的文化。 　　《国富论》写就于1776年，被世人公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但在亚当?斯密撰写这本著作的年代，思想家与评论家讨论最多的还是关税问题。当时私营业主们着力游说政府将他们这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放在公众利益之上，诱使政府将关税抬高，最终使得成本低廉的境外对手们都无法与之竞争。但是亚当?斯密与他的追随者们成功地阐述了贸易与国民普遍享有财富之间的关系。自从有了亚当?斯密，为小利益集团说话的游说者们就越来越难推动政府抬高关税，时至今日，许多贸易几乎都是无附加成本的。这一成就对于创造我们现在所见的经济高速发展及普遍繁荣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趋势也正是从18世纪思想革命之后才发展起来的。 　　在金融危机如此严重的当下，思想家与评论家争论的焦点已经不再是贸易，而是金融业本身。只要人们认为一家机构与金融沾边，就势必引发人们对其高度的厌恶感。这种厌恶感与上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时人们的意识形态十分相似，也就是1929年“大萧条”时的状态，这种意识形态最终引发了部分国家的内乱，导致全球经济几乎陷于困顿，其带来的紧张局势也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之一。 　　金融危机使得民众对金融业怀有敌意，其不幸的后果之一就是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将被抑制。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了降低未来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我们需要运用更好的金融工具，而非一味地减少金融活动。民众中正弥漫着对金融从业者收入过高的不满情绪，他们认为这是典型的分配不公，而这种高度的不满将抑制金融创新，原因很简单：任何一项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都将面临高度的质疑。现有的政治氛围也可能使得金融创新被扼杀，从而阻断金融体系向着普惠大众的方向发展的道路。 　　当然，金融创新还是在以缓慢且保守的步调渗透民众的生活，但由于对金融创新的恐惧，想要在当下启动任何重要的创新都是不可能的。借助本书，我要挑战世俗的看法，我认为不能将此次危机简单地归咎于金融从业者的贪婪或诡诈，真正的诱因埋藏在我们现有金融制度的本源性缺陷当中。这些缺陷包括无法管控房地产投资风险或者无法合理利用杠杆，但这些问题到现在都没能得到重视。在此次危机中人们有不同的反应，但是没有一种是以自信的心态进行创新，从而修正我们现有制度的缺陷。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普遍关心金融机构如何不沦落为需要靠政府救济生存的实体，以及如何通过削减政府开支降低财政赤字。政客们现在想出来的一些应对措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平息民众的怒火，因此这些措施所反映的只不过是普通民众所意识到的问题，而非卓有远见的专家们思考的深层次问题。 　　能够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金融创新迅速地传播开来，原因有三：一是有信息技术革命的助力，二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尝试不同的经济结构，三是这些国家在同一个全球性的大市场中竞争。我预测在未来的几十年，我们将看到金融产品的覆盖面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随着市场广度的增加，这些新生的金融产品将进一步为保护我们的核心经济资产提供服务。新的产品可能包括能够更好地应对经济萧条的保护性产品，比如新型保险合约的进一步推广，它将有可能使普通人能够在生活中更加具有冒险精神，而不用担心经济危机对自己造成巨大的危害。我们还有可能看到专门为应对经济不平等而开发的产品或服务，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当前的趋势有可能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 　　我想通过本书传递给读者们（不论远近、不论老少）一个核心的意识，那就是金融有充足的潜力为我们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而每位读者的精力与才智都应该放到为这个目标奋斗上来。 　　引言 　　社会需要金融 　　我们如何解读这本书呢？对于一些读者而言，这两个概念似乎是永远无法调和的一对矛盾。“金融”这个词通常都和管理财富的理论及实践联系在一起，它的目标是不断扩充各类资产组合，并通过管控它们的风险及税务负担使得富人更富。本章后面的部分将回顾这种世俗的看法，并对其发出挑战。“好的社会”这个词已经被无数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沿用了很久，它所描述的是一个我们都希望能够身处其中的理想社会，从定义上讲，这个理想社会应该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人们相互欣赏、相互尊重。所以如果用世俗的眼光评判的话，“金融”有悖于“好的社会”所要达成的目标。 　　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金融与资本主义结合得日渐紧密。自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学者们围绕社会平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而他们的议题几乎都围绕着资本主义体制展开，子话题包括社会应有的市场体系、私有产权、法律制度以及阶级关系等。这些体系和问题正在逐步成为世界范围内定义当代社会的基本理念。 　　从19世纪马克思那些激进性的言论到20世纪米尔顿?弗里德曼捍卫自由市场体系的理论，理论家们的争论似乎都是围绕“工业资本主义”展开的，所谓工业资本主义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种现代化的生产、融通和贸易体系。但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亲眼目睹了金融体系的崛起，在这个新的体系里，一度曾为工业生产服务的金融业一举成长为社会前进的主引擎。已经有很多学者著书立说，深入探讨了金融体系的经济特征。在这场思想浪潮中，我也针对市场波动撰写过一些学术论文以及像《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这样的专著，也算做出了一些贡献。当前正在演进中的严重金融危机引发了我们对金融体系的思考，既有局部的问题，也要考虑全局性问题。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将此次危机称为“第二次大紧缩”，它反映出自2007年开始延续至今的经济衰退现象已经可以和1929年金融危机后的“大萧条”相提并论了，所以此次危机也使得民众开始强烈地排斥金融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在经历这种危机之后许多人不禁要问，金融到底能在社会良性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不论作为一门学科、一种职业，还是一种创新的经济来源，金融如何帮助人们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金融如何能为保障自由、促进繁荣、促成平等以及取得经济保障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如何才能使得金融民主化，从而使得金融能更好地为所有人服务？ 　　金融体系的演进 　　《金融资本主义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Finance Capitalism）的作者乔治?W?爱德华兹认为大型金融机构串通一气，在布局巨大的阴谋，而J?P?摩根就是他们的领头人。在“大萧条”时期，许多评论家和广大民众都将自身遭遇的不幸归罪于金融体系，他们认为金融其实就是封建制的再生，唯一的不同就是金融家取代地主获得了统治地位。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就说过： 　　金融体系本质上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系，也是不道德的。在此体系之下，遵循市场规律这一逻辑成为掩盖一切错误的借口。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评论2007年的恶劣金融危机时也说过： 　　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就是金融体系偏离了本质，而且它也无法回归本真了。当务之急是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危机带来的灾害。 　　亚夫林斯基是苏联解体后为俄罗斯撰写《500天过渡计划》的人，他在这份计划里详细描述了如何将俄罗斯经济转轨到自由市场经济轨道上来，而俄政府最终任命他为副总理，负责该计划的实施。此次危机发生后，他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2011年，他出版了一本新书《真实的政治》（Realpolitik），他在书中一个名为“结构性转变”的章节中提出： 　　发生根本的结构性转变的原因是主要发达国家道德逐步沦丧。诱发结构性转变的事件通常就是金融业及其关联服务业的高速发展。 　　在本书中，我认可大多数评论家的部分观点，但是面对这些问题所应采取的变革应该覆盖面更广，而不能仅仅抑制金融体系的创新能力。如果我们把精力都用来批评金融体系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系”，那最终我们将一事无成。如果我们能够扩展、纠正和规范金融的发展，那么我们仍然有能力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也就是为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同样的繁荣和自由。 　　金融体系的传播不可遏制 　　撰写本书的同时，我们仍然生活在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正因如此，我们通常把金融与近期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比如说美国和欧洲的债务危机，以及引发这些问题的法律和制度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把眼界放得更宽、更远一些。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金融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演进。一些发源于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的金融创新能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迪拜和东京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邓小平于1978年成功地在中国大陆启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起始阶段是将其他已经取得成功的汉语地区（比如香港、新加坡、台北）的经济体系借鉴过来，通过与中国内地国情的结合和演化，其体系日渐完善。印度的经济自由化进程起始于纳拉辛哈?拉奥总理执政期间，执行人是曾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学习的曼莫汉?辛格，辛格当时任财政部部长，后来也成为印度总理，印度的经济自由化进程使当代金融可以在更自由的空间内发展。俄罗斯于年执行了凭证式私有化项目，执行人是叶利钦总统手下的部长阿纳托利?丘拜斯，该项目是在亚夫林斯基的计划基础上改进生成的，是俄罗斯政府精心谋划后采取的一种强力推进经济转轨的手段。其初衷并非是要使金融像在其他国家一样深入渗透每一位公民的生活，而是要使得俄罗斯民众所拥有的资本总额名列世界第一。就是书里面好大的空白。内容还没看。其它还行正品纸质很好！物流有点慢最新潮流美衣，原单奢侈品高仿复刻，贵圈名媛首饰皮带丝巾，请加微信fly667890,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做不到！很好哦～～～很好很精致宝贝已收到，书有点褶，是物流的原因。价格实惠，双11很给力啊！！！这次物流有点慢了 昨天买的，今天到了，惊呆了啊我，好高兴，是正品啊，很好很棒 客服态度很好，快递叔叔冒雨送过来辛苦了很好，有用 喜欢~很精致的书，好。上午拍的，下午就到，速度让我惊呆了，顶很好便宜绝对正版，发货很快正版嗯东西不错同类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