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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演讲稿 要短一点的 急用！
最好300-500字，再长一点也可以。
作者：小马丁·路德·金 今天，我高兴地同大家一起，参加这次将成为我国历史上为了争取自由而举行的最伟大的示威集会。 100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今天我们就站在他象征性的身影下——签署了《解放宣言》。这项重要法令的颁布，对于千百万灼烤于非正义残焰中的黑奴，犹如带来希望之光的硕大灯塔，恰似结束漫漫长夜禁锢的欢畅黎明。 然而，100年后，黑人依然没有获得自由。100年后，黑人依然悲惨地蹒跚于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之下。100年后，黑人依然生活在物质繁荣翰海的贫困孤岛上。100年后，黑人依然在美国社会中间向隅而泣，依然感到自己在国土家园中流离漂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要把这骇人听闻的情况公诸于众。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来到国家的首都是为了兑现一张支票。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拟写宪法和独立宣言的辉煌篇章时，就签署了一张每一个美国人都能继承的期票。这张期票向所有人承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享有不可让渡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 然而，今天美国显然对她的有色公民拖欠着这张期票。美国没有承兑这笔神圣的债务，而是开始给黑人一张空头支票——一张盖着“资金不足”的印戳被退回的支票。但是，我们决不相信正义的银行会破产。我们决不相信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宝库会资金不足。 因此，我们来兑现这张支票。这张支票将给我们以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 我们来到这块圣地还为了提醒美国：现在正是万分紧急的时刻。现在不是从容不迫悠然行事或服用渐进主义镇静剂的时候。现在是实现民主诺言的时候。现在是走出幽暗荒凉的种族隔离深谷，踏上种族平等的阳关大道的时候。现在是使我们国家走出种族不平等的流沙，踏上充满手足之情的磐石的时候。现在是使上帝所有孩子真正享有公正的时候。 忽视这一时刻的紧迫性，对于国家将会是致命的。自由平等的朗朗秋日不到来，黑人顺情合理哀怨的酷暑就不会过去。1963年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端。 如果国家依然我行我素，那些希望黑人只需出出气就会心满意足的人将大失所望。在黑人得到公民权之前，美国既不会安宁，也不会平静。反抗的旋风将继续震撼我们国家的基石，直至光辉灿烂的正义之日来临。 但是，对于站在通向正义之宫艰险门槛上的人们，有一些话我必须要说。在我们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切不要错误行事导致犯罪。我们切不要吞饮仇恨辛酸的苦酒，来解除对于自由的饮渴。 我们应该永远得体地、纪律严明地进行斗争。我们不能容许我们富有创造性的抗议沦为暴力行动。我们应该不断升华到用灵魂力量对付肉体力量的崇高境界。 席卷黑人社会的新的奇迹般的战斗精神，不应导致我们对所有白人的不信任——因为许多白人兄弟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同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的自由同我们的自由休戚相关。他们今天来到这里参加集会就是明证。 我们不能单独行动。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必须保证勇往直前。我们不能后退。有人问热心民权运动的人：“你们什么时候会感到满意？”只要黑人依然是不堪形容的警察暴行恐怖的牺牲品，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我们在旅途劳顿后，却被公路旁汽车游客旅社和城市旅馆拒之门外，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黑人的基本活动范围只限于从狭小的黑人居住区到较大的黑人居住区，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我们的孩子被“仅供白人”的牌子剥夺个性，损毁尊严，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不能参加选举，纽约州的黑人认为他们与选举毫不相干，我们就决不会满意。不，不，我们不会满意，直至公正似水奔流，正义如泉喷涌。 我并非没有注意到你们有些人历尽艰难困苦来到这里。你们有些人刚刚走出狭小的牢房。有些人来自因追求自由而遭受迫害风暴袭击和警察暴虐狂飙摧残的地区。你们饱经风霜，历尽苦难。继续努力吧，要相信：无辜受苦终得拯救。 回到密西西比去吧；回到亚拉巴马去吧；回到南卡罗来纳去吧；回到佐治亚去吧；回到路易斯安那去吧；回到我们北方城市中的贫民窟和黑人居住区去吧。要知道，这种情况能够而且将会改变。我们切不要在绝望的深渊里沉沦。 朋友们，今天我要对你们说，尽管眼下困难重重，但我依然怀有一个梦。这个梦深深植根于美国梦之中。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岗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一个非正义和压迫的热浪逼人的荒漠之州，也会改造成为自由和公正的青青绿洲。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小女儿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 我今天怀有一个梦。 我梦想有一天，亚拉巴马州会有所改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滔滔不绝地说什么要对联邦法令提出异议和拒绝执行——在那里，黑人儿童能够和白人儿童兄弟姐妹般地携手并行。 我今天怀有一个梦。 我梦想有一天，深谷弥合，高山夷平，歧路化坦途，曲径成通衢，上帝的光华再现，普天下生灵共谒。 这是我们的希望。这是我将带回南方去的信念。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从绝望之山开采出希望之石。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把这个国家的嘈杂刺耳的争吵声，变为充满手足之情的悦耳交响曲。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一同工作，一同祈祷，一同斗争，一同入狱，一同维护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终有一天会获得自由。 到了这一天，上帝的所有孩子都能以新的含义高唱这首歌： 我的祖国，可爱的自由之邦，我为您歌唱。这是我祖先终老的地方，这是早期移民自豪的地方，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座山岗。 如果美国要成为伟大的国家，这一点必须实现。因此，让自由之声响彻新罕布什尔州的巍峨高峰！ 让自由之声响彻纽约州的崇山峻岭！ 让自由之声响彻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高峰！ 让自由之声响彻科罗拉多州冰雪皑皑的洛基山！ 让自由之声响彻加利福尼亚州的婀娜群峰！ 不，不仅如此；让自由之声响彻佐治亚州的石山！ 让自由之声响彻田纳西州的望山！ 让自由之声响彻密西西比州的一座座山峰，一个个土丘！ 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个山岗！ 当我们让自由之声轰响，当我们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个大村小庄，每一个州府城镇，我们就能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那时，上帝的所有孩子，黑人和白人，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将能携手同唱那首古老的黑人灵歌：“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参考资料：
邓小平舌战英相 －演讲稿我们对香港问题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收，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不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所以英国政府应该赞成中国这个决策。中英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好香港问题。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我们要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制定我们在15年中的方针政策以及15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因为对他们也有好处。我们希望中英两国政府就此进行友好的磋商，我们将非常高兴地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这些都需要时间。为什么还要等一、二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呢？就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各方面进行磋商。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末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人们还议论香港外资走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走了还会回来的。所以，我们在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的同时，还要宣布1997年后香港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两国政府官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15年过渡埋藏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府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不仅在这15年的过渡时期内不要发生大的波动，1997年中国接管以后还要管理得更好。我们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邓小平讲话极有原则性。而对“铁女人”，据理力争自不待言，但不失坦率诚恳，使“铁女人”在会议中不得不持合作的态度。当然，最根本的，是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为圆满解决香港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邓小平有关香港问题的讲话表现了他处理国际问题的远卓识，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完美结合的风格。这篇讲话为中外所瞩目，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一般的重大意义。
温总理于哈佛大学演讲：“ 把目光投向中国 ”(全文) 校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衷心感谢萨莫斯校长的盛情邀请。　　哈佛是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精英荟萃，人才辈出。建校367年来，曾出过7位总统，4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是你们的光荣。　　今天，我很高兴站在哈佛讲台上同你们面对面交流。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有过苦难的童年，曾长期工作在中国艰苦地区。中国有2500个县(区)，我去过1800个。我深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把目光投向中国。　　中美两国相隔遥远，经济水平和文化背景差异很大。但愿我的这篇讲演，能增进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　　要了解一个真实的、发展变化着的、充满希望的中国，就有必要了解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昨天的中国，是一个古老并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大国。　　大家知道，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西亚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等等。由于地震、洪水、瘟疫、灾荒，由于异族入侵和内部动乱，这些古文明，有的衰落了，有的消亡了，有的融入了其它文明。而中华文明，以其顽强的凝聚力和隽永的魅力，历经沧桑而完整地延续了下来。拥有5000年的文明史，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这就是有名的“诸子百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　　今年9月10日中国教师节，我专程到医院看望北京大学老教授季羡林。他已经92岁高龄，学贯中西，专攻东方学。我很喜欢读他的散文。我们在促膝交谈中，谈到近代有过“西学东渐”，也有过“东学西渐”。17、18世纪，当外国传教士把中国的文化典籍翻译成西文传到欧洲时，曾引起西方一批著名学者和启蒙思想家的极大兴趣。笛卡尔、莱伯尼兹、孟德斯鸠、伏尔泰、歌德、康德等，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研究。　　我年轻时读过伏尔泰的著作。他说过，作为思想家来研究这个星球的历史时，首先要把目光投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　　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个半世纪前，贵国著名的哲学家、杰出的哈佛人——爱默生先生，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他在文章中摘引孔孟的言论很多。他还把孔子和苏格拉底、耶酥相提并论，认为儒家道德学说，“虽然是针对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社会，但我们今天读来仍受益不浅。”　　今天重温伏尔泰和爱默生这些名言，不禁为他们的睿智和远见所折服。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　　费正清先生关于中国人多地少有过这样的描述：美国一户农庄所拥有的土地，到了中国却居住着整整一个拥有数百人的村落。他还说，美国人尽管在历史上也曾以务农为本，但体会不到人口稠密的压力。　　人多，不发达，这是中国的两大国情。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这是中国领导人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记住的。　　解决13亿人的问题，不能靠别人，只能靠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时也走了一些弯路，失去了一些机遇。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发展自己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条道路的精髓，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尊重和保障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自由。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社会领域。它的每一步深入，说到底，都是为了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曾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过去人们在择业、迁徙、致富、投资、资讯、旅游、信仰和选择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形无形的不合理限制，被逐步解除。这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广大城乡劳动者的积极性得以释放，特别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得以走出传统村落，进入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数以千万计的知识分子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规模庞大的国有资产得以盘活，数万亿元的民间资本得以形成，5000亿美元的境外资本得以流入。这种资本和劳动的结合，就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演进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极为宏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去25年间，中国经济之所以按平均9.4%的速度迅速增长，其奥秘就在于此。　　25年间中国创造的巨大财富，不仅使13亿中国人基本解决了温饱，基本实现了小康，而且为世界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所有这些进步，都得益于改革开放，归根到底来自于中国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　　我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现阶段，相对于有限的资源和短缺的资本，劳动力的供应是十分充裕的。不切实保护广大劳动者特别是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他们就有可能陷于像狄更斯、德莱塞小说所描写的那种痛苦境地。不切实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就难以积累和吸引宝贵的资本。　　因此，中国政府致力于两个保护：一个是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一个是保护财产权利，既要保护公有财产，又要保护私人财产。关于这一点，中国的法律已经作出明确规定，并付诸实施。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为了推动中国的人权进步，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改革开放为人权进步创造了条件，人权进步为改革开放增添了动力。如果把两者割裂开来，以为中国只注意发展经济而忽视人权保护，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正如贵国前总统罗斯福曾指出的“真正的个人自由，在没有经济安全和独立的情况下，是不存在的”，“贫者无自由”。　　我并不认为，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尽善尽美的。对人权方面存在的这样那样的弊端和消极现象，中国政府一直认真努力加以克服。在中国，把发展、改革和稳定三者结合起来，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百闻不如一见。只要朋友们到中国实地看一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权进步和中国政府为保障人权所作的艰苦努力，就会有客观的理解和认识。　　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就是说，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　　当然，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和农村、东部和西部存在着明显发展差距。如果你们到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旅行，就会看到高楼林立、车流如织、灯火辉煌的现代景观。但是，在我国农村特别是中国西部农村还有不少落后的地方。在那些贫穷的偏僻山村，人们还在使用人力和畜力耕作，居住的是土坯房，大旱之年人畜饮水十分困难。古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作为中国的总理，每念及还有3000万农民同胞没有解决温饱，还有2300万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镇人口，还有6000万需要社会帮助的残疾人，我忧心如焚、寝食难安。中国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还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长期艰苦奋斗。　　明天的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和充满希望的大国。　　中华民族历来酷爱和平。2000年前，秦始皇修筑的长城是防御性的。1000年前，唐朝开辟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是为了把丝绸、茶叶、瓷器等销往世界。500年前，明朝著名的外交家和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是为了同友邦结好，带去了精美的产品和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正如俄罗斯伟大文学家托尔斯泰所说，中华民族是“最古老的民族，最大的民族”，“世界上最酷爱和平的民族”。　　近代以来，由于封建王朝愚昧、腐败和闭关锁国，导致社会停滞、国力衰竭，列强频频入侵。中华民族尽管灾难深重、饱受凌辱，但始终自强不息、愈挫愈奋。一个民族在灾难和挫折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　　中国已经制订了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要全面实现小康。到2049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将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清醒地估计到，在前进的道路上还要克服许许多多可以想见的和难以预料的困难，迎接各种各样严峻的挑战。我们不能不持有这样的危机感。当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足够的信心，励精图治，艰苦奋斗，排除万难，实现我们的雄心壮志。这是因为：　　——当今世界的潮流是要和平、要发展。中国的发展正面临非常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已下定决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内环境，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坚持的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大海，大海容纳百川，永不枯竭。我们立足国情，大胆推进改革开放，勇于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充实自己。一个善于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其生机和活力是无限的。　　——改革开放25年来已积累起一定的物质基础，中国经济在世界已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亿万人民追求幸福、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乃是推进国家现代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力量。　　——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　　女士们、先生们：　　加深理解是相互的。我希望美国青年把目光投向中国，也相信中国青年会进一步把目光投向美国。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从移民时代开始，美利坚民族的顽强意志和拓荒气慨，务实和创新精神，对知识的尊重和人才的吸纳，科学和法治传统，铸就了美国的繁荣。美国人民在遭受“9·11”恐怖袭击时所表现出来的镇定、互助和勇气，令人钦佩。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不同民族的语言各不相同，而心灵情感是相通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千姿百态，其合理内核往往是相同的，总能为人类所传承。各民族的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成果。对人类进步作出了贡献，应该彼此尊重。人类因无知或偏见引起的冲突，有时比因利益引起的冲突更可怕。我们主张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努力寻找双方的共同点，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入的文化交流。　　贵国著名诗人梅尔维尔在《麦尔文山》中曾这样写道：“无论世界怎样变化，树木逢春便会绿叶招展”。　　青年代表着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面对新世纪中美关系的广阔前景，我希望两国青年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女士们，先生们：　　中华民族的祖先曾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我呼吁，让我们共同以智慧和力量去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我们的成功将承继先贤，泽被后世。这样，我们的子孙就能生活在一个更加和平、安定和繁荣的世界里。我坚信，这样一个无限光明、无限美好的明天，必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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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 今天是你们每一个人和全球的同事共同创造历史的一天。 新联想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PC厂商，全球第五大IT企业，以及中国最大的IT企业。事实上，新联想已经跻身全球公司二百强！ 根据IDC的数据，不论从盈利方面还是市场份额方面，我们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亚洲市场的领导者。 我们是全球唯一自主生产笔记本电脑的公司 – 95%的ThinkPad笔记本电脑是在联想旗下的工厂生产的。 我对你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的自豪。祝贺你们! 今天，我想借此机会，对大家付出的艰苦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你们创造了新联想，独立的联想，我们以前的家-IBM的亲密合作伙伴，以及我们另一个家-联想的一部分。 谈到创造这个机遇的联想的领导人，我想感谢我的朋友，我们的新董事主席，杨元庆先生。元庆，请你在这特殊的日子和大家分享你的想法。 现在，我们谈一下我们公司的愿景，我们实现远景的三个步骤。我们要成为我们能够成为的一切。 第一：服务客户 联想将为企业及个人客户提供最好的客户体验。 第二：股东利益 联想将成为投资人的选择。我们将在未来的2年，5年以及10年内实现业界领先的股东回报。 第三：财务目标 联想将在三年内使利润水平翻番，并实现超出业界水平的营业额增长。 第四：市场地位 联想将在未来每年间，不断提高我们的市场地位。我们将选择投资于在我们能够在利润或市场份额方面成为第一或第二的市场。 第五是我对我们，选择来到联想工作的每一名员工的愿景 我们将创造一个注重职业道德，业绩导向，团队精神以及职业发展的公司文化。 以上提到的可能是非常宏伟的愿景。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努力达到我们的目标，我希望我们每天，每星期都向着我们的目标前进。所有这些愿景需要长年的努力，才能实现。 为了达成这些愿景，我们有订立了三个阶段的规划。第一阶段于去年12月8日已经开始，并将持续到2006年初。 第二阶段也已经开始，这个阶段的项目将至少历时12至24月。 第三阶段将于2006年2月，我们以奥运会IT赞助商的身份面向世界的时候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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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是美国文学中最漂亮、最富有诗意的文章之一，用时不到2分钟） 八十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大陆上创立了一个孕育于自由的新国家。他们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并为此献身。 现在我们正进行一场伟大的内战，这是一场检验这一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像我们这样孕育于自由并信守其主张的国家是否能长久存在的战争。我们聚集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上，将这个战场上的一块土地奉献给那些在此地为了这个国家的生存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人，作为他们的最终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完全适当和正确的。可是，从更广的意义上说，我们并不能奉献这块土地——我们不能使之神圣 ——我们也不能使之光荣。因为那些在此地奋战过的勇士们，不论是还活着的或是已死去的，已经使这块土地神圣了，远非我们微薄的力量所能予以增减的。世人将不大会注意，更不会长久记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话，然而，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勇士在这里所做的事。相反地，我们活着的人，应该献身于勇士们未竞的工作，那些曾在此地战斗过的人们已经把这项工作英勇地向前推进了。我们应该献身于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由于他们的光荣牺牲，我们会更加献身于他们为之奉献了最后一切的事业 ——我们要下定决心使那些死去的人不致自白牺牲——我们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的庇佑下，获得自由的新生——我们要使这个民主、民治、民享的政府不致从地球上消失。
分裂联邦，以前这还只是一种威胁，现在却已变成令人深为惶恐不安的行为。 考虑到一般法律和我们的宪法，我认为这些州所组成的联邦乃是永久的。在所有国家政府的基本大法中，对于永久性一事即使没有明文规定，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个正式的政府曾经在其组织法中，设立有关该法终止效力的条款。只要我们继续执行国家宪法中所有明文规定，这个联邦就会永久存在－－除非探取这部大法本身所没有规定的某种行动，我们是不可能摧毁联邦的。 再说，即使合众国不是一个正式的政府，而仅是各州之间一种契约性的组合，那么，作为一份契约，难道它就可以由少于全体订约人的一些人，平平静静地予以取缔吗?契约的某个参加者可以违犯它－－或者说是破坏它；但若要废除它，难道不需要强过全体订约人才能合法地做到这一点吗? 从这些普通原理再往下推，我们发现，就法律观点而言，联邦是永久性的，这一论断已由联邦本身的历史予以证实了。联邦比宪法要早得多。事实上它是根据一七七四年的联合条款组成的。 一七七六年的独立宣言使它臻于成熟，并得以继续存在下去。一七七八年的邦联条款使它进一步成熟，那时所有十三个州均宣誓明志，保证联邦的永存。最后，在一七八七年，宣布制定宪法之目的，其一便是「组成一个更完善的联邦」。 如果只要一州或一部分的州就可合法地把联邦毁掉，那么，这一联邦反而不如制宪以前完善了，因为它丧失了永久性这一要素。 从这些观点出发，任何州均不得仅由自己动议，即可合法脱离联邦；具有这种效果的决议和法令，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对于任何一州或数州境内反抗美国政府的暴动，这依具体情况来确定其为叛乱还是革命。 因为，从宪法与法律观点来看，我认为联邦是不可分裂的；我将尽我所能，务使联邦法律在所有各州得到忠实贯彻，这是宪法本身所明确责成于我的。我认为这样做仅是我本身的一种责任；而且我将在可行的范围内履行这项责任，除非我的合法主人，即美国人民，制止使用这些必要的手段，或者通过某种权威性方式，作出相反的指示。我相信这不会被视作一种要挟，它只是联邦所明确宣布的目标，即它要依照宪法保卫和维系自身…… 据说在这个或那个地区里，有一些人千方百计地企图摧毁联邦，甚至不惜利用一切借口非达此目的不可。对此，我不加肯定也并不否认。但若事情果真如此，对这帮人我是不屑置词的。可是，对于那些真正热爱联邦的人们，我难道能够缄默不言吗? 这会毁灭我国的国家组织，连同它的一切利益、全部历史和所有希望；在触及如此严重的问题以前，让我们把我们这样做的真实意图弄清楚，这难道不是明智的吗? 如果你们要规避的灾难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你们难道还要挺而走险吗? 如果你们即将涉足的灾难，比之你们亲身经受而想尽力逃避的一切灾难更为深重，难道你们还甘冒风险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直到不堪设想的地步吗? 如果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利能够得到维护，则人人都会以身在联邦而感到满足的。那么，宪法里明文规定的权利究竟有哪一项真的被否定了? 我认为没有。令人欣慰的是，人们的想法皆同，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如此做。要是你能够的话，请举一例以证明宪法明文规定的条款确曾遭到亵渎。倘若多数人只凭其多数来褫夺少数人的宪法上明文规定的任何权利，那么，从道德观点上说，这也许足以证明革命是必要的－－如果这种权利是极端重要的话，那就更可以肯定地说明这一点。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少数派和个人的重要权利在宪法中都一一列出，其形式包括正面肯定或反面否定，或是给予保障，或则悬为历禁；总之，全部清清楚楚地明确规定，对此也从未有担任何争议。但是，迄今还不曾有过一部根本大法，对于一切实际行政管理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有专门条款来规范；没有先知可以预见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任何繁简合度的文件所包含和阐述的条款足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联邦和州政府要交出逃亡的奴隶吗?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国会可以在领地里禁止奴隶制度吗? 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国会必须在领地里维护奴隶制度吗?宪法也没有明文规定。 就是从这类问题中触发出我们一切有关宪法的争论，我们不妨把争论者区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如果少数派不顾意支持政府，那么多数派必须支持，否则政府就无法生存下去。其它的替代办法是没有的；要使政府继续存在下去，必须得有一方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个少数派放弃支持政府而执意脱离联邦，那么他们便开创了先例，这必然也将导致他们内部的分裂并且葬送他们；，因为每当他们内部的多数派拒受少数派的控制时，少数派就又会脱离他们。举例来说，正如目前联邦中的一些州宣布脱离联邦那样，一两年后南部新联邦中的一部分难道就不会蛮横地再行脱离吗？一切醉心于分裂的人们目前所接受的正是这种思想。 这些州组织新的联邦，在它们之间难道真的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足以使彼此和睦共处并避免重新分裂吗? 虽然，脱离联邦一事的核心观念正是无政府状态的实质所在。一个多数派，被宪法的强制力和规范所约束，并能随着公共舆论和舆情的审慎变化而顺变，才是自由人民唯一真正的治理者。谁否认它，谁就必然走向无政府或专制。一致同意是不可能的；少数人的统治，作为一项永久性的措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此，如果否认多数原则，剩下来的仅有某种形式的无政府状态或专制而已…… 我国有一部分人相信奴隶制度是对的，应当予以延续，而另外一部分则相信它是错的，不应予以延续。这是唯一的实质性争执。宪法中关于逃亡奴隶的条款，和取缔国外奴隶贸易的法律，在一个人民的道德意识并不完全支持其法律的社会里，恐怕已经像任何法律一样贯彻实施了。大多数人民对于这两项法律所施加的枯燥无味的法律善务是遵守的，少数人则对它们加以破坏，这个，我承认是无法完全纠正的；而在南北分裂以后，这两种情况将比以前更趋极端。现在没有彻底取缔的国外奴隶贸易，最终会在一方区域内不受限制地复活起来；而在另一方，对于逃亡奴隶，现在不过交出一部分，而将来会完全不交出的。 从地理环境上说，我们是无法分离的。我们不能把南北两区从彼此的位置上挪开，也不能在它们中间建起无法逾越的城墙。夫妻可以离婚，以后彼此不相见，亦无法找到；但是我国的不同区域不能这样做。它们不得不面面相对，而彼此的来往，不管是友好或敌对的，一定会继续下去…… 我们这个国家，联同它的所有机构，都属于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的人民。任何时候，他们对现政体感到厌倦，即可行使他们的宪法权利予以修改，或者运用革命的权利加以割裂或推翻。对于许多杰出和爱国的公民渴望修改国家宪法这一事实，我决不能漠然无视。尽管我没有提出修改宪法的具体建议，但我毫不含糊地承认人民对这一问题的正常权利，他们可以按照宪法本身规定的任何一种模式行使这种权利，而在目前的形势下，我应该支持人民拥有修改宪法的合理机会而不应加以反对…… 为什么不能坚定相信人民最终的裁决?在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更好的或能与此相匹的希望吗?在我们目前的分歧中，难道双方都没有信心认为自己是站在正确的一边? 如果代表永恒真理和正义的全能上帝站在你们北方一边或者站在你们南方－边，那么，经过美国人民这个大法庭的裁决后，真理和正义定将普照天下…… 各位心怀不满的同胞，内战这一重大问题，不系于我的手里，而系于你们的手里。政府不会攻击你们。只要你们不当侵略者，你们便不会面临战斗。你们没有对天发誓要毁灭政府，但是我却将作出最严肃的誓言，要「保存、保护和保卫」它。 我真不愿结束我的讲词。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一定不要成雠敌。我们友情的纽带，或会因情绪激动而绷紧，但决不可折断。那种不可思议的回忆之弦，从每个战场和爱国志士的坟墓，伸展到这片辽阔土地上每一颗充满活力的心房和家庭，它一经我们本性中的善念再度(而且一定会)加以拨动，终将重新奏出响亮的联邦之曲的。87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　　现在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和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下去。我们今天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上集会。烈士们为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他们作为最后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应该而且是非常恰当的。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块土地我们不能够奉献，不能够圣化，不能够神化。那些曾在这里战斗过的勇士们，活着的和去世的，已经把这块土地圣化了，这远不是我们微薄的力量所能增减的。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话，全世界不大会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但勇士们在这里所做过的事，全世界却永远不会忘记。毋宁说，倒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勇士们已经如此崇高地向前推进但尚未完成的事业。倒是我们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
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丢落一枚2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会掉到坑渠里。李嘉诚及时蹲下身欲拾取。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该2元，让它滚到坑渠，该2元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值班便可将之用去。我觉得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 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理财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只要社会总斗争值增加了，自己损失一点也不算什么；相反，如果社会总净值减少了，自己即使收获了一定的财利也是损失。 不要小觑了着眼社会总净值的思维方式，这是关系到国家富强的大问题。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个重要论点：人以自利为出发点对社会贡献，要比意图改善社会的人的贡献大。这样的“自利”或者说“自私”就有几分可爱了。因为如此，“自利”能给别人带来利益，自己的“利”和别人的“利”加起来，社会总净值必然会增加，国家自然富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不患寡”，就是不怕社会积弱；“患不均”，就是怕别人比自己好。别人好了，我要想办法让他不好，虽然这样做我也没利。“内耗”的结果是没有“利”的我和没有“利”的别人组成了一个平均型的“寡”的会。 用社会总净值衡量，也能说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为什么可恶。制假货造成的资源和人国成本的浪费，最终造成的是社会总净值的减少。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削弱国国。一部分藉此先富起来的人和其他被剥夺了财富的人组成的是一个不均型的“寡”的社会。
李嘉诚的境界是富国的境界。他的心态既是传统文化的异质，也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文化的异质，值得我们好好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