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标准被谁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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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被谁绑架
　　《新财经》记者 赖智慧
　　 “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技术，三流企业卖产品”，这是国内市场流行的说法，因此，标准制定也已成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法宝。掌握了标准，就如同掌握了行业制高点，掌握了“行业话语权”，其所代表的不仅是可持续获得的利润，还意味着领先的地位和对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巨大渗透力。
　　企业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无可厚非，但如果企业过度干预行业标准，以至使标准为了企业利益而“妥协”，那便是行业标准的灾难。不幸的是，我国目前许多行业标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
　　据《新财经》记者了解，我国标准的制定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由国家立项、国家出钱；第二类由国家立项但国家只出一半钱，剩下的由接标单位自行筹集，这另一半钱主要来自企业；第三类是国家制定标准计划，但经费全部由接标单位自行筹集。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标准制定属于第二种。所以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不管由什么机构牵头，企业在标准制定中的作用都不可忽视。中国水处理协会饮用水专家翁永松日前就表示：“标准制定受企业影响，这是通病。”
　　而一些地方性行业协会和第三方服务机构，本该担任行业标准的执行和监督职责，但一些不自律的机构往往站在企业利益一边，成为绑架标准的“利益联盟”。在前不久农夫山泉标准被质疑的事件中，就闪现着少数行业协会并不光彩的身影。
　　企业“绑架”行业标准
　　国家标准委副主任孙晓康表示，我国的行业标准原则上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以及企业标准四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地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省标、行业标准制定应该是由相关部门和技术权威人士参与，但是在有些标准的制定过程中，相关部门打着没有经费的旗号，找一些有经济实力的企业赞助支持。有的企业甚至会把标准写好，让其他人直接签个字就通过，双方的目的都达到了。”中国水处理协会饮用水专家翁永松说。
　　企业绑架标准的事件并不鲜见。
　　以家电行业为例，中怡康市场研究总监彭煜表示，至今各项标准都有行业龙头企业的参与，一些检测机构和科研机构、国家产品技术监督部门也会参与，最终由国家标准委员会通过。“虽然不能说为企业量身定做标准，但标准不体现企业的利益是不可能的”。
　　我国乳品标准关键数据的改变，也被多名专家质疑为“被企业胁迫”。我国乳业专家魏荣禄参加过三次乳品安全标准讨论会，他记得第一次时，“好几个国外乳企代表坐在那里”，让他“很不舒服”。
　　据业内人士的介绍，力主生乳指标放宽的意见中就不乏一些大型乳企的身影。据乳业专家王丁棉介绍，2010年调整国家牛奶质量标准时，曾征求地方奶协和专家的意见，但提出的意见95%都没被采纳。他认为，中国奶业标准被个别大企业“绑架”。
　　据一名食品行业的专家透露，有些企业还会想办法和专家进行“私下”沟通。在一次食品安全论坛间隙，就曾有一企业的代表找到审评委员会某权威专家，让他建议放宽某食品安全指标，并交给他一份建议书。但按程序，建议书应交给审评委员会秘书处。
　　而在国标宽松的背后，被认为是为了更多地保护一些企业或行业利益。“国内企业标准的制定太依赖大企业，行业标准太多考虑到企业或行业的利益，往往缺乏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缺乏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声音。对大企业而言，经常有一流企业卖标准的说法，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标准意味着更多的商业利益，为了节省成本，获取更多利润，当然希望标准放宽。”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一名人士直言。
　　在环境化学与食品安全专家董金狮看来，国家标准部门也有“苦衷”，没钱、没权、没人，号称“三无”，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没有执法权，所以制定标准过程中与企业的关系比较微妙。
　　干预标准好处多
　　企业干预标准的好处并不少。参与行业标准可以提升企业知名度和话语权，标榜自己为行标的制定者，在做业务过程中会占据有利地位。而标准化一旦提交审核成功，主管部门会在相应方面照顾行业领先者，作为对外交流的优先考虑。
　　另外，标准制定中必然会涉及与行业内专家和政府人员交流，对于公司来说，这是很宝贵的人际关系财富。
　　一名大型企业中层对记者直言：“对于企业来说，一旦行标形成，国家就会推广。因此，如果你公司首先了解行标或者是亲自制定的，则在市场变化中能占有先机。”
　　对此，应该深有体会，苏泊尔“问题锅”事件就是一起企业参与标准并享受标准保护的事例。
　　2012年年初，央视报道称，苏泊尔81个规格的不锈钢炊具仍不合格，钢锅锰含量高出国标近4倍，可致帕金森病。苏泊尔则称其旗下产品均合格，抽检不合格主要是因为双方在不锈钢材质方面所参照的标准不同。哈尔滨工商局所依据的是1988年卫生部制定的国家标准《不锈钢食具容器卫生标准》，而苏泊尔是按照1992年颁布的行业标准《不锈钢器皿标准》。
　　为自证“清白”，苏泊尔联合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在北京召开媒体通气会，宣布新的不锈钢炊具标准即将出台，取代1988年制定的国家标准。苏泊尔说的新标准，是指卫生部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不锈钢食具容器》（征求意见稿），该征求意见稿明显降低了食具容器对不锈钢材料使用的要求。
　　1988年标准对不锈钢食具容器所使用的不锈钢材料有严格规定。征求意见稿显示，原标准中对不锈钢型号的具体规定消失了，仅规定食具容器应选用耐腐蚀性较好的奥氏体型不锈钢、铁素体型不锈钢等。
　　背后原因是，上述征求意见稿由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所、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潮安县不锈钢行业协会、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起草小组，由卫生部发布。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如果企业参与起草一个行业标准，需要付费，付费的企业利益肯定要被照顾。
　　协会和中间机构发“标准”财
　　一些不自律的地方性行业协会和第三方服务机构也往往站在企业利益一边，成为绑架标准的“利益联盟”。
　　众所周知，作为连接政府和企业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承担着服务咨询、沟通协调等职能，在促进经济发展、规范市场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运行中不断出现的相关问题也日渐引起公众注意。尤其是部分本属于民间性质的行业协会在行业标准的制定和监管中，与“公权”模糊不清。
　　行业协会角色异化的弊端与危害不可小觑。一是由于职责边界模糊不清，协会与公权部门形成“利益共同体”。二是人事安排上的“潜规则”盛行。家电类协会、医药类协会、快递类协会、能源类协会等，纷纷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退休官员担任，这已成为社会公众司空见惯的现象。
　　有专家称，申报标准就像申报课题一样，不同级别的标准会相应得到国家不同数额的经费支持，也包括企业赞助，有的标准经费高达几百万元，“很多机构纷纷抢着申报标准，而具体能给社会带来多少贡献，没有过多考虑”。
　　部分行业协会的角色异化，根源在于社会管理的错位，以及与政府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暧昧”关系。某些行业协会因为有公权力庇佑，不仅能规避有关监管，还助长了乱收费、谋利益的“底气”。
　　据统计，我国现有行业协会10万多家，其中官办、半官办的占大多数，一般由政府职能部门筹办，或挂靠在政府职能部门名下，其领导多由政府官员兼任或由退休政府官员担任。而对于行业协会的监管，则是一片空白。除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可以在登记环节对行业协会施以监管外，目前尚没有一部法律用以规范行业协会的行为。这都给行业协会乱象产生提供了土壤。
　　除行业协会外，一些与标准相关的第三方服务机构的立场和定位也倾向商业利益。环境化学与食品安全专家董金狮就公开表示，制定标准、检测、发证等都和政府利益相关，所以很多政府部门及其下设机构都愿意搞检测、搞标准。
　　一些行业检测机构的做法正如董金狮所言。在此前的“药鸡门”事件中，隶属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技术机构――上海市食药检所的身份就令人迷惑。首先它不是普通的商业机构，而是食品安全主要监管部门的技术机构。但当其为委托企业做检测时，一旦发现问题，该检验所究竟扮演的是商业伙伴，还是监管一环？
　　如果监管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难免就有利益冲突，有人就会在市场中浑水摸鱼，结果被摸去的是公众利益，破坏的是良性的市场规则和监管公信力。
　　事实上，2002年《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修改后，区分了执法检测与作为民事行为的检测服务，促使商业检测机构快速发展。2008年，中国检测市场规模达到450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检验认证市场。2009年，中国第一家检测企业在深圳上市。
　　但商业化之后，第三方检测的定位又变得微妙了，既要监督企业，又要和企业做生意。这类似会计师事务所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一方面是依法审计进行监督，一方面还是有盈利性质的“服务”。现在，一些质检中心公开表示“要化监督为服务”，将“第三方实验室”延伸为企业的“第一方实验室”。
　　以拒绝检测的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为例，该机构虽然是“国字号”，但也是一个检测服务机构，其官网的“相关服务”中介绍称：该中心负责科研成果推广、指导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咨询、会议组织，甚至还有“我们服务的企业”栏目，其首页“协办企业”一栏中，多家国内知名酒企、食品企业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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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　　自联手推出《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之后，发改委联合银监会正在业内展开广泛研讨，以作修改。由于在一些具体条款上，各方争议仍多，且商业银行应监管部门要求开展的收费项目清理自查工作还未结束，新《办法》的正式出台，还需一段时间。
　　记者获悉，8月17日下午，发改委牵头，联合银监会有关人士召集来自金融、法律、消费等领域的多名专家召开了一场内部研讨会，各方就日前下发的新《办法》各抒己见，热议至深夜。
　　一位与会人士透露，这场专家研讨会之后，发改委、银监会还将召开针对商业银行的研讨会，为新《办法》的出台集思广益。征求意见本月底前结束，新《办法》预计9月出台。不过，该人士表示，“应该不会再针对社会公众召开研讨会、价格听证会等。”
　　激辩银行收费
　　记者获得这份新《办法》征求意见稿并看到，相比2003年6月出台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新办法条款已经丰富了很多，从原来的二十条增加到七大类五十多条，新办法除拟强制取消银行七项服务收费外，还对一些特殊账户的收费及避免重复收费进行了规范。
　　不过作为框架性、指导性的监管意见，新办法对具体服务项目，以及其收费标准、价格水平、浮动幅度并不涉及。
　　新办法规定，商业银行服务价格分别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类，而原办法只有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两大类。
　　而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制定，具体服务项目、基准价格和浮动幅度，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法根据经济运行、服务成本、市场竞争状况、对个人和单位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制定和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一些备受诟病的服务收费也被禁止。新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对同一账户不得同时收取年费和小额账户管理费，而且实行市场调节价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得违反总行规定自行制定和调整，如果分支机构根据地区性成本差异、竞争状况等因素需要执行差异化定价，也应先向总行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
　　办法还要求，全国性商业银行制定或调整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服务价格，应至少于执行前6个月向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银监会报告，并抄送银行业协会。
　　商业银行执行相关服务价格前，应至少提前5个月在相关营业场所显著位置、主要媒体和商业银行网站进行公告。
　　同时，商业银行应于每年5月30日之前向上述有关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服务价格工作报告》。
　　成本核价成关键
　　此前，两部委起草的《征求意见稿》已下发至各商业银行和地方价格主管部门。新办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明令禁止一些收费项目；二是政府指导价部分的定价建立一种机制；三是市场定价部分建立透明、合理的定价机制。
　　其中政府指导价如何调整至为关键。银监会此前公告表示，“目前已组织有代表性的240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基础结算业务成本进行详细测算，为政府制定指导价提供依据。”
　　银监会已责令商业银行对各类收费项目进行清理自查，并上报汇总至监管部门。“我们现在也不清楚银行共有多少项服务项目收费，所以也无法界定哪些是违规收费项目。通过银行自查上报，银监会对所有项目进行摸底、统计后，才能知道数量有多少，哪些费用应该停收、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应该调整。”据北京银监局某人士透露。
　　日前北京银监局已向辖区金融机构转发银监会通知，重申各商业银行北京分支机构要在总行授权范围内收费，不得擅自制定收费标准，并对收费项目执行明码标价。
　　近年来，包括ATM跨行取款费、小额账户管理费等等一些银行收费行为一直屡遭社会质疑，而商业银行单方面上调服务项目收费、客户往往缺乏知情权更是令“被收费”的消费者极为反感。两大部委此次联手推出收费治理组合拳，能否有效遏制这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升级，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促进商业银行业务创新的平衡。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接受采访时指出，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银行服务项目成百上千种类繁多，但却缺乏一个有效的梳理，对政府指导价也没有明确列出来，应该有一个大致类别的清单，商业银行围绕这个清单进行收费。而如何定价须体现两方面原则，一方面，对银行基础服务、涉及到广泛群众利益的服务项目应慎重对待，采用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另一方面，针对一些特色型的金融服务，如针对特定客户(如高端客户)的服务项目，给予银行独立定价的权利和空间。
　　“通过对原商业银行价格管理办法的修订，既要规范收费，防止不合理收费，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也不能影响到银行业务创新的能力，这与鼓励银行发展中间业务、鼓励银行创新相违背。”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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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第三方力量
日15:15中国民商
　　No4. 商会：企业家的代言人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 Davide Cucino直接将该商会定义为“一个游说机构”。该商会在中国有6900 会员公司。DavideCuci no 说，“ 商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开始了游说活动。” 商会游说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国政府相关部门。
　　一位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知情人士陈涛向《中国民商》介绍，一些国际商会的公关活动能力非常强大，甚至会和中国政府高级别官员建立直接联系，或者通过各国大使馆将某个议题交到副总理级别甚至更高级别的官员手里。
　　包括与所在国的经贸关系和一些产业政策，甚至涉及到的经济法律部分，商会在推动或者参与这些政策的出台前后，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国政府对某些市场准入的开放，这些国外商会领袖的游说活动功不可没，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商会领袖的影响力目前没有达到国外商会领袖那么大，但也在逐步影响中国政治、法律、经济、民生等各领域。”
　　一位商会秘书长告诉《中国民商》记者，在他所在的食品行业，相关部门有一次修订某一项行业标准，下发了征求意见稿。对于该商会会员企业所提到的一些意见和要求，该秘书长进行了归纳整理，并分别报送相关部门，但并未得到有效答复。后来，商会会长通过在某部委任职的同乡将企业的意见传达高层，“也只有到这个时候，商会的力量才能够真正体现出来，单凭一两家企业，不会得到重视。后来行业标准出台，一些条款的修订充分体现了企业的意见得到尊重。”
　　在全国各商会组织中，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是做的最好的“企业代言人”之一。他们为企业争取利益有三种方式：一是向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上级部门如温州市经信委、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领导定期或不定期汇报工作(每年三到四次)，反映企业的呼声； 二是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份参政议政，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和交涉，对此，政府部门按规定是必须接待并予以答复的； 三是通过中小企业促进会的红头文件向温州的相关主管领导打报告，反映问题。
　　会长周德文曾经向某部门提出关于“建立温州经济环境投诉中心”，改善温州投资软环境的建议，却并未吸引上级部门的关注。随后，周德文在一次由政府组织的政协政情民意座谈会上，就此议题作了发言，引起了某位温州市委副书记的注意，会后专门与周交流。不久之后，温州市政协发了个“内参”，专送中共温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诸要员参阅，最终促成了投诉中心的成立。
　　No5. 商会： 政府离不开的好帮手
　　现代商会组织的迅速发展，已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商会的治理机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中，政府、企业、商会三者缺一不可。商会是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由那些有着共同困难、共同诉求、共同地缘、共同目标、共同理想的利益个体组成的商会，在反应诉求、维护权益、规范行为、提供服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也越来越离不开商会，商会也成为政府管理的好帮手。不仅担负着协调企业间、行业间、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重任，也承接了一些政府转移相关管理职能的事宜。某些商会已经开始承担部分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与管理者的角色。
　　比如政府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一直不遗余力，耗费巨大的成本，但是效果并不显著。而温州商会在这方面证实了在自律与维权方面，商会可以充当一个政府管理之外的另一个市场与企业管理者。
　　比如，当年有一段时间温州的劣质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等产品四处泛滥。打火机钨丝粗细度一般是11.5，温州打火机用的就是8，有的做到5 甚至4，一烧就断。这些事情政府出面，即使花费更大的成本，也是很难有效果。
　　针对这种状况，温州烟具行业协会要求，如果要进入打火机市场必须要通过协会组织的检测中心。但后来还是有人暗地生产，没办法大家就将所有事情拿到桌面上来说。当时有人提出来，表面应付公约而暗地里依然在生产劣质打火机的企业怎么办呢？ 一着急，大家就发了诅咒：“谁用4 或者5 的钨丝就是狗养的，不是人生的。”显然，这些不是政府强制能够起作用的，温州人天生爱面子，这样的诅咒竟然起到了效果。
　　2001 年11 月12 日， 温州五金商会的锁具维权委员会成立。随之，发起举行“独立开发创新，决不模仿他人”大型签字仪式，制定了《锁具维权条例( 公约)》，规定每月10 日为维权日。国家专利局认为这是“对专利法的有益补充”。
　　政府有时候会委托商会去协调一些事情。一位商会内部人士透露说，“尤其是在政府驻京办取消之后，商会也承担了一些原本是驻京办的工作，解决了一些具体难题。”他讲了一个事例，就在今年，差不多有20 多个人来北京反映问题，当地政府压力很大，特派信访部门来京劝解。但来京的政府工作人员不多，只有几个人，很难将人劝回去。眼瞧着事态逐渐恶化有失控的危险，于是当地市委书记给该商会会长打了一个电话，商会立即成立了60 多人的应急小组，通过各种关系将来京反映问题的人找到之后，配合政府人员做工作，“当时劝回来18 个人。”
　　商会解决了当地政府的难题，同时，政府也看重商会在京的影响力。包括商会也在接待政府工作人员来京公干，以及和在京部委取得联系。另一位某省市在京商会副秘书长告诉《中国民商》记者，他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待老家政府的人员较多。“这些人不仅是来开会，还要在开会的间隙拜访各部委，联系项目的落实等情况。之前在京的驻京办撤消了，那么又不能没有人来做一些事，只能靠我们商会。”
　　No.6商会领袖 参政议政
　　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商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已经逐步到了参政层面。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商会中当选的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参政议政。
　　全国人大代表、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季强，担任包括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联合会执行会长、杭州市总商会兰溪商会会长在内的多家商协会的执行会长、副会长职务。他在今年两会中，提出了不少的议案。而在2013 年的两会期间，胡季强提交6 件议案，其中4 件列入人大正式议案(2 件转为建议)，4个议案中，有3 个议案在去年的修法、立法过程中被充分吸纳，其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议案还被列为本届人大五年立法规划。
　　某商会秘书长告诉本刊记者，按照商会企业会员多少、产值、带动就业等影响力大小，一般的情况下政府给商会都会有一名人大代表、两名政协委员的名额配置。
　　商会领袖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仅是在全国一级，在省市区县各级更是普遍。各行业商协会商业领袖的代表同样占据了不少的席位，成为“异地”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这些遍布全国各省市的协会、商会主要领导、会员等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日益成为商协会展现影响力的一种方式。由商会领袖担任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因投资企业促进经济发展，拉动当地就业，往往在提出议案时，不仅对自己所在团体和行业利益的争取和维护，同时也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民生等领域的影响力也在日益增强。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曾经担任民进温州市委副主委、温州市政协常委，他向《中国民商》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周德文代表民进温州市委，以市政协常委的职衔，在温州市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建言政府“尽快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这个发言引起了在主席台上就坐的两位政要——温州市长和市政协主席的注意。两位市主要领导当场交换意见，市长作了简短但有力的批示。次日，市政协主席主动给周德文打了一个电话，叫他略略修改一下他的发言。两周后，温州市政府的相关部门主要领导约请周德文及与此相关的人员座谈。
　　会后四日，温州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同意打造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并决定由政府一次性资助300 万元，启动整个项目。
　　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知情人士陈涛说，对一些重要的商会，政府也会有意识的安排商会领袖和重要的负责人担任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职务。“之所以如此安排，目的之一是商会等社会组织的领袖能够反映企业的诉求，有一个更好的渠道和政府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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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背后往往是风险的加剧，股市面前，有钱也不可任性。……
未来的阿里巴巴可能会出在生物医学，互联网医学。……有权威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虽然医改方案即刻公布的
--《中国经济周刊》2007年第43期
中国经济周刊
有权威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虽然医改方案即刻公布的可性能不大.但“政府主导”，而非“市场主导”已经逐渐成为医疗改革方向的主轴。“政府主导派”方案会否回到“计划时代”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表示，医疗体制改革是个系统工程，要靠综合改革，需要解决医院以药养医机制问题、医院定位问题、医院财务体制改革问题等一系列体制问题。据记者了解，目前“政府主导派”已经针对这些问题分别开出了解决“处方”。针对医院定位问题，他们认为，公立医疗机构应低价运行，并逐步使公立医疗机构集团化。针对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问题，他们认为，药品销售实行零差价或低差价，但维持专利药、创新药的市场化所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临床使用的医疗器械，全部由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统一评估、集中采购。针对医院财务制度改革问题，他们认为，应采取“收支两条线”管理，即公立医疗机构继续收费，但必须全额上缴卫生行政部门，并由卫生行政部门来负责资金分配和“绩效管理”。对此，顾昕表示：“如果最终的医改方案果真如此，则意味着卫生行政部门将全面回收和掌握对公立医院的控制权，回到‘计划时代’，而权力过于集中，加之医疗体系中本来存在的‘裙带关系’，是否会滋生新的腐败值得留意。”“方案征询稿”年底之前能否出台?顾昕认为，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和“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已经显示未来医改方案将呈现出“政府主导”的趋势；不过通过全民医保“补需方”的“市场主导派”的部分观点也已被管理层认同。记者在由顾昕主笔的第7套医改方案中看到这样的建议：在“十一五”期间，全面医保要拓SPECIAl..REF’ORT展覆盖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城镇职工医保，面向城镇工作人群和离退休眷二、城镇居民医保，面向城镇非工作人群三、农村新型合作医疗，面向农村居民；四、针对公立医疗保险不覆盖的服务和费用发展商业性医疗保险。“我国全民医保绝不能依赖类似于美国的市场化的医疗保险，这点我们(政府和学者)已经取得共识。所谓强化政府投入就意味着政府将为老百姓参保提供补贴。中国政府推进全民医保是医疗体系社会公益性的最大体现。据我所知，目前管理层没有太大争议的，是要在2020年前建立健全全民医保体制，我们第7套医改方案中的这部分内容得到了重视和首肯。”顾昕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十二五’期间，我们建议现有公立医疗保险制度实现转型。”顾听说，“一、取消身份制：三大公立医疗保险面向全体国民，实现城乡一体化；二、建立三层次体系(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缴费水平不一、保障水平不―；三、政府强制性：所有国民必须参加医疗保险(不再依赖于单位，而是注重发挥社区组织的动员能力)等。”据顾听推算，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政府部门每年新增财政支出可能达1000亿至1200亿，其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600亿，农村医疗救助68亿，城镇居民医疗保险280亿，城市医疗救助119亿。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最终出炉的医改方案将既“补供方”(医疗机构和人员)又“补需方”(患者)，而“补需方”这部分方案可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参照第7套医改方案，并“融合”其他方案使之最终成型。11月初，有医药界人士向记者表录“医改方案目前尚处于各方博弈阶段，年底之前能否看到医改方案征询意见稿，我们也只能表示谨慎乐观。”据顾昕介绍，目前“政府主导”的医改方案究竟由哪个部门来主导依然没有确定；此外，医改方案如何体现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要求，依然“悬而未决”。顾昕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之所以方案难产、方案制订过程久未能为外界所知，某种意义上是因为权力之争、财力之争。未来如何处理好资金投入和权责分配的问题是医改的关键。”囹(责编／张伟E―mail：z画zk@v’p.sina.conl)中国经济周刊2007年第43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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