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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农民”到“五星员工”的蝶变之路
发表时间： 08:17
来源：成都文明网
责任编辑：李立光
&&& 普通百姓生活的变化，总是浸润着大时代脉动的点滴
　　2003年，成都启动城乡一体化战略。10年过去，这项战略的实施，给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就业、社保带来哪些变化？在全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届三次全会精神，实施“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之际，这些变化和经验，对全省建设统筹城乡就业和社保体系有什么启示意义?
　　6月18日至19日，走访成都温江、新津、双流等地，深入采访基层政府、就业社保服务机构、农民工培训机构以及被征地农民。期望通过聚焦他们的命运变迁，探寻成都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和社保体系的经验，以及其中带来的启示。
　　6月18日，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天乡路社区。
　　天气闷热，46岁的社区居民蒋鹏飞汗水直流，却仍是一脸兴奋：“今天上午，公司举行技术考试。理论知识我考了90多分，电脑操作规定7分钟完成算合格，我只用5分20秒，评中级工没得问题。”
　　1967年出生的蒋鹏飞，在温江“国色天乡”景区是个名人。“只要你问谁是‘蒋师’，除了新入职的员工，没得哪个不晓得我。”去年底，作为公司的五星级员工，蒋鹏飞首次走出了国门，“到韩国耍了一趟。”
　　8年前，蒋鹏飞还是万春镇的一名普通农民。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用惯了锄头、磨起老茧的手，有一天能熟悉地操作电脑，更没有想到公司会安排他出国旅游。
　　蒋鹏飞命运的蝶变，源于2003年成都市启动的城乡一体化战略。和蒋鹏飞一样的其他村民，经历的不仅是由农民到工人这一简单的身份转变，对于这些年龄大、缺技能、缺知识的被征地农民来说，就业技能的缺乏、就业观念的转变，才是他们在时代变革中经历的最大痛苦，也是最华丽的蜕变。
　　1&问：靠什么生活？
　　富余劳动力渴求生活新来源
　　万春镇，地处成都城乡接合部，是温江郊区快速工业化、高速城镇化的区域。2004年，该镇被成都市确定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优先发展重点镇。从2004年至今，该镇实现了从普通纯农业镇向城乡一体化现代化新镇的巨变。
　　在此前后，蒋鹏飞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89年，蒋鹏飞与家住万春镇卫星村的罗萍蓉结为夫妻。随后，和绝大多数成都周边农民一样，忙时在家帮忙种地，闲时外出务工。很快，学家装的蒋鹏飞成为一名贴砖大师傅。
　　2002年，一名浙江老板到村里包地种植花木，蒋鹏飞家里的地也被承包，租金是每年每亩地900斤大米。
　　家里大部分土地被转包了，头脑灵活的蒋鹏飞利用院坝地盖起了房子。他把一部分房子租给在当地做工的外地人，另一部分房子改成茶铺做生意，家里每年可以收入好几万块。“当时的年收入在我们那一片是前几名。”提起当年的生意，蒋鹏飞口气中仍充满自豪。
　　2004年下半年，蒋鹏飞所在村组的土地被征用，做生意的场所没有了，蒋鹏飞一家成为失地农民。“我们怎么办，未来靠什么生活？”那段时间，这是蒋鹏飞和妻子天天焦愁的问题。
　　不只是蒋鹏飞，在城乡一体化战略实施过程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土地上释放出来。据成都市就业局统计，成都全社会从业人员年均增加20万人，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年均新增13万人。
　　对农民而言，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了土地，失地农民能否实现就业，获得持续的收入来源，将直接影响到城乡一体化战略是否成功。
　　2&问：人往哪里去？
　　失地不失业，就业培训助转身
　　“人往哪里去？”成都市就业局副局长洪商富说，自成都城乡一体化战略实施以来，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2004年，在蒋鹏飞一家成为被征地农民的同一年，成都市下发《关于失地无业农民再就业有关问题的通知》、《成都市失地无业农民再就业实施意见》。2005年和2006年，成都市又连续出台关于城乡充分就业、促进农民集中居住区就业等相关文件。这些文件突破城乡分割格局，构成了统筹城乡就业的刚性制度安排，建立起以完善劳动力市场就业培训、再就业援助、就业优惠扶助政策、目标责任考核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一体就业体系。
　　这个体系覆盖了包括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失地农民、农村富余劳动力、复转退军人和大中专毕业生在内的城乡所有失业人员。这些群体在就业帮扶、就业政策、自主创业等方面，都能享受所有就业公共服务和优惠政策。
　　对蒋鹏飞而言，这个体系带给他的最深刻感受，就是“政府主动免费组织我们培训”。
　　2005年3月，蒋鹏飞接到通知，可以免费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在众多可供选择的培训项目里，蒋鹏飞选了物业管理。他觉得“物业管理简单一点”，而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其他的怕学不懂”。
　　职业技能培训，为蒋鹏飞打开了另一片认知的天空。他发现，“想象中简单的物业管理工作，其实不简单，细到一瓶水的摆放，都是有学问的。”
　　半个月后，蒋鹏飞和22名一起培训的村民一道，在当地就业部门推荐下进入“国色天乡”项目工作。
　　<font color="#问：如何稳定就业？
　　转变观念踏实肯干是关键
　　如今，蒋鹏飞已经在“国色天乡”工作8年。从最初的清洁工，一步步做到今天的五星级员工。殊不知，当年上班第一天，蒋鹏飞就差点炒了公司“鱿鱼”。
　　回忆第一天就不想干的原因，蒋鹏飞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太掉份了，我过去好歹是个贴砖的大师傅，现在却给别人扫地。”感觉扫地没面子，蒋鹏飞戴上草帽遮着脸，勉强扫了几个小时，实在想不通，便向公司提出“我不干了”。
　　当时刚好公司保洁组缺一个喷洒工。负责人问蒋鹏飞：“不愿意扫地，那你愿不愿意每天给植物喷洒农药？”“这个活路起码比扫地有面子，干！”
　　蒋鹏飞幸运地调岗了，并在以后的各个岗位上越干越出色。但更多的人要么因以前当农民时散漫惯了，适应不了公司规章制度的约束，要么因跟不上公司对员工素质的要求，主动或被动地离开了公司。如今，当初的22人已所剩不多。
　　洪商富说，对被征地农民而言，技能培训只是实现再就业的“敲门砖”，观念转变、踏实肯干才是实现稳定就业的关键。因此，成都市在对失地农民进行的技能培训中，就业观念的培训始终贯穿其中。
　　对此，新津县金华镇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白莹莹深有体会。“帮助被征地农民转变就业观念，是培训工作和他们稳定就业的基础。”白莹莹介绍，在金华镇，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的人，绝大多数是失地农民。经过这几年的大力宣传和努力，失地农民对就业技能的学习态度和观念已大为转变，以前是“要他们来学”，现在则变成“他们要来学”。
　　记者 刘春华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是最苦难的一对弃儿，谁来疼爱？_金易恒_天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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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开始的&国企改革&，涉及几千万人（如果包括各街道办企业和乡镇企业在内则人数更多）的国企职工被一刀切地下岗，俗称&一脚踢&，从此，一个代表着&最苦难人群&的新名词&下岗工人&就此诞生了！
&&&&当时，要求你下岗的交换条件就是按照工龄给予每年一个月工资的补贴加上从下岗之日算起到退休期间的养老保险补贴。在一二线城市，一个20年工龄的下岗工人，当时能够领到的所有补偿金总额平均为2万元左右，在当时算是一笔不菲的补偿金，但随后的物价飞涨和养老保险基数的不断提高，这2万元补偿金瞬间缩水，可谓&杯水车薪&，从而留给这部分苦难人群的是无限的痛苦，无论是年龄还是技能，在职场上都毫无竞争力的下岗工人就此成为了改革牺牲品，沦为了改革进程中的一代城市贫民！
&&当年席卷全国的&国企改革&究竟是经验还是教训？是创举还是失误？政府至今没有正视和评价过这一问题，有的仅仅是无数下岗工人微弱的呐喊声。
&&&&自从国企改革以来，改革就与&牺牲&和&付出代价&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讲&改革&最积极、喊声最响亮、立誓要为改革付出&牺牲&和&代价&的人，他们自己却自始至终没有付出过代价和牺牲！
&&看看那些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这些曾经是国企的当权者才是鼓吹国企改革最有力、执行改革最坚决的人，他们从来没有付出过代价，做出过牺牲。他们所说的代价和牺牲，都是喊给下岗工人听的。而他们自己却在一夜之间拥有了工厂的所有权，窃取了全体职工劳动多年、为企业努力奋斗所积累起的成果，他们不仅在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他们同时还窃取了&改革家&的称号。而&国企改革&留给下岗工人的却是失业、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大学、穷愁潦倒的&牺牲&。
&&&&十八大之后,国内媒体和网络上最热的改革名词是&城镇化&建设，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研究了2013年经济工作,会议涉及到在今年推出的改革，要求试点或现有试点的扩大，而不是全面推开。会议要求：&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但是,现在推出的城镇化新政真的充分吸取了&国企改革&的激进做法所带来的教训吗？媒体高唱的城镇化美景真的能带给失地农民美好的前景吗？
&&&&事实并非如此，城镇化建设已经催生出一批&权利新贵&，这批新贵正在张开血盆大口，准备随时吞噬掉农民手中的&一亩三分地&。最近河南淮滨县政府派出由警察参与的千人强征队伍，采用暴力手段将农民手中的6000亩地强行占为己有，并疯狂毁损即将可以收获的油菜。事后被证实：县政府的这次征地行动，对农民作出的&每亩承包地赔偿600元&的决定，无疑等同于抢劫，失地农民拿了这600元之后靠什么生存下去？现在打工已经不同于二十年前了，需要技术才能找到工作，失地农民哪来技术？而越来越兴旺的网购潮，已经在步步逼空、逼退个体经商者的阵脚，失地就等于失去生活依靠，他们今后的生活远比二十多年前的下岗工人更凄惨，
&&&城镇化建设应该也必须吸取国企改革的教训，应在最大程度上兼顾农民的生存利利，谨防地方政府及既得利益者打着改革的旗号，用一纸&城市空户口&换取农民手中的&一亩三分地&，不能光靠给农民几百元一亩的转让金就将农民一脚踢进城市做流浪汉，成为下岗工人的孪生兄弟，给社会再增添一个弃儿。
&&&&值得警惕的是，目前无论是媒体还是股市，都在一窝蜂地在高喊&城镇化&建设好，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人们似乎已经感受到了90年代初期刮起的&国企改革&之风正再次袭来，扑向广大农民群众，一些既得利益者完全不顾中央政治局会议所确定的&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精神，他们根本等不了&谨慎的、稳妥的、有序的推进&，一些经济界吹鼓手及农村基层当权者正在借&城镇化建设&之风，梦想着和90年代初的厂长经理们借&国企改革&之名而一夜暴富一样，也想要借&城镇化建设&之名一夜暴富！
&&&&对此，应该引起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同时，农民朋友们本身也要积极地吸取城镇下岗工人的惨重教训，风雨欲来之时，我们更多地要反省过去&国企改革&给城市下岗工人带来的严重伤害,改革是必须的,但不是打着&改革旗号&的所有改革都是对的，我们回顾一下90年代初的那场&国企改革&，导致了几千万工人无辜下岗，从90年代初至现在的下岗工人的年龄都已是50岁以上，他们中间有部分人有能力续缴社保和医保的，今后还可以享受退休工人待遇，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早已丧失续缴社保和医保的能力，现己成为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这部分50年代或60年代出生的人成为了&国企改革&的牺牲品，这些人今后的生活将步履艰难，政府应该对下岗工人中最无助的那部分困难群体果断伸出援手，给他们以国民待遇，让他们在为改革作出牺牲后的晚年可以享受到改革成果，有尊严地安度晚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老弱病残的下岗工人不懂得网络，他们的声音几乎微弱到政府根本就听不到，但老金希望政府能够主动去倾听一下他们的声音和呐喊......；同时，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对于地方政府强占农民承包地的违法侵占行为，无论涉及到谁，都应该予以严厉制止和打击，以充分尊重和保护农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因为承包地对农民来讲，就是他们生存的依靠。
&欢迎到论坛参与讨论：20 世纪 90 年代的下岗潮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感觉国有企业反而越来越强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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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没人谈及误伤的问题(O_O)？虽说朱的初衷是非常好的，但可惜底下发牌的人都是按自己的需求搞，所以实际上当年下岗的绝大部分都不是领导亲戚等关系户。更多的是那些有能力的人。许多地方的国企若不是靠着垄断地位，根本就法运作了。无须讳言，以前，包括以后每次搞下岗都必定是一次培植势力，清除平民阶级的官人游戏。
我只想说，现在的经济形势真是越来越差了
第一目前的 强势国有企业都是靠垄断地位才发展壮大的 而且控制的都是中国的重要经济部门 能源 金融 通讯 交通 第二 当初很多有国有企业并不是真的因为国有才不行的 而是因为官员腐败 所谓的体质问题 是扯蛋 厂领导腐败导致厂子不行了 然后低价收购厂子 厂子起死回生 但普通工人却因为 领导的腐败而失去了工作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还有就是 政府的支持 四大银行本来有一大堆贷款已经追不回 被国家打包 拆开 总之 现在的国有强势是因为没有开放私人和外资进入 过去国有企业也不完全是因为体制问题
时代需要。
抛弃感情牌。当年的下岗，确实是很多国有企业已经不行了。但是要区分，处于垄断行业的和处于竞争行业的企业，面临的局面是不一样的。垄断行业的国企，利润取决于国家给多少，这些行业的国企，在与国际化接轨之后，往往能获得超额的利润。竞争行业的国企，利润取决于市场能给多少，需要和民营企业一起竞争，所以往往经济效益不高。现在强势的，大多数垄断行业的国企。
在我印象中，下岗那些时候每天父母战战兢兢，准备很多东西，最终过关。撇开情感不谈，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国企破产和部分员工下岗，让这个国企重新上路哪个对整个社会更为积极。政治从来都是两害向权取其轻的，更何况，如果在拖下去，就不是国企破产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崩溃，苏联前车之鉴啊。但是国企在垄断性行业的确是无耻，要价超高。
以下内容非本人原创，正确与否，见仁见智。90年代国企陷入困境、职工下岗的原因1979年国家财政预算用于粮食涨价的资金是30多亿元，执行的结果是130多亿，这一年用于对越战争的费用70多亿，结果出现170亿元的财政赤字，用完了历年财政结余80亿元，还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90亿元。这一政策的效果是要工人农民形成一个印象：毛时代远远不如现在实惠。这只是一个序曲，正剧是如何缓和精英阶层内部的矛盾与纠葛，把精英阶层整合起来。为了缓和矛盾与分歧，除了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平反之外，还伴随大量的经济补偿政策。除了补发工资、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之外，还给退出政治权力中心的人给予高额补偿，例如建设高规格的干休所和疗养院，分配给第一线退出的老同志，既然没有权力的人都可以享受良好的待遇，那显然在职的干部也要体现相应的优势，结果带来一股全国性的官员购车、出国考查、大建“楼堂馆所”和政府高消费的风潮，最后财政不堪重负，不得不在各地都成立一个“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办公室”。在“知识化、年轻化、正规化”的名义下大批提拔知识精英进政府部门，这样就带来了1980年代政府机构的急剧膨胀，党政官员数量在十年内翻了一番。利用财政资金的政策操作，其后果是十分明显的，国家财政连年出现赤字。原来在毛时代，企业是要上缴高额税收，所得税比例是55％，盈利企业要上交利润，而国家财政也把扶持企业发展作为一个支出重点，每年财政支出中间一半以上是返还给企业，帮助进行技术挖潜改造，流动资金拨付等等。那个时候，财政实际上相当于全国企业的总会计，银行相当于是总出纳，国家体制设计上是为了集中财力办大事，经济上是出于统筹安排需要。由于财政出现连年赤字，官僚精英群体对财政资金的需要急剧上升，结果在有限的财力中间无法继续扶持企业了，这样官僚精英群体吃完了财政，就转而要企业去找银行，这其实才是1983年对企业实行“拨改贷”政策的真实背景。然而从前的高税率和把国有企业的绝大部分可自由支配的资源，通过财政集中的方式并没有同时改变，这样中央财政实际上把国有企业继续当做提款机使用。结果是不恰当和过分地提取了企业财力，使得国有企业失去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当时的企业界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捆住老虎放开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眼睁睁地看着毫无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积累的所谓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蓬勃发展起来，逐步蚕食掉自己的市场份额，实际上就意味着国有企业从市场上能够得到的资源份额逐步在减少之中，最后一些国有企业或者行业，就慢慢地失去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源份额了，普遍地陷入困顿。国企陷入困境的原因，还因为国家在高积累时代普遍对国企实行的高税收政策，同时把从前高积累条件下累积下来老工人养老负担，在不做补偿和返还的情况下强制地转嫁给国企。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如果考虑到税负方面的差别(全部工业企业按照产值的平均盈利指数为100)，在1995年国企按产值的盈利指数是175.27，乡镇企业是85.06，三资企业是64.61，此外国有企业还为1023万退休工人支付了604亿元的退休工资，结果造成国企在“净产值率”大大高于私企的情况下，却无法保留足以维持扩大再生产的资源份额，陷入普遍困境。所谓国企衰退是管理体制不行，监督机制无效，都无法在经济现实中间得到确证。根据笔者自己的工作经历刚刚好是与实际情况相反，直到今天为止，中国最有管理经验的人员绝大部分都还是在国企之中，而且受过良好培训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也大部分富集在国企里。1980年代后期兴起非常猖獗的走私行为，以及大量的引进技术和产品进入市场，使得产品的生命周期空前缩短，例如电视机和手表的市场主流产品在1980年代后期就迅速完成了换代，国有企业原来的产品迅速过时，这也进一步缩小了国企的市场份额，减少了通过市场获取足够生存资源的可能，在企业先失去扩大再生产财力的情况下，企业市场份额的丧失使得维持简单再生产也日益困难，国有企业衰败就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原来在**时代是具有非常严密的财经纪律的，企业领导人对企业财产的支配和处理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即使要制造国有资产流失，其成效也必定非常有限。现在在企业已经明显失去明天的前提下，改革过程是以强化所谓的分权模式进行，甚至实施的是“以包代管”的改革措施（所谓的“包公进城，一包就灵”），结果在企业领导人的行为普遍陷入短期化的情况下，又通过改革进程疏通了管理者营私自肥的渠道，管理阶层就有能力和空间通过损害企业的利益来实现个人短期利益最大化。按当时的话就是“穷庙富方丈”。企业领导人的自肥行为，当然要导致国企内部人心涣散，结果对工人的管理措施也往往在实际上陷入无效。国有企业没有明天的态势极为明显，也因为在这样的改革政策环境，结果引发了国企领导阶层普遍的行为短期化狂潮，结果反过来又加速了国企的衰败过程。就如邓日所说：“去年年底发现多发了一百亿的钞票，今年物价涨得不符合我们的要求。”此时，国家的年亏损已经突破了200亿元，外债也突破了100亿元，到1988年，年亏损已经突破了300亿元，而且内外债务全部突破了100亿元。由此，1985年到1987年，三年中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8.8％、6.0％、7.3％，到1988年高达18.5%，创造建国40年来最高涨幅，危机正在到来！正是为了“把一切负担从财政转嫁出去”这个目的，各种改革都启动了。在1980年代早期，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事业单位对工资上升的要求很殷切。因为事业单位的工资是由财政开支的，由此就产生了严重的不满，精英们首次利益民谣的方式去申说自己的不满，他们说“坐车的不如开车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为了缓解这个政治压力，想尽了一切办法不让财政承担这个负担，由此就启动把负担转嫁给老百姓承担的“改革”。这就是“医改、教改、房改、企改”没有失败的共同原因。
或许就国企改革而言这是必须经历的阵痛，但就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貌似并没做好接招的准备。下岗在一定程度上对国企改革，效率提升，利于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当时的社会保障机制是否健全？相关制度是否完善？不要拿神马欧美变革类比中国，就当时国内社会保障机制和相关制度健全性，以及受影响人群数量都不在同一层面。相对健全的机制，保障一个社会可以给失业人员相对较多的机会重新回到社会需要的岗位，成为生产力；制度是维持机制的大环境，换句话说，就算你因一些客观原因（例如伤病，年龄）无法成为回流的生产力，也能保证你的基本生存。试问当时我们的社会具备这些条件么？如果具备，又能在多大层度上承受如此庞大的下岗群体突然释放给社会的各方面压力？推进国企改革不是不对，只是当时那一步跨得有点大。
华夏之子笑遥大家都很忙我也不多说我讲一个故事你们来看请你们看完它。从前有一个很有钱的女人她有三个孩子和很多养子，在那名女人老后，大儿败家。惹得很多的仇人把这个家给弄散，二儿被坏人掳走教他到处干坏事。三儿独立，各个养子再虐带中获得自由，大儿在虐待中坚强的走了出来发现这些后无能为力，在这时坏人蛊惑二儿来打大儿诬陷大儿，他俩越战越激烈，最后六情不认，哎！可悲！我如果说女人是华夏;大儿是中华；二儿是日本；三儿是台湾；养子是朝鲜.韩国等呢？有意者请加群华夏之子
Mark吃完饭来补@ 昨天被工作搞得焦头烂额，寻思找妹子吃饭，结果妹子有约，人生悲剧莫过于此。那就开始扯吧！o(^▽^)o首先说下当年下岗的事情吧，90年代的时候城市居民大多在工厂或者国企上班，换句话说城市居民完全靠国家养活着（不能说全部，只能是绝大部分，毕竟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啦），适逢这个时候国家通货膨胀，国家扛不住了，不改革就党国就有可能玩完，这时候朱总上台提出改革，首先改革的就是国企人员缩减，然后进行金融改革，这本来想的不错，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朱总只干了一届，具体原因下文分解。
前面有人说了，那时候40、50人员有多悲惨，确实，悲惨，为国家奉献了半辈子，结果被踢了，就像备胎一样，随叫随到，到头说我又男朋友马上结婚了，尼玛，小手都没牵过呢
看见城市里那些指挥交通的协警没有，那些个老的都是原来下岗没地方去，zf给安排的，每月发2钱，够吃饭而已。更多的人都是自谋生路，头脑灵活的都去做生意，老实巴交没手艺的只能卖劳力了（悲剧的都是这群人），有后门后后台的都去寻求各种资源，结果大家都看见了，原来偌大的国企摇身一变成了私企，企业领导成了老板。企业资产经过各种倒腾有些就变成负资产被收购了，收购者自然是企业领导，国家还有可能倒贴钱给这群老板。各种设备被廉价出售，东北那些设备很多都被江浙的私企买走了，真的很便宜很便宜，和卖废铁没两样，至于原因大家懂的（通过各种手段，行贿啥的）。
其实上述各种事情都是改革的副产物抑或阵痛，朱总早就料到。先写到这里，倒腾下出去吃个早饭先。。。。。。。。。。。。。。。。。。。。。。。。。。。。。。。。。。。。。。。
当时我还小，不过我父亲是下岗一员，大体有所而闻。我父亲是一个人员有几万人大国企的工程师，当时大学毕业包分配，单位给了学校一笔钱才把这几个大学生“买”进来。不过人太多，钱赚不来，工资领不到。好不容易单位有点余钱都先发给工人，我父亲实在受不了于是拿了一笔钱下岗了。下岗后他开始参与创办民营企业，小单位也赚不来太多钱，不过比发不来工资还是强不少，养家没问题，当然工作会累一些。他现在的单位也不过几十个人，跟原来的工厂比不了，不过原来的单位最近神奇地复活了，还吞了几家企业。
当年的下岗是指朱镕基在时候的事吗？我对此没有什么感觉和印象，但同学父母那一辈有不少因此对朱镕基恨得要命。现在国企强势是很好解释的，因为信贷，从前年开始严重的银根紧缩，经济增长放缓，反腐加剧，甚至是因为网络普及民智（？）提升造成的舆论监督无处不在等等，让银行授信更加谨慎，今年许多机构更放话说非国企或部委下属的企业不考虑发债。私企贷款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以来的任何一个时候更难。。。。。这个问题如果引申来讲能说出几万字来，懒得再写，总而言之，银行其实有钱，但也有限，这有限的的钱肯定会谨慎的投给安全系数更高的国企。据我所知今年因为银行信贷调整而倒闭的中小私企上百家，做生意不易，贷款更难，且行且珍惜╮(╯_╰)╭
我是一名没有经历过下岗的年轻人，按理说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十分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一家之言，大方之家可尽笑，我辈愤青别乱喷。
我认为下岗并不是国家的本意，这只是国企改制或者说中国特色市场化经济付诸实践的结果。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对于市场于计划之争几乎能吵到天上去，而最后的结果是我们选择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这个模式。跑远了，名字有了，可是如何从完全计划的体制变成这种全新的经济体制呢？不知道，知道了也不能做。很简单，命脉产业国家继续垄断以保证国家利益，而在轻工业或是非命脉产业里进行“殖产兴业”式的私有化。这是一种十分有伟大，哦好吧别喷，我是说有创意的改变，如果换成历史教科书的说法就是
我们借鉴了西方国家成功的市场化经验，并以苏联行之有效国有垄断企业为基础，构建了全新的伟大的经济体制。 又跑偏了……
背景式描述结束
下岗就是在这场改制或是市场化或是我所谓的中国式殖产兴业的大潮下无可避免的扩大化了，哦不，我没说，我是说开始了。
这就和精兵简政差不多，要是由公家来的话，那就是杂兵去掉去掉，驻帝都办去掉去掉，骑兵去……不去掉，这个骑兵是好样的，上次青海哦不我是说上次在天启砍倒不少拜月的混蛋，他留下，汽车兵去……不去掉，这个汽车兵上次去缅甸出任务那叫一个爷们……然后既体现了人性化又提高了部分效率哦不提高了战斗力。但是如果来一个我老家的铁公鸡式的商人主持精兵简政，咳咳，估计能留下三分之一人就算他仁慈了。又跑远了
需要尽快使经济制度转变，但是国企改制如果由公家来，多半温和又缓慢，而且这样的改制即便结束了，在文哥刚结束的年代里，又有多少人有实力直接从国家手里购买企业呢？卖给外国商人以加强市场活力？开玩笑吧？卖给华裔？你确定你的玩笑开完了？那么，bingo，那些提前获取信息的自己人，或是头脑灵活的自己人通过折腾企业使优质变亏损再用折腾的钱买过来变成自己的，通过各种方式弄到第一桶金直接买，通过blabla……（因为我也不知道了，只能胡乌拉了）然后他们成为了富起来的第一代。
这个无秩序的过程，导致了大量的下岗，或者说数量远超公家主导的改制的下岗，但是，这个中国特色的殖产兴业，迅速的完成了市场经济的原始积累，原谅我不知道是说资本的原始积累好还是什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成长的阵痛，很痛，但不成长会被白大个打，那个更痛。
没了包袱，有了垄断。
爸妈原本是双职工，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双下岗。
因为文化不够，思想不够开放，信息不畅，胆量不大，也没有亲戚朋友提携。所以只有出卖苦力和时间。那些日子真苦：挑灰，扫厕所，搬砖（literally）,卖白菜，高空作业，什么都干过。从小就感觉我家人早出晚归，一年365天忙不停歇的，为什么日子还过得那么紧巴巴。
小时候，爸爸烟瘾很重，吸“两头通”的卷烟，不要意思自己买，总是让妈妈趁着夜色去买。
我们家人从来没有一起下过馆子，从来没有出去旅游过。
每年我生日的时候，家里会买半只烤鸭庆祝下。
有人说，生活只是一种心态，同样下岗的，有的人家天天打麻将，出去跳舞。
可是对于我家来说，一分钱都那么珍贵，用来挣钱的时间，一分钟都不愿意耽误。
我大学四年用的手机还是“祖代相传”的砖。因为爸爸老花看不清小屏幕手机，所以换了一个大屏幕大音量的山寨机。我也实在不理解，现在人几个月换一次手机的必要性在哪。
跟大学交心的同学简单说过家庭情况，她一股不相信的样子。他们觉得，我好歹一个省会城市家的独生女，琴棋书画样样拿得出手，家里怎么会是这样窘迫。
其实，下岗前，生活也好不到哪去。国企集体企业里只能说稳定，但是工资相当低。人事复杂，勾心斗角，经常有人欺负我老实的爹。小时候的我经常望着包装精美的火腿或者营养品，问着，妈妈，这是什么呀。。（喝喝，小时候想吃东西，知道妈妈不给买，就总是问这一句，“妈妈，这是什么呀”）妈妈不让靠近，是要用来送礼的。结婚几十年，妈妈唯一的戒指，还是当年送礼没送掉退给她的。
也幸好下岗了，逼着爸爸自己借钱买货车自己跑运输。不然，我大学是肯定念不起的了。但是货运压力也大，门槛不高，所以竞争越来越激烈，爸爸有的时候一两个礼拜都没有一笔生日，但是每天油表照跑，养路费照收。耽误一天，爸爸都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生意一不好，爸爸就压力大，压力大他就总是这里生病那里生病。夏天高温，驾驶室温度45度+，爸爸一度差点热失明。不过总体，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现在来了老工业区的一个街道工作，在这里，对比下，我才发现我家已经是多么幸福。
天天都有“刁民”过来一哭二闹三上吊，通过这种方式，希望能沾到一些党的阳光雨露救济补助。这里离婚率极高，伤残率也奇高。很多人才刚过四十，看上去花白的头发和黯淡的眼神已经像六十几岁。援助政策毕竟不能覆盖所有人。有的人就耍流氓跟你死杠，装疯卖傻装病打工作人员的事时有发生；有的人在知道我们无能无力的时候，也不走，就一直坐在那里念念有词，不停地自顾自说。前辈们说，就让他说说吧。他们心理的怨气也没人说。
这些下岗职工，很多人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加上多年不沾纸笔，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太好，脑袋也不灵光。你跟他说话半天，他都没有反应。真的不知道，他们的希望在哪，他们或许一辈子就这样黯淡下去，没有出头之日了吧。交得起养老金的就盼退休，那样每月还有固定收入；交不起养老金的，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盼头呢。儿女么？他们儿女大多还在学校念书。即使出来了，也未必能养活自己和新组建的小家庭，放佛看到了新一辈人艰辛沉重的生活。事实上，这里很多儿女，就是不管老人了的。在处理居民纠纷的时候，看过太多自己混不开，就拿孩子老婆撒气的懦夫行为。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不能评断什么，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跟我一样幸运，有双很有儿女心很重视真正教育的父母。大多数人，都不是生活的强者，对于自己的命运，像浮萍般无力掌控。
十几年前，这个区是全市的繁华中心，曙光影院，各个工厂的聚集地。每当我走在满地狗屎还有烂水坑漫出的路上，我常常感慨这里十几年前是怎样一番景象。眼前仿佛浮现：穿着工厂制服的工人下班排队去食堂打饭，在当时，能吃食堂是身份的体现。工厂几千人彼此都认识，互相打着招呼，家家的私事几乎没有同事不知道的。下班了，车水马龙，还有美食城可以吃大排档，骑着永久牌自行车，打着铃铛，带着姑娘去曙光影院约会看电影。繁华光鲜，充满希望。
他们多么以自己工人的身份为荣，即使在他们被扫地出门以后。他们过来办事还是会称呼你为师傅，办事人员姓什么（在他们观念里，你在这个部门做事，你就一辈子都在这，我只要记住你姓什么，就行了）。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一掐腰二拍桌子的，说当年我怎么怎么的，现在厂子解散了，你们也不管我们了！我埋怨过这些人怎么一点不讲理，主任跟我说，这些人当年都是管人的，现在一无所有了，还得做保洁、门卫的工作来维持生活，他们心理落差太大，很多人心理多多少少都有偏差。
我常常开爸爸玩笑，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你双职工身份，好得瑟啊，多少郊区的小姑娘都不要。（突然发现有点像印度的种姓制度，农村城市两个阶层完全不通婚嘛）结果现在，看看，人家郊区拆迁的，一个个都富得流油。你后悔死了吧，哈哈。爸爸说：“那可不是，当年你爸爸我还是很风光的歪！双职工，开玩笑！我还是开翻斗车的，当时有几个人会开车啊？见过车的人都不多歪！我们家当时还是单位里第一个装上电话的歪！处长家都没装歪！”
我很开心爸爸这么想，荣誉感，或许是除了想希望以外，最能支撑一个人的东西了。貌似答非所问还跑题了。好吧，又有一个人来耍无赖了。。干活了。
社会主义破产， 财政和企业无法支持社会主义福利， 然后劳动力管理自由化， 裁员， 裁员后企业负担变小， 然后容易经营了。同理见美国车厂的衰败和底特律的垮台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向我父母讲述朱的业绩的时候他们反驳的理由……他们为这个国家奉献了大半生…… 我也是从他们下岗时开始站在TG的对立面的……
很意外地看到很多故事。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很值得一看，对于过程和原因分析的都不错。首先还是理性点讲原因，从经济学角度还是市场化程度的问题。之前的下岗风波，很重要是整个经济市场化程度低，国企的经营水平和效率，活得都不好，所以破釜沉舟，破产的破产，出让的出让，裁员的裁员。而现在的国企活得特别好的有两类，一个是掌握核心资源并且有一定垄断性，怎么效率低都挣钱；比如烟草、电力、邮政之类；另一类是有资源，而且内外部经营都实现了较好的市场化，经营水平高，利润好，比如沿海城市的很多大型国企集团，比如海外上市的一些国企，如厦门的建发、三大运营商之一中国移动（最近开始比较惨）。最近习大大上台又大力推市场化，这一次经济上的瓶颈是否能借助市场化再来破一破，值得关注，难度也很大。如果说之前的改革市场化是在形式上和方法上采取了市场化，这一次的话，根本上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都需要更根本性的变革，这个还是蛮难的。士农工商，商之道在中国还是太年轻了，无论是政府、国家还是企业，说起商看到的都是利，而整个西方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是系统的价值观了，比如凯恩斯跟彼得德鲁克这样的大家，他们的思想已被演化成确实都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而我们凭什么？论语？毛邓？再说个人，在中国胸怀梦想或者富有才能而实现成功创业的真是太少，创业的人更多还是想怎么走门道，大部分也是走门道成功的。现在的商人，能看到真正自始至终有企业家精神的，我觉得唯马云一人。李彦宏的话，我觉得更多是个人富有才能的范式。而看看王石的发家，马化腾的拿来主义，你就知道我为啥这么说了。当然，还有很多事小生意的，谈不上创业，只能说说营生。都值得尊敬，只是很难成就一流企业。————————————————————————————————关于营生和小百姓，也说说在福建沿海小乡镇我们家的故事，我老爹老妈跟爷爷。老爹老妈是60后，爷爷90多岁了。起先都是国企工作的，结婚前连个房子都没有。我爸爸结婚后，大概是八十年代说服爷爷主动下岗了。凭着自己的手艺，开了个手工作坊，几十年来也没做大，一直是家庭作坊。这个作坊式体力活，一直很辛苦，但是感谢这个手工作坊，我们三个娃都能念了大学了，而且家里一直能有些余钱，在房价上涨的这十几年里，并不是刻意投资，但是置下的几处房产和店铺确实让体力劳动产生了增值作用。他们之前工作的国企现在都还在，但是以前的那些同事真是远远不如了。我们这个镇国企非常少，但是我从小生活的氛围，周边邻居亲戚，卖鱼、卖肉、做厨师的、杀牛的，各种贩夫走卒，很多人现在的家庭资产都会远高于我所了解的城里人。他们的生活都是全年基本无休但是始终充满生命力，勤奋得让我汗颜。确实汗颜，他们当中很多人，现在挣得钱依然比我这个重点大学毕业的小白领屌丝多，当然我是比较Low逼的。厦门福州现在房价这么高，坐拥两三套的，很多就是福建各乡镇的农民企业家、个体户们。只是供对比，不做评论。
对于03年左右大规模下岗的问题，我觉得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改革这个方面，首先我们就要先分析一下当年改革的历史背景。当时的情况是国有企业的数量相当庞大，因为97年前国家并没有控制国有企业数量，在97年国有企业数量大概在二十万，职工人数将近8000万。 但是基本所有的国有企业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效率十分的底下，大概98年的时候国有企业效率和利润跌入谷底，查了一下数据 98年全部国有企业净利润才217亿元，现在一家公司就能赚回来。所以当时国有企业实际上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所以在97到03年朱总理在任期间主要实行的政策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这也就是当时大规模下岗的起因。两项改革的核心简单来说就是一方面让财政从大型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撤出，也就是自负盈亏，这就使得有很多国有企业无法运营导致破产，员工失业。要知道，98年以前，各个商业银行的性质和财政部门差不多，政治因素占有很大的权重。一旦大型国有企业资金断裂就会造成大规模失业，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所以大多数商业银行在明知道不能偿还的情况下还是会贷款给地方企业。但是在银行自负盈亏后，很多国有企业破产的直接原因就是银行觉得你快不行了，资金一撤，企业就倒了，这是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对于中小型国有企业则 用产权改革和身份置换（换句话说就是员工持股和给员工些补偿解除劳务关系)去私营化中小企业。因为一般一个企业有两种管理方式，1 股东直接管理，这种方式企业对市场的反应比较灵敏比较适合中小企业 也就是现在绝大多数企业的运营方式。2 委托 这也就是国有企业的特性。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在98年到03年绝大多数的国有中小企业都进行了改革和裁员，也就是从委托机制变成了适应市场的股东直接管理。从98-03年，大概5000个大中企业（小的不计其数）破产，按当时的数据说将近1000万人下岗，但是实际上应该有万左右。虽然当时导致了大规模的下岗，看起来是很不利的影响，但是这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必然转变。如果一直不改，中国的福利体系会被彻底被拖垮，企业效率也完全不能指望有多大的提高。所以总的来说当时的大规模下岗对整个社会体系和城乡结构调整是必要的。下面来说说为什么题主觉得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势了。其实就一个原因，经过国有企业改革剩下的企业绝大部分都是掌握着能源以及其他公共资源的大企业。这些企业掌握国家的命脉，并且基本全部都是垄断企业，所以自然会显得非常强势。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些企业虽然是垄断企业，但是企业是保障性企业，也就是说本身没有定价权的。他们赚多少利润不要紧，主要的是配合国家的政策。这些企业有很大一部分的支出都用做公共设服务的建设上，也就是相当于代替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和各种公共物品，例如石油 天然气。那么有同学可能要问，为什么国家要选择这样的方式去提供公共服务？像国外私营企业在竞争下部是可以更高效率的公共品吗？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在国外对于私人移动公司来说，有很多地区和偏僻的地方人烟稀少，这样他们就不会在这里覆盖信号，因为边际收益太低，他们会把钱花在人更密集的地方。这对于企业来讲当然是有效率的，但是对于社会福利就不同了。社会福利必然会降低。但是对于像移动这样的国有企业就不能像私人公司那么干。原则上说，只要是有人，甭管人多人少，即使赔本它也会覆盖该地区。虽然必须吐槽信号质量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些企业，显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更有优势，因为很多情况下国有企业不用利润去衡量投入，更多是政治和作为一种公共服务的考量。当然我们也可以从经济模型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选测私人公司来提供公共服务，我们假设私人公司的预算约束也就是利润 M 会花在提高公司产出的项目 x或者公共服务g这两个方面，如果有两家私人公司各自提供g1和g2数量的公共品，每个公司的效用函数就为u(M-x ,g1+g2) 如图所示，在无政府介入也就是无国有企业的情况下，纳什均衡在g*1 g*2,但是相对帕累托最优配置下的公共服务的供应量是不足的。所以国有企业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层面是有效率且是必须的。再扯远一点，为什么国家要保护这些国有企业，并且维持他们的垄断地位呢？（也就是为什么国家要让国有企业保持强势地位呢？）首先就是如果引进外资，当然可以促进市场竞争提高效率，但是外资企业为了避税，经常会报备亏损，但是他们又不断增资，这就导致了低进高出的局面，使国家蒙受极大的损失。其二是对国家的粮食和能源储备不利。举例来说，自从大豆市场放开之后，大量外国企业涌入，并且迅速占领市场控制大豆价格。导致在东北地区大豆近两年减产70%。而且现在市面上除了九三豆油是纯正国产之外，其余绝大多数都由外资控股。这个例子是大豆，如果是其他的国家命脉的产业，对国家的影响就更大了。所以我觉得对国有企业的保护是有必要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题主觉得国有企业变得强势的原因。
看到这条，我觉得我该写下我在知乎的第一条回答。我的家庭位于这个阶层。父母是山西东部一个金属加工工厂的普普通通工人，在我已经知道什么叫失业的时候，我的父母拿到了深绿色的本子。
生活似乎还是生活，没多大变化，父亲不断变换着工作，钢材市场搬运工，超市理货员，文印店的安装工，水暖工，现在依旧是一家超市的普通员工，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劳动强度似乎比在工厂的时候轻了一些，他在工厂里的工作是金属切削。我不喜欢母亲在原来工厂的工作——电镀，众所周知，强酸，高强度 。母亲现在在两家饭店兼职，虽然在一座骑自行车一下午就能逛遍的小城，但是父亲和母亲能见到的机会不多，全年无休的他们，在今年正月十五的时候，才有时间和我，我奶奶，我家的中华大田园猫聚在一起。家庭很重要，可是我母亲的一句话解释了生存的逻辑:动一下，才有一下的钱。
今年进入一所不错的大学，第一学期，我尝试去写网络小说，一共拿到了5.47RMB，令人欣慰的是，本月我又拿到了0.16RMB…看着数据，我想哭，或许我该认真地去写一部网络小说，而不是一部挂在网络上的小说。最近准备找一份家教，毕竟，这会比我的父母赚钱要容易。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下岗家庭的生活，辛酸但至少不悲惨，平淡，忙碌。
最喜欢和父亲聊天，父亲坦然地承认，自己混得很不怎么地，一个父亲对自己儿子这么说，是需要勇气的。但是父亲没有骂过谁，他说，自己脑子慢。一个时代，就这样，被父亲轻描淡写地归咎于，自己的脑子慢，在解放思想的浪潮之中，我的父亲，成为了沉入了海底，再也翻不起一丝浪花。父亲依旧喜欢读书，喜欢从城市的旧书摊上买一块钱一本的过期军事杂志，喜欢听广播里的评书。
母亲一直在忙，忙于生计，忙到很少回家。高中的时候，每到周末我经常去她工作的地方去找她，而母亲总是塞给我几张沾着油污的毛爷爷，每每想及，总想哭。
我想说的是，父母的职业生涯，父母的人生轨迹，教会我很多，我不能安于现状，我必须时刻奔跑，我必须对生活持乐观与发展之态度，我必须自己处理所有的事，面对所有的挑战。同时，他们的经历生动而残酷地告诉我，别指望明天会和今天一样，如果不为更好的明天而战斗，不去开拓，不去体验，当今天成为昨天的时候，自己也将会成为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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