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泡沫化原因再探_日本频道_新华网
“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泡沫化原因再探
　来源： 新华网日本频道
【字号 】【】【】【】
新华网日本频道北京１月２０日电 题：“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泡沫化原因再探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奇渊在《日本学刊》２０１５年第１期发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泡沫化原因再探——基于泰勒规则的日德比较分析》（全文约１.７万字）。
徐奇渊认为，关于１９８５年“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国内有不少误解，认为其是日本经济泡沫化的直接原因，但通过比较１９８５年之后日本、德国的经济，以及其政策背景，基于著名的货币政策规则——泰勒规则，分析两国货币政策的实际宽松程度发现：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的大部分时间当中，日本的利率水平是过低的，最严重时低于理想的利率水平１%左右，而同一时期德国的利率水平，则没有出现持续的过紧或过松。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当时日本货币政策的出台背景，其经验教训可资中国借鉴。
徐奇渊在文章中指出，在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８年，以及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７年，日元对美元汇率经历了两轮大幅升值，升值幅度均超过了４０%，其中，１９８５年“广场协议”以及随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至今令人谈虎色变，并引之为“升值恐惧论”之经典依据。２０１５年是“广场协议”３０周年，对于这一历史变迁的准确理解，对当前中国的经济政策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
目前，一些学术界观点认为：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导致日本经济急速衰退和长期萧条的直接原因；日本泡沫经济的发端根源则是日元长期升值预期及其所导致的国内、国际投机资金疯狂炒作；而日元长期升值预期的根源，正是１９８５年９月的“广场协议”。
然而，事实上，“广场协议”的升值“黑名单”中还有德国马克，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那一轮大幅升值当中，德国马克亦赫然在列。就升值幅度而言，德国马克与日元也是不相上下，堪称比翼齐飞。但众所周知的是，此后两国的经济境遇却有着天壤之别。考虑到德国对资本项目开放的时间和进程安排远远早于日本，因此，前述观点对德国和日本的情况，似乎难以同时自圆其说。
一些严肃的研究者试图对这个问题给出解释，提出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例如快速增长的银行信贷以及过低的银行贷款利率，才是日本资产价格泡沫产生的真正原因。同样大幅升值的德国马克，在极其稳健的货币政策背景之下，并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这说明，汇率升值至少不是资产价格泡沫的充分条件。此外，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之后，日本财政、货币政策的表现仍然令人失望，如果当时采取得力的财政、货币政策，则后果也是完全可以改写的。例如，日元对美元升值在１９９５年达到顶峰，而同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回升到了１.５%，并且在１９９６年一度强劲反弹至５.３%。因此，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之后的长期经济衰退，与汇率升值也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讨论这样几个问题：（１）“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和德国的经济状况的比较，并借此分析当时日本和德国的经济政策背景及其不同效果。由于两国同样经历本币大幅升值，而经济状况颇有不同，因此比较起来是颇有意义的。（２）日本资产价格为什么会产生泡沫，而德国的情况相对稳定？面临相似汇率波动的两个国家，其货币政策有什么样的差异？基于泰勒规则分析两国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并进行对比。（３）日本选择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原因及可供中国参考的经验教训。
一、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９０年日德经济比较
１９８５年９月，西方五国达成了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广场协议”。协议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对美元升值。事实上，从１９８５年９月至１９９０年１２月，两者分别对美元升值了４３.５%和４７.５%。同样经历了大幅升值，日本和德国经济的表现却是截然不同。
（一）稳健的经济增长掩盖了日本结构调整的滞后
在“广场协议”之后的几年中，德国的出口贸易仍然维持了强劲的增长趋势，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０年间，平均年增长率接近１７%。而同期的日本出口年均增速约为４%，增速相对较为缓慢。面临本身对美元的相似升值幅度，德国出口贸易之所以表现更为强劲，与其贸易方向多元化有重要关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方向（DOT）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期德国的出口贸易中，美国占比仅在８%左右，欧共体内部国家较多，占比达到７０%左右，而德国与这些欧洲的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多处于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安排之下，有着较为稳定的关系。与之相反，日本的出口贸易中，有３０%～４０%集中于美国市场。因此，相同幅度的本币对美元升值，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更大。考虑到出口金额是以美元计价的，因此，日本在这一时期的实际出口增长将更为有限，两国出口增速的差距将是被低估的。
但是，两国的经济增长态势与出口部门的相对情况完全不同。日本GDP年均增长率为４.４%，而德国为２.７%。由于GDP原始数据为本国货币衡量，因此与汇率升值并无直接关系。这里似乎显示出一个矛盾：出口贸易增长相对疲弱的日本，却经历了更加繁荣的经济增长。由于总需求由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两部分构成，因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这样一个结论：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始向内部需求导向转变。
进一步分析，这一时期日本内部需求主要是由固定资产形成支撑的。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的四年时间里，固定资产形成占GDP的比重上升了４.６６%，而同期净出口的占比则下降了２.４４%，私人消费需求占比也下降了１.３１%，政府消费和存货投资的比重也略有下降。由于消费需求是较为稳定的，而投资需求具有更强的波动性。因此，当时日本经济的增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由外部需求导向向内部需求导向的转移，但是其可持续性以及稳定性方面，仍然是存在问题的。
从供给角度来看，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于德国。同一时期，德国的服务业GDP占比提升超过了２%，而日本则不到１%；另一方面，德国的工业比重下降了１.７%，而日本则几乎没有变化。日本当时的经济企划厅提供的数据表明，同一时期的四年时间里，工业的各大分类行业当中，建筑业是发展最快的行业，其四年间的增速达到５４%。这与当时房地产价格迅猛上升，房地产市场异常活跃有很大的关系。
综上所述，虽然８０年代末的日本经济貌似降低了对外需的依赖，但是实际上经济结构在两个方面并未改善：（１）从需求面看，更加倚重投资需求，而作为国民经济稳定之源的消费需求占比下降，因此蕴含了未来经济更大的异动性。（２）从供给结构来看，由于汇率大幅升值，经济结构应该有适应性的调整，一般来说是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和工业比重的下降，德国的情况正是如此，而在日本，由于资产价格泡沫带动了一轮狂热的房地产投资，相关行业主导了资源的配置，因此经济结构的调整受到了阻碍。
（二）日本温和的通货膨胀和疯狂的资产价格
１９８１年，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和德国均出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此后通胀率回落到２%左右的缓和状态。而在“广场协议”之后，两国通胀率继续回落，甚至出现了短暂的零通胀状态。其后几年，通胀率又有所回升，但都保持在３%以下的温和区间。从总体上看，“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一直维持在低通胀的区间。日本同期的通胀率，甚至在大部分时候都低于德国。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０年之间，日本的通胀率平均只有１.２%。其中有一些时段，日本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甚至呈现出负增长的态势。总之，从当时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日本经济确实处于稳定增长、低通胀的良性发展状态。
这样就产生了两个疑问：第一，在当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背景之下，通胀率何以如此稳定？第二，既然通胀率水平如此之低，那么扩张性货币政策又错在了哪里？第二个问题留待后文阐释，就第一个问题的原因则可以解释如下：（１）由于日元大幅升值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本身的波动，进口价格指数出现了连续多年的大幅度下降。根据日本财务省的数据进行分类计算，国际大宗商品在日本的进口商品中占４０%~５０%的比重。这与日本自身资源匮乏是相联系的。因此，进口价格指数与日本的生产者价格指数，进而通胀率是密切相关的。“广场协议”之后的１９８６年，进口价格指数一度下降３５.８%。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变化率，也在一年的滞后期中几乎达到了零通胀的状态。（２）与此同时，高企的资产价格也并没有提高相关的服务价格。例如，房价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租金的提高。因为投资者关心的是房价本身的上升，而并不关心通过房租获得收益。（３）从总体上来看，在扩张的货币政策背景下，大量的资金流向了金融市场，导致各种资产价格出现了泡沫。而与此同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却相对稳定。对于持续快速上涨的资产价格，日本各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但是当时大多数人仍然相信，资产价格的快速上升，是与日本奇迹相匹配的，而世界其他金融市场的分析指标对日本难以适用。
疯狂的资产价格泡沫，被之后痛苦、无情的经济现实证明：其具有非常深远而恶劣的影响。当时大量的银行贷款是用预期升值的资产作为抵押品的，在资产价格不断上升的背景之下，这样做也被认为是安全的。而且，在资产价格上升的背景之下，企业的投资盈利、账面资产以及利润报表都是非常好看的，因此其信用评级等情况也会同时趋于乐观。然而，一旦资产价格转向下行，相关贷款的安全性均出现问题。结果是，从１９９２年３月到２００１年３月期间，日本银行体系痛苦地清理掉了７１.８万亿日元的不良贷款。即便如此，根据日本金融厅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０２年，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仍高达８%。
除了金融体系的不良贷款之外，资产价格泡沫及其破灭还对实体经济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损害。首先，资产价格泡沫时期，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整个经济更富有短期的投机性，缺乏长期经营的耐心，不利于技术创新以及研发等活动的开展。１９８５年，日本的土地投资仅为６０００亿日元，而在１９９０年的高峰期，则达到了３.５万亿日元。而且，投资来源中还包括了制造业中各个行业的企业参与。其次，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市场盈利预期恶化，还包括政府对低效企业的支持和补贴因素，都使得日本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有明显的下降。有研究表明，日本经济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衰退，几乎完全可以由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来解释。具体地，在１９８３～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这两个时段中，GDP平均增长率由３.６%下降至０.５%，降幅为３.１%；而同期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幅度达到３.４%，此外资本贡献了正的１.４%，劳动力因素的贡献为负的１.３%。可见，人口因素的负贡献并不是决定性的，资本因素甚至起到了正面的作用，真正对经济衰退具有解释力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而这些，正是与资产泡沫的膨胀与破灭，以及政府不当的干预有关。
（三）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货币政策开始明显趋于宽松化。其中，日本的M２增速在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连续保持了两位数；德国的M２增速虽也有所上升，但始终谨慎地控制在个位数。不过，在贴现率方面，德国和日本的政策区别并不那么明显：“广场协议”之后，德国和日本在１９８７年都将其调低至２.５%的水平。之后，对通胀嗅觉灵敏的德国央行又迅速将贴现率调升至６%的水平，而日本央行在这方面则稍有滞后。如果单纯从贴现率的调整来看，日本货币政策的相对宽松程度并不明显。因此，考察当时日本货币政策是否处于宽松状态及其宽松的程度，还需要将其置于泰勒规则的框架下，综合考量经济增长、物价等因素再做判断。
延伸阅读：
) 【字号 】【】【】中国版《广场协议》有多远？ -
- FT中文网
中国版《广场协议》有多远？
英国《金融时报》
25年前的下周，一小群人聚集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打算重塑全球经济。他们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世界五大国家的政府将协同推动美元贬值，使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这项协议堪称过去40年里最高水准的国际经济合作。
今日，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汇率、全球失衡和削减赤字等问题上出现了深层裂痕，《广场协议》(Plaza Accord)精神如能重新觉醒，将会弥足珍贵。
然而，虽然有些雄心勃勃的人士认为20国集团(G20)可以成为达成类似宏伟协议的平台，但这条道路要比1985年的时候难走得多。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所长弗雷德o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对全球经济治理持以乐观态度。他指出，当年达成广场协议后带来的一些成效，现在依然适用。他表示，广场协议以及1987年旨在稳定美元的《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通过使美元走弱提振了美国经济，从而使白宫有了更大的削减赤字的余地。
“我曾问吉姆o贝克（Jim Baker，时任美国财长），广场协议对减赤的贡献有多大？他说大概在10%至20%吧。”伯格斯滕表示，“不是特别大，但已经不错了。”
他表示，假如中国作出类似承诺，让人民币升值，也许可以平息美国在巩固财政方面的争论。
但也有人指出了其间的差异。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研究员大卫o罗斯科夫(David Rothkopf)表示：“1985年的日本已是发达经济体俱乐部的成员，愿意按照这个小俱乐部的规则行事。而当今的中国认为自己自成一类——这样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经济体，没法按照别人的规则行事。”
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今年早些时候表示，货币急剧升值“对中国的影响会比日本更大，因为中国处于更为初级的发展阶段”。他说，当年日本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拥有许多先进成熟的企业，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率微薄，无法承受货币大幅升值的压力”。
中国官员经常声称，广场协议给日本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广场协议促使日本央行(BoJ)通过降低利率来抵消日元升值的影响。日本和中国都有不少人士认为，这种做法助长了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的房地产和金融泡沫。
伯格斯滕表示，“中国一些更聪明的经济学家”私下里承认这些观点并不准确——那场泡沫更多地是由日本金融监管不力所致。
当年为了促成广场协议，美国全力进行外交斡旋，才说服G5中的欧洲国家（法国、德国和英国）——以及强硬的日本采取合作态度。如今要促成这样的合作会更加困难。
的确，G20其它成员国对于中国操纵汇率也颇有怨言，但美国总统巴拉克o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政府没能联合他们一起向中国施压。本周日本压低日元汇率的决定，可不是对多边措施投出的信任票。
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Sidley Austin)合伙人、曾任美国总统乔治oWo布什(George W. Bush) G20特使的丹o普莱斯(Dan Price)表示，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G20取得了卓越成就。
但他也表示，修复全球经济，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汇率和财政赤字方面的协议，还必须解决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德国经常项目盈余以及欧洲劳动力市场僵化等等问题。
普莱斯表示：“虽然G20大有可为，但我们不能不切实际地以为，G20峰会借助一项有时间表、有衡量标准的宏伟协议，就可以彻底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相关互动与小测
艾伦o贝蒂上一篇文章
将评论同步到微博
小提示:设置一个头像，将会使您发表的评论更容易受到大家关注。
未经英国《金融时报》书面许可，对于英国《金融时报》拥有版权和/或其他知识产权的任何内容，任何人不得复制、转载、摘编或在非FT中文网（或：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所属的服务器上做镜像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进行使用。已经英国《金融时报》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广场协议”现代启示录
　　东方ＩＣ图
　　纽约广场酒店外景
　　2015年，广场协议（Plaza Accord）问世30周年。一千位经济学家评说广场协议，也许会有一千种感受，但是所有学者谈及这个曾经令外汇市场血脉偾张的协议，总怀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情情结”。
　　美、德、法、英、日五国的初衷是：通过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然而事与愿违，虽然日元、马克、法郎、英镑在随后两年升值至少四成，但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并未明显减少。时至今日，贸易失衡问题依然是全球化时代的棘手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更是超过两万亿美元。
　　想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还惹出了新麻烦——日本经济失去动力。在经济学界，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失速的作用，已然成为一出“罗生门”。眼下，日本冀望于安倍经济学能发挥效力，重振经济。
　　安倍经济学是新瓶装旧酒，其中最为“提神”的是曾经令日本“休眠”的外汇政策，只不过，这次方向相反——“让日元大幅贬值”。对于安倍经济学的得与失，经济学界口水横飞。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外汇政策大调整，总能引发大讨论。究其因，还是对外汇政策的效力认识不清。
　　外汇政策在经济调控中的效力几何？解决全球贸易失衡问题的良方是什么？30年前，没有找到答案，30年后依然没有答案，这是经济学界的悲情之事，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悲情之事。
　　启示一：
　　通过外汇政策解决全球贸易赤字问题是失效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1985年9月，由美、德、法、英、日五国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五国政府就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达成一致，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的协议。由于开会地点在广场饭店，故称为“广场协议”。
　　一般来说，贸易赤字通常等于一国国内储蓄与投资的差额。所以，贸易赤字要么源于投资增加，要么源于储蓄下降。美国奉行三大经济政策，即赤字财政、高消费和出口管制政策造成的。在美国，贸易逆差与财政赤字是孪生兄弟，更准确地说，它们是“父子关系”。财政赤字必然导致贸易逆差，且随着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而贸易逆差日益攀高。美国既有投资增加，更有储蓄下降，双重推动贸易赤字急速膨胀，甚至狂飙。在美国，不仅政府靠双赤字渡日，而且家庭也靠借债消费。美国居民家庭储蓄率极低，难以支撑高消费，于是靠借债过日。
　　数据显示，1980年美国的财政赤字为762亿美元，占GDP的1.94%，与此相适应，贸易逆差仅314.1亿美元。从根本上说，“广场协议”旨在调整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包括日元、德国马克、法郎、英镑）之间过高的汇率水平，缓解美国贸易赤字之痛。
　　外汇政策对于缓解国际贸易不平衡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至少从结果来看，广场协议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问题。实际上，在“广场协议”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了。日元升值并没有为美国商品打开广阔的日本市场，因为日本产品与美国本土产品有很强的结构性差异，形不成价格竞争。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无论是电器、汽车，还是中间机械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因此，就减少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这一目标来说，“广场协议”是彻底失败的。
　　1987年，以美国为首的G5又签署了另一份针对外汇政策的协议《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这意味着“通过外汇政策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是失效的”，这是因为汇率变动带来的最大影响并非是产品的输出、输入，而是资本的流动和与之相应的财富效应。数据显示，到2005年，美财政赤字高达4992亿美元，占GDP的4%，贸易逆差也创新高，达8284亿美元。截至2013年，美国贸易赤字高达22668.6亿美元。
　　启示二：
　　“广场协议”也许不是日本经济陷入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但是它确实是日本经济陷入低迷的起点
　　“广场协议”生效后，日元开始大幅升值，1985年之后的三年左右时间里，日元则升到了战后的历史新高。“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与此同时，日本经济迅速泡沫化，并在五年后崩溃，此后二十年日本经济陷入低迷，日本社会称为“失去的二十年”。“广场协议”是不是日本经济陷入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
　　“我曾经就此请教了数位研究日本经济的专家，包括一些日本经济学家。几乎没有一位认同‘广场协议’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说法。”旅居日本的新加坡学者蔡长胜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说，“日元升值至多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把日本之后20年经济萧条的原因，简单归咎到日元升值的判断，未免过于武断。”
　　《国际金融报》记者翻查了“广场协议”前后三年各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发现美元的贬值并不只针对日元，而是对大多数货币都贬值了，而且贬值幅度相当。1985年1月至1987年12月的数据显示，美元兑日元汇率从1∶255降至1∶121，贬值幅度52.5%；美元兑德国马克从1∶3.16降至1∶1.57，降幅50.3%；美元兑瑞士法郎从1∶2.68降至1∶1.27，降幅52.6%；即使“受灾“程度最轻的英镑，汇率也从1∶0.885降至了1∶0.530，降幅40.1%。除了日本，其他四个国家并未陷入衰退。因此多数研究者认为，“广场协议”至多只能算是诱发日本病的原因之一而已，日本经济持续萧条的根源还在于经济结构的自身缺陷和日本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
　　东京大学教授伊藤也曾明确指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资产泡沫，才是导致日本经济停滞的根本原因，“‘广场协议’本身并不足以导致日本经济持续萧条，最多只能算一个导火索而已”。
　　资料显示，广场协议生效后，特别是从1986年到1987年，日本货币政策越来越宽松。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减息来停止或减缓日元升值的速度，央行的贴现率下调至历史最低点2.5%，这一水平从1987年2月一直维持至1989年5月。由此，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由此导致的资产泡沫并非因为日本迎合了美国对日元升值的需求，而可以看作日本对升值压力抗拒的结果。
　　这个严重的政策失误，导致了日本长时间的经济不振。蔡长胜告诉记者，将“广场协议”作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罪魁祸首是颠倒了因果关系。“广场协议”是日本经济和国际贸易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果，即便没有“广场协议”这样极端的方式，也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日本银行前副行长绪方四十郎认为，日本本该早做调整，但调整的延迟导致日本最终迫于压力做出了被动性调整，在被动性调整之后，日本又一次次地耽误了其他政策调整，最终产生了日本病。绪方四十郎先生的观点在日本并不孤单，有很多日本人支持这种观点。相反，认为“广场协议”导致日本病的观点却往往存在于右翼极端主义分子之中。
　　在2007年中国遭遇严重通胀压力时，日本在广场协议年代主管当时国际事务的日本央行副行长已经表示，日本经济的变局不在于广场协议，而在于之前的多年，行政系统决策频频出现问题时，早就应该开始的日元升值和其他结构性改革迟迟得不到解决，才导致了之后的巨大经济泡沫，尤其是在房地产、金融等投资领域。
　　启示三：
　　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一国的货币坚挺程度会决定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日元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大幅升值成就了日本的“大国梦”
　　1985年9月的广场会议是二战后国际货币外交的一个非常时刻。在和平时期，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货币关系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大幅的调整，这在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当美国经济因为过于高扬的美元而陷入疲敝时，日本在所有工业国中给予了坚定而“无私”的支持。尽管学界有观点认为，“广场协议”是一场美国对日本赤裸裸的金融掠夺，但“广场协议”对日本也有积极作用。
　　升值后的日元成为全球最强势的货币之一。日本货币当局也全力推进日元国际化进程，开始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大量贷出日元。靠着这些贷款和援助，日元在亚洲的扩张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不仅如此，日本还将日元国际化的重点放在培育欧洲日元市场，通过在欧洲发行债券和贷款，日元在欧洲资本市场上的流通规模也迅速扩大。世界出现了美元、日元和马克“三驾货币马车”呈鼎立之足的态势。相应地，日本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也有重大进展，1985年12月，美林等6家外国券商如愿取得了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会员资格。
　　“广场协议”的推动也促进了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给日本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带来了机遇。在1990年泡沫完全破裂后，“日本制造”被迫全面转型，日本工业从一般的加工制造型企业转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日式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强化。日本国民和企业以极大的坚忍重新焕发了日本的制造业优势，直至近年来，“中国制造”崛起对日本形成新一轮冲击，人口老化对经济复苏形成打击……但客观地看，在日元持续升值过程中，美元计价的日本国家资产同步增加，日本企业逐步在海外扩大投资，日本居民也切实地分享到了成长红利。
　　作为对日本“听话”的奖赏，美国同意其在世界银行的份额排名由以前的第5位提升至第2位。无独有偶，几年后，通过支持美国设计的援助拉丁美洲的“布雷迪计划”，换取了美国的支持，并通过承诺支持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成立，进而换取了欧洲的支持，日本在IMF中的出资排位也提到了第二位。努力配合美国的国际金融战略，并小心翼翼地发挥自身的金融杠杆，然后求得在国际经济机构中更大的发言权，在成长为金融货币大国的过程中，日本一直沿用了这种议题联系的谈判战略，它也构成20世纪80年代日美金融货币谈判的基本特征。
　　最重要的是，日元的升值成就了日本的“大国梦”。通过发挥日元的影响力，并借助一系列细致入微的日元外交，日本正式确立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日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开始大规模进军美国资本市场，掀起了“购买”美国的狂潮，“日本威胁论”在上世纪80年代的末期达到顶峰，而保罗·肯尼迪的巨作《大国的兴衰》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问世便洛阳纸贵。
　　启示四：
　　安倍放任货币贬值，重振经济，破坏了发达国家之间的游戏规则，有着操纵汇率之嫌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年初开始，日本经济衰退了二十多年。这期间，日本换了好几任首相和政府，实行了各种财政、货币、经济刺激政策，日本经济至今还是走不出衰退的泥潭。尽管，把衰退归结为“广场协议”过于牵强，但货币政策却是日本首相们都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安倍晋三仿效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做法，实行强硬的极右路线从民主党手中夺得政权，在政治上实行极右路线的同时，立即开始实行“经济新政”。
　　安倍“经济新政”的目标和具体做法，概况地说，一是把日本的通货膨胀率由原来每年的1%，提高到2%。期望用加大通货膨胀率来刺激日本经济复苏；二是日本内阁就批准了一项总额高达20万亿日元的量化宽松政策，目的是要推行日元货币贬值的货币金融战略，推动日本商品出口竞争力；三是日本加大政府财政支出，加大对军事的投入，继续增大日本政府债务。
　　尽管安倍晋三急于通过货币政策改善日本经济，但是国内外大量经济学家都称安倍的“经济新政”措施，是饥不择食的饮鸩止渴的毒药。
　　安倍“经济新政”，仿效美国推行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用日元的货币贬值政策，加大日本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的举措。但此时非彼时，目前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尚未完全从衰退中复苏，此时日元大幅贬值，严重打击其他经济体的商品竞争力，不可避免地起到遏制美元经济体和欧洲经济体复苏的副作用。
　　有分析认为，安倍政府有意引导日元贬值的货币政策，破坏了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不得公开干预汇率的市场规则，破坏了发达国家之间的游戏规则，有着操纵汇率之嫌。一旦日本政府的这种干预汇率的行为，被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致认定，这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采取联合反击行动，就会对日本金融、经济、企业产生巨大的杀伤性作用。因为日本经济已经处于极其虚弱的状态，日本的很多大型企业，如索尼、日立、松下、夏普、丰田等一大批知名国际大企业，都已经处在裁减员工，减少支出，靠卖办公大楼，吃老本以渡难关的境地，如果再出现外力的打击，日本经济必然不堪一击，也会加速日本金融危机急性爆发的到来。
　　启示五：
　　人民币的国际化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改革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不应该再出现一个中国版“广场协议”
　　中国政府从2009年开始，将人民币国际化提上了议事日程，要想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大国，仅仅有GDP的高速增长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强大的货币和金融实力，而后者在资本力量被全球化进一步放大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人民币的国际化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改革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封闭的金融体系不可能孕育世界性的货币。中国政府已经自主地认识到这一点，而非他国灌输和高压的结果。
　　不过，值得警惕的是，与1971年“尼克松冲击”之后的美国和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一样，中国经济也面临着“金融泡沫”的危险。为了应对人民币的过度升值以及后来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的货币，而这些货币有不少进入了楼市和股市，推动了与日本同样的泡沫，如果这些泡沫破裂，中国则有可能陷入类似的危机中。几年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写了本《脆弱的超级大国》，轰动一时，其中一个观点是，广场协议后的日本是本活生生的教材，中国当引以为戒。
　　宏观经济学者胡释之表示，日本的教训也是在提醒中国，注意经济泡沫，“和日本一样，我们过去为了不让本币升值，被动超发了很多人民币对冲，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了对冲出口的下滑，又主动超发了更多人民币。现在我们的货币总量即将要突破百万亿，是GDP的接近两倍，这比率现在是世界第一，比20年前的日本还要高！也就是说，我们的泡沫其实要比20年前的日本更大！切不可再玩弄货币，要以日本为鉴，以正确的历史教训为鉴”。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