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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如何引领大学生农民工？
社会需要认真倾听“大学生农民工”的新诉求
　　编者按：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群体：他们出身农村、考上大学、进入城市，毕业后与进城打工的父兄汇流，又重新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混同，工资相差无几，生活境遇同样是在城乡之间漂浮。对这样一个近几年涌现的年轻人群体，我们称之为“大学生农民工”。曾经的“天之骄子”，曾经的跳龙门的“金鲤”，如今的农民工样的打工者，城市中生存艰难的“漂”一族。背负着时代变迁、身份转换重负的这样一个人数越来越庞大的新群体，他们的生存状况、心理状态，他们发自心底的呐喊与诉求，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不该漠视，而必须认真倾听、严肃对待的。
这不仅关乎社会的公平，更关乎国家的未来。
大多没有固定工作，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城市住房远无着落……这种类似于农民工的“漂移”生存状态，已严重压制了这些年轻人的创造力、激情与发展空间，加剧了社会心态的失衡。
毫无疑问，大学生农民工陷入生存困局，是各种复杂原因使然，传递出的信号也是多元的。而破解这个新社会群体的困局，也是包括这些大学生自身在内，所有社会力量共同要面对的新课题。
心理解困：帮助大学生认清就业形势
考上大学，毕业后成为城里人，曾是许多农村孩子的梦想，也是许多农村家庭改变命运的重要契机。可像农民工一样的生存状态，无疑给大学生农民工内心带来了巨大而难以承受的落差。从心理上为他们“解困”，显然是极其必要的。
长期关注城乡人口流动的浙江省农业厅经管处处长童日晖曾接触过一些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他认为这个群体内心彷徨而又苦闷，这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原因颇为复杂，但对就业市场了解不充分、心理准备不足，造成梦想与现实差距过大，显然是重要的一方面。
浙江省统计局曾围绕大学生就业状况，对杭州、宁波5000余家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期望值偏高”直接影响大学生就业。不少学生抱着“十年寒窗，一举成功”的心理，而且这种心理在农村大学生身上体现尤其明显。
　　大约42.3%的用人单位认为，大学生在择业时期望值偏高。从四川广安农村出来的大学生陈世飞对记者坦言，直到走入社会后，才感觉到大学生原来这样不值钱，就是“白菜价”。如果在学校时有人能够告诉他们这些情况，心理落差也许不会这样大。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王钊等人说，大学生已经成为普通劳动者，这与以前相比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但很多大学生并没有做好面对这一现实的思想准备，这会使他们就业时面临巨大的心理冲击。因此，教育部门应该在大学生择业时为他们进行适当的心理调适，要告诉他们就业的艰难，也要提醒他们有学历不一定就是人才，高校生产出来的“产品”有时未必是市场需要的，确保他们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对待就业。对一些大专毕业生，应帮他们将自己的职业目标定位为高级蓝领。
采访中，有的大学生农民工还提出，高校在学生受教育过程中，就应该帮助每个学生进行职业定位。来自贵州省桐梓县娄山关镇水井村的熊湘，大学毕业半年了，对自己应从事何种职业还感觉茫然，至今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他认为高校应及早帮学生设计好未来走向，尤其是把学术研究与社会就业分开。这样，每个人才能目标明确，能力到位。
而对于社会上已经越来越庞大的大学生农民工群体，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社会应该加大关注的力度，帮助他们走出艰难的处境。现在对于农民工问题，已有多个部门或社会组织介入管理、服务，但对这些已在社会上成为“漂一族”大学生，至今没有相应的机构加以关注，掌握他们的就业动态、心理状态与规模底数等相关资料。记者在多个省份、部门采访时也发现，虽然相关负责人都表示这确实是当今社会上存在的新群体、新现象，然而具体情况并没人掌握。情况都不明，给予有效的引导和帮助就更谈不上了。
环境解困：预就业 增保障 拓空间
在宁波大学，一个特殊的网站20多名校友为学弟学妹们办起的名为“添路”的实习生网站，近两年火遍了校园。这个平台致力于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帮助他们掌握求职技能。网站创办人韩春岚认为，大学应该有这种类似“预就业”的训练。
这个实习生在线网站有两大工具法宝：“职场GPS”和“琴棋书话练功房”。“职场GPS”就是用评测工具等帮助学生分析、认知自我，再通过调查把职业需求做成数据化的匹配器，增强学生对自己性格、兴趣、能力、特质的再认识。
学生在线练习的“琴棋书话”能力，则是很实用的求职技能：“琴”是指熟练操作电脑的能力；“棋”是指观察、分析、决策、博弈能力；“书”是指形象礼仪、道德素养；“话”是指语言表达及沟通能力。不少老师认为，这个网站实际是在环境上提前帮在校大学生做好就业准备。
然而，对于更多来自农村的困难大学生来说，就业大环境更缺不了政策上的保障。从政府角度来说，解决大学生农民工问题的着眼点，是让他们有稳定、公平的待遇，可以享受廉租房、就业培训、医疗卫生保障等公共服务。
　　童日晖认为，对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将户口重新迁回农村实属无奈之举；而在浙江等地，随着“非转农”越来越难，想把户口迁回农村已不现实。对于这个群体，政府可以考虑将他们纳入城镇保障体系中去。
重庆市正结合户籍制度改革，推动既有留城意愿又有留城能力的“无地农民工”有序、平稳地成为新市民，致力于解决无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负责人认为，如果这项制度开始实施，也可以考虑把类似于无地农民工的大学毕业生“漂一族”，一并纳入保障体系中。
对于毕业返乡或到农村工作的大学生，浙江省长兴县的做法值得借鉴。他们通过提供多元化的出路，拓展了这些大学生的就业空间。长兴县委组织部部长邱见春说，以“大学生村官”为例，近5年全县累计有300多名大学毕业生回到农村社区工作，通过政策引导，他们任职期满后出路日趋多元，有的从事服务业，有的从事农业，有的进入企业。此外，还有20多人在村级组织换届中正式进入村两委班子，28人考取了公务员，11人被事业单位录用。
邱见春表示，这些大学生多数来自农村，现在又回到农村工作，具备丰富的农村实践经验。县里着眼于从这支队伍中培养一批后备干部。为此，长兴县设计了一系列促进返乡大学生成长的制度：组织部门安排担任“村官”的大学生到乡镇科室轮岗锻炼，有的乡镇采取“上午在村，下午在乡镇”的模式，使他们充分了解乡镇机关工作的特点与有关科室业务；每年事业单位招考时，专门设置一批岗位面向“大学生村官”；采取积极措施，畅通他们进入党政干部队伍的通道。
产业解困：再造新的社会生产力
一年多前，重庆市一所技校“回炉”了百余名大学生，其中一部分是农村籍。原因就是这些人的大学教育缺乏实用性，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通过半年到一年的职业技术学校再“深造”，这些“回炉”的大学生全部找到了工作。专门调研过这件事的()教授陈忠林认为，这些原本无法顺利就业的大学生，毫无疑问成了新的社会生产力。
从广东一所大学电子专业毕业的余思东，就是这些大学生中的一员。他大学毕业后曾到当地一家电子企业打工，可上岗后缺乏动手能力，很快被企业淘汰。回到老家重庆后，余思东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一门真正的手艺，因此来到当地技校“深造”数控专业。他告诉记者，技校的不少同学出来后成为技术工人，还有不少人在相关部门引导下创业，办起了小工厂或加工点。
“大学生理应成为中国新生代产业工人，是未来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陈忠林说，“围绕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对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进行有针对性的产业培训，有助于提高当前产业工人队伍的水平，同时也为这些大学生就业甚至创业带来了可能。”虽然这种对大学生“回炉”式的再造，让社会质疑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但其背后折射出的围绕产业培育生产力的“产业解困”模式，对正处于就业困境中的大学生来说，显然是一种方向。
　　同重庆市的大学生再培训相比，远在千里之外的宁波大学则通过建立大学生创业基地，鼓励学生在校期间就开始创业，而且创业项目多为新兴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设立近两年，多批校内大学生创业团队被吸纳进来，学校在提供场所的同时，还同政府的经济、科技等部门对接，请他们提供支持，并争取到大量的政策便利与优惠。
从浙江省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走出来的徐毅，在宁波大学读大学时就依托校内创业基地成立宁波奇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并获得上千万元人民币的国外风险投资，还顺利入驻鄞州区成为一家高新科技企业，当年营业目标就定在了800万元。这家企业不但成为宁波首家网络游戏公司，而且开发的首款游戏已正式卖到了韩国。
在农村，围绕产业促创业，同样可以帮助大学生解除就业之困。浙江省武义县、长兴县和重庆的开县等地，都由企业家、种养大户或基层干部担任创业导师，同大学生“师徒结对”，不但帮助他们选择创业项目，还从技术、管理到营销进行传帮带，让这些年轻人开好头、起好步。
武义县大学生汤燕3年前回到农村后，对未来一度感到希望渺茫。县委组织部安排当地知名企业家田歌实业公司总经理陈雅锦同她结对，陈雅锦帮助汤燕分析、设计创业规划，指导企业管理和品牌营销。不久，在陈雅锦的帮助下，汤燕在本村建起一家来料加工厂，她边学边做，坚持严把质量关、诚信经营，现在企业订单排满了，小小的加工厂还带动了当地百余名剩余劳动力就业。
“不要以为这些大学生回农村后是包袱，在我心目中，他们每个人都比引进一个项目还要有价值！”原长兴县委书记刘国富告诉记者，由于自身素质较高，大学生很有可能成为现代农业的领跑者。在高校学习园林设计专业的谢勇，毕业后来到泗安镇仙山村创业，他发现容器苗木种植在当地是空白，就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承包百余亩土地成立容器苗基地，全部采用温室大棚和现代化喷灌系统，培育的大型容器乔木被上海世博会选用。谢勇在解决自己就业问题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农业的现代化。（《半月谈》2011年第2期，记者 李亚彪 刘健 林嵬 茆琛）
　　（半月谈 李亚彪 刘健 林嵬 茆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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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公务员笔试:“非转农”渐火，“农转非”降温，城镇化期待新思路
　　&非转农&渐火，&农转非&降温，乡镇化等待新思路
　　在中国乡镇化如火如荼进行之时，一些当地悄然呈现了户籍&非转农&表象， 与一般&农转非&的乡镇化趋势相反，有些人期望将城市户籍转为村庄户籍。相似的报导常常见诸报端，例如市滨江区大意村20余名大学生要求将因上学转出 的户口转回村庄，浙江桐乡市一年呈现52例跨省&非转农&作业等。浙江的、义乌等地还专门出台有关文件来应对这类疑问。别的一个有关趋势也引人重视， 那就是中国农人&农转非&的志愿越来越低，近来媒体报导称有90%的农人不情愿抛弃村庄户口;一项对于全国的查询也显现，有75%以上的进城农人并不情愿 抛弃农业户口。由于这种表象与乡镇化的大趋势相反，许多人称之为&逆城市化&。
　　&非转农&呈现显着的地域性特征
　　&非转农&表象呈现显着的地域性特征，并非全国普遍表象，&非转农&高发区域首要会集在村庄经济社会开展杰出、与城市距离较小的区域，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三类。
　 　榜首类以高度的村庄工业化为特征，首要会集在长三角区域。长三角区域的广阔村庄作为大城市的内地，构成了高度专业化的村庄工业，村庄工厂和商场遍地开 花，交通快捷，城乡公共效劳距离大幅减小。以浙江为例，浙江义乌等地村庄的许多大众都自个办厂开店，积累了许多的财富。当地规则，村庄社区的居民可以免费 得到一块120平方米的宅基地，一块宅基地平均价就在百万元以上，假如再在这个宅基地上建3层小楼就值600多万元。
　　第二类是以兴旺的 团体经济为根底的村庄分红为特征，首要会集在珠三角区域。在这些区域土地收益依据社区户籍每年分红，这意味着具有当地的村庄户口，就可以有从土地运营收益 中分一杯羹的权利。在改革开放前期，珠三角许多村庄团体建筑工厂出租给外商，至今仍有许多的房钱收入，当地村民依照户籍可以按年获取盈利。因而，珠三角许 多区域的农人即使有&农转非&的时机也不情愿把户口转出去。
　　第三类许多会集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周边，城市的辐射股动效果拉动了市郊的开展，大城市周边的土地价值也在不断增值，一旦拆迁或许土地征用，可以取得许多抵偿。
　　在上述三类景象中，当地的村庄经济社会开展水平都对比高，村庄公共效劳对比完全，与城市的距离十分小。
　　&进城不转户&的控制力与排斥力
　　除&非转农&以外，这些年不断添加农人情愿进城，但并不情愿转户口。这首要源于村庄土地后顾之虑的控制力以及半截子乡镇化的排斥力。
　　农人对进城的最大顾忌来自于土地，虽然国家规则了村庄土地承揽关系耐久不变，但各地在拟定乡镇化具体方针时多以农人的土地为条件，土地换保障、土地换住宅等方针从前大行其道。土地对于农人而言通常是最终的生存保障，以此为价值进入城市，农人必定心存疑虑。
　　为了消除顾忌，解决新市民的社保、作业、开展等疑问就至关重要。但是许多当地只管把农人搬运出来，农人的日子本钱进步、作业艰难、城市融入情况差，一起没有取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上楼致贫疑问不断呈现，让农人定心且自愿地抛弃村庄户籍成了艰难的作业。
　　当时的现实是，只能把中小城市和小乡镇作为农人转户进城的首要承接地，但中小城市和小乡镇开展通常不尽善尽美，对农人缺少吸引力。
　 　这表现了中国城市开展的行政级别特征，即城市许多资本的装备是依照行政级别进行的，行政级别高的大城市取得更多资本，行政级别较低的市县镇则取得较少资 本。一个明显的比如是京津冀区域，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资本会集，大城市病一向解决不了，而盘绕北京、天津的河北省却有许多贫困县，由于资本过不去。以往 的城乡统筹，是把资本都统筹到乡镇尤其是大城市去了，乡镇、县城开展较难。
　　与兴旺国家&逆城市化&的异同
　　兴旺国家 &逆城市化&其实是城乡均衡开展的成果，中国上述表象的呈现与此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以美国为例，其市郊或许村庄的公共效劳与大都市基本同等，但却可 以较便宜地具有宽阔的住宅、快捷的交通和空气质量高的环境，对中产阶级吸引力很大。许多的中产阶级外姑息构成了逆城市化表象。
　　美国有 6000多所大学，在大都市的很少，大都会集在小镇上，构成赋有特征的大学镇。美国不少企业也情愿把总部设置在小镇上，构成公司镇。在这种格局下，人员、 作业时机和资本就从城市向村庄活动，构成了兴旺国家的&逆城市化&表象。在大学镇与公司镇，由于只有具备必定知识技术的人才可以在这里作业，相反大城市则 可以供给更多低技术的根底性作业，所以呈现穷人往大都市跑，富人到村庄作业的人才逆活动。
　　&逆城市化&的说法来源于兴旺国家城市化后期 的一个期间，因而，用&逆城市化&来描绘当前国内呈现的&非转农&等表象并不准确。两者相对比，中国的 &非转农&与兴旺国家的&逆城市化&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必定差异。相似之处在于，两者的条件都是较小的城乡距离。不同在于兴旺国家的&逆城市化&是城市化 后期大城市病驱动下的资本逆向活动，而中国还远没到这个期间，&非转农&仍是少量，许多农人仍愿进城，仅仅不肯转户算了。
　　对中国乡镇化之路的启示和考虑
　　中国乡镇化还在疾速推进，&非转农&&进城不转户&等表象给当时的乡镇化之路敲响了警钟，也暗含了一些启示。将来的乡镇化之路，有必要重视存在的疑问，以农人的利益为条件，打破各种制度妨碍，才可以完成杰出的城乡互动，完成安稳的乡镇化。
　 　榜首，应当持续耐久地推进就近乡镇化进程。咱们以为，当前局部区域呈现的&非转农&更多呈现出就近乡镇化的特征，是乡镇化的一种特别方式。农人可以离土 不离乡、作业不离家、进厂不进城，并且在教学、医疗、作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享用与乡镇居民同质的效劳，完成就地市民化、就近乡镇化。
　　以往以为的城市化就是要将村庄居民都搬运到城市日子作业，这是一种对比狭义的观点。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城市化，通常会形成城市超荷负载，构成大城市病，带来社会疑问和环境疑问。咱们需求改动对城市化的这种知道，并且在方针上为就地乡镇化创造条件。
　 　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域，经过开展村庄工业和团体经济，经济实力敏捷增强，有就地乡镇化的根底。实际上，就地乡镇化是乡镇化的理想方式之一，可以在不 添加中心城市环境压力、人员压力、财政压力等根底上，改善村庄居民的出产和日子水平，村庄居民也不会由于日子环境改动而发生疏离感，有利于从根本上进步乡 镇化的安稳性。
　　第二，破除户籍制度纠缠，大力开展并完善城乡社会保险制度，坚决保障农人的土地承揽运营权和团体收益权，免除农人的后顾 之虑。与此一起，改动资本按行政级别和权利装备的疑问，推进资本在区域间的合理装备，进一步推进大都市圈外围中小乡镇的建造，引导资本向小乡镇搬运，增强 小乡镇的经济实力，让小乡镇可以留住人，完成就地乡镇化。(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村庄开展学院 郑风田 普蓂喆)
（责任编辑：四川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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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 小帽子123456
提问者： 喀依木
已有4976套题 558666人参与导语：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五中全会将集中讨论审议“十二五”规划建议，勾勒出我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民主民生方面的发展路径与图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五中全会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也为新时期的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专家称十二五城镇化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是关键，但是作为农民阶级中孕育的精英——农村大学生则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十分的尴尬境地！大学生找工作的故事很多，农村大学生找工作的故事就更多。当然，他们的故事，有更多的艰辛与无奈。他们本想在找一个站脚的地方，去打拼自己的人生，却一脚跌入的迷茫。工作在哪里？未来在哪里？那个迷人的“山楂树之恋”，在高得离谱的房价后面，早跑得无影无踪。蜗居、蚁族，新知青这些词，成了寻找他们的快捷键。一名农村大学生告诉记者：一个月挣的钱，“算下来，除去房租、水电费、话费和吃饭，每个月最多只能攒下300元。”一年下来，如果不生病，尚能留一点“过节费”。如果流年不利，一场病下来，兜里的那些“孔方兄”便一点面子都不给，绝情而去。农村大学生中，也有一些想到了回家。现在的农村早已今非昔比，一位家在河北农村的大学说，在老家，村里人每年能分到几千元；到老年每月最低可领到350元养老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由村里缴，每年可报销两万余元的住院费用……有些专家也认为：“小城镇和农村比，反而是农村更有优势。因为小城镇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就业机会并不多。”“归来吧，归来呦！浪迹天涯的游子！”家乡的云似乎在呼唤远方的游子。但事实上，“回村”比“进城”更难，哪个村子也不情愿有人从城里杀回来分大家的土地和宅。农村户口就像“北上广”的户口一样金贵。一些陷入就业困境的农村大学生，似乎成了社会上的“缝中人”。他们在城市与乡村的缝隙——城乡结合部蜗居着，漂泊着，成了寄城市篱下的“游民”，他们游离于各种“属地政策”之外。他们不知道自己属于谁，有城镇户口，却没有当地市民；想打道回家，又没有农村户口。“我想有个家，是个不大的地方”，这可以说是所有漂泊者的心愿，但他们发现，在这个缝隙里很难有个“不大的地方”。例如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张才玲变成了“黑户”，这是她上大学时始料未及的：毕业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农村老家也向她关上了大门。造成这种两难境地的原因是，张才玲考上大学后，户口随之“农转非”。但如同所有在城市里无法立足的农村大学生一样，再回到农村的路却难如登天。之所以产生“回家”的想法，是因为就业形势的残酷，以及生活的压力。2008年，张才玲大学毕业时，恰逢，北京的就业竞争异常激烈。在这场关系个人命运的中，她没能找到能解决北京户口的工作。这也意味着，她在北京的生活之路将更加艰难。之后的两年，她辗转换了4份工作，月均3000元的收入让她在北京生活很吃力。但她从没有放弃落户北京的愿望，户口一直由托管。想法的改变来自张才玲的怀孕。她和丈夫都是农村，在北京工作多年，也无法落户北京。今年年初，怀孕的张才玲想放弃这座城市，她想回到农村老家。她不想让这种飘在北京，没着没落的感觉延续到下一代身上。非京籍的上学难问题，是迫使他们思考退路的主因之一。“我们两个每个月挣多少花多少，在北京也没有社保、医保。孩子出生了，也得在老家养。”张才玲说，“还不如回家种地。”逃离都市———这已经不是张才玲一个人的问题，甚至成为了80后的共同命题———也许回家会更幸福。但在这些逃离者中，农村大学生却成为异常尴尬的群体。在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管理模式下，他们要么想尽办法得到城市“绿卡”，要么就要飘在大小城镇中。他们回不到农村。想“回家种地”的张才玲今年初在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结果却在家乡的派出所碰了钉子。当地民警告诉她，“政策不允许‘非转农’”，“要么你户口回到市人事局，变成集体户口，要么你在你们村自己立个非农的单户，跟你爸妈分开”。持有“不在北京，就回农村”想法的张才玲却遇到了第三种选择———户口不能“非转农”，只能留在小城镇。可是这种不上不下的情况，不但对张才玲找工作的事情没有任何帮助，还剥夺了张才玲原本农业户口享有的农民权益。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刘尔铎 教授认为，从社会福利来看，现行的户口已被割裂为三种：一种是户口，相应的各种福利保障政策都是最好的，资源也相对稀缺；一种是农业户口，相应的土地政策以及福利保障也在日益改进；第三种是小城镇户口，比上不足，现在反而还不如农业户口。农业户口成为了抢手货。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对“三农”发展的强力政策支持。自2004年至今，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连续7年出台了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内容涉及惠农资金、农产品补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干部选拔、城镇化改革、农村教育、家电下乡等多领域、全方位的惠农政策指导。“现在农村的优惠政策比之以前，变化非常大！”苏建国说，近年来体现在农民身上的变化是，凡有农业户口的村里人每年能分到几千元；符合年龄条件的村里人，自费1/3购买了养老保险，以后即可每月最低领到350元养老金，但非农户口的人要自己买养老保险；现在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保险由村里交，每年可报销不超过两万余元的住院费用；农村义务教育，且村委会还会每年用数十万元支持建设；垃圾费、治安费也不用农民负担……当然，农村大学生成为“缝中人”，也有自身的问题。不管是谁，在就业选择上，职场专家的忠告，都是“定位要准”。这需要对社会、对自己乃至对所有有的认识。“退一步海阔天空”，“海阔天空”之后就有的是“进”的机会。面对现实，换一种思路和观念，也许不失为一种“突破”。当然，相应的户籍、住房、社会保障等政策，也应随之而“变”，才显更为稳妥。除此之外，农村里分配的宅基地和土地是另一块诱人的蛋糕。苏建国分析：“他们(想户口返村的人)大多冲着土地而来。”毕业于河北体育学院的农村大学生周长军并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想法，今年毕业后，他在北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户口被自动迁回了老家所在地碾子峪乡。这是一个城镇户口，周长军却想要一个可以回到村里的农业户口。因为没有农业户口，周长军就无权继承父母的宅基地。如果父母去世，他只能在合同期限内使用父母承包的土地，也享受不到为农民发放的各种补贴。倘若政府在村中征地，他也不会得到任何补偿。周长军面临的困境在于，“我大学毕业，没有工作，还有可能失去我的土地”。在就业困难、土地需求量增大的时代背景下，“回农村”成为农村大学生们对生活所寄望的最后途径。但事实上，“回农村”可能比“进城去”更难。王烨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现在农村政策好了是显而易见的，村里肯定不愿意有人回去分土地。如果被征地了，能拿到很多赔偿金。如果自己种地，不收农业税了，每亩都有补贴，可以种点菜和水果，致富很容易。现在我们那里的户口就像北京户口，很难弄的。”对此问题， 刘尔铎 教授认为，这种现象只靠政策的微调就可以解决，国家户籍主管部门可给地方政府一定的权限来妥善处理。但我国二元户籍管理制度运行长达半个世纪，所设置的壁垒不能被打破的话，问题难以根本解决。哪朝哪代中国农民阶级都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存条件是最差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绝望，因为从隋唐时期发展出来的，比较好的解决了寒门庶族，农民百姓的仕途道路，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从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拔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或有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百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耀祖！正所谓“十年窗下无人识，一举成名天下知！”因此自古中国农民翻身只有一条路——！但是现在农民阶级含辛茹苦培养出来的读书人——农村大学生却落得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尴尬境地！活的反而不如目不识丁但拥有农村户口的普通农民大老粗了，这会严重挫伤农民子女读书学习的积极性，使农民们感到彻底绝望，读书无用论将大行其道，中国农民将永无翻身之日了！本届中国政府已经废除了沿续达2600年的农业税，又开始探索政府兜底的农村养老制度，对于中国农民阶级的恩惠是有目共睹，天下皆知的，党中央惠农的英明决策是值得充分肯定和大力嘉奖的，这项伟大的政绩足以彪炳史册，流芳百世！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表面上看是中国农民阶级已经翻身不再处于社会最底层了！但是由于他们拥有的土地和宅基地便会滋生靠山吃山，不思进取的懒惰心理！按照哲学上的观点世界是由矛盾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而且矛盾是可以转化的，你解决了这个矛盾就会冒出另一个矛盾出来，就像你摁下这个葫芦又会漂起那个瓢一样，你现在加大惠农力度和措施，使农村户口吃香了，但是却无意中严重损害了失去农村户口的农村大学生们的利益，严重挫伤他们读书学习的积极性，使他们感到读书无用的绝望，那么今后农民们谁还愿意培养自己的子女读书成材呢？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很严格，因此不存在改变户口的，最通常的办法就是上高中考大学。高考可以让农村最优秀者进入的大学，并将户口迁入城市并享有城市相应的社会福利。但因为失业增多，大学文凭已不足以让人在城市中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些人在放弃农村户口前更愿三思而后行。譬如，《北京青年报》公布—项调查显示，在北京郊区西峰山村，越来越多的准大学生在升入大学时拒绝迁户口。据报道，在西峰山村所在的流村镇，近3年来考出的256名大学生中，竟有201人放弃 “农转非”，保留了农村户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还有土地价格上涨因素，地价上涨速度跟北京发展同步。2008年，西峰山一亩地的出租价是600元人民币，去年已涨到 1300元。而这还只是开始。至于未来居民可能从拆迁中得到的补偿可能高达两三百万人民币。因此，户籍制度比想象的要复杂。尽管有些专家最近还呼吁把取消农村户口作为下一个五年规划优先考虑的一项任务，但是此项改革并非易事。由于多种因素和个人利益的不同，中国的户籍制度有点像，要想理清将特别难。本文内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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