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转：农民不该为不交农业税羞愧(相关内容链接)
中国步入后农业税时代(图)
日08:04　 　　(0)
它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税种之一，但过了今明两天，它将走进博物馆；它牵动着中国8亿多农民的神经，尽管平均到每人头上每年仅30元——它就是历经了中国历史近2600年，从明年1月1日将正式废止的农业税。
昨天下午3时零4分，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以162票赞成，1票弃权，0票反对，表决通过了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
一个免征农业税的时代即将正式到来。　　商报记者 陈伟／摄
农业税对中国经济贡献有多大？
统计显示：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超过6000亿元
据了解，对农民来讲，在历史上，他们的收入都是以农产品的产量来加以衡量的。所以，在我们国家建立税收制度的时候，就将农业税列为所得税。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只要在农业上有农作物产量，农民就可获得收入，就要缴税。
而统计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0％。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
正是依靠农业“乳汁”的哺育，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从1953年开始到1983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超过6000亿元。
但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2004年农业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仅为1％。随着减免农业税进程的加快，据初步统计，2005年全国剩下的农业税及附加税约15亿元。因此，取消农业税对财政减收的影响不大。
总数240亿元，平均每人每年30元能否给农民减负？
专家回答：调整产业结构才能给农民减负
在谈到取消农业税是否可以给农民带来真正的好处时，农业经济管理专家臧日宏教授指出，由于目前农业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已经非常小，大概在百分之零点几，所以对于国家来说，取消这一税种所带来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而对农民而言，每人每年30元的农业税也并不会给他们生活带来更大影响。
另外，现在农业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农民可以从事非农产业，从事非农产业所获得的收入，要缴纳相应的税收。因此，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农业加工产业收入，而不能只靠种地维持收入。综合来看，征收农业税并不会影响到农民的实际收入，取消农业税也并不会给农民减负带来根本性变化。
取消农业税对增强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多大作用？
业内专家：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农业面临严峻挑战。取消农业税，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强农业竞争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此外，取消农业税，有利于加快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步伐，逐步实现基层政府运转、农村义务教育等供给由农民提供为主向政府投入为主的根本性转变，有利于推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加快解决三农问题。废止《农业税条例》意味着政府对于初级产品生产者征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也是发达国家对农业扶持、向经济全球化和ＷＴＯ接轨的一种做法。
农业税取消 农业板块挺直脊梁
农业税的取消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用，其中最为受益的要数农业类的上市公司。
对此，中信建投证券分析师孙鹏表示，今年以来，农业板块在利好政策的支持下，出现众多实力机构抢筹的现象。由此显示，在众多机构资金的关注下，农业板块正逐步崛起，而这正是国家产业政策和大政方针在证券市场中的充分体现。
农业板块为何能够吸引众多机构的注意，孙鹏分析认为，粮食供需缺口短期内难以真正解决，粮价将在高位波动，粮食种植及其相关行业继续从政策支持中受益；由肉类向水产品消费倾向的发展为水产养殖业和水产饲料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收入增加将加大对肉制品的需求，其中肉制品中的中低温产品需求增长速度更快，具有美味新鲜特征的冷鲜肉更具发展潜力。因此，2006年，粮食种植业、渔业、水产饲料行业、肉制品加工业等四大子行业都将实现突破性发展，而这些都是得益于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
中国农业税大事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在广大农村地区征收农业税。日，《农业税条例》正式实施。
从1983年开始，除农业税外，国务院还根据《农业税条例》的规定，决定开征农林特产农业税，1994年改为农业特产农业税；牧区省份则根据授权开征牧业税。至此，我国现行农业税制实际上包括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等三种形式。
从2000年开始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后，原来由农民负担的“费”也被纳入税里，农业税比例有所增加。
2004年，中国政府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
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明年将在全国全部免除农业税。
日，废止。
国外主要国家农业税设置
主要国家在国家的税收制度中并不单独设立农业税税种，农业的产品税是与工业等产业一样纳入增值税的税种征收的，按照增加值征收，西欧主要国家的农业税税率大都在20％以内。事实上，在实际操作中，上述国家对农业都采取了优惠政策，如法国、荷兰、希腊和比利时等国对农业实施一定程度的免税，德国、挪威、卢森堡等国对农业采行特别税率，这使农业实际负担的税率大大低于增值税的基本税率。
揭秘家居老总“七大怕”
沙特拟打造中东迪斯尼
农业赋税也是纳入与其他产业一样的统一的税种制度下征收的，同样不设立单独的农业税。
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2002年5月，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又都通过了新的农业法案，对1996年农业法案进行调整，决定进一步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拨款。该法案规定在今后10年内，政府用于农业的拨款将达到1900亿美元。
日本农业税的主要形式是土地税。土地税按土地的法定价格征收货币税，税率曾为地价的3％，后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大幅度降低。土地税只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租地农民只交地租不交土地税。
长期以来，日本始终以国家财政扶持本国农业发展，不仅有收入补贴、生产资料购置补贴，还在培养农业人才、基础设施投入等方面加大力度。此外还制定了灾害补贴、农业保险补贴、贷款优惠等农业补贴政策。据ＷＴＯ组织公布的调查报告，日本对农业的补贴已经超过了农业的收入。
商报记者 和平 实习记者 王磊
1957年农民牢骚：分了地还不如以前 以前能吃饱
日10:13[]王海光
转播到腾讯微博
本文节选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作者：王海光（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原题：《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
在官方的历史叙述中，1957年的整风鸣放是因为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趁机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中共中央因此发动了反右派运动。右派分子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在民主党派内、教育界、文学艺术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和党政机关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然而，在我们阅读1957年的整风鸣放言论时可以看到，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能够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提出意见的，只是极少数具有良好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意见是在报刊上作为典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组织全民进行讨伐，但大量的“右派”言论则是反映基层民众“今不如昔”的生存状况的。特别在基层的“反右”斗争中，这类言论可谓车载斗量，是各地“右派言论”的主体方面。主要反映的是对统购统销、合作化、农民生活和城乡政策等方面。言论者并不限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工人、农民、职员、干部和其他劳动阶层都在其中。这些关于民瘼的大量言论，反映了社会真实的生活状况和鲜活的民间舆情，是“右派言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们发自于言论者亲身感受的生活现实，其意义并不亚于那些大知识分子的治国宏论。从中可以看到，广大民众对于刚刚进入的社会主义是不认同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反右”运动开展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8、9月间接连下达了在农村和工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工人农民中开展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辩论。那些散布过不满言论的干部群众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处理。
本文选取的主要材料来源是：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编：《反动论点摘录之二》(日)；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中共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编印：《本市机关、学校右派言论辑要》(1957年10月)；中共大连造船厂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大字报汇编(摘要)》(第二辑)(1957年11月)；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日)；江西省宣传部编印：《毒草汇编》第一集、第二集等内部反右资料汇编。
关于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论
关于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论，全国各地非常普遍，但大同中又有小异。大同是都反对舆论宣传对农业合作化的颂扬，不承认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不承认农业合作化是自觉自愿的等等。小异是论证合作化“搞糟了”的个体经验是不同的。
否认农业合作化有什么优越性
来自山东的言论说：“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民缺粮，要求退社，有的抢粮闹事，到底是优越不优越？”“工人每月四五十元，农民每年四五十元，我坚决说不优越。农民不参加合作社不只四五十元。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收入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日，第12页。)
安徽的言论也是如此。如淮南市粮食局保管组长杨培成说：“农村里从贫农到上中农，都对农业合作化有意见”。合肥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王义超说：“有农民说：现在分了地反不如以前帮工，以前还能吃饱饭”。(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3页。)
浙江基层干部的言论，除了一般性地说明合作化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外，对合作社和单干的优劣做了详细比较。如定海县有干部说：“合作化有七多六缺：(七多是)一、荒田多，二、粮食浪费多，三、生产懒汉多，四、盲目急躁推广先进经验多，五，砍伐森林多，六、争工分吵架多，七、负债多。(六缺是)一、养猪缺，二、粮食缺，三、产量收入缺，四、烧柴缺，五、零用东西缺，六、零用钱缺。”
遂昌县的干部具体说了合作社空头收入多的问题。即：“一、造水库化工分多；二、社务开会误工多；三、调换种子差价多；四、打稻机等废物花钱多；五、搞副业损失多；六、社内开会旅费多；七、旱灾减产空头收入多；八、技术推广工分浪费多。”安吉县有干部形象地说了合作化后的农民负担重的问题：“一个农民种五棵稻：一棵是给国家种的，一棵是给社长种的，一棵是给会计种的，一棵是给五保户、公积金种的，一棵才是给自己种的。”诸暨县有的干部说：合作社看不到优越性，单干倒有十大优越性：“不用开会、不卖余粮、不交农业税、勿用排生活(即生产)、勿用评工分、用钱自由、休息自由，水利不做、修桥铺路不管。办好了合作社还可以坐享其福”。
江西临川县的干部对合作社也是怨言多多。如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傅瑞林讲：“转社后比过去增产我就不相信。入社前我家禾长得钵子大，过去每年都能收四十多担谷子，入社后禾长得还没
最新消息 <font COLOR="#12年5月23日 11:01
最近看《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真的挺好看的~~推荐~~哈哈 /调皮
大，收入减少了，生活不如入社前。”(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0页。)
三年饥荒时期凤阳县是怎么逼老百姓交粮食的
日09:21韩福东
[导读]1959年10月赵玉书亲自掌握干部大会搞粮食，并开展了斗争。在逼粮斗争中，有些社队进行了体罚。如板桥公社小王庄共42户，户户被搜，吊打群众14人，挖地搜粮14户。
转播到腾讯微博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居住的茅草屋
老干部赵玉书的复出与洗白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建国初期那批老干部，已经陆续凋零，在回顾从政生涯时，却鲜见他们有自我检讨与反省；更多时候，他们是在琢磨着如何为自己树碑立传，赢得身后名声。原安徽凤阳县委书记赵玉书，大概可以算作一例。
凤阳县委组织部主办的“凤阳先锋网”，几年前刊发一篇名为《丰碑永驻———记原中共凤阳县委书记赵玉书》的文章，内称：“中都大地，淮河之滨，到处传颂着老书记赵玉书的动人事迹。尽管他卸任凤阳县委书记已有40个年头……人们饮水思源，念念不忘赵书记关注民生，关爱百姓一幕幕共产党人的公朴风范。”该文在网上引发很多讨论。
要知道，在赵玉书主政凤阳的大跃进期间，该县人口非正常死亡达6万余人，约合全县总人口六分之一。1960年底，赵玉书因执行过左政策路线而被降职，安徽省派农业厅厅长陈振亚来凤阳主持工作。陈振亚次年初在《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称，除死亡人口外，该县还有“浮肿病发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最严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52233人，发病的就有26018人，占49.8%。门台子电灌站有一个60名妇女的民工队，闭经的就有58人。此外，全县还有营养不良、身体瘦弱的17482人，他们目前大部已失去劳动能力。”
1961年1月，陈振亚主持召开凤阳县委五级干部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简报中记载了很多村民的控诉。兹举二例。被毛泽东表扬过的合作化带头人陈学梦在会上揭发说：“今年(农历，指1960年)春天，生活困难，顿顿饭都不离草。王家湖有37户人家，大人大部分死光了，现在每户只有一个少老子无娘的孤儿。小孩子看到我说：‘
老主任，我们家大人都见不到你了，剩下我一个人看看你’，多痛心，多凄惨哪！”武店公社光明大队代表说：光明大队原有1638人，现在还有806人，死绝83户，还有20个孤儿。
会议一直在紧张严肃的诉苦中，到晚上7点才散。简报中称，“会上讲话的90%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他们在吐(冤)气时，百分之百的悲痛流泪。会场上看到他们哭，特别是大量人口死亡的情景，都十分沉痛。绝大部分同志都被感动得心痛流泪多次……眼泪都没有干过，尤其是妇女，哭得更厉害……”
作为凤阳县委一把手，赵玉书对此有无责任？《丰碑永驻》一文称，“大跃进‘浮夸风’的‘噩运’再次降临到凤阳人民的头上……农民生产再陷困境。赵玉书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解。‘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共产党人应该讲真话，做实事，弄虚作假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作为。’每次汇报工作，赵玉书总是如实汇报，不含‘水分’，可是却常常受到各种指责和批评……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讲假话便顺理成章成了一些人捞取政治资本的途径。赵玉书却不随波逐流。”
事实真相是否如此？我们看凤阳县委1961年《关于赵玉书同志错误事实报告(草稿)》对他的评价：“好大喜功，谎报成绩，骗取声誉，给全县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959年全县粮食实际产量仅10968万斤，虚报40500万斤。结果征购任务无法完成，很多社队出卖了口粮、种籽，有的社队停伙断炊，而赵玉书仍指使各地千方百计挖掘粮食潜力。1959年粮食登场后，赵亲自到府城公社红旗大队算粮食产量，由于灾害歉收，水稻平均每亩仅产34斤，赵认为太低，有问题，结果提高到平均亩产80斤，后又亲自到大通桥算粮食账，一算再算，结果多算出空头粮13万斤。1960年赵亲自到黄湾搞粮食，当时该社的种子、口粮已经卖尽了。赵偏听公社党委副书记阮夕田的谎报，就叫出售胡罗(萝)卜70万斤抵征购任务。赵还指示：‘反右倾’、‘反瞒产私分’、‘反资本主义’、‘兴无灭资’等。1959年10月份，赵亲自掌握县里召开的生产组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搞粮食，并开展了斗争。在逼粮斗争中，有些社队进行了体罚，大会结束后，各地又分别召开了斗争会，其斗争情况(比县里的大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撤职的，有捆绑吊打的，甚至逮捕法办的。很多社、队成立了‘查粮小组’、‘调粮突击队’，翻箱倒柜戳地凿壁，逐户搜查，吊打群众，结果不仅将社员自留地收的少量粮食和留下的一点杂粮、种籽没收，就连山芋叶子、鸡蛋、藕粉、现金等亦被以‘反资本主义’为名搜走。如板桥公社小王庄共42户，户户被搜，吊打群众14人，挖地搜粮14户。小溪河公社的”查粮突击队“深夜带枪搜查小溪河火车站，将职工家属的粮食、鸡蛋、洋葱等都拿走了。车站认为这是一种抢劫行为，并提出：”就是搜查也要有个搜查证。“后来县司法部长徐万里向赵反映了这个情况，赵说：”我查粮是查资本主义，要搜查证我补给他一张。“从1959年午季就开始搞粮食，一直搞到1960年3月份。”
据官方档案，赵玉书还曾在一次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凤阳本来不是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多农民在无法果腹的情况下弃婴，而赵玉书却在公社党委电话会议上明令禁止捡拾弃婴。饿殍遍地，赵家则是另一番景象———“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凤阳县武店公社考城医院院长王善良，因为说了一句“浮肿病人多，缺少粮食”，就被赵玉书认为是“造谣生事”而批准逮捕。另有一个叫蒋家惠的干部，汇报了粮食歉收和农民生活困苦情况，则被赵玉书定性为“攻击县委”，交机关大会斗争7次，书面检查9次，并停职劳动4个月。赵玉书主导和参与制造的冤案还有很多。包括凤阳县县长赵从华，也因对“共产风”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笔者曾在安徽采访大饥荒历史，赵玉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官员，在当时并不鲜见。耐人寻味的是，1961年初，在安徽省团委工作的马维民正式接替了赵玉书的职位，据他说，赵玉书停职后不久，就调到长丰县国营水家湖农场做厂长、书记。待到1964年9月，马维民接到省委组织部杨部长电话，调回团省委时，赵玉书再度复出。“赵玉书接替我，出任凤阳县委书记。你说怪不？”马维民也感觉困惑。
赵玉书回锅凤阳县委书记，貌似是夸张了些。但其他类似官员，在降职后不久又升官晋爵的，并不在少数。这种官员复出模式，证明了左倾“父母官”的风险成本的确很低。最苦的是那些农民。
但历史，永远是掌握话语权的人所书写的。《丰碑永驻》中说，“赵玉书身体力行，处处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履行着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他牢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把自己的事业同农民的利益紧紧捆在了一起。”在这里，赵玉书完成了对自己的洗白，变身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这就是我们要经常面对的历史叙事。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让农民把生产的粮食卖给国家，全社会所需要的粮食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城镇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此外，国家还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禁止粮食自由买卖。
统购统销政策从1953年开始实施，1992年退出历史舞台。这项政策的出台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它给农村带来什么影响？政策实施后，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本专题将一一梳理。
统购统销不仅仅是为了解决53年粮食危机
统购统销政策颁布
1953年春，农民因惜售备荒不愿将粮食卖给国家
在“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前，我国仍有粮食市场，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国家要储备粮食除了向农民征粮外，还得从粮食市场收购。这时期，粮食市场并非全由官家控制的，也有私人粮商。国家要从粮食市场购粮储备，就得和私人粮商竞争。
建国后，城市人口快速发展，国家粮食储备一直购少销多，入不敷出。1953年春，局部地方出现霜灾，到1953年秋，农民惜售备荒不愿将粮食出售，无论是卖给国家还是私人粮商，致使国家粮食购少销多的局面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禁止粮食自由买卖，国家完全控制粮食市场，也难以从农民手中购得足够的粮食，因为农民根本不愿卖粮。正如陈云在论证实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时所说的：“有的同志提出，去掉商人，我们可以多买一点粮食。我看去掉商人并不等于农民的粮食一定可以多卖给国家”。
1953年秋，统购统销政策出台
在此形势之下，显然已不是国家与私人粮商之间的争夺了，而是国家与农民之间战斗了。当时，政权采取政治权力强制推动粮食征购。
1953年，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顾不得养病，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8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1981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18页。）
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当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销政策正式出台。中共中央和政务院还分别在日、日做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对油料、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对棉花实行统购。这样，粮、棉、油等比较重要的农产品退出了自由市场，都开始由国家垄断经营。
其实：1952年，陈云就已提议实施粮食征购，确保粮食的储备和出口
“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1953年霜灾造成的国家粮食购销紧张只是直接原因，并不是政策的根本动因。因为在1953年在此之前，领导层就已酝酿实行粮食的统购。
作为统购统销政策的掌托人，陈云在1951年和1952年就有实施粮食统购统销的念头。据薄一波了解，陈云早在1951年底就酝酿过粮食统购。他在当年底全国财经会议上讲道:“粮食是紧张的，但不要过分恐慌。第一条防止经济作物面积扩大，第二条小公粮一定交国家。征购办法必须采取，则粮食间题可以解决。”
陈云口中的“紧张”是指，我国“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后，城市人口以及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逐步发展，对粮食的需求日益增大，粮食问题供应紧张。
1952年，陈云再一次提议。他与李富春、薄一波三人名义给中共中央的《关于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实行粮食征购的意见。报告中说明:“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只要使人民充分了解征购意义，又能做到价格公平合理，并只购农民余粮中的一部分，则征购是可能的。目前先做准备工作，在一九五二年夏收时，采取合作社动员收购和地方政府下令征购的方式，重点试办，以观成效。如试验成功，即于一九五二年秋后扩大征购面，逐渐在全国实行。”
上述种种事实表明，对于粮食问题的决策者来说，实行粮食征购在当时是既定或至少是比较倾向于采用的解决粮食购销问题的方针，只不过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1953年霜灾导致的粮食紧张，加强征收粮食确保温饱就成推行政策的绝好契机。台湾学者李福钟曾提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早在1953年粮食危机出现之前，就已是中共高层(很可能由毛亲自策划)不断在思索尝试的一项粮食政策”，并进而认为，“统购统销目的在保证粮食出口”。
统购统销还为了粮食出口和积累工业原始资本
“一五计划”宣传画册
统购统销政策实现从农业获取工业原始积累
“一五”计划优先发展工业，城市人口增长，除了急需粮食保障温饱外，工业化发展也需要资金和原料。
据统计，“一五”计划预备累计投人折合黄金7亿两的巨额资金用于各项建设事业，其中有55.8%为不能短期收回的基本建设投资。这样，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资金筹措成了一个呕待解决问题。当时，领导层主要采取从农业积累工业资金，也清楚地表达这一思路。
毛泽东日在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时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2-183页）
统购统销制度正是适应了工业资金积累的需要。在运作过程中，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实现了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的转移。所谓价格剪刀差，就是：采用农产品的国家定价形式，从农民手中低价统购，又对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低价统销，用以维持大工业低工资和低原料成本，提供不断产生超额工业利润的条件，最后又通过工业上缴，集中起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
最高估计，农村因统购统销的“剪刀差”被拿走7000亿
从实行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期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7000亿（牛若峰，１９９２），最低估计是4481亿（徐从才、沈太基，１９９３）。然而，1984年国营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才7,
5亿元。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城乡差距。正是中国农民“牺牲”，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杨继绳：“改革以前的农民”，《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6 版）
1953年不提高价钱刺激农民卖粮，是担心国家预算提高和物价通胀
正是统购统销政策要实现工业资本积累，所以1953年出现粮食危机时，并没有提高收购价格来刺激农民卖粮及种粮，而采取强制征收。在陈云关于实行粮食征购办法必要性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对于稳定粮食市场、稳定物价的关注。1952年，陈云说“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这样一来，预算中的工业投资就失去了保证。能否进口粮食呢？”陈云又说：如果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
（朱佳木 ：《陈云与中国工业化起步过程中若干基本问题的解决》，人民网）
经济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因为统购统销的实施，“一五”时期尽管国民经济以平均每年11.3％的高速度增长，但物价指数的年均上涨幅度却只有1.1％。
统购统销实施后，农村出现“闹粮”和“饥荒”
从上述种种事实可以看出，统购统销的实施，已不是单纯的温饱问题，粮食供应问题了，而是事关领导层优先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实施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了。所以，统购统销政策过程中，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往往压倒“温饱”问题；因而，农民为此作出“牺牲”就在所难免了。
“我国中稻高产再创世界纪录”
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
统购统销实施以后，国家收购的应当是农民的余粮，但征收时，也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收购走了。超过余粮部分称为“过头粮”。由于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返销给农村的粮食中征购粮食的比重达38．9%到49．3％。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政府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放心，“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半饥半饱。刘少奇曾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页）”
征粮时农民随便被扣“帽子”
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基层为了完成征收任务，有时动用过激的征收方式。
据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日）
农民“闹退社”“闹粮”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出现农民闹退社。譬如，1956年冬天，河南的临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权、商丘等12个县，共有278个合作社发生了闹社、退社现象。“在闹社退社中，有的社员到乡、县、专区甚至到省告状请愿；有的社员私自拉走社内的牲畜;有的社员私分了社内粮食、种子、油料、农具和牲畜的饲料等公共则产；有的社员殴打社、乡干部和工作组的干部。”
还有，一些地方农民“闹粮”。山东惠民地区的利津、广饶两县，日至18日，连续发生群众抢粮13起，其中已抢者8起，劝阻回去者5起，涉及两个县的3个区、8个乡和37个村，参加抢粮的群众约有4800余人，共抢去粮食92000余斤。利津、广饶部分乡镇发生抢粮事件，也主要是群众缺粮。
征粮过度又放粮食卫星，农村出现饥荒
1962年，中央召开大会（后称“七千人大会”），要总结大跃进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推动粮食征购。会议的初始阶段，中央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也便于中央征调粮食。但当会议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号召大家“开出气会”后，会议不但没有在粮食问题上大做文章，反而决定把工业发展速度再调低一些，把进口粮食的时间再延长一点，减少了粮食征购任务。同时，相关部门可以检讨，认为征粮过度又放粮食卫星，导致农村出现饥荒。
在会上，粮食部检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还检讨说：1960年本已出现全国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已很严重，可是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可见粮食部见事太迟。全国出现大饥荒原因可能很多，但粮食征购过头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人民日报》、新华社检讨了对“大跃进”中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所起的推波助澜的坏作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就是出自于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一些天文数字的高产“卫星”，也多来自于《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如河南的早稻亩产48925斤，广东的中稻亩产60400斤，北方水稻亩产124329斤……放高产“卫星”导致了盲目乐观的估产，导致高征购（即购过头粮），导致农民手中无粮而饿死人。（唐正芒：《粮食问题——“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议题》，人民网《党史博览》，日）
农村饥荒本可避免
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历史资料：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统计表。）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统购统销政策下的百姓日常生活
百姓没有粮票，连一碗粥都买不到，难以自由迁徙
“统购统销”一实行，社会立即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又因为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和城市都是“世袭”的，农民很难变成城里人。吃“农业粮”者实际成为“一等公民”，要想成为吃“商品粮”者，确乎“难于上青天”。
不仅是粮食，统购统销还扩大到棉布、食汕等日常生活用品，把人民生活的各个方而纳入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粮票诞生了。它代表着政府对每个城市居民粮食配给的数量。当时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无法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一两点心……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干粮。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难得，就是城里人想领取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农民是想都不敢想，这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海波：《统购统销》，《档案天地》2008年
市民暖瓶被打成心病：发梦不是梦见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
在“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
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即便是票证规定的东西，也只有北京、人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他许多地方连票证规定的东西都不能保证供应。生活是纷繁复杂的，这种简单的“一刀切”造成生活的荒诞。
百花文艺出版了一部《票证旧事》，辑录了一些人写的亲身经历。如市民宁宗一当时小孩才出生几十天，家中唯一的一把暖瓶被打，生活极不方便。而一把暖瓶要一年所发全部“工业券”，根本无法购买，只好硬头皮向邻居暂借(邻居也只有一把)，以渡过难关。此后，暖瓶成了他的一种心病，生怕打破，“夜里睡觉都变成了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海波：《统购统销》，《档案天地》2008年
票证成为社会控制手段，催生腐败
票证，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措施，而日“成为社会、政治控制”的手段，个人的消费选择自由极其有限。人们往往为多买半斤肉、一把粉丝、几包火柴、一块肥皂……而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当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走后门”才能得到满足时，“走后门”越来越普遍了。
改革使统购统销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统购统销可能一直继续下去。1978年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后，粮食真正多了起来。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副产品也大副度增长。
1992年底，各地的库存粮食多，库存粮食占压不少资金。这时放开粮食价格，不仅不会出现抢购，还会给粮食部门减轻负担。于是，全国844个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形成，统购统销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田锡全：《革命与乡村：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上海社会科学院,2006年；海波：《统购统销》，《档案天地》2008年
第11期，杨继绳：《统购统销历史回顾》，炎黄春秋
2009年2期；罗平汉：《1957年的统购统销大辩论》，晋阳学刊2009年第6期。　
购统销是解决粮食危机、实现工业资本积累的唯一方法吗？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需要反思的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本就是为了人更好的活着，但统购统销的历史脉络，显然与此南辕北辙，陷入了为发展而发展的巨大误区。
年饿死多少人
近日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发微博说“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1960年—1962年饿死几千万”，并声称“有人走访当年饥荒最严重的安徽河南农村，当地百姓只是听说饿死人，并未见过”。此语一出，舆论哗然，随后林在微博上针对此事道歉。
尽管林治波已道歉，但仍不断有人质疑年饿死上千万人的说法，甚至说根本否定大饥荒饿死人现象的存在。比如，吴法天在微博中引用孙经先的说法，认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并引用《
中国灾情报告》一书说三年灾害非正常死亡人数只有1039753人。那么，关于三年饥荒的真实情况如何呢？
一、说1959年-1962年没有饿死人完全是瞎扯！
近年来，不断有人声称1959年-1962年根本没有饿死人，认为被广泛接受的饿死人的说法是为了污蔑毛泽东所创造出的谣言。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不尊重最基本的史实。如果说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后的资料都不可信的话，那么，当年当事人的材料足以说明他们的观点完全错误。
胡乔木明确向毛泽东报告：韶山附近的公社饿死人了
日，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向毛本人提交了一份《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经毛批阅并转发刘少奇等人，在这份材料中胡乔木明确说明了湖南存在饿死人的现象：
“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一胡乔木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
如果说现在的人出于某种目的有可能诋毁毛泽东的话，那么当年身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不可能直接当着毛泽东的面造谣，而毛本人又把这种谣言通过中共中央转发刘少奇等人。
安徽省农业厅长1961年的报告说凤阳全县死亡情况更是惊人
不仅中共中央的材料中有提及，当时各地方的报告中随处可见饿死人的情况，当时的安徽省农业厅长陈振亚在1961年2月在《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中也明确说明当时凤阳县因饥荒大量死人的情况：
“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转引自《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
淮阳县档案局当年的档案明确标注了饥荒引发的死亡人数
在淮阳县的档案局中也保存着一份当年的关于死亡状况的档案，其中明确标注了由于饥荒引发的浮肿等引起死亡的具体人数：
淮阳县共13个公社，273个大队，2,842个生产队，635,517人，1959年10月至日，共死亡11,967人，占总人口的2.5%。其中因浮肿病死的1,455人，占死亡人数的12.2%，因干部作风死亡的371人，占死亡人数的3.1%，其他疾病死亡的9,011人，占死亡人数的75%，中毒死的14人，占死亡人数的0.12%，因其他方面死亡的1,116人，占死亡人数的9.3%。从死亡年龄来看：老年3,474人，占死亡人数的70.7%；青壮年2,366人，占死亡人数的19%；小孩1,227人，占死亡人数的10.2%。从死亡时间上看：属于1959年冬死亡的2,867人，占死亡人数的24%；属于1960年春死亡的5,575人，占死亡人数的29.4%。（《中共淮阳县委监察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十月十号各种疾病和死亡情况的检查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419。转引自李学峰《淮阳县“大跃进”运动研究》）
所以说，从当时的档案资料来看，说当时不存在饿死人的情况纯粹是胡扯！
二、为何不同地方人们对饥荒的认知差异极大
浏览一下网上对于大饥荒的发言就会发现，人们对于1959年-1961年大饥荒的记忆和认知差异极大，有人对大饥荒饿死人有刻骨铭心的痛，但也有很多人像林治波微博中所说的那样，虽然对饥荒记忆很深，但是并不记得有饿死人的现象。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人口死亡的地区差异
虽然当时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但是各地灾情不同，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甚至县与县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地方（比如安徽、河南、四川、甘肃等）饥荒相当严重，饿死的人也非常多，而大部分地区虽然也有饿死人的情况，但并不普遍。例如，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华东地区，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18.4%，江苏占2.9%，而浙江只占0.5%，江西略高，也只占1.1%，区域内的差异相当大。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6.8%，湖北只占2.2%。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4.7%，广东只占1.7%。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13.1%，贵州10.5%，云南只有4.2%。在西北地方，甘肃占6.5%，陕西只有1%。在华北、河南高达6.1%，山东为3.4%，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1.1&，山西更低至0.4%。（曹树基，“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第14-28页。）
在人口死亡严重的省份和地区，人们对饿死人的情况当然印象就极深，而在其他省份，人们则较少会留下什么印象。所以，曹树基教授认为：“在一个资讯完全封闭的时代，以个人经历来描述这场灾荒，或以一个地区的灾情描述来推论全国，很难说是准确的。”（曹树基《盲人摸象：有关大饥荒的不同回忆》）
人口死亡的城乡差异
由于当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而在政策上又优先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所以大饥荒中饿死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所以当时的城镇居民就很少会有什么深刻的记忆。比如说，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国家粮食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资运输让路，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
经过权衡，中央决定牺牲四川，让四川省书记李井泉火速向外调粮，这也加重了四川的饥荒。（《青山无言——回忆父亲李井泉》原载《党史文苑》2009年第19期）
以安徽凤阳为例：饿死的都是普通群众，干部受饥荒影响很小
在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干部们几乎掌握了普通群众的所有生存权力，老百姓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约束能力。这就强化了某些干部的特权意识，在大饥荒的情况下，他们不顾百姓死活，只管自己享乐。仍以安徽凤阳为例，三年饥荒期间部分干部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愤慨：
在今年春天群众生活非常困难的时刻，却有相当大一部分干部生活特殊化，不关心群众疾苦。（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从大队书记到小组干部以及炊事员，几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据初步统计，光大队的几个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发给病人的白米、洋面，绝大部分被他们吃掉。大队书记陈荣付，煮牛肉没有柴草，就把社员任光衡的房子扒掉。今年5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副县长兼公社党委书记缪坚，一次到山河大队检查工作，对于食堂断炊和群众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充耳不闻，竟与梅树岩在大赵小学吃肉吃酒。社员盛长英的弟弟看见后，端了他们一碗饭，缪竟把饭夺过来，指责支部书记说:“你们是怎么教育社员的”！缪到乔山检查工作，事先就通知大队杀猪。他外出检查工作，经常有人跟在后面提肉拿酒。在山河大队检查工作，5天吃了5斤香油。公社开了1个小吃部，专供公社几个干部吃喝。乔山大队长张永家1天3顿喝酒，50天喝掉烧酒70斤，并以每月45元工资专门雇生人捕鱼给他吃。乔山大队书记梅树华、会计梅如山等，为了达到他们的兽欲，以办“三八”农场为名，挑选了全大队最漂亮的妇女8人，随意任他们奸污的有了人，仅有1名因嫌丑未奸，公社党委常委兼长塘大队总支书记梅德兴，夏天在外乘凉，要3个妇女给他扇扇。（《中共凤阳县委向地委的报告》，日，转引自《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
不仅基层干部如此，凤阳的县委书记和副县长等人更是作威作福，据陈振亚递交的报告称：
赵玉书（原凤阳县委书记）去春到武店公社赵楼大队检查工作，有谢学兰等几个社员哭诉，在他面前要求处理坏人坏事，他无动于衷，走开不理。去年4月份，赵玉书居然在一次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凤阳本来不是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去春弃婴很多，他责令下边不准收抬，如果收拾，谁收谁养，并说：“凡是丢小孩的都是环人，要追查处理。”相反，去年赵家不见了1只老母鸡，他先后责令派出所长、公安局长查处，限期3天破案。群众说：赵家1只老母鸡，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赵家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县委书记杨华龙，去年春天群众生活都那样困苦，他在总铺公社带着文工团整天吹打弹唱，花天酒地，打枪照像，借以取乐。公社副书记石玉萍，生活极为奢侈，派人到无锡买米，到南京买白面，到广州买水果。家中除有大批衣料外，仅成衣就有68件。浙塘大队总支书记孙玉平，有一次大吃大喝时，一个病人要鱼汤喝，非但不给，反打人一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日，转引自《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
正因为干部们有权有势，而且多数没有受到大饥荒的影响，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得了便宜当然也不愿意给自己抹黑，他们对大饥荒的解释与回忆必然与普通百姓的回忆差别极大。
此外，还有部分受灾特别严重的地区的确存在一家人或者一村人死绝的现象，他们关于大饥荒的惨痛记忆也就永远无法描述了。另外还有大批人因为大饥荒被迫外逃到的人，即便他们后来返回原籍，恐怕对当地饿死人时的惨状了解不深，没有惨痛的记忆。
三、这三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 中国灾情报告》中的数据完全不可信
吴法天在微博中引述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的说法，认为持“饿死三千万人”主张的人“既然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数字，那么为何无视：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灾情报告》第267页，1959非正常死亡17853人；1960非正常死亡374890人；1961非正常死亡647010人。三年灾害期间合计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那么，这本书中的数据是否可信呢？
经考证，这本书中非正常死亡的数据显然远低于实际数据，比如说，该书第267显示的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确是人；人，但在第273-273页各省的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中明显可以看出严重的漏报情况，以河南为例，本书中显示1959年河南春荒非正常死亡7289人，1960年为71658人，总计近8万人。但1960年信阳地委呈交给河南省委和中央的关于信阳受灾情况的报告中却显示：
“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一万八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也很严重。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楂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左右。”（《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19-430页。）
另外，中央和河南省委调查组在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据县委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县共死亡104，523人，占全县原有人口的14％，实际上死亡人数不只此数。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上卡头去尾，实际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还在饿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数界限定得过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纳入了正常死亡。我们估计息县死亡人口在12万到14万之间。县公安局统计数是13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个，现在只有4805个，减少了639个。”（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日，）
也就是说，正阳、新蔡、息县三县仅仅在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的死亡人口就有30万人（注意，这里明确说的是死亡人数，排除了人口迁移因素），姑且认为这里边包含正常死亡的人数，那么即便按照孙经先在书中确认的全国平均死亡率14.19&计算正常死亡人数，全信阳八百多万人中全年的正常死亡人数为11.35万人，将此人数全部从这三个县的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的死亡人数中扣除，剩下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也有将近18万人，比《中国灾情报告》中两年河南省全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和还要多10万人，其数据漏报之严重可见一斑。由于这属于灾情报告，不可能用于邀功，所以不存在信阳地委和中央调查组多报人数的情况。即便按照孙经先在网上发布《关于我国20
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报告》一书中分析得出的“信阳事件”中“可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8万的结论，也要比《中国灾情报告》中两年河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总数多20万，孙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期发表的同题文章中谈到总人数时又称这本书的数据可信，岂不是自相矛盾？此外，《中国灾情报告》中1959年没有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数据，1960年的数据仅为14人，而上引1960年陈振亚报告中仅凤阳县就有60245人非正常死亡。
由此可见，《 中国灾情报告》中的各省数据严重失实，完全不靠谱，那么总数据就更不可信了。
人口大规模减少是因为户口漏报而非饥荒饿死人？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6 期上发表的文章《关于我国 20 世纪60
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中认为现有的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统计年鉴和县志等人口资料得出的饿死上千万人的结论不成立，他认为造成统计资料中60年代初减少1000多万人的主要原因是“年期间出现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大迁移中有1144万人重报了户籍；这些重报的户籍在年期间被注销。我国年期间出现的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中有1510万人漏报了户籍。由于上述原因，造成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2654万人。这是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大幅度非正常减少的根本原因。”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1959年－1961年“我国有一千万至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并认为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该为104
其实早在1995年，杨子慧在其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中就将1959年－1961年人口异常减少的原因归结为户口漏报的问题（详见《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P），从而认为不存在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
这种为人口统计数据找的一种合理性解释并非没有可能，但即便这种说法成立，也不能否定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同样的，如果认为改革开放后的资料不可信的话，我们可以从当时各省的报告中找到饿死人的直接数据，这些数据都是从村到公社再到省市直接上报的，而不是杨子慧和孙经先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从户籍统计得出的数据。这方面的资料有很多，比如：
日，云南省委就关于发生肿病死人情况向中央、毛泽东呈报书面检查报告。报告说：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88000多人，死亡39712人，其中因肿病而死者约占半数。以曲靖专区最为严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数的48%。……大理州在大跃进3年中，发生肿病160280人，死亡14141人。
“通渭县这三年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人孩子失去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日下发的《通渭县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转引自《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
1960年底青海湟中县委书记刘择西的揭发：“全县163个队中有112个队大量死人，尸体成堆，有的队死亡达40％。汉东公社小磨石沟的一个水田内就放了100多具尸首，黄鼠湾队有一天一个马车就拉出30多个死人。上新庄公社死亡1600多人，老幼堡大队死亡600多人。1960年湟中县饿死15230人，占总人口的12．87％，死绝达1000多户。”（日青海省《小组会议简报》，农业区第14号。此件藏青海档案馆。转引自《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
中央工作组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称：“据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河南省委1960年11月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写的则是“据今年10月分统计，信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区总人口840万人的6.54％。”（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日）这个数据后来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仍有大幅增加。
赵继士从西和县档案馆馆藏档案察知，1960年前后，甘肃西礼县发生了现代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仅1960年全县死亡人口就达44608人（省统计为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势头仍在发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人。（赵继士《一九六O年前后西礼县大饥荒》）
江苏省高淳县“在1958年冬和1959年春,
发生了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114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和外流人口10000多人的严重事件”。（《中央转发江苏省委关于高淳事件的通报》,
中发( 60)309号文件, 日。蔡天新《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烹调增量法”的历史反思》）
从这些直接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确确实实存在饥荒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人口的急剧减少并非仅仅是因为户口漏报（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的话）。
当时的官员和记者关于饥荒情况的回忆
近年来，关于年大饥荒各地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有很多当时的省市一把手或者负责人、新华社记者在回忆录或者采访中给出了一些死亡数据，尽管这些数据的准确性众说纷纭，一时难以证实，但是在权威资料尚未公开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回忆的数据中略略看到当时饥荒的惨状。
关于河南信阳，据当时在信阳行署办公室担任秘书的余德鸿回忆：“国务院内务部曾于1960年春派郭处长（编者注：具体姓名不详）来信阳了解情况。……他们花费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逐县进行了调查访问，在调查报告中，写上了饿死人105万的数字。”（余德鸿《痛忆“信阳事件”全程》）
关于四川梁平的情况，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明朗回忆说：梁平死了多少人，我有数字。我专门问过梁平公安局的人，叫他老老实实给我说，这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他说是八万。那时粱平的人口是五十万左右，这个数字我是一直记住的。……我那时是县委的一把手，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确实的。”（明朗《“大跃进”中在梁平》，《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5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关于安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原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回忆，大概为500万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张凯帆回忆录》，第34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据安徽阜阳地委宣传部长介绍，原有800万人口的阜阳地区就饿死200余万人。当年向刘少奇汇报阜阳地区饿死150万人，而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的数字是饿死了240万人。（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关于山东的情况，原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在回忆中说：“1960年山东省召开的全省五级干部（省、地、县、公社、大队）大会，我们大家都作为出席五级干部会议的一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分组会讨论和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又讲了许多重要‘机密’。我这里仅是摘录当年我的日记本中追记的几个有关片段：‘山东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时间)非正常死亡达69万多人，这是张新村在大会检查时谈到的。多惨！’大会的一位领导说：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1961年惠民县召开了县、区、社、队四级干部大会，会议通报：饿死人的情况过去不准说，更没有人敢统计。这次在揭批‘五风’时的4000人大会上，做了个初步统计：去年(1960年)一年的时间(实际上主要是初春那段时间)，惠民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3万多，现有的浮肿、干瘦病人10多万。”（《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关于饿死人总数的争议
这三年总共饿死的多少人，由于资料的限制，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现在的学者专家们多是根据、1982年等年份的人口资料以及一些县志、档案等材料加以推算。
比较官方的说法来自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首次确认了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
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曹树基根据80年代以来出版的人口资料和各地的县志，采用了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推算出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推算出的数据约为1700万。上海大学教授金辉以国家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认为“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
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他还认为总计损失人口数为6000万-7000万，
非正常死亡人口中，男女比5：2。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则认为这三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葛剑雄认为，“三年的大饥荒造成的人口过量死亡至少要超过1530万”。另外还有国外的学者测算出从890万到3300万不等。（李成瑞、尚长风《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研究述评》）
除了完全否认有饿死人现象者，关于总人数最少的说法来自孙经先，他根据其人口减少主要是因为户籍错报的说法，相信《中国灾情报告》中“我国
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 万，其中1959 年1.8 万人，1960 年37.5 万，1961 年64.7
万”的说法是可靠的。事实上，前文我们已经分析了，《中国灾情报告》的统计数据完全不可信。
首先，我们绝对可以肯定的是，年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大饥荒，在这场饥荒中有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政策失误被饿死。
其次，关于这三年中国一共有多少人饿死，尚未有最权威的资料出现。关于人数的问题大家众说纷纭，在关键史料解密之前，真正的数据依然只能靠各种推算和猜测。但我们有权呼吁官方公开史料，给死去的千百万人一个说法；我们有权要求将遇难人数精确到个位数……
最后，在探讨具体的遇难人数的同时，需要真正认清那个时代的悲剧，如此才能让让这样的惨剧不再发生。
道歉：我对大跃进那段历史缺乏研究，掌握情况不够。这几天接到网友许多信息，告知当年悲惨的情况，得以了解更多事实，内心深受震撼！我的个人不当言论引发很多国人的痛苦回忆，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为此我深感歉疚，向大家真诚道歉！感谢各位网友指正我的错误，并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党史》二卷若干问题刍议
日09:03[]石仲泉
《党史》二卷的几大看点
&#9632;详细阐述了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奋斗是这段历史的主流和本质。
&#9632;广泛吸收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充实了许多历史细节，如对党的“八大”党章中为何没写“毛泽东思想”的解释。
&#9632;确认了“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9632;对过去讲的“两年徘徊”，突出了这两年怎样“在徘徊中前进”。
&#9632;对华国锋强调了他所做的工作和贡献，不再将其专门作为“批判对象”。
&#9632;将“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同“文革”作为时间所指的这段历史区别开来，并突出了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抗争。
&#9632;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重大历史事件，作了比较准确的记述、精辟的分析和公正的评价。
最近，《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以下简称《党史》二卷）隆重出版了。《党史》二卷是写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段历史，其编修工作是从1994年9月开始启动的，参加反复编写和修改的同志有20多人，花了16年时间，最后上报中央同意出版，可谓是“16年磨一书”。
1.《党史》二卷为什么经历了16年时间才出版？
我们知道，《党史》一卷是2002年修订出版的，此后，人们期待着能够尽早看到二卷。但是，编写二卷的难度比修订一卷要大得多。因为这一段历史太复杂，既要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又要将综合起来的写法得到诸多方面认同，以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共识，这需要时间磨合。我曾将党的90年历史简括为三个“30年”。而这段历史是三个“30年”中既波澜壮阔又最为复杂和曲折的时期。它的波澜壮阔画面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我曾有论述，不再多说；这里主要讲它的复杂性，应当说是多维的，具体来说：
一是既有凯歌行进的辉煌年代，如建国后的头8年发展得相当不错，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又有坎坷曲折的艰难岁月，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
二是既有正确和比较正确后迅即转变为犯错误的时候，如1957年上半年整风和风细雨，到下半年就转变为急风暴雨的反右派斗争；又有犯了错误在发现之后及时进行纠正，但不久又继续犯错误的时候，如1958年春夏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从1958年冬开始进行了9个月的纠“左”，但从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又反弹发动更大规模的“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
三是在同一个时期的不同领域，正确和错误同时并进。如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城乡“四清”运动和学术领域的大批判；但是在经济建设方面继续坚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四是在总的指导思想是犯错误的时候，但在一定时期又有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纠正错误。如“文化大革命”10年坚持“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但在林彪事件之后又有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和1975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纠正“左”的错误的时期。
五是总的指导思想正确，但在工作中也有发生明显偏差的时候。如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过急、过快、过纯等缺点。
这种复杂性是过去少见的。要将这样极度复杂的情况把握好，使各方面达成共识，是非常不容易的。
2.《党史》二卷是如何把握这“30年”历史中的重大事件的？
对这“30年”历史，不仅在学界，并且在社会“坊间”都有不同看法，有的甚至相当尖锐。《党史》二卷的脉络实际上是两条线。一条是经济社会建设。即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恢复国民经济，到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搞了“大跃进”；从1960年以后又实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到“文革”前又在制定新的发展计划；“文革”后打乱了经济建设计划，只能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下一方面尽量减少工农业生产遭受的损失，另一方面努力保证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和在政治形势比较安定的情况下进行若干经济建设；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发展规划。经济建设以异常曲折的形式在动荡中进行。另一条线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对这“30年”的政治运动如何评价，分歧较多、较大。因为人们的经历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有不同意见很正常。
比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学界分歧不小。二卷认为，从社会主义改造全过程的总体上讲：一是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稳定，没有出现社会动荡和混乱；三是创造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由初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特别是对资本家实行和平赎买政策的独创性经验，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和平赎买设想。因此总的来说，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政治条件，实行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采取逐步改造的具体政策，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里实现深刻的社会变革，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事实，说明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为我国逐步走向国家强盛、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分析是比较客观的，大多数人能接受。
3.《党史》二卷中提出了哪些新认识和新论断？
尽管写这“30年”历史的书已出版不少，但《党史》二卷对这段历史的编纂还是有许多新视点，因而也有不少新认识和新论断。这里至少可以论列10个亮点：
其一，突出了党在这“30年”的历史使命，在前“30年”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后，继续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这是首次明确的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
其二，这“30年”无论遭受怎样的曲折和挫折，但党始终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也是首次明确的这段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其三，突出探索的视角，不能照抄照搬，只能探索。既然如此，就会既有成功和胜利，也有曲折和挫折。这样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其四，强调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就具有决定意义，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其五，不回避党犯的错误，乃至严重错误，对这些错误都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具体分析。
其六，突出了党的建设。过去的党史本子主要偏重写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二卷一些章节增写了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内容，以说明党怎样经受各种考验，从挫折中奋起的坚强性格。
其七，进一步鲜明地将“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同“文革”作为时间所指的这段历史区别开来，并突出了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抗争，以期全面地反映这10年的历史。
其八，对过去讲的“两年徘徊”，突出了这两年怎样“在徘徊中前进”，为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做了重要准备，因而这是一个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过渡阶段。对华国锋也强调了他所做的工作和贡献，不再将其专门作为“批判对象”。
其九，广泛吸收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充实了许多历史细节，讲清了不少事件和决策变化的原委，同时又认真地核查史实材料，从而增加了历史叙述的丰满度和可信度。
其十，全书最后的结束语将这“30年”历史放在党的全部历史及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中来认识，有助于全面地来把握这“30年”历史，并提升它的地位。
4.怎样看待这“30年”中所犯的“左”的错误？
有人说，这“30年”就是一部错误历史。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和偏激之言，没有看到这段历史的主线、主流和本质，只看到了这段历史发生的错误。毋庸讳言，这段历史的错误是很多的，有的还很严重。但这只是一面，不是全部；而且相对于取得的成就来说是第二位的。那么，这“30年”究竟犯过哪些错误呢？
首先，从错误的性质来说，主要是“左”的错误。按照邓小平讲的，从1957年开始的“左”，差不多整整20年。他讲的“整整20年”，不是说这20年一直在犯错误，没有任何正确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成就，而是指这20年间犯有“左”的错误。因为其间还有纠正错误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时候。比如，“大跃进”运动以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就是纠“左”嘛！
其次，从错误的内涵看，“左”的错误主要表现为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乃至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二是在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建设方面，片面强调高速度，搞了急躁冒进，乃至发生像“大跃进”那样不顾客观条件的反科学的浮夸蛮干，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损害；三是在改变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也是急于求成，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超越历史发展阶段，阻碍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
再次，从错误的层次看，有局部范围的，如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反右倾”斗争，1964年开始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和“四清”运动等；也有属于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一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二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说这两次是全局性的，是因为它涉及全国人民的利益。
我列举的上述各种错误，《党史》二卷都没有回避。二卷对党的缺点和错误，实事求是地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警示国人。这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中华民族的未来负责。
5.《党史》二卷为什么不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下限？
对《党史》二卷的历史分期，也就是本书的下限写到什么时候的问题，在党史界一直有不同看法。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见仁见智，应当允许。二卷下限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的。
首先要肯定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有伟大的功绩，如1981年《历史决议》指出的，“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不以它作为历史分期的界碑，并不否定这一历史功绩。
其次，粉碎“四人帮”是有作为历史分期界碑的期遇的，但遗憾的是那段历史没能把握这个期遇，最后是“擦肩而过”。因为粉碎“四人帮”后，广大人民群众曾经对它寄予很高的期望，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平反冤假错案。但是，由于有“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解放干部和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迅速，在不少方面受到严重阻碍，特别是十一大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肯定“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进行，这说明指导思想还是延续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因此，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没能转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也就说明它没能实现人们企盼的伟大转折。
第三，粉碎“四人帮”后，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实现了。如1981年《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它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成为划分建国以来历史发展分期的标志。
最后，《党史》二卷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它的下限来结尾，不仅同党中央讲当代中国对这段历史的分期取得一致，而且使这本书最后有一个好的翘尾。因为以“‘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来结尾，会使人感到沉重、压抑和茫然，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没有答案；而加上第四编，写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这就指出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新的天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