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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6:11中国新闻网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中新网8月8日电 据国资委[微博]网站消息，国资委[微博]今日发布了2013年度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基本财务情况，数据显示，2013年度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3%，扣除各项客观增减因素后，2013年度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平均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为104.4%。　　国资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末，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拥有国有资本及权益22.9万亿元，比2013年初增加2.5万亿元，增幅为12.1%。扣除各项客观增减因素后，2013年度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平均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为104.4%。　　经营规模方面，2013年末，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85.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9.6%；所有者权益(净资产)总额3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7.1%，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3.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7.5%。2013年度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5%。　　经济效益方面，2013年度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3%；实现净利润1.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7%。2013年度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含少数股东损益/权益)为5.5%，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为5.3%。　　上交税金方面，2013年度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实际上交税金29028.9亿元，比上年增加1182.3亿元，增长4.2%。在全部上交税金中，增值税9631.5亿元，占上交税金总额的33.2%；企业所得税6261.9亿元，占21.6%；消费税3429亿元，占11.8%；营业税2884.2亿元，占9.9%。
国资委利润
8月汇丰制造业PMI初值50.3 为三个月来新低
日09:47新浪财经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weiboListBox{padding:0 10px 0 15border:1px solid #margin-top:10background-color:#}.weiboListBox p{font-size:12line-height:20}.weiboListBox label{width:height:margin:0;background:float:}.weibo-list{background-color:}.weibo-list .weibo-list-item{margin-top:-1border-bottom:border-top:1px dashed #padding:15px 0 10overflow:}.weibo-commentbox .weibo-commentbox-form textarea{width:320}.weibo-list a:link,.weibo-list a:visited{color:#0082CB;}.weibo-list a:hover{color:#c00;}.weibo-list .weibo-list-meta a:link,.weibo-list .weibo-list-meta a:visited{color:#666;}.weibo-list .weibo-list-meta a:hover{color:#c00;}.weiboListBox label{padding-left:3}.weibo-commentbox .weibo-commentbox-form textarea{width:315}
　　&&&点击查看新浪财经宏观数据中心 新浪财经讯 中国8月汇丰制造业PMI初值50.3，预期51.5，前值51.7。为三个月来新低。　　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屈宏斌[微博]在微博中表示，8月汇丰制造业PMI初值回落至50.3(7月终值51.7)。包括内外需在内的新订单指数回落2个百分点，新出口订单回落1.2个百分点。需求走弱拖累产出回落。投入及产出价格指数双双降至50以下，物价下行压力再现。企业去库存仍迟缓。经济回暖仍持续但动力有所减弱(8月1.8)。政策宽松持续发力有助增长保持平稳。
汇丰PMI制造业PMI
相关新闻汇业证券：汇丰PMI公布在即 期指宜作壁上观汇丰评中国PMI：经济复苏势头再放缓，更多刺激政策可期李大霄:PMI不及预期利空股市 或加大经济刺激力度中国8月汇丰制造业PMI预览值不及预期，澳元兑美元刷新2个半月低点0.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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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调研路线勾勒政府五大政策重心
日13:54中国证券网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中国证券网讯据中新社消息，2014年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后前往山东、湖南、内蒙、重庆、沈阳、陕西等多地调研。从在农田中翻地看墒情到走上高坡看棚户区、从考察治霾设备生产企业到攀上正在组装的风机、从考察长江黄金水道到关注东北振兴，李克强这一连串的足迹显露出了新一届政府的政策重心。　　【简政放权放在第一位】　　3月份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李克强将“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放在2014年工作清单中的第一位，并强调“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今年以来，围绕着“简政放权”的相关政策频繁出炉。在基层调研时，李克强也重点考察了权力是否放得下，以及放权之后如何才能监管好。　　【三大区域战略浮出】　　从两赴内蒙、到重庆再到沈阳，李克强这一串足迹显示出中国政府在区域经济方面的三个重点工作：推进西部开发打造经济发展最大回旋余地、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再出发。　　【推动城镇化继续发力】　　作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城镇化是中国政府的工作要点。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就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3月份在内蒙赤峰铁南棚户区，李克强攀上高坡，察看棚户区全貌，听取改造推进情况。　　【考察民生政策效果】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明确表示，政府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2014年以来，其重点考察了民生领域补短板、兜底线的政策效果。　　3月，在春耕备耕时节，李克强走进内蒙的地理，向正在劳作的农民询问节水抗旱和种苗准备情况。7月，在夏粮收储时段，李克强来到湖南中储粮直属库，查看库存，了解新粮收储准备。　　这一系列举措显示了中国政府会向着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把13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目标持续努力。　　【关注价值链高端企业】　　在湖南，李克强考察了南车株洲公司这一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在内蒙古，李克强攀上国电联合动力技术(赤峰)公司正在组装的风电机组，仔细询问关键技术研发、设备制造和产品销售等情况；在西安，李克强总理到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考察；在湖南，李克强考察了文化创意产业； 在重庆，李克强走进了有着50年历史的重庆川仪自动化公司车间。　　不难发现，在推动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的政策目标下，李克强今年对上述代表性企业的考察，有助于为中国产业升级加油打气，为徘徊中的企业指明方向。　　　　　　
李克强调研路线政策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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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谈国企改革：应打破高管薪酬大锅饭
日11:37企业观察报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邵宁、石军、郑新立、宋志平、华生等热议国企改革。　　《企业观察报》记者 刘青山　　“因为没有建立相应的淘汰退出机制，半市场化的国企高管年薪制有变成高水平大锅饭的可能。”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微博]原副主任邵宁在8月23日召开的“国企改革进行时――共识与务实”研讨会上如此警示说。他认为，现行国企高管年薪制是改革中的一种无奈选择。　　“国企改革进行时――共识与务实”研讨会由国务院国资委[微博]研究中心、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人民政协报联合举办。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石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王计，全国政协委员、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十八大代表、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著名经济学家、全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华生[微博]等专家学者及企业界人士出席了研讨会。　　此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声，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骧，全国政协委员、《求是》杂志原总编辑张晓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企业所原所长陈小洪，人民政协报社长李红梅，国资委深改办主任、研究局局长、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彭华岗，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楚序平等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由于该研讨会的召开，恰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召开之后，因此国企高管薪酬话题自然成为关注焦点。此外，与会者还就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国资监管体制模式、市场主体的重构等三个层次的话题进行研讨。　　寻求最大公约数 　　国企改革应公开公平公正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企改革进行部署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但也有不少人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担心参与国企改革会成为代做嫁衣者。　　对此，经济学家华生指出，国企改革过程中，无论是引进外部投资还是内部持股，都应该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生命线。他认为，如果把握不好这一问题，国资国企改革就是自掘坟墓。华生强调：“从世界上看，凡是政权倒台的，都因为公共资产瓜分得不公平。”　　与会学者认为，国企改革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要尽可能寻求最大公约数，以保证参与改革的国有经济、民营经济乃至广大民众都从改革中获益。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就他最近8个月以来对170多家民营企业进行的调研发言说，目前不少民企对如何才能在国企改革中获取合理的投资回报心存疑虑，尽管认可大方向，但观望情绪比较浓厚。“应该说，支持和参与国企改革是民企的历史责任，但是资本的最大特点是逐利，没有利润的事，民企是不会去做的，国企也一样。”　　庄聪生说，他在调研中发现，民营企业的担忧主要表示在目前投资领域的隐性壁垒依旧存在、国企与民企的体制机制冲突明显以及民企投资后是否能够掌握一定话语权等。庄聪生说：“很多民营企业希望在入股国企后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或者主导权，有了这个权力他才会投资，纯粹让他当配角，他是不愿意的。再有，就是很多民营企业担心国企拿出来的资产不是最好的。”　　此外，国企体量过大，民企与国企难以找到合适的合作方式也是社会上普遍关注的话题，更是民营企业家向庄聪生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因此，庄聪生认为，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实行优先股制度，或者让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仅能降低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门槛，而且也能让民企在进入后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华生表示，国企是全民的资产，无论是引进外部资金，还是进行内部持股，都应该创造条件让更多人知道并且有机会参与。　　前不久中信国安的一次混合所有制改革试验，遭到强烈的质疑。对此，华生评论说，大家认为中信国安卖得太便宜了，那么大个集团，控制那么多上市公司，民企只出那么点钱就将它全部控股了，有问题。这种看法有没有道理？华生认为“不一定”，因为毕竟大多数人没有参与资产评估过程，很难判断其行为是否正当。华生认为，大家有意见，因为交易“不公开、不公正、不透明”。　　在上世纪末，国企改革交易并无硬性规定，现在各地出台的改革举措中已经明确要求，股权转让必须在产权交易所股票挂牌，华生认为，这是一大进步，但也存在一个明显的漏洞，就是增资扩股不用进产权交易所，中信国安就是钻了这个漏洞。华生认为，如果不把这一漏洞堵上，国企改革就会沿着中信国安这条路改下去，那么改革必然会遭到老百姓的强烈反对。　　在华生看来，混合所有制改革包括国资国企改革的生命线应该是公平、公正、公开，他认为，本世纪初的国企MBO(管理层收购)改革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一点。　　“公开、公正、公平是一条社会发展的原则，也是一条改革的原则，必须坚持。”石军认同华生的观点，他表示，现在制定的制度也好、政策也好、法律法规也好，对此都应当加以规范。　　庄聪生表示，现在很多民企已经认识到，公开的交易更有利于企业改革成功。他以上海为例指出，作为地方国资改革的先行者，上海在出台改革方案时，明确提出要做到“信息公开、定价公开、竞争公开、程序公开”，而上海复星是民营资本参与国企改革的先锋，迄今已经参与了22家国企改革，投资接近100亿元。庄聪生认为，复星的运作做到了公开，“国资委和纪委都曾去查过，他们的交易绝对是本本分分的，因为一旦出事得不偿失。”　　改革政府权力边界 　　打破高管薪酬大锅饭　　国企改革是一项综合性改革，涉及到多个层次，从哪一角度着手向无定论。长期在地方政府工作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石军表示，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应该从政府职能改革开始。　　石军认为，一直以来，国企的自主权不足，是企业界人士尤其是在国企内部意见非常大。“只有政府才能决定国有资产的战略方向和调整方向，只有政府才能确定哪类企业实行独资，哪一类实行混合，以及混合的程度，哪些行业可以准入，哪些行业不能准入。”石军认为，这导致了企业缺乏对资产支配权和调整权，使得企业无法适应市场变化，“所以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必须首先转换政府职能”。　　华生则表示，在此前的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监管模式下，附加的条条框框太多，企业要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而没有被管死是很不容易的。　　对此，邵宁、王计等人也认为，包括国资委在内的政府机构应该在改革中重新划分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让市场在激发企业活力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出了要以管资本为主去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邵宁认为，这一提法是有针对性的，“说明国资委在工作中出现了管得过多过细的问题，意在提醒国资委应该注意自身的权力边界”。不过，邵宁也表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宜简单化、绝对化。　　邵宁透露，在组建之初，国资委并没有完全按照一个专业机构标准进行组建，相当一部分参与组建的机构和人员并不是搞企业工作的，甚至不是搞经济工作的，“这些人搞起经济工作就很难把握行为界限，越位很难避免。”　　邵宁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的国企尤其是国资委管理的工商类企业最初并不是市场主体，尽管经历了多轮改革，至今仍然背负着冗员、社会职能和大集体等非经济问题。他认为，尽管目前国有企业的各类问题已经大大减少，但是并没有解决完，所以现在单纯的管资本对于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国资委应该既要有能力管资本，也要有能力推进改革、调整结构、解决问题、维护稳定，为管资本创造条件。　　调整国资委管理重心的同时，邵宁认为，其他相关的部门应该与国资委一道完善包括企业干部任命、薪酬管理体制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政策。他指出，“这是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关键点。既有可能成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也可能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障碍。现在亟需解决的问题是打通国有企业高管、领导人员的市场化的退出通道。”　　邵宁表示，很早之前，中央就提出了要建立有别于党政干部的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体制，目前来看，国有企业的高管入口已经开始多元化了，包括组织调动、内部提拔、竞争上岗、公开招聘等，但是出口到目前为止始终只有一个――行政化的出口。与此相伴的，则是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扭曲。　　上一轮国企进程中，为了留住人才，国资委实行了一种半市场化的年薪制办法，这就是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收入水平比市场低，但是比公务员要高。“这是改革过程中非常无奈的选择。”邵宁说，在理论上实行年薪制之后，应该及时启动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优选和市场化的淘汰机制，否则年薪制很可能就变成一个高水平的大锅饭。　　对此，华生也有同感。他说，按照政府的标准，国企负责人比政府官员同一个级别的工资高了5-8倍，官员心理当然很不平衡。但是与同等规模的民企相比，对方高管的工资又是国有企业的10-50倍。因此，华生认为，阻碍国资国企改革不能前进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我有一个疑问，央企改革到底是改成‘央’还是改成‘企’?”　　对此，宋志平补充说，国有经济应该区别对待。国企应该集中在保障类领域，这一类企业没有必要也很难政企分开，比如中国铁路总公司、北京公交公司。他认为，竞争类领域国有经济应该以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国有股权来体现，在这些企业中不管国有经济比重是多少，必须实行政企分开。　　管理层持股 　　方能成就百年伟业　　经过多年改革，中国国企已经有了飞跃式的发展，进入《财富》世界五百强名单的国企连年增加。然而，多位与会人士呼吁，在看到国企发展成绩的同时，更应该重视他们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福耀玻璃董事局主席曹德旺认为，目前有些国企发展形势十分严峻，改革刻不容缓。从外部来看，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至今阴影尚在，国际经济恢复艰难。国内来看，国企的产业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不少投资以不良资产的形式大量沉积。曹德旺透露，他前段时间收购了四家国企，其中两家已经资不抵债，这说明“现在国企的债务问题很严重”。　　王计则认为，不少国企目前已经有了较强的实力，但活力不足仍然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在王计看来，国企具有活力的标志之一就是“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能生能死，能大能小，能进能退，能嫁能娶，让国有企业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实现交易，让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在资本的流动和交易中去实现。”王计表示，不少国企距离这一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要想增强企业活力，混合所有制是当前公认的行之有效的一种办法。石军表示，国企改革的立足点就是营造活力企业，而突破点就是混合所有制。他认为，“发展混合企业是营造活力企业的重要途径。只有实现企业产权的多元化，才能实现治理结构的科学化，才能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宋志平则认为，优先股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捷径，它不仅能化解国有资产混合过程中的流失风险，同时也可以解决国有股有限获得股息和保证国有股优先权的问题，还能提高民营企业的积极性。　　关于实施优先股制度，宋志平进一步解释说，首先它可以保障国家的财产处置优先权。其次，混合之前，部分国有资本量化成优先股，剩下的拿出来和普通股合作，这样可以降低混合难度。再次，既然可以把优先股的部分交给民企，也就可以交给企业管理团队经营，保证企业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他认为：“优先股，这可能是我们在整个混合所有制里打开缺口的一个通道。”　　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在发言时表示，为了保证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成功，应该允许员工持股，尤其是核心领导和骨干队伍必须持股。　　郑新立说：“一家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公司，真正的凝聚力在于核心层、骨干层。”核心层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骨干层包括二级公司的经理、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如此大概有两三百人必须持股。郑新立认为，为了规范管理，可以规定核心层、骨干层在任期之内，甚至离任之后的五年之内不允许出售股份，这样就等于给他们戴上一个金手铐，这是许多企业办成百年老店的秘诀所在。　　王计则希望，把对人的管理重点放在对董事会成员的配置上，让董事会充分行使章程赋予的权利，让董事会决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王计说：“赋予权利意味着赋予责任，这种权利与责任的配置要比让远离企业坐在办公室里的处长和局长们充分行权，却负不起责任的现行制度更贴近市场、更具有法律效率。”　　华生表示，混合所有制最终的呈现形式争议很多，但最理想的状态可能是没有明显控股股东。他举美国的一些跨国公司的例子说，像微软[微博]，比尔?盖茨自己的股份只占百分之几，谁是控股股东？他说：“这些大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可能是保险基金，可能是一个大学的基金会。股东之间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相互制约，那才是真正的混合。”　　政府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怎样管理，是关系这一改革成败的关键。对此，宋志平认为，过去股份制的探索之所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戴着国有控股公司的帽子，仅仅解决了从市场募集资金的问题，并没有把市场机制引入企业，拿到的钱还是国家管。当前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过程中，不能再犯上一次的错误，不应该再给混合所有制企业戴上国有混合、国有控股的帽子。　　“现在各省市基本确定了50%以下不按国企管理，那50%以上呢？”宋志平认为，不管混合比例是多少，只要引入了社会资本就不应该再按照国企进行管理。　　宋志平说：“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企、外资应该同台竞争，统统按照市场经济的规矩去做，不要赋予其他的东西，既不要赋予额外的优惠，也不要给任何额外的限制，这才叫真正的混合所有制。”
国企改革国企高管混合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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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CPI涨幅温和PPI降幅收窄 微刺激效果显现
日06:59中国经济网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显示――　　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3%，环比上涨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0.9%，环比下降0.1%。　　这表明，此前采取的各项“微刺激”政策效果正在显现，我国物价总水平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有利于居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也为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下半年各种影响价格的要素情况稳定，我国物价有望继续保持在合理水平。　　服务价格攀升表明 服务业竞争能力增强　　7月CPI的表现总体来说波澜不惊，基本符合市场预期。从同比看，2.3%的涨幅与6月份持平，也与上半年的平均涨幅持平，表明今年以来物价总水平基本保持稳定。从7月具体变化看，部分食品和服务价格涨幅较高是7月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食品中，鲜果和蛋价格同比涨幅分别为20.1%和19.5%，合计影响CPI上涨约0.56个百分点。服务中，旅行社收费、家庭服务、飞机票和学前教育等价格同比涨幅均超过5%。　　从环比看，7月CPI比6月略涨0.1%，表明月度之间价格也相对稳定。而且与以往食品价格变化对CPI的影响较大不同，今年7月食品价格影响并不大，主要影响来自于服务价格的上涨。　　从具体分类看，暑期进入旅游旺季，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2.5%和5.7%，合计影响CPI上涨约0.1个百分点；电影票、健身活动、宾馆住宿、停车费和家庭服务等价格环比均上涨0.5%以上。这些都是带动CPI环比上涨的主要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服务价格的环比上涨主要是部分消费由淡季进入旺季的正常反应，而其同比上涨则一方面说明服务业需求旺盛，市场形势良好，另一方面更说明在各种“微刺激”政策的作用下，服务业的竞争能力在逐步增强。如7月份衣着加工服务费同比上涨4.9%，家庭服务及加工维修服务价格同比上涨7.4%，旅游价格同比上涨7.5%。　　综合来看，近年来服务价格的持续稳定上涨已成趋势，对整体物价的影响日益扩大。今年以来，服务价格涨幅持续高于消费品价格涨幅，且保持在3%左右的水平，其中7月份服务价格上涨2.5%，而消费品价格上涨2.2%。即使在本轮CPI最低点的4月份，服务价格涨幅也达到了2.7%，而当月消费品价格只上涨1.4%。　　PPI降幅继续收窄表明工业形势持续好转　　7月份PPI则延续了4月份以来降幅持续收窄的向好趋势。7月份，PPI环比下降0.1%，降幅比6月份缩小0.1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9%，降幅比6月份缩小0.2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收窄。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环比更是由降转平，结束了今年以来环比6连降的走势；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1.1%，同比降幅比6月份缩小0.4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收窄。　　至此，尽管PPI已经持续29个月负增长，但PPI同比降幅连续4个月收窄显示市场需求疲弱、消费不振的局面正在逐步改观，7月份PPI环比、同比降幅双收窄以及购进价格环比由降转平等变化，更表明当前中国工业品市场供需形势进一步趋于好转。　　数据显示，在7月份PPI数据中，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下降1.2%。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上涨0.3%。从更能反映价格近期变动的环比数据来看，7月份，生产资料价格环比下降0.1%。生活资料价格环比持平。　　从发布的分行业出厂价格环比数据看，在30个主要工业行业中，17个行业产品价格稳中有升，13个行业下降。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化学纤维制造、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出厂价格环比上涨，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价格环比上涨1.3%，连续5个月回升，有色金属冶炼价格环比上涨0.9%，连续3个月上涨。　　物价仍将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下一阶段，我国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将继续保持稳定；同时，夏粮已经实现“十一连增”，秋粮生产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工业生产将继续保持供大于求的局面。因此物价总体不存在大幅波动的基础，后期仍将继续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物价在合理区间的温和上涨，为支付宝扣
观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如果全年GDP增长7.5%左右，3%左右的物价涨幅是合理的。这种与GDP增速匹配的物价涨幅有利于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措施的稳步推行，如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步伐可以适度加快，营改增的范围也可以适当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棚户区改造等力度也可以继续加大。对广大企业来说，需求环境的逐步改善有利于适当加大技术创新和扩大再生产的力度，有利于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　　不过对于整体物价走势，还需要关注两个现象。一是服务价格持续上涨的新常态。企业生产将不得不考虑服务价格上涨带来的持续影响，公众消费也要适应这种服务价格不断提高的新变化。　　二是猪肉价格的触底反弹值得警惕。到7月份，猪肉价格已经基本触底，本轮“猪周期”即将进入价格上升通道。7月下旬开始，市场上猪肉价格已经出现了一天涨一毛的强劲反弹趋势，而当前每公斤14元左右的价格既低于去年同期水平，更远低于每公斤20元左右的历史最高价格，上涨空间依然很大。由于猪肉在CPI中的权重较大，其价格的强势反弹将给整体物价带来巨大的上涨压力。(经济日报记者 薛志伟)
CPIPPI微刺激
相关专题2014年7月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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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抓紧出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政策
日03:02证券时报网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18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研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强调，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智能型技术替代劳动密集型技术趋势明显。我国依靠要素成本优势所驱动、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紧紧抓住机遇，及时确立发展战略，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　　习近平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阐述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提出四点意见。一是紧扣发展，牢牢把握正确方向。要跟踪全球科技发展方向，努力赶超，力争缩小关键领域差距，形成比较优势。对看准的方向，要超前规划布局，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赶超甚至引领步伐。二是强化激励，大力集聚创新人才。要用好科学家、科技人员、企业家，激发他们的创新激情。要学会招商引资、招人聚才并举，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广泛吸引各类创新人才特别是最缺的人才。三是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体制机制。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精心设计和大力推进改革，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形成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围绕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来谋划和推进。要按照遵循规律、强化激励、合理分工、分类改革要求，继续深化科研院所改革。要以转变职能为目标，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四是扩大开放，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全面提高我国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水平。　　习近平强调，要抓紧出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和部署，抓紧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再选择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集中力量、协同攻关。要加快研究提出创新驱动发展顶层设计方案，研究提出中央财政科技资金管理改革方案。要抓紧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更加积极的创新人才引进政策。要研究在一些省区市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形成几个具有创新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区域性创新平台。
习近平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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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额下滑 住宅降幅超一成
日13:45中国余额宝公司客服热线
闻网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新网8月13日电 据今日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情况》显示，1-7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双双同比下降。商品房销售面积5648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7.6%。商品房销售额36315亿元，下降8.2%。另外，1-7月份住宅销售面积下降9.4%，销售额下降10.5%。　　报告显示，1-7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5648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7.6%，降幅比1-6月份扩大1.6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9.4%，办公楼销售面积下降4.9%，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增长7.4%。商品房销售额36315亿元，下降8.2%，降幅比1-6月份扩大1.5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10.5%，办公楼销售额下降14.0%，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增长8.6%。　　1-7月份，东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2643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4.8%，降幅比1-6月份扩大1.5个百分点；销售额21022亿元，下降15.2%，降幅扩大1.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15196万平方米，增长0.2%，增速回落1.6个百分点；销售额7615亿元，增长3.9%，增速回落1.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14847万平方米，下降0.5%，1-6月份为增长1.4%；销售额7678亿元，增长3.4%，增速回落2.1个百分点。　　7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55230万平方米，比6月末增加802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待售面积增加541万平方米，办公楼待售面积增加16万平方米，商业营业用房待售面积增加194万平方米。(中新网房产频道)
住宅销售商品房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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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对部分分支行增加再贴现额度120亿元
日18:50中国证券网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中国证券网讯(记者 赵艳云)8日从央行[微博]网站获悉，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加大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力度”的要求，提高金融服务“三农”、小微企业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能力，今日人民银行[微博]对部分分支行增加再贴现额度120亿元，要求全部用于支持金融机构扩大“三农”、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同时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完善再贴现管理，引导金融机构扩大对“三农”、小微企业信贷投放，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一是优化再贴现支持对象。优先支持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地方中小法人金融机构。二是促进扩大“三农”、小微企业融资。对涉农票据和小微企业签发、收受的票据以及中小金融机构承兑、持有的票据优先办理再贴现，对票面金额500万元以下的票据优先办理再贴现。三是提高再贴现额度使用效率。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按照涉农和小微企业票据的分布情况，优化再贴现额度的地区结构。四是引导金融机构降低贴现利率。金融机构办理再贴现票据的贴现利率应低于该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贴现加权平均利率，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五是加强对再贴现投向的监测考核。要求新增再贴现额度应全部用于支持金融机构扩大“三农”、小微企业融资，对再贴现票据的类型、行业、企业情况进行监测分析，定期检查、评估再贴现业务的使用情况、业务效果和风险防控，确保再贴现发挥支持实体经济薄弱领域的作用。
央行再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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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高于其他企业
日11:05证券时报网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证券时报网()09月29日讯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1至8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情况。据海关统计，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0.6%。其中，出口9.1万亿元，增长2.1%；进口7.9万亿元，下降1.1%；贸易顺差1.2万亿元，扩大28.7%。　　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前8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7.78万亿元，增长1.1%，占我外贸总值的45.8%。其中，出口4.18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占出口总值的45.9%；进口3.6万亿元，增长2.3%，占进口总值的45.7%。同期，民营企业进出口5.83万亿元，增长3.4%，增速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占我外贸总值的34.3%。其中，出口3.88万亿元，增长5.1%，占出口总值的42.7%；进口1.95万亿元，增长0.1%，占进口总值的24.7%。　　此外，国有企业进出口3.08万亿元，增长0.2%，占我外贸总值的18.1%。其中，出口1.03万亿元，增长0.2%，占出口总值的11.3%；进口2.05万亿元，增长0.2%，占进口总值的26%。　　(证券时报网快讯中心)
进出口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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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铁总改革为大型国企改革创造经验
日09:49中国证券网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中国证券网讯，中国政府网9月2日消息，一直以来，李克强总理十分关注中国铁路的建设发展。在历次外出访问中，他都不遗余力推动中国高铁“走出去”，被外媒誉为中国高铁的“总推销员”；在基层调研中，他数次前往铁路施工现场考察、慰问。　　目前，中国铁路总公司正在政企分开的“深水区”为改革探路。在8月22日的考察中，李克强总理要求铁路总公司适应“新体制、新身份”，在提高公共服务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进程中，要牢牢抓住政企分开这一关键环节，持续不断推进改革。　　李克强称赞，一年多的实践证明，铁路总公司的改革是成功的。“改革优化了铁路管理体制，确立了铁路运输体制的市场主体，进一步解放了铁路生产力，释放了改革红利。”　　李克强尤其看重铁路改革对国企改革的带动和示范意义。在铁路总公司考察时，他希望铁路总公司要继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经济效益，更优化地配置资源，凝聚改革的最大合力。　　“我们还有不少国企带有行政职能，存在政企不分的现象。”李克强说，“你们的改革不仅会为自身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会为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改革创造经验。”
李克强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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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土地流转调查：承包者耗尽300万本钱后离开
日02:33上海证券报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块公认的改革坚冰，正在各方的不断努力中逐渐消融。　　　　8月10日，国土部明确将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实施进程，强调要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奠定产权基础。这只是土地改革一揽子政策的最新动向，就在此前，国土资源部明确将“征地制度改革、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改革”三个领域，作为土地改革的新秩序。　　　　改革蓝图已在勾勒，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如何？近两个月，上证报记者赴重庆、贵州、安徽等省市采访，调研各地开展土地流转的实际状况，寻找新一轮土地改革的答案。　　　　①贵州遵义市郊贡米村农田大棚林立　　　　② ③土地流转后大量优质稻田被转种西瓜　　　　④收获背后，重庆九龙坡区千秋村土地流转试点项目前途未卜　　　　⑤贵州遵义市郊贡米村农田　　记者 毛明江　　今年以来，土地改革推进中的争论和各地落实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让曾经喧嚣一时的土改热潮归于沉寂。　　然而，变化却在悄然发生。上证报记者采访中发现，全国各地推进步伐或快或慢的土地流转实践，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乡村的旧有面貌，农民的生活状态正在发生巨大改变。　　不过，各地土地流转都存在不同的问题，土地流转模式也没有可以通吃全国的“万灵药”。土地改革涉及利益的重新划分，因此土地改革不能搞单兵突进，不能简单地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让农民过多承担风险，而应该有系统改革、配套改革并行的思路，让农民平稳成为市民。　　记者注意到，近期的一系列政策正在明晰土地改革的新方向，国务院刚刚公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打破农业和非农业身份的差别，促进农业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并获得实实在在且持久的利益共享。　　新一轮土地改革正在厘清困惑，迈出新的步伐。　　被改变的乡村　　由于大量村民外出打工，贡米村不得不将撂荒的土地介绍外地老板来承包。村里单一的水稻和油菜种植被土豆、大蒜等经济作物所替代，化肥、农药、除草剂占领了田间地头，而这只是正在改变的乡村的一个缩影　　“以前的家乡可不是现在的样子。” 在回乡与记者偶遇的路上，贵州省遵义市郊海龙镇贡米村村民熊堂伟向记者感叹。　　熊堂伟所在的海龙镇当地人称“海龙坝”。“坝”在贵州话里的意思是“山间的平地”，人们依山而居，山坳间的平地就是人们赖以生息繁衍种植粮食的土地。　　“我小时候，春天坝子里油菜花盛开，漫山遍野，像一块金黄色的毡子铺满大地，好看得很。夏天则是绿油油的稻田，乡亲们戴着草帽弯腰在农田里忙碌。”熊堂伟的家乡在黔北小有名气，出产的稻米特别香而滋润，在古代要上交皇粮，因而叫贡米村。　　熊堂伟描述的贡米村景象今天已经不复存在。记者7月初到访满眼所及，贡米村已看不到整块种植水稻的连片土地，坝子上被种植的西瓜、蔬菜、经济林等被分割得七零八落。　　“坝子里近十多年种植结构变化很大。以前很单一，春夏种水稻，秋冬种油菜。用水稻田来种树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农民哪舍得用这么好的田地来种树。”贡米村副村长任正文告诉记者，农民外出打工与土地流转改变了贡米村的面貌。　　在贡米村，90%的农民家庭都有劳动力在外打工，甚至全家外出打工。外出打工后土地要么撂荒，要么便宜租给其他村民。2000年以来，村委会为了解决土地撂荒问题，开始尝试土地流转，介绍引入外地“老板”来承包撂荒的土地。由于贡米村离遵义城区只有十多分钟的车程，来流转土地的外地人还不少。　　于是，村里单一的水稻和油菜种植被土豆、大蒜、香葱、西瓜、专门喂养奶牛的燕麦等经济作物所替代。由于前几年土地流转每亩地一年才两三百元，有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嫌便宜，索性在自家田地里种上了桂花树等经济林，种上就不用管它，树长到一定粗可以一两百元一棵卖掉。　　“农民将靠山的田地种树没什么问题，反而有助于生态环境养护。但是坝子上的良田，应该算基本农田，用来种树就太可惜了。还有的外地老板承包好的土地来搞观赏林木育苗，很伤土地肥力，复耕肯定会减产。”任正文有些心疼被用来种树的良田。　　他还告诉记者，留在村里继续务农的村民“干活”也不像以前了。以前家家都养猪养牛，积农家肥，用牛犁地，人工锄草，现在则是普遍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耕地用农用机械，猪牛养得也少了。“老实说，同样的土地，种的大米没以前香了，大棚菜吃起来没菜味，吃斤猪肉还得到集镇上去称。”　　今年四十多岁的熊堂伟外出打工已经有十多年，自留地给他哥种着，他自己以前修的砖房大门紧锁，已年久失修。他在城里打工，看护寺庙、送水工、物流打包等都做过，现在遵义城里已经买了两套房，儿子在省城贵阳读大学。他感叹道：“农村的土地，我和儿子肯定是不会再种了。但房子和田地还得保留着，万一城里混不下去，我就把城里房子租出去，人回乡下养老。”　　贡米村只是中国广大正在改变的乡村的一个缩影。　　在全国土地流转大县福建沙县，上证报记者在南霞、南阳这样离县城超过10公里以上的乡镇看到，只有离村落近、土地平整的良好的田地有人在耕种，多数偏僻乡镇的山垄地都荒着，杂草丛生；山里以前被村民精心种植的桔子林、柿子林，长期无人管理，果实成熟了也没有人摘。　　探索步履蹒跚　　五年前，一个山东老板以每亩每年800元的租金，在贡米村流转了200亩土地种植大葱，准备大干一场。而仅仅三年，他就耗完自己300万元本钱，在一个漆黑的晚上背包离开　　赵宜盛是重庆庆业爱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股东之一。2007年10月底，他以每亩每年1000斤稻谷的价格，租下了重庆九龙坡区千秋村的4500亩土地，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他所称的“土地整理+产业重组+制度创新”的综合改革试验。作为重庆城乡统筹改革示范区里的农地改革试点项目，他的公司在千秋村已投入近一个亿。　　现在，他有些焦头烂额，千秋村项目正陷入一场投资方与村民及地方政府的纠纷之中，极有可能对簿公堂。赵宜胜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毕业，在开始他的“田园梦”之前，他是重庆一家房地产顾问公司的总裁。　　他当初的目标是建设“示范农业、总部农业和休闲农业”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园，探索“农村社区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集体化”的农村发展改革探索之路。　　然而，这个当初被投资方、政府和村民均给予厚望的项目，7年之后陷入进退两难之中：为流转的村民修建的楼房因为多种原因没有村民入住；四千多亩土地只有十分之一的土地种上了收益更高的良品葡萄，大多数土地还是荒着；此前支持项目的政府官员的更迭，加上预期的政策突破与金融贷款扶持都未如愿，投资方已经陷入资金困境，无法全额支付每年的土地流转租金。赵宜胜本人则已砸进去了自己重庆市区的三套房子，以前的座驾是奔驰，现在已换成一辆国产二手面包车。　　赵宜胜的千秋村项目曾希望获得两大政策突破点：第一是以流转出来的土地为抵押进行贷款；第二是在承包地和农村建设用地上盖商业建筑，他的规划是“稻田里的酒店”，这个项目还获得一家英国投资公司的意向。到现在，第一项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政策文件明确支持，但各地还处于试点阶段，赵宜胜至今没有盼来贷款；第二项是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明令禁止的，是一条不能突破的红线。　　“我的亲身体会是，新农村建设和城市资源下乡面临的基本矛盾，是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求与城乡二元化的制度现实之间的矛盾。”赵宜胜告诉记者，在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建立的政策法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严格体系，在改革缺乏顶层设计的情况下，处于基层的探索试验无法打破“上位法”的至高无上的权威，造成了“依靠现有政策去改革现有政策”的悖论，使得试点项目举步维艰。　　几乎同样的案例也发生在贡米村。五年前，被贡米村村民称为 “周百万”的一个山东老板以每亩每年800元的租金，在贡米村流转了200亩土地种植大葱，准备大干一场。由于土壤适配性，生葱价格起伏大，高温天运输易腐烂等原因，加上政府曾经承诺的农产品种植财政补贴迟迟没有到位，他在三年耗完自己300万元本钱后，在一个漆黑的晚上离开贡米村背包回了山东。村里只好将他本来签订了10年流转协议的土地重新找“婆家”，有的土地还重新分还给了村民。　　除了个人和企业下乡流转土地进行农业经营遭遇重重挑战外，另一项在国内引起极大关注的土地流转方式――土地流转信托，尽管成功与否现在还难下断言，但多数项目在实施也遇到的不少困难。　　去年10月，中信信托成立名为“中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计划1301期”的国内首单土地流转信托，随后，多家信托公司在江苏、湖北湖南等地类似的土地流转信托计划。　　土地流转信托的一头是农民土地承包权由政府集中后委托给中信信托，另一头是信托公司发行资金信托项目从市场融资来支付土地重新整理及开发过程中的费用。　　“这种信托形式远比房地产信托单纯的资金信托要复杂，也暗示着更高的成本与风险。”一位信托专家表示，土地流转信托实施起来有三个难题：土地财产权的集中问题；农业的低收益如何解决参与各方的回报要求；农业是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业，各类风险如何化解。　　上证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多处土地流转信托项目，均传出遭遇耕地性质限制和资金瓶颈以及土地确权难题，进展并不顺利。有的项目连信托公司的资金都还未到位。　　冒进改革之忧　　没有制度规范的城市资源下乡参与土地流转容易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城市资源下乡可能给农村空间发展和资源保护带来灾难性破坏；二是在农民持续增收机制未能与城市资源下乡同步建立的情况下，城市资源下乡可能会侵害农民利益　　今年4月，两位经济学家华生[微博]与周其仁，就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和小产权合法化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双方多篇文章往来，争论颇为激烈。　　在“土地配置靠规划还是市场”这一比较核心的争论上，周其仁主张坚持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城乡的土地与空间资源。他认为，要市场起作用，就要清楚地界定各方分立的权利，包括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征购土地物业的权利，以及恰当抽取税收的权利。但无论是征购还是抽税，发挥市场价格机制都应是基础和前提。　　华生则主张政府要有强制力的城乡规划。“当然规划本身要以市场为前提和基础，但规划再民主再科学，也是根据民主或集中的政治决策程序而不是按产权人的市场交易规则运行的。”　　尽管对中国现行土地制度改革各持己见，但双方至少在一个问题上的认识是统一的：现行土地管理制度造成的“城乡土地价差问题”必须要解决。按照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包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内的所有农村土地，都须由政府征地后方能转为城镇建设用地入市交易。由于征地补偿按照土地生产价值确定，而交易价格由市场价值确定，从而形成了“土地价差”，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法分享其间的土地增值收益。　　作为重庆九龙坡区千秋项目的带头人，赵宜胜同时还担任重庆渝蓉城乡发展研究院的理事长。他认为，没有制度规范的城市资源下乡参与土地流转容易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在现行的政策法规体系缺乏对农村区域的有效覆盖的条件下，城市资源下乡可能给农村空间发展和资源保护(尤其是耕地保护)带来灾难性破坏；二是在农民持续增收机制未能与城市资源下乡同步建立的情况下，城市资源下乡可能会侵害农民利益、激化社会矛盾。　　贡米村副村长任正文也告诉上证报记者，外来资本进入农村流转土地，有很多“老板”醉翁之意不在酒：有的土地流转过来就让它荒着，坐等土地升值；有的提前知道了政府城市规划，先圈地等待政府高价征地；还有的打擦边球，乱搭乱建，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假，变相搞房地产开发是真。　　“真正搞农业经营的，如果没有政府扶持政策，财政补贴和贷款支持，搞成功赚钱很难。”在他看来，农村土地集中流转，如果被钻了空子，农民非但当不上股民、市民，领不到工资，反而变成失地农民。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则提醒，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日益增大，要警惕我国耕地用于种粮的面积“非粮化”的趋势。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都存在着一种‘新功能剪刀差’现象，也就是种植粮食与经济作物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民种粮与出外打工的收益差距也越来越大，粮价上涨的速度赶不上农资价格上涨的速度。”郑风田表示，种粮经济效益越来越低，就为在流转土地上的各种违法行为提供了强大动机。国家层面和各地政府必须划定基本农田范围，并严禁基本农田土地流转后进行“非粮”种植和开发。　　打破身份枷锁　　“将来的农民是种植业职业，而不是身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描绘中国经济改革前景时曾特别强调。近期，国务院公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提出，打破农业和非农业身份的差别，促进农业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　　记者在实地采访与调研中感受到，一方面，正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希文所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牵涉面广，在体制方面触及的层次深，改革会对整个农村的经济社会制度产生非常深刻和长远的影响”；但另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提高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要求，农村土地流转趋势事实上已经不可阻遏，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在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看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所形成的“公地悲剧”，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这种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的模式又反过来形成一种“反公地悲剧”，妨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土地制度改革应该朝着有利于发展、共建共享、共同富裕方向进行。　　赵宜胜也指出，土地制度改革之所以如此纠结，土地在农民身上承担了最后的社会保障的功能。农民普遍想法是如果在城里干不动了，宅基地和土地，是回到乡下后一份最终的保障和依靠。“如果进城打工的农民获得了城市居民现有社会保障，土地改革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描绘中国经济改革前景时，特别强调中国要实现城乡居民身份无差距，要努力城乡缩小社会保障差距，逐渐走向一体化。“将来的农民是种植业职业，而不是身份。” 厉以宁认为。　　“土地改革涉及利益的重新划分，是改革向深度推进必然会遇到的‘硬骨头’，土地改革不能搞单兵突进，不能简单地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让农民过多承担风险，而应该有系统改革、配套改革并行的思路，让农民平稳成为市民。目前推进的缓慢，是改革配套没跟上，不健全，不完整。”中国社科院一位长期研究土地问题的学者表示。　　记者注意到，近期的一系列政策正在明晰土地改革的新方向，国务院刚刚公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提出，打破农业和非农业身份的差别，促进农业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并获得实实在在且持久的利益共享。　　与此同时，国土资源部近日明确将“征地制度改革”、“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改革”三个领域，作为土地改革的“新秩序”。紧接着，8月10日，国土部明确将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实施进程，强调要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奠定产权基础。　　此举让农民在未来有望成为土改的利益分享者，在土地改革的利益博弈中获得更加公平地位，使得土地改革能够平稳推进。
土改土地流转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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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土地流转调查：承包者耗尽300万本钱后离开
日02:33上海证券报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块公认的改革坚冰，正在各方的不断努力中逐渐消融。　　　　8月10日，国土部明确将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实施进程，强调要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奠定产权基础。这只是土地改革一揽子政策的最新动向，就在此前，国土资源部明确将“征地制度改革、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改革”三个领域，作为土地改革的新秩序。　　　　改革蓝图已在勾勒，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如何？近两个月，上证报记者赴重庆、贵州、安徽等省市采访，调研各地开展土地流转的实际状况，寻找新一轮土地改革的答案。　　　　①贵州遵义市郊贡米村农田大棚林立　　　　② ③土地流转后大量优质稻田被转种西瓜　　　　④收获背后，重庆九龙坡区千秋村土地流转试点项目前途未卜　　　　⑤贵州遵义市郊贡米村农田　　记者 毛明江　　今年以来，土地改革推进中的争论和各地落实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让曾经喧嚣一时的土改热潮归于沉寂。　　然而，变化却在悄然发生。上证报记者采访中发现，全国各地推进步伐或快或慢的土地流转实践，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乡村的旧有面貌，农民的生活状态正在发生巨大改变。　　不过，各地土地流转都存在不同的问题，土地流转模式也没有可以通吃全国的“万灵药”。土地改革涉及利益的重新划分，因此土地改革不能搞单兵突进，不能简单地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让农民过多承担风险，而应该有系统改革、配套改革并行的思路，让农民平稳成为市民。　　记者注意到，近期的一系列政策正在明晰土地改革的新方向，国务院刚刚公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打破农业和非农业身份的差别，促进农业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并获得实实在在且持久的利益共享。　　新一轮土地改革正在厘清困惑，迈出新的步伐。　　被改变的乡村　　由于大量村民外出打工，贡米村不得不将撂荒的土地介绍外地老板来承包。村里单一的水稻和油菜种植被土豆、大蒜等经济作物所替代，化肥、农药、除草剂占领了田间地头，而这只是正在改变的乡村的一个缩影　　“以前的家乡可不是现在的样子。” 在回乡与记者偶遇的路上，贵州省遵义市郊海龙镇贡米村村民熊堂伟向记者感叹。　　熊堂伟所在的海龙镇当地人称“海龙坝”。“坝”在贵州话里的意思是“山间的平地”，人们依山而居，山坳间的平地就是人们赖以生息繁衍种植粮食的土地。　　“我小时候，春天坝子里油菜花盛开，漫山遍野，像一块金黄色的毡子铺满大地，好看得很。夏天则是绿油油的稻田，乡亲们戴着草帽弯腰在农田里忙碌。”熊堂伟的家乡在黔北小有名气，出产的稻米特别香而滋润，在古代要上交皇粮，因而叫贡米村。　　熊堂伟描述的贡米村景象今天已经不复存在。记者7月初到访满眼所及，贡米村已看不到整块种植水稻的连片土地，坝子上被种植的西瓜、蔬菜、经济林等被分割得七零八落。　　“坝子里近十多年种植结构变化很大。以前很单一，春夏种水稻，秋冬种油菜。用水稻田来种树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农民哪舍得用这么好的田地来种树。”贡米村副村长任正文告诉记者，农民外出打工与土地流转改变了贡米村的面貌。　　在贡米村，90%的农民家庭都有劳动力在外打工，甚至全家外出打工。外出打工后土地要么撂荒，要么便宜租给其他村民。2000年以来，村委会为了解决土地撂荒问题，开始尝试土地流转，介绍引入外地“老板”来承包撂荒的土地。由于贡米村离遵义城区只有十多分钟的车程，来流转土地的外地人还不少。　　于是，村里单一的水稻和油菜种植被土豆、大蒜、香葱、西瓜、专门喂养奶牛的燕麦等经济作物所替代。由于前几年土地流转每亩地一年才两三百元，有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嫌便宜，索性在自家田地里种上了桂花树等经济林，种上就不用管它，树长到一定粗可以一两百元一棵卖掉。　　“农民将靠山的田地种树没什么问题，反而有助于生态环境养护。但是坝子上的良田，应该算基本农田，用来种树就太可惜了。还有的外地老板承包好的土地来搞观赏林木育苗，很伤土地肥力，复耕肯定会减产。”任正文有些心疼被用来种树的良田。　　他还告诉记者，留在村里继续务农的村民“干活”也不像以前了。以前家家都养猪养牛，积农家肥，用牛犁地，人工锄草，现在则是普遍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耕地用农用机械，猪牛养得也少了。“老实说，同样的土地，种的大米没以前香了，大棚菜吃起来没菜味，吃斤猪肉还得到集镇上去称。”　　今年四十多岁的熊堂伟外出打工已经有十多年，自留地给他哥种着，他自己以前修的砖房大门紧锁，已年久失修。他在城里打工，看护寺庙、送水工、物流打包等都做过，现在遵义城里已经买了两套房，儿子在省城贵阳读大学。他感叹道：“农村的土地，我和儿子肯定是不会再种了。但房子和田地还得保留着，万一城里混不下去，我就把城里房子租出去，人回乡下养老。”　　贡米村只是中国广大正在改变的乡村的一个缩影。　　在全国土地流转大县福建沙县，上证报记者在南霞、南阳这样离县城超过10公里以上的乡镇看到，只有离村落近、土地平整的良好的田地有人在耕种，多数偏僻乡镇的山垄地都荒着，杂草丛生；山里以前被村民精心种植的桔子林、柿子林，长期无人管理，果实成熟了也没有人摘。　　探索步履蹒跚　　五年前，一个山东老板以每亩每年800元的租金，在贡米村流转了200亩土地种植大葱，准备大干一场。而仅仅三年，他就耗完自己300万元本钱，在一个漆黑的晚上背包离开　　赵宜盛是重庆庆业爱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股东之一。2007年10月底，他以每亩每年1000斤稻谷的价格，租下了重庆九龙坡区千秋村的4500亩土地，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他所称的“土地整理+产业重组+制度创新”的综合改革试验。作为重庆城乡统筹改革示范区里的农地改革试点项目，他的公司在千秋村已投入近一个亿。　　现在，他有些焦头烂额，千秋村项目正陷入一场投资方与村民及地方政府的纠纷之中，极有可能对簿公堂。赵宜胜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毕业，在开始他的“田园梦”之前，他是重庆一家房地产顾问公司的总裁。　　他当初的目标是建设“示范农业、总部农业和休闲农业”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园，探索“农村社区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集体化”的农村发展改革探索之路。　　然而，这个当初被投资方、政府和村民均给予厚望的项目，7年之后陷入进退两难之中：为流转的村民修建的楼房因为多种原因没有村民入住；四千多亩土地只有十分之一的土地种上了收益更高的良品葡萄，大多数土地还是荒着；此前支持项目的政府官员的更迭，加上预期的政策突破与金融贷款扶持都未如愿，投资方已经陷入资金困境，无法全额支付每年的土地流转租金。赵宜胜本人则已砸进去了自己重庆市区的三套房子，以前的座驾是奔驰，现在已换成一辆国产二手面包车。　　赵宜胜的千秋村项目曾希望获得两大政策突破点：第一是以流转出来的土地为抵押进行贷款；第二是在承包地和农村建设用地上盖商业建筑，他的规划是“稻田里的酒店”，这个项目还获得一家英国投资公司的意向。到现在，第一项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政策文件明确支持，但各地还处于试点阶段，赵宜胜至今没有盼来贷款；第二项是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明令禁止的，是一条不能突破的红线。　　“我的亲身体会是，新农村建设和城市资源下乡面临的基本矛盾，是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求与城乡二元化的制度现实之间的矛盾。”赵宜胜告诉记者，在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建立的政策法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严格体系，在改革缺乏顶层设计的情况下，处于基层的探索试验无法打破“上位法”的至高无上的权威，造成了“依靠现有政策去改革现有政策”的悖论，使得试点项目举步维艰。　　几乎同样的案例也发生在贡米村。五年前，被贡米村村民称为 “周百万”的一个山东老板以每亩每年800元的租金，在贡米村流转了200亩土地种植大葱，准备大干一场。由于土壤适配性，生葱价格起伏大，高温天运输易腐烂等原因，加上政府曾经承诺的农产品种植财政补贴迟迟没有到位，他在三年耗完自己300万元本钱后，在一个漆黑的晚上离开贡米村背包回了山东。村里只好将他本来签订了10年流转协议的土地重新找“婆家”，有的土地还重新分还给了村民。　　除了个人和企业下乡流转土地进行农业经营遭遇重重挑战外，另一项在国内引起极大关注的土地流转方式――土地流转信托，尽管成功与否现在还难下断言，但多数项目在实施也遇到的不少困难。　　去年10月，中信信托成立名为“中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计划1301期”的国内首单土地流转信托，随后，多家信托公司在江苏、湖北湖南等地类似的土地流转信托计划。　　土地流转信托的一头是农民土地承包权由政府集中后委托给中信信托，另一头是信托公司发行资金信托项目从市场融资来支付土地重新整理及开发过程中的费用。　　“这种信托形式远比房地产信托单纯的资金信托要复杂，也暗示着更高的成本与风险。”一位信托专家表示，土地流转信托实施起来有三个难题：土地财产权的集中问题；农业的低收益如何解决参与各方的回报要求；农业是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业，各类风险如何化解。　　上证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多处土地流转信托项目，均传出遭遇耕地性质限制和资金瓶颈以及土地确权难题，进展并不顺利。有的项目连信托公司的资金都还未到位。　　冒进改革之忧　　没有制度规范的城市资源下乡参与土地流转容易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城市资源下乡可能给农村空间发展和资源保护带来灾难性破坏；二是在农民持续增收机制未能与城市资源下乡同步建立的情况下，城市资源下乡可能会侵害农民利益　　今年4月，两位经济学家华生[微博]与周其仁，就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和小产权合法化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双方多篇文章往来，争论颇为激烈。　　在“土地配置靠规划还是市场”这一比较核心的争论上，周其仁主张坚持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城乡的土地与空间资源。他认为，要市场起作用，就要清楚地界定各方分立的权利，包括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征购土地物业的权利，以及恰当抽取税收的权利。但无论是征购还是抽税，发挥市场价格机制都应是基础和前提。　　华生则主张政府要有强制力的城乡规划。“当然规划本身要以市场为前提和基础，但规划再民主再科学，也是根据民主或集中的政治决策程序而不是按产权人的市场交易规则运行的。”　　尽管对中国现行土地制度改革各持己见，但双方至少在一个问题上的认识是统一的：现行土地管理制度造成的“城乡土地价差问题”必须要解决。按照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包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内的所有农村土地，都须由政府征地后方能转为城镇建设用地入市交易。由于征地补偿按照土地生产价值确定，而交易价格由市场价值确定，从而形成了“土地价差”，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法分享其间的土地增值收益。　　作为重庆九龙坡区千秋项目的带头人，赵宜胜同时还担任重庆渝蓉城乡发展研究院的理事长。他认为，没有制度规范的城市资源下乡参与土地流转容易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在现行的政策法规体系缺乏对农村区域的有效覆盖的条件下，城市资源下乡可能给农村空间发展和资源保护(尤其是耕地保护)带来灾难性破坏；二是在农民持续增收机制未能与城市资源下乡同步建立的情况下，城市资源下乡可能会侵害农民利益、激化社会矛盾。　　贡米村副村长任正文也告诉上证报记者，外来资本进入农村流转土地，有很多“老板”醉翁之意不在酒：有的土地流转过来就让它荒着，坐等土地升值；有的提前知道了政府城市规划，先圈地等待政府高价征地；还有的打擦边球，乱搭乱建，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假，变相搞房地产开发是真。　　“真正搞农业经营的，如果没有政府扶持政策，财政补贴和贷款支持，搞成功赚钱很难。”在他看来，农村土地集中流转，如果被钻了空子，农民非但当不上股民、市民，领不到工资，反而变成失地农民。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则提醒，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日益增大，要警惕我国耕地用于种粮的面积“非粮化”的趋势。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都存在着一种‘新功能剪刀差’现象，也就是种植粮食与经济作物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民种粮与出外打工的收益差距也越来越大，粮价上涨的速度赶不上农资价格上涨的速度。”郑风田表示，种粮经济效益越来越低，就为在流转土地上的各种违法行为提供了强大动机。国家层面和各地政府必须划定基本农田范围，并严禁基本农田土地流转后进行“非粮”种植和开发。　　打破身份枷锁　　“将来的农民是种植业职业，而不是身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描绘中国经济改革前景时曾特别强调。近期，国务院公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提出，打破农业和非农业身份的差别，促进农业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　　记者在实地采访与调研中感受到，一方面，正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希文所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牵涉面广，在体制方面触及的层次深，改革会对整个农村的经济社会制度产生非常深刻和长远的影响”；但另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提高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要求，农村土地流转趋势事实上已经不可阻遏，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在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看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所形成的“公地悲剧”，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这种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的模式又反过来形成一种“反公地悲剧”，妨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土地制度改革应该朝着有利于发展、共建共享、共同富裕方向进行。　　赵宜胜也指出，土地制度改革之所以如此纠结，土地在农民身上承担了最后的社会保障的功能。农民普遍想法是如果在城里干不动了，宅基地和土地，是回到乡下后一份最终的保障和依靠。“如果进城打工的农民获得了城市居民现有社会保障，土地改革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描绘中国经济改革前景时，特别强调中国要实现城乡居民身份无差距，要努力城乡缩小社会保障差距，逐渐走向一体化。“将来的农民是种植业职业，而不是身份。” 厉以宁认为。　　“土地改革涉及利益的重新划分，是改革向深度推进必然会遇到的‘硬骨头’，土地改革不能搞单兵突进，不能简单地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让农民过多承担风险，而应该有系统改革、配套改革并行的思路，让农民平稳成为市民。目前推进的缓慢，是改革配套没跟上，不健全，不完整。”中国社科院一位长期研究土地问题的学者表示。　　记者注意到，近期的一系列政策正在明晰土地改革的新方向，国务院刚刚公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提出，打破农业和非农业身份的差别，促进农业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并获得实实在在且持久的利益共享。　　与此同时，国土资源部近日明确将“征地制度改革”、“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改革”三个领域，作为土地改革的“新秩序”。紧接着，8月10日，国土部明确将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实施进程，强调要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奠定产权基础。　　此举让农民在未来有望成为土改的利益分享者，在土地改革的利益博弈中获得更加公平地位，使得土地改革能够平稳推进。
土改土地流转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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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去北戴河干什么：打老虎和四中全会是重点议题
日17:23新京报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国家领导人去北戴河只为避暑？ 　　避暑进行时，领导去哪儿？　　8月6日，刘云山在北戴河慰问了休假的专家。每年7、8月，北戴河都会迎来这样的高端“游客”，他们或为休假或为工作。这里的会议曾产生很多重要决定。比如，1998年在此部署长江抗洪抢险，2008年在此讨论奥运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今年的北戴河时间已经开启，媒体们纷纷猜测，“打老虎”和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可能是今年北戴河的焦点话题。　　
打老虎北戴河四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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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高管薪酬为何备受非议：企业家才能没得到证明
日16:00《财经》杂志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许多央企高管并不具备企业家魄力和才能，民意也一直要求央企高管降薪，但从公司管理角度看，没有高薪就没法激发企业家精神，没法吸引高素质人才　　透视央企高管限薪令　　□ 本刊记者 施智梁/文　　最高领导人表态之后，央企高管限薪几成定局。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下称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会议指出，将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的多项业务消费设置上限标准，明确禁止性规定，进行严格规范。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直言，与现行政策相比，改革后多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有的下降幅度还会比较大。　　前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明确表态称，央企的薪酬结构不合理、薪酬监管体制不健全，要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这被普遍解读为要对央企高管进行限薪。嗣后，《财经》刊文披露金融央企、国有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不能超过年薪60万元。　　限薪令一出，老百姓叫好，专家批评，央企消沉。老百姓认为这有助于缩小渐渐拉开的收入差距，专家认为行政限薪有悖于市场经济原则且不利于央企的进一步做强，央企则人心惶惶。有高管向记者半开玩笑地表示，如果限薪属实，不妨回高校教书。更多的央企人士开始观望下一步薪酬改革细化方案，希冀能建立更为弹性的薪酬体系。　　高管薪酬是公司治理的重要一环，如何有效调整，将国企高管的企业家精神激发出来，是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要做好这一课题，就需要想明白央企的真正定位，想明白国企改革这一当前最大改革红利需要哪类人操盘才能释放出来。这对于下一步央企薪酬改革的具体设计至关重要。否则，无论外界怎么呼吁和出谋划策，也叫不醒装睡的人。　　央企高管薪酬如何构成　　不搞明白央企高管薪酬构成这个问题，就没法对央企高管薪酬调整进行后续比较。　　在国资委[微博]成立前，央企主要负责人的薪酬体系比较混乱，彼此之间差距很大，李荣融曾举例，“中石化[微博]主要负责人收入一年9万元，三九集团董事长年收入115万元。”　　2003年之后，国资委[微博]对央企负责人的薪酬体系做过规范化建设，在当时确实激发了央企高管尤其是一把手的企业家精神和改革动力。2009年包括国资委在内的多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明确了央企负责人的年收入由基本工资、绩效年薪、中长期激励收益三部分组成。　　中长期激励收益在国资系统内部比较讳言。高管持股等国际通行的中长期激励收益在中国国有经济中尚属禁区，《意见》仅对中长期激励做了可审慎探索的原则规定。多位受访的央企高管告诉《财经》记者，直到现在都不敢贸然开展股权激励探索，“有些央企的上市公司正在试行高管持股，但高管也只是名义上持有期权，不会实质兑现”。　　在既有的央企高管薪酬管理体系中，高管的基本工资这部分保持稳定，不做增量变化，尽可能提高薪酬结构中浮动绩效年薪的比例。对于央企的高管而言，真正的改革动力在绩效年薪上。在国资委的薪酬改革设想里，高管薪酬与绩效挂钩，高管在年度内完成一定绩效才能拿到绩效年薪。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集集团的总裁麦伯良，他被称为“年薪第一的国企打工皇帝”，几乎出现在每一篇抨击国企高管薪酬的文章里。　　麦伯良多万元的年薪是如何构成的？中集年报并未披露。但《财经》记者了解到，中集高管层薪酬的大部分是绩效奖金。中集所有高管均是市场化聘任的职业经理人，高管层的奖金额度是集团年利润的一定比例，其薪酬发放参照的是其董事会制定的《董事会聘任人员年度业绩考核及奖励办法》。　　“2012年麦伯良薪酬900多万元，对应的业绩是2011年中集集团的利润，2011年是中集多年的最高点，营收630亿元，利润36亿元。如果查阅前几年的年报，会发现麦总2008年的年薪是58万元，因为当年麦向股东要求降薪20%并且不领取绩效奖金。”中集相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但大部分央企高管并没有中集那样严格的业绩考核办法，记者从一家能源央企上市公司了解到，企业丰年和歉年对高管薪酬影响不大，差距不过7%。　　国资委研究央企薪酬的专家告诉《财经》记者，绩效年薪是一种基于中短期业绩的激励收益，主要与央企负责人短期的业绩考核相挂钩，与当初设想的中长期激励收益相辅相成。“由于中长期的股权激励并未切实实行，薪酬结构出现‘瘸腿’，客观上导致央企负责人更注重本年度或者任期内的业绩考核以便获得绩效年薪。”　　在他看来，薪酬可以分为“工资+酬劳”，当时国资委在高管层先推行与绩效挂钩的薪酬制度，也埋下了隐患。“普通员工层面大多仍然停留在定额工资层面，导致此后高管与员工的收入差距拉大。”　　《财经》记者了解到，国资委按照央企过去三年的业绩核定工资总额并实施预算管理，高管的薪酬也纳入到工资总额中。高管是半市场化的“工资+绩效薪酬”制度，而职工是固定的工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高管薪酬侵占职工的工资额度。　　新的《改革方案》将增加任期激励收入，引导企业负责人更加重视企业长远发展，但仍不如股权激励更能激发高管的动力。　　职务消费、履职待遇、兼职收入等福利在央企高管的薪酬体系中也有了不小的变化。这曾经是央企高管非常重要的待遇。　　一直以来，越界职务消费和合理职务消费的边界比较模糊，灰色地带极大，腐败高管被查后爆出的巨额职务消费令人瞠目。　　国资委副主任徐福顺表示，本次改革首次将国有企业负责人履行工作职责过程中的工作保障和所发生的费用支出界定为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其中，“履职待遇”明确为公务用车、办公用房、培训三项，“业务支出”则被明确为业务招待、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通信等四项。　　“职务消费”的说法被取消，合理的、必要的履职保障和合理支出归入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两周前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就明确表态，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支付宝官方人工热线电话号码
。　　兼职收入指集团的高管在下属二三级子公司或该央企投资参股的企业里任职，年底从兼职企业拿到的分红。这也是一个变相激励途径。　　《财经》记者了解到，国资委层面正在厘清业务消费框架，对规范履职待遇和兼职收入加强监管，但近期不会发布具体制度办法。　　高管薪酬到底高不高　　大致了解央企高管薪酬的构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探讨他们的薪酬到底高不高了。首先，这得看和谁比，是横向和国外高管比，还是纵向和本企业普通员工比。　　2010年和2011年，国资委下属央企负责人平均年薪65万至70万元人民币(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年薪)，如以国外同等营业额公司的CEO作为对标，显然中国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偏低。　　无论是英美系企业还是日德系企业，长期股权激励都是高管最重要的激励方式。美国企业在分散股权制的基础之上进行公司治理，是世界上股权激励占高管薪酬比例最大的国家。日本企业的股份薪酬也占高管薪酬的20%以上。而中国央企在股权激励上基本还没起步。　　再看纵向与员工的比较。美国工会组织劳联――产联(AFL-CIO)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大企业(以标普500中数据齐全的350家公司为准)的CEO和非管理层员工的薪酬差距2013年高达331倍，且呈上升趋势。如果以十年为一个周期，1983年这一差距为46倍，1993年接近200倍，2003年超过300倍。　　相比之下，中国央企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要小得多。据《人民日报》报道，2010年高管平均薪酬与央企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为13.39倍，之后数年在政府管控下差距逐步降低。　　既然数据显示央企高管薪酬远不像成熟市场的企业那样“贫富不均”，那为何还备受非议，并被高层严令调薪呢？原因有二：一是在国有企业里，高管的企业家才能没有得到证明；二是高管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称。　　首先，国企高管的任命权在党政部门。中组部或者国资委在遴选央企高管的过程中，并不完全考虑其经营才能，而央企高管到任后也更倾向于对任命他的上级单位负责，而非对公司经营业绩负责。　　部分国企高管在履新之前甚至没有企业工作经历。2014年4月，享有盛誉的宋志平卸任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外部董事长一职，接任者是国资委副秘书长郭建新。　　国资委高层人士曾向《财经》记者解释，一些央企外部董事的任命是出于体恤国资系统资深公务员的考虑。　　其次，央企的高管几乎不需要对经营亏损和决策失误承担相应的责任。　　英澳矿业巨头力拓前CEO艾博年的年薪达625万美元，其在任期内拍板以381亿美元收购加铝，斥资40亿美元收购莫桑比克煤炭项目，这两单并购造成力拓巨额资产减值，导致2013年初艾博年引咎辞职。　　大部分的中国央企高管们并没有这样后顾之忧。巨亏的鞍钢、中国远洋均不需要高管为之负责。中钢集团的黄天文被免职更像一个孤例。　　第三，央企高管的行政身份让他们游走在政商领域，双重套利。　　国资委下属113家央企的主要负责人或为中组部任命，或为国资委企干局任命，至少享有局级以上行政待遇，央企高管转走仕途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这种既享受“体制内”行政级别又享受“市场化”薪酬待遇的现象，自然容易让公众不满。　　在一些国资分析人士看来，央企高管的薪酬高不高？不高。他们值不值这个价？不值。　　高管薪酬悖论难解　　目前来看，央企高管的薪酬改革正陷入两难。一方面，隶属行政序列的许多央企高管并不具备为高风险决策负责的魄力和才能，与此同时民意也一直要求央企高管降薪；另一方面，没有高薪就没法激发企业家精神，没法吸引高素质人才。　　以体制内国资系统的视角来看，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堪称目前央企高管薪酬改革的一个典范，其分寸拿捏值得借鉴。　　作为将中国建材和中国医药两家央企做大并带入世界500强的董事长，宋志平不止一次被媒体追问薪酬几何。《财经》记者了解到，宋志平在中国建材的薪酬约70万－80万元，在担任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外部董事长期间，他未领取分文报酬。　　与不少央企高管将对标薪酬指向国外同行不同，宋将自己的对标指向公务员，认为自己的薪酬比操心费力的李荣融高出不少，已经很满足。　　“法国国企CEO收入也就是民企的三分之一，他们不是以挣钱为主，而是得到一种国家承认的社会地位。在看待薪酬待遇上，国企的负责人要讲究经济原则和社会原则的融合。”宋告诉《财经》记者。　　不论在国资委还是在媒体面前，宋志平都这样表述自己对薪酬的看法，但他一直在为手下二级三级公司的负责人争取更高的市场化薪酬。　　但是，国资委不能期待所有央企高管都有宋志平这样的觉悟，更多具备企业家才能的央企高管显然希望走麦伯良式的道路，甚至呼吁高层放开股权激励的闸门。　　一位在董事会试点上走得非常前沿的央企董事长告诉《财经》记者，董事会的薪酬委员会应该真正发挥作用，合理设计经营班子的薪酬结构，加大市场聘任管理层的范围，按照契约规定薪酬条件，聘期内双方可以互炒鱿鱼。另外希望有关方面能尽快允许部分企业试点员工持股，让中国国企在公司治理上真正和国际接轨。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的观点比较典型。　　李认为，央企高管应分“行政价”和“市场价”。首先就必须坚持对企业和高管进行分类管理，一是将国企分为竞争性公司和公用性、垄断性公司，前者可以参照市场标准并且略低于市场，后者就应该参照公务员体系的薪酬标准；二是高管分为组织任命和市场竞聘两种，前者略高于公务员标准――法国是同级别官员收入的两三倍，后者参考市场标准并且略低于市场价。　　也有国资委人士认为，这种观点太过书生气。他们认为，企业内部如果两套体制，既用行政手法监管，又用市场方法执行，是非常割裂因而不能长久的。“中国的国情注定国企不可能像国外那样市场化，国有经济是执政基础，不能单纯追求利润。”
央企薪酬改革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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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个月全国国企利润增幅继续上升
日18:57新华网 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前7个月全国国企利润增幅继续上升 钢铁、交通、建材等利润增幅较大　　新华网北京8月20日电(韩洁 高博)记者20日从财政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累计全国国有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保持增长，利润增幅继续上升，其中钢铁、交通、建材等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幅较大。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报告，1至7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4303.8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中央企业10464.5亿元，同比增长10.3%；地方国有企业3839.3亿元，同比增长6.4%。　　其他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中，营业总收入方面，前7个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亿元，同比增长5.8%。其中，中央企业166432亿元，同比增长4.8%；地方国有企业亿元，同比增长7.5%。　　营业总成本方面，前7个月，国有企业累计发生营业总成本262609亿元，同比天猫公司电话号码是什么
长6%，其中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分别同比增长8.4%、3%和21.3%。国有企业应交税金22068.5亿元，同比增长8.1%。　　截至7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亿元，同比增长11.8%；负债总额亿元，同比增长12.2%；所有者权益合计亿元，同比增长11%。　　报告显示，1至7月，国有钢铁、交通、建材等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幅较大，但成本增幅高于收入增幅，负债增幅高于资产增幅；国有煤炭、化工等行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明显；国有有色行业继续全行业亏损。　　财政部统计的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包括中央企业和3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国有金融类企业。其中，中央企业包括国务院国资委[微博]监管的113家中央管理企业，中央部门所属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及财政部监管的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中国烟草总公司等。
国企利润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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