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称郭美美事件使个人慈善热情整体受挫_中国经济网――国家经济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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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美美事件
2011年06月30日&& 来源;综合东方时空、腾讯新闻等相关报道
郭美美出现在大家视野中是在6月20日。
这个新浪实名认证头衔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姑娘，在微博上展现着她的奢华生活：别墅；一个人开兰博基尼、马萨拉蒂、minicooper3辆豪车；和母亲拥有十数个爱马仕包；飞来飞去的都是头等舱。
根据微博记录，6月15日，郭美美才刚刚过完20岁生日。
奢华生活、稚龄与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的对应，公众怒火很快被点燃：“我们捐给红十字会的钱哪里去了？”
一场关于郭美美和红十字会的人肉搜索，就此展开。
首先被怀疑的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因为在郭美美的微博上，网友发现了一个为“郭长江CR”的ID（未经实名认证），该微博仅仅关注了4个人，其中一个就有“郭美美Baby”。这让很多网友怀疑，郭长江和郭美美有着父女关系。
仅一天后，中国红十字会的两位官员就站出来澄清。著名主持人杨澜 (微博)第一个在微博写道：“这就怪了，我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常务理事，没听说过红十字会有‘商务总经理’这么一职位，别是顶红十字会招牌吧！”她同时否认了郭长江有女儿一说，表示其只有一个儿子。
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政策法规处处长丁硕也在微博上否认，他从没听说过“红十字商会”这个机构，也从没见过、听过郭美美Baby这位美女同学及其后面的支撑团队。
杨澜和丁硕发表澄清后，中国红十字会也在其官网上做了声明，确认中国红十字会没有“红十字商会”的机构，也未设有“商业总经理”的职位，更没有“郭美美”其人。
而郭长江也在当天受访时表示，他没有女儿，只有一个儿子，自己也从来不用微博。
随后，新浪微博管理团队也出来承认工作上的失误，“原认证说明为演员，后经本人申请将认证说明更改为‘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此过程中新浪微博没有进行严格审核”，新浪微博管理团队表示向“红十字会、相关人员、广大新浪微博用户深表歉意”。
红十字会的否认和新浪的致歉，并没有打消公众的诸多疑虑。
郭长江和红十字会依然身处舆论的漩涡。他再度被网友质疑为是郭美美的“贵人”，继而郭美美微博上一个开豪车名为“郭子豪”的男生，又被质疑为他的儿子。
在郭美美发布的一张头等舱照片中，一名穿白衣的男人被认为是郭长江，事后证明，这人是上海医生，名为“张天晓”。而被认为是他儿子的郭子豪，则被证实为是一位车商。一位知情人也向本报记者证实，郭长江儿子就读于北大2006级，跟郭子豪完全两样。
人肉搜索继续。
郭美美的过去，开始一点点还原出来。
根据人肉的结果，郭美美原名郭美玲，湖南益阳人，自幼父母离异，随母亲姓郭，毕业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整容后和母亲一起南下深圳，随后又到了北京。
被网友搜索出的一系列照片显示，郭美美以前家境一般，甚至还在使用山寨手机和假皮草，最近两年，母女突然一夜暴富。
跟郭美美相识的演员李梦瑶一条已经删除的微博也证实，郭美美家境以前的确没有现在好。李梦瑶写道：“她18岁生日的卡地亚蓝气球是一个养藏獒的男人买给她，那男人不到1米6。”除此之外，李还提到，“此后我们因一点小事2年没联系，她一下暴富了！是个神女!”
但无论是李梦瑶还是网友，都说不清郭家母女的巨额财富，在两年时间内，如何囤积而来。
郭美美身世被逐渐挖掘的同时，网友对于中国红十字会背后各个关联企业的查找也在进行。而郭美美被质疑“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头衔后，曾在半夜11点在微博上做出解释成为了大家的线索。
声明中，她没有彻底撇清自己跟红十字会的关系，称“自己所在的公司是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简称红十字商会,我们负责与人身保险或医疗器械等签广告合约,将广告放在红十字会免费为老百姓服务的医疗车上。之前也许是名称的缩写造成大家误会”。
几十分钟后，这条声明被删除。
很快，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下称“商业红十字会”)这个协会，被网友查找出来，并认定是郭美美口中的“红十字商会”。
这是一个很低调的机构，外界无法了解其动态，没有网站，也很少出现在媒体上，但却获得了红十字会的承认。
对于这个协会，中国红十字会新闻发言人王汝鹏则表示，中国红十字会在行业里面设立红十字会组织的有两个行业，一个是商业系统，一个是铁道系统。而行业系统的红十字会比较特殊，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一个分会。
现在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虽成立有10多年，但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获得法人资格，没有在民政部门获准登记。但王汝鹏表示，商业红十字会有募捐的权利。
跟着红十字商会一起出现的，还有天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略集团”），根据网上搜索出的关联文章，他们被认为是帮助商业红十字会劝捐的企业，而老板邱振良则被认为是郭家母女的贵人。
两方立即跟郭美美撇清关系。
“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商业红十字会秘书长孙莲说自己2001年商业红十字会成立后就在此工作，但从没听说过“郭美美”或者“郭美玲”。而郭美美事件出来后，他们属于被无辜牵连进去，搞得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商业联合会都向商红会问郭美美，甚至包括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也在问。
但商业红十字会并不否认他们跟天略集团的合作关系。商业红十字会副秘书长、实际负责人李庆一说：“2005、2006年，出现过一些校园伤害事件，比如踩踏事件。于是我们就动员我们行业内的企业拿出一些资金，购买了一些校园安全行动保险卡给教师和学生。天略集团参与了3年的活动。是从中国人寿买的保险卡。”
李庆一表示，外界说商业红十字会和天略分善款一事并不存在，“我们没有授权天略集团为我们的劝赠单位。
孙莲和李庆一还表示，虽然商业红十字会无法人资格，没有在民政部注册，但机构账目没有问题，公开透明；商红会下既无车也无电脑，很清贫，十年来收到的捐赠不超过一百万；商红会人员都属兼职，只报销必需差旅费。
天略集团董事长邱振良则苦不堪言，他否认完认识郭美美后，对媒体大倒苦水：“我很冤，郭美美从来没有提过我的名字，我无法起诉她，但我希望她从人道主义角度对我道歉，澄清关系。”
起底商红会
至此，邱振良基本过关。但红十字会依然没有摆脱麻烦。
跟商业红十字会相关的关联公司，一个个被挖了出来。先是王鼎公司，然后是中红博爱公司，后来又出现了中谋智国广告公司。这三个公司有一个共同点，都跟红十字会发生过直接关系。
网友发现，商业红十字会的副会长王树民，是王鼎公司的法人代表，也是该公司大股东，而商业红十字会的秘书长李庆一，则是王鼎公司的副总经理，两人平时都在商业红十字会办公室上班。
王鼎公司留在网上的所有联系方式，则一度都为商业红十字会的联系方式。另外，此前还有网友爆料，郭美美是王鼎公司的挂名总经理。
根据工商资料，王鼎公司成立于2001年1月10日，注册资金10万元。几乎与商红会同时成立。公司的经营范围很广泛，包括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广告设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等。
公开资料还显示，王鼎公司还经销“政法茅台酒”。工商资料另外显示，2008、2009年，王鼎公司的销售收入分别为11.76万元和12.7万元，且均无服务营业收入。而两年的利润则分别为-3800元与-5421元，均处于亏损状态。
而李庆一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商红会自成立到2005年，办公经费和工作人员差旅费均由王鼎公司承担。该公司还派出多位工作人员负责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工作，工资由公司发放。王鼎公司是以咨询费的名义从募集的款项中提取经费。
这不得不让人猜测，王鼎公司是因为商业红十字会无法注册，而成立的一个空壳公司。
在28日浮出的中红博爱公司则更加让红十字会撇不清关系。
新浪微博网友 @温迪洛 是第一个发现中红博爱的网友：“郭美美说过的所有信息都跟中红博爱公司对上了，车体广告保险和博爱卫生站的医疗器械等。中红博爱2008年注册成立，几乎正在这之后郭美美开始暴富。中红博爱今年五月开始发招聘信息，包括行政总经理等职位，同期郭美美发微博说我要学做红商会总经理。”
跟这个消息佐证的是，中国红十字会曾在2007年开展过“红十字博爱服务站进社区”，其服务站就是某公司捐赠的“厢式无动力车”，根据当年的新闻稿，“每一辆车就是一个社区博爱服务站，具有紧急救护、募捐宣传、便民服务等多种功能”。
中红博爱资产管理公司在网络招聘信息中，也自称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企业，公司将在全国大中城市社区内投资构建3万个红十字博爱服务站，项目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办、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承办，中红博爱资产管理公司独家投资、运营和管理，将覆盖5000万个家庭、1.5亿人口。
而最后一个被发现的中谋智国广告公司，2006年左右曾运作过红十字救助手册的项目，在做广告招商时，他的自我宣传是“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和全国各省级红十字会联合打造的社区直投媒体”。
媒体记者查阅工商资料确认，王鼎、中红博爱、中谋智国三家公司彼此关联。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同一年成立的王鼎几乎涉及商业红十字会所有项目；中谋智国广告公司与王鼎是同一个老板，即王树民的女儿王彦达；而中红博爱的股东之一就是王鼎公司。
连发三道声明，红十字会依然没有平息大家的质疑。
6月28日下午2点半，他们在总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邀请的媒体名单是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而其余媒体，则被以“内部情况通报”的名义，婉拒于会场外。此事后来被戏称“央级媒体通报会”。而根据到场媒体会议，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秘书长王汝鹏、常务副会长王伟参加了通报会。
时代周报记者获得的一份新闻稿中，开头部分有段话提到：“2009年1 0月，中国红十字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继续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大会选举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事业年发展规划》。”
随后，红十字会副会长王伟在会上强烈谴责了“郭美美事件”，因为“波及到了中国红十字会和副会长郭长江同志以及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对我会的声誉造成恶劣影响，使我会的公信力面临很大挑战。”
根据此份新闻稿，中国红十字会并没有所谓的“红十字商会”机构，也未设有“商业总经理”职位，更没有“郭美美”其人。从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提供的情况来看，所组织的各项活动中，也均没有“郭美美”或“郭美玲”参加。
而商业红十字会的主要工作是立足商业系统，传播人道主义和红十字精神，开展红十字宣传、救助和救护培训等工作，与中国红十字会也不存在募捐分成的问题。其工作人员由来自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的志愿人员构成。这些人员的工资、奖金和补助均由原单位发放，未在红十字会领取任何报酬。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设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职务，从来没有总经理的头衔。
新闻稿还提到事件当事人“郭美美Baby”也已于26日下午连发3条微博向红十字会和公众致歉。她表示，之前微博上“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身份是自己杜撰的，自己从未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
此外，这份通告还称，网上流传的某些与红十字会及相关个人有关的照片、微博、亲属关系的说法等内容，经核实，均无任何事实依据，纯属不负责任的谣言。而副会长郭长江既没有名叫“郭美美”的女儿，也没有名叫“郭子豪”的儿子。
对国家审计署27日披露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1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所出现的5个问题，王伟表示，这些问题都是由于在操作层面和会计核算上出现的疏漏所致，并不存在贪污腐败、假公济私和“小金库”等问题。
同时，红十字会表示，不能说公众对向红十字会捐款没有信心，在全国接受捐赠的组织中，红十字会一直排在接受捐款数额的前几位，超过九成的捐款来自公众。
此“内部会议”没有通报郭美美的个人身份。
会后，副会长王伟被记者堵住采访时表示，他们已经就此事向公安机关报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以郭美美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经立案，并依法开展相关工作，但案情进展到什么情况，他个人不知道。而对记者所问到的王鼎公司和商业红十字会的关系，他也表示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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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美美事件致全国慈善捐款数额剧减 暴跌8成
08:04:00　来源: 凤凰网
红十字会“郭美美”、慈善总会“尚德诈捐门”、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近几个月一系列的事件动摇了公益组织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公益界正在经历一场“阵痛”。
从63亿下滑到8.4亿，今年3月-5月与6月-8月（截至8月24日）两个时间段的对比中，慈善会和基金会的接收捐款数额剧减。
捐款总量未现明显波动
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统计，今年监测到的社会捐款总量未发生明显波动，以社会捐款总量为例，3月-5月为151亿元，6月-8月也达121亿元。尽管很多网友表示不再捐款，但数据显示，以个人身份捐赠额波动很小。
民政部也表示，社会捐款情况只发生了一些波动，还没出现规律性的改变，很多基金会既有的慈善项目，也在按计划开展。
善款捐款流向变化明显
记者从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基会等基金会获悉，近段时间，基金会募款难度增大，很多有捐赠计划的企业考虑延迟捐赠，以避开最近的公益事件风波，而民众捐款也出现下滑。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信息部主任宋宗合指出，受近期事件影响，民众对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的信任急剧下降。3月-5月，以慈善会和基金会为主的NGO接收到的捐款为63亿元，6月-8月却缩减为8.4亿元。与此同时，政府接收到的捐款以及受助个人直接接收到的捐款却在上升。
或将加快慈善法规出台
8月23日晚，民政部官网挂出《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并公开征集意见。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慈善和社会捐助处处长郑远长坦言，近期的系列慈善事件及社会的反应能加快慈善法规出台的步伐。这些事件所揭示的一系列问题，都会在陆续制定、出台的慈善制度中有所反映。
案例：红基会个人捐款明显减少
尽管在郭美美事件高峰期时仍有一批个人捐赠，但公众捐款占主体的大病救助基金仍受到影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刘选国称，小天使基金受影响的情况尤为突出，8月来自个人的捐款减少明显。而一旦公众捐款下降，最终影响的是那些等待救助的白血病儿童。
据中国红基会6月至8月19日前的月度统计，红基会捐赠收入分别为1250万元、1270万元和42万元。与今年1-5月份的月度捐赠收入相比，6、7月份的捐赠收入持平，8月中上旬收入有所减少。其中大病救助类的基金，如小天使基金、天使阳光基金、嫣然天使基金和玉米爱心基金在8月的捐款均明显减少。小天使基金8月1日至19日的捐款仅为7000元，而在此前的7个月，小天使基金每月捐款数额均超10万元。
刘选国称，红基会的捐款80%以上来自合作伙伴和企业，这部分影响不太大。
“公众捐款减少，我们相对能救助的白血病患儿肯定会减少。”刘选国指出，小天使基金一部分善款来自公众募捐，每年中国红基会大约能筹集三四百万元，目前等待排队的患儿还有2000多名，其中，近3个月（5月19日-8月19日）求助人数就多达922人。以每人资助3万元计算，需救助资金6000多万元，仍有巨大资金缺口。“这些孩子一部分要等公众筹款资助，大部分只能等明年的彩票公益金拨付后才能进行资助了。”
不仅如此，他称，6、7月份应对媒体和公众的质疑牵扯了机构人员大量精力。
扶贫基金会街头劝募遇冷眼
7月，就在“郭美美事件”被热议时，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广州组织了百名大学生志愿者在街头进行“扶贫月捐”宣传。
“扶贫月捐”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中国银行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的公益项目，通过公众主动、持续、小额地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帮助贫困的弱势群体脱贫致富。
在广州的大街小巷，在20个银行网点，志愿者对过往市民进行劝募宣传，介绍“扶贫月捐”爱心公益项目。在宣传过程中，志愿者们遭遇了无数冷眼旁观，不解与质疑，甚至有市民直接就问郭美美与月捐有没有关系。
志愿者莫晓楠说，在不到一个月的宣传中，有时一天下来，一个成功的也没有。“郭美美事件”成为人们拒绝志愿者的主要原因，有市民说：“宁愿捐到国际基金会而不知其踪，也不愿捐给中国的一些基金会，即使有所谓的发票。”
儿慈会约百万救助款“流失”
因“郭美美事件”，成立不到两年的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使公募基金会社会捐款明显受到影响。其办公室主任张珉介绍，今年社会捐款总体情况较好，但近两个月捐款笔数不及“郭美美事件”之前，降了一半。此前，通过邮局、银行、支付宝、网银，每天能收到30笔左右捐款，目前每天不到10笔，出现个位数。
张珉介绍，一些捐款人通过儿慈会了解到求助信息后，避开基金会，直接对求助人进行捐助。张珉估算，大概有100多万救助款从基金会“流失”，基金会只起到了介绍人角色，不能对捐款进行监督，“显然是捐款人不信任我们，更愿意把钱直接给求助人。”
他山之石：香港红会每笔资金都受监督
香港红十字会在香港市民中熟悉度及支持度较高。对于具体运作，香港红十字会秘书长陈启明给予了介绍。
不同捐款分开记账某些捐款人捐钱时，已明确知道用途，或指定用途。对于捐款，红十字会内部都有不同账户，根据专门用途分开记账。年底时，会请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审计结果会在年报中呈现。只要审计师有需要，均有权对任何一笔流动资金的流向进行质询、跟踪、查核和监督。
个人捐款可查慈善者捐的钱用在哪里，香港红十字会都会有详细交代，会给数额较和财务运用的报告，而无论数额大小的捐赠者，均可参加探访团去察看项目实际运作情况。市民可通过香港红会网页或以电话了解善款使用流向。
管理费不多于5%　按照香港红十字会规定，在赈灾捐款中可拨出不多于5%作为行政费用。
无任何商业经营香港红十字会是完全民间的机构，它的资金分别来自港府拨款以及商界、基金会、学校和公众的捐款，没有其他任何形式的商业经营作为收入来源。
慈善机构公信力下降并非媒体报道催生
2011年08月29日&& 来源：人民日报
经过近来的种种风波，无论是慈善组织还是相关管理部门，都已经开始了一场与“挽回信任”的赛跑。
日前，民政部公开表示，公益慈善类组织将单独由慈善司负责，开展独立的行业监管。由民间公益组织发起成立的“基金会中心网”上，也有越来越多基金会加入了这个信息公开的平台。
如果说“慈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公众的慈善热情，那么，这场由专家、媒体、业界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社会大讨论，也凝聚起了关于慈善的诸多共识。
比如，透明公开是现代慈善的灵魂，慈善机构只有配备“玻璃口袋”才能让公众捐得放心；职业化、专业化保证善款能被高效使用，专业素养、职业道德，是问心无愧提取管理费的前提；破除双重管理体制、放开公募权利，才能激发蕴藏于社会的慈善力量，形成更具活力的“慈善市场”。
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不意味一点问题都不出，而在于能够正视和解决问题。从“怎么看”走向“怎么办”，才能促成我国慈善行业的进步、慈善水平的提升。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为规范信息披露工作，《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面向公众征求意见。这些，可以说都是慈善风波推动形成的共识，在实践中的一步步落地。
制度层面也同样在进行着更深层次的探索。“壹基金”走出身份困境，转型为公募基金会；民政部或将“松绑”公益组织，不需业务主管单位可直接登记注册。这些透露出共同的信号：政府角色将从“严审批”转向“严监管”，多元化将是未来的慈善格局。
当然，任何变革都有其历史包袱和传统逻辑的阻碍，不可能一步到位。这也是作为慈善主体的公众应有的意识。
风波之后，公众需要深化对慈善的理解。在看到慈善组织不足的同时也看到它们的重要作用，在接受它们工作的同时也认同必要的管理费用。更重要的是，要平复“慈善风波”激起的强烈情绪，与过去一样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不让捐款减少，不让血库告急，不让需要帮助的人在等待中失去希望。
风波之后，慈善组织与管理部门也需要重新看待媒体与慈善的关系。这段时间，如民政部相关人士指出，“慈善捐赠降到了冰点”，有人迁怒于某些人的“天真无知”，有人怪责于媒体的“穷追猛打”。诚然，回望“慈善风波”，确有一些组织机构“躺着中枪”；展望“慈善伤疤”揭开后的信任修复，媒体作为正面传播者和引导者的作用无疑应该强化，但抱怨者也需意识到：存在的问题是第一位的，新闻报道是第二位的。民政部证实的“社会捐赠总额没有大幅下降”、只是“慈善机构收的捐赠少了”这一现象表明：公众的慈善热情一直存在并释放，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下降并非媒体报道催生。
对于慈善，这是我们的愿景：法律规范、政府监管、公众监督、组织善治、行业自律、社会选择、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合作共赢。而这幅美好图景，需要慈善从业者、社会管理者、媒体，以及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共同绘就。
中国慈善业进入寒冬 去行政化回归民间势在必行
2011年09月05日&&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回归民间方可重振慈善业
去行政化倾向，回归民间属性，是中国慈善事业改革的必经之路
8月26日，在第43届南丁格尔奖章颁奖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指出，慈善事业要深化改革，切实维护慈善公益组织的公信力。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同时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华建敏则强调，中国红十字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机制，更加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建议，不断增强责任感、提升公信力，以赢得全社会的尊重与信赖。
此时距“郭美美事件”发生已经两个多月，中国红十字会乃至整个中国慈善业因公众和社会的质疑面临空前的挑战。
慈善组织如何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中国慈善业应首先去行政化倾向，回归其民间属性，重新制定资源分配规则。
8月24日，微博曝光内蒙古公益事业联合会发“红头文件”，向张学友演唱会组委会索取270张免费门票，并配发了文件图片。
事件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关注。网友质疑慈善公益组织此举是打着服务弱势群体的幌子，为自己谋福利。
6月以来，红十字会“郭美美”、慈善总会“尚德诈捐门”、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等一连串事件引发公众对慈善公益组织的强烈质疑。
杨团分析称，从近期的一系列慈善危机事件中可见，这些被质疑的国内大多数公募性慈善组织或多或少带有行政色彩，参照行政机关的标准运行并且在信息公开方面缺乏动力和压力。
公众质疑的直接后果就是慈善公益组织近段时间接受的捐赠大幅降低。
据媒体报道，河南省红十字会7月份仅收到一笔捐赠物资，现金捐赠5295元;深圳红十字会今年7月共有13项个人捐款，总额为5335元。相较于5月份的35人次50846.5元和6月份的28人次76134.5元大幅缩水;今年7月，北京市红十字会接受社会捐款28笔，总计元。其中个人捐款8笔共7495元，较往年大为减少;该会2008年的月平均捐赠额124万元、2009年为220万元、2010年为756万元。
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全国捐赠数据监测显示， 3～5月，慈善组织接受捐赠总额62.6亿元，而6～8月总额降为8.4亿元，降幅86.6%。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的解释是，从官方监测数据来看，社会捐赠总额并没有下降，慈善机构接受的捐赠少了，但点对点的捐赠多了，“这说明社会公众关注慈善的意识、参与慈善的行为都在高涨”。
但在学者们看来，在炎热的夏季，中国公益组织经历“严冬”已是不争事实，只是不知道春天在哪里?
杨团认为，恰恰是由于行政化管理日趋严重，信息不透明，导致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慈善组织“行政化”的倾向，主要表现为慈善组织大多依靠政府的支持组成，政府在慈善组织的管理、资金募集、人员组成等方面掌握主导权。例如，中华慈善总会主要是依托于民政部建立;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是从团中央分化出来的;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脱胎于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等。
“这些慈善机构的主要管理人员是事业编制，内部采取行政管理的方式。”杨团说。
杨团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之前，曾经担任过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常务副秘书长职务，并且到社科院后也一直从事慈善方面的研究。
作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20多年的见证者，杨团的直观体会是慈善的属性和做事的方式越来越官方化，慈善成为政府主导的社会公益事业。
解放初期，民间的NGO如“育婴堂”“寡妇堂”等被看作是落后、反动的象征，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接收或改造。
后来，在周恩来的操办下，又由于红十字会的国际地位和当时接收红会时的承诺，红会被保留下来，却按照中国的方式“行政化”了。
改革开放初期，民间慈善渐起，但由于规模小，未获政府“重视”。
在杨团的印象中，1998年长江大洪水，使政府开始重视起慈善组织在救灾中的作用。1998年，仅“8·16”晚会，中华慈善总会就募集到资金3.6亿，这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慈善事业。
受此促动，1999年，《公益事业捐赠法》颁布实施。
2001年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发出关于发布《扶贫、慈善性捐赠物资免进口税收暂行办法》的通知，对境外捐赠人无偿向受赠人捐赠的直接用于扶贫、慈善事业的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同年3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中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对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向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与此同时，许多地方政府也制订了一些支持当地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但就在1998年抗洪前后，政府机构改革，人员分流，很多退休以及在职官员被分流到慈善团体。
在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慈善正式进入中央文件。在社会保障一栏里，慈善事业和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并列。
最初，慈善事业的定位还只是“政府工作的重要补充”，在这个文件之后，慈善则被正式纳入政府工作范畴。
慈善被政府逐渐重视的同时，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越界也愈加明显。“当时有些地方政府出现了一把手进行劝捐，有的地方把捐助的资金列为财政外资金，甚至变成了预算外资金。”杨团回忆说。
近些年，杨团越发感觉，在社会普遍接受了慈善这个概念之后，慈善的属性和做事的方式越来越官方化，成为政府主导的社会公益事业，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
令杨团更担忧的是，大量的捐赠资金也被行政化了，就是官方背景的基金会从民间筹到的钱又回到了政府系统里面，而没有注入民间社会组织。“在资金方面，只有实现公益去行政化，捐赠人、基金会、民间组织才能各得其所，各行其是”。
另一方面，民间组织或慈善组织积极向官方背景的基金会“靠拢”，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就是如此运作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负责向其会员劝募，为“希望工程走进非洲”捐款。中国青基会负责接受捐赠，对捐款管理和项目管理承担责任。
半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掌握了大量政府资源，又垄断公益慈善牌照。因此一些商人打着公益慈善的幌子与这些组织进行合作，实际是看重他们“官”的背景。
8月24日，民政部起草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在捐赠款物拨付和使用信息及时披露等方面做了规定。
26日，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向媒体表示，公益慈善组织近期遭遇的危机，将加快慈善行业制度、法规出台的脚步，民政部计划将公益慈善类组织，统一从社会组织中拿出，单独由慈善司负责，开展单独的行业监管。
民政部的“反应”，在学者看来做的都是“修补”之功。公益慈善组织该如何改革?杨团认为，目前社会还没有达成共识，“最近一系列事件其实背后都是指向政府，现在的问题是慈善事业到底是谁的?”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博士刘威分析认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慈善资源以政府民政部门、工青妇等准政府组织以及各级慈善总会构成的慈善救助主体框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能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国家治理和政权建设的辅助性工具。
刘威担心的是，“慈善资源的政府动员过程，使公益行动暴露在外来力量或隐或现的强制之下。”
实际上，在慈善组织的改革上，理论以及实务界目前存在“社会中心论”以及“政府中心论”之争。
“社会中心论”强调社会契约，捐赠者和受捐者达成一种契约，政府作为监督管理人，维护秩序。而“政府中心论”强调国家意志，政府进行资源分配。
杨团认为，慈善组织去“行政化”，首先在思想观念上要有突破，并且要重新制定资源分配规则，通过立法加以规范。
2006年年初，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曾表示，《慈善事业促进法》列入国务院的立法工作和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安排。
而今五年过去，该法杳无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