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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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南欧“巴尔干化”的历史解读
孔田平 来源：《欧洲研究》2006年第4期
　　内容提要:“巴尔干化”的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是西方对于伴随奥斯曼帝国崩溃出现在巴尔干的政治暴力、种族冲突和国家的分崩离析等现象的描述。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解读,“巴尔干化”既是东南欧弱小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后要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与奥斯曼帝国维持在东南欧统治的要求相冲突的产物;同样,“巴尔干化”也渗透着欧洲列强的利益,反映了欧洲大国对巴尔干事务的干预,它是欧洲大国围绕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地而展开角逐的产物。究其根源,巴尔干各民族背负着敌意、仇视和冲突的历史重负是“巴尔干化” 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欧巴尔干化欧洲化民族主义　大国利益
　　自20世纪90年代初南斯拉夫联邦国家解体至今,南斯拉夫已经分裂为六个独立的国家。围绕南斯拉夫解体而引发的战争与冲突再次使“巴尔干化”成为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事实上,我们在不同的国际秩序下再次见证了“巴尔干化”的神奇力量。本文将对“巴尔干化”的概念和现象进行历史考察,以期增进对冷战后巴尔干地区变迁的历史渊源的理解。
　　应当承认,从“巴尔干半岛”向“巴尔干”的过渡以及它作为动词的地理范畴的出现,表明“巴尔干化”乃是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影响缓慢下降以及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结果。“东南欧”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9世纪末,用以反映巴尔干地区的地理属性。[1]它最初没有任何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含义,而是属于中性的地理概念, 20世纪30年代,是纳粹德国赋予其地缘政治的含义。目前,“东南欧”与“巴尔干”用语已交互使用。与“巴尔干”概念不同的是,“东南欧”一词明确地将该地区放在欧洲的范围内,置于“欧洲文明”的地理和精神世界之中。
　　“巴尔干化”的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是西方对于伴随奥斯曼帝国崩溃出现在巴尔干的政治暴力、种族冲突和国家的分崩离析等现象的描述。“巴尔干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有两个层次的含 义:其一是为建立或终止现存的民族国家,或者因为多民族国家解体而进行的民族或宗教冲突与战争;其二是主要的欧洲或世界强国对于巴尔干民族和国家间关系产生的巨大影响。“巴尔干化”是大国帝国政策和大国争夺的合法产物。在十九世纪西方对于巴尔干地区并没有共同的定型的看法。正是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得巴尔干地区主导的完全负面的形象定型。“巴尔干化”被指称为一种不同民族混居的地区的结果、暴力与不稳定的抽象符号。在主流的巴尔干学家的话语中,巴尔干位于欧洲的边缘,其领土属于欧洲,但不在现代欧洲的时空范围之内。巴尔干地区是基本的和原始的民族主义情感的发源地,是欧洲文明结束和其他非欧洲区域开始的地区。但这些话语未能充分描述东南欧的政治复杂性和大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为其达到目的而制造暴力的结果。应该说,巴尔干是欧洲大国扩展其影响的地区,巴尔干地区是欧洲大国认定自己是先进的和现代的国家的参照物。
　　“巴尔干化”是东南欧弱小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后要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与奥斯曼帝国维持在东南欧统治的要求相冲突的产物。
　　奥斯曼帝国统治对于巴尔干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中断或延缓了巴尔干各民族的语言、文学、文化和政治特征的发展。到了18-19世纪,当奥斯曼帝国衰落之时,巴尔干的民族主义意识开始觉醒,民族精英提出了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可以说,巴尔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民族运动出现的结果。19世纪初,少数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他们成为了创造和传播民族特征的使徒。其中,民族语言的发展是民族特征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民族主义事实上是奠基在对语言的认同之上。[2]例如,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驱从语言中寻找对民族的文化认同。南部斯拉夫人根据其方言发展出了本民族的成文语言。塞 尔维亚人奥布拉多维奇为创立现代塞尔维亚语编撰了语法与词典。塞尔维亚语言文学的奠基人武克?卡拉季奇在1814年出版了《塞尔维尔民间口语语法》,1818年出版了《塞尔维尔语辞典》。他简化了塞语的基里尔字母,并贯彻了“怎么说就怎么写,怎么写就怎么念”的原则。此外,他还收集和出版了塞尔维亚史诗,这对于形成基于共同的风俗和共同历史的塞尔维亚民族意识起了促进作用。斯洛文尼亚人耶?科皮塔尔在1808年出版了第一部斯洛文尼亚语语法。克罗地亚的约?什特罗斯马耶尔主教倾注全力弘扬克罗地亚文化,于1867年在萨格勒布创办了南斯拉夫文理学院。其他的巴尔干民族也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与此同时,发掘本民族的辉煌的历史也强化了民族特征的形成。保加利亚修道士派西伊编撰了记述中世纪沙皇和圣人的辉煌的编年史。塞尔维亚人总是追忆中世纪国王斯特芬?杜尚统治时期的辉煌,长叹塞尔维亚民族在科索沃的悲剧。罗马尼亚人念念不忘瓦拉几亚勇者迈克尔控制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历史,以此激励罗马尼亚人实现民族的统一。阿尔巴尼亚人不忘追念斯坎德伯格的丰功伟绩。保持民族特征的另一种方式是记述民间传说和民歌。塞尔维亚史诗般的叙事诗使得人们对于杜尚等人的记忆栩栩如生。一些叙事诗中山贼、黑盗客成 为主角,他们是令帝国当局头疼的土匪,却被赋予了民间英雄的特征。简而言之,巴尔干主要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发展也毫不例外地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在第一阶段,一群知识分子开始研究被征服的人民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第二阶段相当于民族复苏的全盛时期,一群爱国者传播学者的思想,成为了民族意识形态的代表者。他们开始将民族思想传播到广泛的社会阶层。最后一个阶段,民族运动达到其高峰。”[3]
　　年和年期间,塞尔维尔人两度举行起义,最终获得了自治公国的地位,但土耳其仍保留了宗主权。1830年,塞尔维尔获得完全的内部自治权,土耳其人撤出,但在8个城市有卫戍部队驻防。1821年,希腊发生反对土耳其统治的革命。1875年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爆发了反土耳其起义。
　　19世纪后半叶,黑山、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族都举行了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起义。与此同时,马其顿民族也在觉醒, 1893年在萨洛尼卡成立了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该组织积极开展独立活动,在1903年领导了著名的“伊利亚节”武装起义,成立了克鲁舍沃共和国。但起义很快被土耳其残酷地镇压下去。东南欧弱小民族的民族运动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建立民族国家,而建立民族国家是以牺牲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统治为代价的。这就与奥斯曼帝国维持其在巴尔干的统治发生了冲突。应当说,“巴尔干化”是巴尔干弱小民族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与奥斯曼帝国维持在巴尔干的统治的需要冲突的直接结果。
　　“巴尔干化”渗透着欧洲列强的利益,反映了欧洲大国对巴尔干事务的干预,它是欧洲大国围绕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地而展开角逐的产物。“巴尔干化”并不是由于巴尔干人好斗善战的精神素质所致,而是由于数世纪以来外族不断入侵并用火与剑干涉巴尔干各民族的生活的结果。[4]
　　1683年,奥斯曼帝国围困维也纳是奥斯曼帝国对欧洲大国构成的最后一次 重要威胁。1699年《卡尔洛维茨和约》的签署使哈布斯堡王朝(与俄国、波兰结盟)控制了匈牙利(包括克罗地亚),俄国获得了乌克兰的一部分。此后,奥斯曼帝国处于守势。从18世纪开始,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成为了“欧洲病夫”。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属地与领土即所谓的“东方问题”成为了列强关注的焦点。“东方问题”主要是如何在领土不明、数量不定的新国家中重新划分土耳其在欧洲的版图。[5]
　　1774年现代东方问题正式出现。是年,俄国击败了奥斯曼帝国,签署了《库楚克―凯纳吉条约》。该条约以三种方式改变了巴尔干的格局:俄国获得了黑海海岸的使用权,这使得俄国首次能够接近土耳其的心脏地带,包括巴尔干;俄国商船有权进入黑海、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商人有权在奥斯曼帝国从事贸易;俄国可以在土耳其国内任命领事代表;俄国成为奥斯曼帝国东正教基督徒的保护者,并在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享有特权。19世纪围绕东方问题的角逐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巴尔干成为了大国寻求其利益、扩展其影响的舞台。
　　19世纪,欧洲列强俄国、英国、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德国对于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虎视眈眈,它们使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手段以求在奥斯曼的 巴尔干获得最大的利益。
　　以俄国为例。俄国的巴尔干政策的目的是控制当地的附庸国,使之成为实现俄国利益的卒子。俄罗斯对于巴尔干东正教基督徒的政策一方面是出于同情与怜悯,另一方面是出于自身的私利。俄国作为一个东正教和斯拉夫国家,对于巴尔干东正教基督徒和斯拉夫人的境遇表示同情,但是俄国决不会使之妨碍俄国的利益。塞尔维亚革命期间俄国的表现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俄国以塞尔维亚利益保护人自居,支持塞尔维亚革命。1807年,塞尔维亚人占领贝尔格莱德,土耳其苏丹同意给予塞尔维亚完全的自治。俄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看到塞尔维亚战争结束,于是说服塞尔维亚人拒绝了土耳其的要求。同时,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与拿破仑媾和。塞尔维亚不得不孤军作战, 1808年贝尔格莱德失守。1809年,俄国恢复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但1812年当拿破仑入侵俄国时,俄国再次抛弃了塞尔维亚。此时塞尔维亚人提议苏丹给予塞尔维亚自治权,但遭到苏丹的拒绝。当自治的或独立的基督教国家出现后,俄国的政策是在该地区寻找可靠的附庸国:当塞尔维亚处在奥地利影响之下时,俄国就转而支持保加利亚。俄国与非斯拉夫国家(如罗马尼亚)的关系并不密切,没有泛斯拉夫的联系,俄国对其的政策就是支配,吞并其领土,如俄国1878年对比萨拉比亚的吞并。俄国巴尔干政策的第二个目的是保持和扩大从黑海到地中海的航海权,因为海权日益成为大国扩展其影响的手段。俄国政策的第三个目的是直接占领伊斯坦布尔和达达尼尔海峡。对俄国扩张的最大的制约形成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1856年签署的《巴黎条约》使俄国失去了许多已获得的权益。所有的军舰都被禁止进入黑海,黑海对所有国家的商船开放。所有的大国成为了巴尔干基督教国家如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保证国。俄国失去了以前享有的特权。
　　年间,英国是俄国在巴尔干争夺影响力的主要对手。英国的利益决定了英国时而反对奥斯曼帝国,时而支持奥斯曼统治。19世纪20年代,英国对希腊革命进行干预以反对土耳其,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支持希腊独立运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遏制俄国的影响。1853年,英国代表土耳其与俄国交战,以遏制俄国的扩张。而到了年,当俄国入侵并击败土耳其时,英国却袖手旁观。其中首要的原因在于,英国在巴尔干的利益取决于在东地中海的利益。作为19世纪初西欧最早工业化的国家,英国的经济利益在其外交政策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不同于简单的地缘政治利益。英国需要保证通往印度航路的通畅。这条航路要经过土耳其控制的区域,例如苏伊士运河。当土耳其国力已非常虚弱,不构成威胁之时,英国就转而反对影响其利益扩张的法国、俄国和德国。其次,英国在巴尔干也有人道主义利益。英国当时有最发达的代议制政府,当土耳其的暴政导致暴行、暴动和镇压时,其内阁面临很大的压力。英国的战略利益与人道主义利益在奥斯曼统治下的巴尔干总是相互冲突。1876年英国政治家威廉?格兰德斯顿撰写了一本小册子《保加利亚的恐怖和东方问题》,谴责土耳其人在镇压巴尔干叛乱中进行的大屠杀。此后英国内阁在表面上就不能完全支持苏丹。继而,英国采取了保护其通往印度的海路的政策, 1878年占领了塞浦路斯, 1883年占领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此后对巴尔干大陆干预的需要就下降了。第三,英国在巴尔干有着重要的商业利益。英国投资者在该地区投资于铁路和国家债券,以赚取利润。
　　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是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威胁。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法国失去了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因此,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韬光养晦,以合作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由于政治影响力的衰微, 19世纪的法国更为关注其在巴尔干的经济利益。早在17世纪法国就获得了在土耳其的贸易权。法国最繁忙的港口马赛主要依赖于与奥斯曼统治的东地中海的贸易。19世纪20年代,法国加入了英国和俄国的行列,代表希腊起义者进行干预。法国的干预是出于以下考虑:对于希腊独立事业的同情;保护其商业利益;阻止俄国和英国共同统治该地区;恢复法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地位。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法国实行了支持民族主义的政策,这意味着支持像罗马尼亚这样的反对土耳其的起义国家。法国对于罗马尼亚有着特殊的情感。许多罗马尼亚政治家与法国有着教育与文化上的渊源。罗马尼亚的语言起源使罗马尼亚成为斯拉夫海洋中拉丁文化的前哨。法国投资者在巴尔干政策中也发挥了作用。经历了年东方危机的奥斯曼帝国财政上濒于破产,法国债券持有者是延期支付的最大的受害者。
　　法国不仅没有恢复其政治影响力,而且其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损害,法国成为了巴尔干大国博弈的输家。
　　奥地利一度是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威胁。但是在1699年之后,俄国取代奥地利成为奥斯曼帝国生存的真正威胁。然而,奥地利在奥斯曼帝国仍有重要的利益。奥地利不愿看到虚弱的奥斯曼帝国被强大的俄国所取代,也不愿看到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成为俄国的附庸国。缩小或瓜分奥斯曼土耳其的计划涉及到少数民族的独立问题,因为奥地利也是个多民族的帝国,奥斯曼帝国所开的先例都是对哈布斯堡权力的潜在威胁。因此尽管奥地利的利益与俄国的利益相似,但哈布斯堡外交官就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问题上所持的意见并不相同。奥地利将西巴尔干视为经济资源和潜在的市场,对于瓜分和吞并西巴尔干的领土从未认真考虑,尽管俄国和德国的外交官多次提到这一可能性。1867年后,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与该地区的斯拉夫人在种族和宗教上已无密切联系。奥地利的经济财富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如意大利北部和波希米亚,直到1866年与俾斯麦普鲁士开战前,奥地利一直希望通过发挥政治和经济的领导作用来推动德意志人的联邦。奥地利对于兼并落后的斯拉夫的巴尔干省份不感兴趣。但1866年的战败表明,是德国而不是奥地利可以真正成为中欧的领袖。东南欧是奥地利唯一可以施加影响的地区。1867年与马扎尔人签订的奥匈条约使得吞并斯拉夫地区几乎没有任何的吸引力。马扎尔人仅占匈牙利人口的50%,因而不愿增加斯拉夫人或罗马尼亚人使自己成为少数民族。而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已经受到捷克人的抱怨,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不愿吞并巴尔干地区。其实,奥匈帝国政治精英担心的是帝国过度扩张会改变帝国的民族结构,并造成治理的困难。
　　哈布斯堡王朝极力避免的是奥斯曼多民族帝国的分崩离析,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寿终正寝对于同为多民族帝国的哈布斯堡帝国将是一个不祥的信号。哈布 斯堡帝国为南部的问题所困扰,不可能吸收巴尔干。哈布斯堡帝国宁愿保持一个衰弱的巴尔干帝国,这可以解释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所持的反俄立场。1877年哈布斯堡王朝与俄国达成的秘密协定承认哈布斯堡王朝有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的权利。1908年,奥匈帝国正式吞并了波斯尼亚。
　　哈布斯堡王朝希望通过政治联盟和经济条约来控制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这两个新国家,以窒息民族统一主义的要求。罗马尼亚担心被俄国占领,接受了与奥地利的联盟。塞尔维亚敌人较少,不愿屈从于奥地利的意愿。奥布雷诺维奇王朝(塞尔维亚)为了疏远其国内政治对手才接受奥地利的支持。而卡拉乔尔杰维奇王朝(塞尔维亚)最终成为了反奥地利力量的领袖。1878年之后,特别是1903年之后,塞尔维亚与奥地利走上了冲突之路。
　　再从意大利的情况来看。1859年之前,没有统一的意大利。1859年至1866年,在成功进行了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后,意大利实现了统一,开始寻求大国地位。意大利视西巴尔干特别是阿尔巴尼亚为其天然的势力范围。意大利一直伺机从奥斯曼帝国夺取该地区。意大利也与奥地利互相争夺,因为意大利梦想从奥地利那里夺取整个达尔马提亚海岸,其理由是那里有意大利少数民族。意大利的巴尔干野心不仅威胁土耳其,而且威胁塞尔维亚、黑山和希腊。这些国家希望获得亚得里亚海的一些地区,而这些地区也是意大利垂涎的目标。在巴尔干,意大利奉行机会主义政策。1911年至1912年,意大利从奥斯曼帝国获得了多德卡尼斯群岛和的黎波里。
　　以德国而言,普鲁士王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但只是在年间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后,德国才成为真正的大国。德国在巴尔干没有直接的利益。俾斯麦称巴尔干还“不值波美拉尼亚士兵的尸骨”。1866年俾斯麦击败奥地利后,俾斯麦使奥匈帝国成为其联盟体系的基础。为确保哈布斯堡的忠诚,德国在巴尔干奉行支持奥地利的政策。1878年后,德国不再顺从奥地利和俄国的意愿。1890年德国与奥地利结盟,而俄国被迫与法国结成伙伴关系。此后德国的巴尔干政策是一方面支持奥地利,另一方面在土耳其进行经济和军事投资。德国成为了俄国和英国的竞争对手。
　　19世纪后半叶,奥斯曼帝国已是大国中最弱的国家。1856年签署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巴黎条约时,土耳其是英国和法国的盟友。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政策就是寻求自保,阻止失去其在巴尔干的领土,苏丹有时甚至满足于对巴尔干的名义上的控制。
　　奥斯曼帝国不信任其他的大国,这部分是出于对异教徒的不信任,部分是因为实际经验。当时俄国是奥斯曼帝国最大的敌人。为了避免俄国的威胁,奥斯曼帝国与其他国家密切合作,但谨慎地避免受某一大国的影响。从希腊独立战争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成为了土耳其的监护者。1878年后,德国取代英国成为土耳其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者。因为巴尔干的继承国损害了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因此土耳其与巴尔干继承国的关系都不好。
　　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最初10年内,欧洲列强围绕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土签署了许多公开或秘密的协定,对巴尔干的政区和版图进行划分。[6]这些协定有1871年哈布斯堡王朝的约瑟夫皇帝和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缔结的军事协定、1876年哈布斯堡王朝的约瑟夫皇帝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秘密协定、1878年3月的圣斯特法诺和约和1878年7月的柏林条约。
　　应当承认,欧洲列强在促进东南欧民族国家的建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任何一个巴尔干民族在没有外部力量支持的条件下实现国家的独立。这同时也意味着大国的军事干预,俄国支持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而英国、法国和俄国支持希腊。罗马尼亚的独立得益于意大利和德意志统一的战争。如果不是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巴尔干国家摧毁了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控制,阿尔巴尼亚要 获得独立也是不可能的。巴尔干弱小民族,为了实现本民族的利益,不得不依赖于欧洲大国的支持或庇护。
　　“巴尔干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巴尔干各民族担负着敌意、仇视和冲突的历史重负。这样的历史重负也是导致巴尔干民族冲突和战争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巴尔干半岛地处欧亚大陆的战略要冲,自古以来便是文明碰撞、宗教分裂、种族对峙以及大国或大国集团割据的角斗场。[7]历史上,巴尔干地区具有下列特点:民族的多样性――巴尔干有许多民族或族群;巴尔干民族间缺乏合作精神,更谈不上地区的合作;宗教的多样性――巴尔干的主要宗教有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巴尔干与强国接壤,易受外部大国的影响和控制,其中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俄国对巴尔干的影响很大。
　　从巴尔干的漫长历史看,是以下因素促使巴尔干民族背上了敌意、仇视和冲突的历史重负。
　　1.巴尔干国家间的领土争议有其历史起源。随着拜占庭帝国的衰弱,在巴尔干半岛出现了独立的斯拉夫国家。从10世纪到15世纪,曾出现了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王国。这些王国不是同时出现的,而基本上是先后出现的。因此,同一块领土在不同的时期分属不同的王国。王国领土的交叉在现代造成了许多问题,不只有一个国家对同一块领土提出领土要求。十九世纪巴尔干民族主义风起云涌,该地区上的所有国家获得独立自由后都在追求领土的最大化。因为巴尔干王国间的边界在中世纪经常变动,而且巴尔干在并入奥斯曼帝国时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因此,新获得独立的国家常常因为领土问题而发生争议。巴尔干各民族对本民族辉煌历史的追寻使得领土问题更为复杂化。保加利亚一位神甫试图证明现代保加利亚人是诺亚儿子们的后裔。罗马尼亚人宣称他们有罗马人的血统。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就哪个民族为特兰西瓦尼亚最初的定居者而争吵不休。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都宣称自己是伊利里亚人的后裔。他们最终的目的在于证明自己的民族最先来到该地区,因而有权对这个地区提出领土要求。领土的争议往往最终演化为战争。由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和希腊组成的巴尔干同盟于1912年10月向奥斯曼帝国宣战,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由此爆发。1913年5月战争结束,奥斯曼帝国战败后丧失了在巴尔干的土地,这些领土转由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和希腊获得。1913年6月,保加利亚为得到整个马其顿对塞尔维亚和希腊宣战,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
　　2.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中的贬他扬我倾向。巴尔干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形成较晚。巴尔干人民歌颂昔日英雄的事迹,念念不忘某项独一无二的历史使命,缅怀某位爱国的祖先,他们将历史遗迹变为了活的史诗。[8]在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沉睡多年的每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被尽可能地美化。“被唤醒”的保加利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以他们祖先所创立的中世纪国家引以为豪,正如罗马尼亚人言必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一样。阿尔巴尼亚人会记起十四和十五世纪曾扩展到希腊西部的阿尔巴尼亚国家。波斯尼亚人也从十四世纪的波斯尼亚教会和波斯尼亚自治省那里寻找其历史遗产。希腊人因为其语言与领土,以古希腊文化的继承人自居,并以此为荣。而马其顿人因与保加利亚人就中世 纪萨穆尔帝国的共同遗产和共同的文化特征的争论受到指责,后来宣称马其顿人是古代马其顿人和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以区别于保加利亚人。这又导致了与希腊人的冲突,因为希腊人认为自己是现代希腊国家领土内发展起来的所有古代文明的唯一继承人。从民族意识觉醒的早期开始,巴尔干的历史书籍就充斥着对敌人形象的描述,据说这有助于塑造本民族的意识。对别的民族进行贬低,对本民族肆意拔高,这种倾向为巴尔干各民族间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
　　3.民族差异与宗教差异交织在一起。巴尔干民族的差异与宗教差异相互交织,甚至宗教属性在界定民族特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在漫长的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宗教成为了民族精神的庇护所。在巴尔干,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信奉东正教;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信奉天主教;阿尔巴尼亚人信奉伊斯兰教,波斯尼亚人信奉伊斯兰教。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不平等造成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敌对和仇视。在巴尔干,民族差异也包括宗教差异,宗教的差异成为民族敌意话语的重要内容。
　　4.民族主义既是分离主义的产物又是民族统一主义的产物。巴尔干的民族主义的特殊性在于民族主义在多数情况下既是分离主义的产物又是民族统一主义的产物。巴尔干的民族主义一方面反映了巴尔干各民族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控制和实现民族独立的要求,另一方面呼唤着本民族的统一,试图让整个民族生活在一个国家。
　　如果注意一下巴尔干国家地图的变化:从最初的自治到独立国家的建立:黑山(1516年, 1878年)、塞尔维亚(1829年, 1878年)、希腊(1829年, 1830年)、保加利亚(1878年, 1908年)、罗马尼亚(1861年, 1880年),然后再与20世纪90年代的地图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些国家现在的领土要比这些国家初次建立时的领土多一倍多。所有这些国家的独立都是脱离奥斯曼帝国的产物,其他欧洲国家则没有类似的经验。目前西欧的外部边界仍然接近于1815年或1885年的边界,非巴尔干的中东欧国家的边界接近于1924年的边界,即这些国家首次成为独立国家后划定的边界。在大多数情况下,巴尔干国家的官方政策是梦想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如大保加利亚政策(1878年和年)、大罗马尼亚政策(年)、大塞尔维亚政策(年和年)、大希腊政策(年)、大阿尔巴尼亚政策(年)、大克罗地亚政策(年),而大马其顿的主张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谈 判中提出,但遭到了法国和英国的拒绝。
　　民族统一主义未必会导致民族冲突(例如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但在巴尔干,每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所觊觎的归属未定的领土也被其他国家所觊觎,因为这些领土人口混居,而且人们缺乏明确的民族意识。巴尔干的特殊性导致了过去两个世纪的民族冲突;导致了年长达一个世纪的外交与武装冲突,同时伴随着种族清洗,官方对那些未驱逐的少数民族实行了同化政策。
　　巴尔干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并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巴尔干种族地图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可能完全按照族群的划分来划定国家边界,因此产生的少数民族问题成为困扰巴尔干政治家和国际社会的一个难题。
　　综上所述,东南欧的“巴尔干化”是巴尔干独特的历史现象,它是巴尔干民族国家建立的诉求与奥斯曼帝国维持其统治的需要相冲突的产物。“巴尔干化”既反映了大国的利益角逐,又反映了巴尔干民族的历史重负。应当指出,“巴尔干化”发生在欧洲的东南部,巴尔干的问题是欧洲问题的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的解体导致了悲剧性的冲突与战争,“巴尔干化”的幽灵再次在东南欧徘徊,东南欧能否摆脱“巴尔干化”的历史宿命就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遗憾的是我们见证了新的国际秩序下“巴尔干化”的重现。在日黑山独立后,南斯拉夫联邦国家已经一分为六,塞尔维亚科索沃的未来地位问题成为塞尔维亚和国际社会的棘手问题。自1990年代末起,东南欧出现了欧洲化的前景。首先,美国和欧洲在保持巴尔干的和平和稳定上的共同利益占了上风,尤其是欧盟与东南欧各国建立了程度不同的制度联系,并将东南欧国家加入欧盟界定为欧盟的政策目标。《东南欧稳定公约》和《稳定和联系协定》成为东南欧稳定的主要手段。其次,东南欧国家的政治精英已从1990年代巴尔干的悲剧中吸取了教训,所有西巴尔干国家都将加入欧盟视为国家的战略目标。由于巴尔干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东南欧国家国内政 治的演化,东南欧确实出现了非巴尔干化的可能性。绝大多数巴尔干国家的民族主义政治力量趋于温和,并且由于欧盟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欧洲化巨大的吸引力,可以预期在科索沃难题解决后巴尔干化的力量已成强弩之末。
　　(作者简介：孔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责任编辑：宋晓敏)
　　注释：
　　[1]M. Todorova,Imagining theBalkans,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7-28.
　　[2]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2页。
　　[3]Ivo Banac,TheNationalQuestion in Yugoslavia, Origins, History and Politics, Ithaca:CornellUniversity Press, 1992, p.28.
　　[4]兰科?佩特科维奇,《巴尔干既非“火药桶”又非“和平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2页。
　　[5]埃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
　　[6]兰科?佩特科维奇,《巴尔干既非“火药桶”又非“和平区”》,第10页。
　　[7]朱晓中,“从巴尔干到东南欧――冷战后巴尔干地缘政治的变迁”,《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3期。
　　[8]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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