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息 简 报天津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天津市公平贸易预警点2022年第6期主要内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复“7”关口，未来怎么走？美国订单需求下降40% 跨太平洋航线运力锐减一半从中国制造的海外“爆款”看全球消费趋势美国宣布延长352项中国产品关税豁免9个月12月1日起我国将给予10国零关税待遇据财政部网站消息，自2022年12月1日起，我国对原产于阿富汗、贝宁共和国、布基纳法索、几内亚比绍共和国、莱索托王国、马拉维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干达共和国和赞比亚共和国等10个最不发达国家的98%税目的进口产品，适用税率为零的特惠税率。其中，98%税目为税委会公告2021年第8号文件附件中税率为0的税目，共计8786个。美国再次延长中国防疫医疗产品关税豁免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当地时间11月23日宣布，为应对新冠疫情，将把对中国防疫医疗产品的301关税豁免再延长90天，至2023年2月28日。此前的豁免期将于11月30日结束。关税豁免范围涉及81种医疗产品，始于2020年12月29日。此前，相关豁免已多次延期。美国暂停对东南亚进口光伏组件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最终确定了实施总统公告10414的拟议法规（最终规则），免除对东南亚进口的电池及组件的反规避或反倾销关税，并新增适用范围。10414号法规规定，对从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完成部分或全部组装并出口美国的晶硅光伏电池及组件免征两年关税。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为了获得此豁免的资格，东南亚完工的电池和组件“必须在到期日之前在美国使用”，即必须在终止日期后的180天内完成安装。也就是说，假设豁免于2024年6月6日终止，则东南亚完工的电池组件必须在2024年12月3日之前使用。“最终规则”规定，如果确定规避行为，则对在终止日期之前进入美国的东南亚电池和组件不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据统计，美国本土拥有晶硅组件制造产能仅5GW，薄膜组件制造产能约2.5GW。进口来源中，尽管来自中国的仅占比不到5%，却有超过80%的产品来自中国光伏企业设厂的东南亚。美国发布防止家具倾倒强制安全标准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 批准一项新的联邦安全标准《衣物存储单元安全标准》（16 CFR 1261），防止服装存储单元 (clothing storage units,CSU) 倾倒对儿童造成伤害，该标准将于180天后正式生效。CPSC指出，最新出台的强制性安全标准旨在防止服装存储单元类的家具出现翻倒而造成的伤亡事故，尤其是防止对儿童造成的伤害。其中，服装存储单元类家具包括柜子、梳妆台、衣柜、抽屉柜、抽屉箱和门柜等具有储存功能的家具产品。该标准生效后，所有进入美国市场的服装存储单元类家具需超过最低稳定性要求，要有安全和识别信息的标记和标签，并贴上吊牌，提供有关产品稳定性的性能和技术数据。此外还涉及了对带有联锁装置的服装存储单元类家具的测试方法，联锁装置可防止所有抽屉同时打开，从而提高家具稳定性。阿根廷放开企业使用自有美元进口申请为缓解国内厂商需求，阿根廷经济部近日宣布，将开放阿国企业及进口商使用存在银行储蓄账户、公司账户或海外账户的自有美元进口产品。进口商无须进入官方外汇市场换汇，仅须于申请进口时，于新进口监控系统(SIRA)内点选以自有美元支付进口选项，将可迅速取得进口许可。系统开放申请首日，总计1029家进口商登记以自有美元进口，申请FOB金额达1.25亿美元，其中包含596家中小企业及422家大型企业，分别占总额37%及62%。其中，主要进口产品为机械及发电机等，占24.3%；电话及传输设备产品占6.6%、机车占3%、相机及电视等占2.6%，其他产品包括推土机、吸尘器、计算器、收款机、行李箱、乐器、背包及皮夹等。根据阿根廷央行发布第A7629号公告，针对中小微企业进口所须支付的预付款、即期付款及延期付款等外汇需求，放宽至可取得每年5万美元额度。目前进口付款期限是阿根廷企业界最关切问题之一，因无论须等60天或180天才能取得外汇的规定，完全未考虑公司须支付海外供货商预付款，才能使出口商出货的需求。因此，在面临国内供应短缺情形下，阿国政府针对SIRA规定进行部分调整，一方面放宽中小微企业可取得美元支付预付款外，并允许大型企业在无需使用央行外汇储备下，可以自有美元资金从国外进口包含奢侈品等产品。越南更新化学品法实施规则越南公布了一项针对实施该国化学品法实施细则的更新，将六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添加到了限制物质清单中。要求生产或进口以下化学品的公司必须在生产或进口前向越南化学局申报：五氯苯、六溴环十二烷（HBCDD）、多氯化萘（PCN）、十溴二苯醚（DecaBDE）、全氟辛酸（PFOA）及其盐和PFOA相关物质、全氟己烷磺酸（PFHxS）、其盐和PFHxS相关物质，共六项物质已被列入限制物质清单。这些更新使越南进一步符合《斯德哥尔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公约》规定的义务。泰国确定卫生口罩为标签控制产品泰国发布G/TBT/N/THA/685号TBT通报，公布标签委员会《确定卫生口罩为标签控制产品》的通知草案。本通知草案将卫生口罩规定为标签管理产品。卫生口罩是指用各种材料制成的、用于遮盖口鼻以防止或过滤小颗粒灰尘、花粉、雾气和烟雾的口罩，包括具有相同目的的口罩，但不包括医疗器械法规定的医用口罩。标签管制商品的标签应酌情注明声明、数字、人工标记或图像，不得对产品的本质产生误解，并应以泰语或伴有泰语的外语清晰可见地显示。标签管制商品的细节必须明确，如产品的类别或类型名称、商标、生产国、用途、价格、生产日期和警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复“7”关口，未来怎么走？6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双收复“7”关口。这是自9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首次回到7.0以内。离岸、在岸人民币双双收复“7”关口5日，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内上涨超600基点，率先涨回至7.0关口上方。截至发稿，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报6.9511。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9542，较前收盘价涨960个基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也调升。外汇交易中心公布数据显示，12月5日，该中间价报7.0384元，较前一交易日调升158个基点。今年9月15日、16日，离岸人民币、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先后跌破“7”元关口，此后一路走低，最低分别至7.3748元，7.3280元。在前期汇率快速贬值之后，近期人民币汇率展开凌厉反弹。从11月数据上看，连续多月贬值后，人民币汇率在11月强劲反弹，在岸、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分别上涨2.15%、3.96%，单月涨幅为今年前11个月最大。与此同时，5日早间，美元指数继续走跌。截至发稿，美元指数报104.22点。11月，美元指数已累计贬值5.03%。四大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上涨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一位香港银行外汇交易员表示，近期人民币汇率快速上涨，主要受到四大因素影响。一是美联储未来加息预期放缓令美元指数大跌；二是防疫措施持续优化提振了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稳健发展的信心；三是海外资本纷纷抄底中国资产，带动人民币需求增加；四是年底外贸企业结汇需求上升，推高了人民币汇率阶段性估值。消息面上，上周末，除北京、天津、重庆、上海四个直辖市外，石家庄、广州、昆明、南宁、哈尔滨、郑州、武汉、济南、南昌、杭州等10个省会城市及深圳等一些大城市也宣布优化市民出行措施。各地在出行方面的优化措施主要集中在取消在市内公共交通方面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部分城市明确在购买药品或者医院的普通门诊时可凭绿码通行。与此同时，美国11月非农数据优于预期，表明升息周期下就业市场仍强势。鲍威尔表示，“在接近足以抑制通胀的水平时，放慢加息步伐是有道理的。”截至目前，据CME“美联储观察”：美联储12月加息50个基点至4.25%-4.50%区间的概率为78.2%，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为21.8%；到明年2月累计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为46.1%，累计加息100个基点的概率为44.9%，累计加息125个基点的概率为8.9%。人民币接下来怎么走？12月3日，国际金融论坛（IFF）2022全球年会在广州南沙举行期间，多名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预测了2023年人民币走势。有机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人民币处于低估状态，2023年有回升的空间，也有部分人士认为，短期内美国加息依然有空间，美元有机会再走强，明年上半年人民币将会维持区间震荡，下半年在国内经济回稳背景下可能迎来反转。丁爽、汪涛、陆挺等三位外资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则倾向于短期内美元有继续走强可能，明年上半年人民币继续震荡，下半年随着经济回稳，可能会重新进入升值通道。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因为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未来两三个月以内，美元再度走高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明年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整个经济的开放，尤其是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回升，明年下半年人民币应该是升值的，升到7以内也有比较大的概率。渣打银行中国和北亚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表示，中国经济比较强劲的反弹可能要等到明年下半年，近期疫情反复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短期央行货币政策还是偏宽松的。从利差的角度，短期内美国跟中国利差还是会扩大。明年下半年预计人民币会有所升值。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近期人民币汇率反复震荡，有可能将持续处于这种胶着的状态。美联储加息到5%以上的概率非常高，加息空间依然存在。中国调整后的防疫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人民币再度出现大幅贬值的可能性应该很小。（进出口经理人）美国订单需求下降40%跨太平洋航线运力锐减一半据美国财经网站CNBC供应链热图的最新数据显示，由于需求暴跌，美国在中国的制造业订单下降了40%。承运商一直在执行积极的运力管理战略，宣布更多的空航（blank sailing）和暂停服务以平衡供需。Worldwide Logistics Group首席执行官Joe Monaghan表示：“由于需求锐减，来自亚洲的集装箱运费持续下降，在船舶利用率达到新低的情况下，迫使航运公司取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航次。”由于集装箱船取消航行和海运承运人延误，美国物流经营者正准备应对1月初从中国运送货物的延误。中国至美国集装箱总货运量下降21%Joe Monaghan还指出，由于订单减少，预计中国的工厂在中国新年期间将比往年提前两周停工。1月21日是中国新年。节后的七天被认为是全国假日。“许多制造商将在1月初放假。”美国供应链数字服务公司project44表示，在疫情封锁期间达到创纪录的贸易水平后，自2022年夏末以来，从中国到美国的TEU（二十英尺标准集装箱）运量明显回落，包括8月至11月期间总箱量下降21%。总部位于亚洲的全球航运公司HLS在最近关于海运业务环境的通讯中向客户发出了警告。“对于航运业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期。随着新船舶进入市场，我们面临着需求下降和运力过剩的双重问题。” HLS分析师预测，2023年箱量将进一步下降2.5%，而运力将增加近5%-6%，这将继续对2023年的运费产生负面影响。“经济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的担忧，还有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将使集装箱航运市场进一步复杂化。”HLS表示。美国西海岸港口受到冲击最大HLS援引的贸易数据显示，10月份美国从亚洲的进口量骤降至20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从亚洲到美国西海岸的集装箱现货价格已经越过了盈亏平衡点，“进一步降低的空间很小”。Project44副总裁Josh Brazil表示，西海岸的大型港口洛杉矶和长滩（Long Beach）经历了最大的贸易下降，因为托运人将他们的一些货物转到了东海岸，以避免西海岸港口发生重大工会罢工的风险。HLS预计大多数承运人将美西运价延长到12月14日，维持在每40英尺集装箱(FEU)1300-1400美元。然而，美东的运价预计将在12月上半月下降200或300美元，至平均3200-3300美元/FEU。空白（取消）航行数据显示，跨太平洋航线（中国至美国）的船舶运力继续大幅下降。马士基和MSC的2M联盟已暂停其12月份近一半的美国西海岸服务。海洋联盟（CMA CGM、中远海运、东方海外和长荣）和THE联盟（Ocean Network Express、Hapag-Lloyd、HMM和阳明航运）已将整体船舶运力削减40-50%，直至农历新年。因此，托运人认为跨太平洋航线的货物舱位紧张，服务可靠性下降，包括MSC和Hapag-Lloyd在内的承运人也在中转航行中不接受货物以努力弥补时间。据物流经理称，这将造成两周的延误。MSC在给客户的最新通知中表示，“ETA仅供参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美国从欧洲的进口增加与对中国的订单减少不同，Project44分析的贸易数据表明，欧洲到美国的贸易路线是“自2020年初以来可能最令人惊讶，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发展之一。”Josh Brazil表示。“这种急剧上升不能仅仅用疫情来解释。但从过度依赖对华贸易的战略转变和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欧盟—美国贸易繁荣的主要驱动力。”他说。全球贸易地图正在迅速重绘，随着西方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受到严格审查，欧盟与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急剧上升。根据Project 44的数据，今年，美国从欧洲进口的商品超过了中国，这与2010年代相比是一大转变。“就其本身而言，与天价能源价格和通货膨胀作斗争的欧洲制造商正越来越多地向美国出口和投资。”Josh Brazil指出。根据Project 44的数据，德国9月份对美国的出口同比增长了近50%。在2022年前9个月的同比比较中，德国的机械工程产业对美国的出口提升了近20%。（外航运）从中国制造的海外“爆款”看全球消费趋势2022年全球消费有哪些新趋势？中国哪些出口商品最受欢迎？如果说淘宝购物车里，藏着中国消费的晴雨表，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从阿里国际站的年度热销榜单上亦可探看全球消费的趋势和潮流。基于对20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600万活跃企业买家在2022年跨境贸易的真实交易中展现的相关行业规模和品类趋势进行综合评估，跨境电商平台阿里巴巴国际站日前首次发布2022年度十大商品，其中，新能源相关产品、世界杯周边、露营帐篷等成为全球“爆款”。有消费经济业内人士分析称，受全球疫情、通货膨胀、物流波动等因素影响，国际贸易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挑战。但中国制造借助数字化能力，快速洞察海外需求变化，展现了中国经济与全球联系的紧密度，也成为全球供给体系最具确定性的部分。高质量驱动新能源行业“追风逐日”经过多年的探索积累，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借助跨境电商打开新的增长空间。数据显示，阿里巴巴国际站上中国新能源相关品类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三位数的增长。在阿里国际站2022年度十大商品里，家用太阳能、电热毯、壁挂充电桩等新能源行业产品独占三席。今年以来，受天然气、电力等能源价格飙升影响，家用太阳能成了欧洲市场的“香饽饽”。2022年光伏系统产品买家数量同比增长62.68%，销量同比增长162.89%。而由于安装光伏设备会有补贴，一些欧美家庭更是将对光伏设备的采购视为一种投资，而非单纯的消费。与此同时，中国供暖产品持续热销。今年前三季度，阿里国际站上国产电热水器、电暖器等品类销量激增，其中电热毯销量同比增长近5倍。“与往年相比，今年最大的不同是来自欧洲的订单增幅很高，三四月份的订单量相较往年同期增长了30%，订单也已排到了11月底。以前工人7点就可以下班，现在则需要加班到10点。”主营取暖电器和电热毯的中山市益佳电器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为了抓住这波市场红利，公司加大了市场推广力度，并持续增投产品研发，结合不同场景下的需求定向研发，同时公司也已经在规划产能扩张。此外，电动自行车、新能源壁挂充电桩也搭乘绿色低碳东风实现出口快速增长。目前，在阿里巴巴国际站上对新能源充电桩搜索热度居前的国家包括英国、德国、爱尔兰、美国、新西兰等。2022年，新能源充电桩全球买家数同比增长2.5倍，交易量增长184%。和新能源产品同样热销海外的还有工业激光机械。近年来，中国激光机械逐渐打破了以往为海外品牌所垄断的市场局面。作为具备后发优势的产品，中国制造的激光设备无污染、精度高、速度快，价格更具竞争力，海外需求分布广泛，甚至已在部分中低端市场实现了对欧美产品的完全替代。2022年阿里国际站上工业激光机械全球买家数同比增长51.1%，交易量增长36.3%。预计到2027年，中国将占全球激光机械供给的30%。以山东济南等为代表的激光机械外贸产业带，正走出一条高质量“出海”的新路子。世界杯引流中国造周边持续走俏正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是数一数二的国际盛事，赛场内外涌动的足球经济也成为拉动中国跨境出口增长的动力之一。早在今年6月，“足球”就成为平台热词，相关商品销量持续攀升。正式开赛前，守门员手套全球买家数同比增长323%，桌面足球激增444%、世界杯奖杯奖牌大涨126%。而在获评的2022年度十大商品中，世界杯周边、移动板房亦“射”中两席。据义乌商家反馈，土豪金配色的世界杯周边产品极受海外消费者青睐，借世界杯的东风，今年上半年的订单量已经和去年全年持平。不仅是世界杯纪念奖杯、球迷纪念章、徽章、钥匙链等周边产品持续走俏，卡塔尔球迷村标价200美元一晚的集装箱公寓的走红，同样彰显着中国制造的魅力。总部位于广东顺德的中辉绿建是中国集装箱制造企业的行业龙头，在2006年看到海外移动房的大趋势，开拓移动房制造产线，如此之早的布局也让该企业抓住了今年的“世界杯红利”。据介绍，本届世界杯为来卡塔尔旅游的球迷提供舒适的住所以及休憩场所，主办方在全球筛选了6家移动板房的供应商，打造1.2万套移动式房屋，这些供应商都来自中国，中辉绿建就是其中一家。他们供应了2000套令人赞叹的“魔法”房子——24小时搭建、一站式装修、全智能配套，而来自世界杯的订单也贡献了中辉绿建今年出口份额的四成左右。其实，在卡塔尔球迷村亮相前，“移动板房”早已成为阿里国际站跨境指数的热词，该指数预测，未来3年，海外市场三分之一的建筑，包括医院、商用、工业、民用等领域均将加大预制化移动板房的应用，主要呈现标准化、轻组装，一站式全装修及智能型三大趋势。为美好生活休闲、美丽消费有新意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有所变化，但从阿里国际站上露营帐篷、休闲养蜂设备、指甲贴、假睫毛的销售热度可见，全球范围的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并未减少。数据显示，阿里国际站上，户外运动行业持续火爆，2022年帐篷类销量翻倍。预计到2024年，全球户外露营人口将接近总人口五分之一。而中国是全球户外产品供给的“大本营”，有15万家制造商，贸易商更是超过20万家。除了露营，休闲养蜂也正在从小众走向大众，成为海外消费新时尚。对欧美消费者而言，养蜂不只是回归大自然的一种生活方式，自制的蜂蜜也可以送给朋友，是一种社交新姿势。基于此，河南的相关设备生产厂商在阿里国际站抓住了大好机会，上半年跨境电商贡献的出口额比2021年翻了一倍。虽然疫情期间普遍减少外出，化妆品行业受到影响。但爱美仍是一种生活态度，在欧美以假睫毛、指甲贴为代表的美妆配饰产品持续走红。阿里国际站数据显示，2022年，假睫毛的买家数同比增长65%，交易量增长24%；美甲贴的买家数同比增长70%。“在整体外贸市场面临较大波动的背景下，这份榜单反映了民营中小企业出口商品的景气度，也让我们看到中国外贸商家的韧性和中国外贸高质量增长的信心。”阿里巴巴国际站总裁张阔表示，不断涌现的国货爆款，充分说明中国供给在全球产业链协同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指出，近几年中国外贸的稳健增长，新能源、取暖设备等部分品类尤为亮眼，虽然不排除受到短期突发偶然因素和热门事件影响，但从长期来看也有相当的必然性。随着国内商家对跨境电商平台的重视程度和运营能力不断提高，捕捉海外市场突发需求的敏感度和响应能力极大提高，可以第一时间“跑赢”竞争对手，收获市场红利。同时，中国外贸产业技术水平提升，出口商品呈现结构优化、质量提升、高附加值的趋势，有理由相信，中国外贸仍将领跑全球经济复苏，也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持续提供强大的推动力。（国际商报）美国宣布延长352项中国产品关税豁免9个月当地时间12月16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声明，宣布将原定于2022年底(12月31日)到期的适用于352项中国产品的关税豁免期限延长九个月，至2023年9月30日，将于2023年1月1日起生效。报道称，美国贸易代表戴琪3月对352项中国输美产品豁免加征关税。这些商品包括泵类产品和电机等工业部件、部分汽车零部件和化学品、自行车以及吸尘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延期“将有助于协调进一步考虑豁免措施以及正在进行的对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施加的‘301条款’关税的全面审查”。详细清单可查看此前今年3月延长豁免公告，包含如特定种类的自行车汽车零部件、电机、机械、化学品；还有箱包、枕头、单车；吸尘器、海鲜等消费产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从2018年7月开始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拜登政府上任后仍持续保留这些关税，根据美国法律规定，301关税的实施期限为四年，除非USTR收到继续执行的请求，否则到期后将自动失效。USTR从上月开始向公众征询意见，以便对加征关税行动的有效性进行评估，意见征询截止日为1月17日。去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拟重新豁免549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并就此征询公众意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年3月23日发声明称，重新豁免对352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这个数字比先前纳入考虑的549项要少（有197项产品关税豁免失效）。适用于在2021年10月12日至2022年12月31日之间进口自中国的商品。特朗普根据所谓301条款加征关税，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迟迟未作出是否取消相关关税的决定。中美高层官员自11月的中美元首会晤以来，持续展开对话，两国经贸、军事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官员在两国元首会晤后举行了至少四次面对面会谈。（外航运）春节后，船公司将取消一半来自亚洲的航班在需求预测极其疲软的背景下，船公司准备在1月22日中国春节后，取消大约一半的从亚洲到北欧和美国的预定航次。欧洲和美国的高库存，加上未来消费者需求的不确定性，导致订单被取消或推迟，以致中国工厂可能在春节前提前放假。例如，服装制造商Inditex在本周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其10月31日的库存水平同比增长27%，12月8日则增长15%。其表示暂时还没有明年的订单计划。马士基在其最新的北美市场资讯中表示，今年“更多的托运人选择等到假期结束再下订单，因为2022年早些时候发货的库存已经能够满足需求”。现货市场运价指数趋于平稳与此同时，在连续几周出现两位数下跌后，本周集装箱现货市场运价指数趋于平稳，表明可能已经触底。最新一期德鲁里世界集装箱运价指数WCI报2127.33美元/FEU(40英尺高箱货柜)，较上周下跌1%，已经连续42周下跌；与去年同周相比下跌77%；较去年9月份高点10377美元/FEU下跌79%；较10年均值2692美元/FEU下跌21%，标志着回归更常态的价格，但仍然比疫情前的2019年均值1420美元/FEU高51%。例如，在跨太平洋航线上，亚洲-美西运价指数本周几乎没有变化，Xeneta的XSI指数的平均费率为1496美元/FEU。而对于美东，德鲁里的世界集装箱运价指数WCI仅小幅下跌1%至3952美元/FEU。事实上，ONE首席执行官Jeremy Nixon在本周参加洛杉矶港口的月度媒体发布会上表示，他预计短期费率在2023年之前将保持平稳，并补充说：“我认为现货市场费率已触底。”但他警告称，春节假期后亚洲出口将大幅下降，2月和3月出口将非常疲软。“只能看需求是否会在4月、5 月左右开始回升。”整体上明年上半年美国进口都将较为低迷，直到2023年下半年可能才会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在亚洲至北欧贸易航线上，本周各大指数的即期费率从波罗的海FBX指数的2167美元/FEU到德路里WCI指数的1674美元/FEU不等。然而，根据Loadstar的报告显示，春节前驶往北欧航线的舱位将越来越紧张。由于托运人和航运公司都不愿在不确定的市场条件下做出承诺，该航线的许多年度合同谈判（通常在12月或1月敲定）似乎已经停滞。本周从亚洲到地中海港口的即期运价也保持稳定，例如，德路里的WCI指数保持在2909美元/FEU不变。但跨大西洋航线仍然是例外，从北欧到美东的短期运价仍比疫情前至少高出三倍。事实上，本周北欧至美东的XSI指数甚至略有上涨至每40英尺7189美元。由于美元兑欧元和英镑的强势，加上对从欧洲采购产品的关注度提高，使得尽管其他地区经济低迷但该航线贸易仍保持强劲。然而，根据海事咨询机构Sea-Intelligence的数据显示，由于跨大西洋航线运力同比大幅增加43%，该航线的运价将大幅下降。Sea-Intelligence的分析师表示：“未来几个月，大西洋两岸的即期费率可能会崩溃。”未来五周100个航次被取消根据德路里最新数据显示，在跨太平洋、跨大西洋和亚洲至北欧和地中海的主要贸易航线的总共721个预定航次中，在第51周（12月19日至25日）到第3周（1月16日至22日）的5周间取消了100个航次，取消率占14%。在此期间，53%的空航发生在跨太平洋东行航线，24%发生在亚洲至北欧和地中海航线，23%发生在跨大西洋西行贸易航线。在接下来的五周内，THE联盟已宣布取消高达47个航次，其次是海洋联盟和2M联盟，分别取消了16个航次和7个航次。同期，非航运联盟实施了30个空白航次。（进出口经理人）日本会跟随美国“卡”中国芯片吗？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日前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进行电话会谈时，直接向日本提出要求，希望日本对美国政府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措施“予以响应”。这是美国近期对日本进行的最直白施压。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一系列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新规。当月下旬，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埃斯特维兹表示，要“在短期内达成协议”，拉拢日本和荷兰实施类似措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12月12日也表示，与日本和荷兰“就采取类似措施进行了讨论”。对此，日本尚未作出明确回答。但日本近年来迎合美国、搞对华技术封锁的动向足以引人警惕。日本经济产业省把大量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今年7月，日美经济版“2+2”会议机制共商“半导体供应链安全”；日前，与美方电话会谈后，西村康稔没有透露商谈细节，但对媒体说了这样一番话：“日本一直本着国际合作精神，根据外汇和外贸法严格执行出口管制。”国际半导体产业数据显示，当前，中国是全球半导体设备最大市场。2021年中国大陆半导体设备销售额达296亿美元，占全球市场41.6%。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是日本半导体巨头东京电子的最大客户。截至今年3月，中国占该公司芯片制造设备年销售额的26%。中国也是日本芯片测试设备制造企业爱德万的最大市场，上一财年仅来自中国大陆的订单金额就达1890亿日元，占该公司总销售额的27%。当下，新一轮产业革命与科技变革机遇空前，唯有开展芯片合作，才符合中日共同利益。“卡”中国芯片对日本而言，只会是赔本买卖。美国滥施出口管制，已使美国半导体企业承受苦果。美国上市企业披露的财报显示，大量美国半导体企业近期营收情况显著下滑。英特尔第三季度营收同比下降20%。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表示，价值4亿美元的中国订单可能因出口管制措施遭受损失。半导体设备供应商泛林集团首席财务官道格·贝廷格在季报发布会上说，该公司在中国失去了重要客户，“这种局面还将持续”。美国产业界的遭遇充分表明，对华脱钩断链行不通、走不远。回顾历史，美国上一个半导体封锁对象，就是日本。美国为搞产业回流，从来不惜拉盟友垫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迅猛，一度占据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份额的半壁江山，美国对日贸易存在高额逆差。1982年，美国政府以产业间谍罪逮捕日立和三菱公司员工，指控其涉嫌窃取IBM公司的技术，后被证实这是美国打压日企的“钓鱼执法”。美日贸易战期间，美国强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后又迫使日本于1986年签署规定市场份额和价格监督的《日美半导体协议》。此后，美国不断对日本芯片加征关税，日本被迫开放半导体技术专利。多轮打击下，日本半导体产业渐失优势。熟悉的经济胁迫“招式”，如出一辙的技术封锁“组合拳”，这套曾作用于日本半导体产业的“配方”，美国如今还要如法炮制，邀请曾经的受害者一同对中国施压。中国不是当年的日本，美国对华经济胁迫不会再次如愿。当前，中国加快自主创新，芯片自主研发能力稳步提升。中国已实现纯国产化14nm工艺量产，本土芯片制造企业正力争实现更先进工艺量产。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11个月，中国集成电路进口4985.1亿个，同比减少14.4%。对此，日本产业界也有清晰认识。索尼、日本电气等日企高管日前表示，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不太可能阻止中国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等领域的发展，该制裁缺乏长期有效性。历史和现实都已表明，技术封锁不仅严重背离国际经贸原则，还将阻碍国际科技交流和经贸合作，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全球经济繁荣造成负面冲击。日本有必要从自身长远利益和国际社会利益出发，独立自主作出正确判断。（人民日报海外版）又一国家破产，多国面临破产边缘！谨防买家弃货、收汇风险加纳如今面临着重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挑战。今年，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经济冲击进一步对其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各种负面的外部冲击使加纳面临通货膨胀激增、汇率大幅贬值和预算融资压力的问题。也给其债务的可持续性带来了风险。日前，加纳政府发布声明称将暂停支付欧元债券、商业定期贷款和大多数双边义务的债务，称此举是一项临时紧急措施，有待与相关债权人达成进一步协议。加纳决定暂停偿还大部分外债，实际上等于违约。加纳的“缴械投降”，是继斯里兰卡之后，今年又一个宣布暂停支付各项债券的国家。媒体报道称，加纳现在背负着约550亿美元的债务，据政府最近的数据统计，这一债务相当于该国GDP的80%。在全球超级通胀的裹挟下，加纳10月通胀也已飙升至40.4%，11月继续暴涨至50.3%。食品短缺、粮食短缺、能源短缺，社会动荡加剧。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偿债能力进一步被吞噬。媒体报道称，政府表示将70%至100%的收入用于支付债务利息。今年来加纳官方货币赛地兑美元大幅贬值将近60%，成为今年全球表现第三差的货币，仅次于津巴布韦和古巴比索。如此一来，加纳偿还的外债规模在汇率贬值的情况，从300亿美元左右变相膨胀至500亿美元。而外汇储备仅仅只有可怜的76亿美元。不足以支付三个月的进口所需开支。加纳暂停偿债反映了其经济处于危险状态，其政府上周被迫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30亿美元的协议。加纳一直在遭受人们所说的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上月，在燃料和食品价格暴涨的情况下，逾1000名抗议者在首都阿克拉游行抗议，要求总统辞职，谴责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协议。靠近西非沿岸被誉为“黄金海岸”的加纳，人口3000万，家底丰厚——黄金储量20亿盎司、钻石储量1亿克拉、铁矿石储量14亿吨、石油储量20亿桶。而且，加纳拥有价值超过5500亿美元、15亿吨之巨的铝矿，且埋藏深度较浅，开采难度较低。加纳亦是非洲的经济大国，占比高达30%之巨。加纳本可以过上沙特、卡塔尔们的土豪生活，但现实却很骨感，加纳人民水深火热，国家坠入斯里兰卡般的深渊。惠誉评级公司给加纳的评级为CC，比违约级高两个等级；而标普全球评级公司将其评为CCC+，跌入垃圾级债券评级。穆迪将加纳的信用评级下调了两个等级至Ca，加纳与处于违约状态的斯里兰卡为同一评级。阿根廷、土耳其等国也面临违约风险今年年初至今，美联储连续暴力加息7次，加息幅度高达425个基点。明年，还或将继续加息进程，终端利率目前的预期为5.1%。美元霸权使然，全球多国被裹挟进来，跟随美联储暴力加息。世界银行都感叹道：全球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同步收紧为世界50年来罕见。本轮美元加息大潮，第一个倒下的是斯里兰卡，第二个是加纳。在2023年，应该还会有更加重量级的国家成为牺牲品。而可能的债务危机是比较突出的。作为今年首个破产的国家，斯里兰卡的债务违约已成事实，同时，日前接受过IMF贷款援助的南美国家阿根廷也在破产的边缘徘徊，阿根廷或将是下一个加纳。今年阿根廷比索兑美元大幅贬值近60%。外债规模高达2748亿美元，占GDP的比重高达56%。而外汇储备仅仅只有325亿美元，还较去年末下降了30亿美元。此外，阿根廷通胀高达92.4%，为30年来的最高涨幅。更加恐怖的是，至暗时刻还未到来。在高通胀、高利率的全球宏观背景下，叠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在2023年将很有可能同频共振，陷入较大程度上的衰退。而经济衰退必然对应着财政收入缩减，而面对膨胀的债务，主权国家债务违约可能不会是一个两个。贸易赤字严重超标的土耳其随时可能拉响违约的警报，另外埃及、巴基斯坦、乌克兰等十余个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债务泥潭中挣扎。按照IMF最新的报告估计，目前新兴市场有约2370亿美元的外债面临违约风险，同时，世界银行发出警告，25%的新兴市场正处于或接近债务困境，60%以上的低收入国家面临债务困境。新兴市场国家主权债务主要是对外负债，规模占比超过主权债务的2/3，并且很大一部分还是短期负债，偿债的高压力与紧迫性不言而喻。鉴于当下世界经济大环境，对与以上国家有航贸业务的货主货代，做好风险把控，谨防目的港买家弃货、不付款等风险，以免钱货两空带来损失。（海运网）美国取消对26家中国实体的出口限制据悉，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发布联邦公报称正在修订《出口管理条例》(EAR)，自12月16日起，将9个实体从未经核实的名单(UVL)中删除并添加到实体名单。因为外国政府阻止及时进行最终用途检查，BIS无法验证其诚意。BIS还将27个实体从UVL中删除，因为BIS能够核实其真实性，其中包括26家中国实体。对于那些未被移至实体清单的实体，该规则取消了对涉及这些实体的出口、再出口和转让(国内)的许可证例外的暂停，并取消了对出口商、再出口商和转让商的要求出口管理条例，但不要求这些实体获得许可，以便在进行交易之前从他们那里获取(并保留记录)UVL声明。在BIS能够验证其真实性后，最终将26家中国实体从UVL中删除，分别是：Beijing Naura Magne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CCIC Southern Electronic Product Testing Co., Ltd.;Center for High Press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anced Research;Changchun National Extreme Precision Optics Co., Ltd.;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Mineral Resource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CAS) Institute of Chemistry;Dongguan Durun Optical Technology Co., Ltd.;Foshan Huaguo Optical Co., Ltd.;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xi Intai Technology Co., Ltd.;Guangxi Yuchai Machinery Co., Ltd.;Guangzhou Hymson Laser Technology Co., Ltd.;Heshan Dere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Hubei Longchang Optical Co., Ltd.;Hubei Sinophorus Electronic Materials Co., Ltd.;Kunshan Heng Rui Cheng Industrial Technology;Shanghai Fansheng Optoelectronic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Shanghai Micro Electronics Equipment (Group) Co., Ltd.;ShanghaiTech University;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Energy Engineering;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chool of Chemical Sciences;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Vital Advanced Materials Co., Ltd.;Wuhan Juhere Photonic Tech Co., Ltd.;Wuxi Biologics (Shanghai) Co., Ltd.;Zhongshan Thincloud Optics Co., Ltd.未经核实的名单(UVL)包含外国实体的名称和地址，这些实体是或曾经是涉及受EAR约束的物品的出口、再出口或转让(国内)交易的当事方。由于BIS或代表BIS行事的联邦官员无法通过完成最终用途检查来验证其真实性（即与受EAR约束的物品的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相关的合法性和可靠性），因此将这些外国实体添加到UVL中。有时，由于美国政府无法控制的原因，这些检查（如许可前检查(PLC)或装运后验证(PSV)）无法令人满意地完成。而不能完成检查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但不限于：（1）与接受最终用途检查的外方合作无关的原因(例如，BIS有时会发起最终用途检查，但由于无法在相关出口文件上显示的地址找到外方，BIS无法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与该方联系而无法完成检查)；（2）东道国政府缺乏合作，未能安排并协助完成最终用途检查。例如东道国政府机构对进行最终用途检查的请求未作出回应，采取行动阻止安排此类检查，或拒绝及时安排检查；（3）在进行最终用途检查时，受EAR管制的物品的接收人不能出示最终用途检查的物品进行目视检查，或者不能提供足够的文件或者其他证据来证实该物品的处置。鉴此，当BIS无法确认接受最终用途检查的实体的真实性，没有足够的信息将有争议的实体添加到EAR的实体清单中，BIS可能会将其添加到UVL中。（搜航网）}

文/王宏广 张俊祥 尹志欣 由雷 朱姝(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自美国1890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以来，旧中国、英国、德国、法国、苏联、日本等第二经济大国无一例外地相继衰落，大国竞争中存在“第二经济大国陷阱”。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对我国的遏制从未停止过，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以来，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的遏制手段不断升级，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在防御“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斯佗陷阱”的同时，必须填平“第二经济大国陷阱”。
　　一、国际竞争中存在“第二经济大国陷阱”
　　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128年来，第二经济大国至少更迭8次，平均16年更迭一次，其中1960年以来更迭6次，平均10年一次。
　　(一)1891—1960年，第二经济大国更替2次
　　1960年以前，国际上没有系统的、可比较的各国经济统计数据，按照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的数据，1891年以来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更替2次。
　　1891—1933年间，我国保持第二大国地位43年。1820年我国GDP曾占世界32.9%，1890年美国GDP达到2147.1亿1990年国际元(以下简称国际元)，超越我国的2053.8亿国际元，我国失去第一经济大国地位。
　　1934—1986年，苏联保持第二大国地位53年。1934年苏联GDP达到2909.03亿国际元，超越我国成为第二经济大国，直到1986年被日本超越，连续52年保持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
　　(二)1960年至今，第二经济大国更替6次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60年以来，英国、德国、法国、苏联、日本先后失去了第二经济大国地位，第二大国已更替了6次。第一次，1960—1962年，英国经济居第二位3年;第二次，1963—1966年，法国经济居第二位4年;第三次，1967—1969年，日本经济居第二位3年;第四次，1970—1971年，德国经济居第二位2年;第五次，1972—2009年，日本第二次居第二位并保持38年;第六次，2010年，我国GDP超过日本，第三次成为第二大国。
　　此外，2016年欧盟GDP总值为14.8万亿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美国采取多种措施遏制欧元区经济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盟经济陷入10年低迷，是第二大国或经济体陷阱的又一证据。
　　第二经济大国陷阱的产生有政治干预、外交挤压、贸易掠夺、和平演变、军事冷战、金融陷阱等多方面的原因，但第二大国自身国策的失误，以及第一大国对第二大国的成功遏制是两个最根本的原因。千百年来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仍无法从根本上填满一些国家永无止境的物质与权力欲望的鸿沟，“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高度城市化的人类社会仍然发挥着支配性作用。
　　二、当前中美经济格局与当年日美经济格局十分相似
　　我国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与当年日本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十分相似。
　　(一)中美经济格局与当年日美经济格局十分相似
　　第一，创造经济增长奇迹，并有望超过美国。1955—1973年，日本GDP连续19年增长9.8%，成为第二经济大国，许多专家预测日本经济将超过美国，提出“日本威胁论”。1978—2012年，我国GDP连续35年增长9.8%，许多机构和专家甚至给出了我国经济超越美国的具体时间，各类“中国威胁论”不断出现。
　　第二，GDP占美国的70%左右时，受遏制强度明显增大。2017年我国GDP达131735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7.4%，2018年可能超过70%。1985年日本GDP占美国GDP的32.2%，美国联合英国、德国、法国与日本签定“广场协议”，开始遏制日本经济增长，1995年日本GDP相当于美国的71.1%，2016年降至26.6%。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美国遏制日本的标志，而2017年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排在俄罗斯之前的“战略竞争对手”，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三，同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占美贸易逆差的40%左右。美国商务部公布2016年对华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占美贸易逆差5023亿美元的69.1%。我国商务部研究认为对美贸易顺差仅为2540亿美元，占美贸易逆差(按美公布的数据)的50.6%。1987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占当时美国贸易逆差1533亿美元的37%。
　　第四，同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占美国国债的18.5%左右。2017年11月，我国持有美国国债达1.18万亿美元，占同期外国持有美国国债(6.3431万亿美元)的18.5%。日本曾多年保持美国最大债权国地位。
　　(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与日本当年类似的问题
　　第一，经济脱实向虚，金融业占GDP比重高达8%左右。2015年我国金融业占GDP达8.4%，高于美国(7.2%)、英国(7.2%)和日本(4.4%)。1994年日本金融业占GDP达9.3%，随后金融泡沫破灭，导致日本经济持续低迷。
　　第二，房地产泡沫严重，相关产业占GDP比重高达13%。2015年我国建筑业增加值为46626.7亿元，占GDP的6.8%;房地产业增加值为41701亿元，占GDP的6.1%，两者相加，广义房地产业占GDP的12.9%。2004—2015年，商用住房价格由每平方米2778元增加到了7476元，12年间增长了169.1%。据日本统计部门数据，1986—1990年，日本商业用地价格增长了133.6%，其中1986、1987、1989三年，日本的地价总额增量均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
　　第三，工业化引发粮食安全问题，粮食隐性自给率仅65%。日本工业化、城市化后粮食自给率由1987年的76%下降到2015年的39%,总产量下降40%。我国2017年粮食净进口12782万吨，粮食自给率降至79.31%。我们测算，2017年我国进口大豆、稻谷、小麦、玉米的数量相当于海外8.8亿亩农田给我国产粮，占当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24.99亿亩的35.21%。也就是说，我国隐性粮食自给率只有65%。
　　第四，大量收购海外资产，对外投资增速高达22.2%。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额已由2006年的239.3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2172.02亿美元，11年增长了9.07倍。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掀起了海外收购狂潮，到80年代末全美有10%的不动产属于日本人。
　　第五，奢侈品消费膨胀，占全球46
%左右。据财富品质研究院公布的数据，2016年我国在境外购买的奢侈品达6300亿人民币，连同国内市场，购买了全球46%的奢侈品，这与上个世纪日本人喜欢旅游、购买奢侈品的现象极为相似。
　　第六，日本当年面临的社会问题值得引以为戒。日本战前经济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并没有给广大社会下层人民带来好处，被称为“黑暗时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把“赶超欧美”作为国家最高目标，引发美国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城市化导致“只有老人的山村”;提出《日本列岛改造论》，过高估计经济增长能力，投资过度、通货膨涨，埋下长远发展隐患;提出福利优先，实行全民保险、全民年金制、老龄医疗免费制，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社会负担沉重，积重难返。
　　三、美国遏制我国经济发展的可能途径与手段
　　通过遏制第二大国巩固世界霸权是美国直言不讳的战略。为遏制不同国家，美国采取了不同的手段与措施：遏制日本采取“认同体制、遏制经济”的策略，通过政治上同化加干预、军事上占领加保护、外交上盟友加附属、经济上先扶持后遏制、文化上渗透加侵略、科技上先支持后封锁等手段遏制日本经济发展，利用“三大协议”拖垮了日本经济;利用军事冷战、和平演变加速了前苏联的解体。我国既要防范重蹈苏联、日本经济衰退的覆辙，更要防御“第二经济大国陷阱”的新花招。美国遏制我国经济发展的可能途径主要有：
　　1.
不认同政治制度，和平演变贼心不死。西方国家搞垮社会主义阵营的目标永远不会改变，和平演变是最经济有效的办法。老布什政府“施压促变”;克林顿政府提出“遏制加接触”，欲通过接触推动和平演变;小布什政府延续“接触加遏制”策略，并把我国作为“战略对手”;奥巴马政府采取“既防范、遏制，又接触、合作”的对策;特朗普政府把我国列为排在俄罗斯之前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惜破坏国际规则，不断冲击中美关系“争而不破”的底线。
　　2.
不认同经济制度，不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欧盟、日本等公然破坏WTO的约定，拒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仅是为了在贸易中谋取更多利益，更重要的是想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的经济制度，破坏或动摇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3.
通过国际规则与标准，削弱我国经济竞争力。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发展，为此奥巴马政府启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西方国家不断通过安全壁垒、贸易壁垒、技术壁垒、标准壁垒、环境壁垒、市场壁垒等各种规则，遏制我国经济发展。华为、阿里巴巴等公司在美国正常经营活动频频因安全原因受阻，博通收购高通被否，我国收购德国半导体公司因美国干预也被终止。
　　4.
撕毁外交协定，制造军事争端，消耗经济实力。特朗普签署《台湾旅游法案》，公然违背中美三个公报，打破了维护多年的外交格局，他还提出“印太战略”，拉拢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与我抗衡，在南海、东海、钓鱼岛、台湾省等地区不断制造军事摩擦，试图发动新一轮军备竞赛，消耗我国国力。特朗普政府一上台就增加军费，并把海军力量的60%调入亚太地区，认为我国会动摇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修改其价值观，把我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为其制造军事争端寻找借口。
　　5.
发动金融战，促使经济崩溃。美国用货币战争成功地遏制了前苏联与日本，不用一枪一炮就打垮了最大的敌人。我国与美国，政治不接轨、经济半接轨、外交“斗而不破”、军事互相牵制，而金融是我国国家安全的短板，美国遏制我国可能首选金融战。一方面通过减税、加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吸引资本回流等措施，提高美国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减税制造我国民营企业与政府的矛盾，吸引民间资本在美投资，降低民营企业本国投资积极性，从而达到遏制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
　　6.
发动人才战，从源头遏制我国新经济增长。限制高新技术出口、吸引高端人才、收购专利青苗，“三管齐下”，是美国遏制我国经济增长的一贯政策。我国每年有30万名优秀青年赴美国留学，各省市高考状元的70%留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对我国青蒿素、阿里巴巴等高科技产品、企业进行早期收购，从源头上遏制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
　　7.
发动网络战，引发经济、军事、社会等问题。网络已成为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工程，我国网络硬件、软件的核心技术和装备都依赖进口，一旦爆发网络战，会造成通讯、交通、银行、军事、贸易等领域的瞬间瘫痪。
　　8.
发动粮食战，引发物价上涨、社会动荡。当年，美国巧妙地通过影响苏联的饲料价值，诱发物价上涨、激化社会矛盾，对苏联解体起了催化作用。2017年我国进口粮食相当于8.8亿亩农田的产量，粮食隐性自给率仅65%，防止粮食战应及早采取对策。
　　9.
发动石油战，引发交通、社会混乱。2016年我国进口原油3.8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65.4%，远高于世界公认的50%的“安全警戒线”，石油储备量仅为40天左右。一旦出现局部战争或马六甲海峡被封锁或拥堵，石油缺乏或涨价，将进而引发交通与社会问题。
　　四、填平“第二经济大国陷阱”的战略与对策
　　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奥巴马政府“防范、遏制、接触、合作”的对华政策，“接触、对抗、遏制”正在成为新的政策，外交商业化、不按规矩出牌、不惜破坏国际规则，将成为对华政策的新特点。特朗普提出将用一切手段减少贸易逆差，并提出了减少1000亿美元贸易逆差的目标，公然要发动新一轮贸易战。中美贸易战肯定没有赢家，两败俱伤是必然结局，寻找贸易平衡是美国的借口，遏制我国崛起才是最终目标，填平“第二经济大国陷阱”已是我国的被迫选择。
　　(一)新一轮贸易战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基本判断
　　从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市场潜力、科技创新、贸易经验等方面综合分析，对新一轮贸易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基本判断是：
　　1.
新一轮贸易战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小于当年加入WTO。加入WTO时，人们普遍担心“引狼入室”，认为外国企业会迅速占领我国市场。实践证明，我国加入WTO取得了预料之外的成功。今天应对新的贸易战，我国有几个明显的优势：
　　一是制度优势。我国具有社会稳定、政府动员能力强等明显优势。美国政党交替的社会制度决定了许多政策是短期行为甚至会走向反面、前后冲突，总统的最高目标是保持连任，并不是把美国经济搞上去，搞好经济只是总统为连任而争取选票的手段，而非最高目标。因此，只要采取“非对称战略”，影响其连任，就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中美贸易中大豆、服装、家电等大宗产品对选民影响面大，是美国贸易战中的软肋。
　　二是经济优势。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分别是美国的4倍和1.1倍，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当于美国的25%，中美经济的差距主要是第三产业的差距。而第三产业对高科技依赖相对较少，美国通过技术封锁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负作用，可以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进行有效对冲，也就是说，贸易战对我国经济总体上不会产生“滑坡式”影响。
　　三是资金优势。我国外汇储备丰富，只要加强管控，金融领域不出现系统性风险，我国完全可以从容、有效地应对可能发生的货币战。相反，作为美国第一债权国，我国对美元汇率有一定影响力，美国也不会随意发动货币战。退一万步讲，只要能够争取我国和平发展的环境与时间，即使每年付出1000亿美元，也不是没有实力，关键是付出要得到合理的回报。
　　四是市场优势。我国有13亿人口，2017年人均GDP已经达到9200美元，中产阶级人口已达到2.3亿人，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消费市场。英特尔、微软、高通、苹果等高科技企业已对美国政策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们不会甘心把如此巨大的市场拱手让给他人。
　　五是技术优势。我国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大国，第一产业技术基本能够做到不受制于人;第二产业虽然许多核心技术还依赖进口，但制造业技术主要受制于德国、日本，而非美国。因此，只要德国、日本不与美国联手遏制我国，美国单独发起的贸易战对我国第二产业不会产生“滑坡式”冲击。
　　2.
贸易战没有赢家，两败俱伤是必然结局。贸易战对我国各行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毁灭性打击、颠覆性冲击、滑坡式影响、激发创新、影响不大等五大类。一是高度依赖网络的行业可能遭到“毁灭性打击”。全球网络运行的根服务器多集中在美国，互联网上的数据能否正常运行取决于断根服务器。二是计算机与通讯设备制造业等依赖进口芯片支撑的行业可能遭到“颠覆性冲击”。三是纺织业、航空等行业可能遭到“滑坡式影响”。四是一些行业会出现“倒逼创新、先滑后升”，“坏事变好事”。我国在智能手机芯片、商用芯片、高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电动汽车等行业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目前顶尖人才、技术水平与美国仍有差距。但是，技术封锁必将倒逼我国创新，迎来“先滑后升”的新局面。五是技术封锁有可能制约我国世界科技强国目标的实现。我国90%的高端科研仪器设备都依赖于美国，自主开发能力不强，美国若封锁高端设备，必将制约我国科技水平的提高，影响我国科技强国建设。
　　3.
贸易战可能引发其它摩擦与局部冲突，潜在风险难以判断。特朗普提出了“美国优先”、减少贸易逆差1000亿美元、通过减税吸引资本回流等目标，许多目标显然是难以完成的。因此，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美国很可能在金融、货币、粮食、能源、军事等领域制造摩擦与冲突，需要提前准备应对预案。
　　(二)填平“第二经济大国陷阱”战略与对策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六期重叠”的新时代：工业化中后期、信息化中期、城镇化中期、乡村振兴前期、新科技革命前期、美国遏制的加速期，既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修昔日底德陷阱、塔斯佗陷阱、“第二经济大国陷阱”等四大陷阱，又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填平“四大陷阱”已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当务之急。填平“第二经济大国陷阱”就是长期保持世界经济第二位或者跃居第一位。研究表明，只要我国不犯颠覆性错误、美国不独享新科技革命成果，我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填平第二经济大国陷阱”的基本策略：
　　1.
坚持七个自信、不犯颠覆性错误。坚持道路自信、防止和平演变，坚持制度自信、不输入也不输出制度;坚持理论自信，切实贯彻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文化自信，包容共赢共享;坚持外交自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经济体制自信，“两只手无缝融合”;坚持创新自信，引领新科技革命;坚持军事自信，用一流军队保障和平崛起。
　　第一，坚持制度自信，制度不接轨、防止和平演变。改革开放以来，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是近40年对人类贡献最大的党。我国的政治制度是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选择，坚持制度自信，制度不接轨，坚持党的领导，保持社会稳定是填平“第二经济大国陷阱”的前提与根本性保障。
　　第二，坚持理念自信，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四个全面建设、五个发展理念，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三，坚持体制自信，经济半接轨，保障经济安全。我国成功地探索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开拓、完善了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高效协同的理论与模式。实践证明，“两只手总比一只手好”，这一经济体制已经体现出其优势，兼顾公平与效率，烫平经济剧烈波动，有效提高经济效率。特朗普政府认为我国挑战其传统理念，我们更要坚持体制自信，保障经济安全。
　　第四，坚持外交自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和平崛起之路。特朗普坚持的“美国优先”彻底解开了其世界警察的遮羞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特色、风格和胸怀。
　　第五，坚持文化自信，用软实力支撑硬实力。填平“第二经济大国陷阱”，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与支持，就必须有强大的文化支撑，要像推销中国产品一样，传播中华文化，经济硬实力需要文化软实力的包装与支撑。
　　第六，坚持创新自信，引领新科技革命。我国已成为有影响力的创新大国，9个重要科技指标中已有7个居世界前两位，专利授权量、研发人员数量、高科技产品出口额等3个指标居世界第1位，国际论文数、世界500强企业数、研发经费等3个指标居世界第2位，世界品牌500强、大学100强、创新指数分别居世界第5、6和17位。世界十大互联网公司中，美国占6个，我国已占4个。2000年，我们研究提出信息技术之后的新科技革命是生物技术引领，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与学者的认同。目前，美国生物技术居全球领先地位，但是美国生物科学许多领域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华人科学家手中，吸引这些科学家回国，引进海外顶尖人才，我国完全可能引领新的科技革命。
　　第七，坚持军事自信，保障和平崛起战略。为防御修昔底德陷阱，填平第二经济大国陷阱，必须打造国际一流的军队，防御外敌入侵，保障和平崛起战略的全面实施。
　　2.
强化六大优势，营造一流发展环境。强化社会制度优越、经济体制独特、产业体系完善、市场潜力巨大、优质劳动量大、外汇储备丰富等六大优势。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必须防御金融危机，堵上国家安全的短板。综合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角度分析，我国金融领域是当前最容易被攻克的薄弱环节。因此，要坚持金融半接轨，金融要放开，但不能放任，要放得开、管得住、走得稳。截至2017年12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已达167.68万亿元，比美国与日本之和还多20万亿元，外汇储备规模31400亿美元，完全有能力建成世界一流的金融体系。要加紧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体系与法规体系，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稳固强大、坚不可摧的现代金融体系，为填平第二经济大国陷阱建立良好的经济环境。
　　3.
实现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目标采取三步走战略。补上第三产业短板、成为世界第一，发展新兴产业、巩固世界第一，建设科技强国、永保世界第一。我国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第一产业增加值是美国的4倍，第二产业是美国第1.2倍，第三产业仅仅是美国的24%，如果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我国有望跃居世界经济第一位。发展信息、生物、新能源、先进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巩固世界第一地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支撑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战略性转变，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地位。
　　4.
拆除十大贸易壁垒，防止逆全球化。世界大家庭历来是谁“做庄”，谁定规则。大国通过主导国际组织、制定国际规则，充当“国际警察”，甚至把国际组织作为“遮羞布”，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例如，美国巧妙地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地位，实际上掌握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调控权，印钞票就能实现经济增长，奠定了美国经济发展长远基础。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倡导所谓“低碳经济”，企图通过“碳税”实现掠夺后工业化国家的财富、限制发展的双重目标。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制定国际规则进行“合理掠夺”，应对当前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策略是拆除经济壁垒。当今世界经济壁垒主要有规则壁垒、制度壁垒、贸易壁垒、金融壁垒、技术壁垒、标准壁垒、市场壁垒、生态壁垒、投资壁垒，安全壁垒等。
　　实践必将证明，我国不仅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坨陷阱三大陷阱，也能填平“第二经济大国陷阱”，中华民族必将以崭新姿态重回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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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文2020年06月29日 02:05孙杰《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尽管已经过去了30多年，广场协议作为日美贸易摩擦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并没有被冷落，相关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不断问世，已有的文献也得到修订并再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决策细节被披露出来，使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断深化对广场协议及其影响的认识。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日美贸易摩擦的漫长过程中，广场协议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对日美贸易摩擦的再评估，不能离开广场协议，但也不能局限于广场协议。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关系大动荡的环境下重温这些历史，可以为理解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提供新的认知理念。本文力图通过对广场协议前后的政策协调进行再评估，分析利弊得失以及可能的影响和启示。“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总是踩着相同的节拍。”一、日美贸易失衡的严重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持续的通货膨胀使美元对主要西方货币不断贬值，加剧了对美元的信任危机。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实验，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控制，但随之而来的财政赤字和高利率，以及美国政府对高美元采取善意忽视甚至是放任的态度，带来了巨额贸易逆差。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在下降，所以美国商界对美元高估和对日本逆差深恶痛绝，开始通过国会对政府施压。面对美日贸易失衡的严重局面，美国国会对财政赤字一时束手无策，但来自制造业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使日美贸易争端愈演愈烈，贸易战一触即发。1985年，按照汇率法计算的日本GDP只相当于美国的32%，按照PPP计算的GDP也只相当于美国的38%，还远没有构成对美国的战略威胁，但是日本经济的赶超速度却令人瞠目。1985年日本实际GDP与1960年相比增长了4.6倍，而同期美国只增长了2.4倍。而对外贸易是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60年的8.8%上升到1985年的12.7%，贸易差额则从2.5亿美元的逆差转变为467亿美元的顺差，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5%。而且日本的顺差主要来自美国，1985年对美贸易顺差高达562亿美元，超过了日本对外贸易顺差总额，显示出其对美贸易的畸形依赖。而在美国方面，进口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1985年达到了8.3%，而1960年仅为2.9%，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持续的贸易逆差以后，逆差总量迅速上升，到1985年已经从1971年的46亿美元激增到1485亿美元，对GDP的占比达到3.4%。其中，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在1985年高达497亿美元，占总逆差的34%，相比之下，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时候，美国的贸易逆差不过100亿美元左右，仅占GDP的0.7%。这种前所未有的逆差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注，在这种压力下，白宫下属的USTR在1985年7月对日本发起针对半导体产业的301调查，这在当时尚无先例，也是一种极限施压和单边主义的贸易霸凌。二、日本主动调整失衡的意愿是避免日美贸易战的重要原因为防止国际贸易秩序出现混乱，恢复贸易平衡是回应保护主义压力最直接的手段。尽管处于顺差地位，贸易失衡的严重局面也使在顺差来源上高度依赖美国的日本意识到必须进行调整。首先，日本既了解美国的强硬立场，也清楚贸易关系恶化之后对日本的负面影响。一旦国际贸易体系发生动荡，日本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外向型经济所受到的冲击将是最大的，甚至可能逆转日本经济的发展势头。因此，对于日本来说，签署广场协议最直接和最基本的目的就是避免一场可能造成毁灭性影响的贸易战。广场协议第十一条就明确指出：“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连同其他因素，如果不加以抵制，保护主义者的压力将导致国家间的破坏性报复进而重创世界经济：世界贸易将萎缩，致使经济增长甚至转负，失业率继续攀升，负债累累的发展中国家将无法确保他们急需的出口收入”。其次，在广场会议之前，日本政府意识到要改变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需要转向内需主导，并且在一些领域采取了自愿出口限制，但是由于国内部门利益的原因，效果并不显著。因此，与其说是美国压日本进行调整，不如说是日本也在准备主动调整。最后，日本经济的崛起激发了日本国民的自信，强日元就成了中曾根政府总体意图的一部分，这也体现了日本期翼借助其在全球政治和经济地位中的提升来提高其国际声望的诉求。所以中曾根政府倾向于以日元升值的方式应对失衡，并希望召开一次布雷顿森林体系式的国际货币会议，这体现出日本政治领导层对强日元外交和新国际货币体制的期望。毫无疑问，成功的政策协调不应该也不可能简单的是谁屈服于谁，而是基于内在需求和认知，才可能走到一起并自觉行动。三、政治决策是广场协议能够迅速达成的原因从理论上说，恢复贸易平衡可以分成治标和治本两种方案。结构调整的治本方案当然彻底，但由于涉及经济基本面和经济政策进而影响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不仅在决策上有难度的，执行起来也会面临各种阻力。相比之下，调整汇率的治标方案，只要各方达成共识就能迅速采取行动，可以对保护主义做出迅速的直接回应。就美国而言，由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目共睹，所以在谈判中也会回避财政紧缩的内容。由于美国国内需求依然旺盛，要降低逆差就只能靠扩大出口，焦点也集中在汇率上。这样，在新财长贝克表示出不拒绝包括汇率调整在内的所有手段后，日本就主动提出日元升值、汇率调整的方案，此时，汇率调整就成为广场协议的核心议题。但是汇率的变动对不同部门而言有利有弊，因而政府在决策时很容易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的选择就成了关键。一般而言，政治领导人首先是要面对财政部对财政赤字的担心；其次是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利率的担心；还有对汇率政策传导效应，从而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担心。对于政治家来说，既要考虑汇率波动对贸易部门和金融部门、对受保护产业和开放行业的不同影响，也要考虑货币升值给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国际环境造成的影响。政治决策不能脱离经济因素，需要在短期和长期的经济影响之间取得平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广场协议谈判时，是竹下登主动提出日元升值的，这成为广场谈判最终得以达成的重要因素。行天丰雄曾经在回忆中提到一个重要细节，那就是在最初的广场协议中原来“一定程度的进一步有序升值”表述一度被竹下登删去了“一定程度”，以便让信息更明确，但是没有被采纳，因为这样的表述太过直接。相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特别坚持在升值前面应该加上“有序”一词，反而体现出美国担心美元出现雪崩式贬值的局面。如何权衡利弊或者以汇率的代价来维护财政政策独立性是达成广场协议的关键，各方对汇率浮动的认同是在国家政治首脑斡旋下、以财政部官员为主进行的谈判结果。另外，由于广场会议开的比较仓促，在汇率变动对国际收支影响问题上，并没有展开深入地分析，特别是没有在货币政策的冲销问题上达成一致，甚至没有关注J曲线效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政治家主导的决策是保证广场协议得以达成的重要原因。四、广场协议旨在管理冲突的理念，回避了更深层次的调整虽然在广场协议谈判时日本政府率先主动妥协是最终达成广场协议的关键，但广场协议前后的博弈过程却远不是这么简单。如果协调源于现实的压力，仅仅在于管理冲突，那么拖延、回避和妥协就是不可避免的。船桥洋一在2017年指出，美国认定日本是制度和文化的修正主义，就是新兴大国和守成者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是追赶者和被追赶者间零和心态的悸动。因此，在政策协调的具体内容上，美国希望国内经济政策不做大的调整，以不承担责任或少承担责任，因而要求日本通过财政政策扩张内需，从而扩大美国的出口。而日本财政赤字的增加就成为美国以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名义强加给日本的调整成本。对于日本而言虽然不公平，但作为相对弱势一方的日本想要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就要承担维护世界贸易秩序的责任，而权力不过是责任的另一个名称，让日元升值就是日本承担调节责任，是日本在经济崛起后获得国际声望的途径，并且可以规避国内政策的调整压力。有意思的是，行天丰雄在分析美国贸易收支逆差的时候一针见血的指出基本面是核心问题，但是他在谈论日本的应对政策时却转而强调汇率问题，明显暴露出认知不一致。他认为，供给学派强调税后收益对储蓄的重要性，主张降低税收刺激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会解决减税造成的财政赤字。但是美国出现了两个误判：一个是减税没有增加储蓄，而是增加了消费，另一个是消减财政支出是不可能的，结果造成了财政赤字上升、高利率和强美元，最终导致对日贸易的巨额逆差。所以，美国需要做出宏观政策的调整才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在广场协议谈判中，各国的讨价还价都是围绕汇率展开的。结果，在广场协议冗长的公报中，除了一般性地引述每个国家的政策原则（如控制政府支出）外，几乎没有谈及更具体的结构调整措施，公告的总结部分却明确指出：“五国部长和行长同意，汇率应该在纠正外部失衡过程中发挥作用。要实现这一点，汇率应该比以往更好地反映经济基本面。鉴于基本面的现状和潜在变化，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进一步有序升值的策略是可取的。更有意思的是，尽管广场协议没有充分讨论货币政策协调，但在1985年10月当日元的升值趋势暂停且随后出现一点下跌时，日本银行没有与财政部沟通就独立地做出了紧缩货币的决策，提高了大约一个百分点的贴现率，这既是给债券市场降温，更是为了提振日元。这个旨在坚挺日元的举动可能是日本银行认为他们是在积极地回应来自美国要求日元升值的压力，但是沃尔克却认为根本的问题是日本经济扩张太慢，因而为了汇率上的短期利益而实施货币紧缩是错误的。由于担心会引起美元雪崩并危及日本增长，所以沃尔克给日本银行带话说这一政策是“不必要，也是不明智的”。就10月日本银行提高贴现率，财政部的大场智满在1985年11月的巴黎预备会上解释说，日本需要日元升值来减少外部失衡，也需要降息来启动国内刺激，因此加息是临时的。由此可见，当广场协议刚刚在日元升值取得预期效果后不久，美国就开始要求日本调整经济基本面。在政治家主导的广场协议谈判中没有讨论配合汇率调整所应该采取的恰当的货币政策建议。这是因为讨论冲销干预太学术化了，不过负责国内事务的大藏省副相山口光秀却对日本银行强调通过非冲销操作来最大化外汇市场干预的结果，而10月提高贴现率也正是一次典型非冲销干预。与此形成鲜明对应的是，在广场协议期间美联储却没有进行非冲销操作。因此日本最初的货币政策是与汇率调整协调的，但是此后却表现出明显的冲销特征。广场协议之后，随着日元从250日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升值到125日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日本银行的贴现率也开始从1986年1月30日的5%下调到4.5%，此后连续下调到1987年2月23日的2.5%。尽管日本对日元升值进行了冲销，但是广场协议依然是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第一次成功案例。我们不应该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本身抱有太过理想化的期待。正如基欧汉所指出的，合作是高度政治的，是一种避免冲突的妥协，是一种建立在合作双方共识基础上的强政治行为。合作只是管理冲突的手段，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冲突，因此博弈始终存在。广场协议也不例外。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广场协议本来应该解决的三个问题依然存在：第一是仅满足于汇率干预还是进行全面的政策协调？或者说是为了达到一时的平衡而治标还是为了可持续的平衡而治本？日本在对美国进行分析时判断得非常准确，但是反过来在分析自己应该采取的政策时却本能地用升值来规避基本面政策的调整。第二是日本扩张还是美国收缩？后来日本是真的扩张了，但财政扩张的力度明显不足，货币扩张反倒不是美国所希望，在客观上是一种对升值的冲销干预。虽然日本的这种冲销干预也为后来泡沫经济的崩溃开启了序幕，但是就冲销本身来说，也不难看出广场协议后展开的博弈。与此相关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谁承担调整的成本？如果财政扩张，不仅会出现财政赤字，国内利率水平上升，货币进一步升值，经常项目也会出现恶化，大概率会重演美国供给学派的经济后果，日本肯定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后果。五、广场协议后政策协调的难点：基本面调整和政策独立性问题到1986年3月，日元兑美元从250持续升值到180，给日本出口商和制造业造成了压力，进而又传导到日本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同年10月底美国和日本共同发布了贝克-宫泽联合公报，其中最重要的是承认汇率大体上符合目前的基本面，虽然这并没有阻止日元此后继续升值到150左右，但是表明了对稳定汇率的公开承诺。从对干预效果和恰当程度的担心开始，国际协调就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即如何确定汇率的合意区间以及汇率是否能维持在这个相对稳定的合意区间上，这也成为了卢浮宫协议谈判的两个核心问题：如何确定合意的汇率区间？如何进行财政协调以便为汇率稳定提供经济基本面的支持。为了给汇率稳定提供经济基本面的支持，美国要求日本采取重大的财政刺激来扩大内需。这主要是由于在汇率被认为调整到位以后，美国贸易差额并没有发生预期的变化。1985、1986和1987年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总额分别为1219、1385和1517亿美元。即使在日元大幅升值以后，美国对日本的货物贸易逆差也在继续上升，1985、1986和1987年分别为462亿美元、550亿美元和563亿美元。由于财政扩张在广场协议中被刻意回避，旨在促使日本财政扩张的卢浮宫谈判就比广场谈判艰难很多。尽管在广场协议中美国也原则性的写入削减财政赤字，但是到卢浮宫谈判时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进。1985和1986年美国财政赤字分别是2123和2212亿美元，分别相当于GDP的5%和4.9%。到了1986年，日本开始担心美联储会进一步引导美元贬值，对稳定外汇市场的诉求持续增加，而这就意味着协调将进入到财政政策和经济基本面的调整。在1986年3月的东京峰会上，以财政政策为代表的经济基本面调整成了峰会的主题，同时还要尝试建立一种更为制度化的政策协调机制。虽然作为2.0版的广场协议，然而卢浮宫协议的结果却和广场协议大相径庭。针对美国在财政收缩问题上口惠而实不至，反过来却要求日本扩张财政支出的建议，行天丰雄明确指出，借着引入政策协调，美国试图强加给他们一个只会令美国自己受益的体系。由于自1978年波恩分会以来，日本的财政状况就在不断恶化，年度财政赤字对GDP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左右。到1985年，财政赤字已经占预算的23.7%。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自然强烈反对财政扩张。日本经济企划厅的研究也表明，美国每削减相当于GDP一个百分点的财政开支，贸易收支的改善占其GDP的比例将达到0.25-0.33个百分点。相反，日本扩张相当于GDP一个百分点的财政支出，美国贸易赤字的减少只有其GDP的万分之二到万分之三。所以，日本财政扩张对美国赤字没有多大作用。其政策建议自然是美国削减财政赤字以抑制贸易赤字的扩张，而不是日本扩大财政开支来增加从美国的进口。美国的预算赤字的确在下降，但是远低于市场预期。而且尽管汇率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J曲线的原因，美国的外部平衡还在进一步恶化。1987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平衡预算法案又将财政平衡从1991年推到了1993年。显而易见，任何国家都不会欢迎财政紧缩。在官方外汇干预之后，如果没有经济政策的配合，基本面得不到相应的调整，汇率可能会加剧反弹，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各国在多大程度上自愿接受部分放弃他们在国内经济政策决策上的自主权。在卢浮宫协议中，尽管各方甚至还达成了统一优化监管经济的指标，包括增长、通胀、经常账户、贸易差额、预算决算、货币和汇率等，然而并没有得到落实，卢浮宫协议最终成了一纸空文。六、作为广场协议2.0版的卢浮宫协议：协调范围的扩大和协调的失败如果说广场协议的最终目的是要避免美日之间直接的贸易冲突以及由此可能造成全球贸易体制的崩溃，那么协调是成功的。广场协议的干预成功推高了日元，但是美元的下跌却没有明显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对此，日本和德国试图说服美国需要耐心等待J曲线的时滞，并且在1986年1月的伦敦会议上两国提出联合降息作为扩张经济的手段，以应对美国的压力和因升值而疲软的国内经济。美国在原则上也希望日本扩张经济，所以日本在广场协议后不久仅仅针对汇率协调的加息反而没有得到美国的认可。但是对于联合降息提议，沃尔克担心会造成美元单边下跌和通货膨胀。日本给出继续协调的信号（买进美元）后，美国最终也降息了。随着日本银行在1986年1月底开始将贴现率从5%下降到4.5%，直到1987年2月连续下降到2.5%，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也从8%降到6%。在广场协议谈判中，鉴于1978年G7波恩峰会火车头战略的经验，各方对财政政策协调还是比较谨慎的。日本的态度是首先汇率，其次是联合降息，财政政策不能受到冲击。在广场协议谈判和卢浮宫协议谈判中，各国都不约而同地选派财政部官员出面的策略是非常正确的，然而财政部官员们却都集中于汇率协调。虽然是财政部而不是中央银行有更深介入汇率问题的历史传统，各国的中央银行都在法律上被设计成独立于行政的执行部门，但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是以国内经济而不是国际经济走势为依据的。这样，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就会出现两类冲突：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角色定位以及制定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权限。本来在广场协议谈判中有非常明确的三大目标，即在短期内解决保护主义对世界贸易体制的威胁、在中期内刺激顺差国需求和抑制逆差国需求以及在长期内实现美国减轻债务和日本进行结构性改革，但是由于财政部在谈判中的强势地位，结构调整、财政和货币刺激却都转移到了汇率上。从日本对美国的最初要求来看，中曾根在与里根的会见时一开始就击中了要害，要求美国降低财政赤字。但只是到卢浮宫会议时，各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才意识到为了将汇率稳定在合意的水平上，需要对经济基本面，特别是财政政策进行协调。事实上，宫泽与贝克在1986年10月的会晤中就达成了彼此妥协的方案：日本承诺将实施一些重大的财政刺激计划，而美国人将接受日元和美元间的汇率“总体与当前潜在基本面一致”的判断。但是卢浮宫协定之后，受制于国内政治，虽然日本有扩张财政支出的动作，但是被美国认定为力度不足。尽管卢浮宫协议就各国经济基本面和国内经济政策的协调达成了一致意见，相比广场协议是一个完善的2.0版，但是却从没有被完整的执行。在谈判中，谁执行什么，如何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等可操作性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地探讨，更没有落实在协议的文字中，甚至没有类似广场协议期间无纸面干预协议那样的约定。七、日美结构调整协议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回应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但即使是作为快变量，汇率调整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J曲线和汇率的穿越效应需要时间，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慢变量的影响还可能进一步削弱汇率调整对国际收支的影响。直到广场协议5年后，美国从日本的进口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从1984年的604亿美元上升到1989年的971亿美元，从日本的进口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也从17.7%上升到19.7%，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占总逆差的比重更从29.9%上升到40.5%。不过，从日本的数据看，对美出口占日本总出口的比重从1984年的35.6%却下降到了1989年的34.2%，到1990年更进一步下降到31.7%。如果从1987年J曲线反弹的高点看，到1990年已经下降了5个百分点之多。与此同时，日本从美国的进口占总进口的比例却从1984年的19.7%上升到23%。这一升一降的对比，很难否定日本调整对美贸易的努力，说明应该从美国角度去寻找日美贸易平衡的继续恶化原因。当然，美国肯定不会接受这个结论，而且按照美国一向的蛮横态度还会继续施压日本。在经历了广场协议的汇率干预和流产的卢浮宫协议以后，美国对日本施压的重点也转移到市场开放和结构调整上。在1987年3月日美就“特定行业市场导向协议”谈判（Market-Oriented
Sector-Selective，MOSS）达成协议前，美国和日本在1986年就建立了结构性经济对话双边工作组（Structural
Economic
Dialogue，SED），讨论日本土地使用政策、分配制度、储蓄率和美国预算赤字等议题，但双方并没有明确各自消除结构性障碍的步骤。尽管经历了多年的谈判，但美国贸易逆差长期存在，不仅导致国会在贸易政策中发出更强的声音，而且加大了要求行政部门采取更加激进做法的压力。针对贸易平衡问题，美国国会于1988年通过了超级301条款。据此，USTR在1989年5月将日本确定为某些不公平贸易最恶劣的实践者，意在说服日本停止不公平贸易，否则可能面临单方面报复，最高可达100%的关税。施压进一步加码，而且这次就已经不是针对行业问题，而升级为美国出口商和投资者的市场准入问题。更重要的是，美方认为日本经济与美国经济不同且不会改变的看法也导致美国放弃与日本传统的谈判解决方式。就在USTR根据超级301对日本进行施压的同时，布什政府于1989年5月提出了日美结构性障碍倡议，试图解决那些抑制美国对日出口和投资的基本面经济政策问题。SII强调的是规则而非结果，减少双边经常账户失衡没被视为一个直接的明确目标。因为从长远来看，贸易平衡是由储蓄和投资平衡决定的。在美国看来，正是这些结构性障碍导致了美日贸易关系出现摩擦。日美结构性障碍倡议旨在从日本储蓄率、产品分销体系以及其他导致长期美日贸易失衡的国内政策调整入手，超越了以前的双边谈判限于督促日本消除明显的贸易壁垒，如进口配额、高关税和政府监管，这引起了日本的反弹，同期出版了一度热销的《日本可以说不》，并于1989年9月开始了正式会谈。谈判主要围绕美国认为日本的结构性障碍展开。具体包括：1.过度储蓄超过投资。美方认为储蓄-投资失衡是双边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减少公共部门投资来削减预算赤字，再加上传统的高储蓄率，导致了日本的低利率。而另一方面日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远远不足，所以应该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投资吸收过剩储蓄，扩大国内需求并增加进口。另外还要通过5天工作制，允许银行发行信用卡并取消对自动柜员机营业时间的限制等方式来刺激国内需求。2.零售分销体系。美方认为日本分销系统阻碍了外国产品的销售，限制了日本消费者的选择。后来日本在《大型零售商店法》中强调了放宽审批的措施，消除反竞争定价、排他性商品分销要求和各种抵制进口商品的做法，还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进口措施，包括税收优惠、关税削减和贷款计划等。3.土地政策。美方认为日本的土地昂贵，除了相对稀缺外，还由于政府管制的因素。高昂的土地价格使外国公司难以在东京和其他大都市地区立足，土地价格下跌会增加对住房和其他建筑的需求，从而增加对外国建筑服务和木材等相关产品的需求。4.财团体系和排外性的商业行为。主要是指由制造业、金融和贸易公司组成的大企业集团通过交叉持股联系在一起，倾向于相互购买产品而不是从集团外采购，使得外国供应商难以打入市场。这不仅抑制了日本国内的竞争，也阻碍了美国资本流入日本。5.定价政策。美方认为1985年美元迅速贬值后，美国产品在日本并没有变得更加便宜，日本公司吸收了高日元的成本，还压低对美出口的价格以保持市场份额。因此，日本的定价政策导致美国对日逆差没能下降到对应美元贬值的相应程度。当然，日本也在谈判中对等提出美国的结构性障碍，美方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说明或做出调整。主要包括：1. 与日本过度储蓄超过投资对应的是美国的过度支出超过储蓄。因此，美国必须至少承担部分贸易赤字的责任，以减少联邦预算赤字。2. 美国企业需要增加设备投资，提高生产率，以便使其在世界市场上更具竞争力。3. 美国企业高管为了取悦股东而专注于短期利润，但这样做就牺牲了长期发展和市场竞争力。美方则认为，长期投资不足可能是受到了利率高企的不利影响，减少联邦预算赤字的努力就有助于降低资本成本。布什政府降低资本利得税的建议也是降低资本成本的方式。4. 美国的一些法规——出口管制法、对能源出口的限制和进口管制对美国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对此，美方则辩解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为减少出口许可证和出口管制所做出的改革。5. 美国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研发，以提高竞争力。6. 美国公司在市场战略中必须更加重视出口。7. 美国应提高教育质量，增加工人培训机会。到1990年6月，美国和日本工作组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了各自将如何消除其结构性障碍，以及一个为期三年的进程以监测方案。1993年，美国国会研究局发布了一篇报告，算是对到那时为止日美贸易摩擦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应该承认，日本的贸易盈余从根本上说是由相对较高的储蓄率和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造成的。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贸易失衡，就必须从宏观经济因素基本面的结构调整，从储蓄率、投资和消费入手，而SII正是试图解决这些宏观经济因素。日本的结构改革会改善美国公司在日本的商业环境，但日本必须进行的长期、根本性的改革才能见效，因此美国要求监测日本的行为。美方在SII谈判中还强调，消除这些障碍除了能让美国经济受益，也会为日本消费者带来利益。尽管美国应该做出更多的调整，但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日本承担了大部分调整责任。与广场协议类似的是，日美双方之所以能够达成SII，关键还是日本的一些政策理念，包括对财政赤字、贸易赤字和政府作用等问题的看法出现一些松动和转变。具体来说，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采取更多的债务融资而不是依靠税收量入为出，不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努力使经济体系更加开放和市场化等等。这些变化是日美解决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当然，相比以美国展开结构性改革，这还是一个次优的，但却是比较可行的选择。八、从日美贸易摩擦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教训和启示日美贸易摩擦从最初的自愿出口限制，到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再到结构性障碍倡议，是在浮动汇率条件下的一次政策协调尝试，是维护国际货币和国际贸易体系的一次有益探索。从汇率政策，到货币政策，再到财政政策，最后到国内的结构性政策，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认识不断深化。更重要的是将政府的政治意图和决策主导力注入到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中，从而给国内经济政策决策加入了国际协调与监督的影响因素。即使到了今天，这些也依然是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核心与难点。从日美贸易摩擦与政策协调的实践看，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评估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成效：1.是否对市场产生了系统性影响并实现了有效协调；2.是否在协调最终目标以及政策手段上取得共识；3.在国内不同的利益集团中，是否就协调目标和政策手段达成共识，提高认可程度并实现真正的协调合作。广场协议仅仅是在协调的政策手段上取得了共识，卢浮宫协议则开始讨论到协调所涉及的国内政策，最后在SII中才得到明确，而如何保证协调实效，则取决于各方的认知和理念。反过来说，成功的政策协调应该具备四个必要条件：1.参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以至于大家都意识到协调的必要性；2.对政策协调形成的真正共识并得到积极主动地落实，而不是抱着应付和得过且过的心态；3.建立起了可信赖的和可持续运行的政策协调体制并加以维护，不仅可以使协调能够机制化，而且可以保证协议得到实施；4.参与国之间强烈认同协调能够给所有国家带来更大的利益。广场协议满足了第一条，部分满足了第二条。在卢浮宫协议中，各方都意识到财政协调的必要性且将其写入广场协议的情况下，却在政策协调上抱有得过且过的应付心态。只有到了SII，才开始努力满足第三条和第四条。从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中可以得到的教训包括：1.不能仅凭汇率来纠正外部失衡。但即使双方都明确意识到真正有效的协调不能止于外汇市场的干预以后，一旦涉及到了国内政策的调整，谁应该承担政策协调成本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就出现了。2.在日方看来，纠正外部失衡不能仅依靠日本的努力，美国也必须兑现自己的承诺，而美方却一直认为日方在国内政策调整方面没有作为。这种认知差异很难弥合，因为即使协调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从成本分摊的角度看，协调也是零和的，成本分摊最终是弱势一方妥协的结果。广场协议为里根政府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挡箭牌：没有承认经济政策造成了强美元和逆差，反而通过率先提出纠正经济失衡的动议而展现出一个积极、强大的形象，并且把调整的责任甩给了日本。由于货币贬值会暗示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变弱，特别是对主导货币国家而言，货币贬值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的冲击也是不利的，所以广场协议公告没有提及美元贬值，而是委婉地提出了主要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的进一步有序升值。毫无疑问，顺差国的货币升值虽然会强化其国际地位，但对一个外向型国家实体经济的冲击也是明显的。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对日元升值的态度是保证广场协调成功的关键。相比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汇率协调则是相对容易的。但是，由于没有将汇率调整与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挂钩，广场协议本身是脆弱的。所以到了卢浮宫协议，财政政策协调就变成一个突出的、同时也是棘手的问题。美国的单边主义不可能将国内经济政策决策让位于国际协调。因此到了SII，迫于美国的压力和日本政策理念的变化，日美贸易摩擦问题才真正进入到实质性解决的路径上。在国际合作过程中，既要保护国内的合理诉求，也要强调国际视野。而要促成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触发因素和压力又必须强大到足以压制住一国单方面采取行动以实现政策协调。广场协议最初是从反保护主义开始，但后来发现，为了稳定外汇干预的结果，进行旨在调整经济基本面的宏观政策协调更重要。而在政策分担问题上，美国拒绝削减财政赤字，拒绝承担国内紧缩，一开始就把调整的责任推给日本。从广场协议前后的情况看，美国强迫日元升值，而日本权衡了升值的利弊并最终妥协。到了卢浮宫协议，当财政政策调整不可避免地写入协议以后，却由于执行的原因无疾而终。即使20年以后，黑田东彦（2004）依然认为：“汇率政策在本质上是国际性的，它必须严格服从国际监管（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四条款）；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本质上讲是国内政策，不应受到过多的国外压力。日本政府的错误就是在于轻易屈服了国外压力，选择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愿放弃国内政策控制权的核心在于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只能取决于国内经济的需要而与国际协调无关的审慎动机。美国的财政扩张造成了问题，收缩的选项又会损害国内经济，结果就只能推动其他国家也进行扩张。日本后来的货币扩张最终酿成了国内经济泡沫也是当前学界的共识。因此，维护国内经济政策的独立性核心，不仅在于财政政策，也在于货币政策；不仅在于保持自主性，更在于保持政策审慎。直到后来的SII，日本审慎的渐进的结构改革，虽然没有彻底解决日美贸易摩擦，但这种基本面的政策导向却达到了缓和和降温的作用。总之，真正有效的协调必须是基本面政策的协调，单纯的外汇市场干预效果不会牢固。基本面的协调涉及国内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这是协调的关键和难点。即使协调协议写入了基本面政策的调整，如何保证这些调整能够执行到位也是关键。日美达成SII标志着解决贸易摩擦的最终方向，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顺差国的日本实际承担了大部分的协调成本，日本的妥协和理念的转变至关重要。]]>
2020年06月29日 10:06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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