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期教育文化与社会沙龙教科书：教育文化的语境及其变迁主讲：石鸥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教科书研究中心主任主持：丁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时间：2017年12月1日14：00地点：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图书馆报告厅丁钢教授：大家下午好，欢迎来聆听教育文化与社会学术沙龙第26期。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首都师范大学的石鸥教授来共同探讨“小课本，大启蒙”这一话题，石教授本人是教育界著名的教科书研究专家以及收藏专家，这次的百年珍藏教科书展中十米展柜中的101本教科书，都是石鸥教授多年的呕心珍藏，这些教科书映现下的百年变迁亦使我们眼界大开。此次沙龙主题意在以教科书为题，来考察教育文化的语境及其变迁。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活动，语言的运用一定会在一定的语境下进行，同样，教科书的编纂也是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下开展的。从晚清，康梁倡导的“新民说”，再到国家危亡关头提出的“教育救国”，再到“新民主主义”，其实教科书亦见证了这一系列的历史发展进程，也是见证了一个民族前赴后继的发展进程，更是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成长历程，在此意义上，教科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疑为历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同样，教科书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这是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是全部知识分子的使命，亦是国家的使命。我不再赘言，请大家热烈欢迎石鸥教授。石鸥教授：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的来到华师大和各位交流关于教科书研究的探索和思考。丁老师建议的题目“小课本，大启蒙”旨在大语境下探讨我们的教科书发展，我先梳理百年历程，稍后会有几个问题和大家一同思考。我们国家前赴后继的建设者，都是读着这些教科书成长起来的，因此可以说，有何种教科书就决定了我们社会上培养出何等的建设者，也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曾有几位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目睹我的收藏觉得感人，便拟稿并请当地书法家赐墨宝对联一副，“石破天惊小课本，呕心沥血大启蒙。”作为弘扬中国文化的核心工具，见证历史发展的重要载体，传播智识的基本途径，教科书一直以其神奇的魅力吸引着我以及我的团队。我本是课程教学论的研究者，研究教什么，学什么，也要研究我们的前辈在学什么，被教授什么，谁在编写教材，现在，教育仍然离不开教科书，对教科书的检验也仍在进行中。从近代中国一代代的学童郎朗诵读的文本语境的变迁历程，我们可以窥见我们的先辈的成长语境，社会变革等等。这里有几点首先需要厘清，一、何为教科书？中国的教育是和教材携手并进的，倘若离开“四书五经”，“三百千”就谈不上中国教育。中国的传统文化离不开四书五经、三百千，这是我们文化精髓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教材不等于教科书，所以我的收藏是有限定的。我认为现代意义的教科书要符合三个标准：1．要按年编写，按学期编写。我们的四书五经、三百千都是相对模糊的。几年级教什么都是因人而异的，是由老师们自己和学生完成的，这个不属于教材。2. 要有配套的教授书。用今天老师的话讲，就是教学参考书。这一课要占几课时，教学目的是什么，要准备什么样的教具等等。3．要分学科编写。从这三个条件来看，以前的教材只属于教材，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三百千，内容有关政治、历史、国文，修身，它们不分科不分年级，如何教学都是老师因人而异自己理解的，因此它们属于教材，不属于教科书。教科书属于教材，但教材不等于教科书，教材要广义的多，包含更多的教学材料。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教科书是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进学堂、是西学进来以后。我们整个团队的研究也是把从这个作为起始点。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国家现代意义的教科书是从1877年产生的，当时传教士们成立了一个名为“教科书委员会”的组织。由于这个组织的出现，国民政府的教育部认定“教科书”一词进入中国是1877年。经过我们不断的考察和查阅，其实并不然。当时出现的“textbook”叫做益智书，有益于智慧的书。到底什么时候正式命名“教科书”一词，有待于进一步考证。目前大多数研究认为是1883年。因为1883年出现了中国史教科书。我们查了原著，大多数其实都是以讹传讹，一错再错。错在“光绪廿九年”应该是光绪二十九年。很多人以为是光绪九年，认为教科书出现在1883年，整整提前了二十年，其实错了。我们查到的最早的实物应该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没有更早的了。这本书本身的出版就值得写一篇文章，该书由京师大学堂审定，上海乐群书局印刷。这个出版社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京师大学堂是光绪二十四年成立的，所以问题就来了，京师大学堂有可能在筹建之时，就已经开始涉猎相关书籍。教科书研究很有意思，凤凰卫视曾经采访我两期节目——当年是许戈辉主持。我当时谈到，研究教科书有一种解谜、考古与考证的兴趣，这很有意思。因为弄不清楚，要不断考证——出版人和出版社是谁？作者是谁？作者叫“直隶马良”，这是谁？昨天我在做相关报告的时候说马相伯也叫马良，但他显然不是直隶人。所以我当时很兴奋地说，他是不是就是马相伯呢？但他是江苏人。后来找到有一个直隶人叫马良，在汪伪政权做了一个大官，被国民党后来判了终身监禁，老死牢房。他是一个将军，还是中国武术教育的重要人物，但这个作者是不是他呢？弄不清楚，没把握——这也是在传统意义上最早要弄清楚教科书和它是什么的问题。那么，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就是百年中国教科书（简称百年）实际上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由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成立之后逐渐产生。一般我们可以把1949年前的教科书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西式教科书的引进，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是相关书籍几乎都为科技类。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当年洋务运动时，我们以坚船利炮作为救国主旨的主要追求。人们认为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没有意义；第二个特点是它的编辑和出版集中在教会主持的几个机构，当然还有江南制造总局与京师同文馆等；第三个特点是当年的科技书和教材没有明显界限，所以目前我们的研究，包括中科院的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等都在我们那里一起研究——当时主要希望自然科学能够普及。此外，当时的主要作者是欧美传教士，中国人则是辅助翻译，纪年是耶稣降世的公元纪年。这同时也是京师同文馆的学科，因为当时我们的物理学还没有完全形成，比如磁学、热学等都用这些科学书当教材。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这些教科书的要素都不全，不分年级，没有教授法——所以这些书只能看成教科书的雏形或萌芽，不能称为现代教科书。第二阶段——1897年，自编教科书开始。原来西学引进我们主要是翻译，然而甲午战争失败后我们意识到仅仅靠坚船利炮是不能够救亡图存的，所以要“开民智”、“启民德”，这样的背景下维新运动诞生——中国要编自己的教材，尤其是维新运动后倡导更多新式学堂。早期的新式学堂更多的是洋务学堂，是专门化的学堂——专门培养技术化人才。而普及性学堂是维新运动全面倡导下展开的，自然需要新的教科书。在今天展览上，有一本南洋公学的最早的蒙学教材——《蒙学课本》。这本书十分珍贵，因为大家看到的都是这本新订的蒙学课本——而目前所有研究都在新订的这一部分展开，而几乎没有人去关注蒙学课本，当年严复、蔡元培、张元济等都在南洋公学读书——是引进教材与培养新人的重镇。这是上海的澄衷学堂（当年叫澄衷小学堂）编写的教科书，非常精美，在1901年左右出版。而在今天，至少有七八家出版社再一次拿出来印刷，得到评价都很高（有些言过其实了）。如果大家去网上搜索相关内容的话可以看到一句话：看到这些教材，再看看我们的新华字典，那就是毒药。这其实有些太过夸大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图书馆浏览。其实我也一直找不到这本书插图的作者，这本书比南洋公学大的进步就是插图精美，这种插图叫做“吴子城绘图”，我问了很多业界专家，都不知道吴子城是谁，有人说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位画师，美术史的老师也找不到这个人的相关信息。中间这本是《蒙学读本》，是无锡三等公学堂编写，这本书也是中国最早的学校自编教科书，这些都是自编的，澄衷学堂自编、南洋公学自编、无锡三等公学堂自编、上海三等公学堂自编，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编的，这部书号称三绝，有七册，精美的插图，精美的文字，精美的书，文好，字好，图好。吴稚晖他们都参与了这部书的编写。与此同时清朝政府也组织了教材编写，大规模的新学堂出现了，如果自己不编写教材的话好像失职，或者管控不了教材，教材原来一直是审定制，清朝没有成立学部之前，由总理学务大臣审定，再到学务处审定，再到学部审定，再到民国教育部审定，发展到新中国教育部审定，整个审定制的发展就是一篇文章，就是一个研究。清朝后期成立了学部，学部自己编教材，当然他们没有强迫其他的学校使用他们自己编的教材，他认为我编教材，你们也可以编，由学校来选择谁的教材最好，选择谁的教材使用。这是当年很有影响力的上海文明书局的一套《蒙学读本全书》，吴汝纶题的词，这些书封面拿出来一看就很漂亮，这是中国第一次涉及到当时引进最新学科的一套完整教材，德智教科书、天文教科书、化学教科书、地理教科书、历史教科书等等。所以我今天早上说了，带着这些老教材来展览是让他们回家，他们是从上海文明书局走向全国四面八方，有些被我们收藏了，又回到上海。真正有影响力的是这一套，打败了上海文明书局，上海文明书局这套书虽然跨学科很齐全，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没有分年级，所以最后它失败了，被商务印书馆最新这一套教科书取代了，最新教科书我们称之为最完整的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教科书，它分年级、分册、分学科，有教授法、有老师参考书的一套书，这套教科书的主要策划者是蔡元培、张元济等等，他们自己都是参与者，仔细看大家可以找到他们的名字。中学全部用篆体字，非常精美，小学的就是孩子们容易认的楷体字。当时的教科书非常发达，右边是陈独秀编写的外国地理，这本书被日本学者认为是抄的，最近我仔细读他书的时候我发现不是他抄的，于是我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这本书从他的字里行间看来根本不是抄的，最多是以日本的某些版本为蓝本参考的，这本书参考的书我查到了，是在一八九几年在中国就开始翻译了，而他这本书是1901或1902年出的，实际上不是抄的。这本书的左边和中间都是蔡元培的，蔡元培到了民国开始属上自己的大名。大家一旦看到“学部”，就知道是清代，因为到民国以后就是“教育部”了。大家可能会很困惑为什么改“学部”为“教育部”，前者更强调“学”为主体，今天也有人在开玩笑提这个问题。蔡元培在清末是一个革命家，他搞暗杀，制炸药，经常参与一些这样的活动，因此他被清政府曾经通缉了一段时间，所以他当时有一些出的书是自己化名的，这套书，有四本，最后有两册书，当时他去德国留学了，在那边完成的，民国之后他才开始写上自己的名字。大家看看这个张相国是谁大家知道吗？在近代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这个人是张之洞，他自己写教材。你们再去看冯友兰，他们小时候读的书，他说我们小时候就读这种教材，很有意思。看这些名人儿童时期的回忆，都是在读这些书。郭沫若说他是读文明书局的书成长的，冯友兰他们说是读这些书成长的，胡适读澄衷学堂的书。胡适和竺可桢都在澄衷学堂当学生，他们读的就是《字课图说》，胡适当年还笑竺可桢说，你这么瘦，很快就会死掉的。所以竺可桢在进了澄衷学堂以后就拼命跑步，所以后来竺可桢身体很好，成为了中国的大科学家。关于澄衷学堂的校长，现在有很多种说法，说蔡元培是校长，其实蔡元培是代理校长，代理了几个月，但不是第一任。蔡元培是做了几个月的代理校长，但不是第一任，每一本书就是一个故事。张之洞这本教科书，没有唱谱，只有词，所以我们就给它叫唱歌教科书。因为张之洞治湖北新军要有军歌，要操得起来，所以他从日本借鉴了日本的军歌，编了这个唱歌教科书。后来辛亥革命的新军就用了这个歌。很有意思的是，我查到了在我们解放军的一个杂志上，写的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军歌，就是从他这里来的。教科书把当年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官僚对世界的看法全部反映在里面，全部浓缩在教科书里面。当年为什么陈独秀、张之洞写教科书，就是反映自己的理念，反映世界的理念，反映自己的理想。左边这个是谁？大家看得清楚吗？严复。严复为他很心爱的一个学生上完一门课就把这个教材编出来了。当然右边的大家看到是徐汇公学的，这就是我们上海的土山湾的徐汇公学编的。当时徐汇公学编了不少的教材，土山湾也为中国教科书当年的出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然这些都是一些名家。左边的经学教科书是刘师培的，中间的地理是黄晦闻的，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他这本书还是惹出了很大的麻烦，如果读过我的有一篇文章就是要人命的教科书。为什么教科书特别敏感，黄晦闻是北大著名教授，当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说客家人不是我们汉人的正宗主流，引起了当年广东很多客家人的反对、抗议。最后有一个当年的客家人知识分子气愤不已，连夜写东西反驳，写完之后突然不知道心脏病发作还是悲愤过分，倒地而亡。因为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是非常强烈。你说我们客家人不是我们汉人里面的主流，大家受不了。这些新式教科书应该说，适应了社会的动荡发展的这样一种大的以及教育发展的格局，在中国近代科学启蒙、人民启蒙、政治民主启蒙中，应该说做了很大的贡献。第三阶段——那就是教科书的兴盛和规范化时期。重点在民国成立。民国成立以后，蔡元培开始统领教材。他做第一任教育总长的时候，把清政府的所有教科书都禁了。这个不愧是教育家，知道教科书是在政权争夺的一个重要文本，所以蔡元培做教育总长才几十天不到，我印象中，20天就下令清政府的所有教材全部禁止。当然一下子就是空窗期。你禁了政府的教材，自己教材来不及编，所以这个时候出了一个中国出版业最大之一——中华书局出现。中华书局是民国1912年元月一号和民国同时宣告成立。当时陆费逵是商务印书馆的重要人物，但是他认为很快就会革命了，要商务印书馆提早准备编书，但是张元济是参与过失败的维新运动，他知道的革命不容易成功，所以张元济就没有理他，没有编新书。于是陆费逵受不了，就悄悄地找了三五个人，在一个房间里自己编教材。民国一成立，他的中华书局就宣告成立。你看几天以后蔡元培就废了清末的教材，断了商务印书馆的财路，遭遇重击。因为马上要开学了，元月份了，但是中华书局陆费逵他们悄悄地编书，所以它的书一出来，它是符合民国的，它叫作中华教科书。民国第一套教科书叫作中华教科书，就是中华书局编的，一下子就占领了市场，赢得了中华书局发展的最重要的一桶金，足以和商务印书馆抗衡。当然商务还是财大气粗，虽然第一棍子打闷，但是迅速地调集了所有的力量，很快地就编出了共和国教科书，都在民国元年，1912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读库已经出版了，书是我提供的，现在非常受欢迎，是线装版的共和国教科书，一经印刷，包括台湾等多地都抢购一空。第一套是民国教材，第二套是共和国教材——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商务印书馆有技术、人才，并且和蔡元培等关系密切，对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理解通透，比较快的取代了中华书局的印刷。这段时期的教科书在蔡元培引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在20世纪10年代还没发生新文化运动时，我们的《实用教科书》系列已经成套。比如《矿物学》，《有机化学》是由上海的情爱小说家张资平编写；《动物学》是丁文江这位地质学泰斗所著；还有马君武这位多年的大学校长，写了许多教科书；以及冯友兰著作的《高中哲学》和胡适的《高中辞典》。所以我们把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这一段时期称为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如此多的名家投身到教科书编写中，编写了大量经典教科书。比如，《西洋史》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所著，她当年与胡适等人留学欧美，属于欧美派（原本是留日派占优势，学制改革后欧美派占优）。成为黄金时期的另一个原因是，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的决裂——教科书全面使用白话文。试想，如果没有大量的白话文教科书，即使胡适等人再大力倡导白话文，也很难普及——只有进入教科书才能改变这一现状。事实上，早在19世纪末，就有了白话文的教材编写尝试，比如在上海四马路镖门书局（具体有待考证），虽然规模不大，但编辑了大量的白话教科书，比如《绘图中国白话史》；这个出版社就是靠白话教科书起家，它的编辑在19世纪末就展开了。可见教科书已经让白话文先行了一步，比如广东的陈子宝这位有名的大教育家也开始了尝试。因为新式教科书在民众之间广为流传，白话文更为流畅，而文言文则有点小精英——其时胡适还在澄衷学堂读书。这一段很重要还有一个原因——教科书建立了审订制。清末初步建立了审订制，尽管学部主编教材，但是民间的优秀教材还是能被选上并入校，权力仍然归于学校。所以对于研究当年学校自主权的师生而言，可以去研究校长的自主权包含的内容，比如使用教材、老师自己选用教材、这都是可以进行实证研究的——言归正传，学部编了非常多的教材，但是教材是不如商务印书馆的，所以最后被商务印书馆击败——同时，新知识分子在学部编教材，但是审教材的还是那些科举大家。他们用旧观点审新教材，往往把新教材折腾的七荤八素，所以清朝教科书断了篇，清朝也就灭亡了。时间所限，在此不展开叙述。在这一阶段，没有哪一个时期有这么多的社会资源，这么多的知识精英参与关注中小学课本，多特色、多形式、多种类的教科书潮水般涌来，占领了大大小小的课堂，被千百万学童捧在手中，由此开启了中国近代史思想启蒙的高峰，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个黄金时期慢慢退出了，原因有：第一，国民党全面推进党义教育、三民主义教育，有很多党义教材，如初中党义、高中党义、三民主义教材，很多关于民国教材泛泛肯定的看法是片面的，尤其是国民党统治后，开始压抑各种自由的表达，开始出现教科书的倒退。第二，中日关系恶劣，日本开始入侵中国，尤其在30年代初期，在上海，中国教科书的大本营，焚烧了商务印书馆，对中国教科书发展的打击很大。第二阶段是多种制度并存的教科书。指的是国统区共产党根据地，伪满洲国等沦陷区，都有自己的教科书。共产党根据地的教科书，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政策、历史。当时共产党刚到陕北，根基不稳，完全靠武装根本不能生存下来。然而通过教育使共产党在西北扎下了根，教育让广大农民认识到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调动农民投入党的积极性，在农村特别信任学校、信任教材，用教材宣传党的历史、党的领袖、党的政策，让他们相信党的事业，为共产党献身，教科书为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大的贡献。这一阶段的教科书最大的特点是破损最严重，因为这些教科书纸张质量很差，印刷最差，这些纸的来源很多，一本书两三种纸，有的是糊窗户的纸，有的是草纸，有的是红白喜事的纸，全都出现在一本书里。因此教材特别珍贵，如果老师要离开，一定要把课本留下，我们还创造了用骡子拉的印书设备，走到哪里就印到哪里，而且并不是版权所有，而是欢迎翻印。一册书分两册用，一册不能用一个学期，因此要半册半册印出来，可想而知条件之艰难。1949年后的教材发展有三个阶段，我们不展开了，因为大家都熟悉。教科书引来的思考确实是一个大学问，因为教科书文本从浩如烟海的外部知识空间，选一点点知识，来构建内部知识空间，但是谁来当选择者？任何选择可能会带有个人的主观偏好，这是一种前视域、前视野的看问题眼光，可能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所以谁来选、选什么是一个问题，当时是蔡元培、胡适、冯友兰、顾颉刚等一些大家来选。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说他仍然可能有个人的看法，比如选什么、选择的依据和内容问题。后面我们会讲到像鲁迅、岳飞等现在教科书的事情一下子就会上升到现象级的社会问题。诸如“鲁迅大撤退”，“狼牙山五壮士被去掉”等，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所以我开玩笑说，教科书稍微一出格，全社会包括政府和民间就会引起大讨论，小小的课本就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所以看问题就不一样，编出来的教材也不一样。也许当学者写东西没有问题，但是进入教材可能就不同了。所以选什么是一个大的问题。在教科书的编写中，我们的编者在科学性、思想性或者政治性上都有着争论，非常痛苦，有着难言的苦衷。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内容还有为谁写等等都是问题。我很简单地讲两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多么复杂。故事一：岳飞到底是不是英雄，主要人物又是谁呢？咱们华东师大的终身教授，历史学的大咖吕思勉（当时是一级教授，一级教授是我们新中国最高水平的教授）在1923年编了一本教材。新文化运动是1919年开始推行白话文，他1923年就编成了白话本国史。用白话文写的中学教材，当然非常受欢迎，所以销量很大。但是这本颇受好评的教材让他也惹了一个大麻烦，因为他这本书里有一章是这么讲的，大概意思就是岳飞在当时也不是很优秀的战将，也经常打败仗，偶有小胜而已。岳飞的军队在当时是靠不住的。吕思勉认为秦桧有点冤，不是像后人所讲的那样。这是他从大量历史文献的考证中得出的结论。但这个看法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问题就越来越大了，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尽管1923年初的时候到30年代已经有七八年，人们慢慢地开始越来越觉得这一段关于宋金和战的论述不当，因为某种意义上有点给秦桧平反的意思，有点低估了岳飞作为抗金民族英雄的意义和价值，而在抗战时这一点极为重要。抗战的时候要宣传积极为民族而抗战，反对秦桧那种和谈的做法。所以问题就出来了。1936年3月，国民党上海执行委员会就下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根据中央宣传委员会的密函，对这本书全面地禁止，禁止该书发售，禁止所有学生阅读这本书。这个禁令现在都能查到。当时有两种观点在较量，一种观点认为岳飞是英雄，这是民族抗战的需要，抗日战争的需要。另一种观点是要尊重学术研究，求历史的真实。当时的媒体也全面跟进，有一些媒体认为吕思勉不对，说岳飞就是民族英雄，秦桧的做法就是有卖国的成分在里面。另一个认为要尊重学术研究，尊重历史事实观点的重要人物是谁呢？这个可能大家有印象，就是赵超构。赵超构解放后长期主持《新民晚报》的工作，做过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他当时是年轻的记者，坚持为吕思勉讲话，认为应该写真实的历史。第三个人物是一个湖南人，叫龚德柏，是个少将，后来到台湾去了。这个人是特别以火爆出名，可能是吃辣椒吃多了，所以被叫做龚大炮。几乎国民党所有的高层人物都被他的报纸批判过。就是这么一个龚大炮，几乎所有人他都要炮轰一番。这一次他的大炮轰向了吕思勉。通过法律，他认为吕思勉犯了外患罪和出版法。龚德柏虽然是留日专家，但他是最坚持抗战的一个人，毕竟是国民党的少将参议。后来南京法院还是不予起诉，因为国民党的法院也认为当时吕思勉做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抗战，也没有发生东北失地事件和九一八事变，所以不能怪他。而且他是根据宋史、金史、文献通考等历史文献来写的，是有历史依据的，所以不构成犯罪。我们也不能完全怪他，他也是有依据的，所以不构成犯罪，包括商务印刷馆的印刷人在内都不构成犯罪，这就是当年的结果，要不然结果不堪设想。吕思勉就站在了被告席上,弄不好就要坐牢，好在当时不予起诉，但不予起诉的这些人不放过吕思勉，继续上诉，好在最后还是判他无罪。不予起诉没有违背出版方案，更谈不上其他的，他也认为这个东西很难讲，历史研究不是盖棺定论的。于是官司闹了很久，甚至商务印书馆的老板也站上了被告席，吕思勉也站上了被告席。当然吕思勉还是接受了一点教训，做了一些修正。在他的《中国通史》里面，对于如何评价宋金和议作了一些修改，认为宋金和议是一个屈辱。其实我认为他的内心世界应该是冲突的，大家看到今天展示的复兴中学的复兴教科书，他在其中有一段话，有说自己编的这本书将近十年了，应该自信今是而昨非，今天对了，昨天却是不对，所以很难下定论，为什么呢？到了1952年，他已经在华东师大了，他到华东师大的时候，在三反和思想改造的学习总结中间，仍然不忘记这一段经历。他用讲义参考材料写成这本书，有人控告他，他辩称这本书其实是引用的什么地方的，如果还在以这件事来批评他的话，他就说，“我们要讲民族主义，讲爱国主义，要讲反抗侵略，可以的，但是不在于重视战将，爱国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不一定说要非常重视战将，即便要表扬战将，也应当详考史实，求其真相，应该要讲真话。”到了1952年他还这么讲，就是因为对那一段历史仍然耿耿于怀，还没有完全释怀。所以我说教科书存在了社会的阶级的意识，这就导致它本身意味着应该如何看待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和不同的现象，应当让年轻人获得或不获得某些知识和价值的作用，应当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思想、社会和人，甚至可以说教科书的功能就在于划定某一可能的宣讲范围，准入选择并张扬某一些观点和思想，使它们经典化。同时，空无某一些观点与思想，使它们消失于视野之外。所以说，按照阿普尔等人的观点，教材编写者承受着巨大而持久的压力，这种压力就是教科书科学上的求真和道德的政治的社会发展的求善的冲突。还有一个人我们要讲一下，是大咖级，是吕思勉级的，都是最高级别的史学家——顾颉刚。他也惹了一个大麻烦，他们这些大学者往往会在小课本上栽跟头。他所惹的麻烦的是什么呢？是这本教材，这本印得不太好——《初中本国史》，这套教材叫做现代教材。当时是谁推荐顾颉刚来编这个教材的呢，是胡适，胡适推荐顾颉刚来编初中教材，当时顾颉刚自己有种怀疑的取向，他把自己的怀疑的观点用在了教材上。这一下就麻烦了，他认为很多很多的早期的东西啊，都是传说，都是神话，尧啊舜啊禹啊很多很多是传说，是神话，越是往后排就越来越成为一个传说，越来越完善的传说。所以他把叫做沉积，他的观点就是沉积，层垒造成的：第一，时代越后传说中的古史期就越长；第二，时代越后中心人物就越放大；第三，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顾颉刚当时的学术地位迅速地上升了，地位非常高。当年在北京，教育界只有几个人开小车，他就是开小车的一个人，当时只有胡适、顾颉刚几个人开车。但是，这本书惹了麻烦了，惹了什么麻烦呢？在中学使用的时候，书中说三皇五帝、尧舜是传说，是不可靠的，不可完全相信，这些半人半神的故事其实一部分是神话，一部分是托古改制的捏造等等，他在书里，甚至在页码上也是这么写的，我们都把他挖出来了。当然，这些话是冒风险的。事情是怎么惹出来的呢？是山东的几个教育家，像王鸿一、陈连珠这两个很有名的山东教育家马上就提出要查禁这本书，认为它非圣、无法，把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说成是一个编出来的东西。而事件影响最大的是戴季陶站出来了，戴季陶多年来担任考试院院长，他和陈布雷是国民党两个重要的笔杆子，但两个人的结局都一样，在国民党彻底败退之前自杀了。戴季陶认为这种教材非常荒唐，容易误导学生，不应该作为课本。如果上网查戴季陶的话，会发现他是一个好英俊的理论家，而且你们知道，若在台湾讲这件事的话是会引起小小的关注的，原因是有号称蒋介石的一个儿子其实是他的儿子，这些事上网查都搜得到的。做了二十年国民党民国考试院院长，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是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作者，是重要的国民党元老，当时他也参加过共产党。他要求顾颉刚这套书要罚160万，因为他发行了160万册，每一册要罚大洋一元，这样的话对商户来说是灭顶之灾，就算把顾颉刚的汽车卖了、房子卖了也还不起。好在最后经过张元济、蔡元培、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的斡旋，最后钱没有罚就只把书禁了。因为商务印书馆和蔡元培的关系很好，而且这本书是被蔡元培审议过且审查通过的，所以一连串的问题就出来了，顾颉刚的日记里有着不断的记载是关于罚款这些事情的。最后呢，一直到王鸿一在北京死了，报纸上也登了，顾颉刚才在自己的日记上记下了如释重负的一笔，说这个人终于死了，以后不会再盯着自己了，这件事就不用展开了。但到解放后，他仍然说这是中华民国的一件文字狱。这本书的最大争议就在这个地方，是历史的真实，还是要有利于民族团结，教科书和学术著作是否应该有区别，因为顾颉刚是以做学术书的心来思考、写作的。而在胡适一批人看来，这是国民党压制思想自由的证据，所以胡适的日记也有相应的记载，他是这样讽刺的：戴季陶这一天神色仓皇，一手里握着几本教科书，一手抵在桌上，在会议席上大放厥词，认为这本教科书是一种惑世诬民的邪书，足以动摇国本。胡适很愤怒，因为顾颉刚是他推荐去做这本书的。当然也有史学家为顾颉刚喊冤，认为这本书是不错的，是一本高明的历史课本，但只是其中有一些意见和未曾读过多少历史的达官不和。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学术不应该和教材混在一起，教材有可能迷惑年轻人，尤其是在当年抗战需求团结世界华人的时候，“黄帝的子嗣”、“龙的传人”这样的形象太重要了，所以南京的戴季陶等人的意图很明显，在民族问题这个我们教材最敏感的问题上，教科书和学术著作应该有所区别。在教科书政治学的角度看，教科书承载着传递宣传社会主流意识的重要职能，如果怀疑三皇五帝，那就隐含着一种破坏凝聚力的风险，因为三皇五帝背后隐藏的是中华民族一种珍贵的信仰、一种崇拜，是维系民族和国家凝聚力的一种象征。当年正值抗战时期，是国运衰微的特殊时期，这会对消解民族凝聚力产生不太好的影响，所以他们两方的道理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吗？这种冲突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所以，顾颉刚自己也不断地回忆，当时说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了的，他自己这么写，其实是开玩笑，这个“推翻”是不可能过得了关的，简直就是石破天惊，所以戴季陶的结论是：中国之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出于一个祖先。而后他提出一个原则，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出版教科书并大量发行就是犯罪。当然，我们不知道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之间到底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张力、什么样的联系、什么样的区别，还有很多的问题要留给大家来研究，到底求真是第一位的呢？还是求善是第一位的呢？到今天，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大家可以好好来思考一下，比如说《狼牙山五壮士》、《朱德的扁担》，你看看，根据地里面就有《狼牙山五壮士》和《朱德的扁担》了，在《朱德的扁担》这一课你们会发现，从朱德的扁担到林彪的扁担，后来又到朱德的扁担，再到朱德的扁担上的四个字、五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八个字，都是在不断地变化的，可能不一定很真了，但它有一种求善的追求在里面。我们的问题需要大家共同来研究、解决，整个故事给我们的启迪就是这样：因为教科书是浩如烟海的，是外部选来的。依据什么来选？这真是个大问题、大学问。一旦它只选了一部分，某种意义上，它就不太真了。它一旦启动了选择，就等于启动了放弃。就是一旦你选择了某一点，就等于你放弃了另一点，就选择了你认为可以表达你的价值追求的东西。但是你放弃的东西，某种意义上也是真实的。但是你只选了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真实性就打折扣了。这些问题请同学们都来思考。因为教科书的研究就是我们孩子们精神食粮的研究。在这种碎片化的知识浩如烟海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需要为学生立起精神支柱，立起重要的知识结构框架体系，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深远的问题，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来研究，来破解的问题。而我们目前的研究者太少太少，长期以来，我们的教材不是在研究，是在备课，是把每一课如何教给学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来深入反思这些课文，反思这些教材。什么样的知识准入教科书是一个大学问。谢谢大家。丁钢教授：刚才石老师给我们梳理了一下教科书的发展。可能我们去看展览的时候不理解这些教科书它本身在那个时代的意义，这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些教材的认识和了解。后面，讲一些关于文本的问题启发了我们，能不能认真的去看一些教科书。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里，我先不做任何总结。请大家开始提问。同学1：石老师您好，我是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生。我的研究内容是近现代学校美术教育史，所以近现代的所有美术教科书是我研究的一个重点。我也收集了一些美术教科书，如蒙学的教科、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教科书。我可能找的有一些片面化。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向石老师请教当时的美术教科书的一些情况。石鸥教授：我不研究美术。我建议你去找上海师大的胡之凡教授。我们最近在组织一套书，就是鸦片战争到49年的各学科的教科书发展，他负责美术卷，他是美术史的教授，自己有很好的收藏。最近在两岸四地的教科书高峰论坛，他专门展示了，做了一个演讲，关于手工教科书的，他也把它看作是美术教材的一部分。我们那里也有一些美术教科书的展示。美术教材很多，因为美术教材它没有严格的国家审批，所以它出了很多种。早期更多是日本的学者参与了我们美术教材的编写。中小学美术教材一条是从欧美过来的，一条是从日本这条线过来的。同学2：老师您好，我最近在研究的是传统文化在我国中小学教材中这样一个问题。从今年9月份开始，我们有语文、思政、历史这三本教材，我们统一编写了一个部编本教材，特别是在语文教材中，融入了很多传统文化的内容。老师怎么看的呢？石鸥教授：教科书在文化传承中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从文化意义上，它是两大功能：一个是文化引进或者文化创新。研究教科书在文化传承中的意义，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不同时代的人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精华。因为进入教材的就是不同时代的作者认为传统文化最优秀的地方。所以你要是能够梳理清楚，不同时代传播什么样的不同传统文化？人们随着时代的进步，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会发生一定的变迁。它是选择性的传承。注意，教科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是选择性的，因为这种文本本身决定了它是有限文本，只能用很少的时间传授一门课，所以这种有限文本选什么是特别讲究的，忠、孝、义、礼，民族的国家的，这里面不同时期选择的东西是值得你好好研究的。当然在传承的同时，教科书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或者说功能，就是引进新文化，比如说近代教材引进科学文化、政治文化、伦理性、民族性、政治性、科学，都是通过教材引进的，很早的时候教科书就做这种宣传了，它们的影响力要大于那些思想家们那些学术的东西，某种意义上只是我们的研究不够，比如说当年的《新青年》，最高的时候统计有两万册，但是1912年的共和国教科书在十年里面差不多发行了七到八千万册。鲁迅、胡适他们的思想为什么迅速赢得年轻学子们的拥护，是因为年轻学子在若干年前就一直读着这些思想启蒙的文字成长的。辛亥革命枪炮声不是很强烈，为什么能够赢得全国迅速的呼应呢？因为当年教材已经很普遍地传播了一些启蒙的思想，所以不需要太强烈的枪炮声，辛亥革命就成功了，所以这种宣传意义特别大。我觉得传统文化的研究非常有价值，不仅是它的字选什么，还可以从数量上来看。当然对传统文化进教材的研究，要避免的是什么呢？要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传统文化的精华、精髓按今天的组合来进教材，还是一篇一篇（三字经、百家姓的）的东西进来，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这是当前有点忽略的，因为传统文化也有一些糟粕的东西，现在全盘引进的时候，这个是可以考虑的。同学3：感谢石鸥老师，我是华师大课程系的。我想请问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石老师刚才讲到，教科书的背后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当时的蔡元培又是一位教育家，又编写了修身教科书，那有没有存在着像我们现在编教科书可能存在的学科专家和教育专家之间的这种专业话语权的之争，当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好的处理办法。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现在的教科书的研究，我们石鸥老师还有吴小鸥老师，研究历史方面很多，以及香港的霍秉坤也研究了，特别是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方面，东北师大孔凡哲教授也研究了教科书出版的质量保障的方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研究之间能不能产生一些嫁接、综合？这个问题我还没太想明白。第三个问题是，刚刚您提出了现代意义教科书的三个标准，其中您提到刚开始西方引进的教科书要素不全，我想请问这个要素是不是就是现代意义教科书的三个标准，教科书的要素和教材的要素有没有一些共同或者不同？主要是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请石鸥老师解惑。石鸥教授：其实简单地说，教材和教科书当然是有共同的地方，它们都是教学材料，但是教学材料很广，比如教学参考书、作业练习册，都属于教材，但是教科书不是，它更严格一点，它就是学生用书，必须符合三个标准。另一方面讲到民国时期的做法对今天有什么参考，我倒是没特别想到这一点，常有人问我，民国时期的教材最好的是哪一套，其实我不太认同有最好的教材，我认同的是民国时期某种意义上教材的制度适应了不同的需求，所以同样的教材，有这么厚一本的，也有很薄一本的，像物理，既有为高考准备的物理，也有比较浅的物理。解放前的教育有个大的特点就是，中学生很少，比如到了高中，已经是类似准精英化的教育了，水平很高了，但是也有一些乡村学校水平很差，所以任何一套教材都做不到（都满足），所以民国时期有个最大特点是大家都来编，同样的教材可以有好几套。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藏部分现在还没有人来写，就叫做“校编教材”，就是南开中学也编，上海很好的学校也编，北师大附中也编，附小也编，民国时期就编了，为什么？因为普遍的教材达不到他们的水平。这些都是解放前高水平的名校。你想一想一套教材怎么可能让华师大附中的学生满意，又让贵州云南的学生满意？附中的老师可能都是博士学历了，那里的本科可能都不是正儿八经的本科。这里的生源是什么生源？硬件是什么硬件，条件是什么条件？你说当华师附中的学生的难度、容量恰到好处的时候，到了贵州、宁夏那里的学生怎么能吃得下这些教材。让他们吃得饱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中学生觉得太浅了。所以那时候那种制度促成了巴金、钱学森、鲁迅一大批优秀人才的产生，他们有很好的让他们发展的教材。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依然是统一要求下的多样化，多数教材还是多样化的。今年开始这三科有点统一，但还是符合我们的基本政策：统一要求下的教材多样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基本方针。同学4：老师您好，我正好机缘巧合接触到现行的地理教材几个版本，现在人教版、江教版，看了这几个版本我有个疑惑，就是我接触了使用这几个版本教材的学生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他们有个显著的区别点（从我浅薄的知识来看），有的版本重视体系、框架的完整，但有的版本重视活动、实践层面，引导学生通过活动、实践获取知识，这是不同的导向。但是当我询问道不同的版本老师分别是怎么授课的，他们的答案是依然比较规范地课堂上完成。那我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教科书的编纂和实际教学的分离？因为他们的理念是稍有差距的。石鸥教授：这是教科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这个刚刚已经讲到了像霍炳坤是在做使用者的问题，因为再好的书，由于使用者水平不一样而效果就不一样。这方面我们的研究是不够的。但是今年教科书高峰论坛霍炳坤多次参加发表演讲，我们也有一些人包括我们团队也研究教科书的使用。这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正是老师们的使用水平不一样，所以更加需要好教科书。如果老师的水平很高那么教科书就不重要了。但是广大的老师还没办法完全驾驭教学内容，这时候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下面，编纂出好教材多么重要。有人说教材有什么重要的？有些人包括美国的老师都不要的。但放在中国恰好说明它重要。它能够保证最基本的质量。同时你说的两种教材也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这是两种不同的范式，都是很重要的范式到底哪一个更好？会有各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相对封闭、完整体系的教科书，老师可以在教科书里比较完整地传授。第二种是把教科书看成是开放的，注重参与式活动，很多其他的内容可以让学生通过其他的活动完成，不必要完全封闭。在条件差的地方需要相对封闭的教材，主教材里面一整套的东西都能完成。这个封闭不是贬义词，是自成一体，在条件差的乡村学校拿到教材就能完成了。在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可以更强调开放性，这是我的看法。同学5：石老师你好，我是来自教师教育学院的学生。刚刚您谈到教科书编纂的主体有专家的参与，还有教科书的内容注重科学性，从教科书发展历史的角度我想请教您对整体上教科书编纂科学性有什么看法，怎样编制、怎样产生的过程让教科书更有科学性，谢谢。石鸥教授：产生的过程的话，这是一个没有研究透的问题，什么是最佳的编制队伍这也是刚刚老师提到的问题，学科专家、课程专家、心理学家、美术装帧工作人员都要完整的，或者第一线的老师、教研员、大学老师等等，到底是怎样的构成才是最佳的。清末和民国有个特点，大部分教科书都是由主要人物担纲的，今天教科书展里有华师大的沈百英、吕思勉等主要人物担纲，这个特点容易把主要人物的观点带进教科书，这样使得吕思勉和顾颉刚吃了这么个亏。集体研究就不会，就可能能够防止这一点。但是集体到什么样的队伍，才是效率也最好？又是匹配最科学？目前没有研究。或者说有研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心理学，在国外的研究是，一次出现多少单词，多少词汇，有几个插图，插图放在哪个点上？他都有这种研究的。但我们没有。心理学家我们没有介入到这方面来。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心理学家就是在实验室研究很多。但是真正到中小学，一年级每一页最多应该出现几个概念，多少词汇最佳，多少插图，插图到什么程度，纸张，字体……这些教科书的精致化研究必须要往这方面走下去。西方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不能出现太多的词汇，或者说是生词。插图也不能多。多到什么程度最佳呢？我刚刚从台湾回来，他们有几个年轻人说编出最美的教材。你们可能也在网上看到过。想把教材编出最美。其实我是持反对意见的。就是说，恰到的美是最好的。如果全是连环画，压根就是看插图。它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在什么时候插图为主？什么时候慢慢的往文字为主？这些都需要研究。所以我觉得你们都可以有用武之地的时候。同学6：能不能关于我们这个教科书审查的这个制度，或者说这样的一些流程，给我们介绍一下？石鸥教授：这个涉及到具体的实务工作了啊。中国的教科书审查制度的起始，应该是从清末开始。清末当时张柏溪啊，张之洞啊，这一批人。当年的新学堂，发展的很快，而国家定的教材呢，根本就跟不上。所以当时张之洞、张百熙、严复这批人他们就说，审定民间编出来的好教材，通过审定然后使用。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搭建审定制，这个审定制的框架搭出来以后，几乎民国都是走这条线了。知识不断的完善。民国解放前有一段时期想做国定本，就是请民间尽量的拍书。蒋介石就最后做了国定本：抗战的需要，要做国定本。但是抗战一结束，国定本自然也消失了。又是放开了。那么新中国以后，对教科书非常的关注。通过教科书来宣传新的政权，新的一些理念。当时就是中宣部来直接参与教材的管理。就这个传统就几乎保持到今天了。真正的教材的审定，虽然好像是有国定这种趋势——教材统一编写，但是，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多数时间教材还是多种的。人教社为主体，但是还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八九十年代有个“八套半”教材，大家都知道的。上海专门有上海自己的版本，广东的有所谓沿海版，四川那边有所谓内地版。所谓“八套半”教材，这都是国家层面开始教科书多样化，并且审定。到课改以后这个审定制就更全面了。课改以后的教材审定制，有审定标准和章程，有审定标准的一个学科委员会成员，学科审定小组。因为中国就是课改以后的审定，就是实行两级审定。国标教材都是国家审定。国家组织审定委员会，所以所有教材的封面上，都是经过国家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的。省一级教材有省一级审定，赋权两级。当然上海有点特殊，上海就一直自己审定。因为上海市综合教育改革是上海批准的，它有自己的大纲，有自己的课标，有自己的教材。就是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纲多本”，还是“多纲多本”。上海就用自己的纲，自己的课程标准。作为试验，实行的是两级审查。审查以后往往有这么几种结论：“通过”，“通过，复核，复议”，就是说有的要修改，修改完了，也就可以通过了。有的要修改，修改完了，还要再审通过。当然还有“不同意”。总之就是这么几种结论。就好像你们的老师看你们的博士论文，有一些你要修改，修改完了你就可以交了，我不一定看了。有一些修改完我还得要看，也就是说我还没有完全放心。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大概就这样。丁钢教授：我们非常感谢石老师给我们分享。其实我想石老师长期这样做研究，如果不是专门研究教科书，我也不可能去总结他做的那么多年的研究。大家刚才的提问很好，石老师也做了一些回答。这里面呢，我感觉到有几点其实是蛮重要的：第一点，其实就是石老师提出的那个文本的教参的问题。其实这个的确是怎么去选择的问题，就是他也提到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谁的知识最有价值？”接着教材当中你到底怎么样选择知识是最有价值的。其实选择知识也是在学习。而从哪个角度学？接着你要从客观主义的角度说教材的知识都是客观事实，但是如果诠释主义的角度看，理解教材的知识都是主观的过程。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前面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根据历史的前进在变化。所以我们研究所有的东西就像石老师说的，它跟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是相关的，它不可能是脱离社会历史现实的。所以，这个选择它的难处也在这里，它的合理性也在这里。每个时代的教材都是适合它的时代的，在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它的教科书诞生，因为它要应对历史和社会的变化、时代的需求。第二个问题，大家也实际谈到了，就是多与少。其实在晚清的教科书，当时是在构建一个新的国家。但是到现在，传统的诗歌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难一点容易一点？这样就是一个争论。就像文言文是放在里面多一点少一点？难一点容易一点？其实这个争论是个误区，关键是看我们学了文言文是为了干什么？我们不可能去写文言了，我们是写现代文。几次高考作文还有人写文言文得了满分，那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导向。其实我们要学文言文不在难易，不在多少，在于体会。在于体会我们在历史中体现的一种文化精神审美。在中文中经常讲气、韵、神，有人感觉这个很玄，这个其实一点都不玄。在上海，有人认为小学的语文就是一种欣赏，而不是现在让中小学生去找那些带点的字。所以它是要从中国的问题出发，从一个文本中去体会我们民族在句子中所透出的一种民族风格、民族特色与审美精神。你有了这些东西去沉浸，你写出的现代文就会带有中国的风格。最后一个问题，也涉及到一个专业性的问题。我们怎么编撰最科学呢？严格来说，现在教材的编撰，包括香港教材的编撰也越来越走向规范。但是，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课程的编撰、教科书的编写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专业，其实我们可能就忘记了另外一点，就是石鸥教授提醒我的，为什么现在有如此多的知识精英，如此多的知识先驱，投入了中小学的教科书？为什么？为了一个新的时代，传播新的思想，传播新的文化，让一代代的人去开创新的时代。而在我们今天教科书专业化的程度来说，我们有多少知识先驱是代表文化的弄潮儿，是卷入到这里面的。当我们编写教材的队伍越来越专业化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应该去考虑，当年为什么有那么多知识的精英卷入，这就是一个悖论。所以这个问题，今天请石鸥老师来讲，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通过教科书，其实我们可以反思，可以研究的东西非常多，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教科书的编撰问题，也不仅仅是在学校领域的问题，它关系着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精神，以及我们如何面对未来。所以我想从这一个角度来说，今天石老师的演讲，以及我们同学老师提出的问题，以及到最后的讨论，都会引发我们更深入的思考。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因为有石老师来，所以有了我们更多的思考，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石教授。录音整理：林城岚（统稿）、樊洁、王旦、陶阳、张传月、郭海骏、周格、刁益虎、郝东辉、张峻源、曹雯、廉志强、杨仲林、冯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