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梅傲立红岩上——江姐革命生涯纪实（上）
来源：自贡市地方志办类别：自贡人物发布时间：2021-08-27阅读：次
出身贫寒却自立自强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曾用名江志炜，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家湾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江竹筠的父亲江上林长期在城市流浪或打工，其妻子李舜华独自带着江竹筠及其弟弟江正榜在农村艰难度日。江竹筠8岁那年，自贡地区遭遇了罕见的大旱。走投无路的李舜华，不得不带着江竹筠和江正榜到重庆投奔她的三哥李义铭。出身同样贫寒但靠教会资助考上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的李义铭，毕业后从医。自贡的穷亲戚都来投靠他，几世同堂拥挤在一起，日子久了难免发生隔阂。李舜华便带着子女搬出了李义铭家。在重庆，李舜华四处托人在南岸大同袜厂找了一份工作，10岁的江竹筠也跟母亲一起到厂里当了童工，一家三口靠微薄收入维持生计。后来，李舜华得了重病，年仅12岁的江竹筠便不得不独自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没过多久，李义铭家需要人带孩子，便请妹妹李舜华来他家中帮忙。
之后，李义铭将江竹筠姐弟俩送入孤儿院附设小学免费读书。江竹筠10岁时曾入学，不久即辍学。第二次入学，她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立志用知识改变命运。她学习非常刻苦，成绩很好，第一学期连跳三级，和同学何理立两人包揽了班级前两名。江竹筠、何理立二人志趣相投，很快成为好朋友。
上学期间，江竹筠遇到对她一生产生深远影响的老师丁尧夫。当时，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丁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讲一些“民族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鼓励班里的孩子们在多读书的同时也要注意关心国家大事。江竹筠受到丁老师的启发和鼓励，有时会到丁老师处借阅一些进步书籍，如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鲁迅的《狂人日记》等。这些进步书籍，在江竹筠心里播下了信仰的种子。在道路崎岖、消息闭塞、军阀治下的山城重庆，国民党大肆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红眉毛绿眼睛”“共产共妻”，同时疯狂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1935年，丁尧夫在上课时被国民党别动队逮捕。江竹筠等学生非常气愤地问道：“为什么抓我们的老师？”学校说“丁老师是共产党”。尚未成年的江竹筠不知道丁老师是不是共产党员，但她朴素地认为：如果这样的好老师是共产党员，那共产党就一定是好人。自己长大了也要做丁老师那样的人。
树立信仰并矢志奋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江竹筠正在重庆南岸中学读书。在“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时代大背景下，江竹筠和同学们在身边党员老师们的启发下，成群结队地走出教室，涌向街头，组成宣传队、歌咏队、壁报队、募捐队，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之中。她很快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参与者甚至领导者，受到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关注。
彼时，重庆作为陪都，经常遭到日本战机轰炸。南岸中学因此迁移到上百公里外的江津。江竹筠和何理立二人只好分别。1939年，江竹筠转到了巴县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学习。入学没多久，江竹筠就认识了地下党员戴克宇。戴克宇是学校党支部委员，在她的帮助和引导下，江竹筠于1939年夏季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铜梁，江竹筠的好友何理立也在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中进一步成长，并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两个人，是同学，是闺蜜，也是战友，然而出于保密考虑，谁也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1939年以后，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并开始在国统区公开镇压进步运动，抓捕共产党人。为此，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一再要求国统区的党员干部隐蔽起来，转入到地下。这突如其来的时局，让许多习惯了公开工作的党员很不适应，而江竹筠则快速调整并很快适应。1940年8月，中国公学附中因经费困难而停办。当年秋季，江竹筠转学到中华职校会计专业学习。此时，她有了生平第一个党内职务——中华职业学校和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她的闺蜜何理立也在这所学校。然而，两人组织关系不是一条线，互相不能明说，只是在学习和工作中相互支持。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污蔑新四军“不听调遣，袭击友军，导致惨案”，并把新四军诬蔑为“叛军”。《新华日报》则刊登周恩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进行反击。但国民政府严密封锁消息，并严禁所有报纸、媒体、宣传单为新四军辩白。为揭露国民政府的虚伪和丑恶罪行，重庆地下党员都被动员起来散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宣传单。江竹筠所在党组织也接到了这个任务。这任务本来不难，但中华职校的三青团分子活动频繁，他们经常造谣生事，打击进步青年，因而形势非常严峻。为完成这项任务且不暴露，江竹筠白天察看地形，晚上行动，并和好友何理立商议深夜到教室里散发传单。但是，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宿舍是二十几个人一间的大通铺，要想在夜里偷偷出去发传单而不被室友发现，很难。特别是她们的宿舍在二楼，二十多人睡两排地铺，一个挨一个，她们两人又睡在中间，半夜起来惊扰到舍友怎么办？思前想后，江竹筠便和何理立商议：“咱们晚上睡觉前教大家跳舞怎么样？”当时校园流行跳交谊舞，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到了晚上，同宿舍的一群女生跳得劲头十足，跳到最后大家都累得腰酸腿胀，熄灯后很快就睡着了。次日凌晨一两点钟，江竹筠便和何理立蹑手蹑脚地下楼。教室的门锁着无法进入，墙壁没有浆糊不能粘贴，除了塞入教室的门缝和窗户缝外，江竹筠还细心地将传单放置在背风的墙角、门口和走道上，并压上石子儿，免得被风吹跑了。第二天清晨，中华职业学校的师生们看到传单上的信息后，全校哗然，纷纷谴责国民党妄图发动内战，并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开始同情和支持新四军、共产党。
从志同道合到情投意合
1943年5月，上级党组织交给江竹筠一项艰巨而又特殊的任务：与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假扮夫妻，目的是掩护彭咏梧开展工作。
彭咏梧，原名彭庆邦，是小说《红岩》中彭松涛的原型。当时，他以国民党中央信托局中级职员的身份作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他没有家眷，只能住在单身集体宿舍，且缺乏可靠的助手，工作开展很不方便。早前，他想把妻子谭正伦、孩子彭炳忠从老家接来，因故没有成行。鉴于此，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让年轻且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江竹筠来假扮彭咏梧的妻子。接到任务后，从未谈过恋爱的江竹筠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和一个陌生男人假扮夫妻并在一起生活，是多么难为情的事啊。但当知道这是革命的需要，早已将一切交给组织的江竹筠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一决定，毅然与彭咏梧组建了“家庭”。“夫妻”二人共同战斗，团结了一大批党外开明人士，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付的各项任务。
在一次工作联络中，江竹筠发现负责与她接头的竟然是她的好闺蜜何理立。俩人对上暗号后，欣喜万分。彼时，何理立按照上级组织的安排，经重庆知名书店经理仲秋元介绍，在生活书店做会计。仲秋元作为我党发展的地下工作者，一直由彭咏梧单线联系。自此，江竹筠的故事里不只有她与彭咏梧，还有何理立与仲秋元。
1944年春，在一次联络工作中，何理立与江竹筠被特务盯梢。何理立为掩护江竹筠撤退，几次甩掉特务，最后躲在银行女扮男装才侥幸逃脱。这次事件引起了上级党组织的高度警觉，第二天就命令二人先后撤退到成都。
1944年5月，江竹筠到了成都。有一天，江竹筠在街上找工作时，忽然看见国立四川大学的招生公告，她读书的渴望再次被激起。她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彭咏梧，老彭非常支持，并很快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批准。江竹筠虽然读过一年半的高中和一年的会计学校，但毕竟已经离开学校好几年了，学习很吃力。但是，江竹筠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补习，便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到四川大学后，江竹筠改名为江志炜。她对自己提出严格要求：“既要完成党的任务，又要做一个好学生。”
期间，由于江竹筠的组织关系和牵挂的人依然在重庆，她经常写信给彭咏梧报告学习情况。随着时间推移，二人志同道合，并慢慢地情投意合。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走向胜利，江竹筠和彭咏梧的结婚申请也得到了南方局和重庆市委的批准。当年暑假，江竹筠回到重庆，与彭咏梧结为伉俪，成为一起生活、一起战斗的革命夫妻。这一年，何理立与仲秋元也结为了夫妻。同年，经彭咏梧和江姐介绍，仲秋元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8月，江竹筠回到国立四川大学继续读书。1946年4月，江竹筠在华西医科大学协和医院生下儿子彭云。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江竹筠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绝育手术。
险恶环境中没出一次纰漏
抗日战争胜利后，欢庆很快被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阴霾所笼罩。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爆发，重庆的斗争形势随即异常严峻复杂。
1946年7月，鉴于当时的危急局势，党组织决定让江竹筠停止在川大的学习，回重庆着手开展地下斗争。江竹筠按照组织的要求，带着3个月大的儿子回到重庆，并将儿子托付给亲戚后奔走于各大学、中学，使重庆各学校的学生运动迅速开展起来。这一年，虽然外部环境异常危险，工作异常艰苦，但却是江竹筠短暂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因为和丈夫、儿子生活在一起。
1947年5月末至6月初，为镇压全国学生准备在6月2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总罢课和示威大游行，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学生运动和进步群众的镇压。江竹筠所在的女子师院也两次被国民党特务武装包围，有13名同学被抓走。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学校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随即，江竹筠通过参与组织“六一”联合后援会，采用请愿、记者招待会、师生罢教罢课等形式，争取社会力量共同营救被捕学生。在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全部出狱。彭咏梧、江竹筠等还在学生中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把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继续战斗，从而使重庆的学生运动走向新的高潮。
1947年7月，新华日报社被查封，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创办机关报《挺进报》，以便及时传递党中央的声音。1947年秋，重庆市委指派江竹筠加强《挺进报》的收发工作。作为在敌统区我们党的机关报，《挺进报》的安全保密工作是江竹筠需要首先考虑的。为此，她把报纸的供稿、出版和发行分离开来，避免相互间的横向联系，并主动承担起最危险的取送稿件和发行环节的工作。
《挺进报》的稿源，主要来自收听并记录延安的广播。稿源收集后，江竹筠便亲自校对、整理并誊写清楚，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交给联络员吴子见。吴子见再把稿件交给陈然、蒋一苇等负责出版印刷的同志。这项工作充满危险，容不得半点闪失，否则就可能导致整个党组织遭受破坏。一次，她发现吴子见把稿件和资料放在屋角的一个衣箱里，她很不放心，便帮吴子见整理，并反复叮嘱吴子见：“要时刻警惕着，经常准备应付特务的突然袭击。”有一天，吴子见在街上遇到江竹筠，便高兴地向江竹筠打招呼，准备和她商量事情，但江竹筠立马将脸转开，示意吴子见不要在约定以外的场合谈事。在当时如此严峻的白色恐怖下，要使这一张张地下报纸突破各种关卡，安全及时地发送到全市进步群众手中，是一件多么危险的工作啊。但是，江竹筠凭着长期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和严谨务实的作风，硬是没有出过一次纰漏。
夫妻同心共赴前线
1947年9月，组织决定不再让江竹筠负责《挺进报》的发行和重庆市学生运动的指导工作，而是交给她更为重要的任务。当时，为了配合全国解放战争，上级党组织决定把川东党组织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通过建立游击队和根据地，扰乱并打击敌人的大后方，从而牵制敌军、配合解放军作战。
1947年10月，根据上级决定，成立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以更好地落实中共中央上海局“发动游击骚扰，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的具体要求，并任命彭咏梧为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直接领导武装斗争，江竹筠则作为地下党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委的联络员一同前往。临行前，她向接替工作的同志详细交代后，坦言她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年仅1岁多的儿子彭云。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们找到了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此时的谭竹安作为进步青年，已经接受了江竹筠和彭咏梧的婚姻事实。江竹筠和彭咏梧就托谭竹安转告他的姐姐谭正伦，可否请她将彭云接到乡下抚养。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很快得到回音。情急之下，地下党员王珍如暂时接手了看护彭云的任务。临别前，江竹筠和丈夫在街上买了一件美军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和一顶小军帽。为彭云穿好大衣、戴好帽子后，看着高兴的云儿，彭咏梧似有预感地说道，咱们一块去照张合影吧。这张幸福的合影，是他们后来留下的唯一一张全家福。
江竹筠和丈夫斗志昂扬地奔赴新的战场。江竹筠作为联络员，不仅细致地在沿线路段设点布线，她还为过往的同志们在各地选择便于掩护的茶馆旅社。1948年1月，部队到了奉节县青莲乡，随即举行了武装起义并一举攻下了云阳县商业重镇兰溪。下川东地区党员骨干和知识分子干部较少，能做政治工作的人员缺乏且部队经费不足，彭咏梧便派江竹筠回重庆组织输送一批干部过来，同时协调一些经费过来。江竹筠不得不暂时离开彭咏梧，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离开却是夫妻永别。
因敌人对准备举行的武装起义有所察觉，彭咏梧于1948年1月8日提前举行了武装暴动。敌我力量悬殊，加之我方的力量准备不足、暴动时机不成熟，暴动失败。1948年1月16日，彭咏梧率部队走到巫溪边界上的鞍子山黑沟淌时，遭到国民党胡宗南部柴祥云团的伏击，不幸壮烈牺牲。之后，残忍的敌人将彭咏梧的头颅砍下，先挑到奉节竹园镇游街示众，再挂到竹园坪小学操场边的杨槐树上。
（转自自贡网，作者单位：自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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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梅傲立红岩上——江姐革命生涯纪实（上）
来源：自贡市地方志办类别：自贡人物发布时间：2021-08-27 12:01:05阅读：次
出身贫寒却自立自强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曾用名江志炜，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家湾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江竹筠的父亲江上林长期在城市流浪或打工，其妻子李舜华独自带着江竹筠及其弟弟江正榜在农村艰难度日。江竹筠8岁那年，自贡地区遭遇了罕见的大旱。走投无路的李舜华，不得不带着江竹筠和江正榜到重庆投奔她的三哥李义铭。出身同样贫寒但靠教会资助考上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的李义铭，毕业后从医。自贡的穷亲戚都来投靠他，几世同堂拥挤在一起，日子久了难免发生隔阂。李舜华便带着子女搬出了李义铭家。在重庆，李舜华四处托人在南岸大同袜厂找了一份工作，10岁的江竹筠也跟母亲一起到厂里当了童工，一家三口靠微薄收入维持生计。后来，李舜华得了重病，年仅12岁的江竹筠便不得不独自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没过多久，李义铭家需要人带孩子，便请妹妹李舜华来他家中帮忙。
之后，李义铭将江竹筠姐弟俩送入孤儿院附设小学免费读书。江竹筠10岁时曾入学，不久即辍学。第二次入学，她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立志用知识改变命运。她学习非常刻苦，成绩很好，第一学期连跳三级，和同学何理立两人包揽了班级前两名。江竹筠、何理立二人志趣相投，很快成为好朋友。
上学期间，江竹筠遇到对她一生产生深远影响的老师丁尧夫。当时，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丁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讲一些“民族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鼓励班里的孩子们在多读书的同时也要注意关心国家大事。江竹筠受到丁老师的启发和鼓励，有时会到丁老师处借阅一些进步书籍，如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鲁迅的《狂人日记》等。这些进步书籍，在江竹筠心里播下了信仰的种子。在道路崎岖、消息闭塞、军阀治下的山城重庆，国民党大肆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红眉毛绿眼睛”“共产共妻”，同时疯狂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1935年，丁尧夫在上课时被国民党别动队逮捕。江竹筠等学生非常气愤地问道：“为什么抓我们的老师？”学校说“丁老师是共产党”。尚未成年的江竹筠不知道丁老师是不是共产党员，但她朴素地认为：如果这样的好老师是共产党员，那共产党就一定是好人。自己长大了也要做丁老师那样的人。
树立信仰并矢志奋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江竹筠正在重庆南岸中学读书。在“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时代大背景下，江竹筠和同学们在身边党员老师们的启发下，成群结队地走出教室，涌向街头，组成宣传队、歌咏队、壁报队、募捐队，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之中。她很快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参与者甚至领导者，受到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关注。
彼时，重庆作为陪都，经常遭到日本战机轰炸。南岸中学因此迁移到上百公里外的江津。江竹筠和何理立二人只好分别。1939年，江竹筠转到了巴县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学习。入学没多久，江竹筠就认识了地下党员戴克宇。戴克宇是学校党支部委员，在她的帮助和引导下，江竹筠于1939年夏季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铜梁，江竹筠的好友何理立也在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中进一步成长，并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两个人，是同学，是闺蜜，也是战友，然而出于保密考虑，谁也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1939年以后，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并开始在国统区公开镇压进步运动，抓捕共产党人。为此，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一再要求国统区的党员干部隐蔽起来，转入到地下。这突如其来的时局，让许多习惯了公开工作的党员很不适应，而江竹筠则快速调整并很快适应。1940年8月，中国公学附中因经费困难而停办。当年秋季，江竹筠转学到中华职校会计专业学习。此时，她有了生平第一个党内职务——中华职业学校和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她的闺蜜何理立也在这所学校。然而，两人组织关系不是一条线，互相不能明说，只是在学习和工作中相互支持。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污蔑新四军“不听调遣，袭击友军，导致惨案”，并把新四军诬蔑为“叛军”。《新华日报》则刊登周恩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进行反击。但国民政府严密封锁消息，并严禁所有报纸、媒体、宣传单为新四军辩白。为揭露国民政府的虚伪和丑恶罪行，重庆地下党员都被动员起来散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宣传单。江竹筠所在党组织也接到了这个任务。这任务本来不难，但中华职校的三青团分子活动频繁，他们经常造谣生事，打击进步青年，因而形势非常严峻。为完成这项任务且不暴露，江竹筠白天察看地形，晚上行动，并和好友何理立商议深夜到教室里散发传单。但是，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宿舍是二十几个人一间的大通铺，要想在夜里偷偷出去发传单而不被室友发现，很难。特别是她们的宿舍在二楼，二十多人睡两排地铺，一个挨一个，她们两人又睡在中间，半夜起来惊扰到舍友怎么办？思前想后，江竹筠便和何理立商议：“咱们晚上睡觉前教大家跳舞怎么样？”当时校园流行跳交谊舞，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到了晚上，同宿舍的一群女生跳得劲头十足，跳到最后大家都累得腰酸腿胀，熄灯后很快就睡着了。次日凌晨一两点钟，江竹筠便和何理立蹑手蹑脚地下楼。教室的门锁着无法进入，墙壁没有浆糊不能粘贴，除了塞入教室的门缝和窗户缝外，江竹筠还细心地将传单放置在背风的墙角、门口和走道上，并压上石子儿，免得被风吹跑了。第二天清晨，中华职业学校的师生们看到传单上的信息后，全校哗然，纷纷谴责国民党妄图发动内战，并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开始同情和支持新四军、共产党。
从志同道合到情投意合
1943年5月，上级党组织交给江竹筠一项艰巨而又特殊的任务：与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假扮夫妻，目的是掩护彭咏梧开展工作。
彭咏梧，原名彭庆邦，是小说《红岩》中彭松涛的原型。当时，他以国民党中央信托局中级职员的身份作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他没有家眷，只能住在单身集体宿舍，且缺乏可靠的助手，工作开展很不方便。早前，他想把妻子谭正伦、孩子彭炳忠从老家接来，因故没有成行。鉴于此，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让年轻且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江竹筠来假扮彭咏梧的妻子。接到任务后，从未谈过恋爱的江竹筠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和一个陌生男人假扮夫妻并在一起生活，是多么难为情的事啊。但当知道这是革命的需要，早已将一切交给组织的江竹筠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一决定，毅然与彭咏梧组建了“家庭”。“夫妻”二人共同战斗，团结了一大批党外开明人士，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付的各项任务。
在一次工作联络中，江竹筠发现负责与她接头的竟然是她的好闺蜜何理立。俩人对上暗号后，欣喜万分。彼时，何理立按照上级组织的安排，经重庆知名书店经理仲秋元介绍，在生活书店做会计。仲秋元作为我党发展的地下工作者，一直由彭咏梧单线联系。自此，江竹筠的故事里不只有她与彭咏梧，还有何理立与仲秋元。
1944年春，在一次联络工作中，何理立与江竹筠被特务盯梢。何理立为掩护江竹筠撤退，几次甩掉特务，最后躲在银行女扮男装才侥幸逃脱。这次事件引起了上级党组织的高度警觉，第二天就命令二人先后撤退到成都。
1944年5月，江竹筠到了成都。有一天，江竹筠在街上找工作时，忽然看见国立四川大学的招生公告，她读书的渴望再次被激起。她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彭咏梧，老彭非常支持，并很快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批准。江竹筠虽然读过一年半的高中和一年的会计学校，但毕竟已经离开学校好几年了，学习很吃力。但是，江竹筠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补习，便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到四川大学后，江竹筠改名为江志炜。她对自己提出严格要求：“既要完成党的任务，又要做一个好学生。”
期间，由于江竹筠的组织关系和牵挂的人依然在重庆，她经常写信给彭咏梧报告学习情况。随着时间推移，二人志同道合，并慢慢地情投意合。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走向胜利，江竹筠和彭咏梧的结婚申请也得到了南方局和重庆市委的批准。当年暑假，江竹筠回到重庆，与彭咏梧结为伉俪，成为一起生活、一起战斗的革命夫妻。这一年，何理立与仲秋元也结为了夫妻。同年，经彭咏梧和江姐介绍，仲秋元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8月，江竹筠回到国立四川大学继续读书。1946年4月，江竹筠在华西医科大学协和医院生下儿子彭云。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江竹筠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绝育手术。
险恶环境中没出一次纰漏
抗日战争胜利后，欢庆很快被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阴霾所笼罩。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爆发，重庆的斗争形势随即异常严峻复杂。
1946年7月，鉴于当时的危急局势，党组织决定让江竹筠停止在川大的学习，回重庆着手开展地下斗争。江竹筠按照组织的要求，带着3个月大的儿子回到重庆，并将儿子托付给亲戚后奔走于各大学、中学，使重庆各学校的学生运动迅速开展起来。这一年，虽然外部环境异常危险，工作异常艰苦，但却是江竹筠短暂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因为和丈夫、儿子生活在一起。
1947年5月末至6月初，为镇压全国学生准备在6月2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总罢课和示威大游行，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学生运动和进步群众的镇压。江竹筠所在的女子师院也两次被国民党特务武装包围，有13名同学被抓走。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学校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随即，江竹筠通过参与组织“六一”联合后援会，采用请愿、记者招待会、师生罢教罢课等形式，争取社会力量共同营救被捕学生。在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全部出狱。彭咏梧、江竹筠等还在学生中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把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继续战斗，从而使重庆的学生运动走向新的高潮。
1947年7月，新华日报社被查封，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创办机关报《挺进报》，以便及时传递党中央的声音。1947年秋，重庆市委指派江竹筠加强《挺进报》的收发工作。作为在敌统区我们党的机关报，《挺进报》的安全保密工作是江竹筠需要首先考虑的。为此，她把报纸的供稿、出版和发行分离开来，避免相互间的横向联系，并主动承担起最危险的取送稿件和发行环节的工作。
《挺进报》的稿源，主要来自收听并记录延安的广播。稿源收集后，江竹筠便亲自校对、整理并誊写清楚，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交给联络员吴子见。吴子见再把稿件交给陈然、蒋一苇等负责出版印刷的同志。这项工作充满危险，容不得半点闪失，否则就可能导致整个党组织遭受破坏。一次，她发现吴子见把稿件和资料放在屋角的一个衣箱里，她很不放心，便帮吴子见整理，并反复叮嘱吴子见：“要时刻警惕着，经常准备应付特务的突然袭击。”有一天，吴子见在街上遇到江竹筠，便高兴地向江竹筠打招呼，准备和她商量事情，但江竹筠立马将脸转开，示意吴子见不要在约定以外的场合谈事。在当时如此严峻的白色恐怖下，要使这一张张地下报纸突破各种关卡，安全及时地发送到全市进步群众手中，是一件多么危险的工作啊。但是，江竹筠凭着长期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和严谨务实的作风，硬是没有出过一次纰漏。
夫妻同心共赴前线
1947年9月，组织决定不再让江竹筠负责《挺进报》的发行和重庆市学生运动的指导工作，而是交给她更为重要的任务。当时，为了配合全国解放战争，上级党组织决定把川东党组织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通过建立游击队和根据地，扰乱并打击敌人的大后方，从而牵制敌军、配合解放军作战。
1947年10月，根据上级决定，成立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以更好地落实中共中央上海局“发动游击骚扰，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的具体要求，并任命彭咏梧为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直接领导武装斗争，江竹筠则作为地下党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委的联络员一同前往。临行前，她向接替工作的同志详细交代后，坦言她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年仅1岁多的儿子彭云。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们找到了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此时的谭竹安作为进步青年，已经接受了江竹筠和彭咏梧的婚姻事实。江竹筠和彭咏梧就托谭竹安转告他的姐姐谭正伦，可否请她将彭云接到乡下抚养。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很快得到回音。情急之下，地下党员王珍如暂时接手了看护彭云的任务。临别前，江竹筠和丈夫在街上买了一件美军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和一顶小军帽。为彭云穿好大衣、戴好帽子后，看着高兴的云儿，彭咏梧似有预感地说道，咱们一块去照张合影吧。这张幸福的合影，是他们后来留下的唯一一张全家福。
江竹筠和丈夫斗志昂扬地奔赴新的战场。江竹筠作为联络员，不仅细致地在沿线路段设点布线，她还为过往的同志们在各地选择便于掩护的茶馆旅社。1948年1月，部队到了奉节县青莲乡，随即举行了武装起义并一举攻下了云阳县商业重镇兰溪。下川东地区党员骨干和知识分子干部较少，能做政治工作的人员缺乏且部队经费不足，彭咏梧便派江竹筠回重庆组织输送一批干部过来，同时协调一些经费过来。江竹筠不得不暂时离开彭咏梧，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离开却是夫妻永别。
因敌人对准备举行的武装起义有所察觉，彭咏梧于1948年1月8日提前举行了武装暴动。敌我力量悬殊，加之我方的力量准备不足、暴动时机不成熟，暴动失败。1948年1月16日，彭咏梧率部队走到巫溪边界上的鞍子山黑沟淌时，遭到国民党胡宗南部柴祥云团的伏击，不幸壮烈牺牲。之后，残忍的敌人将彭咏梧的头颅砍下，先挑到奉节竹园镇游街示众，再挂到竹园坪小学操场边的杨槐树上。
（转自自贡网，作者单位：自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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