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片面追求GDP数字和增长速度的偏向，给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挑战，亟需矫正。重速度轻质量效益的增长方式难以扭转的主要原因是：认识偏差、利益驱动、政府职能错位和政绩考评机制失当。实现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相统一的主要对策：真正转变发展观念，彻底摒弃唯GDP主义；调整利益格局，促进市场主体逐利行为相对合理化；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进政府绩效考评机制和考评指标体系。关键词：发展方式；增长速度；质量效益；发展观念；利益格局中图分类号：F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6－0102－05历史的车轮驶入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这是我国最终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宏伟蓝图的十年。最近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确立的指导思想中，提出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强调“十二五”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在经济增长目标上，从片面追求总量和速度向注重质量效益、实现速度与质量效益相统一转变；在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上，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向以消费驱动为主，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关系上，从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建设，向在积极推进经济发展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建设，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实现上述转变，涉及经济、社会结构的全方位转型，包括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的调整。关于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变问题，笔者近些年曾撰文多，本文仅就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关系进行论述，协调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问题，拟另文探讨。一、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偏向：片面追求GDP数字和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1979年至2009年，年均增长9.88％，2010年增速达10.3％。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各国和颇具潜力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金砖五国”中也居于绝对领先地位。经济长时期持续高增长的结果，使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最大的储蓄国，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二。然而，经济总量的迅猛增长，靠的主要是不断加大的资本、能源、资源、劳动力投入推动，而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低。据有的研究，1979-2008年问，中国TFP年均增长2.1％，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9.7％；而资本积累年平均增长率为1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4％。近些年来，依靠投资扩张推动经济高增长，呈愈演愈烈之势。2009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92.3％，拉动GDP增长8个百分点(当然，这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定经济环境有相当大关系)。随着投资规模迅速扩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率呈下降趋势，一个单位GDP增量所需投资量越来越大。再拿资源投入来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效率(按现行汇价计算)，仅相当于德国的1／6、美国的1／10、日本的1／20。以标准吨煤产出效率为例，我国只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在低质量效益基础上的高增长，带来并累积着诸多矛盾和问题。一是能源资源紧缺和环境恶化的压力日益增长。随着能源资源粗放式使用下的经济高增长，能源资源消耗量超出经济增速不断扩大。而我国是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人口大国，多种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就导致若干能源资源品种消耗量与国内可供量的缺口越来越大，从而愈益仰赖进口，并由此不得不面对和承受不断增大的国际市场风险。这里只提一下仍被严重忽视的耕地资源锐减问题。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建设用地和农村住房占地快速增加，加上灾害损毁和生态退耕，我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仅从1998年算起，耕地净减少就达1.23亿亩。我国现有耕地面积约为18.26亿亩(有的学者对这一数字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十二五”规划确定2015年耕地保有量为18.18亿亩。按照以往的情况和当前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用地需求增长的势头，实现这一约束性指标的难度很大，18亿亩红线也岌岌可危。而耕地资源不同于其他自然资源，既不可再生，也不能搞进口替代。与能源资源消耗快速增长和能源资源粗放式利用相伴随，环境污染日益加剧，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排放总量呈不断增加之势。拿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C02排放来说，我国人均排放量迅速攀升，从1990年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增加到2000年的60％，当前已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增长与能源资源支撑能力和环境承载力的矛盾，已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二是产能过剩愈趋严重。在主要由投资拉动经济总量扩张的增长方式下，企业往往盯住那些技术成熟、产品市场已经存在，处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的产业，从而在投资上出现“潮涌现象”，导致产能过剩。各级政府则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追求GDP短期扩张效应，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复建设，加剧产能过剩问题。我国出现过三次大规模产能过剩：1989年至2001年；2003年至2006年；2009年至今。一次比一次严重。2006年，国务院将10个行业列为产能过剩行业，而在2009年第三季度国家统计局监测的24个行业中，有21个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例如，截至2008年底，粗钢产能6.6亿吨，产量5亿吨，消费量为4.53亿吨，而2009年钢铁行业在建项目投资达3 400亿元，势必使过剩产能有增无减。而且，在传统产业存在产能过剩的同时，一些新兴产业如风电设备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倾向。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造成多方面危害：导致社会资源浪费，加大环境压力；不利于生产的合理、有效和相对均衡配置；阻碍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影响竞争力。三是产业结构失衡，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强。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不可免地引起产业结构失衡，主要是第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各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基础薄弱，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占40％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只提供了10％的GDP；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2009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2.6％，而按照世界银行数据，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近年来中等收入国家为53％，高收入国家为72.5％，低收入国家为46.1％。相比之下，我国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从各产业内部结构看，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失衡问题严重。轻重工业比重不合理，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带有资源密集性特征的重化工业发展趋势，而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慢。我国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还突出地表现在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弱。在我国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中，主要以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吸引跨国公司将一些能源资源高消耗、技术成熟的产业转移到我国。这就使我国企业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出口产品以初级制成品为主。即使生产、出口一些高技术产品，我国所从事的也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活动和贴牌生产(OEM)，附加价值和利润很低。据有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由外国资本主导了技术、设计、营销等核心环节的外企中，我国只能赚到占最终价格的约15％的加工费。这严重影响了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关键技术、关键设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知名品牌少，自主研发能力不强。我国专利技术转化、推广率太低。近些年来，我国专利技术转化率平均不到15％、专利推广率在10％～15％左右，与发达国家高达70％～80％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相距甚远。四是广大民众的福利被挤压。这是因为：(1)过分依赖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致使我国长期以来消费率被居高的投资率压低。据有关资料，2000年至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5.3％，降低了1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1.4个百分点。(2)在凭借低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劳动报酬明显被压低。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我国劳动者报酬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97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4％。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占比明显偏低。世界主要经济体近年来这一比值一般在50％～57％之间，比我国2007年的水平高出10～17个百分点。(3)在热衷于做大GDP数字和追赶增长速度的趋向下，政府财力集中于生产建设，从而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投入不足，致使广大民众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享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状况长期得不到应有改善。(4)为生产而生产和面向国外市场的经济增长取向以及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导致适合大众消费需求的新产品特别是某些种类的生活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不利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消费升级。总之，重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轻质量效益的发展方式，给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挑战，亟待矫正。也正是基于此，进入新时期，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到特别重要地位。二、重经济增长速度轻质量效益倾向难以扭转的原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是一个新问题。1982年党的十二大就提出，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一是体制的转变。“十一五”规划再次提出：“实现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驱动到效率提高驱动转变”，或“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2007年党的十七大更进一步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讲了近三十年，始终没有转变过来，有些方面的问题反而更趋严重，这值得我们深思。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长期得不到转变的原因何在?对此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其中有这样一种解释：由初级产品到精品，由粗放到集约，由模仿到创新，是生产力发展不能不经历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都经历了由劳动密集型一资本密集型一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投资结构演进，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由此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中国也不可能超脱这种必然性。同时，还以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存在巨大惯性来说明其难以转变。笔者认为，借助生产力发展规律和要素组合类型演进的解释，不无道理。但这只能说明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一个逐步转变、提升发展方式的过程，并不能解释发展方式为何迟迟得不到转变。至于说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存在惯性，这的确是客观事实，但关键是它来自何处，为何难以消解。因此，还得揭示原有的发展方式长期被固化的深层原因。首先是认识偏差。对于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中早就有所阐明，并再三告诫：在经济建设中不要急于求成，盲目扩大建设规模，片面追求产值产量，攀比发展速度。然而，在我国从低起点上展开现代化建设、实行赶超战略的背景下，实际上从上到下比较普遍地形成了“抢时间、争速度”的意识。人们往往以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作为争速度的理论依据，但却有意无意地忘记或丢掉了他所讲的是在注重质量效益基础上的发展。早在1985年，邓小平在谈到“七五”计划建议时指出：“百分之七的速度并不低。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1992年，他在谈到“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的同时，强调这“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由此可见，对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关系缺乏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将这两个方面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过分夸大速度的重要性，忽视质量效益的意义，这是片面追求GDP数字和增长速度的认识根源。其次是利益驱动。市场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我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逐利的冲动也成了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支配力量。这就促使企业采取规模扩张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尤其是在各地兴起的中小型民营企业，更是热衷于凭借廉价劳动力和滥用资源盲目扩张。近些年还产生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房价飞涨，房地产投资利润丰厚，引诱着各路资本涌入房地产业。拿国有资本来说，据2010年的资料，国资委管理的123家央企中逾七成涉足房地产业。而大部分央企是与房地产关系不大的冶金、医药、农业、化工、电子、能源等行业。在企业之外，各级政府也成了重要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为追求财政收入和地方利益最大化(包括政府官员从寻租中获取私利)的冲动，驱使其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招客商，做大ODP数字。而这又与现行财政体制的缺陷有很大关系。1994年开始推出的财政分权化改革，使财政税收大部分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只能得到较低的分成比例，而发展经济的任务主要落在地方，重要公共服务责任大大下移，即所谓“权在上，事在下”，“钱在上，责在下”。于是，为了从低分成比例中获取尽可能多的税收(现行税收结构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地方政府就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生产规模和投资规模的扩大上。这样，地方政府谋求财政收入的企图与企业老板增利润的贪欲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驱动扩总量争速度的强大合力。这里还要对在地方政府敛财中起着重大作用的土地财政作些考察。在预算内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就十分关注寻找获取预算外收入的门路。于是，土地财政应运而生。所谓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依赖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取财政税收，包括直接获取土地出让金以及从与土地使用有关的建筑业、房地产业的增长中获取税收。近些年来土地出让金不断攀升。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达15910亿元，同比提高63.4％，约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6％，加上其他有关的税费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还要高。卖地已成为地方政府的最重要财源。与此同时，地价和有关税收在房价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2009年全国地价占房价平均为23.2％，加上各种配套税收，政府收益要占到房价的33％～39％。土地财政盛行，刺激了建筑业、房地产业迅猛扩张，并带动了建材、民用电器、民用五金、民用化工等低端产业的快速增长，从而造成社会资源滥用和生产能力过剩。再次是政府职能错位和政绩考评机制失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定位应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可是，在我国，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成了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却被削弱。例如，在一些地级市，由地方财政直接出资成立投资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投资额占到本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半数以上。这种错位的政府职能，直接推动着投资膨胀。与此相适应，多年来我国对政府绩效的考评，以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为主要指标。各种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达标活动和排名，虽有若干其他指标，但实际上多是以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作为硬指标。这种做法，助长了唯GDP主义，引诱和促使各级政府官员片面追求ODP数字，不惜资源环境代价和社会成本大兴“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三、实现经济增长速度9质量效益相统一的要求和途径“十二五”规划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导向，其别强调要“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其要求主要有：――合理调控经济增长速度。在明显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今后五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年均增长7％，这在历次五年计划(或规划)中是较低的。调低经济增速预期目标，是为了给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增长质量效益创造比较宽松的环境，留下较大的活动空间。――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有效遏制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包括：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服务业，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压缩和疏导过剩产能，促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升级的驱动作用，包括：加快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市场竞争力；提高装备水平，优化生产流程，加快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水平；增强新产品开发能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快产品升级换代。推动研发设计、生产流通、企业管理等环节信息化改造升级，推行先进质量管理，促进企业管理创新。总之，积极促进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经济发展要注重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无论是改造传统产业，还是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和服务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都要切实注意节约增效和生态保护。创新发展要与绿色、低碳发展有机结合，加快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技术。要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建设各领域各环节，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以上几个方面，就是要使经济增长真正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改善民生的基础上，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效益相统一?这里仅对几个带关键性的问题加以阐释，并提出对策建议。第一，真正转变发展观念，彻底摒弃唯GDP主义。在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效益的关系上，速度越快越好的观念被长期因袭，唯GDP主义根深蒂固。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历程，有一个突出现象：在各个五年计划(或规划)的执行过程中，总想超额完成增长指标，并认为超出越多成绩越大。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看，“八五”(1991～1995年)计划，经济增长目标原设定为6％，后调整为8％～9％，实际运行结果力12.3％，超出调整后目标3.3.-4.3个百分点；“九五”(1996～2000年)计划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8％左右，实际运行结果为8.6％，超出目标0.6个百分点；“十五”(2001～2005年)计划，经济增长目标为7％左右，实际运行结果为9.6％，超出目标2.6个百分点；“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7.5％，实际运行结果为11.2％，超出目标3.8个百分点。除“九五”计划执行结果接近设定目标外，其他三个五年计划(或规划)执行结果都较大幅度地超出设定目标，一些省(市、自治区)超出目标更多，如湖南省“十一3i"期间GDP年均增长14％。那么，是否超出设定目标越多，成绩就越大?我认为，未完成原定目标当然不好，但大幅超出目标也并非好事(我国的情况往往是后者，前者罕见)。这是因为，经济增长要靠要素投入、环境容量等条件支撑，从而使增长速度不能不受到制约。如果增长速度太快，必定是强行突破约束条件而盲目扩张的结果，势必造成增长质量的下降和结构失衡。我国经济运行的现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还必须看到，认为增长速度越快越好的思想至今仍然比较普遍地存在。今年是“十二3i"开局之年，各地大干快上的势头强劲。有的省打出了“加速度”的响亮口号。多个省(市、区)提出未来五年GDP总量翻番的目标。近些年来，经济总量进入“万亿俱乐部”被作为显示经济发展成就的耀眼标志，那些尚未达标的省(市、区)则把加入“万亿俱乐部”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甚至首选目标。这表明，不少地方的经济工作还是以“抢时间、争速度”为中心，没有把调结构、转方式摆到重要位置上来。同时也说明实现发展观念的转变的确不容易，需要下大的力气。因此，要通过深入学习、领会“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认真总结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真正弄清楚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的关系，牢固地确立科学发展观念。第二，调整利益格局，促进市场主体逐利行为相对合理化。针对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粗放式盲目扩张的倾向，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建立、完善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积极推进环保收费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污染者付费制度，提高排污费征收率，以促进企业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还要通过财政税收政策的调整，从利益机制上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淘汰落后生产力，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引导新兴产业和弱势产业发展。同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要加以规范，国有资本要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以利于遏制那些产能已过剩行业的盲目扩张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规制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的行为，以削减政府官员为寻租而热衷于上项目、扩规模的利益驱动。上面提到，地方政府财力与所承担的经济社会责任不相称，助长其仰赖土地财政，由此引发生产建设盲目扩张以增大税基的非理。为此，要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完善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一般性特别是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有的学者提出：中央政府应根据各个地方不同的医疗、社保、防灾救灾的能力建设等情况，测算各个地方所需要的财政量，据此中央财政每年一次性地给各个地方进行财政转移。这可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地方的财力，还可使地方政府获得的财政转移与其税收脱钩，从而改善地方政府为单纯追求GDP增长而获得税收的扭曲。笔者认为，这一建议基本可行。第三，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进政府绩效考评机制和考评指标体系。各级政府要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将更多精力放在和用在搞好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同时，彻底改变以GDP总量和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不仅考核经济增长数量，更要考核经济增长质量，还要考核经济与社会的协调、社会事业与公共服务的进步、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社会公平、人的全面发展，等等。按照“十二五”规划要求，要根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各有侧重的差别化的绩效评价考核。对优化开发的城市化地区，强化经济结构、科技创新、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的评价。对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地区，综合评价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质量效益、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吸纳人口等。对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别实行农业发展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评价，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等指标。对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全面评价自然文化资源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情况。对政府绩效的考核，要将内部考核与公众评议结合起来，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如对GDP增长指标的考核，对未完成预期目标的要问责，对超出预期目标过多的也要问责，因为后者的超高速增长很可能或势必是以牺牲经济增长质量效益为代价取得的，不但不能算作成绩，而恰恰是偏差或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