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概要：上面聊完了群体夺利主义的兴起和这股思潮对历史发展和演化趋势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再结合一些历史瞬间来聊一下另一个人类正在面临的演化危局——伪善主义的侵扰。伪善主义的演化应该是伴随着整个好善恶恶的兴起的全过程的。但我们也能看到的是，当人类脱离氏族宗法社会以后，这种趋势愈演愈烈。统治阶级腐化、贵族腐化、宗教腐化、儒学腐化，都离不开伪善主义者从中作祟。法国大革命是经常被后世拿去分析的一个经典历史事件。人们曾经从很多个角度对它进行过剖析，从开始的阶级斗争、民主自由到后来的多数人暴政、民主暴力、乌合之众等。我这里也从对抗演化的角度来对法国大革命做一个简要的分析。我再次强调一下，我并不打算还原历史真相，我更多是基于我所掌握的史料来进行一些逻辑推演，史料可能是错误的，但我尽量保证逻辑推演的正确性。这样对于说明演化的道理还是具有足够的意义的。从对抗演化规律看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梗概我这里不打算细述法国大革命的过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查找相关的文章。法国大革命的背景大概是这样，皇室和教会长期以来的贪婪，让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思想家对旧制度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其中对法国民众影响较大的是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等，直接否定了君权神授的基础逻辑。这为路易十六皇室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接着是贵族阶层，也就是当时的第一、第二等级，僧侣和贵族，在大饥荒和国库空虚的危机之下，仍然不愿为人民让利，仍然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这估计与路易十四时期卖官鬻爵有一定关系，一些买官的人到了路易十六时期都还没有赚够本吧，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做派真是像极了汉武帝，自己风光却把后代坑惨了）。接下来就是大家熟悉的情节，国王召开三级会议想办法解决财政问题（寄希望于第三等级逼迫第一二等级纳税），起义军攻占巴士底狱、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制宪议会废除了亲王、世袭贵族、封爵头衔，并且重新划分政区。成立大理院、最高法院、建立陪审制度。制宪议会还没收教会财产，宣布法国教会脱离罗马教皇统治而归国家管理，实现政教分离。其实法国大革命进行到这里，可以说已经取得了较大成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路易十六表现出开明和宽容的态度，多次表达了支持制宪会议，并在攻占巴士底狱周年纪念活动中公开宣誓将维护宪法。如果法国大革命在这个时期可以理性地寻求各个阶级的妥协点，那么很有可能开创出类似于英国光荣革命的局面。但接下来发生的是君主出逃事件，其实与其说出逃，不如说比较光明正大地走。因为当时的情形下，制宪会议来自各方对皇权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十月事件”经某些人的推波助澜，发生了巴黎妇女游行（跟后面说的奥尔良公爵有关），路易十六已经明显感受到自己人身安全已经受到威胁，但路易十六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政治幼稚——致使人民对他开始不信任了。法国大革命引起周边国家不安，普鲁士、奥地利成立联军攻打法国。由于路易十六的王后、奥地利皇帝的妹妹玛丽·安东尼特泄露军事机密给联军，使法国军队被打败，联军攻入法国。与此同时，法国军队在1792年10月后已经打到了国外。欧洲各国非常害怕，在1793年2月，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荷兰、萨丁尼亚、汉诺威、英国成立了反法同盟，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不过，以上都不是本文的讲述重点，因为腐朽统治阶级的故事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了。我们重点来看看，接下来代表法国第三等级的雅各宾派都做了些什么事情。法国大革命进入了1793年，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疯狂而盲目地向前飞奔。试图拉住缰绳将它制服的吉伦特派，不断地抽鞭催它跑得更快的雅各宾派，二者的对立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挡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的崛起。雅各宾派是最接近第三等级的代表，他们的政治口号和政治纲领是最激进的自由民主的理念，但他们的政治行为更像是一连串的党争行为和复仇行动。在他们统治下，底层人民确实过了一把瘾——把他们憎恨的人都杀掉了，先杀了路易十六（罗伯斯庇尔说，如果我们不把国王杀死，那么我们就是有罪的，言下之意就是为了证明我们是无罪的，那么国王必须有罪，必须死，这位后来权倾一时的法国掌门人的思维方式可见一斑）、然后成立了救国委员会，把吉伦特派及其支持者斩首，包括布里索、罗兰夫人、科黛，美国革命家托马斯·潘恩也被捕入狱。这个时期，将嫌疑的反革命者送上断头台，有数千人不经审判，被残忍杀害。而这些人很多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倡导者和相对开明的温和派。当时有很多人都觉得这太过分了，不能滥杀无辜。而罗伯斯庇尔依然使用他的诡辩理论：“如果现在人民的举动是非法的，你们之前所做的算什么呢？摧毁巴士底狱、废黜国王、处死贵族，哪些不是非法的？从革命开始到现在的所有革命事件，有几个不是非法的？难道自由本身也是非法的吗？”至此，法国大革命已经完全背离了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了，更像是恢复到一个霍布斯丛林——谁握有权柄，谁就是正义，谁就能为所欲为。不久后，雅各宾中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马拉被女刺客夏洛蒂·科黛杀死在浴缸中。马拉死后，罗伯斯庇尔又以搞阴谋的罪名处死了雅各宾派中与他政见不和的丹东、埃贝尔等人。法国大革命的初衷是推翻宗教，但罗伯斯庇尔却发表演讲，焚毁了象征无神论和虚无的偶像，主持了庆祝新信仰的最高主宰仪式——罗伯斯庇尔想建立自己的个人崇拜和新宗教。最终，人们终于醒悟过来，国民公会中反罗伯斯庇尔独裁的力量组成热月党，于1794年7月27日（法国新历共和二年热月9日）发动热月政变推翻罗伯斯庇尔并将他斩首。而法国大革命最终迎来的却是拿破仑的专制统治和波旁王朝的复辟。以上便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大致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对抗演化的角度来分析法国大革命。善恶无关阶级首先，我们不要被阶级这个词迷惑——阶级这个词往往让我们错误地认为同一个阶级内部是铁板一块的；同一个阶级都是同一类人。但这其实是我们经常分析历史的巨大误区。这是我们经常为了简化历史而做得不太恰当的归类逻辑。其实几乎无论哪一个阶级，都有夺利者、好善恶恶者和伪善者。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贵族和僧侣是夺利者，面对国难一毛不拔。但也有不少贵族主动放弃特权，他们相对而言就更加愿意合作的。而拉法耶特更是具有贵族的血统，却站在革命的立场，也是最早一批提出进行改革的人，他应该是真正希望法国通过大革命走向进步的。而米拉波，表面上站在第三等级的立场，背地里却收了很多酬金，他的行为实质上影响了立宪派的口碑。而站在第三等级的奥尔良公爵，更有可能包含夺取法国王位的野心（结果确实是他的儿子在后来成为了法王）他们表面支持民主，煽动民众，很可能都是为了一己私利的伪善行为。米拉波和奥尔良公爵更像是革命的投机分子，并没有操守和原则。其实纵观法国大革命，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伪善主义的作用下，人类社会的进步运动被严重扭曲变形，伤痕累累。多说一下这位奥尔良公爵，他的全名是路易斯·菲利普·约瑟夫，他娶了他表兄彭迪耶夫公爵，海军上将路易·让·马里·德-波旁的女儿，由于她是他父亲的唯一继承人所以他们的联姻其实是使他们几乎成为法国最富有的人。菲利普表面上看是卢梭的忠实信徒，坚定地信仰启蒙思想，主张在法国建立民主的、政教分离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同时还认为应当废除封建采邑制和奴隶制。后加入雅各宾派。由于自由主义思想，这位奥尔良公爵与他的皇室家族分离，而他总是对自己的名字感到不自在。他认为他的名字与他的民主和启蒙思想不相符合，后来改名为“平等的菲利普”，史称平等路易。他分发食物和钱给穷人，以及在1788年至1789年严冬期间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而闻名。表面上来看，这位平等路易好像思想非常“先进”，但我们从很多蛛丝马迹中，却看到他真正的目标仿佛是推翻他的亲戚——路易十六，而他自己是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1789年7月14日，平等路易与巴黎人民一道攻占巴士底狱，他遂成为法国的英雄。平等路易又是10月5日发生的凡尔赛妇女大游行（即十月事件）的发起人。他还被指控为暴乱提供资金支持，并称暴徒是他的“朋友”，那些暴徒高呼“我们的父亲万岁，奥尔良的国王万岁！。后来，路易十六被判死刑的投票中，就有平等路易的一票，可谓决定性的一票。比较讽刺的是，他后来被儿子的叛逃所牵连，也被雅各宾派处死了。他生前野心并未展露出来，不好评价。不过我们可以从托克维尔对他儿子（另一个奥尔良公爵，也是后来的法王）的评价看出点什么：“这个人是19世纪的政治怀疑者，又是18世纪的政治怀疑者，自己没有信仰，也不相信任何人有信仰。他是一个本性热衷于权力，喜欢无耻朝臣的人，其缺陷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着同一性，他就是使得疾病成为不治之症的灾难。的确，号称公民国王的奥尔良公爵是一位粗俗不堪的庸人（正统派讽刺他只是一位街垒国王，因为他的王冠是街垒后面的暴民赏赐的），他有中产阶级的狡猾和实际精神，但缺乏更高的目标，只能实行一种既少德性又缺威严的统治，像经营一间杂货铺一样管理国家，这位长着一颗鸭梨脑袋的国王也算有自知之明，他不指望建立多大功业，只是死死压住正统派和激进的共和党，同时让立宪派（奥尔良党）中的运动派与抗拒派相互制衡，以图自保。”纵观法国大革命，立宪派和吉伦特派，相对温和，他们不主张杀死君主，而是希望法国政权能够平滑过渡，这其实对法国来说，是一个相对较好的结果（参照英国的光荣革命）。即使路易十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整个法国大革命中表现出了多次的仁慈，巴士底狱被攻占，他采取妥协；巴黎妇女要挟他回到巴黎，他也妥协。其实他相对他的祖宗，已经算是宽宏仁慈的国王了。他不像好大喜功的路易十四，亦不像荒唐无能的路易十五，路易十六曾多次试图改革，先任用经济学家杜尔哥，银行家内克，卡隆等，试图向贵族和神职人员代表的富人阶级征税，弥补路易十五留下的财政赤字。他爱他的国民，但最终他们却杀死了他。到死的时候，他的遗言是希望他死后法兰西不再流血。按道理法国大革命是可以达成共识，并避免后来巨大的流血事件的，其实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但法国大革命中的伪善者和政治投机者，他们为实现个人野心或者其它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次次把革命推向了深渊。像首鼠两端的米拉波、像煽风点火的奥尔良公爵。而罗伯斯庇尔和马拉，他们都是满口自由民主正义人权。但实际做的却是最专制黑暗，蔑视人权的勾当。他们嘴里是要推翻封建、推翻教会、推翻旧制度，但实际上做的却是报复旧势力、党争、排除异己、甚至是建立个人宗教崇拜的事情。他们进入了经典的夺利循环，把异己一个个排除，把自己彻底变成孤家寡人，最终自己也只能迎来被“革命”的命运。伪善与猜忌的循环 法国大革命到了后面，基本是处于一种猜忌与被猜忌的循环，国王、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人民群众，他们互相之间处于非常敏感的合作与猜忌的状态之中。正因为伪善者太多，人民已经很难分清善恶是非。到了后面，从阶级和阶级的斗争转化为派别与派别的内斗，各阶层和派别中都有人以权谋私、心怀鬼胎，各方势力中的以大局为重者往往反而被冠上立场不坚定的罪名而被杀或者被清理出权力核心（当然，其中确实有立场不坚定的投机者，比如米拉波）。而剩下的激进分子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也不愿意为了达成共识而做出退让，投机者、赌徒、复仇者、簒夺者并存。以自由、民主、博爱为名来号令人民的雅各宾派，其实做出来的事情是最违背自由、民主、博爱的。群众意志先后被各种势力裹挟，成为这场伪善者斗争的帮凶和最终受害者。在后来历史中的很多民主斗争过程中，也都或多或少出现了类似的情景。伪善彻底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弥足珍贵的信任感，它催生出“猜忌”这种互助合作的毒药。在人类的历史中，还要不断为人类的伪善演化趋势，付出血一般的代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这篇文章里面有点批判法国大革命的意思，但实际上我并不持有这样的观点。我不否认法国大革命的动机是好的，或者说进步的，而且法国人民也能够在大革命过程中实现自我纠错，最终也建立了民主共和的思想共识，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法国大革命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它实质上进入了专制和群体夺利的阶段，拿破仑把国内的矛盾转嫁到国外，他在击退反法联盟后，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而是开始了在侵略扩张战争，拿破仑先后入侵西班牙，大陆经济封锁英国，进军俄国莫斯科。武装侵犯了欧洲许多国家的主权，掠夺了欧洲许多国家的财产。法国大革命使实质上的民主和共和退后了好多年，这是很值得反思的。夏洛蒂·科黛——一颗闪耀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明星如果说法国大革命中还能确切找到一位正直、善良、侠义的革命英雄，那么便是女刺客夏洛蒂·科黛无疑。她有着独立的思考和独到的善恶判断力，她作为一个弱女子，却又清醒而坚定地站上历史的舞台，以一己之力去改变历史的走向——我相信她的牺牲确实挽救了很多无辜的生命。但让人痛惜的是，这样的血脉反而不容易被传承下来，在她发光发热后便义无反顾地陨落。她是一位柔弱文静的女子，她认为，1792年的“九月大屠杀”（Septembre Massacres），总计约一千二百名多数属触犯普通法而被捕的罪犯未经审判便被屠杀，马拉应负主要责任，还有另外几次事变的发生，马拉也是元凶。那时在巴黎掌控大局的革命指导者马拉，放任百姓烧杀掳掠，毫无管制。马拉个性残忍，他打算在监狱中庭设立观众席，让一般平民到监狱去欣赏绞死贵族的过程。他临死前跟科黛的交流是这样的，科黛假装作为一个告密者，向他透露一些吉伦特派的名单，好接近马拉，马拉便说：“这些吉伦特派的叛徒！到底他们有几个人？”“18个。”“我现在就要知道他们的名字。”科黛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报姓名，马拉一边用笔记录一边说：“好极了！用不了几天，他们就在巴黎的断头台上了。”马拉已经彻底被仇恨蒙蔽了双眼，而且他的复仇对象不是经受审判的夺利者，而是变成了所有特权阶级，或者与他他意见相左的人。就在这个时候，科黛用小刀刺向马拉的胸口，把他刺死。科黛完成任务后，走到隔壁房间，静静地等待逮捕。这位女孩，她也深受卢梭、伏尔泰学说所影响，她体现了一个不代表任何阶级利益的民众，非伪善的，真正关心民族和共和国命运的民众的选择。而且她的身上体现了人民大众中很难能可贵的辩证思想：一方面他并不迷信国王——她说我承认路易十六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国王，但是在此同时，他也是一位懦弱无能的国王，因为他没有能力让国民远离不幸。另一方面，她认为，马拉所鼓吹的处决路易十六国王是不必要的，是对共和国美德构成污点的。警察将她送进附近的亚贝监狱后，雅各宾派议员们纷纷闻讯赶来，当他们第一眼看到面前这个仪态端庄神色自若的年轻女子，无法掩饰内心的惊讶。令他们遗憾的是，不管是询问还是搜查，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女子和康恩的吉伦特派逃亡议员有任何关系。从科黛身上搜出来的，除了旅行证、出生证、手表和钱款外，还有针线——这个细心的女孩是怕逮捕时衣服被扯破，准备到牢房里去缝补。科黛的的审讯在1793年7月17日开庭，为了看一眼这个"杀人女魔"，群众蜂拥而来，旁听席人山人海。科黛自始至终沉稳安详，用骄傲的语气叙述了刺杀的整个过程，没有为自己辩护一句。法官问科黛的动机是什么，她的回答简洁明快："为了共和国的和平。"只有一次科黛丧失了冷静，那就是当被问道"你的杀人技术很高明，以前也干过同样的事情吧"，科黛顿时变了脸色："您太侮辱人了！您以为我是杀人犯吗？”陪审团的量刑只花了几分钟：死刑。行刑定在下午5时，只剩下几个小时了。这最后的几个小时，科黛是和一位为她画像的画家一起度过的。画还没有画完，刽子手桑松走进屋来，手里拿着剪头发用的剪刀和一件红色长裙，红色代表犯人的罪行是杀人。一瞬间科黛脸色有些苍白，声音颤抖："已经到时候了？"但她立刻镇定下来。一头金发被剪落后，科黛拾起一束递给画家："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感谢您的东西，就请收下这束头发吧。"刽子手桑松从心底里怜惜这个姑娘，但除了送她走向死亡以外，他无能为力。捆绑科黛的双手时，桑松看见了她手上的伤痕，叹息道："那些人太粗暴了，换了我，决不会让你吃这样的苦。"，"是啊，他们不如您熟练。"科黛微微一笑。走上囚车前，科黛要求站立着去刑场，桑松告诉她："路很长呢。"科黛耸耸肩膀："不过总会到的，是不是？"去刑场的路上到处是愤怒的群众，骂声不绝，但更多的市民，则是对这个真诚而无畏的女子满怀着难以名状的敬意和爱惜。途中，一场暴雨突然降临，科黛浑身湿透，红色长裙紧紧裹在身上，就像是一尊雕像，美得令人晕眩。"那天以后，至少整整一个星期，科黛成了我梦中的恋人。"一个叫皮埃尔·诺特莱特的男子这样写道。囚车抵达了断头台所在的革命广场。科黛下车时，桑松故意挡在她身前，不让她直接看到断头台。科黛请求道："请让我看一看，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东西呢。"这句话，让桑松心如刀绞。科黛在赴刑场的途中曾经问了桑松一个问题："马拉真的会被埋葬在先贤祠吗？"桑松没有回答。确实如此，盛大的葬礼之后，马拉的遗体被送进先贤祠，和伟大的先哲伏尔泰、卢梭并肩，但雅各宾派倒台之后，他立即被迁了出来。乌合之众一书提到了群体无意识行为，冲动与多变、易受暗示和轻信、情绪的夸张与单纯、偏执与专横。但事实上，我们不能说第三等级就都是乌合之众，虽然我们看到很多亲吻马拉手臂的人。但我们也同样看到很多支持科黛的人，也有很多被科黛感动的人。只能说第三等级各种类型的人都有，不应该“被代表”。而像夏洛特·科黛这样的无党派人士，她的立场也许更正直，她的思维也许更清晰，从对抗演化的角度来看，科黛，恰恰是在履行伸张正义的“善择”机制。她可能是法国大革命中为数不多的真正的英雄之一。杀死马拉后，夏洛特·科黛没有逃跑。因此她以死来捍卫了法的威严，她虽然以自己的正义来审判马拉，但她却没有亵渎其他人“正义”的权利。她刺杀的理由是：“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罗伯斯庇尔煽动议会杀路易十六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但他们有着本质性的不同，罗伯斯庇尔实际是怕路易十六缓过神后会对他们进行报复，他考虑的出发点是对自己产生何种影响，而不是不经审判的杀戮是否正义，他说，如果我们不杀国王，那么我们整个革命都是有罪的，以此来煽动议会决定去杀死国王。而这个小女孩，夏洛特·科黛则是为了阻止一个她认为只为复仇、影响共和国美德和命运的人，而一开始就已经做好了承担违背法律的责任。也许这就是正直者和伪善者的本质区别吧。也许，科黛是整个法国大革命中，为数不多的能够闪耀出，纯粹的人性光辉的明星。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其实法国大革命，从初期的一批相对以大局为重的立宪派、吉伦特派退场后，到了后面就演变成伪善者带着一群单纯的群众去进行夺利的活动，甚至是借着人民群众去实现他们的僭主之梦。可能我说他们伪善，大家会觉得不恰当。但需要注意的是，我这里说的伪善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伪善，而更可能是无意识的伪善。即他们以善的形式，通过了人们的道德审核和认可，最终却是做着恶的事情。我并不怀疑他们是心怀自由、平等、博爱的想法的，但他们更多的是想实现自身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希望获得别人的博爱。但当他们要履行博爱，需要为别人提供自由和平等的时候，他们却展现出比封建暴君和腐朽贵族还要反动的一面。这个跟他们的动机无关，可能他们表面的动机确实是他们所宣称的正义，比如追求自由、平等、博爱，但实质上他们做出的却是反面的事情——不经过审判就随意剥夺别人的生命和自由；对他们憎恨的阶级、对政治对手、对提出反对声音的人大开杀戒，没有任何怜悯和犹豫，甚至是在享受这一过程。后期还想搞个人崇拜和宗教——这是他们最初最为强烈反对，并以此作为打击僧侣阶级的借口。这些都预示着新的专制的到来，而不是平等与自由。罗伯斯庇尔曾经说过：“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这些言论都体现了他们煽动人心、偷换概念的行为。罗伯斯庇尔的演说多次表达出这样一种强盗逻辑：我们铲除对手的原因是，为了证明我们自己是对的——他的底层逻辑仿佛是这样：只要把反对我们的人都铲除掉，那么就没有反对的声音了，我们就变成对的了。罗兰夫人临死前说的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入木三分。我想罗兰夫人临终前终于明白这些冠冕堂皇、光明伟大正确的借口，皆为伪善者的意愿而服务。专制有时候实际上是由“人民”选择出来的对于法国大革命，我们有必要说说路易十六，我不是想为他正名，但在法国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在多方博弈，每一方都在伸张自己的权利不退让，甚至变本加厉的时候，只有路易十六是摆出退让和妥协的态度的，虽然他的一味妥协客观上让局面变得失控，出逃事件也体现了他的优柔寡断和缺乏政治智慧。但就个人而言，他从一开始召开三级会议其实就是不忍心加重人民负担转而向第一第二等级征税；在革命的过程中，他也没有把自己放在人民的对立面，他多次退让，包括对攻占巴士底狱的合法性的认可；多次制止了军队的报复，多次承认起义者不符合法律的手段争取到的权益。即使到了最后，他临行刑前的遗言是这样的：“先生们，我是清清白白地死去，但没有犯下我被指控的罪责。我将宽恕那些因判我死刑而有罪的人，我也会祈求上帝，希望法兰西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有流血……”。如果法国大革命不是被一些缺乏政治远见和偏激的伪善者所煽动，其实法国是很有机会实现类似于英国光荣革命一样的几乎不流血的社会改制。历史往往是充满讽刺意味的，仁慈的皇帝不得善终，暴君的淫威有时候反而能够震慑这些虚伪者来稳定局面，这种情况在历史中也是一再发生的。这其实也形成了“人择”的一部分——我们的人民群众，在一些伪善者、野心家的鼓动之下，变得贪得无厌，变得变本加厉，从受害者变成夺利者，过犹不及，其结果是推翻了宽厚者；迎来了专制独裁者，这种选择，也在冥冥中推动了演化的方向。伪善者的篡位攻略 利用人民群众、煽动人民群众以获得自己的权利与地位古已有之，而且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这些把戏就已经洞若观火。他们称其为僭主政治。法国大革命也明显存在这样的痕迹，法国大革命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政治理论和他们的精神遗产。它对两千年后的我们还具有借鉴意义。僭主出身于平民群众，僭主初兴时，都装扮成为他们的保护人，领导他们对付贵要阶级任何不公道的损害。历史显示了这一事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大多数的僭主都以“群众领袖”的身分起家发迹，凭借他们攻击著名人物的本领以博得平民的信任。用古希腊哲人们的政治观点反观法国大革命到二战的世界史，不能不感到他们的先见之明。慷他人之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指出：僭主在上位之前，都会摆出一副保护平民利益、拉拢平民的姿态。柏拉图观察到：僭主在刚出道时，必然是对所有人都满面堆笑，逢人问好，不以僭主自居。他会向民众许下公私两方面的众多诺言，比如要豁免穷人的债务，重新分配土地给支持他的民众和追随他的人，给人留下和蔼可亲的印象。亚里士多德观察到，古希腊的僭主们一般都表示自己敌视富室，来博取平民群众的信任。叙拉古的狄欧尼修建立僭政，发端于对达夫那俄等富室的指责；由于狄欧尼修敌视有产之家，平民群众于是就信奉他为一位地道的民主主义者。那么，僭主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讨好相对穷困的平民，而不是其他人呢？这里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僭主讨好平民，并不是使用自身的资源救助平民，而是通过“慷他人之慨”，借用最终源于其他公民的公共资源，甚至是诬告敲诈比他们更富有的人物达成的。古希腊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 446 年—前 385 年）的名作《骑士》，讽刺的就是古希腊的僭主们通过用这些卑鄙手段讨好民众，居然成为“全人类最大的救星”、“全希腊最伟大的人物”、独揽城邦大权的现象。在这部喜剧中，仆人帕佛拉工（Paphlagon的字面意义是“沸腾的人”，表现以激情煽动民众的僭主形象）向他的主人德谟斯邀功说：德谟斯啊，哪里有一个公民比我更爱你？首先一层，我替你管家时候，曾经收集了多少钱财放进你的宝库里。有一些人我逼着要，有一些人我掐着脖子敲，还有一些我就问他们讨，只要能够讨你喜欢，我可不顾别人的私议。慷他人之概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行为。从对抗演化的规律分析，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僭主A通过向贵族B进行夺利，从而救助了穷人C。其实质是A和C组成了一个联盟（因为穷人比较多，所以这个C群体也比较大，这个联盟也比较强大），他们一起向B阶级进行夺利。最终A获得的回报是成为新一代的特权阶级。但在这个系统中，并没有产生合作红利，反而是B贵族和C穷人两个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内耗。德谟斯（Demos）这个名字从古希腊文“民众”来，在剧中是一个耳聋的老人，影射缺乏政治智慧的雅典平民。而在剧本中卖皮革的帕佛拉工，则是阿里斯托芬用来影射当时雅典的“群众领袖”克勒翁（Kleon）的一个文学形象——克勒翁同样出身皮革商。克勒翁在其统治时期，以“人民的名义”，诬告富商贵族，赚取大量金钱向民众卖好，本人则通过这个过程贪污受贿，“公款还没有分配，他就侵吞了”。阿里斯托芬借剧中的正面人物腊肠贩之口讽刺说：德谟斯，这（帕佛拉工所做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也可以替你办到：只要把别人的面包抢来献给你就是了。且让我首先提醒你：这家伙并不爱你，他对你不怀好意，只不过想烤你的炭火罢了。用他人的资源和私产做人情，自己一毛不拔，就成了“人民救星”，还可以对无知民众吹嘘说：“德谟斯啊，哪里有一个公民比我更爱你？”这简直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如果愿意不要脸的话，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另一方面，底层民众因为经济上的贫困，比较容易被僭主提供的短期利益收买。这是僭主愿意拉拢底层平民的第一个原因。动员缺乏政治远见的“人民”第二，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底层平民缺乏政治经验和远见，因此相对贵族更容易被僭主利用。僭主先是用“民众利益”的名义夺取高位，后是用“民众代表”的名义主宰国政。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指出，“平民领袖”们把一切事情招揽到公民大会，于是用群众的决议发布命令以代替法律的权威。一旦群众代表了治权，他们就代表了群众的意志；群众既被他们所摆布，他们就站上了左右国政的地位。以人民之名，行独断之实，这对于僭主来说又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消灭公知、愚民政策第三，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那个时代，平民相对贵族、贤人缺乏追求独立和自由的物质精神资源，更容易奴役统治，更不容易反抗。亚里士多德观察到，古希腊僭主们常常流放贵族，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贵族正是自己的匹敌，留在国内就妨碍着自己的权势。柏拉图还说，“僭主的习惯，就是永远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持其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甚至还要恩将仇报，打击过去帮助自己取得权力的朋友和功臣。因为虽然城邦里几乎每个公民都想要推翻僭主，但是只有那些朋友和功臣拥有推翻他的能力。柏拉图《理想国》中有一段非常精准的描述：因此他（僭主）必须有敏锐的目光，能辨别谁勇敢，谁心灵高尚，谁聪明，谁富有。他的好运就是注定要成为这些人的敌人，把他们都消灭，直到城里一个这样的人都不剩，不管他自己愿意不愿意，他都必须这样做……这种大清洗与医生对人体进行的清洗正好相反。医生清除坏的，留下好的，而这位僭主所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很多罪恶的政党都是民选的一些造成了可怕的专制统治的政治势力，例如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二十世纪的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德国纳粹党（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等，往往是以“大众民主”或者“人民利益”为招牌并得到拥护而上台的。这些势力的领袖人物往往热衷于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大众救星的角色，如果我们只看他们早期的言论和社会形象，很可能对他们产生好感，成为他们的拥护者。纳粹德国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说：“愿热情之火永远燃烧，它给予我们温暖和光明，创造了现代政治宣传的艺术。它深深扎根于人民，来源于人民之中，它必须经常重新寻溯自己的根源和力量。用步枪取得权力或许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但是更好的方式是赢得人民的心。”这些伪善者无一例外地，他们最终的行径几乎都是走向了他们的宣传词的反面，他们裹挟和煽动着拥护他们的人民去做一些群体夺利的行为，比如排犹和种族主义，并且往往最初还获得显著的“成就”，仿佛为自己群体夺得很多利益。但接下来的结果则也无一例外会是，他们为其他群体和他们自己所在的群体同时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阶级史观真的可取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阶级”这个词被越来越多的提及，人们在争取自己利益的时候就有意无意地把阶级、立场联系起来，以求抱团取暖。然后也就很自然而然地把阶级立场“标签化”了。这样做简化了理解、方便了政治，却不一定是好事，不一定会让我们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对于绝大部分物种来说，是不存在阶级这个概念的。如果一定要说阶级，那么大多数情况只存在“男”和“女”两种阶级。但自从社会化大分工开始之后，阶级这个概念就诞生了。到了古罗马时代，阶级分化就已经非常明显，元老院可以理解是帝国的大脑，而罗马人民则是帝国的躯干。这一概念有多么深入人心，我们从罗马帝国的正式名称可见一斑——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缩写为SPQR。在罗马共和时期的后期，随着罗马的邦属国越来越多，以是否拥有公民权，平民阶层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级，而罗马的由盛转衰也两个阶级的对立有关。阶级这个概念是针对社会分工的不同合作类别而言的，比如元老院阶级、骑士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处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位置的人，他们确实会有一些共性，也会有休戚与共、同病相怜的好感。这使得阶级之内存在着天然的亲切感，而不同阶级之间则容易萌生敌意。但我们一定要清醒的是，以分工的类别作为自我立场来进行敌我分类这种观念，如果我们任由其深化和偏激化是非常可怕的。就像是我们人体中的骨骼细胞觉得我支撑身体太累了，看见血液细胞天天自由自在多么潇洒，于是跟血液细胞产生矛盾，最终把血液细胞都杀死，那么整个人体、包括骨骼细胞都断了血供，也就离死亡不远了。阶级这个词很可能是一剂慢性毒药，因为我们一旦提到阶级，那么下一个词很可能就是矛盾或者对立。阶级其实天然就具有小团体的夺利倾向。当我们通过压迫别的阶级，从而为自己所在的阶级争取到额外的利益的时候，我们好像获得了胜利的果实。但其实这是一剂慢性的毒药，在一个合作的群体里面，不同的阶级其实是一个合作的整体，任何一方受到不公的对待，受到压迫，最终都会削弱群体的整体实力，最终这个代价总会流转回到夺利阶级自己身上。任何一个阶级的过度贪婪都会酿造群体从多赢走向多败。每一次当我们为自己或者为自己所在的群体和阶级过度夺利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应该感到担忧，这种短期的利益其实几乎都会为长期的合作带来伤害。为未来矛盾的激发和群体效能下降，埋下伏笔。过度维护权利，其实就是一种夺利。现在很流行维权运动，当然，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好的，积极的，值得推崇的。但也有不少是在过度维权，而这些并不是好的现象。我们应该捍卫自己的权益，对自己的权益做出恰如其份的诉求，但不应该产生夺利的倾向，不要以最大化自己和自己阶级利益为目标，这样的目标往往适得其反。还是那句老话——过犹不及。对于一个合作的群体来说，利益的合理分配可以促进其健康演化。利益的不合理分配，纵然其中一些夺利者获得一时之快，但最终还是会加倍偿还。当我们被裹挟进一个阶级，当我们被阶级利益推动着去做一些激进行为的时候，当我们被一些高大上的口号所蛊惑和操纵，我们应该思考一下，我们这种行为本质是不是符合这些高大上的口号呢，还是只怀揣着一颗报复或夺利的内心呢。我们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还是已经腐化成小群体夺利主义中的一员呢。阶级并不等同于“同类”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清醒的是，几乎任何一个阶级都有“好善恶恶者”也有“伪善者”和“夺利者”。我们真正要发现的是这些标签，而不是拘泥于阶级的标签。只有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划分人群，我们才能发现并且祛除真正的“癌细胞”，我们才更有可能完成正确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群体行为很容易受某些心怀叵测或者志大才疏者所误导，俗称带节奏。无论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还是法国大革命的民主，这一点都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从不怀疑群众是创造历史者，伟大的、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人类英灵也多处在群众阶层。前面也反复提到的，由于群体夺利的需要，统治阶级往往是偏夺利的，而美德很可能更多地保留在人民群众之中。我们说人民群众的智慧是伟大的，这句话的意义在于人民群众里面有着非常伟大智慧的个人，但绝不是全部。不要把群众看作一个阶级，或者说不要把一个阶级看作是一样的，任何阶级里面都有夺利者、好善者、伪善者。人民群众里面也不例外。同样的，贵族阶级也不都是腐败的，比如共和时期的罗马就具有很好的贵族传统，格拉古兄弟，属于显赫的贵族阶级（大西庇阿的后代），但为了争取平民的利益，他们前赴后继，双双牺牲。其实两个阶级不分“善恶”地进行对抗的话，损伤最大的往往是这两个阶级中的“善者”，这是历史中反复发生的事情。因为在这种对抗之中，善者往往成为恶者的挡箭牌和理想信念的真正执行人。随着演化危局的演进，目前在大部分形式划分的群体里面，偏夺利和伪善的比例都不小。我们甚至能更进一步地认为，在对抗演化的推动之下，人类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对于任何个人来说，他也必然同时存在好善、夺利、伪善的不同面相。评价一个人也好，一个群体也要，我们需要去伪存真、需要有对抗演化的理论基础、从时间上总体地、从空间上全面地进行评价（虽然这一点几乎很难做到）。最终，我们要团结的不是同一阶级的人，而是同类的人，更具体来说就是所有好善恶恶的人，这才是能够让我们社会获得真正长治久安的方式。缺乏严谨理论是大革命悲剧的内在原因
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饱受饥寒压迫、食不果腹、教育缺失，并且在各种蛊惑和激进情绪刺激中的人民群众仍然保持清醒，甚至还能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发现，这是不现实的。同样的我也不会去劝诫那些贪得无厌的贵族和君王实际上是在自掘坟墓；同时我也不会祈求那些伪善者能够克服自己心理魔障与夺利倾向，认清自己的虚伪本质。其实这一切在当时的演化条件之下既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就像我说的，选择仁慈的君王不得善终，选择正直的人们反而蒙冤，选择中庸的立场要被清理，剩下的都是历史选择的角色，是无奈的演化趋势。在卢梭并不成熟的理论指导之下，比如天赋人权（在我看来跟君权神授具有相同的逻辑）。这些人更像是照本宣书，完全没有系统的理论逻辑来进行支撑。这种照本宣书的祸害，在中国的儒家治国、在后来的文化革命中同样在反复发生。每个人对自由平等有自己的解释空间。他们最终追求的，似乎只是自己的自由，并且消灭别人为自己制造的不平等；但同时他们无视别人的自由，并且接下来去制造更大的不平等。只有更大范围的人民理解其中的演化原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才有可能形成。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科学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社会公知的价值引导也任重道远，只有人民群众深刻理解伪善的本质和危害性，只有人民群众的善恶判断能力提升后，只有人民群众拥有包容和善、责权对应、互利共赢的合作态度，看清长远利益的能力，那么这些伪善者的表演舞台才会最终落幕。文明才能获得本质上的进步。PS：有些朋友很认同本书的观点，他们急于想找到人类社会演化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他们很想知道如何对付夺利者、如何对付伪善者。但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从局部问题跳脱出来。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由来、人类真正的伟大之处和演化问题的症结，从而组成更广泛的正义联盟。所以，如果您觉得本文说的有道理的话，请不吝点赞、评论、引用和转载，让更多的人了解对抗演化的道理。而且这也体现了合作红利——您的举手之劳将会产生巨大的潜在价值。（本文绝不含任何商业目的和植入式广告）此外，我还招聘兼职的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