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0-16 14:15
来源:
红网发布于：湖南省
编者按：民营企业是推动湖南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在打造科技创新高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3全国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与标准创新大会暨知名民企助力现代化新湖南建设大会于10月18日至20日在长沙举行，大咖云集湖南、共谋创新发展。即日起，红网时刻新闻推出《创新湖南民企力量》栏目，将笔触和镜头对准广大民营企业家，听他们在三湘大地上科技自强自立的湖南声音。
三湘银行致力于做一流的数智银行。
红网时刻新闻 记者 李兵 长沙报道
在银行申请一笔贷款需要多久？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先进制造产业客户事业部总经理赵戈逸给出的答案是7分钟。“5分钟线上申请，2分钟系统决策，全程零人工干预，在我们银行俗称‘520’。且在这两分钟的系统决策中，大数据能够精准分析判断，客户是否符合贷款要求，最后再决定是否将贷款发放到客户手里。”
“520”快贷，是三湘银行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的缩影。借助数智力量，三湘银行携手多方合作伙伴，聚集技术、流量、用户、数据等优势，构建金融科技平台生态。
2020年，三湘银行产业银行平台上线，初步构建产业链客户的金融、生意、产品、生态功能，为产业客户提供纯线上、便捷化的经营类贷款。
同时，打造个人贷款平台，贷前、贷中、贷后实现自动化，标准产品开发缩短为产业客户量身定制、快速上线个性化的贷款产品。
2023年1月至8月间，该行向省内民营企业和工商个体户等117.28万户客户发放贷款574.91亿元，同比增长5.35%；
“让银行成为一种随时可得的服务”，积极打造技术型银行。为此，三湘银行持续加大金融科技投入，科技累计投入7.68亿元。
2020年，三湘银行在打造技术性银行实现突破，成为全国第六家、湖南省唯一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的银行。目前，三湘银行获得发明专利正式授权68项、软件著作权364项。
“一部手机就是一个银行网点。”如今，借助数智力量，科技赋能之下，三湘银行数字普惠金融服务链条更加顺畅，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制度保障更加健全，为普惠金融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健全“BOS 数字化决策引擎”体系，发布47个标准化决策API接口，处理业务801.65万笔，决策金额2853.02亿元，平均决策时长1.782秒。
来源：红网
作者：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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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现场。受访单位供图人民网长沙12月15日电 （吴茜薇）12月15日，省农信联社在长沙举办以“e触即发，普惠万家”为主题的新版手机银行、福祥e支付上线投产发布会。据悉，本次上线投产的新版手机银行，业务操作更简单，多重保障更安全，服务升级更贴心，交易流程更便捷；新版福祥e支付则面向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特约商户）全新推出集条码支付、POS刷卡、线上收银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电子化消费收款服务，安全可靠，费率灵活，快捷入账，具备多项增值服务，支持多行业商户个性化应用接入需求，助力商户安心、省心、放心经营。“为了开发建设让客户更为满意的手机银行及福祥e支付产品，我们对标行业先进，全面征求了广大客户及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省农信联社党委副书记、副理事长、主任黄向阳表示，对比老版产品，新版本在方方面面都有大的提升，但数字化建设是一个持续迭代的系统工程，永远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版手机银行及福祥e支付仍将会持续优化升级，给广大新老客户带来更舒适的体验。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张世平致辞时表示，这次新版手机银行、福祥e支付上线投产发布，是湖南农信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更是湖南农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客户为中心，持续深化普惠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服务覆盖面、可得性和满意度的重大举措，还是湖南农信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的集中体现。一直以来，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地方金融排头兵、普惠金融领跑者，湖南农信始终坚守“金融为民”底色，践行客户至上、服务实体的宗旨，以服务乡村振兴、普惠金融战略为已任，致力于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可得性、普惠性，发展在当地、服务在当地、税收贡献在当地，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22年11月末，全省农信系统存、贷款余额分别为13510亿元、8899亿元，存贷款规模、市场份额连续七年稳居全省金融机构首位；涉农贷款余额5781亿元，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余额104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的98%以上；截至2022年11月末，湖南农信系统已建成9886个“福祥e站”，布放助农金融服务终端、助农取款POS机等各类机具设备9767台，今年以来累计办理各类金融业务交易488.61万笔，交易金额62.49亿元，为附近居民提供金融知识宣传、反电诈、就业信息、医疗服务、图书阅读、农产品销售等各类便民、利民、惠民服务项目4074项，服务次数365972次。近三年，湖南农信系统累计实现税收近200亿元，年均税收超60亿元，70%以上农商银行是所在县（市区）的纳税大户；省农信联社是全省唯一一家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的金融机构。下阶段，湖南农信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以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加快推进金融服务数字化进程，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湖南新篇章贡献农信力量。(责编：李淑静、罗帅)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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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步入数字时代的今天，数字技术正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数字化”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高频词，刚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亦明确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并对此作出系统部署。本刊特围绕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话题组织笔谈，以期对加快我国数字化发展形成积极的启发和参考。现将来稿刊发如下。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执行院长 张吉豫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副教授 刘先华城市作为人类的经济文化活动中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象征。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创新与应用，城市因拥有“智慧”而变得更加便捷和舒适，作为城市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智慧城市和智慧社会将成为未来人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新型智慧城市发展的核心命题是数据驱动和有序治理，其背后并非冰冷的数据，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和让人们分享到数字化发展红利的不懈努力，是有温度的城市建设。中国的新型智慧城市离我们越来越近，其建设需要扎根本国土壤，进行中国特色的改进和创新，从而使其更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进入新型发展阶段2008年11月，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提出了“智慧地球”，并衍生出“智慧城市”这一理念，希望充分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使人们能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生产和生活。智慧城市把传感器装备到城市生活中的物体上形成物联网，通过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技术实现整合，从而实现数字城市与城市系统融合，并进一步实现城市的智慧管理及服务。当前的智慧城市技术框架上均以数据为中心，研究人员在这一点上已有共识。与传统的智慧城市建设侧重城市信息技术及智能系统不同，我国的智慧城市应是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适应中国发展的概念，智慧城市建设应能立足于当前我国国情，即通过智能化手段，解决我国城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将新型城镇化、深度信息化和工业化升级版深度融合，使城市能够集约、绿色、宜人、安全、可持续发展，进而为世界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中国经验。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工作。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就明确提出，“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信息化和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智慧社会建设的概念，这表明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进入新型发展阶段。新型智慧城市是推动智慧社会建设的主要动力，也是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我国100%的副省级以上城市、90%以上的地级城市及50%以上的县市级城市共计700多个城市已开始智慧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这表明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已全面铺开且处于迅速推进中，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浙江时指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这为未来城市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基于新型智慧城市的智慧社会建设，有助于促进各类主体提高能力和效率，形成城市治理的强大合力。需要注意的是，基于新型智慧城市的现代化智能社会治理不是运用技术手段，把信息社会下的新型要素、新型关系、新型行为重新拉回或锁定在物理空间的网格中，以达到技术“维稳”的目的。人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灵魂，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的理念落实到城市建设和服务的全过程，充分体现人民意志。通过智慧城市的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智能交通、数字家庭等应用方式解决大家最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从而以数字化赋能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同时，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强化公众参与，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拓宽参与路径，畅通反馈渠道，让城市中的人们逐渐成为智慧城市的合作生产者、规划者、管理者，真正实现智慧城市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机制。在具体落实方面，应该进一步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将基于智慧城市的网格化管理与服务切实下沉到基层。乡镇街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使用数字化方式能够让基层信息有效反馈，妥善、及时、负责任地处理好基层事务。使用数字技术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努力消除信息孤岛和数字鸿沟，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隔离管控等要求使得基层社区成为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的关键区域，信息化手段对加强基层的精细化治理和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社区的数字化建设有力提升了民众参与意识，激发了居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热情。法治保障与伦理约束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应是政府、企业、居民各方共同参与的结果，各方的利益诉求、思考角度不尽相同。因此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必须注重顶层设计，做到“共建共治共享”，有效统一核心架构、规划方案、技术标准、法律规制，协调好各方利益，减少建设和运营中的冲突。举例来说，政府对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智慧城市治理中的应用，需要关注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分析中的伦理问题、数据安全等维度，这就要求政府应从数据的采集标准及采集方式、数据的共享和授权方式、数据的管理和权责界定等方面制定标准和规章制度。2018年国家标准委出台了《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指南》等四项国家智慧城市标准，规定了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总体要求、基本过程及需求分析、总体设计、架构设计、实施路径设计等；2020年5月，雄安新区在数字孪生城市建设中提出了智能城市建设标准框架体系。这些举措都有助于明确智慧城市社会治理中的具体权责及行为边界，保障智慧城市社会依法治理，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在具体立法司法过程中，对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应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在相关立法过程中应主动适应智慧城市建设和科技发展的需要。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需要在法治下推进建设工作，也要在建设过程中完善法治。例如在数据保护方面，需要在法律层面进行数据的确权确责等必要规范，我国正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对数据采集使用流转中的重要原则和规则予以明确。同时还需要在管理机制中明确组织、权责的边界及工作流程。智慧城市产生的海量数据是无界的，但涉及公众和公民个体的数据的应用方式和范围是有界的，其价值释放和监管保护缺一不可，均应得到妥善设计。面对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立法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为此，应结合线上线下资源充分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科学推进智慧法院等平台的融合集成，不断拓展互联网法院司法公开发展路径，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让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在良法善治中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同时也要利用智慧城市平台及其建设过程，广泛开展普法宣传和教育，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法治示范创建活动，让“法治”信仰铭刻在公民的心中，达到善治和法治的统一。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存在和出现的伦理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应正确看待技术创新可能带来的问题和局限，积极构建面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未来技术伦理观。基于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的技术治理方式有可能在提升政府服务能力的同时减弱人文关怀，也可能在改善日常生活的同时降低社区归属感，还可能在提供更加精准的信息服务和管理的同时威胁到人们的隐私。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算法技术，规则的改变都应该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广泛需求，而不能成为科技资本和一部分所谓创新阶层的利益诉求，更不能在这一过程中对特定人群产生偏见和歧视，加剧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可信任的创新技术支撑和传统信息化建设项目不同，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智慧城市复杂系统不是最终的信息化解决方案，而是支撑城市未来发展的基础设施。智慧城市要得到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新基建的完善。在建设过程中，除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通信等技术的利用与创新之外，也应重视其他创新技术支撑。比如在新城区建设、城市重塑中，可考虑数字孪生平台的创新模式，构建立体化的虚拟城市。这可以与实体城市互相映射，为数字化治理提供高效协同的可视化城市管理模式，支持智慧城市快速、精准、高效地应对诸如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再比如，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存储、不可篡改、多方维护等特点，可有效支持智能合约，有助于建立更具诚信的智慧社区和城市。而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自媒体的兴起，人们可以随时记录、创造和分享多个维度的丰富信息。这也启示我们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应注重“以人为传感器”对城市进行感知的群体感知技术，这必将成为智慧城市应用的一项主要数据来源。与此相呼应，完善和发展系统的城市行为动力学理论，深入理解城市内在行为与市民生活规律，也将会是智慧城市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此外，生活方式的创新已在当今社会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用创新的方法解读生活方式，可能催生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产业。防范安全风险是智慧城市建设中尤为重要的一环。智慧城市的建设广泛使用了无线互联技术和传感技术，开放式的网络和信号传输在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可能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构成威胁。基于集中化管理的云计算模式一旦出现故障，将给使用该平台的广大用户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高度集中的海量数据如果被恶意利用，势必对个人隐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甚至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此外，在核心信息技术领域，我国自主研发能力仍然受到较大限制，采用“拿来主义”的技术和产品容易留下安全漏洞，使城市和国家的信息安全面临极大挑战。“没有信息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在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中有着具体解读和直接体现。我国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实现核心技术产品的自主可控，对城市的信息基础设施和设备的破坏极易引发城市的动荡，甚至导致城市运行失控。这就要求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增强信息技术产业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确保国家和城市的信息基础设施安全、自主、可控。人工智能技术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已逐渐被广泛使用，其黑盒风险、伦理与安全问题也得到密切关注。目前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目标及其实施、运行机制等均不透明且难于解释。人工智能等算法的技术歧视、技术黑箱及计算错误等问题也可能在特定的社会场景中侵害城市公民权益乃至生命，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甚至危及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全稳定。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有必要面向公众提供可用、可靠、可知、可控的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可审查、可回溯、可推演的透明监管机制，对公共数据权属及流转使用规则进行合理约定，明确人工智能在城市社会治理中的行为边界，以保护公民权益和国家安全。民盟中央原秘书长 高拴平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银行业谋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既是对银行数字化能力的一次突击检查，同时也将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上了议事日程。相较于大中型银行和新型互联网银行，我国中小银行数字化水平和能力较低，在体制机制、技术应用、数据治理、风险管控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多问题。因此，如何尽快提升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能力和水平，缩小其与大中型银行和新型互联网银行之间的差距，促进数字化转型升级，是广大中小银行疫情后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深刻认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意义推进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升级，不仅对改善其经营状况、缩小其与大中型银行的差距有推动作用，而且对提高其竞争力、谋求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推进数字化转型对中小银行经营状况的改善具有促进作用。目前，中小银行受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禀赋的限制，业务覆盖面较窄，业务弹性较小，经营压力较大。中小银行经营的脆弱性问题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中小银行在这次疫情中，线下业务几乎全部停摆。在这种情况下，人力成本、固定成本等并未减少，同时又新增了防疫、抗疫的成本和支出，而为了救助企业，银行不得不突破财务盈亏点降息减费，从而导致财务收入锐减，财务负担加重。由疫情导致的企业大面积破产倒闭给银行带来的大量呆账坏账，形成了新的不良资产。另外，受数字化能力和水平不足的影响，一方面中小银行的金融结算、贷款支持功能受到制约，另一方面中小银行的金融结算、新增贷款的黏合、连接功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资金链断裂，从而加重了产业链重构的阻力，降低了实体经济应对危机的能力。由于中小银行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经营业务主要通过大量的工作人员以线下方式推动，线上业务较少，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银行经营活动的冲击很大，经营损失也较重。中小银行要彻底改善经营状况，提升经营效益，就必须从运营模式出发，提升自身数字化能力和水平，下功夫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进程。其次，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对中小银行实现经营业务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大中型银行经营水平的差距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与大中型银行和互联网银行相比，广大中小银行在数字化能力、水平和数字化技术应用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第一，数字化技术应用程度较低，业务覆盖面较窄。很多中小银行对云计算、区块链和物联网等应用较少。从业务内容看，除票据和资产管理业务中较多应用数字技术外，在对公信贷、个人信贷、个人理财、支付汇款、渠道获客等方面应用数字技术较少。第二，信息技术平台落后，数据处理水平较低。中小银行普遍存在数据质量不高、数据价值挖掘欠缺、数据孤岛现象严重等问题。受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禀赋限制，中小银行在与客户合作中，大多处于竞争劣势地位，业务运营能力不足、行业价值定位不准，整体竞争力较弱。第三，体制机制不够完善，转型方案落实较差。目前中小银行普遍存在数字化转型升级体制机制不够完善、配套制度流程欠缺、组织间跨部门跨条块协调困难、组织转型利益冲突严重等问题。再次，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是促进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数字金融是未来银行业发展的方向，实现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首先，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其技术支撑能力。数字化转型必然会重新构建技术架构，从而对银行的业务架构提供支撑，以较好地实现前台场景化、中台智能化、后台云端化。其次，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其数据驱动能力。数据是驱动客户关系、运营管理、风险控制、系统研发等的主要因素，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实现数据与业务的双向驱动与提升。再次，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其运营管理能力。数字化转型通过建立针对质量、流程、标准等数字化的评价与控制机制，为客户提供覆盖全过程全业务的办理及运营服务，有效提升业务整体价值。最后，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其组织适应能力。通过建立面向用户全生命周期的柔性工作单元及其机制，银行能够对市场变化快速反应，为用户提供“随时、随地、随心”的金融服务。总之，中小银行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增强其自身经营活动的韧性、获得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机制、培育核心竞争能力，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机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在对银行数字化能力检查和检验的同时，也凸显了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性。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全社会对数字金融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金融服务的线上线下联动会更加频繁，金融科技赋能会催生出更多的客户服务项目，这些变化将为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难得的发展机遇。首先，国家政策监管方面的积极引导对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20年以来，我国金融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等积极推动和引导各金融机构加强线上服务。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提出“金融机构要加强全国范围特别是疫情严重地区的线上服务，引导企业和居民通过互联网、手机APP等线上方式办理金融业务”。中国银行业协会也于1月27日倡议会员单位，要充分运用线上线下服务手段，广泛宣传和倡导客户运用手机银行、电子银行等离柜服务。以“非接触”线上金融业务为切入点，商业银行围绕线上业务全程多头跟进，将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嵌入商业银行各个业务流程和环节中，以数字化推动商业银行轻型化、智能化，为客户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在线”金融服务。一场应急、应景的数字化服务，已经演进为一场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升级革命。全社会对“非接触”金融服务的迫切需要及其催生的金融服务新业态，为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其次，社会对“非接触”线上金融服务需求的持续扩大为中小银行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机遇。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社会对线上、远程金融服务的需求大幅提升。消费者行为模式的变化促使商业银行包括中小银行产品部门加快推进线上业务流程与数字服务的融合，探索开展线上专家理财、线上贷款意愿核实、线上交易核验、线上面签等创新业务。再次，国内先进同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经验及其成果为中小银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近年来，随着线上渠道价值的凸显，不少银行将数字化转型上升到全行级的发展战略，由行长牵头并组织相关部门积极参与，站在行级架构的角度，扎实推进银行数字化转型升级。有的银行通过对底层技术架构的重构升级，打造新一代智能客服云平台，整合服务资源促进渠道融合；有的银行通过跨界联动创建社群运营模式，打造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主动对接外部头部平台，拓展线上服务蓝海；有的银行将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用户体验、风险控制、热点分析、贷款审批等业务流程，促进综合运用及管理效能的大幅提升；有的银行基于海量数据打造多维客户画像的精准营销体系，通过“数据+场景”，开启客户群体经营新模式。同时利用海量非结构化数据如语音、图片、视频等，深入挖掘客户诉求，提供人性化的客户体验服务。先进同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实践成果和经验，为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对中小银行更好地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加快推进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升级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从本质上讲就是要改变中小银行传统的商业逻辑，调整银行服务社会的方式，拓宽银行服务边界和供给能力；具体讲就是改变现有中小银行的业务流程、组合、模式、成本、风控等。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升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运用系统思维，做好各方面工作的统筹。制定战略规划，明确发展定位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实施离不开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目前中小银行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还不够准确，实际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与战略相脱节，执行过程中的不断“试错”，消耗了大量资源，增加了经营风险，抬高了管理成本。所以，中小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基于自身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从业务实际出发，注重目标和成本间的平衡，采取较先进的、适用的、合理投入的数字化技术手段，加强客户连接，推进业务转型；要特别注意结合地方经济、产业特色和客户情况，聚焦主业主责，推动线上线下渠道相结合，确定差异化、特色化、精准化的数字化转型定位。加大资源投入力度，改革管理体制机制鉴于中小银行目前数字化平台落后、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较低、数字技术人才缺乏的状况，要促进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就必须加大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投入。通过专项资金计划，加大数字转型的资金投入；结合经营业务实际，采取不同于大中型银行的技术标准和策略；注重发挥人才作用，加大数字化转型和金融科技人才招募力度，完善人才交流和转岗机制，培养复合型专业型人才，探索将增加数字员工引入银行的发展战略。同时，针对目前中小银行的管理体制和一般商业银行一样的现状，须转变管理方式，以“数字”理念来设计银行的管理体制，探索通过联合项目组、创新实验室、数字金融事业部等组织方式，打破部门条块分割，完善试错容错机制，提升组织架构的敏捷性。加强科技应用，拓展业务范围中小银行在推行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中，可借助技术服务商的力量，通过加强与技术服务商的合作，推动自身信息技术架构的转型，提升信息基础服务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各个业务环节中的应用，提高金融服务质效。加强与大中型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的合作，通过应用程序接口（API）、软件开发工具包（SDK）等技术手段，选择以餐饮、娱乐、教育、医疗、旅游、公共事业等地方特色场景为切入点，充分利用合作方的资金实力、客户流量、服务网络、产品设计等优势，拓展业务范围和渠道，提升数字化运营能力。推行数字化营销，加强数字化风险控制实现依靠数字化营销来准确获得客户是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数字化背景下，中小银行获客要从“等”“找”客户转化为“选”“挑”客户，根据自己的市场定位、经营目标明确其目标客户特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自动筛选出可供选择的目标客户；根据情况的变化，实行动态管理，从而实现数字化精准营销。数字化风险管理强调的是通过信息系统、预警系统、管理系统的建设，实现风险管理的自动控制。中小银行应将所有信息纳入大数据系统管理当中，为系统清洗、分类、整理信息提供条件和基础；完善风险预警系统，通过各种算法、模型的建立，及时预报各种风险；积极使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及物联网等多种技术，按照自身风险管理的要求，实现自动的风险管理执行。强化数据治理，发挥数据价值数据是实现中小银行数据化管理的基础，因此，必须做好数据治理工作，充分发挥数据价值。数据治理过程中，不仅要做好数据资产的保值，而且要做好数据资产的增值；不仅要做大数据资产的规模，而且要提高数字资产的质量。要完善和优化数据采集、存储、管理和应用机制，统一数据质量标准规范，健全数据治理的保障措施。另外，国家对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应在政策上予以一定的倾斜和支持，比如支持中小银行积极开展跨区域的互联网金融业务、支持其与大中型银行、科技公司的合作；支持中小银行利用数字化手段拓展中间业务、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增强中小银行业务开展的稳健性。同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产业联盟作用，为中小银行搭建金融数字信息服务、金融科技能力共享等平台，开展数字化转型业务创新、技术应用、风险防控等方面培训，帮助中小银行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提升其数字化运营能力。浙大城市学院校长 罗卫东杭州城的“数智治堵”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拥堵，已经成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原因。行车难、停车难、尾气污染、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纠纷，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品质和工作效率。为应对拥堵，各大城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着力提升道路交通设施建设水平、增加道路供给；有的调整和改善线路规划、优化道路管制，提升存量交通资源的负荷承载能力；有的管控交通需求，加大行车管制力度、增加对公共交通的投入、对机动车限行限购……可谓殚精竭虑、绞尽脑汁，依然没有找到破解城市拥堵问题的秘方，不少城市甚至陷入越治越堵的恶性循环。城市越建越大，道路越建越密，交通监控的摄像头也越装越多，但行车却越来越堵，这个困局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认为，虽然现在大多数城市的上空都安装了越来越多的监控摄像设备，但这些不同功用的摄像头从来没有通过数据连接起来，道路摄像头看到的东西永远不会变成红绿灯的合理变换。王坚强调的是互联网、数据以及实时在线的强大技术体系在实现动态供求匹配上的关键作用。数据，是世界的映像。任何真实世界的实体或者其运动的轨迹都会表征在数字上，而在万物在线的时代，万事也都可能被“在线化”。在线时代，线上线下两个存在不仅相辅相成，而且一起动态演化。数据不通，则交通不畅。城市大脑要做的，就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利用丰富的城市数据资源，对城市进行全局实时分析，解决靠经验、感觉和一般的调查研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有效调配公共资源，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这正是城市大脑的基本思路。杭州城市大脑治堵从数数开始。首先是数清了城市在途的车辆数量，用“在途量”来评估城市交通承载能力。以往城市管理者根据交通承载能力来限制车辆保有量，即登记在册的车辆数。当城市交通压力过大时，一般措施是限制机车保有量，或者扩大道路面积。杭州则通过在线数据掌握了城市实时的“在途量”，由此灵活地判断不同时段、不同路段的道路承载能力，并为有序放宽限行政策提供依据。比如，杭州的机动车保有量是300余万辆，高峰期在途量是30余万辆，平时大家觉得不堵的时候在途量只有10万辆，2020年年初，由于春节假期和疫情的双重影响，在途量第一次掉到了五万以下。杭州市政府根据这些信息，推出“非浙A急事通”场景，依据在途量提升道路资源的利用率，为非浙A车辆提供通行便利。有关数据显示，杭州在近三年人口净增120万、总路面通行面积因地铁施工减少20%的情况下，交通拥堵排名从2014年的第2名，下降至现在的57名左右。其次是数清了停车位。医院和商圈周边停车难、秩序乱是城市治理的难点和痛点。杭州以浙一、浙二、市一、省儿保等医院为试点，数清了周边500米以内的停车场库所包含的停车位，并将场库数据感知接入城市大脑，设立停车位指示牌。比如市一医院就是将周边500米范围内四个停车场的1293个泊位盘点清楚，实时在线共享，在线下，规划行车路线，设置引导牌；在线上，通过医院挂号平台推送周边停车场信息。通过数清车位和联通数据，均衡泊位使用率，既提高了闲置资源的利用率，又缓解了原聚集场所的停车压力。交通拥堵，只是城市治理中无数个有着相似原理的场景中的一个。只要在数智治堵上有所突破，那么在其他场景就有可能实施治理上的突破。通往幸福城市的试验从对交通拥堵这个“城市病”的特殊感知起步，经历四年的努力和探索，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在杭州已成人们的共识。城市数字治理服务于人，杭州城市大脑建设力图以问题为导向，迄今先后推出了48个场景应用，针对城市治理的痛点、堵点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而展开。“交通治堵”“先离场后付费”“先看病后付费”“多游一小时”……均折射了个人视角。杭州城市大脑以中枢原理为统筹，使科技协同的数字化探索产生了能效。健康码夯实了幸福感中“安全”这个刚需；“亲清在线”让助企补贴五秒直达职工账户，通过再造流程，使职工经济权益更及时得到保障；而“民生直达”更使“一个都不能少、一天都不能差”的民生数智服务精准达成，实现“数据多跑路，社工少跑路”，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市场主体在城市大脑产品的应用中找到了资源配置优化的成果，赋能企业亦形成案例。如酒店“30秒入住”场景的核心是打通公安入住登记、酒店PMS（酒店物业管理系统）、门禁、收单交易、OTA（在线旅行社）预订、酒店直销等六大系统，实现游客快速办理入住，减少前台等待时间。基于城市大脑中枢构建的城市数字化系统与企业系统直连，让所有企业都可以平等地低成本共享社会公共资源。市场主体也由此得以在城市大脑的生态中构建数字化运营模式。城市的核心是人，幸福城市建设不断推进意味着城市中的人的幸福感不断增强。“城市大脑”的主创思路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指导思想无缝吻合，再以系统化数字方案集成城市的感知能力，并进一步实现城市发展和治理中的心手相应，也就达成了幸福的基础条件。因为城市大脑的运用，以提升人民幸福感为宗旨的城市治理变得更加现实。“一脑治全城”《杭州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促进条例》（下称《条例》）是国内第一个城市大脑地方性法规。《条例》第3条提出，城市大脑，是指由中枢、系统与平台、数字驾驶舱和应用场景等要素组成，以数据、算力、算法等为基础和支撑，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推动全面、全程、全域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数字系统和现代城市基础设施。至此，城市大脑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法律性质得以明确，其服务功能成为当然之义。按最初的表达，杭州依托“一整两通三同直达”的中枢系统，按照“一脑治全城、两端同赋能”的运行模式，实现数据协同、业务协同、政企协同。“两端”分别是指驾驶端和乘客端，驾驶端是指城市大脑数字驾驶舱，乘客端是指城市大脑数字界面。杭州城市大脑数字界面作为触达服务群众的核心载体渠道，依托城市大脑中枢与技术框架体系，融合杭州办事服务等平台，打造老百姓心目中更加具象、可亲可感的城市大脑数字化服务平台。赋能的最直观感受者仍然是人，城市的共享主体，也是共建共治主体。以杭州萧山城市大脑平台为例，通过平台赋能、数据赋能、场景赋能、驾驶舱赋能，意在达到“数据能看、层层下钻、事件能转、应急能战”的能力建设。2019年杭州市下城区建国北路塌陷事件中，潮鸣街道及时利用街道驾驶舱启动应急响应预案，通过应急指挥功能及时发布疏散指令，短时间内疏散了周围小区受影响的792户居民，以数据的算力和协同争取到“黄金十分钟”，避免了重大事故的发生。事实表明，当数据协同、数据下沉至社区时，个体的赋能感知度是正向增长的，与幸福感的达成呈正相关关系。《条例》还规定，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在推进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工作中，应当关注低收入人群、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的利益，确保决策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透明可释、公平合理，并完善线下服务和救济渠道，保障公民选择服务方式包括传统服务方式的权利。这无疑为“数字难民”的救济、“数字鸿沟”的填补给出了建设性方案，并对滥用数字权利的行为进行一定的约束。幸福城市不能让任何一个群体感到被城市抛弃，为了惠及低收入者、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所做的努力一部分已经在既有的城市大脑技术体系中作了考量和算法规则设计，一部分体现在了法规意义上的治理层面，当然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我们从一开始就遵循“善治”的原则，牢牢把住改进的方向，避免偏离幸福的航道。“数智治堵”“健康码”“亲清在线”“民生直达”“30秒入住”“多游一小时”……这些数字平台近年来在解决城市治理中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上成效不断凸显，而作为与这种城市数字化转型努力相适应的地方立法，《条例》的颁布意味着“一脑治全城”的数智治理体系初步成型，为杭州的未来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护航。世界在变，未来已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动态的，场景是多样演化的，人民为幸福而奋斗的事业是没有止境的，而数字化所开创的以城市整体智治赋能人民幸福的事业亦在不断快速前进。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信息部讲师 田唯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在这场大考中，我们不仅用好了传统社会组织力量的优势，也发挥了现代科技的作用，立足当前科技精准打赢了疫情防控阻击战。同时，这次疫情也为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契机，如何推进公共卫生安全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如何寻求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与推进经济社会正常发展之间的平衡，在数字时代的今天正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智慧。疫情防控工作更加精准有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国各地的大量实践经验表明，以智能化、信息化等现代科技手段为支撑的智慧城市建设，不仅在防控疫情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可以在防控疫情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小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冲击。 所谓智慧城市，就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数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交通、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作出智能响应。其实质是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实现城市的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提升民生质量，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从实践来看，疫情防控的难中之难，是对传染源的跟踪管控和有效隔离；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是对传染者的快速筛查集中收治。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如断路、封城、停业以及将所有人员就地禁锢隔离，虽然可以快速阻隔疫情的传播，但是对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损害极大。而智慧城市的现代科技手段是追踪、检测、隔离，从前端信息采集设备全方位获取各类感知数据，到通过对数据关联、融合、处理、分析等使之成为价值信息，再利用信息技术落地应用于行政管理，可快速、精准、有效地定位目标个体和人群，并掌握其流动轨迹，从而使疫情防控工作更有的放矢、更精准有效，避免大范围隔离等方式对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造成冲击。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暴发的初始阶段，浙江杭州率先上线的健康码就为识别人员健康状况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辅助工具。该方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分析追踪确诊者、疑似者、密切接触者等重点人群的流动情况，为联防联控工作提供科技支持。这一举措在不断绝人流物流的情况下，可以达到精准防控的效果，很快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并在全国迅速推广，为复工复产有序管理提供了一个科学依据。再如，围绕社区、企业及其他公共场所控制人员流动的需要，许多城市广泛采用手机应用程序（APP）疫情防控监测系统，采集掌握健康信息。该方法通过扫描二维码即可迅速实现包括人员身份、户籍、近期行踪等信息的智能采集，规避了传统人工调查效率低、存在接触感染的潜在风险等问题，是数字技术手段助力防疫攻坚战的典型体现。 还有一些城市使用人工智能外呼系统完成人员排查回访。面对疫情防控工作时间紧、任务急、人手缺等情况，助理电话机器人通过电话、短信等形式，快速大批量筛查重点人群，使随访变得更有针对性，工作效率大幅提升；通过持续批量发送防护专业知识短信息，居民防护意识得到提升；通过电话筛查，避免人员上门调查，有效降低了交叉感染的风险。在抗疫工作最紧张的阶段，防疫物资和日常生活物资调配需要精确科学调度，人力分配难免顾此失彼，而这正是大数据所长。衢州等城市利用数据平台和数字经济生态企业平台，对解决居民生活及生产发展领域出现的紧迫问题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是城市规模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已证明，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手段，能有效提高疫情防控效果，推进防疫工作的全新升级。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为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效用，工信部发出倡议，鼓励人工智能企业和应用单位、上下游企业联合攻关，在疫情发现、预警、防治等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在国家引导和社会需求的催化下，众多科技力量纷纷登场，针对疫情防控开发的新产品、新服务、新应用纷纷亮相，助力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不少人工智能企业、互联网公司针对这次疫情推出了远程办公、云视频会议服务、网上教学服务、医疗影像分析智能化系统、防疫一线的智能机器人、监控无人机、红外热成像无接触测温仪等。数字技术大规模融入经济社会活动是一个新现象，也是我国近年来积累的数字科技力量的一次充分展示。 更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可以预见，经此一“疫”，智慧城市建设将在未来成为城市治理领域的关键词。树立新观念，抓好新基建智慧城市这一概念在中国并非新事物。截至目前，全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宣布要建设智慧城市。但囿于城市管理者的思维局限及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建设进度和效果并不理想。部分城市管理者的管理理念仍处于传统思维阶段，对智能化时代的到来缺乏足够的认识。这种情况已不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需求，严重阻滞了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各级城市管理者必须改变思维，更新管理观念，摒弃传统行政管理模式，推动科学技术与城市治理的深度融合，挖掘城市发展潜力，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当然，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当前要抓住最突出的问题和最基础的方面。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次发展浪潮，也是一种发展机遇，而新基建战略规划将极大地助推智慧城市建设。要结合新基建规划，重点抓好以“城市大脑”为中心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换言之，以建设城市大数据平台为基础，构建多元异构数据融合的城市运行管理体系，实现对城市全要素的全面准确感知以及对城市复杂系统运行的深度认知，为科学决策、智慧管理打好基础。城市大脑能够将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数据进行统筹分析并能可视化呈现，从而对包括应急指挥、城市管理、公共安全、环境保护、智能交通、基础设施等各领域进行管理决策支持，进而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同时，还要下决心加大资源投入力度，开发适于政府服务与决策的人工智能平台。以提高城市治理能力需求为导向，以加大资金投入为杠杆，引导鼓励人工智能领域不同主体的联合攻关，研制面向开放环境的决策引擎，在复杂社会问题研判、政策评估、风险预警、应急处置等重大战略决策方面推广应用。智慧城市建设绝不是简单贴上智慧化标签，而是要利用科技的力量满足各种工作场景的应用。智慧城市涉及智慧政务应用、智慧产业应用、智慧民生应用等众多领域，需要实现各领域软件应用、硬件基础设施资源的高度共享。以杭州城市大脑为例，其包括警务、交通、文旅、健康等11大系统和48个应用场景，日均协同数据1.2亿条。它不仅是一个庞大的信息化系统，而且是面向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的基础设施，为城市治理现代化高效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支撑和能力，未来更多应用场景可以在此基础上得到新的拓展。以数字经济打造发展新优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版中心副主任 杨晓芳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指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发挥好优势，利用好有利条件，围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我们今后的主要战略性目标。数字经济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项关联面广、带动效应大的重要抓手，要面向未来技术发展趋势，面向国家现代化大局，把握住历史大好时机。数字经济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9年4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二是产业数字化，即传统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三是数字化治理，即利用数字技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综合治理能力。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年7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白皮书》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由2005年的2.6万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35.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4.2%提高到36.2%，数字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4—2019年的六年间，我国数字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50%以上，2019年的贡献率更是高达67.7%。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数字经济增加值的规模，2019年数字产业增加值7.1万亿元，产业数字化增加值28.8万亿元，以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为主要内容的数字治理能力明显提升。财新智库2020年1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指数》也表明，中国数字经济指数如果以2016年1月为100，那么到2020年1月已经提高到1572。其中，互联网产业、人工智能产业和大数据产业指数分别由2016年1月的100提高到2020年1月的259、499和437。2020年，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在疫情精准管控、流行病学调查、防疫和应急物资调度和发放监管、复工复产、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数字经济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布局中已经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也就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换言之，实现高质量发展对国民经济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更高的要求，可以通过数字经济予以呼应。有效提高各行各业效率数字经济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提高效率。数字经济之下，变动成本大幅降低甚至为零，这就能通过生产规模大幅度扩张摊薄固定成本，从而充分放大规模经济性。信息技术具有非竞争性，数字内容等产业中边际成本微乎其微，服务对象数量的增多并不会导致成本的增加。比如，一个优秀的微积分教师的授课视频，可以被成千上万的学生所学习，而不必像过去那样局限于教室的座位容量。再比如一套教学管理软件，可以管理几百门上千门课程。这次疫情期间在线教学的实践表明，教育和知识传播的成本可以通过数字经济而大大降低。数字经济还可以通过范围经济扩展提高效率。数字经济之下，众多产品门类甚至众多行业之间的跨界融合发展成为常态。这样就充分放大了范围经济效应。数字经济企业可以经营很宽谱系的产业和服务，并通过融合发展降低整个产业和服务的平均成本。有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首先是农业数字化。通过数字技术与种植养渔等农业生产活动相结合，加上智能灌溉、智慧农机具、土地墒情和作物生长传感与实时监测等技术，改进农业生产过程管理，提高农业生产标准化水平和农产品品质，降低农产品在收储过程中的损耗和浪费。其次是制造业数字化。数字技术与中低端制造业融合，增加传统产品种类和功能，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传统产品向中高端产品转变。在高端制造领域广泛应用数字化技术，能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和成果应用商业化步伐，缩短产品和市场开发周期，帮助企业快速占领市场，实现规模经济。通过制造流程的数字化再造和优化，可以极大提升车间和工厂的效率，降低生产浪费和损耗，提高产品良品率。设计、采购、制造和配送环节的数字化，能够降低库存和成本，提高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品质，加快配送速度，改善用户体验。再次是服务业的数字化。生产性服务业的数字化，特别是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通过数字经济进行融合发展，将极大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生活服务业的数字化也能够节约服务成本，改善用户体验，提高用户便捷程度，直接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数字经济可以极大地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带动市场规模扩张，使供需更为通畅地对接。消费者、原材料采购者可以便捷地在成千上万种产品和成千上万个供应商中进行比选。供应商可以及时响应消费者和采购者提出的要求。物流和配送系统可以按照最便捷、最快速的方案加以配送。数字经济还为人民群众所需要的众多新业态发展铺平了道路。由数字经济催生的很多新业态，直接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诸如无人酒店、智慧无人餐厅、线上教育、线上医疗、在线娱乐、远程办公等各种零接触式生活服务业态就在最近几年蓬勃发展起来。此外，围绕数字经济发展开展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直接拉动巨大的投资和增长。新型基础设施包含5G基站和应用终端、城际高速铁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传感设备、工业互联网设施，等等，这些投资本身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作为新的需求拉动力量，成为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数字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在以信息网络为载体、以数据资料为要素的数字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效、激发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同时，也要全面认识今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政策机遇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强调了“知识、技术、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反映了现代经济中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上升的趋势；首次将“数据”增列为生产要素，反映了随着经济活动数字化转型加快，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乘数作用凸现，成为最具时代特征新生产要素的重要变化。这对于建立健全数据权属、公开、共享、交易规则，更好实现数据要素的价值，提供了政策机遇。市场机遇数字经济的发展潜力取决于市场规模大小，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我们要推动以传统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向以现代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通过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抓住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发挥好我国与发达国家几乎同步起步、国内市场巨大的优势，力争和发达国家并跑，大力培育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而面对这样的市场机遇，特别是面对当前我国制造业体量已经是全球第一的有利形势，数字经济应用的场景之广、范围之宽、种类之多，无可比拟。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大发展为抓住大好机遇，迎接国际竞争带来的挑战，未来需要围绕发展数字经济采取多方面措施。第一，需要抢抓机遇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加快5G基站、应用终端、传感设备、互联设备、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条件。第二，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优化鼓励新技术新业态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以适应互联网领域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的实际，扭转相关立法进程落后于产业发展的局面，补上法律监管空缺的短板。尽快建立数据确权规范和机制，明确数据参与分配的具体办法，让数据的价值得到充分彰显。第三，加快突破“卡脖子”的技术瓶颈。将数字经济发展涉及的关键硬件零部件、基础软件、应用软件、系统集成技术等作为攻关方向，协同发挥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力量，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突破。第四，在实践中探索形成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监管体系。继续坚持包容审慎监管的理念，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监管能力，改进监管工具，探索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监管体系。 第五，以有效的转移支付和帮扶政策弥合“数字鸿沟”。加强对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扶持，增加对贫困边远地区和贫困人口信息产品消费的补贴，加大宽带上网和移动通讯减费力度，提高数字经济发展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