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回答主要从矛盾的角度来回答。
杨应龙与五司七姓的矛盾，是最激烈最直接的矛盾，告状(里面不少是诬告），劫持，暗杀，抄家，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不择手段，必致对方于死地。
流官政治与土司政治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和根本矛盾。这个矛盾导致播州战役是一场迟早要打的战争。
杨应龙的悲剧在于，本来是可控的内部矛盾，但杨应龙没有妥善处理，以暴制暴，让内部矛盾扩散出去，给了中央干涉的借口，给了川贵官员借机改土归流的机会，外部矛盾因此爆发。最终以小问题大解决，政治问题军事解决。
在诸多矛盾中，内部矛盾是导火索，如果没有它，外人没有理由插手播州内政，毕竟播州是高度自治的。外部矛盾是主要矛盾，流官政治与土司政治格格不入，中央官员、川贵官员激烈的改土归流态度，小问题大解决，政治问题军事解决，是这次事变中的主要矛盾。
杨应龙没有造反的心理，他屡屡打仗是想告诉朝廷自己是不好惹的，他留给朝廷台阶，他想继续做自己的土司皇帝。可西南土司制度问题却让播州战役成为一场迟早要打无法回避的战争，杨家结局只能被消灭，土司必定被流官取代。众多官员，或有意或无意，扮演了历史进程的推手。
内部矛盾主要有：1，杨应龙与播州百姓的矛盾。杨应龙阡陌连田，占据了播州大部分土地，而播州百姓贫寒交迫。这导致朝廷灭杨应龙时，播州百姓几乎一边倒拥护朝廷。2，杨应龙与五司七姓的矛盾。杨应龙是播州的最高土司，五司七姓都是杨的下属。杨应龙与五司七姓之间的矛盾，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怀柔，以和为贵，化解矛盾。但杨应龙以暴制暴，迫害追杀五司七姓。导致五司七姓将播州内政问题捅给了中央政府，惊动了中央，问题扩大化了。3，私人矛盾和家庭矛盾。
杨家太过富裕，川贵官员垂涎，屡屡索贿敲诈。杨应龙虽然笑脸送礼，但内心必有厌恶。最终，重庆死子事件后，当重庆官员向杨应龙索要赎金时，杨应龙爆发了。历年来的索贿让杨忍无可忍。
另外，杨应龙人际关系不好，也积累了许多私人矛盾。五司七姓与他也有私人矛盾。
家庭矛盾，杨听信小妾诬告，杀害了正妻和岳母。这给了那些与他有私人矛盾的人一个机会，这些人群起告状。私人矛盾和家庭矛盾，最终扩大，牵连出了政治和军事领域的问题。
外部矛盾主要有：1，流官政治与土司政治的矛盾。这是播州问题的最主要矛盾。
唐朝晚期，唐征南诏，夺取了播州，委任杨氏世袭刺史，从那时起，杨氏为播州土司约700年。至明朝建立时，播州杨氏积极归顺朱元璋，朱元璋亦封杨氏为播州最高土司。
朱元璋用土司政策治理云贵，云贵几乎处处有土司。这套政策在明初很实用，迅速稳定了云贵。
但到了明朝中晚期，这套土司制度变得弊病丛生，是西南诸多问题的罪魁祸首，要彻底解决西南问题，就必须改土归流。
比如，云贵的少数民族，本质上都是农耕民族，都以农田为根本，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大不相同。这导致至明朝中期，云贵经过百年发展，其教化程度迅速接近了中原内地水平，这时土司制度显得落后野蛮，没有法律，束缚了云贵的发展。土司制度下，土司只要不做"攻掠州县"、"杀戮官员"的反叛行为，其余违法行为都按照土司风俗处理。像大土司吞并小土司，主人虐杀奴仆，在土司制度下只是小事一桩。但播州汉化程度深，众多知识分子无法容忍这种恃强凌弱的行为，悲痛播州没有法律。
再比如，土司政治下，流官只是土司的辅佐，没有实权，这也意味着政府并不能真正有效管理云贵。
再比如，土司制度下，民族矛盾，以及因民族矛盾引发的仇杀屡禁不止。土司带有强烈的地域属性和民族属性的，是当地民族矛盾的扩大器，屡禁不止。
再比如，明朝初年的土司制度，是因为中央政权极为强大，中央以强大的军事力量震慑住了各位土司。但明朝中晚期，明朝中央政府极度虚弱，中央没钱也没兵，势力强大的土司也不害怕中央军队了。
总之，明朝中晚期，土司制度成了云贵两省的沉珂，是地区不稳定因素，甚至成了整个国家的大问题。
对于明朝而言，西南对自己没那么重要，它不是山海关、华北那种至关重要的地方，只要西南不独立，明朝愿意得过且过这么拖下去。
对于朝廷里有识之士而言，若有机会，他们会促成改土归流。
对于军官军队而言，播州战役该打吗？可以现在不打，也不必急着打，但是迟早会打，战争似乎不可避免。因为土司制度是西南沉珂的原因，而播州杨氏力量强大，只能用外科手术才能摘除。
对于川贵两省的地方官来说，川贵的许多问题，就是因土司制度而起，若有机会，他们会促成改土归流，甚至不惜逼反土司。2，贫穷的中央与富裕的地方的矛盾。
明朝中晚期，财政很困难，朝廷没钱。另外，明朝的卫所制崩溃，卫所里的军户大量逃亡，这也意味着朝廷没有兵了。
明朝初年，朱元璋优待杨氏，征税极低，经过长年发展，播州杨氏非常富裕，并且拥有战力极强的土司部队。
具体表现就是，川贵两省财政窘迫，迫切需要杨氏救济。卫所制崩溃，川贵两省无兵可用，只能依靠播州杨氏的土司军队作为救火队员，四处平叛。
这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要想彻底解决，就得将杨家大部分家产上交国库，并且杨应龙将土兵改造成明廷的军队。
杨应龙当然不会这样化解，他的做法是，自己为明朝平叛，也屡屡赞助川贵财政，相应的，自己抢劫一些富庶城市作为补偿。3，四川官员和贵州官员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体现就是朝廷忽剿忽抚。
在杨应龙问题上，贵州派的态度是剿，四川派的态度是抚。
贵州派主剿，是因为杨应龙杀五司七姓，许多贵州百姓都受波及，简直是贵州大毒瘤。贵州派官员强烈主剿。
四川派主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四川境内有战事，四川迫切需要杨氏带播州土兵来帮自己平叛。另外，播州在行政上属四川，是四川的一笔重要财源。
四川派与贵州派的矛盾，直接的体现就是朝廷的剿抚态度不定，忽剿忽抚。杨应龙有意认错认罪，但抚剿护抚的态度，让杨应龙不知如何认错。
最终，四川派官员也转化为剿，川贵官员一致同意剿灭杨家。4，中央的缓兵之计与杨应龙真心招安的矛盾。
万历21年，四川巡抚王继光派3000人攻打杨应龙，全军覆没。这是政府第一次派兵攻打杨氏，兵力不多，只有3000人，不是中央政府的主意，只是地方官自己的决策，本意也只是做做样子，玩玩阅兵。
但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政府与播州土司的第一次刀兵相见，标志着两方彻底撕破了脸。
在朝廷看来，播州问题，是复杂的，是西南土司制度弊病的体现，这个问题意味着一场迟早要打的战争。如今战端开启，就不可能再和平解决这个问题了。
而杨应龙把问题看简单了，以为问题仅仅是自己歼灭了川兵3000人，仅仅看到了问题的表面，所以他诚心认错请罪。他不明白，那次3000川兵送死的事情，意味着自己与朝廷进入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杨应龙诚心认错，但当时明朝正在进行援朝战争，没有任何兵力能对付杨应龙。明朝如果想避免矛盾被激化，正确的做法就是轻判杨应龙。可明朝刑部对杨应龙处罚很重。
处罚有，免杨应龙官职，由其长子接任，斩杨应龙手下12员战将，罚杨应龙交黄金四万两，命杨应龙次子去重庆做人质，按时缴纳罚金。
刑部的判决很苛刻，其实也意味着，这是一个缓兵之计，朝廷并没有真正接受杨应龙的认错。一旦援朝的军队腾出手来，杨应龙的末日就来了。
援朝战争结束后，播州战役开始，20万明军围攻播州。杨的灭顶之灾来了。
这最危急的时刻，杨的军师孙时泰给杨指了唯一一条活命的路：离开播州，直捣重庆，劫持蜀王，霸占成都，然后可以自保。
杨没有采纳。他不理解朝廷为何忽剿忽抚，他幻想皇帝能赦免自己。最终，杨应龙死于播州。}

这是明季平播总督李化龙在他编纂的《平播全书》中，收录的一副对联。据说这也成了播州最后一任土司杨应龙妄图逆反的铁证之一，上报到朝廷，哪怕是史上最为怠政的万历皇帝，也禁不住龙颜大怒。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年播州土司的不可一世，由此可见一斑。杨应龙早期是否有心谋反，尚有争议然而，中国历史上有一条不成文的定律：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政权的矛盾向来是不可调和的。何况杨氏土司经营播州700余年，坐地千里，兵精粮足，凭山川之险，据地势之要，豪横跋扈、雄霸一方。杨氏土司强盛时，势力范围南抵黔中、北达巴蜀、东觊湖湘，面积超过今天遵义市的两倍，达7万多平方公里。对待这样一个地方豪强，中央政府的办法当然是以“改土归流”名义“削藩”。二者的对抗，实际上是一场“家”与“国”的对决。从万历17年起，对抗便在有意无意之间不断升级。万历23年，这位被朝廷封为二品武将的骠骑将军，开始调集役夫工匠，扩建加固雄关险隘，集重兵防御各地。不得而知的是，杨应龙当时抱着怎样的自信，公然拥兵反叛朝廷。“半朝天子”杨应龙新仇旧恨“冲冠一怒”，提兵16万誓与朝廷决战，并趁朝廷东征倭寇之际，四面出击，并血洗綦江城。朝廷已无退路可言，启用前兵部侍郎李化龙总督川、湖、贵三省兵事，赐尚方剑，调天下兵马，并命郭子章任贵州巡抚，合力备战。万历28年初，明帝国调集15省24万大军，兵分八路征讨播州。于是，平播之役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当然，这也是贵州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战事。李化龙麾下，总兵刘綎、陈璘等，皆为一时之良将。刀锋所指，播州军节节败退，杨应龙所属领地、所据关隘尽失。最后的决战万历28年四月十六日，杨应龙率残兵及家属2万余人，退守海龙屯。 一路攻城略地的帝国大军，潮水般袭来。八路大军、20余万人马，将不到2平方公里的海龙屯围得水泄不通。在杨应龙看来，即使明军完全控制播州领地，凭借海龙屯之险固，也能与之消耗对峙，到时明军兵疲将怠，说不定会知难而退。李化龙、杨应龙这“二龙”，在龙岩山巅的海龙屯，展开最后决战。止步天险然而，面对海龙屯天险，明朝官兵军一开始便陷入困境，迟迟不能向上推进。李化龙动用火炮猛攻了十多天，效果不佳。明军一次次攻上去，一次次被守军打下来，双方伤亡都很惨重。 一开始，李化龙便从正面进攻，方向是“三十六步”天梯，而天梯前面就是最为险峻的飞虎关。李化龙甚是焦急，不得不把持尚方宝剑，亲自督阵，昼夜攻打。转眼进入梅雨季节，海龙屯依然固若金汤。裸女亵军，堪称古今战史之奇观。出现转机五月十八日起，李化龙改变战术，采取“车轮战”，每天有由一路军进攻，昼夜不息，给守屯军民造成极大不便。 生死关头，屯内数万军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忍着饥饿疲劳，浴血奋战。明军用火炮攻击，战斗极为惨烈，播州大将杨珠就被炮火打死。阴雨绵绵，遍地泥泞，明军的进攻也极为不利。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转机反而出现在攻方的“薄弱环节”。陈璘知情后，与监军商量，命疆臣夜晚悄悄撤军，随即换上本部人马，并造置铁牌400多块搭桥，缩短和后关的距离，使屯上强弓劲弩失去威力，又用竹尖嵌于板桥中，放置在后关门前，播州兵每夜出巡，均受伤。一个多月来，明军不分白天黑夜轮番进攻，屯上守军早已精疲力尽，军心涣散，男女皆相聚而哭。昔日一呼百应的杨应龙，此时散出宫中财物，招募死士抵抗到底。然而，让这位末路土司悲哀的是，身边竟然无一人回应。在当地传说中，在进攻后关时，官兵死伤无数，尸骨相连。六月初五，明军用尸体摆出一个斜坡，踩着同伴尸体蜂拥而入，夺下关口。已成孤家寡人的杨应龙提起大刀，亲自登上“新王宫”城墙巡视。却发现四周火光冲天，官兵已经攻入“新王宫”了。杨应龙慌忙返回寝宫，与其子相拥而泣，表示自己断不能落入敌手，于是点燃大火，与爱妾一起自缢身亡。其弟杨世龙，子朝栋、以栋，军师孙时泰一纵人等被俘。功败垂成这一刻，是公元1600年农历六月初六凌晨。颇具名将风度的李化龙，在《平播全书》中如此轻描淡写地记述道：六日寅时，官兵涌城齐入。这一刻，是公元1600年农历六月初六凌晨。海龙屯攻陷，杨应龙自缢，杨氏家族经营725年的土司王国轰然倒塌。杨应龙最终还是落入了敌手，他亲自点着的那把大火，还没来得及把他的尸体烧掉，就被明军发现从火中抢出。杨应龙的尸身被腌上盐巴，被“押”往京城接受酷刑，大卸八块。而被明军俘虏的海龙屯大小官员、家眷和士兵，除部分活口被绑赴京城问斩以外，剩下的22600余人统统就地斩首，抛尸于杀人沟。遗憾的是，播州土司的“王宫”，连同里面的宝物，被付之一炬。据说，大火燃烧了数十日。战事终结，敌对双方伤亡数万余。由于战死士兵无人掩埋，招引兀鹰群鸦，遮天蔽日，尸臭随风飘荡。可怜海龙屯上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家与国之争或许是鲜血沃土，数百年来，屯上杜鹃年年迎春怒放。这场耗时114天的大战，明帝国付出了巨大代价：耗费白银200余万两以及大量物资，损兵折将数万，最终换取播州“改土归流”，播州故地划为遵义和平越军民府，分属川贵两省。清雍正五年(1727年)，遵义府改隶贵州管辖。宁夏之役、朝鲜之役、平播之役，史称“万历三大征“。虽然明帝国皆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帝国也因此元气大伤。难怪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这种说法给人以言犹未尽之感。倒是《明史·神宗本纪》说得更为直接：明之亡，实亡于万历。万历46年，刘綎等平播将士，在与后金努尔哈赤的萨尔浒之战中，战死沙场。是年，离明亡仅仅26年。明末数十年，风云际会。在“家”与“国”的乱局中，重温明史，感受一下悲苦，梳理一下情绪，一股寒意不经意间凛然而生。}

2023-04-17 10:14
来源:
历史有悲有喜
摘 要：播州杨氏土司在历史上为维护西南边疆统一做出了一定贡献。其末代土司杨应龙品行恶劣，但本无逆反之心，最终促其作乱并招致覆灭的主要因素，一是土司制度固有的弊端，二是明廷措置失当。平播之役和杨氏土司的覆灭充分说明，土司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是土司能够与中原王朝保持一致。合则存，分则灭。
关键词：播州；杨应龙；万历
作为“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平播之役，翦除了影响西南地区七个多世纪的杨氏土司。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万历朝48年里的军事行动中并不多見。作为末代土司，杨应龙从顺应朝廷到与朝廷决裂的巨大转变，反映出其个人品行的不端及播州土司制度的巨大隐患；而明廷对杨应龙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确有其失当之处，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朝廷与杨应龙之间的矛盾，但总体来看，平播之役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之举。
一、杨氏久治播州之因
播州杨氏自唐末进入播州，历经五代、两宋、元、明，其世系历时之久，影响之大，在西南诸土司中，罕有可匹者。究其长治久安之道，似并非土司制度之优越，因土司制度自元方始，唐至两宋只有羁縻之制度。但若以羁縻制度优越为因，似又无法解释同为羁縻之地之其他民族首领世系为何难以久续。
从唐至明，播州土司在长达725年的时间里世系不绝，屹立不倒，与其始终与中央王朝保持紧密关系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是，每当王朝更迭之时，杨氏传人不再为已亡的旧王朝效命，很快投入新王朝。新朝为笼络地方豪族土酋，迅即授予职衔，又不吝封赏，给予荣宠，表明双方确立了新的君臣关系。杨氏传人这种在政治上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选择，是其历久不衰的重要因素。
此外，杨氏历代传人世世守臣节，尽守土之责。进入明朝后，在杨应龙叛变前的200年里，杨氏传人仍忠实于明廷，频频献贡。据《明实录》统计，从第21任土司杨铿开始至第29任土司杨应龙，共向明廷朝贡137次。其中，杨应龙叛前，即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到十六年（公元1587年），还朝贡10次。其中仅万历元年就朝贡两次，以贺皇帝登基。杨应龙进贡的“方物”，数量极多，又多属名贵，如楠木、战马等。除此，杨氏土司还利用皇帝立太子之机或以其他名义额外进贡。这都是西南其他土司无法相比的。在发生战争时，杨氏传人也会毫不犹豫地出兵助战，屡立功勋。
二、杨应龙作乱始末
杨氏土司为何会在杨应龙这一代走向终点，原因有很多。本文姑且将平播事件分为三个阶段，逐一加以分析。
（一）第一阶段：“罪在嗜杀，非叛也”
杨应龙在初期虽无反叛朝廷迹象，但其在播州的统治却显露出诸多问题。在正史中，我们很难发现杨应龙在播州具体如何行事，但在平定播州之乱的主将李化龙所写的《平播全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杨应龙益横，所居饰以龙凤，僭拟至尊：令州人称己为千岁，子朝栋为后主，益选州人子女为绣女、阉人。”[1]此为一人之词，不排除有夸大之处，不可全信。《明实录》载：“贵州巡抚都御史叶梦熊疏论播州宣慰杨应龙凶恶诸事……巡按御史陈效则历数杨应龙十二大罪，而复次其怙凶阻勘之状”[2]。然而，到了《明史》中，同一事却变成了“巡按陈效历数应龙二十四大罪”[3]。众知《明实录》早于《明史》，“十二大罪”缘何到了《明史》中数量翻了一倍？这断不可能是誊抄之误，似有意夸大其辞，放大杨应龙的错误。在朝臣弹劾杨应龙的同时，四川按臣李化龙认为，松潘战事吃紧，对杨应龙应“疏请暂免勘问，候征兵御虏之后再为议处”[4]。而叶梦熊、陈效仍坚持认为：“（杨应龙）其所辖五司与土同知俱背之来归，愿属重庆。众叛亲离，何至有不测之虑？”[5]，并主张改土归流。然而，杨应龙“嬖妾田屠妻张氏，并及其母。妻叔张时照与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变，告应龙反。梦熊请发兵剿之，蜀中士大夫悉谓蜀三面邻播，属裔以什伯数，皆其弹压，且兵骁勇，数征调有功，剪除未为长策。以故，蜀抚按并主抚。朝议命勘，应龙愿赴蜀，不赴黔”[6]。杨应龙被囚于重庆，后因愿出兵参加援朝战争，被释放，然而未及启程，战争便已结束。四川巡抚王继光继续追查杨应龙，“应龙抗不出”[7]。于是，王继光与总兵刘承嗣进攻娄山关，杨应龙佯装投降，却统苗兵进行抵抗，大败官军。王继光上奏：“乞会同贵州抚臣相机酌处，止擒首恶，不及无辜。”[8]此建议得到万历帝赞同。杨应龙得知自己惹下祸事，上奏云：“何思之愬，七姓之词，皆属仇陷，乞戴罪立功。”[9]然而并未得到朝廷允许。
此阶段为平播战争的序曲。总体情况为杨应龙“罪在嗜杀，非叛也”[10]。杨应龙因不堪忍受朝廷的审问，故而加兵泄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叛乱。朝廷面对这样的情况，依然保持“如应龙父子悔祸，许自缚请罪，即与奏闻定夺，否则罔赦”[11]的宽大态度。
（二）第二阶段：“非真有叛状而遽请用兵”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兵部侍郎邢玠任贵州总督，“檄重庆知府王士琦诣綦江，趣应龙安稳听勘”[12]。杨应龙得知消息，“面缚道旁，泣请死罪，愿执罪人，献罚金”[13]。并缚献黄元等12人抵斩，请纳银四万两助采木赎罪，但仍难免革职的处罚。不仅如此，杨应龙以长子杨朝栋代行土司之职，将次子杨可栋留在重庆作为人质。不久，杨可栋死于重庆，杨应龙“促丧归不得”[14]。悲痛不已的杨应龙拒绝缴纳赎金，并明确表示：“吾子活，银即至矣。”[15]随后，杨应龙“分遣土目，置官据险”[16]，并利用自己的威望调动苗人出兵，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袭掠余庆、大呼、都坝，焚劫草塘二司及兴隆、都匀各卫，围黄平，戮重安长官家。二十五年（1597年），流劫四川江津、南川诸邑，袭击贵州洪头、高坪、新村诸屯，并侵扰湖广48屯。至此，杨应龙与明廷彻底决裂。
分析这一阶段的史实，不难看出杨应龙最后反叛，在很大程度上是明廷步步威逼的结果。杨应龙在朝廷的重压下，认罪态度良好，甚至将亲生骨肉作为人质。况且，杨应龙并无针对朝廷的实际叛乱行动。然而，在杨可栋死后，朝廷竟然拒绝将其尸体归还杨应龙，这不仅有悖常理，更有违人伦。杨应龙在悲愤交加中，终于举起了反明大旗。从另一方面讲，杨应龙能纠合军队对抗官军，并且战而胜之，不能排除杨应龙在道义上占据了上风，“苗人咸愿为出死力”[17]。实际上，早在杨应龙反叛之前，贵州巡按薛继成就曾言道：“播州原辖于川，未尝侵及于贵，何苦劳民伤财？割心腹而事肘腋？”[18]礼科给事中杨东明更一针见血地指出：“第重庆之狱，未结即放，既放旋提，我多反复，致其生疑，非真有叛状而遽请用兵，遂据险出掠，冒难逭之诛，皆处置失宜之过也。”[19]
（三）第三阶段：“杨应龙势急自尽”
杨应龙起兵反抗，恰中明廷下怀。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贵州巡抚江东之等率兵3000进剿播州，却遭到杨应龙弟弟杨兆龙和子杨朝栋的阻击，官军全军覆没，江东之被革职。
此时，明朝援朝抗倭战事已经结束，万历帝得以空出手来平定杨应龙叛乱。同年五月，李化龙再度出山，奉命节制川、黔、湖广三省军务，手持尚方宝剑，坐镇重庆，主持平播战事。明军分兵八路进剿：总兵刘珽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在国力已趋于衰微的万历朝中期，为平定一方土司而动用如此数量的军队，充分说明万历帝对平播战争的重视。八路大军中，刘珽是平倭名将，素有威名，他率军一直攻到娄山关下。娄山关是杨应龙老巢海龙囤的门户，与海龙囤并称天险，易守难攻，但是，却被刘珽在四月至六月两个月内连续攻破。六月初六日，“杨应龙势急自尽”，妻儿并逆党何汉良等被生擒。平播之役前后历时114天，斩杀杨应龙的部队2万人。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二月，李化龙班师回朝，并将杨朝栋等69人押解到京师，碎磔于市。至此，平播一战胜利结束。
三、杨氏土司覆灭探析
通过上文所述可以看出，杨氏土司覆灭的原因既有杨应龙在地方肆意行事、引起众怒，又有朝廷措置失当、激化矛盾。从表面上看，朝廷在前期对杨应龙一直采取姑息忍让的态度，但实质上则是一步步逼其造反，前文所叙杨东明之言甚为精到。万历二十九年正月壬子（1601年2月15日），万历帝在午门楼下诏云：“八年来，俄烦兵甲……内攘外却，无损国威，然彼皆文告不来，自投衅镬，朕甚悯之，非为快也。惟此播州故有杨氏为酋长，率受我冠裳，子孙之仍袭有年，朝廷之复露良厚，夫何其末胄应龙者，安忍无亲，大逆不道……朕心不忍加诛；因其汉官，疆以戎索，曲从赎死，为德甚弘，而乃下愚不移，肆行无忌，敢为嫚辱，妄意荐窥。既逋重庆之囚，遂决跳梁之志，收藏亡命，搆煽苗夷……内则僭越王章，无复人臣之礼；外则矜诩物力，有輕中国之心……。”[20]万历帝此言，未免有不实之处。既声称“疆以戎索，曲从赎死，为德甚弘”，又何至于“未结即放，既放旋提，我多反复，致其生疑，非真有叛状而遽请用兵”？所言“既逋重庆之囚，遂决跳梁之志，收藏亡命，搆煽苗夷”，是因“可栋死于重庆……（杨应龙）促丧归不得”。“吾子活，银即至矣”乃是杨应龙绝望的咆哮。所云“内则僭越王章，无复人臣之礼”有据可依，但“外则矜诩物力，有轻中国之心”则言过其实。播州杨氏经数百年经营，势力强大，物产颇丰，但依然对朝廷保持臣节，尽力纳贡，虽地方有患，但未触及朝廷根本。即使后来明廷欲决心化解这场政治与军事危机，仍然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予以宽待，或许杨应龙不会走向绝路[21]。
杨应龙被逼至反，以致杨氏土司在明代覆灭，与其说是历史的偶然，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杨应龙反抗不可避免，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土司制度的致命弊端。土司制度建立在“羁縻”之上，是中央王朝为了管控自己鞭长莫及之地而采取的一种治理方式。土司制名义上隶属中央王朝管辖，实际上形同独立王国。土司世袭，往往同姓相传或家族内相传。土司对所辖之境、所辖之民有绝对的管理权。不仅如此，土司有自己的军队，有军事资源，有发动战争的能量。只要他对中央王朝恭顺，便可保自身无虞。但问题在于，凡土司境内所行社会制度，无一例外均属农奴制，甚至个别的还行更落后的奴隶制。在这种制度下，土司极易变异，不时与中央王朝分庭抗衡。失去制度和法律约束，一些土司很容易与中央王朝背道而驰，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杨应龙之乱，不过是这一冲突的一个典型案例。可见，土司世袭制是边疆动乱的一个主要根源[22]。有明一代，朝廷对西南土司用兵平均三年一次，足见土司与中央王朝的矛盾始终存在，何时爆发只需偶然因素。
其次，明清两朝，中央集权不断强化。虽然许多土司辖地都是相对落后的地区，朝廷未予重视，但播州则有其特殊性。经过杨氏家族200年的经营，播州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文化素质提升，其汉文化程度远高于其他土司地区，文明的程度也在前列。杨氏在地方威望甚大，财力物力充盈，这不得不引起明王朝的忌惮。因此，一旦杨氏内部有隙，明王朝是不会放过征讨的机会的。
最后，地缘政治问题也是明廷决心剿灭杨氏土司的动因之一。关于播州的行政区划问题，在明朝初年一变再变。先是明朝洪武五年，播州宣慰司划归四川布政司管辖。洪武十五年，播州军政事务划归贵州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七年，播州复划属四川布政司。黔北从汉代到元代属丁四川省管辖，自然在文化风俗上受四川的影响更大，与贵州文化认同感较差。当时播州在行政上归属四川，但黄平、凯里又属贵州。川、黔两省官员各从自己的利害出发，对待杨应龙的态度分歧很大。川、黔抚按疏辩，“在四川则谓应龙无可勘之罪，在贵州则谓四川有私庇应龙之心”[23]，不仅导致“会勘”无法进行，也使杨应龙有隙可乘，并有时间作大规模起兵反明的准备。
三、结语
虽然明王朝及杨氏土司在处理双方关系时的政策与措施有得有失，但和平统一始终是国家发展的大趋势。土司制度的存在有其固有弊端，当中央集权强化时，土司内部矛盾便会被放大，继而为中央王朝提供进剿理由。另一方面，明王朝用兵播州，荡平杨氏土司，实行改土归流，虽在道义上失义，行动上失理，但不可否认平播战争加强了明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促进了播州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期繁荣稳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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