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1940―
）出生于江西赣州，祖籍江苏泰州。目前为法籍华人。2000年10月12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年60岁。事后报导中称他为剧作家、画家、小说家、翻译家、导演和评论家。不过，高行健早期在国内，是以创作先锋戏剧著称。他与铁路话剧团创作员刘会远（中共元老谷牧的儿子）合作创作了《车站》《绝对信号》等话剧，由北京人艺演出，引起轰动。后来他又写了《野人》，采用更多探索手法，更展现出艺术魄力和深邃的历史感。《绝对信号》一剧，被列入“共和国50年10部戏剧”。高行健在大陆发表的作品不多，他在1981年发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说评论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引起了关于现代主义小说的争论，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
　　
　　母 亲
高行健
　　妈妈，你怎么来了？哦不，你别走！我很久很久没有见到你了，我几乎都认不清你的模样，二十多年了，还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那年夏天，往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你，不，我还梦到过你一次，那梦也模糊不清了。你没有变，你还是挂在我们家外间墙上那张发黄了的照片上的模样，那是你刚生下我不久照的，你依着栏杆，栏杆上有一盆花。你穿着一件旗袍，你翻箱子整理东西的时候我见过这件旗袍。那是一件泡泡纱的，绿底子上点缀着黄花，布都洗薄了，像用过许多年头的旧被里子那样稀薄。妈妈，我还是叫你母亲吧，我都已经四十出头了，二十三四年来没有叫过你妈妈了。每当别人问起，每当我谈到你，都是说我母亲如何如何……你离开我的时候，比我现在的年纪还小，你是一九六一年去世的，我连你去世时多大年纪都记不清了，我是你不孝的儿子！你不能原谅我吗？真的，我很少想起过你，只有时脑子里那么一闪，也就过去了。有时，甚至多少年，都未曾潜心怀念过你一次。我把你墓地登记的单子都弄丢了，我没敢告诉爸爸和弟弟，幸亏弟弟认识你的墓地。爸爸死后，给你迁墓合葬的时候，在那土坡起伏的坟场，是弟弟找到了你的坟墓。那一大片坟场，我记得你的墓在路边上，周围的新坟还都是黄土，间或长点小草。以后，有一年我出差路过，在家待了几天，正赶上清明节，我们又去给你扫墓，那时候你已经远离路边了，坟场向前伸延了许多，但也还不难找到，距今那也已经十五六个年头了。
　　你的坟头怎么竟那么小，落在长满荒草的坟冢之间，那块墓碑又被一棵金刚刺的藤蔓几乎全挡住了，挑开才看得见你的名字，而我们兄弟俩的落款也一半陷进泥土中。连这块墓碑我也没有印象，怎么会小得这样可怜，露出地面只有一只多高，可为了安葬你还等了三年。安葬你的时候我也不在，我是回家过春节的时候，初四还不知是初五，弟弟说，去看看妈妈吧，要不是他提醒，我也不会就去。母亲，我是你不孝的儿子……可你在死前一定还想着我，你就是为我才死的，我却总把你忘了，你生了个不孝的儿子。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为自己奔波，心中什么也没有，只有他自己的事业，他是一个冷酷自私的人。是的，如今他成就了，他出了书，报刊上经常可以见到他的名字，他上了广播和电视，他的戏好些地方同时上演，他如愿成了一个作家。他从小就说他要当作家。妈妈，你还记得？那年暑假他从大学回来，他十八岁了，还像个孩子。你叫他躺在你身边，给你讲讲学校里的事。他说他正在写一个剧本，他这个戏一旦上演，将一鸣惊人，妈妈，你一定要去看首次演出。当时你笑了，妈妈，你笑得都流出了眼泪，你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大儿子。但是，他却那么早就把你送到了另一个世界，那阴冷黑暗的世界。他甚至连你的遗容都没有看到。他正在图书馆里借书，期终考试刚刚结束。他准备借一批书带回家去暑期好读。他有那么大的阅读计划，求知欲旺盛，而心却被堵塞了。系办公室的秘书走过来，对他说：“你什么时候回家?”“已经订票了，放假就走。”你竟然一点预感也没有。家里打来了电报，当然系里老师没有交给你，他们只是暗示了你快回去，你却听不出一点话音?你也没有细问。你就那样疏忽？你又花了一天时间进城上街去买书，只买了一盒蜜饯带回家里。那是一小盒的蜜饯，你把省下的那点零花钱全都用来买书了。你坐的还是给暑期回家的学生加的慢车，好多扣下点钱买书。而母亲十天前给你寄来的路费足够你买张快车票的。
　　在那脚抵着脚，肩挨着肩的像沙丁鱼罐头那样塞得满满的闷热的车厢里，大家轮流在行李架子上或座位底下蜷曲着打个盹。车走走停停，两个晚上又将近两个白天。你背着两个大帆布书包，塞得满满的书，手里拄着一根枣木拐杖，是你一位同学托你带给他家老人的礼品。站台上你见到了弟弟，还站着一伙同你从小一起长大的左邻右舍的伙伴，大家上前接过你的书包，簇拥着你，你挥舞着拐杖高声说笑着，是那样地得意。出了站台，他们已叫好了一辆三轮车，都是一帮小伙子，挤公共汽车的好手，往常是不会花这个闲钱的。伙伴们都骑着自行车，跟在三轮车的左右和后面，像个护卫的队伍。他们还没有一个像你这样进得了名牌大学的，你是佼佼者，你觉得这种礼仪也理所当然。你坐在三轮车上依然同他们高谈阔论，他们只偶尔应答一两句，你还未察觉，你那样迟钝，一句也没有问起母亲。直到你进了家门，父亲踉跄地呼号着迎了出来，你才像被雷劈了一样，失声痛哭。
　　暑天尸体存放不住，等了你两天两夜，在你还在车厢里晃荡到家的前一天，尸体就火化了。母亲，我是你不孝的儿子!他心中只有他自己。是的，他要干一番事业，轰轰烈烈的事业，为你做母亲的争气，为时代，为祖国，为民族，多么豪壮，却也正是他把自己的母亲葬送了。连你墓地登记的纸片也丢失了。而你，为了多看几眼儿子，他回来好多伺侯他几天，给他做点好吃的，让他补养补养，你省下了当时按户口配给供应的好几个月的那几斤鸡蛋，你那一份一个也没舍得吃，还把那个月的肉票同邻居换了，好等他回来全家加餐吃团圆饭。那是人灾加天灾的年代，你去世的前两天，父亲已经发现你浮肿。你从机关的农场回来，一个月你本来有四天假，你只在家待了一天，把家里的脏衣服都洗了，连被子床单也都拆洗过，为的是儿子回来时家里一切都干干净净，你可以同儿子多谈谈，多伺候伺候你宝贝的大儿子。你忙了整整一天，便提前起回农场去了，攒下的三天假，好等你儿子回来一起过。你走的时候，眼圈都黑了，脸色也发黄。父亲说，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疲惫过。你把农场分的几条鱼也腌了带回来，什么也舍不得吃，你熬尽了你自己。
　　你是自愿下农场去的。一个办公室的人都报了名，可谁也不真愿意下去，不是推说有孩子的拖累，便是身体不好，去也只能轮到后几批。只有你说你孩子都大了，身体也蛮好，年纪也不大，还不到四十岁。你总是个积极分子，事事带头，你担负的工作量也最大，历年来的先进工作者，但你没有能够入党，提拔干部也没你的份，因为你母亲的成分有问题，弄不请是不是地主。可她从来未曾在农村待过，据说是早已病故了的外祖父有过地契。她守寡以后基本上同你过，老人家到了晚年脾气越来越暴躁，闹着要回家乡去，你每个月还得给她寄去生活费。还得供养我们兄弟俩读书，我上大学对家里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弟弟又正当发育，你从黑市给他买来了贵得吓人的子鸡，你说我身体不壮实就是因为我发育时营养没有跟上，为此你一直后悔。
　　你忙完了一天的家务，第二天天还未亮，你便赶清晨第一班车回农场去了。你在养鸡场干活，你从来没有养过鸡，你见不得养鸡场里到处是鸡粪，你是个极爱干净的人，劳动起来也像干家务一样，只要你一上班，就把鸡场里冲洗得干干净净。那天值夜班的同事没有按时从城里回来，你便又接上了人家的夜班，也好补休时再多一天假，陪陪你的儿子。你回到农场，这样又连续干了一天一夜，清晨五点钟下了班，你疲乏不堪。你实在太爱干净了，又回到宿舍拿了脸盆和毛巾，同房里的人还在酣睡。天刚蒙蒙亮，将近黎明。你平时非常怕河水，你恐惧河水，因为你弟弟十五岁那年去江里游泳淹死了。你不准我学游泳。有一次我和同学偷偷游泳回来，晾在院子里铜丝上还湿的短裤，你下班回来发现了，你f丁了我一顿，把一根竹尺都打断了。你从来还没打过我，那是唯一的一次。你怕河水，你恐惧河水，可你又那么爱干净。黎明前的河水想必是黑沉沉的。你只在岸上留下了个脸盆。早晨八点钟，离农场三里远的地方，放鸭子的社员在河面上发现了你……
　　妈妈，你冷吗?你说过你梦见过你的弟弟，浑身湿淋淋的，站在你面前哆嗦着，说他冷，他冷啊……妈妈，你不该为了你这不孝的儿子过早离开了人世。你没有看到他的作品，也没有看到他的戏，他也没有给你写过一篇纪念的文字。你谴责我吧，我从你的目光中看得出来，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骂我吧，打我也可以，狠狠地打，把竹尺打断也是应该的，我是你的儿子呀，你的不孝的儿子呀！一个忘却了母亲的儿子。我梦见过许多人，爱过的和不爱的女孩子，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有关系和没有关系的人，唯独没有你，我的母亲。这二十几年来，你只在我梦中出现过一次，也是模模糊糊的，再也记不起还有哪些细节。也许我并没有梦见你，只是这样希望罢了，希望能得到你的一点宽恕。
　　我恼恨我自己这样无情无义，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那场大革文化的命的时候。我把我身边你唯一的一张照片竟然烧掉了。你也是穿的旗袍，不是家里父亲在世时，外屋墙上挂的那一张，而是更早的时候照的。你那时同爸爸结婚后不久，你那么年轻，那么美，你同父亲是十八岁结婚的，那时你也许才十九岁，你说过你那时刚怀着我，我却把你给烧掉了，把对母亲珍贵的记忆烧掉了，连同我那些手稿。当时正大破“四旧”，到处在抄家。我怕我那些发不出去的稿子给我惹来大祸。夜里插上房门，只亮着台灯，灯光也压得很低。我打开火炉，坐在炉前，把整卷整卷的稿子往炉膛里塞。我还有成捆的读书笔记，有康德、黑格尔、贺拉斯、爱森斯坦著作的摘录，有关于太平天国的远古神话研究的史料的摘抄，当然也还有自己的心得和随想。可那年代只要掐头去尾找出一句不当的话就可以上纲，定下罪名。就在撕这些笔记本的时候，掉下了你的照片。我从地上捡起，当时都没有犹豫，就扔进了炉膛，照片痛苦地卷曲着，迅速地变黄，我想拿出来再看一眼，轰的一声，它就着了。房门是插上了，炉火烤得脸滚烫，脊背在冒汗，我像是在犯罪，不是因为把母亲留下的最珍贵的纪念烧了，而是怕被人发现我在销毁罪证。可我又有什么罪呢？我不是“黑五类”的狗崽子，母亲你不也清清白白？外祖父是个银行职员，也许算所谓高级职员吧，并不为贫困所迫，因为我没有听你说过。可高级职员也算不得黑五类，母亲是清白的。你初中毕业，还参加过救亡运动，那个团体你说过还像是地下党组织的外围。同父亲结婚以后，你便脱离了，父亲不愿你去冒那些政治风险，他希望有个平平安安的家庭，他一生也是个平平常常的多少有些软弱的好人。我总记得小时候你教我唱那些救亡歌曲，《松花江上》、《铁蹄下的歌女》，你还演过《放下你的鞭子》，在家也还教我和弟弟演戏，演《乌鸦与麻雀》，观众则只有坐在一旁笑眯眯地抽着烟的父亲。可是就因为那件旗袍，你照片上穿的是件花丝绒的旗袍，旗袍当然算“四旧”，而且是花丝绒的，绝非是贫困的象征，我便把对你最珍贵的记忆销毁了，因为胆怯，因为一种莫名的恐惧，也并非是莫名的，怕被怀疑成狗崽子，儿子就把母亲绘销毁了。
　　妈妈，这就是你用自己的乳水喂养大的儿子。他从来不肯承认他懦弱，可他确实懦弱过！妈妈，你别这样看着我，你不能原谅你这不孝的儿子？不应该原谅的过错。你是这样地忧郁，一句话也没有，就这样望着我，坐在我眼前门旁的这张椅子上，你也还穿着旗袍，穿着父亲生前家里外屋墙上挂着的照片上穿的那件旗袍。你面颊消瘦，清澈的目光直视着我，你说句话吧，妈妈，你一定有很多话要说，死前在那黑沉沉的河水里挣扎的时候一定还惦着你的儿子。他们说你不是遇害的，找过法医检验过你的尸体，说你脸和头发上都有淤泥，据分析，是临时性脑贫血，你蹲在河边上刷洗，可能是站起来的时候，眼前一黑，一阵晕眩便栽进水里。你惧怕河水，可你又那么爱干净。你别走呀，你陪陪我，妈妈！我同你一样，疲劳，疲劳极了。这些年来，在生活的旋涡中挣扎，上上下下，我也去过农村，也到过山乡，也在哗哗的河水里洗过衣服，也曾淹没在深深的失望之中，又总算爬上了岸。妈妈，我需要重新得到你的宽慰，像小时候那样，偎依在母亲的怀抱里。妈妈，你哪里去?你已经再也不用操劳了，父亲就睡在你身边，是我亲手把你们俩的骨灰盒放在一个墓穴里的。你那个骨灰盒已经散架了。给你起坟的时候，那口装骨灰盒的陶瓷缸里满满地一缸积水浸泡着你。我和弟弟给你起墓同父亲合葬的那天，阳光挺好，风很大。在坟冢间的一个洼地里，找到了你的墓碑，被金刚刺的茎蔓挡着，就是这棵金刚刺的主根把陶瓷缸盖撑开了，它长在缸盖的缝隙中，多年来，那条紫红色的很长得有小手指那么粗，雨水便渗透了进去，到将近齐缸口的地步，骨灰盒就浸在其中，盒盖上玻璃底下你的照片已经泡得辨认不请了。那骨灰盒盖也挪动了位置，像被打开过又未曾合上。掘墓人用铁锹铲着土，嘴上叼看根烟，铁锹碰着陶瓷缸发出揪心的声响。那是弟弟的朋友，他在公墓管理处有熟人，除了交两块钱的掘墓费，那是公家的收入，还得另送掘墓人一包好烟。远处有人吆喝，在这空旷的坟场上除了我们没有别人，那吆喝声显然是冲着我们来的。一个戴草帽的人跨过一座一座坟头，奔我们来了。
　　“你们在这做什么？”他气势汹汹地问。
　　弟弟赶紧向他递过一支烟，他没有要。
　　“你们通过谁了？”
　　“这不是公墓吗?”我说。
　　“公墓也是生产队的地。”他一副蛮横的样子。
　　“抽棵烟吧！”弟弟把烟又递过去，还立即掏了一块钱。
　　“往后别不打招呼就动土！”他把钱塞进口袋，把烟夹在耳朵上，骂骂咧咧地走了。
　　风依然很大。阳光也很明亮。铁锹碰到骨灰罐子的声音，是沉闷的，缸已经破裂了。积水慢慢渗透进坟土里。妈妈，你在这里睡得很不安宁。我用一块红绸子包着你的骨灰盒，双手捧着，走在前面，弟弟跟在我身后。母亲，我没有能给你送葬，那是炎热停不住尸体的盛夏。我们走在坟冢间的坡地上。风很大。我听见你的骨头在盒于里响动的声音。你不安宁啊！
　　新的坟地又在路边上，那是送葬的人的沉重的脚步踏出来的路。也还会随着记忆的消失，再长满荒草相金刚刺。
　　掘墓人打开了水泥做的新的墓穴，半米见方，一尺来深。勉强能并列搁下你和父亲的两个骨灰盒。合墓很迅速，穴位都事先准备好了的。路边上也还有十多个安了水泥墓穴没有盖上的穴位。
　　“这是公墓最后的一块地了，你们赶得早，再往后就得搁到新建的骨灰大楼里去了。”掘墓人说。
　　墓地上放上了花圈，弟弟在擦火柴。风很大。他连连划了几根。纸花一下于被火苗舔着了，那淡淡的透明的火焰立刻在花圈上漫延开来，他赶紧走到我身边站着，低下头。我想我应该跪下，跪下长长地叩拜生育我们的父母，跪拜在父母的坟前。那是一种心灵的需要。古人尚可以长歌当哭，那如歌的哭号也是必要的。但是我没有跪下，也发不出哀号，这就又是我恐小之处。火烤着脸。在我焚烧怀着我的母亲的照片的时候，火也烤着脸。扎花圈的竹条发出轻微的炸裂声。风很大。呼呼的、浅黄的火焰中还有淡蓝色的烟。有一个花圈横立起来了，倾斜地流动了，母亲，那是你不安的灵魂，我就希冀它流动着，带着呼呼的火焰腾空飘起，来显示对你不孝的长子的谴责。但是花圈倾倒了，掘墓人用铁锹把它钩了回来，免得滚到别人的穴位上去，每个穴位只相距两步远。阴间也是拥挤的。我无法给你买一块更为宽阔的墓地，这都有规定。连墓碑的大小也有规定。最高的是一米，我们就订了一米的墓碑。
　　“没有更大的了？”我问。
　　“没有。”
　　一米长的墓碑比你原先坟上的那块要大多了，可一米长的墓碑埋进土里，剩下的也就不会有多高了。
　　后来我们就离开了墓地。没有立碑，只是在水泥盖子上用红油漆写上个标号。几区几号那一行数字我也没有记住。
　　在掘墓人家的堂屋里，他指给我看堆着的好几种尚未刻写的墓碑石，那一米的确实最大。刻碑文有两种款式。我选择了老式的，“父母亲大人之墓”，因为我是你们的儿子，称不上战友。我又未能去给你们立墓碑，办完丧事之后，又匆匆忙忙离家走了。因为刻一块墓碑最快得半个月，我得托弟弟的朋友在公墓管理处的熟人，没有这点关系，还不知拖到什么时候交货。而世界是为生者存在的。
　　母亲，你白白地过早离开了这个世界，你儿子没能给你带来多少慰藉，也得想起你。如今他有了一点成就，听到夸奖便沾沾自喜，并没有想起你是最早教他识字的。他重病几乎夭折时，你变卖积攒的一点着饰，整夜整夜守候在医院里。解放前夕，父亲事业，全靠你支撑着一家的生活，靠变卖和借债度日。你还不忘买来纸张，亲手替他钉好本子，要他每天记一则日记。等他长大了个小伙子，还总带着他上街为他买布做衣服，他还嫌你选布料挑颜色耽误了他可贵的时间，中途便发脾气跑回家去。他是一个不通情理，冷酷的人！他永远也无法偿还你用心血和生命给予的那份慈爱。
　　此刻，母亲就站在我面前。我终于分明地看见你了，你还穿着那件父亲在世时挂在家里墙上镜框子里的那张照片上穿的单薄的旗袍。照片已经发黄了，那旗袍的颜色也已泛黄。可我知道那是一件染着绿底黄花的泡泡纱旗袍，洗得都如同旧被里子那样稀薄。你同父亲合葬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叫弟把这件旗袍找出来，盖到你的骨灰盒上？不对，你把我养育成人，我却从未给你做过一件衣服，没有孝敬过你一次。在你同父亲合葬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给你做一件暖和柔软的衣服？为什么不给你也做一件旗袍，一件黑丝绒的旗袍？可我烧掉的却是你怀着我的时候穿的一件丝绒的花旗袍，后来生活困苦你把这件旗袍送到旧衣店卖了。我为什么竟没有想到给你做一件旗袍？妈妈，你无法原谅你这个不孝的儿子，你给了他一切，他却什么也未给予你。他如今居然也成了个人物，但他是渺小的！
　　你一句话也没有，在那个阴暗的、潮湿的、见不到太阳的地方，你一定很冷。爸爸他还好吗？他在发病去世的前一天还同来看望他的同事谈起过我，挂牵着我。他不同意我写作，他说这是个危险的工作，我说时代不同了，他却为我担心，可我同样一次也没有梦见过他。你怎么不说话呀？妈妈。你真一句话也没有？你就走了，就这样起身走了，消失在房门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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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1940―）出生于江西赣州，祖籍江苏泰州。目前为法籍华人。2000年10月12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年60岁。事后报导中称他为剧作家、画家、小说家、翻译阅读(0)举报欢迎举报抄袭、转载、暴力色情及含有欺诈和虚假信息的不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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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1940—）江苏泰州人，出生于江西赣州。目前为法籍华人。2000年10月12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年60岁。事后报导中称他为剧作家、画家、小说家、翻译家、导演和评论家。不过，高行健早期在国内，是以创作先锋戏剧着称。他与铁路话剧团创作员刘会远（中共元老谷牧的儿子）合作创作了《车站》《绝对信号》等话剧，由北京人艺演出，引起轰动。后来他又写了《野人》，采用更多探索手法，更展现出艺术魄力和深邃的历史感。《绝对信号》一剧，被列入“共和国50年10部戏剧”。高行健在大陆发表的作品不多，他在1981年发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说评论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引起了关于现代主义小说的争论，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
幼年时光
高行健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四日（1940年1月4日）生于抗战时期的江西赣州。父亲高运同是中国银行职员，母亲顾家骝是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并做过抗日剧团的演员，二人均生于破落的大家族中。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弟弟高行素诞生。抗战胜利后，其父仍留在银行里，失业后当过记者，供职于私人银行及轮船公司。尽管高行健的父亲经常失业，但生活仍旧宽裕。幼年的高行健由于体弱而由母亲进行识字教育。父亲是一名银行职员，母亲是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做过抗日剧团的演员。在母亲的影响下，高行健对戏剧、写作产生了兴趣，从小就有涂鸦的爱好。[1]
解放初期
1950年，在时为南京军区军官的高行健表伯父的邀请下，全家搬至南京。1952年，高行健就读于南京市第十中学（今南京市金陵中学），其原为教会学校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因此能够接触到许多的西方翻译来的着作。对这段时光，高行健回忆到：“我的底子是在那打下的。我的中学生活完全像是生活在梦里”。
法文之路
受家庭和外部环境影响，年轻的高行健最初的理想是做物理学家或数学家。同时由于从小爱与母亲演戏，高行健亦产生了报考戏剧学院的愿望。由于不符合导演系的报考条件，高行健只得放弃。于是，他的理想转向了作家。参观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后，由于学习氛围与高行健心中“遗世万年的文学熏陶”的想法不符，他最终决定报考外国文学或绘画。
由于从小喜爱绘画，高行健师从中国美术家协会最早一批的会员恽宗瀛先生学画素描、水彩、油画以及泥塑，并产生了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的愿望，这也得到了恽宗瀛先生的支持。但高行健听从了母亲的建议，放弃报考中央美术学院。
高考复习中，高行健反思了自己学习理工的理想，并在一个下午偶然在学校图书馆中找到了一本共产国际出版的刊物，书中所描绘的二十世纪初期的巴黎超现实主义画家和艺术家、诗人和文学家们在巴黎小酒馆里的生活深深吸引了他。因此，年仅17岁的高行健于1957年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法语专业。大学时光中，高行健主要在图书馆中度过，期间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着作及写剧本、小说。课外，他与同学组织了“海外剧社”并曾用法文演戏。
文学生涯
高行健
1962年，高行健从北外法语系毕业后，在中国国际书店从事翻译工作。
1969年与相识12年的女友结婚。两人育有一子高杭，
1970年，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期间曾到安徽宁国县港口中学任教。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返回北京，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1977年，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1979年5月，作为全程翻译，陪同巴金等中国作家访问巴黎，回国后高行健发表了《巴金在巴黎》。同年，发表中篇小说《寒夜的星辰》。
1981年，调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同年，发表评论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1982年，与铁路文工团编剧刘会远共同创作的剧作《绝对信号》，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1983年，《车站》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由于“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很快被禁演。
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1985年，在北京与雕塑家尹光中举办泥塑绘画展，开始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关注，这是高行健至今在中国大陆举办的唯一一次画展。同年，应邀赴欧洲五国（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丹麦）访问八个月，在柏林世界文化之家举办了个人画展，获得了超乎意料的成功，卖画获“巨款”四万马克，从此高行健开始了以画养文生涯，获得了更多写作上的自由。1986年，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剧作《彼岸》被禁演。
2000年，因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著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
两次婚姻
在八十年代他的大起大落中，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一位同事郭长慧。郭长慧也毕业于高行健的母校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但比高行健年轻13岁。两人同在外文局工作并于1985年结婚，高行健在同年到德国当访问学者。
1986年，高行健回到了中国，而妻子到了法国入读里尔高等新闻学校，毕业后成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文化与艺术节目的主持人。
1987年底又来到法国巴黎，并正式移民定居法国，后与妻子团聚。
1989年，第二次婚姻以失败告终。据自七十年代便与高行健一直维持着深厚友谊的大陆作家刘心武说，高行健前妻也擅法文，目前任职于法国电台，两人于八十年代末离婚，未育有子女。
定居法国
高行健
1987年，高行健应邀赴德国从事绘画创作。1988年，开始在巴黎郊区巴纽里定居，起初生活艰难。1989年，成为法国“具像批评派沙龙”成员，以后连续三年参加该沙龙在巴黎大皇宫国家美术馆的年展。1992年，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1997年，加入法国国籍。1999年，高行健的画作在巴黎参加卢浮宫第十九届国际古董与艺术双年展。
20世纪90年代期间，高行健同时以中文与法文创作。剧作如《生死界》、《夜游神》、《对话与反诘》、《周末四重奏》等。2000年10月12日，高行健小说《灵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因此成为了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瑞典文学院的颁奖理由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2002年2月25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为高行健颁发“荣誉军团骑士勋章”。2003年，法国举办“高行健年”以表彰他的成就。
2010年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高行健开玩笑地说自己“三生有幸”：“第一生在中国，第二生在法国，诺贝尔奖获奖以后，我生了一场大病，也可以说是大难不死，又有一生，我自己开玩笑说真是三生有幸。”高行健坦言，他没有想回中国的打算，他没有落叶归根的想法。他认为自己现在是世界公民，在哪里生存就在哪里生根，无处不可以生根。2013年11月，高行健在新加坡接受BBC电视台访问时说：“我已经离开中国26年，现在中国的确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我不了解，也不关心，我现在生活在欧洲，我更关心欧洲的文化。”他同时坦言，他没有看过莫言的作品。
戏剧
高行健
1、《绝对信号》（与刘会远合作），实验剧作。1982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1992年，在台湾上演。
2、《车站》，实验剧作。1983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1984年，在南斯拉夫上演；1986年，在香港由第四线剧社演出；1988年，在英国上演；1992年，在奥地利上演；1999年，在日本上演。
3、《野人》，大型剧作。1985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1988年，在德国汉堡上演；1990年，在香港上演。
4、《高行健戏剧集》，戏剧集。1985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收录了《绝对信号》、《车站》、《独白》（独角戏）、《野人》，以及现代折子戏四篇：《模彷者》、《躲雨》、《行路难》、《喀巴拉山口》。
5、《彼岸》，实验剧作。1986年，在北京文学刊物《十月》发表；1990年，在台湾上演；1994年，瑞典皇家歌剧院出版瑞典文版剧作选《彼岸》，译者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95年，香港演艺学院，高行健执导。
6、《躲雨》，1987年，在瑞典上演。
7、《冥城》，舞剧。1988年，在香港上演。
8、《声声慢变奏》，舞剧。1989年，在美国上演。
9、《逃亡》，剧作。1990年，在《今天》第一期发表；1990年，在瑞典皇家歌剧院首演；1992年，在德国、波兰上演；1994年，在法国上演；1997年，在日本、贝宁和科特迪瓦上演。
10、《生死界》，剧作。1991年，在《今天》第二期发表；1992年，由法国文化部赞助，在巴黎圆环剧院首演，后参加“阿维农戏剧节”；1994年，分别在澳大利亚悉尼、意大利“当代世界戏剧节”上演，高行健执导；1996年，在波兰上演；同年，在美国上演，高行健执导。
11、《山海经传》。1992年，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12、《对话与反诘》，剧作。1992年，在《今天》第二期发表，法文版也同时发表；同年，在奥地利维也纳首演，高行健执导；1995年，在巴黎莫里哀剧院上演，高行健执导；1999年，在巴黎再度上演，高行健执导。
13、《周未四重奏》，剧作。1996年，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14、《夜游神》。1999年，在法国阿维农戏剧节首演。
15、《八月雪》，现代禅剧、京剧。2000年，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2002年12月19日，在台北首演。
《高行健戏剧六种》，1995年，由台湾帝教出版社出版。
小说
1981年版《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封面
1、《灵山》，长篇小说。1990年，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1992年，瑞典文版出版，译者马悦然。1995年，法文版出版，译者杜特莱（Dutrait）。2000年，英文版出版，译者陈顺妍（Mabell Lee）。
2、《一个人的圣经》，长篇小说。1999年，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2000年，法文版出版，译者为杜特莱。
3、《给我老爷买鱼竿》，小说集。1989年，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
4、《有只鸽子叫红唇儿》，中短篇小说集。1984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寒夜的星辰》。
论著
1.《没有主义》，文艺论文集。1996年，由香港天地图地公司出版。
2.《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文艺论着。1981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3.《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戏剧论文集。1988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4.《高行健·2000年文库－当代中国文库精读》。1999年，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
电影
《侧影或影子》（Silhouette / Shadow），2008年上映。
野性色彩
高行健作品够把理论思考与创作实践完整地融合在一起，使其作品不会像其他作品那样空洞，而是有了坚实的根基。叙述的作品、交流的作品、趣味的作品、复调的作品、动作的作品和完全的作品，这六种作品形态是高行健所追求的。这六种作品形态被众多的学者依照不同的角度作了探讨和研究，恰恰相反，关于高行健的作品在中国却很少有人问津，原因是高行健的作品大多阐述的是民间的文化，比如原始野性面具以及民俗等特质。在研究高行健作品观念的过程中，这并不是一个多余的话题，反而更能展现高行健作品观念的先锋性意义，野性思维的产物即为“野性文化”。
在笔者看来，我们可以说，高行健追求的是纯粹的精神状态与野性的思维方式，而不是高行健提倡的是野性文化形态本身，高行健这种对野性文化的追求直接体现在他的作品《野人》中，我们通常将“未驯化状态的思维”称为野性思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濒临灭绝。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依然在相对受到保护的地区存在着这种野性的思维，如艺术。未被训化的野性思维也越来越被重视，而且被当做活跃我们艺术思维的方式#针对野性思维和野性文化，专家学者通常会认为:野性文化是一种藏污纳垢的文化，而野性思维则是一种相对落后的思维，混淆不清的思维#但是学者高行健却不那样认为，他一直坚持:野性文化是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一种艺术，在现代作品的形式或是观念中，都存在着野性文化的影子。高行健一直希望这些“种子”在现代的作品中能够生存甚至繁衍。
荒诞艺术
高行健的创作跨越戏剧艺术和小说创作两个领域，在他塑造的众多角色中，人们似乎很难找寻到传统意义上的人物特征，呈现在观众和读者面前的人物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他总是刻意淡化小说人物”角色的具体形象，所有的人物似乎都是带着面具在行进，就高行健创作的作品而言，任何一种人称都不具备绝对的领导地位。无论是第一人称的“我”还是第二人称的“你”在文学作品中拥有着同等的角色设定。在他看来，“这将丰富小说叙述语言的手段，并且突破小说创作中那些固定的结构和章法，增强语言艺术的表现能力”在小说《灵山》中，高行健虽然保留了主人公“我”的重要地位。
但是对于读者而言，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明确，既没有准确的性格塑造，也缺乏内心情感的细致刻画，他所发挥的作用只是穿插在多个叙事线索与多个故事之间。在看似松散的多个角色中闪耀的是共通的“我”，“他基本上是散文体的书写方法，而且是用一种极端冷静的态度，各种文体交错使用，没有连贯性的人物和故事，结构十分复杂。第一人称的我和第二人称的“你”是同一个个体，后者是前者的投射和精神的异化，第三人称的“他”又是对第一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
游移风格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很早就有所谓“风格即人”的古老命题。法国学者布封也曾明确提出“风格即人”的观点。当读者试图在高行健的小说中寻觅“风格”的踪迹以及从中解读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时，则往往陷入到现实的迷茫之中。对于读者而言，高行健塑造的“风格型人物”并不是一种具有共同审美特征的艺术类型，更多的是为了他的“先锋艺术”和“荒诞”戏剧服务的。正是在高行健小说中所塑造的非传统化人物身上，读者感受到了游移于不同小说文本的“风格型人物"在他们的身上，有三个审美特征是需要引起读者重视的。首先，所有的人物都不具备明确的形象特征，作者也力图淡化人物形象的塑造;其次，人物角色多数情况下拥有不同形态的“分身”，只有将多个不同人称对应的人物组合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小说人物;最后，这些人物的言语都无助于读者理解小说，仅仅是作为穿插的桥梁而已。之所以会采用这样的艺术表现手法，是与高行健本人对文学创作的认识分不开的。
在他看来，西方文学的现代主义创作风格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文学模式，尤其是尼采提出“上帝已死”后，否定自我、否定传统、否定理性成为西方文学最为重要的特征。中国文学自“五四”以来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也曾尝试着改变传统的文学创作模式，塑造出更接近于人的真实状态的文学作品。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无疑成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主义的阻碍，而高行健所塑造的宽泛意义层面的“风格型人物”在荡涤传统人物塑造模式的基础上，力图还原文学的本来状态，淡化意识形态的讨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空灵参悟
高行健的小说《灵山》突破了“说什么”与“怎么说”的限制，尝试在“小说”这一文类中融入听觉因素，通过问答形式的转变、独白对白的交又、语速节奏的变化，赋予小说以“音乐性”，树立了一种新的长篇小说的叙述结构"高行健广泛借鉴了中国传统诗学的表达方式，深受《庄子》、《金刚经》、禅宗和各类民间文学形态的影响，并大量引入西方现代派的艺术表现形式，从而打破了“刁、说”、“戏剧”、“散文”和“诗歌”等文类的界限，据此寻找到了一种表达流动不居的现代精神的方法"高行健试图通过文本的音乐形式，将这个分裂的世界、分裂的自我弥合。
用“音乐性”的结构引导“自我”回归主体"《灵山》的音乐结构的核心是“流动性”"这股“流动性”的力量，既来源于语言、节奏在推进过程中的逻辑力量，也来自于《道德经》中所谓“上善若水”的理念"他对“声音”的追求，让其回到“文学”本身，将“说”表现为一种“敞开”的状态，在语言可及处，充分使用语言，在语言不可及处，通过动作、声音，甚至“空白”，与语言达成和解，既摆脱了“语言”的束缚，又使自身免于陷入“破执”的执着"这一追求，使他达到“悟入”的境界，进而穿透语言文字形式，在本体论层面上进入人的生存状态，从而实现“明心见性”"高行健借由“声音”、“音乐”，在《灵山》中营造了“空寂”的氛围，排除了二元的思维障碍，取消了“说”与“听”的界限，以“回声”的形式“说给自己听”，为“自我”的言说赢得空间"总体而言，高行健找到了一种表达流动的现代精神的方式，他使文学回到“文”的本身，通过“说”，打破“语言”的单纯的工具属性，拓展了汉语的表达功能，将语言形式上升为叙述核心，用“音乐性”建构起一个空寂的“灵山”世界，在语言的流动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参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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