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杨春霞的人气一点不亚于“超女”。她在京剧样板戏《杜鹃山》中塑造的党代表——柯湘，红遍大江南北，《家住安源》、《黄莲苦胆》、《乱云飞》等经典

      唱段更是脍炙人口、经久不衰。在那个年代，柯湘的剧照、宣传画挂满了大街小巷，连她那发脚略带弯曲的短发，也被人们追捧模仿，“柯湘头”风靡了一个时代。

人生的美丽和动人，往往在绚烂之后归于平淡。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春霞，如今已退居幕后，在一 套近300平米的连体 别墅里，过着四代同堂的生活。

      杨春霞是上海人，当年上海戏校毕业后没多久，就被《杜鹃山》剧组挑选到北京演柯湘，从此在北京一待就是几十年。如今，她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在上海过。

      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杨春霞如今过着上侍奉长辈、下享受儿孙天伦之乐的普通人生活，但在她的一举一动间，却还依稀透露着当年的明星风采，还梳着那个标志性的短发，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从前《杜鹃山》里的柯湘。

当时，正在上海家中午睡的杨春霞接到通知——上北京。当时杨春霞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匆匆忙忙、糊里糊涂地离开了家，来到北京京剧团。随后，杨春霞被告知要出演《杜鹃山》中的“柯湘”一角，“我当时心里可以说是既兴奋又忐忑不安，兴奋的是北京京剧团要排演的大戏，居然要我演女主角;不安的是对于能否完成这样的一个重任，我的心里实在是没底”。

     北京的京剧界一向人才济济，却要千里迢迢从上海找来一位演员扮演“柯湘”，同行之间一定会有一点不服气。杨春霞的心里也在打鼓，她觉得她的经历和柯湘这个人物实在是差得太远了。背负着这样巨大的压力，杨春霞开始狠心苦练。

为了更好地揣摩这个角色，杨春霞“有时候走着走着路，就摆个党代表的姿势，自己都意识不到，经常吓别人一跳。”杨春霞说，她甚至在洗衣服的时候，都不忘哼唱戏词。有一次，杨春霞又“忘我”地边洗衣服边唱戏，被剧团一个司机看到了。由于当时杨春霞刚到北京，那位司机也不认识她。司机逢人便说，他住的楼里，来了个神经不正常的人，边洗衣服边摇头晃脑，嘴巴里也不知道在嘟囔着什么。当得知那个“神经病”就是新来演柯湘的演员后，司机大惊失色。

       1973年，经过一年多锤炼的《杜鹃山》终于问世。杨春霞唱功到位，扮相优美，《杜鹃山》一夜走红，她也第一次体会到了做明星的滋味。

那时候，出名后的杨春霞一走到大街上，立刻就会被人认出来，“一个，两个，三个，一会儿我就被一堆人围观”。为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杨春霞特意买了一副大框的平光镜戴着，希望不会再被认出。“就和现在的明星戴墨镜一样，我们那时只有平光镜。但当我穿着那身行头去买东西的时候，还是被售货员认出来了。于是，东西也不卖了，她开始盘问我诸如年龄及演戏的话题，弄得我哭笑不得。”　一次，杨春霞和唱粤剧的艺术家红线女，一起去向总理敬酒。“在问候完总理和敬酒完毕后，我一回头才发现文艺界的很多人都站起来想去跟总理敬酒，但是都被拦了下来。”

       “文革”结束后，由于样板戏的关系，杨春霞有大约3年的时间，没有上过舞台。

1979年，杨春霞重返舞台。告别了样板戏的她，重新温习传统剧目中才子佳人的情调，先后出现在 《凤还巢》、《游园惊梦》、《四郎探母》等传统戏中。2002年，上海昆剧团重新排演《桃花扇》，采用京昆合演的形式，特别邀请杨春霞饰演剧中人物李香君。

      上海声像出版社为她出版一辑个人唱腔精粹，专辑里既有传统骨子老戏，也有现代戏;唱唱《大登殿》、《宇宙锋》、《凤还巢》后，再唱唱《家住安源》、《黄连苦胆味难分》、《乱云飞》，恍若穿越时空隧道。不管如何，我的生活中根本离不开京剧。

        近日某知名博主晒出了一组《西游记》中“白骨精”的扮演者杨春霞的近照。

如今的杨春霞一头黑色短发，虽然已经73岁了，但是依然精神熠熠，依旧十分有气质。网友还夸赞杨春霞保养得宜，皮肤白皙：“皮肤太好了，一点也不像七十多岁的人，很想知道她是怎么保养的，她简直就像五十多少的人！”

      杨春霞早已退居幕后了，一家四代同堂，生活得开心快乐。

      杨春霞老师多年来从不允许别人和她提及她参演西游记的事情，对于我们西游记迷来说她扮演白骨精很成功，但是对她自己作为一个京剧表演艺术家来说，参演西游记不是一段好的回忆，所以就我自己所知，已经有至少三个节目邀请过她，但她坚决回绝。

 西游记导演杨导在挑选角色时，想起了《杜鹃山》里的出演柯湘的杨春霞。杨老师当年号称上海第一旦，其唱腔得言慧珠先生真传，是很多50、60后的时代偶像。但是劝说过程一波三折，导演刚开始说出自己的目的时，杨老师很不高兴；后来通过副导演王小颖对剧本人物的各种解说，杨老师终于表示了理解，不过却开出了个让导演左右为难的条件——演完白骨精之后，她还要演女儿国国王。这一点杨导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但开拍在即，却不能犹豫，于是她连哄带骗的把杨老师带进了组；1986年拍摄《趣经女儿国》的时候，导演食言了，从此二杨不碰头。

深入人心的艺术形象——柯湘

1996年，当杨春震随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第一次来到广西的百色地区，许多来自深山老林、从未谋面的男女老幼却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眼就认出她来，奔走相告：“柯湘来了，柯湘来了。”原来，许多位“老广西”虽然知道她的本名叫春霞，但当时脑子里想到的却还是她在《杜鹃山》中扮演的大义凛然，解民于倒悬的共产党员柯湘。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管她走到什么地方，人们总是向她投来崇敬的目光，认为她就是柯湘的化身。

     就在“《杜鹃山》热”已经过去10多年后的1997年冬天，杨春霞走进了《北京晚报》开设的文化热线电话室。尽管她比预先规定的时间提前了10分钟，迫不及待的读者还是在她进门之前就拨通了电话：

“喂，您是杨春霞吗?我今天给您打电话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告诉您，我永远是您的忠实观众……”

“喂，您就是杨舂霞?听到您的声音，太高兴了。感谢您到文化热线。我就是想在电话中直接向您问个好!”

“春霞同志，您身体好吗，听说您也受到了不少委屈，我们都为您打抱不平，您可要保重身体呀”

“您是杨春霞?能跟您通话，我感到特别荣幸……”

 电话一个接一个，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杨春霞拿话筒的左手又酸又疼，又换右手来拿话筒，就这样不知道反复换过多少次手。电话中那一句句滚烫的嘘寒问暖的话使杨春霞激动得满脸通红，面对普通的观众，面对着炽热的感情，她被深深感动了。她只有说不尽的“谢谢!”按理说，杨春霞已经快20年没有演出过《杜鹃山》全剧了，观众却是如此地念念不忘。那天的大街上又是刺骨的寒凤，可杨春霞的“热线”竟然“滚烫”了两个多小时仍然欲罢不能。

不久，她又接到来自第二故乡上海的邀请，那是她35年前搞“四清”工作的原浦东北蔡公社金星大队的农民，特邀她旧地重游，看看改革开放的新浦东。到了那里，好似接待国宾般的礼遇和迎接亲人般的盛情款待，使她受宠若惊。而更遥远，更陌生的新疆克里木油田对她的火热真情和一见如故的亲情，则使她更深刻地体会到“柯湘”已经将她与全国亿万观众联在一起，真可谓“相逢何必曾相识，天下谁人不识君”。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她为演出的服装道具发愁的时候，来自关外的京剧爱好者、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同志主动为她制作了演出急需的服装道具……他们不为别的，仅仅就是因为看过她演出的《杜鹃山》。他们曾经被她扮演的，救民于水火的共产党员柯湘所感动，同样她也生活在这种感动之中。艺术的穿透力竟然在20多年的时间隧道里显得如此坚韧和强劲，这是杨春霞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而使杨春霞不解的是，她主演的这出反映中国革命的现代京剧也会在异国他乡引起深远的影响。那是一封来自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观众，寄给“上海京剧院杨春霞”的来信，是一封不知辗转了多少个地方，贴上了不知多少张退信通知单的信，竟然遇到了无数的热心邮递员，奇迹般地辗转投递到了杨春霞在北京的住所。写信的是一位名叫仓崎小百合的日本姑娘。她仅仅是幼年时在上海看到过一次杨春霞主演的《杜鹃山》，便一见钟情，一往情深。信中那带着日本姑娘纯真感情的语言使杨春霞大为动情。为了不辜负日本姑娘的一片真情，她便根据姑娘的要求，寄给她两张照片：一张剧照，一张便照，还附上通讯地址。见到复信和照片的小百合感到自己在梦中一般，欣喜若狂，竟然远渡重洋，从日本东京来到了北京，要亲眼目睹她心中的偶像，亲眼看到她虔诚崇拜的巾帼英雄。她的行装很简单，可是为给她心中神圣的偶像送上她以为是最美好的礼物——一个身着日本和服的妇女形象的绢人，她几乎不堪重负。来到杨春霞的寓所，小百合为她心中最美的艺术家住在如此简陋的地方，感到不理解。第二年，小百合随家人来上海之便，亲手将一台录像机送到杨春霞的手里，其意义早已超过了录像机的本身，这是小姑娘那超越国界的真挚感情的具体体现。古人说俞伯牙弹琴，得知音钟子期一人足矣。杨春霞塑造的柯湘形象，却受到全国乃至海外如此众多的观众青睐。这样的回报更为珍贵。

      杨春霞1943年2月出生于宁波。11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跨人了艺术之门。 1954年，一个要好的小学同学悄悄地对她说：“我想去报考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即上海市戏曲学校前身)，你说行吗?”

“有什么不行，你喜欢就去嘛。”性格爽快的杨春霞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同学说：“我有点儿害怕，咱们一起去报名可以吧?”

“这点儿小事算什么，我跟你去．走吧。”杨春霞就这样与她的同学一块儿来到了位于上海华山路的昆剧演员训练班。那负责报名的老师抬头看看她，以为她也是来考试的。就问她姓名、地址、年龄等等，也就在报名表上写上了她的名字。她那同学很高兴杨春霞能陪着她一起参加考试。杨春霞一看考官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报名表上，也挺有意思，为寻开心就对那同学说：”好啊，我这可是舍命陪君子啦。”

 一个星期以后，杨春霞又与那同学一起来到华山路应考。她们还不知道杨春霞考的是什么学校，学的是什么专业，更不知道昆曲为何物。进入考场后，考官依次询问她的各方面情况，因为她是“陪绑”来的，所以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回答问题也是轻松大方，坦然自若。她清楚记得，考官问她会不会唱戏，她说不会。问她会不会唱歌，她就大大方方地唱了一首歌，自我感觉比平时唱得还好。最后是要她做一个小品，题目是：“疯子追你怎么办?” 考官说，做小品就是要她表演一段故事，要有情节，要真实，还要让人看明白。她想了想，突然想起前几个月，她在路上看到一只小狗，挺好玩，就去逗那狗寻开心。不料，那狗给逗急了，狂吠一声就扑了过来，一口咬住她的腿。她吓坏了，一声惊叫，那狗一松口，她不顾一切地转身就跑，那狗就追，她拼命跑，狗就拼命追，直到那狗主人出来把狗拦住……所以至今她的腿还有那次淘气时被狗咬的“烙印”呢。

 她略加思考，就把那天逗狗的情节演变成一个与神经失常的人的故事：她煞有介事地搬过一把椅子．当做是一个疯子坐在那里，然后从另一个方向慢条斯理、若无其事地走过来，突然．她发现了一个疯子坐在路边的椅子上，行动非常怪异，就注意观察起来，看了一会儿，然后就学起那傻子的动作。傻子抹鼻涕，她也抹鼻涕；傻子咧着大嘴傻笑，她也咧着大嘴傻笑；傻子在那里怪叫，她也学着怪叫；傻子发怒了，她也像那傻子一样佯装发怒的样子。突然她真的害怕了，因为那傻子真的被她激怒了。她睁大了眼睛以惊恐的目光往后退着，搪塞着，最后竟害怕哭起来了，跑了……

 想不到，她的小品竟然意外地得到考场老师的阵阵笑声，一位主考教师摸着她的头说：“这小姑娘的眼睛不但长得又大又水灵，使她会用眼睛说话，是个唱戏的好材料。”可能就因为她的这个小品，使她顺利通过了初试。复试结果更是出乎预料，她那个主动要求报考戏校的同学名落孙山，本来是“舍命陪君子”的杨春霞却是榜上有名。从此，她这个普通工人的孩子，一个年仅11岁的宁波籍姑娘就开始跟著名的南方昆曲前辈朱传茗等学起了《定情赐盒》、《春香闹学》、《游园惊梦》、《贩马记》、《琴挑》等一出又一出昆剧。只有到这个时候，她才知道她学的是昆剧，是一种起源于上海附近昆山的，用笛子伴奏的剧种。要学昆剧，一上课就要拍曲，不过，老师不拍曲，她的大眼睛总是睁得大大的，水灵灵的，只要老师吹起笛子拍起曲来，她随着那一板三眼的节拍，唱着“小春香……”眼睛就越睁越小，不一会儿就眯起成了一条线，昏昏欲睡了。尽管朱老师对他的这些学生都格外关照，甚至从家中带来糖果，夏天到大街上给她们买来棒冰、汽水，哄着她们学习，看见杨春霞上课快要睡着了就给她讲故事，说笑话：她虽然明白朱老师的苦口婆心，从心里感谢老师的循循善诱，也知道自己这样不用心很对不起朱老师，尽量克服自己上课一拍曲就打瞌睡，下课贪玩不用功的毛病，然而；无论如何却一直不能对昆剧产生兴趣，更淡不上自觉自愿地学习了。

不过，朱老师并不着急，总是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和蔼可亲地教她如何通过反切的方式来使吐字发声清晰准确；如何通过唱之、舞之，来表达《长生殿》中杨玉环的一片痴情……为诱导她学习昆剧的热情，当她刚刚有些起色，就及时地让她登台彩排了她学的开蒙戏《长生殿·定情赐盒》。那天，当她戴上满头的珠宝和绣花的艳丽服装，在乐队的伴奏下，花枝招展地登上舞台载歌载舞时，当她看到无数双惊奇和羡慕的眼光都在台下关注着她的表演时，她的心里也确实是美滋滋的。彩排后，许多老师和同学都夸奖她，有的说她扮相美，有的说她眼睛有神，有的说她演得庄重典雅，真像个雍容华贵的杨贵妃。无疑，这使她小小的年纪，虚荣心得到很大的满足，使她开始从兴趣中逐渐感受到昆剧的温文尔雅，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艺术那诱人的神韵。

她就是这样在朱传茗先生口传心授的悉心培育中，走向中华民族最高雅的戏曲艺术殿堂，成为上海市戏曲学校昆剧班一位很有发展前途的好苗子。从此，她从一个爱玩、爱打瞌睡的小姑娘，变成校园中一位曲不离口的好学生。后来当她成了名演员，也开始教学生时，不由得回忆起朱传茗先生把她从一拍曲就打瞌睡，到她逐渐领悟到昆剧艺术的奥妙并爱上了昆剧艺术的这段往事，她感慨地说：“我现在教学生，教两遍还不会，心就烦躁起来了，也教不下去了。想起我考入戏校后，朱老师是那样诲人不借，我一时对昆曲不能接受，朱老师不但不生气，还千方百计地诱导我，看到我有一些进步就马上鼓励我，是那么耐心地，手把手地把我引入昆剧艺术的大门。将心比心，朱老师为我的学业付出了多少心血呀!朱教师能把我培育成才真是不容易啊。”

 不久，上海市戏曲学校迁徙到文化广场。她的学习也逐渐走上了正轨。当时上海最有名的两位艺术家言慧珠、俞振飞要率领中国艺术团赴西欧演出，他们的朱传茗老师也要一起出国参加演出。这时戏校负责人为了不使杨春霞和华文漪、王英姿、张洵彭、王君惠等5个朱老师的学生缺课，把她们暂时安排到京剧班杨畹农老师的课堂学习梅派戏《凤还巢》、《祭塔》、《法门寺》等等。杨老师素有“重庆梅兰芳”之称，舞台经验和艺术造诣非同一般。因此，具有比较扎实的昆曲基础的杨春霞在杨老师的精心调教下，真是如鱼得水，显示出非凡的天赋。梅兰芳大师的高足，当时戏校的副校长言慧珠出访西欧回国来后，看了杨春霞在《凤还巢》中的表演，见她那亭亭玉立的身材，圆亮清脆的嗓音，庄重的台风，大青衣的气质，细腻的表演，真是喜不自禁。这位言校长一锤定音，就把杨春霞正式由昆剧班调入京剧班学习，还亲自为她辅导《凤还巢》和《宇宙锋》等梅派戏。按戏班的说法，京剧脱胎于昆剧和梆子，因此具有昆剧和梆子扎实基础的学生再学京剧，必然事半功倍。所以她在京剧舞台上显得更是游刃有余。

      那时，幸运之神真是要把杨春霞给宠坏了，在温和的春天里她就像一朵在阳光雨露下的花朵，尽展芳姿。

1964年，杨春霞来到北京，亲眼目睹她景仰已久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并有幸为梅大师主演的电影艺术片《游园惊梦》配演花神。在试拍的过程中由她充当梅大师的替身，扮演剧中的杜丽娘；她的同学蔡瑶铣充当言慧珠老师的替身，扮演春香。这使她有机会亲耳聆听到了大师的教诲，亲眼看到大师通过唱、念、做、舞，塑造人物时不断修改提炼的过程和高超神奇的表演手法，尤其是她看到梅大师把昆剧中边唱边舞，歌舞一体的程式套路演变成似有形又无形的样子，给她留下极其探刻的印象，使她终生受益。至今仍在不断地领悟中体会梅大师那出神人化的表演奥秘，不断地从中汲取营养。后来她还在观摩当年梅大师的影片中又总结出新的收获：她说，昆剧的歌与舞讲究节奏的一致，唱腔与动作一致，内心体验与外部体现一致．形与意要一致。无疑，梅大师都做得恰如其分，而他的高深还不只于此，更使杨春霞感到望尘莫及的是她感到大师的外部体现既是舞蹈动作，又与生活动作没有什么差异；说是生活动作，又富有舞蹈动作的韵律和体现人物思想灵魂的意境。

 应该说，她从实际感受梅兰芳，学习领悟梅兰芳，到对梅兰芳的新发现，新收获，说明她对梅派艺术的学习探索正在走向新的飞跃，也说明她更加走近了梅兰芳。在她受到梅大师艺术启迪的同时，也感受到梅大师的谦逊美德和人格魅力。那是一次在摄影棚，她与蔡瑶铣两个替身在为梅大师和言慧珠走位置、对镜头的时候，她的一个动作刚做完，梅大师突然站起来说：“小姑娘，你刚才这个动作很好，请你再来一遍，让我看看，学习学习好吗’”啊，大师要向我这个戏校学生学习? 尽管梅大师的话说得很自然，很平常，却使她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撞击，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受到大师的如此夸赞，她除了异常兴奋外，真正感受到梅兰芳的思想境界真是与众不同，真不愧为梅兰芳呀！

         不久，她以上海青年京昆艺术团十大头牌之一的名义，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赴香港演出的京昆剧团，在港岛新光剧院演出旗开得胜，一炮而红。尤其是她与华文漪 、王君惠、王芝泉分别扮演四个白素贞，同台演出《白蛇传》，和她主演的《杨门女将》，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响。她主演的《断桥》一折更是精彩异常。有报道说“只听杨春霞在斥责许仙的—段西皮二六转快板的唱腔就值这一张票的钱”。有的报道说“她扮相美，身段好，嗓子天生就挂味儿”。由于她在香港引起反响最为热烈，载誉归来回到上海后，观众也对她另眼看待了，连《上海戏剧》杂志也破例把她演出的剧照刊登在封面上，从而名气越来越大。

 也许正是她赴香港演出的成功，很快她又作为中国艺术团的主要演员之一，与杜近芳、张美娟、陈爱莲、崔美善、刘德海等全国著名的青年艺术家一道赴西欧六国访问演出达半年之久。她主演的《拾玉镯》倾倒了无数金发碧眼的外国观众。她通过喂小鸡，数小鸡，做针黹，理针线和拾玉镯、戴玉镯等等细腻的表演，把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那青春的躁动和羞涩的心理特征刻画得真真切切，呼之欲出，使那些西方观众无法理解她的表演为何如此神奇，如此真实。她演出的《拾玉镯》，走一处，红一处，走一国，红一国。到法国巴黎后，艺术团特意安排她在记者招待会上表演《拾玉镯》的片段，借以介绍京剧写意性的表演特征。结果，许多记者为她的表演瞠目结舌，惊叹不已。还没有正式演出，京剧的神奇已经在巴黎的舆论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一场演出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连续演出一个多月仍然欲罢不能。确实，她在这次出访的艺术团中，年龄是最小的，表现却毫不逊色，和许多全国知名的艺术家一样，为祖国，为我们的京剧艺术赢得了荣誉。

 到欧洲演出，对她来说是幸运的，而出国前在北京集训的半年，到北京观摩学习，对她来说更是难得的机遇。她曾利用在北京的机会多次到她崇敬的张君秋大师的家中求教，张先生倾囊传艺、诲人不倦的美德和亲自传授的《望江亭》和《西厢记》等戏，都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为领悟艺术大师的风韵，她清楚记得，由于没有买到戏票，就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舞台上面高高的灯架子上看了一场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四位大师联合演出的《赵氏孤儿》，尽管没有能从正面看到前辈的表演，但是看得聚精会神，回忆起来也是津津有味的。那年，在齐英才和张美娟两位上海京剧名家的带领下，她还到东总布胡同去看望李少春先生，使她从这位大师那里学习到许多演戏的道理。她还记得，在北京圆恩寺剧场，她看到马连良和张君秋大师最后的合作剧目《年年有余》，马先生那质朴潇洒的表演和张先生编创的那段成套的西皮唱腔使她至今记忆犹新。

 正是在北京、上海两地艺术大家的熏陶下，在将近十年的艺术生涯中，通过一场场演出，一次次出访，一回回观摩，她的眼界开阔了，艺术的积累增加了，她的表演水平也就明显地提高了，不但在上海、北京、香港，就是在欧洲都小有名气了。从欧洲访问演出归来不久，她就主演了一出新编的现代京剧《飒爽英姿》，她扮演的巧姑连长确实是飒爽英姿，上海戏迷赞不绝口，说她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好演员。接着她排演了现代京剧《红灯记》和《海港》等。

       可以想象，杨春霞当时的身边、到处是羡慕的目光，如果她的艺术道路就这样走下去该多么美好啊!不料，“文革”开始了，本来立志要为艺术奉献青春的杨春霞眼看剧团瘫痪，自己的抱负化为泡影，情绪非常低沉。这时，原本与她情投意合的戏校同窗，后在上海京剧院乐队工作的琴师林鑫涛，与她走到了一起，结成了终身伴侣。

《杜鹃山》幕前幕后的故事

就在她整天相夫教子，忙碌自己的小家庭时，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她就被“紧急指示”糊里糊涂地上调到了举目无亲的北京。第二天到了北京，她仍然不知道她到底是干什么来的。当她得知她即将要在新改编的“样板戏”《杜鹃山》中扮演主要角色柯湘时，她和所有演员一样为进入“样板团”，排演“样板戏”感到兴奋，更为自己终于学有所用而欣喜若狂。因为，这不仅在艺术上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在当时全国绝大多数的京剧演员都被取消演出资格，无所事事的情况下，她能主演这样的大戏，岂不是千载难逢的好事，更何况在那极其紧张的政治空气中，那身“样板服”也是千金难买的”护身符”，这恐怕是今天的青年人所无法理解的。

 不过，她至今认为，在排练《杜鹃山》期间，能够与许多全国知名的艺术家在一起进行艺术创作，确实是她艺术生涯中一段最好的季节。与许多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作品一样，越是看着优美、轻快、流畅，她的背后越是充满了艰辛的创作和非凡的劳动。为了塑造柯湘这个巾帼英雄的艺术形象，给观众留下隽永的回忆，她付出的努力也是常人想不到的。仅仅为了柯湘的第一次出场亮相，她和她的同行们研究了一个又一个方案，推翻了一个又一个设想。为体现共产党员柯湘身陷囹圄后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她向许多同行与前辈请教，从许多旧戏中进行借鉴，向各兄弟剧种学习。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跳不出传统戏《锁五龙》、《战太平》的模式。最后，剧组又从上海请来了著名的武生演员小王桂卿先生。这位王先生与他的父亲老王桂卿是上海滩的武生世家，不但在武打技巧方面有许多绝恬，在所谓的海派艺术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小王桂卿更是有心之人，不但武生戏演绝了，对麒派老生的戏也竟然达到几可乱真的程度。而杨春霞通过这次对柯湘出场的动作设计，则对这位武生前辈的艺术造诣有了切实的领教。诚然，设计出柯湘押赴刑场这段戏的动作，对于一位老艺术家来说并不是很难的，难的是要设计得与众不同，而且是设计出全国第一流水平的动作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她亲眼看到小王桂卿先生一连十几天都闷在练功棚里对着镜子走身段，研究造型，才设计出今天我们在舞台上和电影中看到的那个出场亮相。为了使这个戏遵循京剧艺术“有声必歌，无动不舞”的规律进行创作，小王桂卿又为柯湘与押解她的8个匪兵在每句唱腔中设计出不同的舞蹈动作和艺术造型。尤其是手铐和铐链的运用都比传统戏的《战太平》、《武松打店》等有很大丰富和发展，有些同行受传统戏的束缚，总是把铐链放在身体前面做文章，小王桂卿却用铐链做出“苏秦背剑”、“单手擎天”或翻腕拧镣铐等动作，加大了动作的幅度，使柯湘的形象也更加高大挺拔。这些创造在京剧史上都是永远不该抹杀的。

 凡是多少了解一些京剧旦角的观众都知道从古代的杨贵妃、红娘到现代的柯湘的差距有多大．可以说从脚步到一举一动都没有一点接近的地方。要表现古典妇女，总是要做到娇、柔、俏、媚，可是这四个宇对柯湘却一点也不合适，杨春震知道，对柯湘形象的定位，既要体现革命者的博大胸襟与昂扬斗志，又不能失去女性的温柔与贤淑。那么杨春霞又是怎样完成这一个跨越的呢?对此，她尤其感谢小王桂卿老师对她的点拨。王老师首先从跑圆场人手。既不能采用旦角的小碎步圆场，又不能采用武生的压步圆场，她一遍又一遍的琢磨，尽量把步子放开，尽量把动作加大，然而，尽管她放开了脚步，依然扭扭捏捏，缺乏现代英雄的本色，为此，她陷入了苦恼。小王桂卿老师在研究了她的圆场以后，发现她只是放大了脚步的旦角圆场，仍然没有脱离旦角缩腹，提胸和夹腿跑圆场的基本要领，因此要求她必须把缩腹提胸改成“肚子朝天”的感觉，把夹腿跑动改为向外撇脚，类似四方步的感觉才能纠正过来。她经过认真的领悟，并在训练中不断地按王老师的要求去体会，终于找到了那种现代英雄女性英姿勃发的感觉，使她扮演的柯湘一出场就让观众在俊秀中感到几分刚毅，在温和贤淑的仪态中感到几分豪爽。

为了在《杜鹃山》中创造一种押韵式的诗歌体念白，要念得既是京白、又有韵白味道的念白，当时的要求是不能有传统戏小姐、丫鬟的痕迹，也不能像话剧的舞台腔。杨春霞请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的话剧演员朱琳和刁光覃老师亲临指导。不但是字斟句酌，还要挖掘、分析每句台词后面的潜台词，就是一个感叹的虚字音，也要有明确的内心视象，使一个“啊……”顺畅的地方，都是演员辛苦的地方。比如柯湘的两句很普通的台词：“风里来，雨里走，终年劳累何所有。”按一般念法，它的逻辑重音是在“来”、“走”、“何”、“有”，她经过自己的反复体会，才改成现在的样子，强调“风雨”的意境，所以改变逻辑重音，注意渲染风和雨的艰难困苦。在剧中的杜小山听说他的奶奶被敌人抓去．经温其久的挑唆，要贸然下山去救奶奶时，而柯湘眼看杜小山要白白送死，便一再阻拦，这时柯湘的台词只有三次呼唤“小山”，直到小山由执迷不悟到幡然醒悟。这三句“小山”，仅仅六个字，不但要有层次、有感情，还要有振聋发聩、扭转全局的力量。为此，杨春霞在每一句“小山”的念白中融注了复杂而深刻的内心独白，使这三句呼喊惊天地、泣鬼神，催人泪下。如果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剧情中去，用自己的心去进行准确的体验，反复的训练，要达到如此舞台效果是根本不可能的。大约在20年后，当电视台采访一位参加排练的话剧演员时，她感慨地说：“杨春霞在每一句台词中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斟酌，然而她还要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唱腔、动作、武打中去，还要受到锣经和音乐伴奏的制约。特别艰难的是她演唱用小嗓，也就是假嗓，念白用大嗓，两种噪音历来都是相互干扰的，她却能自如地变化，不下一番功夫是不可能的。太难了，排这样一出戏，就是不死也要脱层皮呀。”

更叫人感动的还是唱腔这一关。为了塑造唱腔旋律中的音乐形象，她一天到晚都是曲不离口，倾注了大量心血。她当时住在“样板团”的公寓里，每天要到锅炉房去洗那被汗水浸透的衣服。有个工人师傅看她一边洗衣服一边哼唱腔，手里拿着一件衣服翻来覆去地洗呀，揉呀，搓呀，一直洗了一个多小时，眼睛却直直看着墙壁，始终没有看一眼衣服。那位工人非常纳闷，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以为她有什么心事想不开。一连几天都是如此，那工人就断定她是神经病患者，关切地问她有什么事情想不开，摆出一副开导她的架势。她先是一愣，当她明白那工人的意思后，想到自己只顾琢磨唱腔，忘记周围的环境，便止不住地大笑起来，随后一再向那位工人表示谢意。所以杨春霞认为，不管“四人帮”当时利用“样戏”搞什么政治图谋，就戏的本身来说，那是许多艺术家智慧和汗水的结晶，这是京剧界人士有目共睹的，所以至今仍为观众所欢迎。在“四人帮”倒台后这出戏的编剧和杨春霞一直活跃在文坛和剧坛，为新时代的戏剧繁荣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受到党的爱护和人民的尊重。事隔20多年，当她到全国各地演出时，都会有观众亲切地叫她“柯湘”，说她确实演出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使他们非常高兴和感激。对此，她总是说：”不要感谢我，这是许多京剧同行与前辈共同创作的。”

 1974年9月30日，是她终生难忘的一天。那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建国2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上，她以京剧演员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一历史盛会并见到久违了的周恩来总理。当时，看到满脸病容的总理，一种崇敬和爱戴之情油然而生，她斟满一杯酒，与粤剧名家红线女一起不顾一切地走上前去为周总理敬酒。她，作为惟一的一个向周总理敬酒的京剧演员，像离家多年的孩子见到妈妈一样满怀深情地说：“总理．我们非常想念您！”她的眼睛一直在关注着周总理，直到目送周总理离开宴会大厅。参加国宴回来，她把周总理的问候一遍一遍地传达给同事们，让大家感受到周总理对每一个京剧演员的关怀。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后，她和全国人民一样陷人深切的悲痛之中。由于“样板团”是江青控制的“试验田”，团“领导”更是三令五申，严禁召开追悼会，严禁举办任何悼念活动。就在大家心情受到压抑的时候，同事们把目光转向了杨春霞。她深知自己的影响和责任，便义不容辞地冒着政治风险，带头在京剧团为周总理布置灵堂，到百货公司购买黑布，再和同志们一起一针一线地缝制黑纱。她从来不愿意在舞台下出头露面，也从来没有出过头，露过面，然而，此时她明白自己的作用，更知道自己面临的压力和危险。但是，为了万民景仰的周总理，她甘冒风险亲自主持了北京京剧团召开的追悼会。果然，她的大胆行动带动了北京其他几个“样板团”的悼念恬动。就在这种情况下，当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的活动风起云涌时．她避开白天前往天安门向总理表达她的真诚怀念。在悼念的人群中，她看到一幅幅周总理的画像和花圈的海洋，这时，她的耳边仿佛又响起几年前周总理与她亲切谈话的声音：“杨春霞同志，我没有想到你的进步这么大，我真为你高兴，你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演员啊。”这时，从来不爱哭的杨春霞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

有人说，越是一知半解，越是感到自己多知多懂；越是见多识广，越是感到自己的无知和学习的迫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传统戏的开禁，杨春霞的演出也越来越多。由于眼界的开阔，这时她更感到京剧艺术的宝库真是博大精深，自己学的实在是太少太少。强烈的学习欲望促使她每天凌晨，来到她家附近的中国戏曲学校，在空无一人的练功厅里，自己扎起大靠，跑起圆场，练起功来。鹞子翻身、五龙搅柱、探海、射雁、枪下场等等，一直练到大天亮，戏校的学生来练功时，她也已经满身大汗。接着，她来到驰名全国的京剧前辈雪艳琴的家里，在楼顶平台上，请老师手把手地教她传统戏《贵妃醉酒》和《四郎探母》，老师热情地教，她认真地学。第二天一早，她又来到中国戏校的练功厅，按老师指点的要领和项目继续练起来。同时，她又用边学边练的模式向中国戏校的老教师李金鸿学习了《穆柯寨》、《虹霓关》，学了剧中东方氏、又学丫鬟，学了“对枪”、又学“提亲”和“洞房”等戏。接着，她又出现在于玉衡的家里，学起了《御碑亭》。对于演员来说，学戏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作为一个在全国已赫赫有名的杨春霞来说，仍然能够像小学生一样，踏踏实实地跟着老师一招一式地学戏，更是难能可贵。就是到今天，已是年过半百的杨春霞，仍然虚怀若谷，孜孜不倦地向京剧前辈学习请教，也是不多见的，非常感人的。

有这样一个故事：前几年，她在中国京剧院主演张派剧目《状元媒)。演出时，只是在“闺房”那场把柴郡主和吕蒙正、赵德芳的舞台调度做了一些改动，把竹帘卷起的虚拟表演改成实物动作，这种改动应该说是正常的。因为，在舞台上她感到不舒服，总要变通一下，对与不对，本可以商榷，就是她本人也对这一改动并不满意。何况早在60年代，她就登堂人室、立雪张门了。此时竟有人跑到张君秋老师那里去说三道四。又有人把这一信息反馈回来，对她说：“张先生听说你把他的《状元媒》所有唱腔都改了，可不高兴了。还说，既然把我的唱腔都改了，还唱我的戏干什么呀? ”杨春霞一听就紧张得不得了。心想：“坏了，张先生怪罪下来，怎么办？”她的爱人林鑫涛想了想说：“不对吧，第一，我们改动很小，无关大局；第二，张先生是真正的艺术家，怎么会要求我们原封不动地按他的演出呢? 一丝一毫都不让动，那是江青，不是张先生。走，我们找张先生去说明一下好吗？”说完，夫妻二人就直奔张先生住所。当他们向张老师说明原委之后，张君秋先生就笑了，说：“为这么点小事还要你们跑一趟，是不是太过分了？我想你们也不会把我的唱腔全改了，要是改动太大就没必要唱我的戏了。再说，你们已经是成名的演员了，我像你们这个岁数，哪出戏设动过，我看你们就应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演戏，做一下试验没什么不好。” “啊，到底是艺术大师。”杨春霞听张先生一说，心中暗自佩服，一颗紧张的心才算落了下来。一向求学若渴的杨春霞乘机说：“张先生，我们还真有一个地方要改动一下，一直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不知道您能不能同意?”

       “甭说了，我同意。你跟我学了20多年戏，还是学不够，你是又想捋叶子(偷学之意)，对不对？”张先生爽快地笑了。

      杨春霞说：“这出戏行围射猎那场，柴郡主与宋王一起上场前有一句导板，是由老生唱的，上场后旦角接唱原板。总觉得有点儿别扭。我们想第一句导板改为旦角来唱，你说行吗？”

“我看你们的想法挺好，可以试一试。”张先生回答。

“那就请您亲自设计一下这句导板的唱腔好不好？”杨春霞得寸进尺地说：“省得又有人说我们乱改您的戏。您设计，我们唱，就是张先生亲传秘本，我们唱起来也没有负担，谢谢您了。”“好。”张先生想了想，哼哼两遍，一句导板唱腔就设计出来了，杨春霞跟着老师哼哼，也就学会了。接着她又给张先生唱两遍，请张先生说一说唱腔的气口和劲头。之后，张先生笑着说：“你这个孩子就是爱钻牛犄角，不学扎实就饶不了我。”

 显然，张先生对杨春霞的评语不无道理。对艺术的追求从不浅尝辄止，一得自矜，惟恐一知半解，以讹传讹。所以她永远像个小学生，虚怀若谷；而台下的事情却从不声张，不图虚名，更不会虚张声势，以至今天也有人不知道她是张先生手把手教的学生，只是没有行过拜师礼而已。她虽然学无常师，却都是名师真传，都有准纲。诚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几年来，她靠着扎实的基本功到全国各地演出了新排演的《王昭君》、《锦车使节》，又在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美国、德国、瑞士、澳大利亚等许多地方演出过《霸王别姬》和昆曲《游园惊梦》等戏，赢得了无数的掌声和鲜花，也赢得了中国京剧院当家名旦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荣誉。就是在目前京剧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北京长安大戏院却因她的演出，仍然能卖个满堂。且不管是梅派代表作《穆桂英挂帅》，还是歇工戏《凤还巢》，都使观众热情不减。上场有碰头彩，演出时掌声不断，谢幕时更使观众狂呼不止。她在感动之余虔诚地说：“能够得到观众如此厚爱和理解，自我感觉比什么样的奖赏都要珍贵。”不错，她投有争取过这个奖或那个奖，但是她走到那里都有观众，都有掌声，都有人认识她，都会亲切地称呼她一声：“柯湘!”

      她说，也许观众永远不理解一个京剧演员为了一出戏所付出的努力。而她自己，几十年来为了适应时代，适应观众，为了永不停息的艺术追求，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度过了多么艰辛的历程。至今，面对观众无限的期望她仍不敢有半点懈怠。

       1971年的一天，一份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调令传至上海青年京剧团：北京京剧团点名要杨春霞进入刚筹建不久的《杜鹃山》剧组，并且是担纲主演女一号“党代表柯湘”。

 说起周总理，杨春霞霎时禁不住热泪盈眶。早在十年前的1961年底，她刚从上海戏曲学校毕业，为向港澳同胞展现新中国传统艺术成就，组织上安排她准备赴香港去演出。彩排过程中，周总理与陈毅等人一同亲临剧场观摩节目，那是杨春霞第一次见到周总理。18岁的她在《杨门女将》中扮演挂帅的穆桂英，又在《白蛇传》中饰演了善良的白素贞。

        “说不定在此之前，周总理就从上海戏曲学校校长俞振飞那儿听说过我。”杨春霞肯定地说：“1959年，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与俞振飞联袂主演《游园惊梦》，我在戏中除了演花神外，还有幸做了梅兰芳的替身，为大师在排练时走台定位，跑跑龙套。”

 杨春霞扎实的戏曲功底深得大师之赞叹，也因此被老一辈艺术家所赏识。然而，面对这从天而降的调令，她竟不知所措。这么多年来，杨春霞已唱惯了娇嘀嘀的千金小姐、羞嗒嗒的宫廷佳人，突然转换角色，要演披荆斩棘无坚不摧的女共产党人，形象反差巨大，心理上一下子还适应不过来。可这是组织上的信任，特别是敬爱的周总理批准的，她似乎也别无选择，下定决心后，只好“勇往直前”了。

为了在公演时达到一鸣惊人效果，剧组在北京排练期间，一直是处于秘密状态下封闭进行的。全体演职人员每天吃住皆在团部，非旦不让外人旁观，更不准回家探亲。经常是天刚蒙蒙发亮，杨春霞就得摸着黑起床，不是吊嗓子背台词，就是练腰腿功做身段造型。晚上回到宿舍还要写心得体会，把对人物性格的分析理解归纳出来。苦苦磨炼了二年，到1973年5月23日(毛泽东延安讲话发表纪念日)，在首都京西宾馆的礼堂隆重地推出大型现代革命京剧《杜鹃山》首演仪式，次年被拍摄成电影，在全国巡回放映。《杜鹃山》一炮打响，“柯湘”一夜火了神洲，成为当时中央领导人招待外国贵宾的保留剧目。

         年轻的杨春霞自此以“柯湘”一角红遍大江南北，然而，接踵而至的毁誉也确实让她始料未及。

周总理是她的恩人 江青却变成了仇人

        1974年国庆前夕，9月3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例行举办盛大的欢庆建国25周年晚会。

周总理来了，他步履维艰缓缓地迈进大会堂宴会厅，引起了全场宾客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杨春霞是作为北京京剧团《杜鹃山》剧组的特邀代表出席的。她老早就听说总理沉疴在身正住院治疗，曾经伟岸的身躯垮下了，消瘦了许多，今晚再次亲眼目睹到总理坚毅的容貌，她情不自禁地与坐在一块的粤剧名伶红线女一起，端着高脚酒杯来到了最爱戴的伟人身旁，向总理敬酒以示敬意和祝福。周总理转过苍老憔悴的面庞，认出了她们两位演员，难得地与她们说笑开来。杨春霞想到，要不是周总理的关照，自己哪会有今天这般荣耀，激动之下，双手有些微微颤抖。心中立时涌起千言万语，可是，话到嘴边只说了一句：“总理，我们太想念您了!” 嗓门哽噎得再也说不下去了。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噼叭落入酒杯中。若不是有勤务人员干预，杨春霞真想在总理身边多呆上一会儿。

这一年，杨春霞随团出访阿尔及利亚演出。走之前，“旗手”江青将自己不能穿的一套连衣裙送给了她。回国后不久，江青在召见杨春霞杜近芳等人时，没看到杨春霞穿上她送的衣服，马上就沉下了脸来，怒色满容地问道：“我送给你的连衣裙哪去了？”杨春霞听得此言胆战心惊。在此前，她曾多次领教过“红都女皇”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作派。想想那么多老革命家老艺术家因得罪了她，都被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自己可不敢当面去顶撞。于是急中生智，委婉地说：“上面通知说，来时要穿统一的服装，我也就没顾得上换了。”这才算马虎摭掩过去。江青听了解释似乎也无可辩驳，就转过头磨过脸，从此后，她再也不搭理杨春霞了。

出访归来，杨春霞把她在阿尔及利亚的感受写出《依依情深》一文，刊登在1974年12月15日的《光明日报》上。周总理卧病床上，在夫人邓颖超的推荐下阅览了全文，夸奖杨春霞有进步写得好。这件小事，还是在翌年春她出席全国人大四届会议期间，由邓颖超大姐亲口告诉杨春霞的。周总理在病魔缠身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一个普通京剧演员的成长，怎不使杨春霞格外感激呢。一年后惊闻总理逝世的噩耗，杨春霞悲痛中在《杜鹃山》剧组自发组织并主持了特别追悼会，声泪俱下地怀念总理的丰功伟绩。如此再平常不过的举动，却触犯了上头的禁令。身为北京京剧团革委会副主任的杨春霞被文化部的风云人物于会泳找了去，恶狠狠地训斥道：“听说你在剧团带头开追悼会是不是？杨春霞，你想干什么？!”她镇静地回答说：“我不想干什么，只想表达我们文艺工作者对人民敬爱的好总理一份朴素感情。仅此而已!”

    事后杨春霞闻知，于会泳之所以大光其火恼羞成怒，他是怕不好向江青交待，认为自己无能，控制不了局面。

只和王洪文握过一次手，从未说过一句话

     金秋十月，打倒“四人帮”，神州上下一片欢腾，全国人民都在庆祝大快人心事。不久，1976年11月，杨春霞莫名其妙地被关进了“学习班”，组织上要隔离审查她。社会上那些捕风捉影的谣言，也就在这个时候甚嚣尘上，一下子兴起来了，到处都在流传。

 有人戴有色眼镜审视杨春霞，大有不挖出她与“四人帮”之间如何勾结的材料，绝不收兵的架势。杨春霞成了政治运动不分青红皂白的牺牲品。后来在所谓的反省中，她也想开了——谁叫她自己当初那么红呢？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这些老生常谈的道理，她应该早就明白了呀。那些不知究里的局外人，对她作出种种假设和推测，好象也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了。如果说，人们铺天盖地谩骂些难以入耳的脏话，甚至将唾沫当面吐到她脸上，杨春霞尚能承受的话，那么眼看着无辜牵连到正上小学的宝贝儿子及耿直的丈夫，则使杨春霞忍无可忍欲罢不能了。

      “那三年，精神被折磨得差点到了崩溃边缘。”她对此记忆犹新，难以释怀。

      丈夫带儿子在街边小吃摊上买早点，就有认识他的人阴阳怪气地哼唱道：“这个女人不寻常……”丈夫心中有数听得出来，这分明是指桑骂槐，拐着弯恶意诅咒自己的爱妻；年幼的小儿子日子也不好过，在学校里经常被不懂事的同学欺辱道：“你神气什么？你妈杨春霞她和王洪文……”

       孩子纯净的心灵蒙上一层驱之不散的阴影，当母亲的杨春霞惟一能做到的是，只有把他紧紧搂抱在怀里，用流不尽的泪水来化解委屈、舒缓心中郁闷，期冀能早日洗刷不白之冤。

       “我从未单独见过王洪文，与他说过一句话，更没被他召见过。他妈的，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谈起这档事，杨春霞在平静中仍然对当年别有用心人的无端伤害，表示切齿痛恨。由唱“国粹”的文雅口中崩出“国骂”，我十分理解她此时此刻之忿懑，那也是一种痛快淋漓的情绪渲泄。

    我们的交谈相当融洽，并不因初次相见而显得些许生分，所以，我也就毫无顾忌地求证道：“当时都传疯了，说您爱人是扮演叛徒温其久的演员，这是真的吗？”

“不是不是”，杨春霞一口否决，“我丈夫林鑫涛是剧团里的琴师。”

喝了几口茶水，润了润嗓子，她继续聊起被我打断的话题。

      “其实，每一次接见，都是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大场面。记得在一次演出结束后，我们演职人员谢了幕，在台上站成数排，包括王洪文在内的当时中央领导从右侧走上台来，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他们只与前排的主要演员从右到左 一个个握手致意。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在这种场合并不多言语。轮到我，也习以为常礼节性地握个手、过下场，最后顶多合个影照个相什么的就算完事大吉。就这么点事儿，传到社会上怎么竟成了我与他……”

话说到这儿，杨春霞戛然而止，无奈地摇摇头，苦涩中凄然一笑：“人言可畏呵”。

无限期的审查甄别终于熬到尽头，党的“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政策也落实到了她头上，不但还了她清白，还被调至中国京剧院一团。遗憾的却是做了一点保留——暂不准在舞台上出场。有心的观众还是从北京电视屏幕上再次看到复出后的杨春霞，她不再是《杜鹃山》中的党代表柯湘，而是《凤还巢》中的程雪娥。“这出《凤还巢》戏是1976年初摄制的，专门为病中的毛主席观赏而录的相。那时的说法叫‘内片’，可是当时我们一点都不知情，搞得神秘兮兮。也还好，不知不为过嘛。否则，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非常时期，误念一句台词也可能就犯下政治大错，被打入冷宫，永世不得翻身。

        直到79年底，我才在北京人民剧场正式出山亮相，演的是《望江亭》中的谭记儿一角。掌声和着叫好的喝彩声此起彼伏，不断地响起，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闭幕后，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上台与演员握手合影留念。说句实在话，我心里忐忑不安，有些神经质地害怕了，真的。”

我由衷地发出会心的微笑，杨春霞显然意识到了什么，跟着而笑。她笑得是那么开怀，爽朗的笑声在不大的房间里萦绕回荡许久。仿佛在这种无拘束的状态下，我才敢凝神注视近在咫尺的杨春霞女士。她穿着海篮色高领羊毛衫，那风韵犹存似不减当年丰采的形象魅力，依旧在她身上散发。多少心酸往事，都付笑谈中。在告别时，我诚挚地祝愿她能永葆焕发出的艺术青春，为全国厚爱她的亿万观众，带来更多的美的享受。

       十六年弹指一挥间。这次难忘的采访也使我更加关注她的行踪。前不久，我还在央视《同一首歌》和“心连心”艺术团走访红色革命老区的慰问演出，以及商业庆典活动中，看见她熟悉的身影，听到她底色宏亮的唱腔。掐指算来，当年的“柯湘”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妪了。时光如白驹过隙，无情的岁月真是冷酷不敌，难以抗拒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