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图形文字的含义及功能

杨晓能(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商代至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和图形文字,可能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最有争议和最为棘手的两个题目,如何解释它们的功能与含义,直接影响到对古代中国政治、宗教、艺术和血缘关系或社会的研究及理解。近年来通过对诸多考古发现的比较与研究,笔者认为两者的发展应密切相关,来源与演变轨迹近同,均为当时政治运作和宗教信仰的产物。把铜器纹饰和图形文字一起讨论,不仅有益于深入而确切地释译它们的含义和功能,而且有助于揭示它们所反映的社会、宗教和礼仪的变迁。

商代和西周早期青铜器上的纹饰主题是以饕餮纹或兽面图案为代表的神化的动物图像。其发展演变与图形文字并行,即出现于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时期,商代晚期达到鼎盛,西周早期仍然盛行并基本承袭商代风格,西周中期发生巨变,图案抽象化,渐变为几何纹。近千年以来中外学者对它们的意义和功能一直争论不休,然而考古工作的进展及研究的深入为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

追根溯源,考古发现揭示史前许多文化中流行以动物纹样为装饰的风尚,在这些动物题材的应用上展现出两种传统及发展特色。其一,许多考古学文化喜好多种动物题材,例如仰韶文化彩陶上常见的鱼和鸟的形象,红山文化常见玉龙、玉龟和玉等(图一)。崇尚动物和用各种艺术媒体表现动物是史前各文化普遍存在的现象,同时也反映了早期中国宗教缺少一神教或单一动物崇拜的习俗。因此一个文化同时喜好几种动物的情景甚为常见,排他性的信仰或宗教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泛神动物崇拜的基因已在史前孕育,并已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其二,公元前4000年晚期至公元前2000年,同类的动物题材出现在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中。例如,兽面图像不仅是良渚文化的特色,同时出现於红山、大汶口、龙山及石家河诸文化中。众所周知的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兽面刻饰的玉琮,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的兽面形玉发簪和东北牛河梁红山文化的玉兽首。史前龙题材的分布和创作也是这一传统的典型反映。例如中原地区河南濮阳仰韶文化中的蚌壳龙形图案,淮河地区安徽凌家滩的玉龙,东北牛河梁红山文化的玉龙(图二),还有黄河中游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陶盆上的彩绘龙纹。虽然这些图像各有自己的特色,其素材的渊源亦有不同,但不同的文化共享和崇尚

【摘要】床，是家具中的大件，而“拔步床”则是所有寝具类型中形制最大、功能构造最为复杂的一种。这种床的出现有着一定的社会历史根源，它集中体现了人们的审美意趣与时代风尚，因此，“拔步床”这类追求富丽华贵的新型家具风格逐渐替代了以前简洁秀雅的风格。它的产生与发展不仅反映了人们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增长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代的政治风气、经济状况以及民俗民风的写照。

【关键词】明清时期；民间寝具；拔步床

【中图分类号】TS656 【文献标识码】A

“拔步床”，又称“八步床”“踏步床”，是明清至“民国”时期，在我国南方地区流行的一种床、帐、廊结合的大型寝卧具。因其体型巨大，占房半间，有地方也称之为“半间床”。又因其费工浩大，做工奢华，以一人一天为工，制作耗力费时，所以民间还有“千工床”“万工床”之喻。

拔步床的体态硕大，做工细腻，用材阔绰，装饰十分华丽，整体形制像是在一个平台上搭建的小木屋。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床前设有休息室，室内的构造样式根据造型可分为两进、三进或是多进的层层浅廊，每一进廊子可单独为一结构体，有的休息室两侧还安设小窗户，颇有建筑梁架结构的特点，也因此才有了“房中房、室中室”的绰号。这类“房中房，屋中屋”式样的床充分地迎合并且满足了使用者的需求，使用者可按自己的意愿在廊内两侧随意安置一些盆景顽石等物品，亦或是小型生活器具，如小桌杬凳、衣架衣箱、灯盏、梳妆台甚至恭桶等小型家具，设计得极具人性化，洗漱、更衣、如厕都可以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完成。

一、“拔步床”形成的历史源流

“床”这个字，很早就出现于古籍之中。在《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中，“床”的含义是指供人躺在上面睡觉的家具。但在中国古代，睡觉用具早在“床”作为新型寝具产生发展并广泛使用之前就已初具形态，这种形态比床出现的历史还要久远。

早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十分简陋。人们在劳作之余，为了自身人体功能恢复的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利用外界的天然材料来满足自己睡眠和休息的朦胧意识。这时候的原始人还没有在脑中形成使用床的意识和反应。为了御虫防潮，筑巢而居的先辈们睡的就是就地而铺的干草树皮等自然物，也便是席的原始形态。随着编织技术的逐渐掌握，铺垫席子这种可供坐卧的用具成了床出现之前最早的寝具形式。

（二）“床”的产生与发展

在席子出现以后，床就随之出现。到新石器时期，床这种低矮型家具应运而生。此时为“高于地面的土台”，是地面在高度上的延伸。

夏商西周时期的床，形式接近甲骨文中出现的“爿”图案。按记载，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床的象形文字，说明商代之前已有床。从这些象形图案中可以看出夏商时期的寝具距离地面已经有了一定的高度。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战国文物柱杆缠丝髤漆彩绘围栏大木床，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实物床，证明床在当时已经普及。此后，人们选择“席地而跪坐”的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汉朝，北魏时出现了“渐高型”家具，历经两晋、南北朝的演进，至唐朝时期“垂足而坐”才完全取代了“席地而居”的生活方式。床由兼具坐、卧、会客、聚会等的多功能家具转变为专门的卧具并完全退居寝室，功能性更加明确。

（三）明代拔步床明器的出土

由于床具木质不易保存、日常使用损耗较大等原因，流传至今的明中期以后的床具已经不多了。另外，许多家具制作多无落款，具体年代很难准确判定。因此，明代出土的明器中的床具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目前大量展现明清社会风貌的著作与考古出土的文物都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据考证，葬于明正德十一年的墓穴中有1件传统三开间殿堂式陶制床明器，1960年，河北的廖纪墓中也出土了1件陶制床，此类明器还有许多，就不一一叙述。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潘墓与苏州王墓出土的拔步床模具，是目前江南地区考古发现中仅有的两例木质床具明器。结合明嘉靖万历年间出土的床明器形制特点，不难看出这些“屋床”正是晚期拔步床的雏形。

（四）从“架子床”到“拔步床”

拔步床由架子床演变而来，其前身是架子床。得名于床柱顶端带有顶板、可挂帘帐的架子，是一种床帐结合的复合性寝具。东晋的《女史箴图》、北魏的石刻造像、唐代的敦煌壁画等，都有较早的架子床的形象。

由于高足家具的发展使床与地面的距离越来越高，这就需要在架子床前放置一个脚踏。脚踏又称足踏、踏床，是大型床具的配套器具，后来脚踏逐渐增大到与床同长，客观上刺激着床具的变革，拔步床也由此而来。“拔步”就是迈开脚踏步走的意思，明清以来，这种式样的床逐渐发展成主要的日常生活寝具。

二、“拔步床”的造型与艺术表现方法

（一）“拔步床”的基本形制

拔步床从结构上可看做为床与脚踏两部分拼接而成的组合家具。根据功能，拔步床的组成构件可分为基础形制、围合构造、装饰性构件、附属类用具四类。

基础形制就是床的基本骨骼，构建大形并起到承重的作用，可分為两部分：床体结构从下到上由床身、立柱和床顶架三部分组成；前廊结构部件有地平、廊柱，顶架。

床身又由床足、床坤、床屉三部分组合而成。床坤之下接床足，有的拔步床将床足部分围合起来形成箱体用以储物，下部直接与地平相连。

基础结构建立之后，便需要围合起来形成空间。围合构件主要有床围屏、两侧屏板、床顶板、床罩面。此外，作为附属品的帷帐也具有营造围合感和私密感的作用。

拔步床的床罩面为床正面两柱之间的隔扇部分，主要包括栏杆罩、落地罩、几何形罩、天然罩、飞罩、毗卢罩等几种样式，是样式变化最多且最富有艺术特色的构件。

除功能性较强的基本构件外，拔步床还有仅作为美化作用的纯装饰构件。主要有顶架上的飞檐、床匾以及花罩面上的吉子、小插人、插兽、倒挂等楔件，这类构件摘取替换十分便捷，还便于修葺。

飞檐和床匾通常结合在一起出现，总体是以繁复层叠的艺术效果强化床的装饰感和深邃感，使床整体看起来更加高大华丽。吉子为雕花饰件，常镶嵌在藤花罩间，起到画龙点睛的装饰效果。

拔步床的附属类用具是指放置在浅廊内两侧踏板上的床头橱、桌椅、脚踏等随床配套订做的小型生活器具。床帐放下后形成一个私密的寝卧空间，既方便又私密，还不会受凉。

（二）“拔步床”的艺术表现方法

拔步床从用料到工艺较之其他门类的家具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它在设计和制作上极具特色。

一是注重材质美。充分利用木料本身的色泽和纹理，不加遮饰。工匠们在制作时有意识地遵循木材的木性，两种木材的结合使用还会使色彩对比效果更强。

二是注重结构美。采用榫卯结构来链接各部件，让物件看起来像是一气呵成。不同的部位采用不同的攒接形式，常见的榫卯组合形式有龙凤榫、攒边打槽装板和格肩榫，小料攒斗的手法更是广泛运用到窗花装饰中，可完全拆卸并再次榫合。

木雕工艺是依附于木构件的形状和组合形式进行雕镂加工、美化装饰的艺术表现形式，使装饰、结构与审美达到既严谨又统一和谐的艺术效果。拔步床着重通过雕饰来表现床体，整体多层镂空，十分通透。圆雕、高浮镂空雕、浅浮雕、阴线雕综合运用。图案纹样生动形象，可见工匠们卓绝的工艺水平和独特的审美内涵。

明清时期，民间有“崇金尚红”的风俗，特别是婚嫁用的床，一般都采用朱金的色彩髹饰床体。朱，即朱红漆；金，指的就是金箔。由于金、漆比较贵重，因此常装饰在显眼部位以显示财富，而用相对便宜的漆料描绘床内部的板面。曾纪芬的妆奁中就有一具金漆雕镂的床，颇为精致华靡，装饰效果十分富丽华贵，整体呈现出金碧辉煌的视觉效果。

三、“拔步床”繁荣的动因

（一）江南社会经济的繁荣

拔步床的出现和发展与江南地区长期繁荣的社会经济是密不可分的。拔步床的产生，首先要得益于这一地区富足的经济基础。

明初时江南经济曾因国家政策的实行一度衰退，但很快又迅速恢复过来并继续迅猛发展，以苏州、南京、镇江、湖州等城市为主体的江南城镇经济更是日新月异，欣欣向荣。而海外贸易的发展更是进一步促进了货物的流通，从明代开始，贸易商行通过海外贸易将热带的花梨、紫檀等优质硬木运回本国售卖，这些进口木材都促使着硬木家具的变革，为家具用材提供了选择的空间。可见，这种商品流通模式促使各地的原材料以及货物为更多人所熟识、购买。

（二）精湛卓越的手工技艺

地域的繁荣、社会财富的聚积、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手艺人的看家绝活，都进一步刺激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各行各业，名目繁多，商贸和手工业竞相争艳，雕、镂、涂、漆极尽精巧，技术精良。

由于手工业在当时的社会贸易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因而许多民间手艺人的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为世人所重视。江南小技名者尤多，除当地的手艺人外，大批的外地匠人汇集于此。他们代代相继，出名师，传高徒，人才辈出，常有出类拔萃的作品留传下来。在这样一个手工艺发展最兴盛的地区，品质上乘、工艺卓绝的优质家具必然是层出不穷。

（三）崇尚奢靡的民风民俗

江南富庶繁荣的城镇贸易，促使市民阶层迅速地扩大起来，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观念也发生着激烈的变化。现实的物质利欲观使人们的衣食住行纷纷打破传统道德观念，并朝着一种开放之势兴起。人们追求享乐、崇尚繁文缛节，已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趋向，奢靡之风越来越盛行。

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这种奢侈风行的社会风貌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升的同时，逐渐地改变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与人们日常起居用器密切相关的家具也格外考究起来。人们对日常生活用具新的审美需求与向往，已由银杏金漆、椐木不足贵发展到花梨木等贵木，甚至动费万钱的程度，对婚嫁财奁等器用的需求也上升到既期贵重又求精工的地步。

（四）士人荟萃的文化氛围

江南一向是文人渊薮之地，无论是进过朝廷的仕官缙绅，还是隐居乡野的文人墨客，可谓是群星灿烂、人才济济。他们尚文重道，常常聚会结社，联盟昌学，审视交流，抒情展怀。他们对日常生活起居用器有着独到的见解与艺术主张，常常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著作和言论表达出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史料。总而言之，他们所讲究的格调、所追求的意趣、所提导的尚古好雅的审美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物质文化有着重要的倡率意义。在文化与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中，不断以新的艺术主张和文化倾向树立起时代的旗帜。

四、“拔步床”的文化内涵

（一）装饰图案的精神寓意

拔步床上的图案和纹样，装饰效果很强，且大部分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床上的图案纹饰多种多样，其装饰表现手法有的是具象事物的抽象化，有的是抽象概念的具象化，艺术表现形式主要分为象征、图形、谐音、表号、文字五大类。所选取的题材十分丰富，涉及线条文字、瓜果、人物鱼虫、吉草瑞兽、器物摆件等，有的表现喜庆吉祥、有的祈求添子多福、有的暗喻夫妻恩爱，应有尽有。有的床上还有称作“一根藤”的图案文饰，这种藤蔓经过巧妙设计，迂回盘绕，一通到底，象征着连绵不断、子孙万代的美好祝愿。赋予文化内涵的裝饰图案不仅可以给人带来视觉上的享受，还可以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吉祥图案或纹样绝大部分都渗透着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生活美好憧憬的精神信仰，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寓意。更突出的是在床的显眼部位直接借用不同故事情节生动的题材表现其精神内涵，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激励年轻人奋发图强，起到宣扬伦理道德、忠孝节义，教育与警示后人的作用。

（二）婚床礼俗所体现的精神内涵

婚礼是人生四大礼仪之一，《礼记》中第四十四回这样定义“昏义”：“婚礼者，将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1]民间婚俗由此演变而来。

民间有句老话：“上等人家贴钱嫁女，中等人家将女嫁女，下等人家卖儿卖女。”所以但凡是富庶人家，往往出手阔绰，不惜花重金为女儿置办嫁妆，以绵延数十里的红妆“厚嫁”女儿，目的是为了向外人和夫家炫耀娘家的家境殷实，希望女儿在夫家的地位稳固。因此，于夫家来说，为了匹配女方的富庶，丝毫不敢怠慢。

陪奁嫁妆大多是放置于私密的内房里使用的家具或器皿，还包括一些外房家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婚床，新婚夫妇所睡之床，不仅仅有寝卧的功能，更是彰显名分和地位的利器，还蕴含着家族繁衍的象征意义，因此，在民间婚俗文化中尤其受重视。这种婚嫁用的拔步床制作特别讲究，如果单独订做至少要提前三月甚至是三年，普通人家根本支付不起。为保证婚床的质量和品质，江南大多富庶人家都是亲自请师傅上门订做的。在民间，请师傅上门的头一天十分隆重，与订婚期一样，同样得挑选一个黄道吉日。按习俗，师傅上门当天东家要好好办一桌酒席请师傅吃酒，宰鸡炖肉做齐八道菜，以表示尊重。并与上门师傅一同祭拜神灵，以祈求多子多孙、繁衍后代，周边区域争相仿效。因此，即使是苦于生计的穷苦百姓也力求在女儿出嫁时攒出一张过得去的雕花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