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如何认识元明革命的性质？

在今日历史学家眼中，元明嬗代无非是一次普通的改朝换代而已，与其他王朝兴替相比较，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然而这种历史观念并非自来如此。自明中叶以后，尤其是清末民初以降，人们久已习惯于将元明鼎革视为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的演说中宣称：“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25页。]同年，《民报》第五号卷首刊载朱元璋像，称之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见《民报》第五号，1906年6月26日。]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亲率南京临时政府官员隆重公祭明孝陵，更是肯定明太祖民族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象征。当然，这种认识不仅限于政治家，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元明民族革命的性质俨然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学术定论，而最能反映这一普遍思维定势的，则莫过于20世纪上半叶的各种历史教科书。

1939年，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下层革命鲜有进步意义，惟秦末刘项之争和元明革命算是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上册，第12页。]即将朱元璋“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之举视为元明鼎革进步意义之所在。金毓黻写成于1941年的《中国史》，称朱元璋建立明朝是“汉族的复国运动”，又谓“明太祖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为汉族重光，所以他也是我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金毓黻：《中国史》，重庆正中书局，1942年，第77、79页。]吕思勉的名著《中国通史》第四十六章的主题是元明嬗代，题之为《汉族的光复事业》[吕思勉：《中国通史》，重庆开明书店，1944年，下册，第500—505页。]，显然也是将其定位为民族革命。直至上世纪50年代，李洵在东北师范大学讲授明清史的课堂讲义中仍然沿袭这种传统观点，称朱元璋在元明之际“成为一个勇敢的民族斗争战士”；当写到徐达攻克大都时，作者有这样一段评价：“自石敬瑭割燕云于契丹，沦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名都燕京，又光复了……汉族人民反元民族斗争胜利的完成了。”[李洵：《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2、25页。]以上种种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元明鼎革的民族革命性质乃是那个时代历史学家的一种极为普遍的认知。

不过，自上世纪30年代始，就不断有学者对这一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结论进行质疑和反思。最早提出异议的是吴晗，他在1936年发表的《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一文中指出，元末群雄起事，“动机是民众不堪经济的政治的压迫而要求政权的让与，最后才一转而喊出民族革命的口号。……表面上，尽管是揭出政治的民族的解放口号，而在实质上，却完全是农民和地主的斗争”。从他这段话来看，显然是将元明鼎革的性质定义为阶级斗争而非民族革命。但同时他又认为，韩山童、刘福通起事之初，假托为赵宋后裔，把这次革命解释为宋的复国运动，后来朱元璋“从复宋的旧口号扩充放大为民族革命的口号，从恢复一家一系的帝统扩大到争取整个民族的自由。明显的指示出这次革命是民族与民族的战争”，似又倾向于主张民族革命说。[吴晗：《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原载《清华学报》11卷2期，1936年4月；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1—138页。]因此，吴晗对于元明革命性质虽已有新的认识，但他的观点还略显含混和矛盾。更值得注意的是蒙思明1938年在燕京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元代社会阶级制度》，该书对元明革命性质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讨论。蒙思明认为，元明鼎革是由阶级矛盾引起的社会革命而非族群矛盾引起的种族革命，并从元末革命之原因与目标，民变领袖人物之身份，抗拒革命者之主力等方面来论证其观点。指出元明革命“以阶级斗争发其端”，而“以种族斗争终其局”，“历来治史者之均以民族革命目元末之民变者，盖皆由结果而断定其性质者也。要之，元末之革命运动，虽不免有若干之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之非革命之主因则可断言”。[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中华书局，1980年，参见第五章《元代阶级制度之崩溃》。以上引文见216、233页。此书1938年初版有一作者自序，其中也说道：“元末革命，蜂起云涌，虽结果成于驱逐蒙人，而发轫则基于贫民乏食；故参与革命者皆贫苦农民，初无抗元之口号，而拒抗革命者，亦汉人富室，而非蒙人豢养之官军；殆绝非纯粹汉人反抗蒙人之种族革命如一般之所解释者。”见《燕京学报》专号之一六《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38年5月，第2页。中华书局版卷端所载系作者1962年重写的自序，故无此段文字。]蒙思明与吴晗的观点较为接近，但其结论更为严密和明确。建国以后，有些学者基于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念，主张元末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而非民族矛盾，元末农民起义的性质是农民革命战争而非民族战争。[参见丁国范：《元末社会诸矛盾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第46—56页；陈得芝：《元代江南之地主阶级》，《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1983年，第86—94页。]其看法虽与前人相近，而出发点则有所不同。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讨论元明变革论时也涉及到元明革命的性质问题。元明鼎革作为民族革命的象征，常常被拿来与辛亥革命相比较，在他看来，这两者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区别，后者确实具有强烈的民族革命色彩，而前者则不然。与其说元明鼎革是一场民族革命，毋宁说它更多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成功，知识分子起了关键作用，但元末民变时士人不屑参加叛军，叛军也很少利用士人，这是元明革命攘夷色彩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宫崎市定：《洪武から永樂へ：初期明朝政権の性格》，原载《东洋史研究》27卷4号，1969年3月；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13册，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第40—65页。该文的主旨是论证元明之间的连续性多于断裂性，作者认为，正是由于元明鼎革并非民族革命性质，才得以形成这样的结果。]这一见解与吴晗、蒙思明等人的观点颇有相通之处，值得我们重视。

早年力倡元明民族革命论的钱穆，后来也对此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在他晚年所写的《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一文中，得出的竟完全是另一种印象：

胡元入主，最为中国史上惊心动魄一大变，元人用兵得国之残暴，其立制行政之多所剧变，而中国全境沦于异族统治之下，亦为前史所未遇。未及百年，乱者四起，明祖以平民崛起为天子，为汉高以下所仅有，读史者岂不曰驱除胡虏，重光中华，其在当时，上下欢欣鼓舞之情当如何？而夷考其实，当时群士大夫之心情，乃及一时从龙佐命诸名臣，其内心所蕴，乃有大不如后人读史者之所想象。[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原载《新亚学报》6卷2期，1964年8月；收入同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6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6页。]

钱穆从明初开国诸臣诗文中所看到的汉族士人的真实心境，与他过去对元明革命的认识大相径庭，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尤其让他难以理解的，是明初士人普遍具有的遗民心态：“明祖开国，虽曰复汉唐之旧统，光华夏之文物，后人重其为民族革命。然在当时文学从龙诸臣，意想似殊不然。或则心存鞑庭，或则意蔑新朝。虽经明祖多方敦迫，大率怯于进而勇于退。”[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6册，第197页。]虽然很不情愿，但钱穆不得不承认明初汉族士人颇多故国旧主之思而昧于《春秋》大义的事实。

后人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钱穆的这种印象。劳延煊据元明之际士人诗作之所见，指出明初士人皆以蒙元为正统王朝，在时人诗赋中常常可以看到对于元朝的惓惓故国之思。[劳延煊：《元明之际诗中的评论》，《陶希圣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79年，第145—163页。]郑克晟注意到，元末明初的江南士人，不论是伊始依附张士诚吴政权者，或加入朱明政权者，乃至超脱于元末群雄之间者，他们的政治态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即都在不同程度上怀念元朝。[郑克晟：《元末的江南士人与社会》，《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第1—6页。]近年萧启庆就元明之际士人的政治选择做过一个很有意义的统计，在列入统计对象的元明之际进士144人中，“忠元”型计87人，占/s/QPrXG5ARM1qw6nhuBKL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