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字玉階，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1886年12月1日誕生在四川省儀隴縣馬鞍場李家灣。

1909年，考入雲南陸軍講武堂。在這裡，他秘密加入了同盟會，開始了他一生的救國生涯。

1922年7月，朱德曆盡艱險終于來到北京，他找到共産黨的領導人陳獨秀，懇切地提出加入中國共産黨。但陳獨秀認為舊軍隊的将領需要經過長期的學習和考驗，沒有接受他的申請。這令朱德很失望，但沒有動搖他追求真理和進步的信念。于是他決定到馬克思主義的故鄉去探求救國真理。在巴黎，他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為朱德不平凡的經曆和執着追求進步的精神所感動，成了他的入黨介紹人。從此，他成為中國無産階級先鋒隊中一名堅定、勇敢的戰士，開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1927年8月1日，朱德參加南昌起義，帶領部隊向井岡山挺進，和毛澤東秋收起義的部隊勝利會師。從此“朱毛紅軍”威震天下，開辟了中國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新道路。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朱德擔任檢閱司令官，驅車檢閱了解放軍各軍兵種部隊。他戎馬一生，南征北戰，曆盡艱險為之奮鬥的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終于獲得了偉大的勝利。

建國後，朱德特别關心現代化軍隊的建設，他為此四處奔波，調查研究，為新式軍隊的組建操盡了心。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他敢于直言，被林彪、江青一夥人誣蔑為“老軍閥”、“黑司令”。毛主席卻是深知朱德為人的，他對别人說：“沒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由此可見主席對總司令的信賴。

1976年7月6日下午3時1分，朱德元帥的心髒永遠停止了跳動，終年90歲。

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首次發表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刊登《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的《中國青年》第116和117期。圖片來源：新華社

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首次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篇文章以及這一時期發表的其他文章中，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辨明了中國革命的敵人和朋友，從而集中了當時黨内的正确主張，初步提出關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無産階級團結占全國人口多數的一切半無産階級（主要是貧農）、小資産階級（主要是中農）、争取中産階級（主要是民族資産階級）的左翼，以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地主、買辦階級以及中産階級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階級的聯合統治，反對在中國建立民族資産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

這篇文章是毛澤東為反對當時黨内存在着的兩種傾向而寫的。一種傾向是隻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另一種傾向是隻注意工人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這兩種傾向都感覺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到何處去取得廣大的同盟軍。毛澤東通過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指出了中國無産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為中國共産黨正确認識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制定對農民的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礎。其中對民族資産階級的分析，為中國共産黨後來深入認識并正确處理同民族資産階級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根據。

文章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于革命的态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

據此，文章把中國社會各階級分為五大類。第一類，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他們和中國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第二類，中産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産階級。他們對于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其政治主張為實現民族資産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反對以階級鬥争學說解釋國民黨的民生主義，反對國民黨聯俄和容納共産黨及左派分子。第三類，小資産階級。包括自耕農、小商人、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分左、中、右三部分。他們在革命潮流高漲、可以看得見勝利的曙光時，不但左派參加革命，中派亦可參加革命，即使右派分子也會附和着革命。第四類，半無産階級。包括絕大部分半自耕農、貧農、小手工業者、店員、小販。他們的經濟地位不相上下，對革命的宣傳極易接受，都需要一個變更現狀的革命。其中絕大部分半自耕農和貧農是農村中一個數量極大的群衆。所謂農民問題，主要就是他們的問題。第五類，無産階級。包括工業無産階級、都市苦力工人和農村無産階級。工業無産階級人數雖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産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

文章最後得出結論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産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産階級、小資産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産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

中共中央發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

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指出全黨同志必須認識，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要求各地區和軍隊都要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參加我們的工作。

昆明發生“一二·一”慘案

昆明“一二·一”慘案四烈士

1945年12月1日，昆明發生國民黨軍警殺害進步師生的慘案，亦稱“一二·一”慘案。

1945年11月，《雙十協定》墨迹未幹，國民黨就背信棄義地向解放區發動進攻。11月5日，黨中央号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戰。”當時在有“民主堡壘”之稱的昆明，學生們在中國共産黨地下組織的領導下，決定積極進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愛國運動。

12月1日，一大批佩帶“軍官總隊”符号的軍人，分批闖入雲南大學、中法大學、聯大工學院、聯大師範學院、聯大附中等處，搗毀校具、劫掠财物、毆打師生，甚至向人們開槍投彈。當天有4人被殺害，20多人被殺傷，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

紀念四烈士的出殡大遊行

12月2日，昆明市中等以上學校罷課聯合委員會（以下簡稱“罷聯”）為四烈士舉行入殓儀式。從12月4日起舉行公祭，全市大中學教師400多人公開聲明“無限期罷教，直到學生複課……”

四烈士靈堂設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四烈士遺像上方挂着“黨國所賜”4個大字，牆上張貼、懸挂着千餘副挽聯、挽詩、吊唁文電，展出烈士血衣，控訴反動派的暴行。在堅持罷課的同時，全市每天出動100多個宣傳隊到街頭、工廠和郊區農村宣傳。

在一個半月的公祭期，約有15萬人次、700多個團體前來祭奠，而當時昆明人口約30萬。重慶、成都、上海等近20個城市的學生、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也以舉行追悼會、示威遊行等方式支援昆明學生，一個以學生運動為主體的反内戰、争民主運動席卷了國民黨統治區。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重慶《新華日報》、延安《解放日報》都發表社論和文章，陝甘甯邊區也舉行群衆集會支援昆明學生。

按照“有理有利有節”的鬥争策略和原則，在5項複課條件已基本得到解決的情況下，12月25日，“罷聯”發表複課宣言，27日正式複課。

1946年3月17日，昆明市學聯舉行“一二·一”運動的最後一次活動——四烈士大出殡。昆明3萬餘名大中學師生和各界人士組成出殡隊伍，佩戴黑紗白花，莊嚴肅穆地走過昆明街頭，沿途散發《為“一二·一”死難烈士舉殡告全國同胞書》《告三迤父老書》，呼籲全國人民“粉碎反動派破壞和平事業的一切陰謀”。當天下午，殡儀隊伍回到西南聯大本部，舉行公葬四烈士儀式，聞一多、吳晗等教授作了語帶悲憤的講話。至此，“一二·一”運動勝利結束。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華北銀行、西北農民銀行的基礎上合并組成。該行計劃逐步把各解放區銀行改組為區行、分行，總行先設石家莊，後移北京。

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全國統一的金融體系已基本形成。

1948年12月1日，我國第一批人民币――面值為50元（第一張編号為ⅠⅡⅢ――）開始進入流通領域。

票面的正面，底紋呈淺藍色，花邊是高梁紅色，圖景為黑色，中間花符線為紫色。正上方有“中國人民銀行”，中間有“伍拾圓”等正楷字樣，左邊為"水車”，右邊為“煤礦”等圖景。

背面底紋呈黃茶色，背邊為深茶色，正上方有“中國人民銀行”，中間及左右兩邊均有“五十”等字樣。

1950年12月1日，我志願軍對企圖突圍的敵軍進行了殲滅性的打擊。12月17日收複元山、興南地區，殘敵從海上逃脫，第二次戰役遂告結束。此役，我共殲敵36000餘人，在朝鮮人民軍配合下收複了“三八線”以北（除襄陽外）的全部領土，解放了“三八線”以南地區，迫使敵人由進攻轉入防禦，扭轉了朝鮮戰局。

中央作出“三反”運動的決定

1951年12月1日，由于在增産節約運動中揭發出大量的貪污浪費現象，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産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作為貫徹精兵簡政、增産節約這一中心任務的重大措施，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方法，檢查貪污浪費現象。

毛澤東對決定稿前後進行了三次修改。關于一九五二年的工作計劃，修改指出：這一計劃的重點是用一切方法擠出錢來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為了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就要付出很多的資金，而資金的來源隻有增産節約一條康莊大道。務望領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展開愛國增産節約運動，使這個運動成為真正的全體人民運動，而為實現上述計劃而鬥争。

關于三反鬥争，修改指出：自從我們占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産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必須向全黨提出警告：一切從事國家工作、黨務工作和人民團體工作的黨員，利用職權實行貪污和實行浪費，都是嚴重的犯罪行為。反貪污鬥争和反浪費鬥争的開展和深入，必将接觸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種程度的官僚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工作作風。這種作風，是貪污和浪費現象所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在此次精兵簡政的工作中，在展開全國規模的愛國增産節約運動中，在進行反對貪污和反對浪費的鬥争中，同時展開一個反對官僚主義的鬥争。

8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反貪污鬥争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自此，“三反”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

毛澤東撰寫《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文

1958年12月1日，毛澤東撰寫《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文，闡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兩重性。

文章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向階級敵人作鬥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鬥争也是如此。

文章還闡明了可能性與現實性的對立統一，指出：可能性同現實性是兩件東西，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虛假的可能性同現實的可能性又是兩件東西，又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頭腦要冷又要熱，又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沖天幹勁是熱，科學分析是冷。在我國，在目前，有些人太熱了一點。他們不想使自己的頭腦有一段冷的時間，不願意做分析，隻愛熱。這種态度是不利于做領導工作的，他們可能跌筋鬥，這些人應當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頭腦。

第十七次全國公安會議在北京召開

1977年12月1日至1978年1月15日，第十七次全國公安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揭發批判了“四人幫”破壞公檢法的罪行，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公安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公安幹警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

1983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

關于縣級黨政機關機構改革的通知

1983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縣級黨政機關機構改革的通知。

通知指出，縣委、縣政府工作部門的設置，要根據黨政合理分工的精神和精簡的原則，大力簡化和緊縮。

同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組織部省、市、自治區機構改革指導小組《關于調整省地兩級領導班子的工作報告》。《報告》說，調整省級領導班子的工作從1982年10月下旬開始，到1983年3月下旬已基本完成，省屬部、委、廳、局和地、市領導班子的調整也已基本結束。

省、地兩級經過調整，普遍人數減少，平均年齡下降，文化程度提高，向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前進了一大步。

中央軍委向部隊提出“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的總要求

1990年12月1日，江澤民在全軍軍事工作會議上向部隊提出“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的總要求。

1991年1月25日，江澤民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再次提出：“我們一定要努力建設一支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戰鬥力很強的人民軍隊。”

《關于1991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通知》

1990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1991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農業和農村工作隻能加強，不能削弱。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繼續把做好農業和農村工作擺在首位，認真抓好穩定完善以家庭聯産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建立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等項工作。

來源|中國共産黨新聞網、人民網、黨史網、新華社

制作|大學生記者團 周美辰

責編|徐小添 李會佳 回彥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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