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八个字用草书怎么写?

励志文章之八个字励志书法 书房励志名言分享:书籍是最好的朋友当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向它求助它永远不会背弃你。——都德 书房墙上挂字画是现代书房一道最亮丽的装修风景,很多人都会根据书房的不同风格来选择相应的书房字画,也有的人会根据书房的色彩来选择相应的书房字画。其中所选择的书房字画中以名家书法居多,占整个书房装饰字画的80%。 一般书房墙上的字画怎么选?励志名言是一门学问,不仅仅是激活一个人的生命能量,更要唤醒一个民族的创造热情。励志,并不是让弱者取代另一个人成为强者,而是让一个弱者能与强者比肩,拥有实力相当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可以励志一生的书法内容:天道酬勤、龙马精神、马到成功、一帆风顺、志存高远、自胜为疆、自强不息、积健为雄、持之以恒、艺无止境、止于至善、《大风歌》、《慎终如始 则无败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业精于勤荒于嬉 行成于思毁于随》、李嘉诚办公室书法《发上等愿》、《沁园春 雪》、《沁园春 长沙》等。 一般书房墙上的字画怎么选?励志书法欣赏一: 国宾礼书法家观山行书书法作品《天道酬勤》(作品来源:易从网) “天道酬勤”出自儒家的国学经典《论语》。“天道”即“天意”;“酬”即酬谢、厚报;“勤”即勤奋、敬业。“天道酬勤”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上天偏爱于勤奋的人们,付出的努力一定会有所回报,也说明了机遇和灵感往往只光顾有准备的头脑,只垂青于孜孜以求的勤勉者。 一般书房墙上的字画怎么选?选择天道酬勤书法不仅增添点缀,催人奋进, 而且能培养主人勤奋刻苦的品质,用勤劳踏实的态度书写无悔的人生,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这幅书法作品出自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观山老师的手笔,所以还可以用于收藏,具备极高的升值空间。 一般书房墙上的字画怎么选?励志书法欣赏二: 国宾礼书法家观山行书书法作品《厚德载物》(作品来源:易从网) “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重视品德像大地一样能容养万物,形容品德像地一样容纳百川。“厚德载物”有利于培养现代道德 人格,它要求人们具有广博的爱心,乐善好施;要有道义感,见义勇为;要有道德操守、讲诚信 ;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见利思义;要有承担责任与苦难的勇气等。 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厚德载物四字是从中国文化中挖掘的经典成语内容,不仅是中华名族精神的象征,而且以此内容为题材创作出的书法作品还经常被领导人当做国礼赠送国际友人。一般书房墙上的字画怎么选?将一幅具有浓厚文化沉淀的《厚德载物》书法挂于家里书房,不仅能提升主人品位和形象,还能修身养性,一生受益。 一般书房墙上的字画怎么选?励志书法欣赏三: 国宾礼书法家观山行书书法作品《慎终如始则无败事》(作品来源:易从网) 这幅作品内容“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八字出自春秋·老聃《老子》第六十四章。这两句大意是:谨慎地做到最终,就像开始时一样,就不会有失败和差错。这句励志名言启示我们:办任何事情,自始至终都应慎之又慎,这样才不会出现差错。大凡人们办事时,容易虎头蛇尾,开始时认真﹑细致、谨慎、严肃,久后则是敷衍、马虎、粗心、草率,这样,往往办不好事情。 观山老师这幅书法作品《慎终如始 则无败事》,不仅选取的内容经典,意蕴非凡,而且笔法流畅,技法精熟、线条流畅、潇洒自如字体饱满,字形落落大方,兼以典雅高贵的设色宣纸作衬,皆显高雅飘逸之感!一般书房墙上的字画怎 么选?所以无论是挂在家中书房,还是挂在企业办公室、事业单位、茶楼、家中客厅、卧室都是比较适合的。既能修身励志,又可观赏收藏,推荐选购! 书房属于比较清静的地方,挂字画宜少而精,有画龙点睛之意,内容以简洁明快,淡雅的色调为主,才能衬托出书房的气息。以上书法作品出自当代名家之手,不仅可以为书房增添文化气息,调节书房风水,而且可以用于自勉,修身养性,陶冶情操。 一般书房墙上的字画怎么选?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登录易从字画商城,名家手绘真迹等待您来挑选,名家书法定制让您享受足不出户即可购买便宜字画的便捷服务。 温馨提示:对于书房字画的研究首先要确定其悬挂的位置,观察不同的书房挂字你会发现,每一张挂字都看起来那么的舒适,这就是挂字的选择和位置设计的最佳状态,这样才能带来书房中的好风水。 文昌位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聪明位”,这个地方主要对事业和学习产生影响,所以在这个地方挂一幅寓意深远的字画非常有利于书房风水的营造。 书房挂字讲究的是心平气和,有美好的寓意,舒适的环境氛围才是最为重要的。因此选择适合的字画,与居室空间搭配巧妙,符合个人的心里感受和视觉感受,就可以使空间充满优美的气氛,使家人的心理有一种舒服感和幸福感。 八个字励志书法篇二 办公室书法内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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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前夕,想去拜访冯树国老先生。得到的回复是,近日身体不好,闭门谢客。

几个月前,曾和大连书画院院长李元老师去过一次冯老家。那阵子他身体还很好,只是说字写得少了,站久了腰疼。毕竟是近百岁老人了。那天,他坐着和我们聊了好一会儿,且不停抱歉说:“没来得及换衣服,穿着睡服见你们,实在不好意思。”

我见过冯老年轻时的照片,那叫一个精神。无论是穿军装,还是赤裸上身练健美的,都透着一股子英气。

生于1919年的冯树国老人,按虚岁算已经99岁了,可他自己坚持认为是100岁。人生七十就古来稀了,那百岁真算是人瑞了。

在大连沙河口区春二街和柳三街交汇路口,冯树国老人就住旁边这栋老房子里,面积不大,只有40多平米的空间。

谁能想到,这里住着一位有着传奇人生的黄埔老人。

冯树国191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是家里的长子,有两妹一弟,大伯父在川军当师长,父亲经商,家有矿业、蚕丝厂,家境殷实。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6岁时就开始学习书法了。

1938年,正值抗战时期,黄埔军校自南京经九江迁到四川铜梁县。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川渝两地经常遭到日军轰炸。19岁的冯树国在《四川日报》上看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招收第17期新生的简章,为救国救民,便约了其他5名同学一起报名,准备投笔从戎,最终他成功被黄埔军校校本部录取,被安排在步兵科学习。

毕业后,先是在空军做了一段时间教官,后调回黄埔军校,担任校长室秘书。

在任职空军时,喜欢书法的冯树国一有空闲,就经常练字。当时,每个教官都配一个勤务兵,他的勤务兵每天早上都要完成一个任务:磨一大碗墨。

1943年,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重庆出版了一本标准草书字帖,冯树国一看就迷上了草书。还曾十分冒昧地给于右任写过一封求教信,询问草书该怎样练。想不到于右任很快回信了,内容只有八个字:“书无他法,多写便佳”。

黄苗子赠送冯树国的书法对联《春秋多佳日,西北有高楼》。

一年夏天,在与于右任相熟的一位银行家的帮助下,冯树国到重庆于府,专门拜访了一次于右任先生。一脸大胡子,白布衣裤,白袜子,黑布鞋,抽旱烟的于先生面相既威严,又和蔼。年轻的冯树国,毕恭毕敬地站着,坐也不敢坐。

行长家问于右任能不能收个学生。于院长说可以,冯树国马上三鞠躬行拜师礼。于先生叮嘱他往后直接到家就可以。冯树国后来只去过两次,先生太忙,只见到一次,多数习作都由秘书转交。

冯国树还记得曾经用标准草书写过《正气歌》,老师圈阅后批注:“大体甚好,望时时习之”。

冯树国说和于先生最后一次见面非常偶然。

那是1949年10月到香港出差,在机场得知于先生也在香港。于是,连续两个早晨都去见先生,于右任很高兴,拉着他一起吃早饭。分别时,于右任很认真地叮嘱冯树国,回到成都后马上打电话通知中央社发个消息,就说“于右任不日回蓉”。消息发了,可于右任却没成功归来,而去了台湾。

冯树国家中挂的一幅《三羊图》,一家都肖羊。

与于右任这段短暂的师生时光,从此打上了句号。但标准草书,却永久地刻在了冯树国的心里。心无旁骛,只写标准草书,他一写就是七十余年。

1949年12月,冯树国随黄埔军校集体起义。

解放后先参加学习,等待分配工作。正赶上东北局管教育的一位局长回成都探亲,她带着招聘人才去东北的任务。大连是老解放区,听说冬天并不算太冷,怀着强烈的亲眼看看老解放区的渴望,冯树国于1951年来到大连,到旅顺中学任教,教体育。

因为以前学过一点俄语,到旅顺后,冯树国每个星期天都去太阳沟,与苏联军官的孩子们用俄语对话,一混就是一整天。

冯树国和大连书画院李元在一起交谈。

1952年,冯树国被调到大连五中教俄语,1956年又调到十六中,还是教俄语。

1961年,冯树国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同时被开除公职。这帽子一戴就是将近20年,前十年在大连改造扫街,后十年被下放到庄河栗子房王家沟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平反。

冯树国说他这一辈子,兵、学、农、工、商全干过了。1985年,市委统战部交给他一个任务,组织成立大连黄埔同学会,并担任会长。现在,他自己还近百岁高龄,估计这个同学会只剩下了他一个光杆会长了。

为保家卫国,报考黄埔军校,到投师于右任学书法,到后来人生的起起落落,冯树国说他都没停下练习书法。一进入书写状态,就什么都忘了。

在冯树国的眼里,于右任一直是高山仰止。在于先生的字里,章草、魏碑、今草都在里边,他写过各家,最后融会各家并打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冯树国完全沿着于右任的道路,扎扎实实地修炼着标准草书。

冯树国家里挂的一幅2015年为庆祝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而作的书法:忆当年,投笔从戎报国除顽凶,全民奋起八年血—战,顽凶尽除,共享安宁。

第一次去于右任家那次,冯树国发现一个细节,先生坐下后,不停地用手指在腿上划来划去。后来才想明白,那是老师以指代笔,随时随地在练字。后来冯树国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时,他的推车上总有一双筷子,休息时就用筷子代笔,随地写字。

七十多年来,冯国树一直沉浸在标准草书的世界里,除了练字,就是看书。他说多看中国古代经典,增加国学修养,是学好书法的必要条件。

这幅对联写得很好,可惜收藏者上下联裱反了。

冯国树写了一辈子的书法,却从来没有名利之心。他写字是为了心身安静,也同时为了向于右任先生致敬。这个学习不久的学生,却用一生回报了老师的教诲。

正如冯树国一生的风雨归于平静一样,他笔下的草书,也一样的满纸静气。

一辈子只追随一个人,一生只写一种字体。冯树国的书法人生,不仅仅只是练书法那么简单。

观冯树国先生的书法,真能体会那股静气与散淡。七十多年来,他就这么安静地书写着,在书写中,他享受着人生的平平淡淡。

重阳佳节之际,祝福冯树国老人,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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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百会,网名牧云轩主人、庞坨子。

生于辽西黑山,现居大连,职业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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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是用来书写历史的,但它自己也有历史。

我一再想,中国文化千变万化,中国文人千奇百怪,却都有一个共同的载体,那就是笔墨。

这笔墨肯定是人类奇迹。一片黑黝黝的流动线条,既实用,又审美,既具体,又抽象,居然把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族群联结起来了。千百年来,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什么都可以分裂、诀别、遗佚、湮灭,唯一断不了、挣不脱的,就是这些黑黝黝的流动线条。

那么今天,就让它们停止说别人,让别人说说它们。

是不是要写“书法简史”?我的企图似乎要更大一点。

但是开笔,还是从自己写起。

在山水萧瑟、岁月荒寒的家乡,我度过了非常美丽的童年。

千般美丽中,有一半,竟与笔墨有关。

那个冬天太冷了,河结了冰,湖结了冰,连家里的水缸也结了冰。就在这样的日子,小学要进行期末考试了。

破旧的教室里,每个孩子都在用心磨墨。磨得快的,已经把毛笔在砚石上舔来舔去,准备答卷。那年月,铅笔、钢笔都还没有传到这个僻远的山村。

磨墨要水,教室门口有一个小水桶,孩子们平日上课时要天天取用。但今天,那水桶也结了冰,刚刚还是用半块碎砖砸开了冰,才抖抖索索舀到砚台上的。孩子们都在担心,考试到一半,如果砚台结冰了,怎么办?

这时,一位乐呵呵的男老师走进了教室。他从棉衣襟下取出一瓶白酒,给每个孩子的砚台上都倒几滴,说:“这就不会结冰了,放心写吧!”

于是,教室里酒香阵阵,答卷上也酒香阵阵。我们的毛笔字,从一开始就有了李白余韵。

其实岂止是李白。长大后才知道,就在我们小学的西面,比李白早四百年,一群人已经在蘸酒写字了,领头那个人叫王羲之,写出的答卷叫《兰亭序》。

我上小学时只有四岁,自然成了老师们的重点保护对象。上课时都用毛笔记录,我太小了,弄得两手都是墨,又沾到了脸上。因此,每次下课,老师就会快速抱起我,冲到校门口的小河边,把我的脸和手都洗干净,然后,再快速抱着我回到座位,让下一节课的老师看着舒服一点。但是,下一节课的老师又会重复做这样的事。于是,那些奔跑的脚步,那些抱持的手臂,那些清亮的河水,加在一起,成了我最隆重的书法入门课。如果我写不好毛笔字,天理不容。

后来,学校里有了一个图书馆。由于书很少,老师规定,用一页小楷,借一本书。不久又加码,提高为两页小楷借一本书。就在那时,我初次听到老师把毛笔字说成“书法”,因此立即产生误会,以为“书法”就是“借书的方法”。这个误会,倒是不错。

学校外面,识字的人很少。但毕竟是王阳明、黄宗羲的家乡,民间有一个规矩,路上见到一片写过字的纸,哪怕只是小小一角,哪怕已经污损,也万不可踩踏。过路的农夫见了,都必须弯下腰去,恭恭敬敬捡起来,用手掌捧着,向吴山庙走去。庙门边上,有一个石炉,上刻四个字:“敬惜字纸。”石炉里还有余烬,把字纸放下去,有时有一朵小火,有时没有火,只见字纸慢慢焦黄,熔入灰烬。

我听说,连土匪下山,见到路上字纸,也这样做。

家乡近海,有不少渔民。哪一季节,如果发心要到远海打鱼,船主一定会步行几里地,找到一个读书人,用一篮鸡蛋、一捆鱼干,换得一叠字纸。他们相信,天下最重的,是这些黑森森的毛笔字。只有把一叠字纸压在船舱中间底部,才敢破浪远航。

那些在路上捡字纸的农夫,以及把字纸压在船舱的渔民,都不识字。

不识字的人尊重文字,就像我们崇拜从未谋面的神明,是为世间之礼、天地之敬。

很多事,即使参与了,也未必懂得。

我到很久之后才知道,那些黑森森的文字,正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基元。它们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过分。

其一,这些文字证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已经彻底摆脱了蒙昧时代、结绳时代、传说时代,终于找到了可以快速攀援的麻石台阶。如果没有这个台阶,在那些时代再沉沦几十万年,都是有可能的。有了这个台阶,则可以进入哲思、进入诗情,而且可以上下传承。于是,此后几千年,远远超过了此前几十万年、几百万年。

其二,这些文字展现了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可能,那就是,辽阔的山河,诸多的方言,纷繁的习俗,都可以凭借着这些小小的密码而获得统一,而且由统一而共生,由统一而互补,由统一而流动,由统一而伟大。

其三,这些文字一旦被书写,便进入一种集体人格程序,有风范,有意态,有表情,又协和四方、对话众人。于是,书写过程既是文化流通过程,又是人格修炼过程。一个个汉字,千年百年书写着一种九州共仰的人格理想。

其四,这些文字一旦被书写,也进入一种集体审美程序,有造型,有节奏,有徐疾,有韵致。于是,永恒的线条,永恒的黑色,至简至朴,又至深至厚,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美学品格。

我曾经亲自考察过人类其他重大的古文明的废墟,特别注重那里的文字遗存。与中国汉字相比,它们有的未脱原始象形,有的未脱简陋单调,有的未脱狭小神秘。在北非的沙漠边,在中东的烟尘中,在南亚的泥污间,我明白了那些文明中断和湮灭的技术原因。

在中国的很多考古现场,我也见到不少原始符号。它们有可能向文字过渡,但更有可能结束过渡。就像地球上大量文化遗址一样,符号只是符号,没有找到文明的洞口,终于在黑暗中消亡。

由此可知,文字,因刻刻画画而刻画出了一个民族永久的生命线。人类的诸多奇迹中,中国文字,独占鳌头。

中国文字在苦风凄雨的近代,曾受到远方列强的嘲笑。那些由字母拼接的西方语言,与枪炮、毒品和科技一起,包围住了汉字的大地,汉字一度不知回应。但是,就在大地即将沉沦的时刻,甲骨文突然出土,而且很快被读懂,告知天下:何谓文明的年轮,何谓历史的底气,何谓时间的尊严。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族群临近灭亡时最后抖搂出来的,不是深藏的财宝,不是隐伏的健勇,不是惊天的谋略,而只是一种古文字?终于,我有点懂了。所以我在为北京大学的各系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时候,开始整整一个月,都在讲甲骨文。

一般所说的书法,总是有笔有墨。但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文字,却不见笔迹和墨痕,而是以坚硬的方法刻铸在甲骨上、青铜钟鼎上、瓦当上、玺印上。更壮观的,则是刻凿在山水之间的石崖、石鼓、石碑上。

不少学者囿于“书法即是笔墨”的观念,却又想把这些文字纳入书法范畴,便强调它们在铸刻之前一定用笔墨打过草稿,又惋叹一经铸刻就损失了原有笔墨的风貌。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用笔墨打草稿是有可能的,但也未必。我和妻子早年都学过一点篆刻,在模仿齐白石的阴文刀法时,就不会事先在印石上画样,而只是快刃而下,反得锋力自如。由此看甲骨文,在那些最好的作品中,字迹的大小方圆错落多姿,粗细轻重节奏灵活,多半是刻画者首度即兴之作,而且照顾到了手下甲骨的坚松程度和纹路结构,因此不是“照样画葫芦”。

石刻和金文,可能会有笔墨预稿,但一旦当凿刀与山岩、铸模强力冲击,在声响、石屑、火星间,文字的笔画必然会出现特殊的遒劲度和厚重感。这是笔墨的损失吗?如果是,也很好。既然笔墨草稿已经看不到了,那么,中国书法有这么一个充满自然力、响着金石声的开头,可能更精彩。

也许我们可以说:中国书法史的前几页,以铜铸为笔,以炉火为墨,保持着洪荒之雄、太初之质。

我在殷商时的陶片和甲骨上见到过零星墨字,在山西出土的战国盟书、湖南出土的战国帛书、湖北出土的秦简、四川出土的秦木牍中,则看到了较为完整的笔写墨迹。当然,真正让我看到恣肆笔墨的,是汉代的竹简和木简。

长沙马王堆帛书的出土,让我们一下子看到了十二万个由笔墨书写的汉代文字,云奔潮卷般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盛大节日,而时间又十分蹊跷,是一九七三年底至一九七四年初,正处于那场名为“文革”的民粹主义浩劫的焦灼期。这不禁又让人想到甲骨文出土时的那一场浩劫,古文字总是选中这样的时机从地下喷涌而出。我不能不低头向大地鞠躬,再仰起头来凝视苍天。

那年我二十七岁,急着到各个图书馆寻找一本本《考古》杂志和《文物》杂志,细细辨析所刊登的帛书文字。我在那里看到了二千一百多年前中国书法的一场大回涌、大激荡、大转型。由篆书出发,向隶、向草、向楷的线索都已经露出端倪,两个同源异途的路径,也已形成。

从此我明白,若要略知中国书法史的奥秘,必先回到汉武帝之前,上一堂不短的课。

汉以前出现在甲骨、钟鼎、石碑上的文字,基本上都是篆书。那是一个订立千年规矩的时代,重要的规矩由李斯这样的高官亲自书写,因此那些字,都体型恭敬、不苟言笑、装束严整,而且都一个个站立着,那就是篆书。

李斯为了统一文字,对各地繁缛怪异的象形文字进行简化。因此他手下的小篆,已经薄衣少带、骨骼精练。

统一的文字必然会运用广远,而李斯等人设计的兵厉刑峻,又必然造成紧急文书的大流通。因此,书者的队伍扩大了,书写的任务改变了,笔下的字迹也就脱去了严整的装束,开始奔跑。

东汉书法家赵壹曾经写道:

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功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隶书趋急速耳。

这就是说,早在秦末,为了急迫的军事、政治需要,篆书已转向隶书,而且又转向书写急速的隶书,那就是章草的雏形了。

有一种传说,秦代一个叫程邈的狱隶犯事,在狱中简化篆书而成隶书。隶书的名字,也由此而来。如果真是这样,程邈的“创造”也只是集中了社会已经出现的书写风尚,趁着狱中无事,整理了一下。

一到汉代,隶书更符合社会需要了。这是一个开阔的时代,众多的书写者席地而坐,在几案上执笔。宽大的衣袖轻轻一甩,手势横向舒展,把篆书圆曲笔态一变为“蚕头燕尾”的波荡。

这一来,被李斯简化了的汉字更简化了,甚至把篆书中所遗留的象形架构也基本打破,使中国文字向着抽象化又解放了一大步。这种解放是技术性的,更是心理性的,结果,请看出土的汉隶,居然夹杂着那么多的率真、随意、趣味、活泼、调皮。

我记得,当年马王堆帛书出土后,真把当代书法家看傻了。悠悠笔墨,居然有过这么古老的潇洒不羁!

当然,任何狂欢都会有一个像样的凝聚。事情一到东汉出现了重大变化,在率真、随意的另一方面,碑刻又成了一种时尚。有的刻在碑版上,有的刻在山崖上,笔墨又一次向自然贴近,并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叮叮当当间,文化和山河在相互叩门。

毕竟经历过了一次大放松,东汉的隶碑品类丰富,与当年的篆碑大不一样了。你看,那《张迁碑》高古雄劲,还故意用短笔展现拙趣,就与飘洒荡漾、细笔慢描的《石门颂》全然不同。至于《曹全碑》,隽逸守度,刚柔互济,笔笔入典,是我特别喜欢的帖子。东汉时期的这种碑刻有多少?不知道,只听说有记录的七、八百种,有拓片的也多达一百七十多种。那时的书法,碑碑都在比赛,山山都在较量。似乎天下有了什么大事,家族需要什么纪念,都会立即求助于书法,而书法也总不令人失望。

说了汉隶,本应该说楷书了,因为楷出汉隶。但是,心中有一些有关汉隶的凄凉后话,如果不说,后面可能就插不进了,那就停步聊几句吧。

隶书,尽管风格各异,但从总体看,几项基本技巧还是比较单纯、固定,因此,学起来既易又难。易在得形,难在得气。在中外艺术史上,这样的门类在越过高峰后就不太可能另辟蹊径、再创天地。隶书在这方面的局限,更加明显。例如,唐代文事鼎盛,在书法上也硕果累累,但大多数隶书却日趋肥硕华丽,徒求形表,失去了生命力。千年之后,文事寥落的清代有人重拾汉隶余风,竟立即胜过唐代。但作为清隶代表的金农、黄易、邓石如等人,毕竟也只是技法翻新,而气势难寻。在当代“电脑书法”中,最丑陋的也是隶书,不知为什么反被大陆诸多机关大量取用,连高铁的车名、站名也包括在内。结果,人们即便呼啸疾驰,也逃不出那种臃肿、钝滞、笨拙的笔画。

这下,可以回过去说楷书的产生了。

历史上有太多的书法论著都把楷书的产生与一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这个人叫王次仲,河北人。《书断》、《劝学篇》、《宣和书谱》、《序仙记》等等都说他“以隶字作楷法”。但他是什么时代的人?说法不一,早的说与秦始皇同时代,晚的说到汉末,差了好几百年。

有争论的,是“以隶字作楷法”这种说法。“楷法”,有可能是指楷书,也有可能是指为隶书定楷模。如果他生于秦,应该是后者;如果生得晚,应该是前者。

我反复玩味着那些古代记述,觉得它们所说的“楷法”主要还是指楷书。但是,我历来不赞成把一种重要的文化蜕变归之于一个人,何况谁也不清楚王次仲的基本情况。如果从书法的整体流变逻辑着眼,我大体判断楷书产生于汉末魏初。如果一定要拿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做标杆,那么,我可能会选钟繇(151—230)。

钟繇是大动荡时代的大人物,主要忙于笔墨之外的事功。官渡大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他支援曹操一千多匹战马,后来又建立一系列战功,曾被魏文帝曹丕称为“一代之伟人”。可以想象,这样一位将军来面对文字书写的时候,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沙场。

他会觉得,隶书的横向布阵,不宜四方伸展;他会觉得,隶书的扁平结构,缺少纵横活力;他会觉得,隶书的波荡笔触,应该更加直接;他会觉得,隶书的蚕头燕尾,须换铁钩铜折……

但是,他毕竟不是粗人,而是深谙笔墨之道。他知道经过几百年流行,不少隶书已经减省了蚕头燕尾,改变了方正队列,并在转折处出现了顿挫。他有足够功力把这项改革推进一步,而他的社会地位又增益了这项改革在朝野的效能。

于是,楷书,或曰真书、正书,便由他示范,由他主导,堂堂问世。他的真迹当然看不到了,却有几个刻本传世,不知与原作有多大距离。其中那篇写于公元二二一年的《宣示表》,据说是王羲之根据自家所藏临摹,后刻入《淳化阁帖》的。因为临摹者是王羲之,虽非真品也无与伦比,并由此亦可知道钟繇和王羲之的承袭关系。从《宣示表》看,虽然还存隶意,却已解除隶制,横笔不波,内外皆收,却是神采沉密。其余如《荐季直表》、《贺捷表》都显得温厚淳朴,见而生敬。

钟繇比曹操大四岁,但他书写《宣示表》和《荐季直表》的时候,曹操已在一年前去世,而他自己也已七十高龄了。我想,曹操生前看到这位老朋友那一幅幅充满生命力的黑森森楷书时,一定会联想到官渡大战时那一千多匹战马。曹操自己的书法水平如何?应该不会太差,我看到南朝一位叫庾肩吾的人写的《书品》,把自汉以来的书法家一百多人进行排序。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之中又各分三品,因此就形成了九品。上等的上品是三个人:张芝、钟繇、王羲之。曹操不在上等,而是列在中等的中品。看看这个名单中的其他人,这个名次也算不错了。《书品》的作者还评价曹操的书法是“笔墨雄赡”。到了唐代,张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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