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实际上比一般人想象中的复杂。“中国”这个词在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实际很早（非官方用法），作为地域概念的使用也很早，但是实际意义却十分模糊，甚至同一时期可能同时具有不同的指代。

“中国”二字连用，最早出处应该是《诗经·大雅》：“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此处“中国”二字指代京师，是纯粹的地域概念，和如今“中国”的含义相去甚远（主要是西周时期“国”的含义和现代差得太远了）。

之后到春秋战国，“中国”的地域指代范围逐渐扩大。到秦汉以后，基本上“中国”的指代范围就不再限于京师，而基本成为与夷狄相对应的指代汉政权（主要是地域概念）的用法了。如《论语集解义疏》中所谓“诸夏，中国也”。

到唐太宗年间，“中国”二字已经可以在半官方的场合（如朝堂正式公文中）使用了。如魏徵曾向唐太宗上书：“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

唐太宗的诏书中也有：“今命尔为都督，尔宜善守国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国久安，亦使尔宗族永全也！”的字样。

此时“中国”二字既可用作地理上的概念。如“晋初诸胡与民杂居中国”、“陛下以其降附，不忍尽杀，宜纵之使还故土，不可留之中国”，同时也可作种族上的概念，如“户部奏：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附者，男子一百二十馀万口”、“有降胡言‘中国人或潜通书启于萧后者’”。

（以上均出自《资治通鉴》）

也就是说，此时已有“中国人”这种叫法。但是这并不是一个被普遍认同经常使用的概念，也基本不用于自称。

而以上所有“中国”二字出现的场合，全部与同夷族的战和外交有关。也就是说，只有在涉外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中国”这样的字样指代汉政权或汉族统治区域，也是对夷族宣示威仪，自称上国的意思。而国家内部事宜，一般不会自称为“中国”。

另一个比较要命的问题是，汉政权自称为“中国”，周边夷族究竟认不认同呢？或者换个角度说，在中华文化圈里，汉族或汉政权是不是唯一一个自称“中国”的民族/政权呢？

有的年代，答案是肯定的。有的年代，答案是否定的。有的年代，则是模糊不清的。

已知的汉文化圈内，曾以“中国”自称的少数民族或异族政权包括北魏（鲜卑政权）、辽国（契丹政权）、越南、日本、印度等（“中国”作为美称，在部分汉译印度文献中既可代称印度某些实际存在的较发达的政权小国，也作为宗教用语代称佛国）。

反过来，当然也有少数民族政权以“中国”指代汉政权（一般是比较弱小的政权）。后文再述。

野史里有一桩蛮有名的公案，就涉及到“中国”二字指代不清的问题。

（《嵩山文集》）“契丹自澶渊之盟到今凡(九)十有八年矣！可谓久矣！古未有也。宗庙社稷之威灵于是乎在。然今虏主鸿基者与有力焉，涂路之人皆知。虏主虽生羯犬之乡，为人仁柔，讳言兵，不喜刑杀。慕仁宗之德而学之，每语及仁宗，必以手加额，为仁宗忌。日斋不忘，尝以白金数百，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其用心盖可知也”

网上能看到很多历史“科普”文提到辽道宗耶律洪基都会引这句话，并且几乎都毫不犹豫地认为辽道宗此语（如果确有其事）中“中国”指的就是北宋。甚至有些不严谨的引文直接变成了“愿来世生中华”、“愿后世生宋土”。。。基本属于想当然。

当然，这或许与辽道宗本人汉文化狂热爱好者的身份有关。但作为异国皇帝，耶律洪基再怎么爱好汉文化，也很难想象他说出希望来世生在宋土这么疯狂的话来。

实际上，如果该段引文可以采信，对“中国”二字的释义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张其凡. 辽道宗“愿后世生中国”诸说考辨. 《文史哲》(济南)2010年5期. 转引自 ））

1. 北宋说（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
2. 契丹说——辽道宗后期，契丹有以“中国”为自称的记载。如（《辽史·刘辉传》）“大安末，(刘辉)为太子洗马，上书言：‘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时间大约发生在道宗所谓“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之后。辽国同时也有以“诸夏”自称的记载（参考前文：诸夏，中国也）。
3. 中天竺说——因为辽道宗信佛，这句话也是刻在佛像之上的。参考《佛说四十二章经》——“佛言：人离恶道，得为人难。既得为人，去女即男难。既得为男，六根完具难。六根既具，生中国难。既生中国，值佛世难。既值佛世，遇道者难。既得遇道，兴信心难。既兴信心，发菩提心难。既发菩提心，无修无证难。”此处所谓“中国”，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指代，而非实指世俗中的某一个国家或政权。

综上，此处辽道宗所谓的“中国”，无论是2还是3的含义，反正指的不是北宋，不是汉族政权。（实际上汉文化圈里旁系的政权强大之后自居“中华正统”的多了去了；日本那边至今还在蹦跶呢）

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异族政权承认汉政权（比如北宋）是中国呢？当然不是。

就比如宋辽旁边那个西夏。《西夏书事》载：“保吉驻夏州，声言石陨帐前，有文曰：“天戒尔勿为中国患”，蕃汉争传之。”当然，陨石上面有字，还是汉字（那时候还没有西夏文）显然是比较扯淡的。暂且不管是谁去动的手脚，这个记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此处的“中国”也毫无疑问地指代北宋。与之相为佐证的，西夏李元昊时，辽兴宗伐夏时遣使告宋也说“元昊负中国当诛”；《徐资治通鉴长编》所谓“其实(西夏)纳契丹降人，契丹讨之，托中国为名也”。所说“中国”指的也都是北宋。（也就是，兴宗还是认北宋为中国的。兴宗死后他儿子沉迷汉文化+自身过度膨胀，就开始以“中国”为自称了）。

当然，北宋之时，“中国”之称，纵然有被异族（少数民族）抢占的，也不过是自己关起门来自称，尚不会有谁上门来找不自在。而到了晚清，甲午海战之后，中日谈判时日本甚至曾公然要求清国不得以“中国”自称。并提出了所谓“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所以。。大概这个逻辑是说，日本认为诸如匈奴、鲜卑、柔然、吐蕃、契丹、西夏之类的少数民族都属于中国的“己邦边疆荒服”吧。。）。而当时日本国内提到“中日战争”则称之为“日清战争”，始终不肯承认“中国”之名。当然，甲午海战清国面子里子都输掉了，虽然曾有官员力争，最后还是在条约上写上“大清国”草草了事罢了。

至于日本至今有人坚持“中国”是文化概念而非政治概念，鼓吹所谓“崖山以后无中国”。。我要说什么好。跳梁小丑，自娱自乐吧。

显然“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不过也要托赖后人，有十足的底气，才能保住自古以来的传承。

千金买一笑，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在历史上是如何把西周玩的灭亡了？

始建于汉代，时称太学，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汉代始设于京师。汉武帝时，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在长安设太学。太学之中由博士任教授，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宣帝时博士增至十二人 ，王莽当政时又增至三十人。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太学弟子”。太学初建时为50人，汉昭帝时增至100人，王莽时增至10000人，“博士弟子”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博士弟子入选”，内由太常负责选择，外由郡国察举。武帝还下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或两者同时设立，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