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死了外祖父要守制多久?

明朝文臣,因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面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张居正也应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风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

张居正(1525一1584),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四年(1525),当张居正在荆州江陵(今属湖北)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补府学生。四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又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湖广巡抚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玉朱载垕的侍讲侍读。逾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玉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这一年,世宗殁,裕王即位,是为明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土。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此时的他大概不会忘记自己十三岁写下的诗句“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三十年后,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手”了。

“摄夷蛮骚乱,锄当路芝兰”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篙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沼,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后发生嫌隙。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个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遂联合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张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固巩边防的工作。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祟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双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后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以心奉尘刹,不求自身利

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竞“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儿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株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

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

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在他看来,“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他指出:“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么,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本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傅汉臣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 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至万历七年(1579)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面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

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十九年末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九年(1581),五十七岁的居正,终于劳累病倒。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权力,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 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竞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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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古老民族,由于其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所以风土人情多姿多彩,丰富异常。
  汉族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农业人口一直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尚农风俗源远流长。从远古起,汉族就视农业为本业。早在战国时期韩非就提出了“以农业为本”的主张。他说:“仓禀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韩非子·诡使篇》。在尚农思想的影响下,汉族社会形成了“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商君书·画策篇》。“男耕女织”可说是一幅典型的汉族社会风土人情画。只是到了现代,特别是解放后才有了较大的变化。
  二十四节气是汉族农历特有的重要部分,它的形成和创立与汉族古代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习俗密切相关。随着一年四季气候的变换,农事和农活的内容也随着变化。二十四节气名称本身的含义,都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至今汉族农民仍习惯按节气进行农事,安排农活。
  与尚农风俗相关的是汉族对土地神的崇拜。《白虎通义》云:“地载万物者,释地所以得神之由也。”土地神崇拜的形式是“社祀”,土地神称为社神或社主,祭土地神的地方称社。《礼记·郊特牲》云:“壮、祭土,而主阴气也……壮,所以神地之道也。”发展到后来,汉族社会层层都有社祭。民间对土地神的信仰十分广泛,解放前土地庙几乎到处可见。
  尊祖敬老是汉族的千古遗风。尊祖即是对祖先的崇拜。商代时即信上帝与祖先合一的一元神,周代则信上帝与祖先分开的二元神,而崇拜祖先神是更为重要的传统。汉族的祖先崇拜主要是祭有功绩的远祖和血缘关系密切的近祖。
  崇祖习俗直到近、现代。民间尊祖的祭祀活动仍十分隆重,有时祭、堂祭、节祭、岁祭、房祭、祠祭等,逢年过节有的还要瞻仰历代祖宗遗容面像,以表不忘祖宗,并与祖宗共享喜庆或求祖宗赐福保佑。汉族供奉祖先的地方叫祖庙或宗庙,祖庙、宗祠遍布各地。
  与尊祖习俗相关,在封建宗法制的长期影响下,汉族喜聚族而居,定期纂修宗谱。由于聚族而居,汉族自古多三世同堂,及至五世同堂,有的累世同居长达几百年,真是“长幼济济,风礼著闻”。这种世代同居共财的宗族,俗称“义居”或“义门”。明代时浙江省浦江县郑氏甚至九世同居,明太祖就曾诏旨特敕建造郑义门给予旌表。如今家庭形式虽趋向小型,但三代同堂的家庭乃较普遍。
  从尊祖延伸而来的敬老习俗在汉族中根深蒂固。《诗经·大雅·既醉》云:“孝不匮,永赐尔类。”意即孝子敬老的孝意无穷无尽,势必经常感化影响整个家庭,乃至整个民族。汉族民间敬老习俗,相沿至今,是值得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
  最初,汉族的姓、氏是有区别的。原始的姓是母系氏族公社的族号。“姓”字就是由“女”和“生”字合成。许多古姓都有“女”旁,如姜、姚、姬等。氏是姓的分支。由于子孙繁衍,一族分成若干支,散居各地,每一支都有一个特殊的记号作为标志,这就是氏。后来,姓和氏就没有多少差别了。
  姓氏的来源,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以官职为姓,如司马、上官、侯、帅、尉等;
  ②以职业和技艺为姓,如做陶器的姓“陶”,管仓库的姓“仓”,做买卖的姓“贾”;
  ③以祖先的名字、爵位为姓,如孟孙、叔孙、王孙、公孙等;
  ④以封国、封地为姓,如齐、鲁、吴、楚等;
  ⑤以原始崇拜物为姓,如马、牛、羊、龙等;

  ⑥以居住地方的特征为姓,如东郭、西门、杨、柳,李等;
  ⑦以数字为姓,如伍、陆、万等。
  此外还有些复姓如长孙、贺兰、呼延,则是由少数民族语音译而成。
  宋朝人编写的《百家姓》内收入单姓共408个,复姓共76个。近代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已收入单复姓共4129个。常用姓氏不过200个左右,最常见的单姓只有100个,而以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伍、郭、马为姓的人已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
  中国古人的姓名比现代人要复杂些,大体有姓、名、字、号四项。名是婴儿出生后由父亲取的。字是男子二十岁成年举行冠礼,女子十五岁举行笄礼时取的,是人的正式称谓。号,是有一定名望和文化的人,为表示自己的思想志趣而取的。如陶潜,号五柳先生;欧阳修,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陆游,号放翁。

  现代人命名没有古代人那么讲究,除少数人有字、号外,普通人一般只有一个名字,
并且多为一字或两字。名反映了汉族文化特征和心理特征。如有的用“富、贵、财、禄”等字,希望发家致富;有的用“康、健、松、寿”等字,希望健康长寿;有的用“栋、杰、俊、才”等字,希望发达成材。男子用动物命名时,多用“鹏、龙、虎、豹”,象征勇猛、威武、吉祥,以植物命名则用“松、槐、桐、柏”等字,象征雄伟挺拔、富有生命力;女子相应用“凤、莺、鸾、燕”等字和“兰、菊、梅、杏”等字,希望貌美、温柔、贤惠。
  在中国,汉族传统的辈分观念长期存在,以本身为中心,上有四代长辈,下有四代晚辈,形成了“高祖、曾祖、祖、父、本人、子、孙、曾孙、玄孙”的“九族”血亲关系,这就是九个层次。如果把旁系的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联系起来,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亲属系统
。这里仅选其中的一部分,以显示其层次关系。
  第一层: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长二辈)
  第二层:父亲、母亲、伯父、伯母、叔父、婶母、舅父、舅母、姨父、姨母、姑父、姑母、岳父、岳母(长一辈)
  第三层:(本身)哥哥、嫂嫂、姐姐、姐夫、妹妹、妹夫、堂兄、堂嫂、表兄、表嫂、内兄、妻妹、襟兄(同辈)
  第四层:儿子、女儿、侄儿、外甥、内侄、侄婿(晚一辈)
  第五层: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侄孙、侄孙女、孙媳、外孙媳(晚二辈)
  亲属称谓是以辈分划分的,不受年龄限制,哥哥比弟弟大几岁,哥哥的孩子又比弟弟的孩子大几岁,几代之后,大门的后代与小门的后代相比,同辈人可能差上几十岁,并不因此而影响辈分关系,常常会有长胡子的孙子或怀抱着的爷爷。所以,汉族常“大门转小辈”之说。
  亲属称呼也用于社会上邻里之间或素不相识的人之间,以表示亲切和尊敬。例如:邻里间同龄人常以兄、弟、姐、妹相称,年轻人称父辈同龄人为大伯(大爷)、叔叔、大妈(大娘)、婶婶、姑姑、姨等,称祖父辈的同龄人为爷爷、奶奶、姥姥、老爷等。一般地说,注意层次,掌握角度,在称谓的运用中十分重要,年龄层次不同,称谓也不同,特别是信封上的称谓。如儿子给爸爸、妈妈写信,信内应称“父母亲大人”或“爸爸妈妈”,而在信封上的称谓则有角度问题了。称Ⅹ先生或职务为宜。
  生活中,为了表示对人的尊敬,也有不注意层次的特殊现象。如:某家有一位受尊敬的长者,家里晚辈称之为爷爷、奶奶、老爷、姥姥等,街坊邻里不分男女老幼,可能都称其为爷爷、奶奶、老爷、姥姥,不过称谓前常常冠以姓名。如“红楼梦”里的刘姥姥,“骆驼祥子”中的刘四爷。有时在称谓前加上“他(她)”字,如:他大伯、她二婶、他姥姥、她李二哥等。类似的称呼,在今天还广泛使用。
  汉民族的文化心理是经过几千年的积淀,逐渐形成的。虽然近百年来各种现代文化思潮的输入,使这种传统文化心理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可是它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这就在人们言语交际的过程中形成了汉语所特有的语用特点。
  首先,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统治了中国几千年,这种封建的宗法社会,在民族心理上造就了两个特点:一是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二是对等级差异的强调。因此在言语交际上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讲究亲属称谓的使用,长幼辈分的严格区别。
  在西方可以看到晚辈对长辈直呼其名的情况,这在中国人的交际中是不允许的,对亲属中的长辈,交谈时都必须使用称谓,这是有礼貌、有教养的表现。而且亲属称谓还作为一种尊称,大量用于非亲属的交谈者身上,如称叔叔、伯伯、奶奶、阿姨,被认为是对对方的尊敬,表示关系的亲密。
  重视长幼的宗法观念被移用到社会的人际关系,就变为等级观念。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提倡长幼有序、尊卑有序。所以人们对有官职的谈话对象历来有以职务相称的习惯,在古代这就被认为是敬称。在交际中为了抬高对方的地位,往往就压低自己,于是有了一批与敬称相对的谦称,如贵姓--敝姓、府上--寒舍、贤弟--愚弟、大作--拙作、高见--愚见、浅见。
  其次,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社会、群体对个人的约束,不突出个人与个性,而强调群体。这也是与封建社会的宗法关系相连的,它与西方以自我为中心,强调独立的人格、个性,推崇个人的成就和荣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为了强调人际关系的亲密,常用亲属称谓来称呼非亲属的谈话者;中国人见面后常以对方的私人生活作为问候的内容,如见面问“吃了吗?”倒不是真正担心你会挨饿,仅仅是表示关心,表示亲热。
  至于问你工资多少,多大年龄,有无对象,或有几个孩子一类的问题,在中国人看来也是密切人际关系,联络感情的表现,是所谓的东方式的人情味,而在西方人看来则似乎有了干涉别人“隐私权”的嫌疑。
  汉民族对性和性别问题上的保守传统也造成了男女性别在言语交际中的用语差异。一般说来,男性用语比较直率、随便,女性用语比较含蓄、庄重。用与性有关的字眼骂人,在男性中的出现率远远超过女性。因为传统观念虽然也认为男性使用这些字眼并不文明,但似乎能得到普遍的谅解,而女性使用了就非常不成体统,似乎理所当然应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

  汉族婚礼习俗源远流长,民族色彩浓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礼仪,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称之为“六礼”。
  “纳彩”即男家请媒人向女家提亲,后人叫“说媒”;“问名”即双方变换年庚,近代称之为“换龙凤帖”,然后卜卦“合婚”;“纳吉”即为“订婚”;“纳征”为男家向女家下聘礼,俗称“彩礼”;“请期”就是选择好婚期吉日征求女方意见;“亲迎”即为迎娶新娘。
  从古至今,婚俗虽因时代变化,或贫富相异而有繁简之别,但基本仪式程序相似。即使到了现代,自由恋爱兴起,仪程更趋简化,不过媒人(介绍人)通言、相亲、定亲和迎娶等习俗仍有一定保留。
  “六礼”中以“亲迎”内容最为丰富多彩,主要习俗有铺房、哭嫁、撒谷豆、“举火”、“泼水”、障面、穿红衣、新娘足不履地、坐花轿、“跨马鞍”、拜堂、撒帐、交杯、闹房等。两千多年来,这些“亲迎”习俗经久不衰,近代随着社会的进步虽有所革新和演变,但基本方面变异不大。
  在婚制方面,古代汉族虽通行一夫一妻制,但纳妾现象较为普遍,近代俗称“讨小老婆”或“娶姨太太”,而寡妇一般不准改嫁,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理学兴起,规矩甚严,有的基本要终身穿素服守寡。
  在婚姻形式方面,旧时除明媒正娶外,还有买卖婚、表亲婚、换亲婚、转房婚、招养婚(俗称“入赘”)、典妻婚、童养婚、指腹婚、孝婚以及冥婚等。
  妇女怀孕,汉族俗称为“有喜”。
  小孩出生第二天要做“三朝”。小孩出生后,大都紧闭双眼,总要到三朝(即三天)或三朝以后才睁开。按旧俗,孩子睁开眼后要先看父亲,后看母亲,然后再看其他亲友,以示永远孝顺父母。这时来探望的亲戚朋友往往馈赠鸡蛋、红糖、小孩衣物等礼物祝贺。其中鸡蛋染成红色,称为“红蛋”,因是贺喜,故也称“喜蛋”。
  满月,称为“弥月”。旧俗要给孩子理胎发,俗称“剃头”,办酒席庆贺。有的地方规定农历四月初八为新生儿的“剃头”日。现代汉族对小孩的满月已视为常事,但有些地方的农村还比较重视,往往要请满月酒。
  周岁,是小孩从出生以来最为隆重的日子。古俗,孩子周岁这一天要测试其前途。方法是男置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篓,以及各种食物、衣服于桌,让孩子自取,取中者为其前途之往兆。现代汉族对小孩周岁普遍较重视,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一般都要给小孩拍照留念,并做新衣服,吃鸡蛋面条以示祝贺。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有的还办生日酒,款待亲戚朋友。江南农村还有包周岁粽子的习俗。这种粽子包得比一般的粽子长,寓意孩子快长大。
  古代汉族男子到20岁时,选择吉日,敬请宾客,由父亲在宗庙里主持冠礼。《礼记·冠义》记载:“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女子15岁时行笄礼,《仪礼·士昏礼》中对“笄”的注释说:“笄,女之礼,犹冠男也。”冠礼和笄礼的举行表示人已成年,可以结婚了。近、现代早已不实行这些礼仪,只是在年满20岁时往往比较隆重地庆贺生日,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家举办生日酒,宴请亲戚朋友;一般人家也要略备酒菜,吃鸡蛋面条,举家相贺。
  汉族丧葬旧的传统是讲究重殓厚葬,并且夹杂着许多迷信的习俗。汉族自古盛行棺木土葬,葬礼隆重,分殓、殡、葬三个阶段进行。
  殓,就是给尸体穿衣下棺。人初死入殓前要给死者招魂、沐浴。殓分小殓和大殓两步。小殓是给尸体裹衣衾,一般用布帛,富庶人家用丝绸,有的皇族用玉衣。大殓是把尸体装进棺材。棺材称“寿材”,男棺刻有“寿”字,女棺刻有“福”字,有的则刻以“福禄寿”三字的合写体。小殓时还要把米放在死者口中,富庶人家含璧、珠等,皇族含玉,近代则含一银元,均称之为“饭含”。大殓时往往随殓一些物品,一般人有衣、被及日常用品等物,富庶人家及皇族随葬物品繁多且贵重。
  殡,就是入殓后停柩于殡宫,殡期长短不一,少则3日,多则30天,主要由奔丧者而定。古代多停棺3个月而葬,至多达7个月。汉族传统习俗,父母死亡,儿女必奔丧,否则为不孝。而亲朋好友将来哀悼祭奠死者,称之为“吊丧”或“吊唁”。奔丧者均要丧服。古代汉族丧服分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织麻五种,称为“五服”,用粗、细不同的麻布制成,按亲疏关系不同而穿不同的丧服,称为“披麻戴孝”。近代多用白布做丧服。现代城市一般兴胸佩白花,臂戴黑纱。
  葬,就是掩埋死者遗体,即棺木入土。旧俗入葬前往往要看风水、择坟地,谓“择吉地”。送葬又叫出殡。送葬时,古代汉族一般是“孝子”在前执绋,挽柩者唱挽歌。挽歌到近、现代演变为哀乐。亲朋好友写挽词或挽联送葬,到近、现代又演变成送花圈,花圈上写挽联。
  古有以人殉葬的习俗(主要是近亲、近臣和近侍,至清朝人殉仍有遗存),后逐渐以陶俑代之,到近代则以纸扎人像伴葬。
  葬礼以后,有做七、断七、百日、周年等追悼仪式,并将牌位送归祠堂,这已从葬礼时对人的仪礼转为对“鬼灵”、“祖灵”的仪礼。
  另外,汉族还有“归葬”的习俗,就是将死于他乡的遗体归葬原籍。
  丧事期间,死者亲属要穿孝服,在灵堂守灵。中国古代礼制,把孝服按与死者血缘关系的亲疏分为五等,在现代汉语里还有“五服”这个词,表示血缘关系的远近。孝服用白布做成,这与西方民族穿白衣做礼服的习俗大不相同。清朝时有一英国人第一次到中国来,遇到出殡的队伍人人穿白色衣服,而神情却痛苦悲哀,觉得十分奇怪。在古代,出殡时有人唱挽歌,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生前就为自己写过《挽歌诗》三首。后世的挽联、挽幛就是从古代的挽歌演变而来的。
  丧葬仪式规模大小与死者的地位身份密切相关,在封建社会对不同地位身份的人丧仪都有严格的规定。王公贵族、富豪之家常以规模宏大的丧仪来炫耀自己的权势。《红楼梦》里写宁国府死了秦可卿,所用棺材价值数千两银子,由二、三百名和尚道士念经,出殡时的队伍“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而穷苦百姓连起码的温饱尚且达不到,自然也就谈不上“重殓厚葬”了。有时甚至只能用一片席子包裹一下尸体,草草埋掉。
  尊长死后,子孙要在家守二十七个月,其间停止交际和娱乐,做官的也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以表示对尊亲的哀悼,称“守制”。
  自古到今,汉族上衣右衽(大襟)的特点始终保留。从河南安阳出土的玉雕、石雕和陶塑的商代人像上,就可以看到右衽高领衣的样子。后虽有胡服传入,出现短衣短裤,但不管是西汉的"深衣",还是唐宋的"交领袍",或是清朝"长袍",上衣总是以右衽为特点。
  近代男装长袍或现代女装旗袍都继承了上衣右衽的特色。
  各个朝代,对服饰的颜色,各有崇尚,一般是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色黄,旗帜赤,到了明代,取法周、汉、唐、宋,定为赤色为宜。
  服装的式样发展到清末民初,男人一般内装为对襟衫和长裤,外穿大襟长衫,讲究一点的外加一件马褂,谓之“长袍马褂”。裤子都镶有八寸阔腰。后来中山装流行,但农村仍穿长袍马褂短衫长裤,至今偏僻的山区仍有老人穿长袍。妇女清末穿喇叭状齐膝中长衫和长裤,民国后上穿“斧口衫”,有对襟、大襟、琵琶襟之别,下着裙子,有凤尾裙、百褶裙等。30年代后旗袍流行,但农村妇女多穿大襟短衫和长裤。现代汉族的服装,男的以中山装为代表,女的以旗袍为代表。
  千层底的布鞋,圆口低帮,轻便、透气、舒适,也是汉族富有民族特色的穿着之一。
  发式,古代汉族男子不剃发,结发于顶加冠,清代改剃发结辫,青年以辫长为美;民国后剪辫留短发,多西洋式、平顶式或光头。汉族女子发式较多,古代多高髻,近代少女有流海、单辫,或双丫髻,中年妇女多梳长髻,老年脑后梳纂儿。民国后不少女子改剪短发,留发齐耳。现代汉族男子发式已无特色,女子仍以梳长辫为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式。
  修饰,古代汉族男子到一定的年龄均留胡蓄须,女子15岁行笄礼,俗称“开面”。古代妇女还有束胸、缠足等陋俗,男人有文身的习俗。
  佩戴方面,古代汉族盛行佩玉,不论男女均戴肚兜,以防病从脐入,现在农村小孩尚兴戴肚兜。旧俗小孩出生要带“落地圈”,意为落地平安,一至五岁要戴“天官锁”,又称“长命锁”。
  汉族居房建筑的民族形式为斗拱挑檐的木结构,俗称“大屋顶”。这种民族形式的住房建筑,最早萌芽于半坡遗址草泥木柱网结构和河姆渡遗址干栏式榫卯结构的房屋。经过长期的交流和融会,西汉时形成了以“秦砖汉瓦”和木结构的完整的建筑结构体系,史称之为“土木之功”。这种斗拱既起支撑的力学作用,又有装饰的艺术效果,体现了汉族住房建筑浓厚的民族风格。在历史发展中,这种大屋顶的民族形式又分成琉璃瓦、雕梁画栋的宫殿形式和青砖黑瓦、朴素简易的民居形式。
  汉族建筑布局的特点一般是平而向纵深发展,分上房下房、正房侧房、内院外院,楼最高不过二层,往往形成左右严格对称,庭院与建筑物融为一体,封闭独立的住宅建筑群。
  汉族建筑独树一帜,有重大成就的是古典园林建筑。
  现在,城市虽出现不少高层住房建筑,但重要的建筑物往往采用汉族传统的民族建筑形式,如北京的十大建筑就保留了浓厚的民族风格。在农村,北方仍流行四合院,南方还兴建五间堂。新的建筑材料虽已出现和普遍使用,但大量的、基本的还是“秦砖汉瓦”的砖木结构或泥木结构的房屋。
  古代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古代汉族十分讲究礼节,礼俗别具一格。
  在相互交往中,古代汉族对于不同的对象均有相当的礼节,分为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隶拜九种,称“九拜”。后经发展、演变,一般最常见的有打拱、作揖和跪拜三种。
  打拱,就是右手在内,左手在外,两手合抱以示敬意。古俗男子吉拜尚左,而女子吉拜尚右,称之“纳万福”。凶拜,即不友好的拜见礼则相反。作揖,除拱手外,还要弯腰鞠躬。揖有高揖和长揖之分。高揖即双手高举,长揖除拱手高举外,还要自上而下,行鞠躬礼。打拱和作揖往往连用,大约是古“九拜”中之“振动”演化而来。这种礼节无尊卑上下之分,为平辈之间的常礼。在古代汉族民间,友人相遇也往往边说“谢”,边打拱作揖相让,以示尊重。
  跪拜,是汉族的一种庄重的礼节,主要包括稽首、顿首、空首等形式。稽首是叩头至地并停顿一段时间,原是“九拜”中最恭敬的一种礼节,常作臣对君之拜。顿拜,即头叩地,通用为下辈对上辈、下级对上级的拜礼。空首,是手着地,拜头至手。此外还有只屈一膝的“奇拜”,清朝时极流行。
  辛亥革命后,随着封建君主制度的废除,跪拜礼遂被废止,但并未绝迹,直到解放后才彻底摒弃,但民间下辈对上辈有时也偶用此礼以示敬重。同时,打拱作揖的礼节也渐被握手礼、举手礼、注目礼、问好礼以及点头招呼所代替,但并未完全绝迹。

  在对色彩的崇尚上,汉族有尚红色、贵黄色的习俗。
  尚红,早在《礼记·檀弓上》就记载说:“周人尚赤”。这种“尚赤”风土人情在汉族古代有许多表现:中国古称“九州”,又别称“赤县神州”;“赤鸟”被视为瑞鸟,又被作为太阳的别称;纯洁善良之孝子被誉为“赤子”,忠心赤诚的高尚品德称为“赤心”;商、周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的主要原料铜,被誉为“赤金”。久而久之,本以火的颜色为“赤”,遂发展成泛指一般的红色。
  由于汉族把红色作为吉祥、喜庆、美丽的象征,所以常把妇女的盛装称之为“红妆”,并以“红妆”代指美女;或把妇女美丽的容貌称之“红颜”,也指代美女;或把少妇的住房称为“红闺”;甚至盛装出游的男女也被称作“红男绿女”。不仅如此,汉族民间把红色作为革命的象征,历代农民起义中,有的称“赤眉军”,有的叫“红巾军”,还有“红袄军”、“红灯照”,直至现代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也曾称为“红军”。
  在汉族民间习俗的贺庆寿、婚礼中,均要用红色来点缀环境,渲染气氛,如生小孩要在门上挂红布,贺寿的寿面要用红纸相扎,新娘要穿红衣,逢年过节送礼也要贴红纸,年节及喜庆送钱要用红纸包装,俗称“红纸包”。凡此种种俗称“红喜事”。
  汉族在尚红的同时又贵黄。《白虎通义·号篇》云“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色为五色中最高贵,代表中央,因此,汉族古代皇帝均尊黄色为正色,皇帝穿的龙袍又称“黄袍”;祭祀时也要穿黄色的衣服以示隆重,庄严;不仅道教敬黄色,服黄色,而且佛教也认为黄色素雅、绝俗,有超然物外的情味,故其服装、建筑及其他装饰多用黄色,器皿多“鎏金”(即“涂金”)。汉族民间贵黄最典型的是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甚至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政治口号。
  此外,汉族还忌白,认为白色代表悲哀、痛苦和死亡,所以丧礼均用白色来表示肃穆哀悼。丧事又俗称“白喜事”。

汉民族传统中信仰儒家思想、道教、佛教,在儒家文化的社会基础中对道家、佛家诸说多有崇敬!然而遗憾的是,近现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人们的功利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主流形态,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宗教却逐渐式微,民众有许多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等西方宗教。
汉族,在东南亚被称为华族,又称华人或唐人,是中国的主要民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目前,汉族人口约为1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9%,分布于世界各地。除两岸四地外,汉族在东南亚和北美洲也有较多分布。
汉族主食以稻米、小麦为主,辅以蔬菜、肉食和豆制品,茶和酒是汉族的传统饮料。稻米的吃法以米饭为主,另有粥、米粉、米糕、汤圆、粽子、年糕等各种不同的食品;小麦则有馒头、面条、花卷、包子、饺子、馄饨、油条、春卷、炸糕、煎饼等吃法。汉族讲究并善于烹任,不同地区的汉族以炒、烧、煎、煮、蒸、烤和凉拌等烹饪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味。汉族菜一般被分为的川、粤、闽、皖、鲁、湘、浙、苏等八大菜系。
酒和茶是汉族主要的两大饮料。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国也是世界上发明酿造技术最早的国家之一。酒文化和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数千年来,构成汉族饮食习俗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世界上也发生了广泛影响。
汉族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直到现在,中国汉族同胞还有民以茶代礼的风俗。汉族对茶的配制是多种多样的:有太湖的熏豆茶、苏州的香味茶、湖南的姜盐茶、成都的盖碗茶、台湾的冻顶茶、杭州的龙井茶、福建的乌龙茶等等。
汉族以粮食作物为主食,以各种动物食品、蔬菜作为副食的基本饮食结构。这与西方诸民族和中国藏、蒙等民族的饮食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差别。此外,在长期的民族发展中形成了一日三餐的饮食惯制。一日三餐中主食、菜肴、饮料的搭配方式,既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又因不同的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生活条件等原因,形成一系列的具体特点。
中国是茶的故乡,制茶、饮茶已有几千年历史,名品荟萃,主要品种有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白茶、黄茶。中国茶艺在世界享有盛誉,在唐代就传入日本,形成日本茶道。
汉族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凡来了客人,沏茶、敬茶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当有客来访,可争求意见,选用最合来客口味和最佳茶具待客。以茶敬客时,对茶叶适当拼配也是必要的。主人在陪伴客人饮茶时,要注意客人杯、壶中的茶水残留量,一般用茶杯泡茶,如已喝去一半,就要添加开水,随喝随添,使茶水浓度基本保持前后一致,水温适宜。在饮茶时也可适当佐以茶食、糖果、菜肴等,达到调节口味和点心之功效。
茶文化在汉族的生活中,非常重要。 武王伐纣,茶叶已作为贡品。原始公社后期,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茶叶已有一定规模。先秦《诗经》总集有茶的记载。 又如在汉朝 ,茶叶成为佛教“坐禅”的专用滋补品。魏晋南北朝,已有饮茶之风 。隋朝,全民普遍饮茶。 唐朝,茶业昌盛,茶叶成为“人家不可一日 无”,出现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宋朝、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等等。
汉族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直到现在,中国汉族同胞还有民以茶代礼的风俗。汉族对茶的配制是多种多样的:有太湖的熏豆茶、苏州的香味茶、湖南的姜盐茶、成都的盖碗茶、台湾的冻顶茶、杭州的龙井茶、福建的乌龙茶等等。
汉族以粮食作物为主食,以各种动物食品、蔬菜作为副食的基本饮食结构。这与西方诸民族和中国藏、蒙等民族的饮食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差别。此外,在长期的民族发展中形成了一日三餐的饮食惯制。一日三餐中主食、菜肴、饮料的搭配方式,既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又因不同的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生活条件等原因,形成一系列的具体特点。
米酒,又叫酒酿,甜酒。旧时叫“醴”。用糯米酿制,是汉族传统的特产酒。
酒不仅是能满足提神、解除疲劳、医用等生理需要的饮品,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媒体,它在汉族长期的饮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封建社会,它是祭祀神灵和祖先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供品,在这种仪式中它起着沟通人神的媒体作用。在汉族的重要节日中,酒是不可或缺的必备品。汉族有句俗话,无酒不成宴。酒可以助兴,可以增加欢乐的气氛,至今还在不少地区流行的饮酒时的“猜拳”、酒令”、“酒曲”等活动,既是一种饮酒习俗,又是一种民族游艺和民间智慧,它具有活跃气氛,消除酒力,显示和锻炼智力等多种功能。有些饮酒活动形成独特的文化习俗,例如汉族中广泛流传的除夕饮屠苏酒,端午节饮雄黄酒,重阳节饮菊花酒等等,蕴含着汉族人民深厚的自然天道和人文观念,至今仍为人们称道。酒是汉族在日常生活和各种社会活动中传达感情,增强联系的一种媒介。在汉族许多地区,姑娘出嫁临行前要饮别亲酒,新郎新娘入洞房要饮交杯酒等等。所有这些饮酒习俗,都是汉族过去和现在饮食和生活习俗的有机组成部分。
节日食品是丰富多彩的。它常常将丰富的营养成分,赏心悦目的艺术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比较典型的节日饮食文化。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用作祭祀的供品。在旧时代的宫廷、官府、宗族、家庭的特殊祭祀、庆典等仪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当代汉族的多数地区,这种现象早已结束,只在少数偏远地区或某些特定场合,还残存着一些象征性的活动。
二是供人们在节日食用的特定的食物制品。这是节日食品和食俗的主流。例如春节除夕,北方家家户户都有包饺子的习惯,而江南各地则盛行打年糕、吃年糕的习俗,另外,汉族许多地区过年的家宴中往往少不了鱼,象征“年年有余”。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千百年来传承不衰。中秋节的月饼,寓含了对人间亲族团圆和人事和谐的祝福。其他诸如开春时食用的春饼、春卷,正月十五的元宵,农历十二月初八吃腊八粥、寒食节的冷食,农历二月二日吃猪头、咬蚕豆、尝新节吃新谷,结婚喜庆中喝交杯酒,祝寿宴的寿桃、寿桃、寿糕等,都是节日习俗中的特殊的食品和具有特殊内涵的食俗。
汉族多在正月初一、二、三日忌生,即年节食物多于旧历年前煮熟,过节三天只需回锅。以为熟则顺,生则逆,因而有的地方在年前将一切准备齐备,过节三天间有不动刀剪之说。再如,河南某些地区以正月初三为谷子生日,这天忌食米饭,否则会导致谷子减产;过去在妇女生育期间的各种饮食禁忌较多。如汉族不少地区妇女怀孕期间忌食兔肉,认为吃了兔肉生的孩子会生兔唇;还有的地方禁食鲜姜,因为鲜姜外形多指,唯恐孩子手脚长出六指。过去汉族未生育的妇女,多忌食狗肉,认为狗肉不洁,而且食后容易招致难产等。
汉民族有自己悠久华美的服饰,即汉服。
汉服是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民族服饰之一,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延续到甲申之难(1644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建立了以满族为核心的高度集权政府。满清统治者下令全国剃发易服,引起全国性的愤怒、不满及武装抵抗,随后满清王朝进行武力血腥镇压与屠杀,汉服逐渐消亡。
1683年,清军入台湾,灭郑成功余部,从此汉服从华夏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彻底消亡。在经历满清两百多年的统治后,今日的汉族逐渐忘记了自己曾经拥有的华美衣裳,成了世界上惟一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古老民族。今天人们看到的“唐装”和旗袍、长衫马褂都不是汉族的民族服饰,而是满族的民族服饰或改良。值得欣慰的是,今天,越来越多的汉族人民又自豪的穿起了自己的美丽服饰,这场民间自发兴起的复兴汉民族服饰的运动,通常被称为“汉服运动”。
汉族的文化丰富多彩,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开放虚怀、兼收并蓄,形成了齐鲁、中原、燕赵、关中、巴蜀、荆楚、吴越、岭南、滇黔、闽台、松辽、徽赣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反映了汉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多彩性。
汉族自古对各种宗教信仰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乐天知命(命自我立,福自己求),和尊敬祖先(而不是祖先崇拜)是汉族的主要传统观念。历史上汉族人一部分信仰道教和佛教;后来天主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又有一些人开始信仰这些宗教。几千年来,提倡以仁为中心,重视伦理教育,由孔子、孟子思想体系形成的儒家学说对汉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过大年/春节 阴历正月初一 俗称过年,传统上从岁末除夕、新年正月初一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年时,除夕要守夜,初一要拜年。)
清明节阳历四月五日 祭祖、扫墓
端午节 阴历五月初五 又称端阳节,主题:吃粽子
七夕节 阴历七月初七 又称乞巧节,当日女子拜织女,以求自己心灵手巧,嫁得如意郎君; 男子拜魁星,以求金榜提名,事业有成
中元节 阴历七月十五 又称盂兰节,俗称七月半、鬼节,有祭祀灵魂等民间习俗
中秋节 阴历八月十五 举家团圆节,主题:赏月、吃月饼
重阳节 阴历九月初九 敬老节
腊八节 阴历腊月初八 喝腊八粥
汉族传统节日中西历对照表
除夕: 除夕夜普遍有阖家团聚吃团圆饭、喝守岁酒的习俗,许多地区家宴中都要安排鱼肴,寓意“年年有鱼”。
北方地区各家各户都要包饺子,江南各地盛行打年糕、吃年糕,分别寓意团聚安康与步步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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