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山国的中山三器文字相遇，

伴随诸侯割据和文字使用范围的扩大，

书法也出现了浓厚的地方色彩。

与中山国的中山三器文字，

反映了由大篆到小篆的书体演进和笔法变化，

是春秋战国时代汉字发展史的鲜活标本，

亦是古人书写艺术的珍品。

侯马盟书与中山三器文字艺术展

在河北博物院北区二楼9/10号展厅展出。

通过侯马盟书照片、中山三器文字拓片、

当代篆刻印章、书法作品等展示，

让广大观众了解春秋战国文字的滥觞，

感受中国古代文字艺术的丰富文化内涵，

并从书法艺术中汲取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

从而发挥汉字的文化纽带和文化传承价值，

充分把握中华文明的根和脉。

该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3月14日。

河北省博物院副研究员郝建文撰写的文章：

最后的戎狄：“战国第八雄”何以成失落王国？

最后的戎狄：铁血孤狼 中山国的征服与被征服

最后的戎狄：一脚踏出的大墓宝库和中山国灭亡

从铁血孤狼到失落国度，中山国刻写青铜史书

命运自有安排，也许来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我也不例外。自青年时代始，古代壁画临摹在我心里就是非常神圣的工作，我为之努力了近30年。可以说，它已经深入我的血液和骨髓。近几年，我又分出了一些精力和时间，关注战国中山三器铭文。当我在电脑上一遍遍放大铭文照片仔细观摩，并乐此不彼时，我也曾想，我的出生地河北平山和中山王墓直线距离只有10华里，我会不会就是中山国人的后裔呢？说不定传播中山三器铭文是我生来的另一个重要使命。

我从小喜欢写字画画。小时候家里比较穷，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外村看病后，抱着我到供销社想给我买两块糖，我看到货架上有一本小人书，特别喜欢。于是我放弃了吃糖，坚持要买书。我的理由是糖吃了就没有了，书可以一直看。不记得糖买了没有，但是，那本书买了，我开心极了。回家后一遍一遍地看，对照书上的画临摹。

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和几个小伙伴跑着玩耍，一个小朋友从兜里掏出一对银耳环让我看，说是他爹在地里取土挖到的。我看到上面“中和”两个字，喜欢得不得了，最后，我用那本心爱的小人书换了那对耳环。我与文物的缘分从那时就结下了。

12岁时，由平山中学初中美术老师推荐，我参加了平山县文化馆举办的美术训练班。此后几年，每年冬天的训练班我都参加。我造型能力比较好，喜欢画人物画，初中毕业后县文化馆一位老师推荐我去县电影院画海报。还没有到报名的日子，一天晚上，我收到县文化馆另外一位老师从省城寄来的信。信中告诉我，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与吉林大学组建的张家口蔚县考古队招美术基础好的绘图员，让我通知另外两位同学，第二天一起到石家庄参加素描考试。两位同学一个在大吾乡，一个在三汲乡，离我家都很远。

▲作者所绘中山国石制六博棋盘线描图

第二天天还不亮，我便骑着自行车去通知他俩，然后匆匆忙忙赶回家。虽然我心里想的是去县电影院工作，但是，觉得不去石家庄一趟对不住老师的推荐。早饭后，二姐送我到县城的长途汽车站坐车赶往省城。

当我到省二院站下车时，离约定的时间已经晚了近一小时。接我的人已经走了。人生地不熟，我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了省文物研究所。在收发室我遇到了刘增坤师傅（中山国出土的重要文物都是他动手修复的），他热情地领着我去找人。

当我走进办公室，看到器物架上蔚县三关、筛子绫罗等地出土的数百件陶鬲、三足瓮、陶豆等文物，那古朴别致的造型深深打动了我。想着以后能每天接触这些东西时，我心里非常激动，马上改变了主意。考试顺利通过，我步入了文博行业，那年我17岁。

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孔哲生、吉林大学陈雍和张文军三位老师的指导下，我初步掌握了考古绘图的基本方法。几个月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技术室主任张守中老师承担了蔚县考古发掘报告插图的绘制工作，他看到我临写的曹全碑，知道我还爱好书法。于是，除了向我传授考古绘图技法，也开始教我书法。我边学习边工作。

蔚县考古发掘报告插图完成后，张老师开始教我绘制中山国的文物。我与中山国的缘分开始了。那些文物出土于我的家乡，看到它们我就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小铜鼎、铜罍、六博棋盘、陶爽等文物，我都搬过摸过，也仔细地端详和认真地测量绘制过。看着这些文物我对古人油然而生出一种敬意。

当我看到中山三器（青铜圆鼎、方壶、圆壶）的铭文时，更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听说那些文字都是古人直接在铜器上刻出来的，而且还没有刀痕，更觉得古人太神奇了。我在张老师编撰的《中山王厝器文字编》上看到那些婀娜多姿的文字后，更加喜欢那些铭文了。女儿出生后，我特意用中山三器铭文为她刻了一个印章。

▲中山王厝铁足铜鼎拓片

我曾有机会亲手搬过中山国这三件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印象最深的是铁足大鼎非常重，搬动的话需要数人合力，而且，因铁足部位的开裂，需要格外小心。当然，我感兴趣的是铜器上的铭文，每次零距离接触，都要“狠狠”地观摩一番。

一次，中山国圆壶要外出展览。得到这个消息，我利用点 交文物的机会，先在台灯的照射下认真观摩铭文，之后用微距镜头拍了几张铭文照片。当看到字口底部圆润平滑、字口边缘有微微隆起现象时，我开始怀疑铜器上的是铸铭而非以往人们所说的刻铭。此后，因人们对这个问题争论比较激烈，我更加关注三器上的铭文了。

▲夔龙饰刻铭铜方壶拓片

2017年，河北省中山国文化研究会举办的“中山篆全国书法邀请展”在省城引起轰动，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对中山篆产生了浓厚兴趣。好多朋友反映想学中山篆却又无从入手，没有可临写用的字帖。想想也是，其他书体的金石碑刻都有字帖，而中山三器铭文却没有，以往的出版物或印刷品，拓片上的铭文字都很小，更没有释文，不适合书法爱好者临写。既然大家有这个需求，我便着手《战国中山三器铭文》的编撰。

因平时有日常工作要忙，所以编撰工作时断时续，进展缓慢。到了2020年初，因疫情爆发，春节期间不能走亲访友，不能外出，每天宅在家里，这倒给了我充裕的时间。2月10日，我们正常上班后，工作室只有我一人，我心无旁骛，除了去食堂打饭和上厕所，就是全身心地临摹中山三器铭文，下班回到家继续干。

为了保证摹本质量和弄清铭文笔顺，我曾进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库房拍摄大鼎铭文照片，也曾利用闭馆的时间进展厅拍摄方壶和圆壶铭文。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编撰任务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出版不到一年便第二次印刷），但也有几位痴迷中山篆的朋友向我建议，编撰出版铭文照片的图书，来方便书法爱好者学习观摩。

以往，拓片是金石碑刻重要的传播方式。拓片的优点是能保证文字不变形，但如果拓片质量不高或某字没拓出来，则会影响人们研究和临写。尤其是现在摄影技术这么发达，照片更直观、更清晰，可以弥补拓片的不足，更便于传播。

于是，我又着手编撰《战国中山三器铭文图像》一书。为了保证铭文照片质量，我再次向院领导提出拍摄申请。之后，我进库房进展厅，将三器铭文逐字进行了拍摄，并将去年和今年拍摄的每一个铭文进行对比，选定上书的照片。为了摹本的质量和印刷后的效果，我对照铭文照片进行了放大摹写。

▲《战国中山三器铭文》

这次拍摄，我发现方壶的一些铭文存在二次加工现象，那是方壶在铸造完成后，对没有铸好的铭文进行了补刻。补刻线条质量很差，和铸铭的线条反差极大，补刻铭文多集中在方壶下面几行，这可能是方壶这个部位与铸造时铜水流动方向比较特殊而出现了问题。此外，在大鼎和圆壶铭文上也发现有疑似铸造的痕迹。由此看来，古人并没有削铜如泥的神器，三器上的铭文应该是铸造的。

最近，《战国中山三器铭文图像》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山三器全部铭文照片资料的首次公布。我负责策划的“纵横有象——侯马盟书与中山三器文字艺术展”也将在河北博物院开幕，中山三器铭文也会因此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我和中山三器铭文的“故事”也还会继续下去……

接下来推出的这篇文章，

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经验，

撰文论述著名的“中山三器”铭文刻铸之谜。

以览“战国八雄”之壮及“中山三器”之美。

上世纪70年代，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发掘了战国中山王厝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青铜大鼎、方壶和圆壶这三件器物上就有数以千计的铭文。

其中大鼎的铭文最多，加上重文、合文共计469字。方壶的铭文次之，加上重文、合文共计450字。圆壶上的铭文最少，加上重文共计182字（不包括圈足部位的铭文）。其铭文数量之多、历史文献价值之高、器物制作之精，创下了三个世间之最，中山国从此名扬天下，引世人瞩目。

在出土的众多的青铜器中，还有一些器物也有铭文。那些圆头笔划、粗细比较均匀的文字，一看便知是铸的。有的文字，笔划某些部位重合，某些部位错位，且笔划粗细不一，显然是刻的。

▲铸铭之中山侯铜钺铭文（局部）

▲刻铭之中山王铜鬲铭文

而“中山三器”这三件铜器刚出土，上面的铭文，就被认为是在铸造好的青铜器上凿刻的。1995年，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中，编著者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人们从铜器上那些铭文的笔划中，看不到丝毫的凿刻痕时，先是惊奇，接着便是感叹不已，觉得古人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

恩师张守中先生对中山国出土文物中的铭文悉心临摹，数易其稿，编撰了《中山王厝器文字编》，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海内外广泛传播，引起了古文字学界和书法界的极大关注。这三十多年来，用中山篆书体来进行书法艺术创作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在全国性的书法大展中屡屡获奖。这些年来，中山三器也引起了书家们的极大兴趣。

三年前，我曾陪北京画院李凤龙先生在河北博物院观摩方壶和圆壶上的铭文。李先生在篆书方面，功夫下的颇多，尤其是中山篆体的书法创作，极见功底。站在隔着低反玻璃的方壶面前，他目不转睛，盯着上面那些铭文，逐字逐字看，不停地赞叹。后来，他围着展柜，转过来转过去反复观察，最后和我说：“下次再来，我要带个望远镜。”

方壶的出土，张守中先生印象很深刻。他说，那是1977年9月，当时他在河北省文化局工作，有专家去中山王墓的发掘现场，他都陪同前往。另外，现场发掘情况也需要及时向北京方面汇报，为此，他在现场临摹了方壶铭文（草稿）。

1978年，河北省展览馆首次筹备了中山国文物的展览。张守中先生说：“展览期间，北京专家夏鼐和李学勤先生带了很多人来，山西张颔先生也带来了10个人，另外，还有其他省的同行。河北省文化局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在会上，中国历史博物馆青铜器修复专家高英先生激动地说，铭文刻得真好，不知道古人怎么刻得那么好，让人难以想象。”

张守中先生说：“高英先生自幼得名师传艺。数十年里，所见青铜珍品无数，而在中山三器前，竟如此感慨。铜器上那1123多字（注：包括圆壶圈足铭文），直线挺劲、弧线圆润，看不到凿刻痕迹，确实不好理解。”

四十年来，中山三器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三器上的铭文，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个谜。

我常常琢磨，在青铜器上刻字，怎么会那么自如？古人雕刻技艺娴熟还好理解，但用的是什么工具就不好理解了。什么刻刀能刻铜如泥？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时我看到那些铭文，也问自己，或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那些铭文也许并非直接在铜器上凿刻的，而是铸造的。我和同事李鑫也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和我的想法一样，那些铭文可能就是铸的。

2017年3月，中山国的文物要去旅顺展览，包装文物时我负责拍摄文物保护现状照片。得知这批文物中有圆壶，我很激动。能零距离观摩圆壶上的铭文，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灯光下，随着圆壶在文物保管员手中慢慢转动。我睁大眼睛，仔细地盯着那些铭文，希望能有所发现。

那些铭文笔划的底部比较平滑，略呈“U”字形，确实没有一点凿刻的痕迹。更奇怪的是，有的字口边缘受挤压微微隆起。难怪，我在三器拓片上，看到好多字的字口边缘，墨色明显加重。

这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难道说，刻这些铭文时，铸造铜器的铜水尚未完全凝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古人怎么能操刀刻字呢？古人的手也是有骨有肉的啊！

我把照片在电脑上放大后，看到了三条细如发丝的竖线，好像是为安排那些字打的“格”。再观察那些字的笔划，哪笔在前哪笔在后似乎都能看出来，甚至，在哪儿接笔也看的清清楚楚，硬笔书写的感觉很明显。我更加怀疑这些铭文不是在铜器上直接刻的，而是在模上刻（写）好后铸造的。

我突然觉得，鼎是国之重器，那些在青铜大鼎的造型设计和铭文的布局上，会反复推敲、深思熟虑后，最后，或许还会请国王敲定。那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应该都是事前安排好的。绝不会等铸造好了，才“忽然”想起给器物刻上那么多的字。

大鼎是这种情况，方壶、圆壶也应一样。

▲中山王大鼎铭文（局部）

依照常理，如果让我承接这三器铸造的任务，我肯定会找最省劲、最出效果的办法。上千的铭文，是在铸造好的青铜器上雕刻还是在模子上加工好再铸造，我认为谁都会选择后者，古人也不例外。

张家口有我一位专门做铜雕的老朋友傅大巍，他是中国铜雕篆刻工艺美术大师。他手工雕铜、错金、错银的手艺都非常好。我给他发去两张圆壶铭文照片，他看后马上告诉我，字是在铜器上刻的。

我将疑问告诉他，让他再仔细看看。他思索了一会儿，说：“你说的对，那些字不是在铜器上刻的。我用白钢刀在铜上刻东西，紫铜粘，延展性好。而古代青铜很硬，发脆。我曾在一件青铜器上刻过一个字，非常难刻。一刀下去，第二刀就打滑，需要打磨再刻。而且，字口边缘形不成那个隆起。再说了，这铭文没有凿刻的痕迹，尤其笔划的转弯处是那么圆润自如，看不到刀痕。如果是在青铜器上刻字，那是不可能的。”

我曾陪同山西从事考古工作的同行田建文先生，在我们河北博物院参观中山国文物。看了那些青铜器和展板上陶工名字拓片，他说：“这些铜器，非常有可能是从我们山西侯马铸造的。”

在山西侯马青铜时代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数万块陶范，内含花纹的达数千块，非常精致。还出土了铜刻刀、骨刻刀刻模工具。当时手工业工匠都是世袭的，他们世代为业，技艺娴熟，陶范上那些细细的花纹都能表现得那么好，像中山三器上的铭文，在陶模上刻下来更不在话下。

我对照着铜器上的铭文，看着出土的那些刻刀，突然觉得，要是让我来做那些铭文，用那个弯头的铜刻刀就可以搞定。那些字口边缘微微的隆起，应是刻字时陶模将干未干，受刻刀挤压所致。这样一来，那些字说是“写”上去的，似乎更贴切。

▲图四、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陶模

▲侯马铸铜遗址出土刻模工具（骨刻刀）

▲侯马铸铜遗址出土刻模工具（铜刻刀）

看来，那些文字不是在青铜器上直接刻的，而是在模具上刻好（或者说是“写”）好后，再翻模，然后铸造的。和常见铸铭不同的是，其字形修长，笔划两头尖细、中间粗细均匀，富有装饰性。

这样说来，它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神奇，但也并不是说，因这些文字是铸造的，中山三器的价值就被削弱了，相反，它为我们展现了古人娴熟的雕刻技艺和精湛的青铜铸造工艺，中山三器，依然散发着独有的魅力。

郝建文，1967年生，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曾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进修，现供职于河北博物院，从事古代壁画临摹研究工作，副研究馆员，中国壁画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会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图｜河北博物院 郝建文 网络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

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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