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的地理版图里，乡镇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既是城市之尾，又是乡村之首，在很多方面兼具城市和乡村的特点。所以，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大循环体系里，乡镇经济承担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向下，可以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向上，可以推动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而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消费不足、就业问题以及缩小贫富差距等等，乡镇经济都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从历史上来看，乡镇经济曾经对中国经济做出过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之后，原本作为重点的国企改革遭遇挫折，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一部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高达三分之一。而乡镇企业的兴起让市场经济的种子最早开始萌芽，为后来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和蓬勃发展打下了基础。

90年代后期，在多种原因的影响之下，乡镇企业逐渐式微，乡镇经济在中国的存在感越来越低。不过，随着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乡镇经济的重要性再次得到凸显，尤其是在中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下，乡镇经济作为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对于打通中国经济的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

“三农”工作一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中之重。2020年，我国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历史性胜利后，“三农”问题的重点开始发生变化。去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一个重要思路——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乡村振兴”由此成为我国“三农”工作的核心问题。

十九大报告中就正式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后几年，对于乡村振兴计划的布局不断升级。2018年，国务院提出《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计划“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我国在2020年取得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之后，乡村振兴计划进一步升级。今年年初，国务院成立国家乡村振兴局，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工作。今年4月份，全国人大通过了《乡村振兴促进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直接以“乡村振兴”命名的法律，从法律高度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全方位支持。

当乡村振兴战略被推到很高的层面之后，具体如何振兴就成为重中之重。在管理层历次发布的有关文件中，都将产业兴旺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2018年的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201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更是明确提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

2020年，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人口，获得了扶贫攻坚战的历史性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农村的贫困现象已经消失，和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还是比较明显。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6倍，虽然和过去相比有所下降，但也还是处于较高水平，农民收入还是处于社会底层。

一直以来，农民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这一现象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但如果放眼全球，其实并非如此，在很多发达国家，农民收入其实比城市居民还高。美国的农户收入的中位数大概是7万多美元，而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大概是6万多美元；在日本，农民收入也比城镇居民高，很多大城市的白领收入还不及农民，这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了鲜明对比。

为什么我国的农村居民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而发达国家的农民收入能够高于城市居民呢？首先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农业规模化程度较高，农业人口比例很低，美国的农业人口占比不到2%，日本的农业人口占比不到5%，而中国的农业人口比例超过40%。农业高度规模化既带来农业产值提高，更重要的是人均收入大幅提高。

除了农业人口结构的原因之外，我国农民收入水平偏低的原因还和收入结构相关。美国和日本的农民收入，绝大多数来自非农产业，而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当中，非农收入的比重还有待继续提高。

我国农民的收入传统上以务农经营收入为主，随着农民外出打工的规模越来越大，从2015年以来，工资性收入开始超过务农的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的第一大收入来源。以2020年的数据来看，去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31元，其中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为41.6%，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最大。这几年我国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就是得益于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开始进入减速期，整体就业压力会越来越大，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也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另外，随着大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部分农民工选择不再外出打工，从2010年起，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增长速度就开始逐年放缓，到了2020年，更是首次出现了负增长，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除了总量减少，农民工群体还有一大变化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出远门，而是选择就近就业。2020年，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052万人，比上年减少456万人，下降6.1%；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为58.4%，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

一方面，中国经济减速导致未来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选择就近就业，这就要求在县域和乡镇这样的微观层面，必须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度成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对经济总量和税收等带来重要贡献，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一度接近三成。乡镇企业还吸纳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成为我国重要的就业蓄水池。

时隔40年之后，我国的乡镇经济完全有再度复兴的可能。当年乡镇企业的崛起，是靠改革开放的政策松动，以及农民自发的创造力。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现在的中国农村已经不再是偏远闭塞的角落，而是和全国甚至全球紧密相连。我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接近60%，网民规模将近3亿人，占网民整体规模的比重接近3成，从新增数量来看，农村网民已经是我国网民新增的主力。

当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在农村越来越普及，农村和乡镇地区也就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以山东曹县为代表的农村电商已经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按照阿里研究院的标准，在农村地区，以行政村为单元，电子商务年销售额达到1000万元，本村活跃网店数量达到100家或当地家庭户数的10%，就可以认定为“淘宝村”；一个乡镇的淘宝村大于或等于3个，或者在阿里平台，一个乡镇一年电商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活跃网店超过300个，就可以认定为“淘宝镇”。2021年，全国共有7000多个淘宝村，2000多个淘宝镇，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稳定增长。

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政策红利起到了很大的催化作用，在当前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政策层面的红利也是越来越多。今年刚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入市，“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在一定年限内有偿使用”，并且重点提出“鼓励乡村重点产业和项目使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一直以来，我国对于农村土地流转有很严格的限制，这使得农村土地价值无法得到真正体现，随着政策松动，农村巨大的土地红利将得到释放。

今年4月份，发改委提出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其中也专门提及了深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出台稳妥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指导意见。推动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率先健全宅基地分配、流转、抵押、退出、使用、收益、审批、监管等制度。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采取自营、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和地上房屋。”

在城市土地和劳动力价格越来越贵的背景下，乡镇企业坐拥廉价且充沛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在将来的产业竞争中具有极大的想象空间。当乡镇经济的潜力被释放出来，“三农”工作的很多深层次问题，都有望得到较好解决。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意见》，对于乡镇经济给予了很高的期待，“发挥镇（乡）上连县、下连村的纽带作用，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以镇（乡）所在地为中心的产业集群。支持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重心下沉，向有条件的镇（乡）和物流节点集中。引导特色小镇立足产业基础，加快要素聚集和业态创新，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产业发展”。

在“三农”工作的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之后，发展乡镇经济有望成为“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