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那么这小说读后感怎么写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围城》读书心得体会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围城》读书心得体会1

《围城》出版于己于1947年，随即在社会上产生热烈反响，并曾一度被称为“新《儒林外史》”。《围城》是在一个比较宽阔的抗战背景下，来对庞大的知识分子群进行描绘的。小说采用西方流浪汉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以留学归来的方鸿渐的经历为主线，描述抗战爆发以后从上海到湖南后方的一些知识分子，并从中央探讨人的本性，人的存在价值，人的出路等问题。作品以写实与象征相结合，写出了时代、社会的象征。“围城”既是实体的象征，即抗战环境下的中国就是一个大围城，同时又是一个虚体的象征，即对一类文人心城的映射。

作者“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那里的“某一部分社会”指旧中国混乱荒谬的病态社会。而“某一类人物”又是指在那个社会中迷惘、落寞、卑琐的病态知识分子，揭示他们在中西文化碰撞与国难家愁中的动摇和怯懦的基本根性。小说的主题以暴露否定病态社会为基本前提，但又具有多重意味。“结婚好比被围困的城堡，城里的人想冲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作者在审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现实杯具的众生相时，也揭示了现代人所处的多层次的人生困境。小说的男主人公方鸿渐所经历之处，无不是“围城”——上海滩各式知识界分子的社交圈子，内地小镇和乡村的丑恶闭塞，三闾大学的勾心斗角的灰色生活……都构成了一座座围城，不仅仅国家、社会是如此，家庭也是一样：方鸿渐父亲处处制约儿子的行动，方老太太经常疑心别人诱骗他的儿子；之后成为妻子的孙柔嘉柔顺之下的深藏心计……家庭社会的环境使方鸿渐感到处处有围城。方鸿渐的自身精神领域也妨碍和束缚了他冲出围城的信心和勇气。方鸿渐自身性格和顺，看出恶劣环境而不能自拔，嘴上聪明而内心懦弱。

他与四个女性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都有瓜葛，但在感情面前却节节败退。以至落入孙柔嘉的网里，又由合到分，他一生并没有冲出围城，始终是一个失败者。作者揭示了抗战环境下的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祖国危难之际，欲持超脱的人生态度，但却空虚难耐，又加深了人们困于围城之中这一人生含义。他们被困于生活的城里，日趋腐化，不断下沉，以至不能自拔，这就是钱钟书写这书的基本主题。

作者在书中的讽刺艺术相当杰出，所以被称为“新《儒林外史》”。他对人物隐蔽心理的发掘，对人情世态的精致入微的观察和表现是相当突出的。加上作者广博的知识，高超的幽默技能刻画出一个又一个性格特点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不学无术的褚慎明，走私发国难财的李梅亭，老奸巨滑的高松年，说谎到底的韩学部委员愈……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态度是尖刻讽刺的。作者又借助自我的深厚文学功底，编制出众多比喻和警句，对人物进行嘲弄淋漓尽致。

《围城》是一部以讽刺知识分子、婚姻以及人情世故为主题的小说，目的是力求刻画出当时某一空间某一群体的一部分人的人生面貌。理解"围城"这两个字，不能空泛地把他看作是婚姻的代名词，在某种层面上，它与西方现代主义所描述的人类的尴尬困境所采取的一些象征手法不谋而合。书中充满苦涩的笑，无奈的自我欺骗，这都是这部小说的成功所在。

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冲进去了，就被生存的种种烦愁所包围。钱钟书以他洒脱幽默的文笔，述说着一群知识分子的欢乐与哀愁。这部作品已被译成世界上多种文字，有十数种不一样的译文在各国出版。在美国，由于夏志清的推崇，不少人以钱钟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和专著。法国的西蒙·莱斯曾说："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予中国作家的话，仅有钱钟书才能当之无愧。"

方鸿渐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句话是无容置疑的。但正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并且是那种带着玩世的态度处世又有点良心的知识分子，才构成了他一生的第一圈"围城"。他期望做个大人物，这样的性格，似乎就决定了他的一生。

方鸿渐的第二圈"围"就是给他带来多灾多难的假学位。方鸿渐到底是个知识分子，在买假文凭之前，他也问问良心，他为自我起了最好的籍口："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据。"以他自我的口气，就是"说了谎话，还要讲良心。"说谎就说谎嘛，讲了良心这谎话就变得不伦不类了。既然讲良心，就干脆别买学位了。既然都不讲良心了，就干脆把学位发扬光大吧？害得自我当个副教授忍气吞声的，两头不着岸。

方鸿渐一生的第三圈"围城"，我想没有人会反对，是他在处理感情问题时候的玩世态度。也许从第—，圈"围城"建立时，就决定了会有第二圈围城，就决定了会有第三圈围城了。在那个到处是"小人物"的时代，做个大人物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耐的。可是他还是期望做个大人物，买文凭时，期望自我能够

翁感觉光耀门楣；买了文凭，又觉得有损道德。要明白，社会上仅有两种人能够混得好。

很多的人都像方鸿渐—样，有那么一点的良心，有那么—点的虚荣。他们处处做小人，又不得处处提防小人。他们也明白世道的艰险，可是并没有好好地去接纳它。他们尝试去改变，就好像方鸿渐想明白韩学愈文凭的真伪，以此找回自我的公道一样。熟不明白，人家早就设定了陷阱等他踩进去。

或许《围城》的文学价值也正在此。它写出了人们不愿意正视的，真实的社会环境。

《围城》读书心得体会2

第一次接触《围城》，还是读书的时候，听很多同学推荐过，那时只是随便地翻翻，并没有认真的体会其中的含义。“妈妈，你喜欢唐晓芙吗？我觉得唐晓芙是这本书里最完美的一个人物。”女儿对着我津津乐道。为了和女儿有共同的话题，寒假，我最终仔细的读了一遍，读完以后，对这本书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围城》在人物塑造及语言的幽默上首屈一指的。在描述一个小孩外貌时，为了表现眉毛与眼睛离得远，文中的语言是“眼睛和眉毛彼此象是害了相思病”生动而活泼，让人发笑，却能到达更好的表达效果。还有说鲍小姐穿着很暴露，文中说她是“局部的真理，因为真理总是赤裸裸的”。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却不显得庸俗。在刻画一个十分小资、小器的商人形象时，这位商人的语言中便总夹杂着鼻音浓重的英语，而他那自以为自得的“考婿”方法，是在让人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作者时而尖酸刻薄，时而肚量大得惊人，让人琢磨不透，却又像那样真切的发生着。

作者在文章中两次提到过“围城”。一次是经过苏小姐说出来的：“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去”，另一次是方鸿渐在甲板上的感慨：“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在本书中，作者所展示的围城现象主要是婚姻和职业，以此证明“人生的愿望大多如此”。这是一种人生哲学的问题。方鸿渐就在不停地进城出城，这似乎多少说明了人总有一种盲目性，不停地奔走反复。这也带给人些许对人生的茫然人的性格是围城，人的经历也是围城……这一堵堵城墙将一个人牢牢地围住，制约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使他演绎出一幕幕的悲喜剧，也使他终究成为一个被堵在城墙之中的鳖。

杨绛女士曾说过“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句话便很好地为世人诠释了“围城”心态。人要学会珍惜此刻所拥有的，让自我的生活多几分舒适，少几分带着牵挂的苦楚；多几分欢乐，少几分带着瑕疵的不如意。珍惜此刻，就是要避免让自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再有遗憾；脚踏实地抓住今日，充实今日，完善今日，在今日这张纯洁的白纸上画下美丽的历史画卷。从某种意义上说，珍惜了今日，就等于延伸了自我的生命长度，升华了生命的意义。拥有知足，就拥有幸福。有时候，什么值得珍惜，什么应当放弃，自我也会有困惑、迷茫之感。那些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答案，等待时间来检验吧。重要的是，学会珍惜此刻所拥有的，生活会更加完美，笑容会更加灿烂！再也不要在所谓的“围城”中进进出出了。

《围城》读书心得体会3

早就听说钱钟书先生的语言幽默风趣，于是趁着这假期稍微空闲的时光，选读了《围城》一书。

看《围城》首先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里面人物语言的风趣睿智。整本书处处都有新奇形象的比喻，这些比喻或讽刺或幽默，总在适当的时候出现，给小说的叙述输入新鲜的血液，仿佛给那炸土豆条抹上番茄酱一般——令人百般回味。当然纯粹的搞笑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而《围城》语言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在给人一笑之后还可令人百般品味，在风趣的背后是丰厚的内涵。例如“对于丑人，细看是一种残忍，除非他是坏人，你要惩罚他”一句，乍一看读者脸上必定是一笑，然而细细品味之后，你会发现你不得不由衷地认同这一句话，越加品味便越能觉得其哲理之所在。

上头是初看《围城》时对文字的感触。而当看完了全文时，我又不得不对人物的命运有所思考。最终鸿渐的命运能够说是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真实写照。他有着一种特有的淳朴。这能够从他买假文凭时候的心理活动中看出，虽然作假，可是却依然在心理上坚持着正直，以读书人的道德标准约束自我。而他买完假文凭之后，却不去使用它，所以只在三闾大学混到了个副教授的职位。相比之下，那些买文凭并且厚着脸皮拿出来的人的丑恶嘴脸可见一斑。不得不说这是对黑暗社会的一种真实写照。

而另一段反映现实的地方，则是他们去三闾大学路上的所见所闻，以及同行的人们的所作所为。公路站长的只认外表穿着，司机的暴躁，李梅亭的乘机倒卖药品，无不显示着社会的空虚，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落后与污浊。相比之下，鸿渐倒是有一种异常的可爱了。

而小说描述鸿渐在上海生活的两段，其中在战争之下，人们的思想却是麻木的，依然聚会玩乐，上层社会人们的生活依旧腐朽，讽刺意味更为浓重了。

总之，初读《围城》一书，以上便是一些肤浅的感受，或许，其中有些更加深层次的含义，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日后的细细品味才能够得出吧。

《围城》读书心得体会4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

《围城》共分九章，大体能够划做四个单元。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单元，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第五章能够算作第二个单元，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述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方鸿渐和孙柔嘉在回到上海途中结了婚。以下是一篇围城读书笔记：

当、当、当……”已是深夜班10点了，轻轻合上《围城》的最终一页，内心很平静，夜已悄悄地爬满整个天空。遥望，不知哪儿还有光明。仅有默默地等待，轻轻地守望，相信明天会是个好天气。方鸿渐原先是有梦想的，正如我们的每一个人一般，年少轻狂的我们，按捺不住热血的沸腾，无法向一切已墨守成规的事物妥协。我们总相信我们的人生仅有我们能驾驭。于是鸿渐乘上开往法国的航班，开向自认为的一片新天地。十四岁的时候，我信心满满的，只差没有报告天下，凭海为证，大言不惭地说有一天自我会如何如何。那时候总是很单纯的，没有意识地去做许多事。没有职责的包袱，不懂世间的复杂，指天夸耀自我的伟大，却在深夜独自嘤嘤哭泣，很脆弱的。其实这是每一个孩子都会犯上一回的狂病，但这又何尝不是一回人生的轰裂呢几年后，二十七岁的鸿渐踏上了他的返程之旅，带着一张作假的文凭，心里是满满的内疚。

二十七岁的他仍会天真地想起严父，慈母的失望。仿佛当他多少年前踏上甲板的那一刻，人生的锁链断了一般，几年的巴黎生活只是一场华丽的美梦，终有醒来的那一刻。鸿渐意识到了，当他意识到红海早过了时，他就觉悟的认识，他并不能够完全挣脱那条无形的链子。只可是三年后，当我应对满地的落叶，我再也没有多少伤感之情;当我再也不会为漫天的雪花而欢欣鼓舞时，我已记不清多少年前说过了什么。不是因为时间很久，只是发现那些誓言很飘渺。过去也试着去实践，但当我发现要用一生去允诺时，我放弃了。少了年少时的傲气和心无旁骛的毅力，取而代之的是种顾虑，一种对现实的认识，不知是那位学者曾说过，孩子出生时都有他的角，死去时却是一枚鹅卵石。

鸿渐的身边曾留有过鲍小姐的鲍肆之臭，也曾吸引过苏小姐的文质之香，鸿渐也曾为搏唐小姐的回眸一笑而努力过，但无论是哪一种，他都未好好抓住，任由最终一缕轻烟从指尖划过，没有勇气跨出最终一步，鸿渐学会了妥协。在经过三闾大学一行后，他才真正意识到人世险恶。鸿渐有点累了，于是他选择躺在孙小姐这张柔顺的躺椅上休息一下。父母亲的生活，我一向是不甚赞同的。没有“非你不娶，非你不嫁”的感情，没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柔情，有的只是永远为琐事忙碌的身影和时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的声音。我一向很不孝地疑惑这样的两个人为什么会如此甘心地被对方牵绊着自我的后半生呢平静的海面往往酝酿着巨大的风暴，鸿渐同柔嘉平淡的婚姻也有了一触即发的危机。鸿渐觉得自我很无能，总认为自我是一场杯具的主角，他要发泄，既然不能对外人那就只能对自我的妻子出气。柔嘉也不是好欺负的人，两人之间的矛盾因为更多人的参与而显得不可收拾，鸿渐看着空空的小屋陷入了沉思。葬礼上，奶奶一向都在流泪，看着与她相伴四十多年的爷爷消失在殡仪馆最终一道门后，最终一滴泪也悄无生息地落地。一向不明白在爷爷去世许多年后，奶奶口中批评着种种不是与眼中流露出的无限依恋竟是如此和谐，和谐地让人辛酸，让人猜不透。就如《围城》中所讲“年龄是个自然里程中无法超越的事实。”凡事一经隔膜，咫尺皆若天涯，又更何况是城里城外呢

后记：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当当当……”响了六下。六点种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蓄心要对柔嘉好，劝她别再为昨日的时闹得夫妇不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家来吃晚饭，期望他会同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记时器无意中对人生包涵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十一点了”我想“也该睡了”掩上日记本，掩上门，让室外的黑色也浸染入这一室之中。

对于本书的男女主人公，我的脑海中方鸿渐只是一个玩弄是非、做事没有头脑，毫无原则、经不住诱惑的、能够说是个失败的人。而孙柔嘉虽然看起来小鸟依人，没有什么主见的女人，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是那种小小的身体里蕴含着强大爆发力的人。在全书的最终，方鸿渐在经历了感情、事业和家庭的失败后，这样感叹：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我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期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我想，这不仅仅是方鸿渐当时的心境写照，也是他这失败的一生的真实写照吧。

另外，我十分感激钱钟书，因为，它是我看到了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虚情假意。书中多次出现了恭维的话，开始我觉得十分看不顺眼，认为在人与人相处的时候，一见面随之而来的就是恭维的话，如果是我听了，绝对不和这个人交往。因为这反映出这个人对我没有一点诚信。可是，我在文中发现了这样一段，令我冷笑：顾尔谦看到了李梅亭的字，不断的夸赞李梅亭一首能写好几体字。没想到李梅亭笑着说：“我字写得很糟，这些片子都是我指导我的学生写的”。当我看到这时，想，看你顾尔谦怎样下台。令我没想到的是，人家顾尔谦脸色没变，说：“唉，名实必出高徒啊!名实必出高徒啊!”。我那时真的无语了，我着实佩服老顾的社交功夫之深，脸色一点没变。我忽然觉得自我幸亏没在那个时代，此刻很少有那种令人呕吐的恭维话了。

我一边读《围城》一边想，我真得很佩服钱钟书。他的阅历以及知识实在是太高深了。他不仅仅在书中提出过摩登礼貌，还明白外国外交家和国家总统的一般神态及惯有动作，他也清楚地记得《儒林外史》里某个极小的细节，还有各国经常有的活动，英国首相，甚至德国飞机员……我想，钱钟书还能够做一名思想家。他在《围城》中加入了许多自我的想法。比如说在25页中，自我写了一个“女朋友”的概念，很像数学里的概念。还有什么朋友之间的相处，科学家与科学的不一样，中国人与西方人丑都有丑的区别等等。从着，我明白了一个文学家不仅仅文学要好，各方面的知识都要广。

读完《围城》，我还有一个收获——我学会了一种我从没用过的写作手法。在第3页中，男孩的母亲在和苏小姐谈话中，看到儿子在跟苏小姐捣乱，就利用破折号转移说话对象。即“在国内念的书，生小孩儿全忘了——吓!死厌恶!我叫你别去，你不干好事，准弄脏了苏小姐的衣服。”这样，能够使文章更具有真实性。

最终，说一句题外话。在读《围城》的时候，我欣喜地发现了一个现象：在261页中，“鸿渐见了她面，不大自然，手不停弄着书桌上他自德国带回的Supernorma牌四色铅笔。这时，我立刻想到了夏教师有一次讲过鲁迅在文章中就写到他爱用顺胜祥牌稿纸，这不是跟钱钟书很相似吗我又立刻想到，夏教师在将语文阅读试验的时候，那里面有一篇文章叫《童年·童韵》，其中的一段与鲁迅先生《社戏》了描述夜间麦田的景色十分相似，那时，夏教师就说，鲁迅就像文学的导师一样，我也有同感。

作为钱钟书最有名的小说，《围城》整体的不管是结构、文字，都无愧于它的称号。尤其是以那个老古钟作为文章的结束，更给人以充足的遐想空间，令人浮想联翩。杨绛女士说，钱钟书的“痴气”，使《围城》更富于真实性和戏剧性。钱钟书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都包涵在《围城》之中。我十分同意她的观点，你们呢期望你们都能读一读!

《围城》读书心得体会5

《围城》这本书我读了三次，第一次接触这本书我还是读初中，一开始是带着满满的兴趣，看了一点之后却觉得索然无味，读了一半就扔到了角落，当时就一个劲的觉着书中的主人公方渐鸿是我们此刻说的渣男。第二次读的时候已经到了高中，记得是用手机看的，断断续续的看了半个多月，本以为过去多年，会有个一知半解，却还是懵懵懂懂，像是眼前有一团雾，怎样也拨不开，最终还是草草收场。直到大学毕业回家工作，收拾房间时又找到了这本书，重新拾起，一字一句的细细读去，那种拨开云雾见月明的感觉最终慢慢真实起来，想起很多年前和一位很爱阅读的亲戚聊起这本书时，她就说：“等到我快三十岁再来看这本书时，真的是感触颇多。”的确，经过了时间的洗礼以及感情的坎坷之后，最终懂得了那些从未改变的文字背后的无奈。

《围城》围绕了方渐鸿从国外求学，回国之后周旋于苏小姐、唐小姐之间，从在银行谋生，再到三闾大学然后辗转上海，之后定在重庆，各种漂泊，职场的尔虞我诈，以及婚后生活的琐碎等等等，让他越来越不能忍受压抑，想逃出这座压抑的城，结果只是不断地冲出又不断地进入下一个“围城”。虽然我觉得方渐鸿会让人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可是十几岁的我总觉得他是自找的，他给自我建造的第一座“城”，就是他的假学历，来蒙骗自我的家人，而后被登报颜面扫地，那里不禁会让人觉得活该，可是他错过了和唐小姐的姻缘又是让人唏嘘，记得钱钟书先生是这样描述的：渐鸿只期望能在心理的黑暗里隐蔽着，仿佛病的眼睛避光，破碎的皮肉怕风。这种看了就觉得痛的痛感，让人不得不一样情他，方渐鸿是感情上的可怜人，被鲍小姐欺骗，但亦是感情上的骗子，对苏小姐举棋不定，当然，最可怜的还是对唐小姐的爱而不得，我想爱而不得应当是感情最遗憾的事情。虽然我此刻还没结婚，可是苏唐二人的感情观就像此刻很多人的感情观一样，唐小姐的“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他在碰见我之前，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待我”这就像刚刚接触感情的许多人，对待感情的初衷以及少女情怀，而苏小姐，就像经历过太多，在瘦了很多次伤之后为了极力挽回颜面而被迫选择，只是为了让之前的纷纷扰扰快点偃旗息鼓而做的无奈选择，说到底，还是苏小姐的矜持以及做作让她失去了最真挚的感情，从而将自我卷入自我给自我的围城中。。。。。

《围城》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也许就是那句“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感情这座城不顺，就想躲到工作这座城修养生息的人有太多太多，本以为在工作中会有所收获，但纷纷扰扰尔虞我诈，只是让方渐鸿身上的枷锁越来越重。就拿到现今来看，有几个人不抱怨自我的工作，嘴上不抱怨的，也会在心中的小本子记上一笔今日遇到的不顺，明明很想放弃，可是又因为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一次又一次的妥协。或是一边抱怨着工作一边还要努力地完成手上的工作，吃力未讨好。书中用极简的句子或是事情就道出了很多道理，有对感情的追求，有对追求到想要之后的不满足，以及选择放弃还是守护的矛盾，或是人性的弱点，或是生活的好与坏。在这本书里，我似乎也看见了我自我，那个在工作中曾一度迷失的自我，给自我套了一个又一个枷锁，将压力变成了抱怨。也让我明白，人生会有许许多多的遗憾，也会有许许多多的错过，我们在走出这一座城的时候另一只脚已经迈入了下一座城，可是这些牵绕人生的细枝末节虽然沉重颓废却无法作为阅历累积起来，所以也不能改变每一个平凡而无用的“方渐鸿”，也不能改变每一个时刻的我。当下，我们能做的是，包容每一个自我，看轻你所认为重要的才能看清你自我，才能放下那些矛盾和不满足。

我认为《围城》是一本经得起推敲的好书，暂时我对它的见解还是太少，我觉得未来我在翻开时必须会有更多感慨。期望我们有一天都能抛开这些深浅，做个简单欢乐的自我！

  从五星级到经济型，得到的答复无一例外都是：客满。其中，最火爆的已经预订到6号了。

  宽窄巷子的星巴克买了咖啡你要当心被挤翻，而且，半个小时之内，你可能在店里找不到座位，只能凑合站着喝。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无论是航班起降架次，还是旅客出港人数均超过了今年春运首日。

  假期的出游更像一场双向的大迁徙，我们觉得在成都待腻了，便去一个陌生的城市，而陌生城市的人们也对当地腻烦了，正在前来成都的路上。

  所以，各条高速公路进出都在拥堵，春熙路人潮比平时更汹涌，龙抄手的队排得更长，至于市内各大景点，那更是随时客流爆棚。

  国庆期间，成都究竟迎来了多少游客？酒店是一个最好的风向标。昨日，成都商报记者陆续询问了市内十多家酒店，从五星级到经济型，得到的答复无一例外都是：客满。一些临近景点和车站的，尤其火爆，如锦里附近的一家汉庭和新南门附近的一家七天，均已经预订到6号。同时，大部分经济型酒店都涨价了。部分高档酒店也出现一房难求。许多知名的五星或四星级酒店，同样入住火爆。

  市内各大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华侨城欢乐谷接待游客1.9万人次，同比增长86.27%；国色天乡接待游客3.36万人次，同比增长68%；熊猫基地接待游客1.34万人次，同比增长109.38%。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分别走访了武侯祠、杜甫草堂、锦里和宽窄巷子，无一例外，都是接踵摩肩，人山人海。如果数据太枯燥，那么，以记者所见，反正在宽窄巷子转糖画你可能挤不进去，宽窄巷子的星巴克买了咖啡你要当心被挤翻，而且，半个小时之内，你可能在店里找不到座位，只能凑合站着喝。

  高速公路方面，与1日相比，外地号牌车辆明显增多，尤其重庆、湖北、陕西等地车辆居多。都汶高速交警卢宇表示，昨日通过都汶高速的车辆中，外地号牌车辆接近2成。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尽管长假前两日，主要以出城车辆为主，但各条高速进城方向车辆仍有明显增加，多条高速进城车流量达到平日的2~3倍。外地来蓉的车辆前往川西各旅游点，造成成雅、都汶等高速交通压力不减。高速交警预计，从今日开始，成都周边各高速或出现车流量明显回落。

  国庆大假第二天，成都火车北站发送旅客列车139车次，增发22车次，运送旅客20万人次；抵达列车136车次，抵达旅客17万人次；公路客运发送37370车次，运送旅客95.85万人次；从外地抵达4198车次，抵达旅客12.5万人次。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吞吐量也达到了近期最高值。据了解，1日当天双流机场共安排航班达750个架次，比今年春运第一天增加了69架次；出港旅客人数比去年同日增加了约1.1万人次，无论是航班起降架次，还是旅客出港人数均超过了今年春运首日。

  对于大多数成都人而言，千百年来世代在此休养生息，似乎这块土地就是我们生活、工作和睡觉的地方，那些成都引以为傲的城市名片变得寻常起来。不过，别忘了，拥有千年历史积淀的成都，向来就是旅游胜地。那些远道而来的游客们，对成都都怀着怎样的期待呢？

  生活交换 看惯自家景色 来成都找感觉

  王乐是苏州人，从小看惯了婉约的庭院，这次趁着国庆，特意来成都“找感觉”。在成都游玩了两天，他觉得成都和苏州还是有相似之处，“如果说苏州秀气，那成都就是大气。”

  来自厦门的李立夫妇，则是对成都的火锅又恨又爱；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张懿一家三口，选择从成都中转九寨沟，期间他们选择逛繁华的春熙路、热闹的欢乐谷。对于他们来说，成都的街道、成都的建筑、成都的食物、成都的景点，都那么有吸引力。

  说走就走 背个单肩包 感受成都的悠闲

  人生需要两次冲动，一次是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于成都人来说，说走就走的旅行，往往会选择海边、高原等。一些外地人，说走就走旅行的目的地，选择了成都。

  “感觉成都的空气好、绿化好”，今年32岁的龚莉来自河南焦作，国庆当天来到成都。昨日下午，在春熙路逛街的她和老公认真看着地面上的浮雕，兴趣盎然。这两日，两人去了宽窄巷子、武侯祠、锦里和杜甫草堂，她觉得成都的古建筑保存得很好。

  来自上海的唐贝妮更是轻松，只带了一个单肩包，“平时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很累，长假想找个安逸的地方，听说成都是休闲城市就来了。”唐贝妮说，对成都最好的印象是成都人很亲和，问路的时候非常热情。

  攻略一族 满满三页纸 全是成都美食

  当我们去泰国、去拉萨，在出发前我们都会做攻略，以便旅途更为细致愉快。成都作为一个特别的旅游胜地，也引发了旅游者的细心准备，提前做了攻略。

  27岁的叶爽，目前供职于广州一家大型广告公司。为了这趟国庆的成都之行，叶爽已经准备了近半个月。尤其临近国庆的一周，叶爽说，经常趁着工作间隙查看路线和预订酒店：五天的行程攻略，一共打印了六张A4纸，其中满满三页都是美食。说到成都的美食，叶爽掰着手指数得头头是道，她跟朋友打算每天吃四顿饭，抓紧时间，一样不落，全部吃到。

  不过，她把这些吃过的美食晒到微博上，也有熟悉成都的人评论道：“真正的成都美食藏在巷子里，那些才是本地人最认可的！”

  “所谓旅行，就是从自己待腻了地方，去到别人待腻了的地方。”这句话，近年在网络上极其流行。那么，对于成都人而言那些习以为常的景点，外地游客游览之后又有怎样的感悟呢。

  来自广州的叶爽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就读着三国故事长大，因此，武侯祠就是她心中的三国圣地。虽然知道大多建筑都是仿古翻新建成，但叶爽觉得，更多是为了了却一段三国情结。

  如果说川大都成了景点，可能成都人要笑出声了。但事实上，一家人出游把川大列为景点之一的还真的有不少。这就像好多父母去北京，就要带着娃娃去北大清华看看一样，更多是一种文化熏陶。

  大多成都人去青羊宫，不是去烧香，就是冬天天晴时去晒太阳。但对于外地游客来说，这里是极佳的一个体验道家文化的好地方。来自北京的许女士说，自己一直对道家文化感兴趣，因此，今年国庆的成都之行，青羊宫和青城山都列入了她的必去景点。

  九眼桥的夜生活，让来自西安的文先生感到不可思议的安逸。他说，西安市区的粉巷也是酒吧集中区，但是装修都非常一般，而且有些酒吧一点钟就打烊，一点都没有夜生活的感觉。而九眼桥的酒吧，让他看到了成都的热闹、成都的美女以及高水平的酒吧歌手，让他和朋友们“来了就不想走”。

  不过，作为文先生“地陪”的张先生却笑了，九眼桥的小酒吧就只是我们平时和朋友喝酒聚会的地方。文先生反驳，你上次来西安，在钟鼓楼拍了半个小时的照，我们还觉得那儿很普通呢。说罢，两人都大笑起来。

刘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中国鲁迅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郭沫若学会理事，中国老舍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副主编）

20世纪40年代，随着战争时局的发展，中国原有的文学空间也出现了与政治格局相应的分裂变化。国统区即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域，其文学创作也因特殊的政治环境、知识结构和地域特色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貌：一是国统区文学创作的主题以讽刺、揭露和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主；二是作品的艺术风格比较深沉激愤；三是许多作品都是一些作家的后期创作，风格比较成熟稳健。

在民族面临危难存亡的关键时刻，作家们紧握手中的笔杆，自觉承担时代的使命，他们冲破层层压力和阻碍，取得了丰硕的文学成果。这一时期国统区创作的成就体现在多种文学体裁中：小说领域涌现出一批传世之作，如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其中包括代表作《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等；“七月派”小说的代表作家路翎创作了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还有徐訏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风萧萧》；无名氏的长篇小说《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等。

一、《围城》及钱钟书的小说创作

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曾用中书君为笔名，出身于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他5岁开始在私塾读书，又有一位著名学者父亲严厉督导，因此早年就积累下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根底。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随即入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法国文学。回国后，曾任西南联大教授等职，主要致力于学术研究，有《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面世，在学术界影响不凡。同时他是一位学者型的讽刺幽默作家，1941年出版了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次年，又出版长篇小说《围城》。《围城》之后，他开始着手创作另一长篇小说《百合心》，但只得2万字而未完稿。无论是他的散文还是小说，都体现出学者的渊博睿智和诙谐幽默之风，他的创作将特有的辛辣幽默和深刻理性融合在一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于1946年，包括《上帝的梦》、《猫》、《灵感》与《纪念》四篇小说。《上帝的梦》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小说，作者通过上帝的梦表达了自己对灰色人生的感叹和无奈。《灵感》通过对地狱场面滑稽荒诞的想象来讽刺现实中荒谬的人和事。《猫》和《纪念》是以现实中的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妙趣横生而不失深透的思考力度。其中的《纪念》是钱钟书短篇小说中最好的一篇，它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独特的人物形象。作者在调侃、奚落与讽刺中，精细入微地描绘了抗战时期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也体现出钱钟书善于揭示人性弱点的独特创作倾向，这一特点在他的代表作《围城》中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和丰富。从写作风格上看，《上帝的梦》和《灵感》保留了钱钟书随笔的风格，体现出由散文向小说转型的痕迹；而《猫》和《纪念》在叙事艺术上更进一步，为以后《围城》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围城》写于1944年到1946年之间，是钱钟书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是他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风格独特的幽默讽刺长篇小说中的代表作。作者在更为广阔的生活背景下，对中国知识阶级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与辛辣无情的透视，主要以留法回国的青年方鸿渐为中心，描绘了一群留学生与大学教授在生活、工作、婚姻恋爱等问题上遇到的矛盾纠葛，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萎缩灵魂和灰色人生，反映了抗战初期上层知识分子的生活图景和心理世界，具有相当强烈的社会意义，发表后即被称赞为一部新的《儒林外史》。小说最初在《文艺复兴》上刊载，新中国成立前连续重版三次，此后又被译为俄、日、英、法、德、捷克、荷兰等十多种语言在国外发行，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是他的代表作，作品着力表现在抗战环境下，一群远离抗战烽火的知识分子在恋爱、工作、日常交往中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以及由此显现出来的空虚、贫乏的精神世界。《围城》的题目取自法国的一句古语，它的含义，用作者的话说，就是爱情、婚姻之事好比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已婚的人处于被围之城里，极力要冲出城去，而未婚的则如攻城的勇士，拼命想冲进城。这是一对矛盾，也是小说从人伦角度对夫妇关系所作的戏谑嘲讽。但是实际上，小说所反映的社会内容要远比他所命名的“围城”的原意更为深广，如果从语言学隐喻的角度理解“围城”，那么它既可作名词，指有范围之处；也可作词组，是包而围之之意；既可比喻婚姻的约束，也可转喻人与人之间的疏隔，还可影射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围城性”，即任何外来的东西都在它的围困中变质走样；“被围困的城堡”还可整体象征人生无常之困境，不仅是“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而且是“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对“围城”题旨的种种解读正说明了作为语词符号的“围城”具有与生俱来的意义不确定性，这种引申的思考使《围城》的价值由对爱情、婚姻、事业困境的反映进而上升到哲学命题的高度和深度，使整部小说的分量因此变得更加厚重和深沉。

《围城》以方鸿渐的几次失败爱情经历和充盈着酸涩的事业选择结构全篇，作为组织全书情节结构的主要线索，同时刻画了性格各异、形神兼备的知识分子群体形象。例如，在众多留学生中间和方鸿渐性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学愈，方鸿渐出于真诚的动机而在填表的时候没有写博士学历，因此被三闾大学降为副教授，而韩学愈则毫无廉耻之心，不仅用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买得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骗得大学教授职称，还唆使白俄妻子冒充美国籍以便继续行骗，获得英语教授的职务，然而更恶毒的是，他为了掩盖自己的欺骗行径，还勾结同党排挤方鸿渐以除后患，可谓厚颜无耻、道德沦丧之极。同时作者还塑造了自恃很高的归国“女诗人”苏文纨形象，她号称才貌双全，然而堂堂文学博士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而来。这类人物还有褚慎明、高松年、曹元朗等，作者用含蓄而又犀利的漫画式描写使其丑态暴露无遗。同时钱钟书还以戏谑之笔嘲弄了不学无术的本土知识分子：方鸿渐的父亲是遗老代表，他就是“一天总是慢几个钟点的时钟”，过时的腐朽之人。而刻画最精妙动人、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梅亭，他趁上任之机携带药品并以高价售出，无耻地发国难财。身为教授的他其实知识浅陋，只靠大铁皮箱里的卡片冒充渊博。到任后又靠投机钻营的手段当上了训导长，虽是身肩“训导”学生之职，却在街上免费嫖娼，充分暴露了一个学术骗子和道德流氓的丑恶嘴脸，其狡诈、粗俗和无耻令人发噱作呕。在钱钟书看来，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气质精神是特定时代文化内涵的集中表现，因此他选取自己熟悉的学术圈作为透视人生、社会的角度，将炮火集中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勇敢地掘出他们身上的疮疤，让他们痛醒过来，并且检讨自己。在对仕林百相的整体展现中显示了钱钟书精妙入微的讽刺艺术，对人物形态、性格的刻画各具神趣，同时人物之间相互照应、补充，在对人物的揶揄、嘲讽中笔墨酣畅地勾勒出一幅现代知识分子心态图。

《围城》的思想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作者以精细、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成功塑造了一群现代新儒的典型人物形象。以方鸿渐为代表的这群新儒的命运，不仅蕴含着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的破产和探寻中国知识分子出路这样的深刻思想命题，而且还在更为深广的层次上显示出作者对现代社会及人生的哲理性思考；方鸿渐的一生始终不断地从这一座“围城”走进另一座“围城”，他永不安分、永不满足，因而永远苦恼。他总想摆脱困境，然而处处有困境，四年留学毫无收获，最终只好换得一纸假文凭以应付长辈。回国之后依然是一再受挫，在爱情、婚姻方面，由于苏文纨的嫉妒离间而失去了自己真心爱恋的唐晓芙的芳心，最终在颇富心机的孙柔嘉的设计下匆匆成婚，但是家庭的矛盾伴随生活的困顿而日益加重，终于以家庭破裂告终；事业方面依然是困境重重，由上海辗转前往湖南三闾大学任职，结果刚到学校就被降格为副教授，同时学校里钩心斗角的倾轧又给他带来新的困境，终因无法屈从浊流而被解雇。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他永远也摆脱不了“围城”之困——人生处处是“围城”，这就是方鸿渐形象所凝结的深刻的人生叩问。另外，小说围绕方鸿渐等人婚姻生活的波折所展示的不仅仅是婚姻、事业的“围城”，更是人生的“围城”、社会的“围城”，在这座围城中主人公方鸿渐一再受挫，失败接踵而至，他时常体味到一种深深的内心孤独，“他觉得天地惨淡，至少自己的天地变了相。他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明隔世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人家的天地里，他进不去，而他的天地里，谁都可以进来……”这段心理描写准确地揭示了“被重重人生之城所包围”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尴尬和困顿。“围城”具有多层面的象征意蕴和阐释空间。正如作者自己在《围城》初版的《序》中所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作者围绕这一类人的故事展开自己逐层深入的思考，因此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命运的联想性和启发力是《围城》艺术魅力的重要方面。

作者谙熟在说天道地中渗入讽喻的趣味，在热辣的喜剧高潮中酝酿彻骨的悲凉气氛。他的小说熔道德、风俗、人情批判于一炉，以睿智的幽默品格著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又一位优秀的讽刺大家。在艺术上，《围城》是细腻而婉转的。作品中高超的幽默讽刺手法，大量的奇妙譬喻，以及丰富的知识容量，构成了小说独特的风格。首先，《围城》在艺术上突出显示了作家特有的幽默机智，作品以渊博的学识和生花的妙笔体现出钱钟书卓越高超的讽刺才能，精巧贴切的比喻，连珠绽放的妙语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写方鸿渐受到长辈的催责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因此感慨“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作者通过妙喻的设置诙谐地揭示了文凭的作用只是一块遮羞布，与知识学问是否渊博并无直接关联，通过类似这样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联系嘲弄了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存在的虚妄欺诈之风，使比喻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其中还有大量比喻是带有整体象征意味的，如“围城”本身丰富的意义，又如方家那只祖传的老钟，在全文结尾处它再次出场，“从容自在地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当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当当当当当当’响了六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另外小说中的泥娃娃、破门框等都饱含寓意，所以说《围城》一路是风景，俯仰皆收。其次，妙语连珠的表达中又新意迭出，明明在写某件事物，却往往旁逸斜出，多方隐喻，使事物的特征愈见鲜明，显得格外俊逸清脱。《围城》的作者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几乎每写一人一事，瞬息之间，与此相类的种种观念、中外典故、理论知识、生活印象，都一起奔涌而来，使那些不同性格的知识分子的谈吐时时充满文学的、哲学的、历史的意味，因而也更加鲜明地表现出他们各自迥异的性格、教养和身份。同时，《围城》还以细腻深刻、淋漓尽致的心理描写见称，作者对人物的成功塑造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种高超的心理描写，他善于把捉人物隐蔽、精微的心理变化，并且使用屈笔含蓄委婉地将其恰到好处地传达给读者。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充分揭示，不但强化了人物性格，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而且还使整部作品的基调更含蕴、更深沉，给读者留下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钱钟书对中外文化都有精深的把握，虽然主要从事学术研究，文学作品数量不算太多，但是作品在题材、思想和艺术上都标新立异，具有独到的幽默智识风格，正如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所评价的那样，他“作品虽少，可是篇篇彩华耀目，透现了不羁的才华”。而且又拥有《围城》这样寓意深远的力作，它不仅是对婚恋问题的探讨，对知识阶层的黑色幽默，更是指向人类永恒生存困境的哲学发问，所以它不仅是《儒林外史》那样的讽刺小说，而且是一部内涵丰厚的人情小说、哲理小说，拥有多方面阐释的可能性，文本本身蕴含着丰满的阅读空间，因此可以说，仅此一部《围城》就足以使钱钟书饮誉文坛了。

二、《传奇》及张爱玲的小说创作

张爱玲（1921—1995），河北丰润人，出身于上海，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最走红的女作家。1943是张爱玲最多产的一年，她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大都发表在这一年的5月至12月间，以小说《沉香屑》成名，继“两炉香”红红火火地点燃文坛之后，接踵而来的又是《茉莉香片》、《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佳作，这个起步几乎就成了张爱玲成就的制高点。之后结集出版了名震文坛的代表作《传奇》和《流言》。

（一）《传奇》的文学意义

张爱玲的《传奇》是最能代表她文学成就的小说集，1946年11月由山河图书公司出版，内收小说16篇：《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琉璃瓦》、《心经》、《封锁》、《年青的时候》、《花凋》、《中国的日夜》。《传奇》集中显示了她文学创作的独特艺术风格：张爱玲注意汲取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营养，同时注重借鉴西方现代文学的思想方法和艺术技巧。她的《传奇》以传统章回小说为总体格局，除了运用传统的写实手法外，又明显接受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熏陶，还将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某些技巧融进对人物心理感受的描摹中，如《金锁记》对七巧悲剧命运的描写中，既有对人物直观感受的剖析，又注重渲染造成主人公人性扭曲的社会氛围。张爱玲不仅将中、外、古、今的优秀传统熔于一炉，而且将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优长汇于一身，将小说推向大雅大俗的境界，同时她第一次在传统通俗文学形式中展示时代崩溃与转折的进程，进而传达出个人与历史、生活与命运等多方面的现代内涵，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魅力。这是张爱玲的成功之处，也是她的作品赢得广大读者欢迎的根本原因。

张爱玲小说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富有传奇性的故事以及弥漫于其中的梦魇般的氛围。她的小说似梦呓如幻境，诱你走入一个神奇而虚幻的世界，跟随着她犀利的笔触、独特的话语，我们遭遇到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等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从她们身上人们切身感受到当时生活的没落和乱世的苍凉，惊悚于故事人物传达出的人性的丑恶、生命的无常、欲望的疯狂，读者可以抽身逃离这种苍凉的故事文本，但她们梦魇般的经历却牢牢地缠绕着你，使你刻骨难忘。

在张爱玲小说中我们感受的不仅是梦魇般的氛围，梦魇般的故事，梦魇般的文化，更有梦魇般的人性展示。张爱玲生长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她选中的沪港洋场的苍凉梦魇，正是展示人性的最佳背景。如果说《金锁记》中曹二爷是生理的残疾，那么曹七巧则是心理的残疾。曹二爷的生理残疾带来的只是生命的委顿，比生理残疾更为深刻残酷的是心理残疾，它使曹七巧迸发出无穷的复仇欲望。她要报复，不择对象，不顾一切，不计后果，物欲、情欲所导致的心理变态完全盲目地支配了人物的一切言行，于是戴了30年黄金枷锁的她不仅渐渐耗干了自己的青春，而且“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曹七巧一生都不曾获得真正的爱情，这种心理人格结构上的缺陷使她变得疯狂，把向周围的人复仇当作自己压抑已久的情感的宣泄出口，她嫉恨并变态地破坏别人的幸福，以此释放内心的不平和孤独。因此在批判她的残酷和疯狂的同时，对于她的遭遇作者是寄予深切的同情来写的，张爱玲本人是深知无爱的人生际遇的大不幸的。

张爱玲最擅长叙说“家史性”的故事，公认的代表作有《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等。

（二）《金锁记》的文学意义

《金锁记》是张爱玲最有名的小说之一，发表后曾引起文坛上不小的震动，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发表文章高度赞扬了它的成就。该作品通过主人公曹七巧被金钱毁灭、同时又用金钱毁灭他人的双重悲剧，深刻揭示了金钱与人生独特而神奇的关系，写出了金钱对人性的巨大摧残和人性在金钱腐蚀之后的深刻异化。《金锁记》着重描写了主人公曹七巧一生的命运波折以及心理变态过程。七巧本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泼辣而富风情，被贪婪的兄嫂嫁到大户人家后，因为出身低微而备受歧视与排挤，自幼瘫痪的丈夫更使七巧陷入情爱无法满足的痛苦之中，纵然她在夫死公亡后分得一份遗产，但是长期以来的种种压抑、煎熬与旧式大家庭气息的熏染，已使她的人性彻底扭曲，一生被黄金枷锁紧紧套住，只知一味敛财，了无亲情，甚至戕害儿媳，断送女儿的婚姻，向自己的亲人不断寻求病态的发泄与报复，在疯狂的复仇过程中变得自私冷酷、乖戾刻毒。作品有层次地展现了七巧的人性被践踏、受残害、最终灭绝的过程，她有过娇好的青春容颜、美好的爱情憧憬、正常的生活追求，但是为了金钱她牺牲了这一切，小说的结尾写道，当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青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而“隔了30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对小说人物充满苍凉色彩经历的描写显示出作者对传统封建婚姻、伦理和金钱世界的刻骨痛恨和深刻批判。同时，在对女主人公变态心理的剖析中尤其注重对人物潜意识心理的传神刻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张爱玲的影响痕迹。作者通过《金锁记》带给我们的情感体验是丰富的，对曹七巧这个人物我们感到的是惊悸后的震撼，憎恶后更深切的理解和同情。

（三）《倾城之恋》的文学意义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又一名篇。作品讲述的是女主人公白流苏的悲剧命运，她出身于破落的望族，虽然在战争背景下与华侨富商范柳原的婚姻戏剧性地圆满实现，但是一生艰难的境遇包括这偶然完成的婚姻，都使白流苏内心充溢着悲怆苍凉之感。而更直接表现人生“苍凉”底色的是《倾城之恋》中的“灰墙”：“灰砖砌的那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整部小说共三次提到这堵墙，它预示着生命的“灰色”基调。在张爱玲笔下，现代都市的繁华轰然倾倒，剩下的只是这堵永恒的“灰墙”，她运用了大量“灰”色语言表达此意，于是红尘浮华的表象冰释殆尽，一切“灰黯”赤裸裸地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还注意运用色彩来表现人物和氛围，而且强调非彩色与彩色在颜色上的呼应，从而恰如其分地表现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如在刻画白流苏的心理描写时就非常精到地体现了这一艺术特点：她擦亮洋火的一刹，“火红的小小三角旗，在它自己的风中摇摆着，移，移到她手指边，她噗的一声吹灭了它，只剩下一截红艳艳的小旗杆，旗杆也枯萎了，垂下灰白蜷曲的鬼影子。”一根小小的火柴在主人公的视野中逐渐放大为画面的焦点影像，从火红到灰白，最后成为影子，表现了流苏被家人鄙视后的尴尬心态，既不愿屈服又看不到希望。我觉得这段描写也是白流苏一生命运的预言，她经历了“火红”热闹的恋爱之后，终于达到了结婚的目的，这是她一生最得意的“红艳艳”的燃烧期，如同点燃的火柴，可是她最终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战争过去了，丈夫又恢复了以前的性情，他那些俏皮话只属于别的女人。所以婚后的流苏“还是有点怅惘”，成了婚姻“灰白”的鬼影，仿佛那燃尽的洋火，剩下的只是枯萎的躯干，正如张爱玲所说：“流苏的失意得意，始终是下贱难堪的。”（〖HTK〗《罗兰观感》，见于《作别张爱玲》〖HT〗）在张爱玲作品中，灰色是始终贯穿的底色，红色如果出现，也不过是中途的小小点缀，过去了再也追不回，而回忆曾经的“红色”只会更添惆怅，因为最绚烂时也就是最悲凉的一刻。

虽然写的是变幻不定的传奇，但生活在动荡时代的张爱玲真正心向往之的是常态社会中比较安稳的东西。她在《流言·自己的文章》中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所以传奇色彩的故事实际上依然透露出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底色，正如《传奇》扉页上的题词所写：“署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而上海和香港市民社会的世态百相成为张爱玲聚焦的重点。从中可以洞见张爱玲书写传奇的用意仍然是显现作家所熟悉的平凡人生，因为刻意地追求传奇色彩，得到的美感是没有底子的“轻佻的浪花”，而倘是反映人生的“海水”就不同了，即使是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洪涛大浪的气象。

“苍凉”构成张爱玲一生创作的思想底色和情感基调。为了凸现“苍凉”的人生基调，她在作品中大量使用色彩话语，用玄妙绚丽的色彩铺展人生画面，这是张爱玲小说与众不同、标新立异的又一重要特色。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她的作品中灰色代表的无色系占据了绝对的力量优势，这种色彩布局倾向是与“苍凉”主题相一致的。“灰色”是令人抑郁和悲哀的色调，它是艳丽色彩混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具有相反性质的非彩色色调，这本身就有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感伤。翻开张爱玲的作品，你会发现，一切都笼罩在一层“灰蒙蒙”的迷雾之下：《金锁记》中，弥漫在人物头顶的是毫无生气的“墨灰的天”，《倾城之恋》中白流苏连声音也被灰色吞噬了，变得“灰暗而轻飘，像断断续续的尘灰吊子。”就连《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现代理想人物振保也难逃此劫，“灰赭色流线型的大屋”“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它轰隆轰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在张爱玲眼中，她所写的时代就像这巨大而灰暗的火车，它肆无忌惮地席卷了生命中脆弱的光彩，无情地将一切涂抹成“灰色”，于是那个时代只剩下一层灰影，有与世隔绝的大孤独、大悲凉。张爱玲在色彩搭配的选择上也用到大量的彩色色调，但情感趋向与萧红不同，这些亮色在她笔下变了味儿，成了“丑”的强化物。如《花凋》中写道：“郑夫人对于选择女婿很感兴趣。那是她死灰的生命中的一星微红的炭火。”在这里，这缕“微红”给读者带来的不是片刻的温情，而是对苍白人生的丑化，带有嘲讽和调侃的意味。又如《心经》中对许小寒的描写，“薄薄的红嘴唇，微微下垂，有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这点“令人不安”异样的“红色”仿佛暗示着一段畸形父女恋的悲凄。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总体感知到的是人生灰色的“苍凉”，即使是红色也迥异于萧红笔下的“红色”悲壮，而是“灰色”作底的“猩红”。

张爱玲是喜欢“苍凉”的，因此她选择参差的色彩用对照的手法表现人生的“荒漠”状态，她认为人生中真正强烈的对比毕竟是少数的，而参差的对照更接近真实。在她的作品中这种参差对照俯拾即是，如《金锁记》中，“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在无光的背景上，“青灰”和“大红”参差匹配，又佐以“昏黄”与“湖绿”的环境对照，不只是“世舫感到毛骨悚然”，读者也同样瑟瑟发抖，“七巧”出场的阴抑气氛，注定一个人的悲剧即将开演，她如同阴魂一般游荡在没有光的所在，疯狂地撕扯着女儿的幸福，向姜家的每一个人进行变态的复仇。通过语句中色彩的交织、叠加、对照，张爱玲成功地造成一种恐怖、阴森的气氛，传神地抖落出七巧阴鸷的心理。这正是张爱玲色彩语言的透彻之处，它深入骨髓，鞭及人心，把“见不得光”的东西拖到阳光下曝晒。《倾城之恋》中野火花的描写也体现出参差对照的“苍凉”意蕴：“黑夜里，她看不出那红色……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的天也熏红了。”在这里“红”与“黑”、“紫蓝”形成冷暖对照，暗示白流苏的命运就如同“野火花”一般，红过之后成了“黑色剪影”，“零零落落颤动着”，是不成腔的音符，“像檐前铁马的叮当”。《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对照更是色彩语言中的经典：“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红”与“白”在张爱玲笔下不再对峙，红的不过是蚊子血，白的也不过是饭粘子，谁也没有骄傲的优势姿态，共有的只是女子的“悲凉”命运，不论是热烈的情妇还是圣洁的妻子，充其量只是男性一生中参差出现的色彩而已，一样的残破不堪，因此“红”与“白”的界限消解了，它们统合在“苍凉”的旗帜下。张爱玲用浓重阴郁的色彩写尽人世的晦暗，在化不开的愁怨中托出笔者对人生真相的叩问。她对乱世中的人感到的只有绝望，乱世中的他们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夹缝中左右为难，在中西文明的文化冲突中苟延残喘，结果上个世纪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他们没有份儿了，而新时代的一切对于他们来说，“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私语》）。这也是张爱玲的切身体验，特殊的遭遇促使她用彻底的“苍凉”写自己和周围人的生命状态，用极端、绝望的笔致呼唤下一代对人生的反向探索。

另外，张爱玲在刻画人物性格时也善于使用色彩传情达意，尤其是运用色彩对人物进行的心理剖析更为精彩。在她的作品中，景物多是人物心境、命运的一种衬托、预演，具有鲜明的“人化”品格，而人物是环境的主体，浮现在读者视野的最前方，景物永远是人物发展的衬色。与之相连，张爱玲小说中总有一个或一对贯穿始终的角色，她（他）的命运构成全篇的中心话题。她的主人公刻画不仅有精到的色彩外貌，更有细腻的心理“色彩”，从外向内全面地浮现“人”的灵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对“孟烟鹂”的刻画是极其精彩的，她是男主人公振保理想中“圣洁的白玫瑰”，张爱玲抓住“白”这一色彩特点集中对其进行全方位展示：先写她的外貌，两人初见时，振保眼中的她是“立在玻璃门边，穿着灰地橙红条子的绸衫，可是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笼统的白。”“她的白把她和周围的恶劣的东西隔开来”，圣洁的白色固然纯净，但是这种“白”不过是病院里的白屏风，最不浪漫，也不可爱，甚至有一丝惨戚。对于她的心理变化，张爱玲是通过人物与环境色彩的结合巧妙传达出来的：烟鹂“只有在白色的浴室里她是定了心，生了根。她低头看着自己雪白的肚子，白皑皑的一片……”肚脐的式样也随着肚子的鼓动而起伏，在烟鹂眼中它们“有时是甜静无表情的希腊石像的眼睛，有时候是突出的怒目，有时候是邪教神佛的眼睛，眼里有一种险恶的微笑，然而很可爱，眼角弯弯地，撇出鱼尾纹。”这段描写使我们触摸到苍白女子的内心波动，只有在和自己的色彩融为一体的“白色”浴室中，她才能感到一种真正的放松，于是在幻想中袒露了“本我”的意愿，她也希冀生命中爱的激情，也有性的欲望，从心底喜欢那“可爱而险恶的微笑”。烟鹂是喜欢浴室的，因为在丈夫眼里“灯下的烟鹂也是本色的淡黄白”，和“淡黄白的浴间一样”。振保的看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烟鹂，使她自己也认为在这样的空间环境中才无隔膜，可以彻底褪去身上那层与世情截然分离的“圣洁”，找到自己的归属。读者对烟鹂的一切感觉也都是透过振保的眼睛折射出来的，男性的评判决定了女性的命运，这是女性在男性话语霸权压迫下的悲哀。张爱玲笔下人物的意义是深刻的，她侧重写上海都市人的悲剧，以故事主人公传达对人生价值的深度思考，因此浓墨重彩地剖析人物心理，以此强化主题，启发读者对时代、对人生的深长思索。

变幻多端的月亮意象是张爱玲的最爱：《金锁记》是三十年前的月亮，那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倾城之恋》是“泪眼中的月亮”，“大而模糊，银色的，有着绿的光棱”；《沉香屑——第一炉香》缩微成一瞥月影，“黄黄的，像玉色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烧糊了一小片”……张爱玲作品中到处都弥漫着凄惨的味道，她绮丽华靡的语言沉淀的是永远的苍凉，当时的人们逃不出这个时代主题，唯有以此警示后人，给未来的人送去寒意浸透之后的彻骨清凉。

总结《传奇》为代表的张爱玲小说特色，我们发现其小说独特的审美追求及思想价值在于：首先，张爱玲从自己周围珠光宝气的世界中看到无可救药的痈疽与疮痍，她的作品就是看穿和透底的实录，这是她对读者作出的最重要的文学贡献。其次，张爱玲是在抗战后期上海沦陷区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女作家，她善于描写婚恋题材，并以此达到对整个社会和人生的独特体悟。再次，张爱玲的小说处处显示出西方文化与东方文明的交融，外国现代派常见的性心理、性变态、人格分裂等情结也收入其小说视野中，揭示人物深层次的内心活动，营造奇异的艺术氛围，是张爱玲创作的深度与神奇之所在。同时，她的小说体现出浓厚的主情主义倾向，而“苍凉”是张爱玲小说贯穿始终的情感基调。

三、其他作家的小说创作

张天翼（1906—1985），祖籍湖南湘乡，生于南京。他被鲁迅归入新文学运动以来“最优秀的作家”行列，是新文学第二个十年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讽刺小说作家。早在1922年，17岁的张天翼便以“张无铮”的笔名在旧派刊物上发表过滑稽、侦探一类的小说。后在“五四”新文学影响下，学习了鲁迅、果戈理、契诃夫、莫泊桑等中外文学大师的作品，领悟到文学应该真实的描写社会并有益于人生。张天翼后来的小说始终直面人生，展现世态，贯穿着反暴虐、反虚伪、反庸俗的讽刺主题。1929年发表在《奔流》月刊上的《三天半的梦》，是张天翼的第一篇新小说。此后，他的短篇小说集《从空虚到充实》、《小彼得》、《脊背与奶子》、《蜜蜂》、《畸人集》、《春风》、《追》，中篇《清明时节》，长篇《鬼土日记》、《一年》、《洋泾浜奇侠》等相继问世。抗战爆发后，张天翼由沪返湘，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发表了《谭九先生的工作》、《华威先生》、《新生》等小说，后结集为《速写三篇》1943年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42年秋，张天翼患肺结核，辍笔多年。

张天翼的短篇小说有近百篇，这些作品以幽默快捷的笔触深入中国城乡社会的各个层面，建构了自己暗含悲悯情怀的喜剧世界。他揭露了绅士淑女们用“礼仪廉耻”装饰起来的不过是一个污秽的“禽兽世界”，他无情地鞭挞了小官僚、小政客、劣绅、太太、公子们的自私、贪欲、虚伪和冷酷，他也以相当篇幅鞭挞了小市民包括职员、店伙、士兵、仆役、嫖客、流浪汉等的灰色人生哲学和畸形性格，触及了某些知识阶层中的庸俗、敷衍、无聊、空虚的生活，写出了病态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生相。这类暴露性小说充分体现了张天翼写作的民主立场和深刻的道德感情，说明他是一位勇猛精进的文学新人和左翼作家。但是，他和当时一些对旧世界有着强烈仇恨而又受到“左”倾思想影响的人不同，他没有简单地以革命原理去图解生活和制造反抗，或硬造自己所不熟悉的突变式“英雄”。他严格地从生活中取材，写人状事，让倾向从这些人事描写中自然地流露出来。可以说，张天翼是讽刺暴露文学思潮的先锋。

张天翼的中、长篇小说，也有相当的成就。他作于1930年的第一部长篇《鬼土日记》，由主人公韩士谦记叙“鬼土”（阴间）见闻的日记组成，以鬼土影射现世。此后的《一年》、《在城市里》、《洋泾浜奇侠》等长篇，思想艺术又有了新的进展。而中篇《清明时节》更是一篇现实主义的力作。它以乡长罗二爷与地主谢老师争夺一块风水地为中心线索，刻画了罗二爷的贪婪、粗鄙和谢老师的狡猾、吝啬、阴毒，可谓各有千秋而又入木三分。

张天翼是位杰出的讽刺文学家，出色的漫画大师，继鲁迅之后，张天翼和老舍在中国现代讽刺小说领域里堪称“双璧”。老舍是以温婉多讽、简约隽永的笔致提供了他那些圆熟的幽默长篇；张天翼则主要在短篇中用他讽刺的火焰，明快的解剖刀毫不留情地挑开旧制度下一个个丑陋、战栗的灵魂，并发出愤激冷峭的笑声。张天翼对现代文学史的独特贡献就是他得心应手地运用一支泼辣的语言彩笔，勾勒出狰狞、伪善、卑下、猥琐的活的人物。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就是讽刺、幽默、夸张。赫尔岑说过“笑是最有力的破坏工具之一。”张天翼的讽刺力量正在于让人笑后必然去深思反省。

张天翼写得最多的是小市民的灰色人生和部分知识分子庸俗虚伪及矛盾可笑的心理状态，尤其善于描写小市民卑琐又向上爬的心理。突出代表作《包氏父子》。作品生动地描写了老包望子成名和其子包国维娇纵愚妄的心理和性格，不仅深刻批判老包的小市民庸俗观念，而且控诉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对青年一代的严重危害，这部作品已突出体现了作者犀利的笔锋和尽情揶揄嘲笑的讽刺力量，作品在喜剧效果里显示出深刻的批判力量。《包氏父子》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江南某城镇包氏斧子俩的命运。父亲老包是刘公馆的听差，一心望子成龙，将儿子视为自己“晋升”为“老太爷”的希望，虽然家境困难，但拼命挣扎，借债为小包缴学费，指望儿子成为公馆老爷式的人物。他的儿子包国维却沾染上了公子哥儿似的流氓习气，进了“洋学堂”非但不好好学习，整天跟着富家子弟们鬼混：抽烟、打架、调戏女生，而且不将自己含辛茹苦的父亲放在眼里。他厌倦自己那个阴暗发霉的家，讨厌一幅寒酸相的老爹，羡慕花花公子郭纯的享乐生活。在郭纯面前，显出一幅奴才相，为博得他的欢心而殴打同学，结果被学校开除了。老包得知后，急怒攻心，终于晕倒在地。老包和小包都是社会底层人物，特定的生存年代使得这两种人都毫无地位和尊严可言，他们俩的失败和落空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老包的悲剧和小包的堕落反映了中国社会走向殖民地过程的必然趋势，作品不仅深刻地批判了老包的小市民庸俗观念，而且强烈地控诉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对青年一代的严重危害。《包氏父子》即体现了作者犀利的笔锋和尽情揶揄嘲笑的讽刺力量，作品在戏剧效果里显示出深刻的批判力量。小说中对比手法运用得也很好，如小包在富家子弟郭纯面前的卑躬屈膝和在他父亲老包面前的趾高气扬对比，活现出其奴役和被奴役的性格特点。此外，在小说的语言方面，作者善于运用人物对话。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既符合人物的性格、身份，又能够将人物戏剧化，从而增加了作品的生动性。

张天翼还直接配合抗战，表现抗战时期的特殊性。在抗战爆发第二年，张天翼创作了优秀的短篇小说《谭九先生的工作》、《华威先生》、《新生》，后结集为《速写三篇》。其中《华威先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小说发表于1938年4月出版的《文艺阵地》创刊号，是张天翼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及时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真面目的作品，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作品活化出一个“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党棍、政客、文化官僚华威的形象。作品着力深刻揭露了华威先生打着“抗日”的旗号，其实却干着扼杀群众救亡活动的勾当。作品通过这一浅薄庸俗、卑鄙虚伪的国民党“党老爷”的所作所为，令人信服地揭露了国民党破坏抗日，实行法西斯“一堂专政”的历史罪行。在艺术上抓住最能揭示人物性格的细节表现人物的灵魂。作家用夸张的细节将人物自身的虚伪、庸俗暴露无遗。还通过人物自相矛盾的言行来让人物作自我暴露，从而达到讽刺的目的。小说还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和轻快、谐谑的讽刺笔调，去揭示华美外衣下的愚妄和可笑，用笑声来戳破社会的虚伪和丑恶。从这部小说中可见张天翼从一开始就敏锐地观察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清醒地分辨出民族矛盾尖锐时如不正视阶级矛盾的存在，将会使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受到严重影响。

沙汀（1904—1992），原名杨朝熙，四川安县人。他的舅父是四川一个袍哥组织的首领，沙汀因之而得以经常出入于县城和乡村之间，对四川农村的反动基层政权及地主豪绅、帮会组织的情况，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中学时代接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并开始爱好文艺。20世纪30年代初，在“左联”的指引下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成为具有独特风格与广泛影响的小说作家。短篇集有《法律外的航线》（后改名为《航线》）、《土饼》、《苦难》等；抗战以后有短篇集《兽道》、《勘察加小景》和《播种者》，中篇《闯关》，长篇“三记”（《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以及著名短篇《在其香居茶馆里》等。他的小说与张天翼同样以暴露和讽刺而著称，却不同于张天翼活泼流动的行文及轻快峭拔的语言风格，他将讽刺手法与悲剧艺术相融合，小说带有鲜明的四川地方色彩。

沙汀在抗战以前的作品大都收集在《航线》、《土饼》与《苦难》三个短篇小说集中。以四川农村和小城镇为背景，集中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腐败，反映出旧中国农村动荡不安的现实。抗战爆发后，沙汀的创作出现了明显的转折并取得重大成就。这时，作者从上海回到了四川，川西北农村阴沉郁闷、滞重闭塞的生活方式及其造就的乡间土豪的飞扬跋扈和底层民众的愚昧孱弱、备受欺凌的精神状态，成为作家文学创作的沃土。凭着对故乡生活的熟悉与对以往创作经验的总结，他很快获得了新的艺术视角。他把笔触指向那些借抗战以营私、大发国难财的基层官吏和土豪劣绅，撕下他们冠冕堂皇的抗战外衣。写于1938年的短篇小说《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是现代文学中最早暴露国民党假抗战的作品之一。作者通过以防御敌机空袭为己任的防空主任，竟被一枚未爆炸的旧炸弹吓得魂不附体的丑剧，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国民党官吏投机、钻营、昏聩无能的可耻嘴脸，沙汀的早期创作现实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实绩。

抗战以后沙汀小说创作进入一个崭新阶段，1940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是这一时期也是沙汀整个创作的代表作。小说以四川某乡镇一个茶馆为人物活动的舞台，围绕这国民党抓丁的一幕幕丑剧，揭示了国民党抓丁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同时也暴露了当时当地袍哥、地痞、土豪劣绅之间狗咬狗斗争，小说富有强烈的戏剧性和讽刺性。小说背景正值抗战处于艰苦相持阶段，国民党不顾民族存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企图将中国引向黑暗，以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他们强行推行兵役制，到处抓丁拉夫，表面为抗日，实则为反革命势力，强化法西斯统治，并借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这篇小说正是围绕兵役问题发生在四川某乡镇的一出丑剧，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基层政权的黑暗腐败，鞭挞了地方官吏、豪绅集团的横行无忌以及他们之间既相互利用又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的卑劣行径，从一个侧面有力揭露国统区的黑暗现实。沙汀通过个性化、川味的语言，生动的情节和细节以及富于戏剧化的场面描写完成了对邢么吵吵这个土豪劣绅场面恶嘴脸的真实写照与对方治国这个国统区基层腐吏的典型概括，强化了作品深刻的主题。《在其香居茶馆里》正是以其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和尖锐的讽刺性在当时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其香居茶馆里》贯穿了沙汀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具有揭露了和鞭挞旧中国黑暗现实的深刻性。作品深沉含蓄、质朴凝重，富有强烈的戏剧性和讽刺性，作者从矛盾冲突最尖锐处入手，通过茶馆这一特定场合，让镇上各种势力的人物统统登场；又因为茶馆是当街的，也便于将他们的恶行公布于众。这种别具一格的结构安排，不仅使小说具有了浓厚的川西北地方色彩，便于展现世俗人情，同时也收到了以小延大、以窄连宽的艺术效果。

在长篇小说方面，《淘金记》最能反映沙汀这个“农民作家”的艺术风格。作品写于1941年到1942年间，是沙汀的第一部长篇，曾被卞之琳誉为“抗战以来所出版的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四川农村中的一个小镇——北斗镇上的一群封建地主、流氓抢夺开采箕背金矿权益为线索，展开了乡镇上各色封建势力的斗争，暴露了地主劣绅为发国难财而掀起的内讧。作品也反映出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标榜、推行的所谓“生产”、“抗战”等名目，都不过是在战争期间压榨人民的幌子，其实质则是加深了农民的痛苦。《困兽记》写于1943年与1944年间，主要反映四川某小城镇中一群知识分子，在抗战初期的热情消退之后陷入苦闷的抑郁生活。《还乡记》展示了农村阶级斗争的生活画面。贫农冯大生被抓丁后从国民党军队中逃回，但他的妻子和土地已被保队副徐烂狗霸占。冯大生凭借个人的勇气和力量进行斗争，一度也曾寄希望于基层官僚，但在多次碰壁后，终于丢掉幻想。在在林檎沟的山民同乡联保主任和罗敦五父子争夺“笋子”利益的斗争中，他团结山民进行坚决的斗争，显示了可贵的反抗精神。作品通过冯大生这一人物形象，表现了农民身上的智慧和力量，反映了国统区人民的觉醒。《淘金记》、《困兽记》和《还乡记》一起被誉为沙汀代表性的长篇“三记”。

除长篇小说外，沙汀抗战爆发后的短篇小说创作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范老师》、《烦恼》、《呼嚎》等篇，在精心选取的生活片断中，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反对内战、渴望和平的热切要求。在这些小说中，作者对短篇体裁愈益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技巧也更趋圆熟。沙汀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他善于从自己熟悉的生活经验中寻找创作素材，反映农村中被压迫者的苦难生活和农民纯朴的心灵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及其走卒们种种可笑可鄙的行为，因此赢得“农民作家”的称号。通过对四川农村世态人情和风俗习惯的描写，反映出人物带地域色彩的性格特征与时代风云，使得他的作品生活实感强，而且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往往不直接表露对丑恶现象的看法，而是冷峻地对客观现实进行具体描绘，让反面形象显示出自身的矛盾与荒谬；经常通过对人物性格的生动刻画，对富于喜剧性的矛盾冲突的深刻揭示，以及运用风趣而口语化的语言，使作品洋溢着一种炽热的讽刺力量。他的小说，对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艾芜（1904—1992），四川新繁县人，有一段丰富而独特的生活经历。在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由于不满学校旧教育和反抗包办婚姻，1925年离家出走至1932年参加“左联”投身革命文学事业，在这整整6年时间里，艾芜先后漂泊在我国的西南边境和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在边地异域的社会底层过着艰难贫困的生活，这种独特的生活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特有的丰富素材，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新领域，把我国西南边地的奇特风光人情和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与斗争写进了现代文学作品，这是艾芜对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他的创作也以抗战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抗战前，艾芜出有《南行记》、《南国之夜》、《夜景》等短篇集和中篇《芭蕉谷》、散文集《漂泊杂记》等。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他本人的流浪经历，描写了西南边境上农夫、士兵、流浪汉、赶马人、滑竿夫等下层人民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艾芜从不采取静观的态度和第三者的立场来描写这一切，他跟他笔下这些辗转于生活底层的人物一起经受着坎坷生活和残酷命运的磨炼，代他们倾诉内心的激愤，也从他们褴褛和粗野的外表下去发现精神的美。艾芜的小说一开始便带有独特的风采。它们以浓郁的异国风光和边远地区的异地风习为陪衬，以人物在不安定的、多灾难的流浪生活和殖民地的屈辱生活中的顽强求生意志为内核，将写景、叙事、抒情和刻画人物交织在一起，表现出一种昂扬与忧郁奇特兼杂的格调与浪漫的色彩，形成一种浪漫抒情小说的新范型，从而为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小说创作增添了新的色调。抗日战争时期，艾芜出有短篇集《海岛上》、《秋收》、《荒地》、《黄昏》和中篇小说《江上行》等。《秋收》集意图写出抗战在民众生活和性格上引起的变化，但理想的成分过浓，生活的实景反而显得模糊。《荒地》集趋于坚实。抗日战争胜利后，艾芜继续在艰苦的环境下从事笔耕，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他在40年代完成了三部长篇：《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长篇而外，艾芜本时期还创作了中篇《一个女人的悲剧》、《乡愁》和《石青嫂子》、《都市的忧郁》等许多短篇。

《南行记》是艾芜的第一部小说集，初版于1935年，收作品8篇。内容都是作者漂泊于我国西南边陲和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城等地的见闻。把西南边境绮丽风光和殖民地人民的苦难和斗争首次带到文学作品中来。其创作的基本特色是：朴实的风格、奇异的情调。带有浓郁地方传奇色彩，有一种野性的气氛，人物性格鲜明，独具风采。在运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生活实感的基础上揉进了浓郁浪漫主义色彩，有很强的抒情性。整个作品洋溢着明朗乐观的精神，有内在的思想力量。《人生哲学的一课》是《南行记》的首篇，不仅是记录叙述主人公“我”南行流浪生活的第一篇，也是“我”在南行流浪途中“接受了许多教育和人生哲学”的第一课。“我”从千里之外的远山跋涉到昆明这个陌生的城市，孤苦穷愁，无依无傍，但“我”依然顽强地挣扎，奋斗，“每一条骨髓中，每一根血管里，每一颗细胞内，都燃烧着一个原始的单纯的念头：我要活下去！”“我”在漂泊途中用尽最后一文钱，被鸡毛店老板安排与一个浑身长满恶疮的人同睡一铺；饥肠辘轳，食不果腹，只好装模作样摆出一副老道的生意人的架势，拿唯一一双草鞋与车夫小贩讨价还价，换几个钱；想去做黄包车夫，工厂学徒，却因没有殷实的保证金和保人，连这种变牛变马的求生资格也无法获得……生活就是磨难，社会就是课堂，“我”已经在屡次的挤轧与挣扎中上了一堂人生哲学课，那就是在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坚强地生存。在苦难中坚韧地前行，这一乐观而深刻的人生意蕴也是贯穿《南行记》和艾芜一生创作的思想主题。小说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带有浓郁的自叙传色彩。虽然小说中的“我”不能完全等同于作者，但艾芜富于传奇色彩的南行经历无疑是小说最主要的现实素材和情感基础。小说也善于描摹人物的内心活动，敏锐地捕捉特定情境中人物内心的细微变化，从而深化人物性格，推动情节的发展。对昆明秋景的描写增加了小说浓重的浪漫主义气息，笼罩着抒情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使人物的心理描写与自然风情交融为一体。

《山峡中》是《南行记》中的第二篇，作品通过一个漂泊的文人“我”的眼睛，透视了社会独特的一角，描绘了一群被抛出正常的人生轨道，用非正常手段谋生的“山贼”的传奇生活。作品充满了原始的神秘色彩，艾芜率先在现代小说中描写了罕为人知的西南边境及异国他乡的社会习俗和人文、自然景观，塑造了前所少有的“山贼”的艺术形象，这是对现代小说描写领域的重要开拓。作品在景物描写上很有特色，不仅增添了鲜明的地方色彩，而且烘托了环境以及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例如，小说开头有一大段景物描写，在读者面前呈现的是“巨蟒似的索桥”、“凶恶的江水”、“野蛮的山峰”、“破败而荒凉的神祠”、“金衣剥落的江神”，这是一幅阴郁、寒冷、恐怖的夏天山中之夜的景象。这段描写渲染了阴暗的气氛，预示着故事的悲剧性。作者还将自然风光的旖旎与山寨人命运的悲苦，小黑子遭遇的悲惨与“我”出走的顺畅作了鲜明的对照，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

艾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很有特色的一位作家，他率先描写了罕为人知的滇缅边境地区和东南亚的绮丽风光社会习俗、人民的苦难和斗争，富于异域情调和地方色彩。同时，作者让我们透过这些人物的流浪生活，冷酷粗暴的外表，看到了他们善良美好的心灵。这是作者对人生的发现。作品所表现的那种乐观顽强的人生态度，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和借大自然抒发情怀的笔调，给作品抹上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艾芜不仅把西南边远山区人民的命运、心理、性格引入文学领域，开拓了现代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新天地，而且以其具有浓烈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息的艺术作品，丰富了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的“左联”作家所创作的艺术世界。

路翎，原名徐嗣兴，苏州人。1940年以路翎为笔名在《七月》上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短篇集《青春的祝福》、《求爱》、《在铁链中》，中篇《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代表作是长篇《财主底儿女们》。路翎的作品实践了胡风用主观精神的扩张，关照客观世界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显示了“七月派”在小说创作上的重要收获。

路翎是一位受“五四”文学熏染而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一方面继承了鲁迅所开创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则有意识地在小说中着力表现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思想。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成就首先体现在他对人道主义的深刻表现上。人们在社会关系上所受的压迫和在物质生活上所受的苦难是路翎作品表现的重要内容，路翎对此做了纯粹现实主义的描写。路翎对下层人民苦难生活的描写又往往同他小说中那种强烈的社会批判指和人物执着的精神探寻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七月派”作家中，路翎是在理论上最深刻地领悟、并在创作中最深刻地表现了胡风所谓人民群众“精神奴役创伤”的一位。事实上，路翎绝不对群众作廉价的赞美，路翎笔下的受难者基本上都是不十分觉悟的，他们对自身的真实处境，历史地位，以及自身所应担负的历史使命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大多缺乏独立的人格意志和明确的人生努力方向。作者在小说中确实表现了人民的原始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但作品中的人物基于这种“原始强力”和“个性的积极解放”进行的反抗相对于强大的现实压迫来说毕竟太原始、太质朴、太软弱；作品中形形色色的有关民族出路、人生出路的思想探索毕竟太艰难、大曲折、太漫长。

《饥饿的郭素娥》是路翎早期的典范之作，表现了典型的路翎风格。女主人公郭素娥正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的化身，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充满病态的欲望和追求。她为捍卫自己不惜以死相拼，爆出人性的火花。她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张振山的报复、对于恶势力的拼死反抗，集中体现了她身上固有的“原始底强力”。这种原始强力虽然在表现形态上有些野蛮、粗鄙，但总的来说，是与个性解放相一致的。

路翎小说的另一主旨是刻画抗战前后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最重要的代表作为《财主底儿女们》。小说描写了“一·二八”到“七七”事变以后，苏州首户蒋捷三家的分崩离析以及第二代人的不同思想历程。上部主要描写二儿子蒋少祖对封建家庭的叛逆、消沉乃至反动以及蒋家内部以大二媳为中心掀起的一场惊心动魄地争夺财产的斗争。展示了在内外夹击下蒋家败落的过程。下部集中描写了三儿子蒋纯祖在动乱岁月中经历的艰难和曲折。他从南京流亡到武汉、重庆，亲眼目睹了人民的疾苦和愚昧，时刻与自身对物质和情欲的堕落追求作斗争。他从混乱的前线逃到麻木的后方，从演剧队转到乡村小学，在农村恶势力的压迫下逃回城市，最终在贫病交加中痛苦死去。蒋纯祖的生命历程一部分是现实的、社会性的，一部分是心理的、个人的。他是在抗日战争中未能与人民结合、没有找到光明道路的知识分子的典型。这部作品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指出年青知识分子只有与人民大众结合，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是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影响较大的作品。

路翎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从来不是单纯的，他对现实主义和典型性格都有自己独特和深刻的理解。在路翎的作品中，善与恶，美与丑，进步的与落后的，个人的和集体的，新生的和腐朽的，两极对立意识往往并存于不同经历、不同身份、不同阶级的人物身上。在这些不同人物的灵魂里始终交织着懦弱与刚强，光明与阴暗，快乐与忧伤的情感倾轧与搏斗。《财主底儿女们》中的金素痕是一个王熙凤式的泼妇，她对蒋家的财产觊觎已久。在蒋捷三死后，她便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掀起了一场瓜分和争夺家产的斗争。为了达到目的，她竟将自己疯痴的丈夫锁藏在南京的家中。作为要挟，她又披麻戴孝，到苏州蒋家要人。为了夺得下关的地皮房产，她又伙同她的讼棍父亲展开了与蒋家旷日持久的官司，自己还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路翎写足了这个人物丑恶的一面，然而，当她的丈夫蒋慰祖失踪并死去后，她又是那样真诚地忏悔、感伤，在以后的日子里渐渐消磨了自己的个性，“小心地顺从地过活了”。在长篇小说《燃烧的荒地》中，在郭子龙这个落魄还乡的反动军官身上，汇聚了一切兵痞、恶棍、骗子和乡场流氓无赖的丑恶品质，浑身散发出那个行将没落的阶级的腐臭气味。但路翎并没有停留在表层地去描写郭子龙身上的这些恶习、恶品，而是将笔触伸向造成郭子龙灵魂腐烂的诸多社会根源方面，并刻画出郭子龙灵魂深处的两极对立，镂刻出他的流氓与少爷，粗俗与高贵奇异混合的精神面貌。事实上：路瓴从不简单地去肯定或否定某一个人物，他总是竭力去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内涵，并在社会变迁、历史绵延的大背景下，去探寻人们那汹涌着、痛苦着、挣扎着的精神情感世界。

路翎一直注重对心理描写的探索路，丰富了中国新文学的观察视角与表现手法，也是以路翎为代表的“七月派”小说的独特性所在。他的作品主观色彩强烈，他尤其对开发人的无意识世界抱有浓厚的兴致。短篇小说《凤仙花》体现了作者对心理描写的历练。作品中心理描写的强度已有所缓和，不再是一味地冲动，而是较为心平气和地从容地写。主人公刘吉青是一个爱讲梦的小姑娘，因此经常受到穷苦父亲的打骂和乡亲的嘲笑。在她的凤仙花被警察折断后，她做了一场又一场的梦，天亮后，发现凤仙花依然活着，便又快活地给父亲讲梦。父亲要连根拔起凤仙花，在刘吉青的苦苦哀求下以“我们都是苦人”表达了自己的无奈。路翎用错综的表现人物心理的方法，处理人物之间心理感应的波澜，使得中国现实主义小说与世界文学潮流更为接近。

路翎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现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斗争中人民的觉悟和道路选择，比如《祖国在前进》、《朱桂花的故事》、《女工赵梅英》等。另一类是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反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人民和平劳动的愿望。

路翎的小说创作取得了杰出的现实主义成就，在创作上所走的是一条与传统方式很不相同的道路，他所一再发掘并鞭笞的东西，如人民精神的奴役创伤，是在现实生活中积淀得最深，盘踞得最顽固的东西，它们源于历史，根植于现实，向未来延展。至于人们在社会关系上所受的压迫，在物质生活上所遭受的苦难，以及人们由此而在精神上产生的痛苦，更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必然。路翎在作品中所着力描写宣泄的那种原始强力产生于生命冲动、生命欲求的受阻，在反动制度灭亡之前，它不会自行消解，即使是在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之下，它也会以一种合乎理性的方式释放出来。路翎正是在这种对生活、生命原生态以及它们双向延展性的深刻描写上，取得了杰出的现实主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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