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23日，这个时候的北京城，与以往并没有任何不同，阳春三月，花团锦簇，但是，在北京的301医院，有一位84岁的老人，却因突发心脏疾病，在当天的凌晨4时20分，因医治无效，与世长辞，这位老人就是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次子，毛岸青。

毛岸青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生的第二个儿子，他的哥哥就是牺牲在朝鲜的毛岸英，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毛岸龙，当年在上海落难之时，不幸早亡，所以，在毛泽东的晚年，毛岸青是毛泽东身边的唯一的儿子。

毛岸青历经半生坎坷，他出生在长沙，幼年丧母，他从长沙去了上海，饱经磨难，他又从上海去了苏联，努力求学，最终回到国内，收获了美满的爱情，生活才逐步安稳。

毛岸青作为一个优秀的俄文翻译家，虽然没有投身军旅，也没有参与政事，但是，他多年从事俄文的翻译工作，先后翻译出版了许多马列著作，和政治理论方面的书籍，发表过多篇文章，他和夫人邵华，曾经共同主编了许多关于毛泽东的纪念文集和纪实文学，发表了许多纪念毛泽东的文章。

晚年的毛岸青重走长征路，关心失学儿童，投身爱国主义教育，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许多不平凡的业绩。毛岸青的病逝，是党和国家的损失，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等社会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对他的逝世都表示深切的哀悼！

对于毛岸青的逝世，他的妻子邵华将军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

“阵阵夏风吹过院子里的哭松哀柳，声声呼唤，万行泪水，漫过我的心灵，岸青走了，它给我永远的泪打春花的三月。”

这段文字也同样代表了许许多多敬仰毛泽东和毛岸青的人们的心情，本篇文章，我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毛岸青的坎坷人生，来了解一下伟人后代的人生经历，缅怀伟人，牢记历史。

1923年11月13日，在湖南长沙东乡板仓，毛岸青出生了，毛岸青出生时，杨开慧已经为毛泽东生了一个儿子，他就是毛岸青的哥哥毛岸英。毛岸青出生不久，毛泽东就离开了长沙，去了上海，准备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此后，他和妻子相聚的时候很少，杨开慧负责照顾两个孩子，1927年，杨开慧又为毛泽东生下了第三个儿子，叫毛岸龙。那时，毛岸青才四岁。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别发动了政变，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十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了妻子和孩子的安全，只能把他们母子四人和保姆陈玉英，秘密送去了长沙板仓，自己则离开妻子和孩子，去领导秋收起义了。

之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率领工农红军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而此时在板仓的杨开慧，继续进行地下活动。

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恨透了毛泽东，在拿毛泽东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开始盯上了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为了抓到杨开慧，何健甚至悬赏一千块大洋，但是，因为群众对杨开慧的保护，敌人几次的抓捕都失败了，为了进一步保护杨开慧，群众们甚至四处宣传杨开慧已经死亡的消息。

但是，1930年10月，杨开慧还是不幸被捕了，毛岸青的哥哥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也同时入狱，杨开慧坚贞不屈，不惧严刑拷打。何健无奈，说只要杨开慧表示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放了她，但是遭到了杨开慧的怒斥，最后，年仅29岁的杨开慧在长沙的“识字岭”英勇就义，这时候毛岸青年仅7岁。

杨开慧牺牲后，国民党反动派没有杀害毛岸英，而是想通过毛岸英，再借机抓捕毛泽东。于是，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被保释出狱，被送到了舅舅杨开智家里，这个时候的毛岸青就和哥哥、弟弟一起，由舅舅、舅妈和外祖母照料。在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常常派人在杨家周围盯梢，一家人时刻处在危险之中。

1931年1月初，一个陌生人突然闯入了杨家，陌生人见到毛岸青的舅妈李崇德，就说：“你是李崇德吧，这里有杨开智先生的一封信”，李崇德打听对方的底细，那人也没有细说就走了。

在昏黄的油灯下，李崇德和杨开智打开了那封信，原来，信是毛泽民亲手写的，毛泽民得知嫂子杨开慧遇难，三个侄子随时都有危险，就想把毛岸青三兄弟接到上海。

见到毛泽民的信，大家十分高兴，但是，大家马上又忧心忡忡了起来，因为，毛泽民在信上约定了接头的时间和地点，但是，如何把毛岸青兄弟及时送到，成了一个难题。最后，李崇德承担起了这副重担。

去上海，路途遥远，光路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为了筹集这笔路费，李崇德拜访了许多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的朋友，和一些同情革命的人士，在他们的积极赞助下，终于集齐了路费。李崇德给毛岸青三兄弟改了名字，并让他们到杨开慧的坟前告别，并让他们记住仇恨，长大了要为母亲报仇。

1931年春节前，李崇德（也有材料说同时随行的还有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带着毛岸青三兄弟启程了，板仓农民协会的一个纠察员用一辆手推车推着三个孩子，李崇德跟在后面步行，走了四十里路才到了白水车站，李崇德带着孩子们从那里上了火车，赶往汉口。

到了汉口之后，李崇德又通过关系，买了去上海的船票，他们的“仓位”处于轮船的最底层，连个床都没有，李崇德就在地上铺了个铺盖，就算是有个床。

船外下起了雪花，在北风的吹动下，漫天飞舞，船里面寒气逼人，毛岸青兄弟冻得瑟瑟发抖，但是他们非常坚强，没有一人喊冷。为了尽量减少军警和特务们的注意，毛岸青和哥哥整天窝在被窝里，说话都不敢大声，毛岸龙在李崇德的怀里，不哭不闹。

春节过后，船终于进入了上海，在码头上靠了岸。上了岸，李崇德按照出发前打听到的路线，找到了接头地点，“天生祥”酒行。李崇德非常紧张地在大门左边的一个窗户上敲了三下，窗户开了一个缝，李崇德把毛泽民的信送过去。不久，里面出来一个学生打扮的女人，把他们带到了一个房间里休息。

晚上，毛泽民和妻子都来了，毛岸青他们赶紧喊叔叔、婶婶。亲人相见，大家的眼泪都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毛泽民充满深情地说：“不要难过了，要知道，革命是要死人的啊！”毛泽民就把毛岸青等四人安排到泰安旅馆住下了。

后来，毛泽民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把毛岸青他们三兄弟送到了大同幼稚园，李崇德也回了湖南。那一年是1931年年初，毛岸青年仅8岁。

大同幼稚园是我党在上海的地下党员董健吾创立的，目的就是收养在上海的革命烈士的孩子和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1930年3月开始接收孩子，毛岸青兄弟进入幼稚园不久，到了1931年的4月，上海的地下党，受顾顺章叛变的影响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大同幼稚园也受到了波及，工作人员不是被逮捕，就是都逃亡了，孩子们一下子失去了照顾，流落街头。

毛岸英背着毛岸龙，和毛岸青一起，互相搀扶着四处流浪，毛岸英在后来回忆那段悲惨的经历时说道：

“我除了没偷人东西，没给有钱人当干儿子，别的都跟《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睡马路呀，给人拖地板呀，从垃圾箱里找破烂啊，全干了，上海有个外白渡桥，黄包车拉上去很费力，我跟弟弟岸青就在后面帮着推，推上去人家给几个小钱。”

由此可见，毛岸青兄弟在此时的生活，历尽艰难，而据说他的弟弟毛岸龙也是在这段时间因病夭折，然而，命运对他更严厉的考验还在后面。

董健吾在形势最紧张的时候，躲到了杨度的家里，几个月过去了，他听说毛岸青兄弟在上海街头流浪，非常着急，他就让自己的妻子郑兰芳四处寻找他们。终于，他找到了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董健吾夫妻和岳母就与毛岸青和哥哥一起生活。

但是，董健吾的岳母不太爱照顾毛岸青兄弟，董健吾没办法，就在半年之后，把毛岸青兄弟送到了自己的前妻黄慧光那里，董健吾谎称毛岸青兄弟是朋友家的孩子，让黄慧光好好照顾，等住一段，就会带走，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董健吾就和黄慧光说了实情，黄慧光不禁担惊受怕了起来，因此，毛岸青和哥哥没有出去读书。

毛岸青初到黄慧光家的时候，地下党每月都会给黄慧光孩子的生活费，董健吾也会另外再给二十元，大家也相安无事，但是，到了1933年，上海地下党的中央机关迁到了瑞金，而留下的党组织也被国民党反对派们破坏了。

毛岸青和哥哥的生活费也中断了，而董健吾此时又失业了，无力支撑毛岸青兄弟的生活费用。这时的黄慧光一个家庭妇女，家里养着自己的四个孩子，再加上毛岸青兄弟，根本无法支撑。黄慧光只能带毛岸青兄弟打打零工，挣钱贴补家用。

毛岸青在一次卖报纸的时候收了许多假币，赔了本，黄慧光心里有气，就打了毛岸青一顿，毛岸青腹中饥饿，又挨了打，心中恼火，他认定是几个外国水手买报纸给了假钱，就拿起一支粉笔，在马路上的电线杆子上写了“打倒洋人”几个字。

偏巧，被印度的巡捕看见了，巡捕上来就打了毛岸青一个耳光，毛岸青当时就头痛难忍，在地上惨叫，被随后赶来的毛岸英背回了家，然后就大病了一场，由于当时缺医少药，毛岸青就在那时大脑落下了病根，头脑经常会突然神志模糊，这个后遗症后来伴随了他的一生。

毛岸青和哥哥历尽苦难，但好歹是把命保住了，生逢乱世，身不由己。后来，董健吾把自己收养了毛岸青和毛岸英的事情，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知道了自己的孩子仍然在世，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董健吾。

但是，当时陕北的革命形势还不乐观，条件不是很好，希望孩子不要来陕北，因为苏联曾经说，愿意接收一批中国革命烈士留下来的孩子和红军领导的子女，所以，毛岸青和毛岸英可以送去苏联。

后来，董健吾因为工作的原因和张学良有了两次接触，无意间谈到了想送自己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孩子去苏联的事情，但是，没有提这三个孩子里面有两个是毛泽东的孩子，张少帅也是绝顶聪明之人，他也根本没有问这三个孩子都是何人，就答应帮忙。

董健吾也没拿这个事情太在意，没想到，张学良却把这事放在了心上，1936年6月，他秘密来到上海，见到了董健吾，说他想利用自己的部下李杜将军去欧洲的机会，带三个孩子转道法国去苏联，三个孩子终于到达了法国巴黎。

后来又经过几个月的时间，苏联同意让毛岸青和毛岸英入境，但其他人不行，于是，毛岸青和毛岸英两兄弟终于在1937年初，由康生带到了莫斯科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青那时13岁，毛岸英14岁。

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抵达苏联以后，就在苏联进行学习，1938年，有人带给毛泽东毛岸青和毛岸英的照片，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他借着有人去苏联的机会，捎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亲爱的岸英、岸青，我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欣喜。先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

但是，好景不长，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开始侵略苏联，毛岸英要求上前线杀敌，毛岸青虽然没有哥哥那样的能力，但也积极进行支援前线的活动，做出了许多贡献。

1945年9月，毛岸青进入了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当时，也在苏联的贺子珍对他十分照顾，1947年5月，毛岸青和贺子珍一同回国，来到了哈尔滨，在李富春和蔡畅的家中，他们夫妇还作为入党介绍人，毛岸青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贺子珍看到毛岸青对中国的农村十分陌生，就想让他去黑龙江的农村去锻炼锻炼，毛岸青同意了。

1947年12月25日，毛岸青到了克山县，生活十分不适应，在苏联，他吃的是面包、牛奶，说的也大多是俄语，到了东北农村，吃的饭，变成了小米饭、玉米饼子、酸菜、冻豆腐，毛岸青一时难以适应，而且连筷子也不会用。

克山县的组织部长吴继水，就手把手地教他使用筷子，自己因为加班的饼干，他也留下来，给毛岸青吃。慢慢地，毛岸青学会了用筷子，大锅饭也适应了，说话也尽量说普通话，虽然还是有些湖南的口音。

由于进行土改工作，需要经常走家串户，来回的交通工具就是骑马，毛岸青不会骑马，为了学会骑马，没少摔跟头。黑龙江的冬天，那是非常的寒冷，常常大雪满天飞，气候极其寒冷，毛岸青的帽子上都是结冰的白霜。

但是，毛岸青一点都不觉得辛苦，还兴致勃勃地干工作，有一次，毛岸青的脚上起了一个老大的血泡，走路一瘸一拐的，身边的同志就告诉他，血泡要把血放掉，才好得快，毛岸青用针把血泡挑破了，几天脚就好了。

毛岸青经过了艰苦的努力，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习惯和环境，投身到了火热的土改工作中，毛岸青多才多艺，不仅歌唱得好，舞也跳得不错，还会吹奏许多乐器，毛岸青吹奏的长笛具有专业的水平。

在1948年春节前，毛岸青加入了克山县的文艺队，为医院和军烈属进行慰问演出，在观众们的热烈欢迎中，毛岸青吹奏了许多苏联的乐曲。1948年5月，毛岸青的任务圆满结束，他又回到了哈尔滨。

1949年7月，毛岸青回到了北京，在中宣部担任俄文翻译，由于毛岸青的俄文水平不错，翻译出了许多马列经典著作，也发表了许多文章，工作上顺风顺水的他却碰见了另一件烦心的事情。

那就是他的婚姻问题却时时没有解决，毛泽东看着儿子一直没有碰上心上人，也很着急，就对毛岸青说：

“你谈恋爱找对象，就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嘛！你就说你是中宣部的翻译，不是很好嘛！我劝你找一个工人或者农民出身的人，这对你可能还有些帮助。你要求条件高了，人家的能力强，看不起你，那就不好了，整天不愉快生闷气，那还有什么意思呀。”

毛泽东的开导，让毛岸青心里痛快了不少。

1949年，10月15日，新中国刚刚成立，毛岸英和刘思齐结婚了，毛岸青就有了一个嫂子，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有一个女儿，就是邵华，后来，张文秋有意撮合邵华和毛岸青结合，亲上加亲。

有一次，毛泽东试探性地问毛岸青：“你嫂子的妹妹怎么样？”毛岸青对邵华十分满意，毛泽东就鼓励他追求邵华，于是，毛岸青就和邵华经常书信来往。

1960年，毛岸青因为身体不好，去大连进行疗养和治疗，正好邵华和姐姐刘思齐去大连看望毛岸青，毛泽东特意写了封信给毛岸青，让他抓住机会，跟邵华好好聊聊，这就是在这个时候，毛岸青和邵华确立了恋爱关系。

邵华当时正在北大念书，为了能和毛岸青有多点时间接触，方便照顾毛岸青，特意把学籍转到了大连师范学院，平时在学校读书，周末就会陪毛岸青，两个人感情迅速升温，不久，毛岸青和邵华就在大连结婚了，那是1960年，毛岸青和邵华在大连举行婚礼，毛岸青和邵华穿着朴素庄重，大连市的党政领导，许多人都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邵华代表毛岸青讲话，邵华说：

“我和岸青真诚相爱，我们的结合只是爱情漫长旅途的开始，生活的路有阳光也有风雨，但只要我们携手同心，互爱互助，我们就一定能克服任何困难，创造美好的未来！”

邵华的讲话博得阵阵掌声，这对夫妻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果然，就像讲话里说的，克服了一切困难，创造了美好的未来。毛泽东虽然没能亲自参加儿子的婚礼，但是他特意赠送了邵华一块手表和一台收音机，以示祝贺。

1962年春天，毛岸青夫妻去北京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对儿子和儿媳妇说：

“新媳妇总该认认家门，让外婆和亲友们看看嘛！”受到毛泽东的嘱托，毛岸青和妻子专程赶到了韶山，去杨开慧的坟前扫了墓，也看望了韶山的父老乡亲。

1963年，毛岸青和邵华去看望毛泽东，他们夫妻想请毛泽东写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作为纪念，毛泽东拿起毛笔，认真思索，夫妻二人在旁边不敢出声，怕打扰了毛泽东的思绪，毛泽东铺开了宣纸，写下了“我失杨花”几个字，当时，夫妻二人还以为毛泽东写错了，问毛泽东：“不应该是‘骄杨’吗？”还给毛泽东递过一张新纸，想让毛泽东重新写。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结果纸，只是缓缓说道：“称‘杨花’，也很贴切”二人听完，深知毛泽东还深爱着杨开慧，充满这对爱妻的思念之情，眼泪就在眼圈里打转。

毛泽东给自己的孩子题写诗篇，要充分表达对母亲的思念和赞美，所以，只用“杨花”二字，而不用“骄杨”。

1969年，邵华怀孕了，到了第二年的1月17日，邵华快要生产了，因为是头胎，而且胎儿的头很大，邵华出现了难产，当时情况十分危急，有人就把这个消息汇报给毛泽东，想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万一出现意外，要留哪个？毛泽东的回答刚强如铁：“两个都留！”“要告诉医院，想方设法，母子两安”。

最后，毛泽东唯一的嫡孙毛新宇出世了，毛泽东非常高兴，他给这个孙子起名叫毛新宇，寓意要扫清一切障碍，开拓一片新宇宙，建立一个新世界。毛新宇的出生，也使毛岸青和邵华了却了一件心事，因为毛岸英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孩子，所以，毛家接续香火的重任随着毛新宇的出生，也终于完成了。

毛岸青为人低调，只是用心做事，从不求名利。他的妻子邵华说：“他永远是个做得多说得少的人。所以，他的许多贡献都鲜为人知，他做了许多不为人知了不起的事。”

毛岸青因为从小就在苏联长大，俄文基础雄厚，他凭借扎实的功底，进行俄文翻译工作，游刃有余，邵华曾经说：“从国家图书馆和人民日报社查到这些资料时，连我都吃了一惊，没想到，岸青在短短的两三年中竟翻译了这么多的经典著作，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毛岸青作为伟人之子，行事低调，从不张扬，他对故乡韶山有着深沉的爱，尤其对于他的父母以及哥哥，感情更是深厚，他的妻子邵华也是如此，1990年，毛岸青和邵华有一次来到了韶山，为杨开慧扫墓，邵华写了《站在妈妈的塑像前》，文中写道：

“60年前的今天，妈妈才29岁，就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岸英哥哥、岸青、岸龙弟弟年幼，就失去了亲爱的妈妈。今天，千言万语，万语千言，我们也说不完道不尽对家乡故土的拳拳依恋！”

199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的诞辰一百周年，毛岸青和邵华，又为毛泽东编写了一套《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获得了国内外众多读者的好评，时任国家主席还题了词，题词为“毛泽东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部丛书里面凝聚了毛岸青辛勤的汗水。

当时，毛岸青到全国十多个省市进行考察，走过了许多当年革命走过的地方，访问了许多博物馆和当年的亲历者，掌握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最终编写而成，为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毛岸青还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他一方面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建立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助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

晚年的毛岸青最怀念的，就是他的父亲毛泽东、母亲杨开慧和哥哥毛岸英，常常拿出老照片来仔细观看。为了纪念父亲毛泽东，他和妻子邵华写了《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本篇文章的最后，让我们以文章中的文字结尾，以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为了中国革命而英勇牺牲的亲人们，也包括毛岸青。

“我们伫立橘子洲头，漫步湘江峭岸；回清水塘，登岳麓山；徘徊板仓小径，依恋韶山故园……万千思绪，随山移水转。”

借此文章，向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致敬，向毛岸青致敬！

毛泽东对斯诺说不认同包办婚姻，1950年，叮嘱毛岸英去看望罗石泉

建国后的一天，毛主席给家乡的罗鹤楼（罗合楼）老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却不知，罗鹤楼老先生已于1943年去世了，见到毛主席的来信，罗家很重视，罗鹤楼的侄儿罗石泉给毛主席回了一封信，告知，罗鹤楼先生已去世。

毛主席又给罗石泉回复了一封信：来信收悉，十分想念你们，承蒙关注，极表谢意。

那么，这位罗鹤楼老先生是谁呢？能让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亲自写信，问候情况。这位老人就是毛泽东第一段婚姻女主角罗一秀（罗一姑）的父亲，也就是毛泽东的岳父。

关于毛泽东的婚姻，很多人都会想到杨开慧。每当谈起杨开慧，毛主席眼里总闪烁着一股遗憾和悔恨，这个女人是他第一个爱的女人，也是他最钟爱的女人，尽管她与毛主席一起生活七年，她却是影响毛主席最深的女人，也是毛家中为革命奉献最大的一个女人。

1930年，30岁的杨开慧在湖南牺牲后，远在井冈山上的毛主席听说妻子遇难的消息后，极度悲伤，甚至彻夜难眠，为了纪念妻子，毛主席多次写悼念诗来纪念她，“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就是毛主席对她最真实情感的写照。

很多人都认为，杨开慧是毛主席的第一个女人，第一个法定的妻子。

然而事实上，毛泽东在迎娶杨开慧之前，家乡还有一个已定亲的妻子，这个女人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罗一秀（罗一姑），她生于1889年，年龄大毛泽东四岁，是父亲早年为他定下的“包办婚姻”。

“包办婚姻”在解放前是十分普遍的，那时候，封建思想还很浓厚，还残留着很多陋习。中国人的婚姻，特别是农村人的婚姻大多都是父母和长辈们包办的，这种包办婚姻，男女双方根本就没有感情基础，因此，许多人的婚姻从开始就注定是悲剧。

当时毛泽东也十分反感这种“包办婚姻”，他认为，两个没有任何感情的男人、女人顺从长辈们的意见，被强行地结合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为此，他早早地离开家乡到外面求学，一方面是为了追求新思想、新知识，另一方面是为了躲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其实，这也是旧中国年轻人婚姻最真实的写照。

毛泽东以求学之名离开家乡，但终究还是没有逃过父母安排的婚姻，因为毛泽东是个孝子，他拗不过父亲，更不想让母亲伤心，只能违心地遵从了父母的意愿。于是，家人选择良辰吉日，给他俩举办了婚礼。

与毛泽东结婚的女主角叫罗一秀（也有资料记载叫罗大秀、罗一姑），在当地也是有名望的大户人家，罗一秀为人贤淑，通情达理，这是毛泽东父母为儿子精心挑选的媳妇。

那时候的韶山冲，交通闭塞，当地居民很少离开这里，也导致外界的变化很少会影响到这里，对于乡亲们来说，很少能了解到外界的信息。

谁也没有想到，在这闭塞的小山村，在几十年之后，会有一个伟人从这里走出，并带领全国人民闹革命，得以解放，这个伟人就是毛泽东。

此时生活在韶山冲的毛泽东，还是一个毛头小子，平日里读读书、写写字，白天在田地里干活，晚上帮着父亲记账，有空了就和小伙伴们下河摸鱼捞虾，日子过得惬意滋润。

当毛泽东年龄稍大一点时，按照当地的风俗，父母就决定给儿子订个亲事，好为毛家传宗接代。

在湘潭县杨林乡赤卫村有个姓罗的大户人家，毛罗两家是世交，罗家长女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生得美丽，落落大方。

于是，毛顺生（毛贻昌）主动向罗家要求结成儿女亲家，而罗家看毛泽东一表人才，也相中了他，于是这门亲事就很快地被定下来了。

结婚的这一年，罗姑娘已经18岁了，来到毛家时，毛家长辈问她的名字，罗姑娘怯生生地说道：“我还没名字，大家都叫我秀妹子。”听到新娘没有名字，大家都觉得很诧异，尽管当时封建思想很浓厚，但稍好一点的家境，姑娘都是有名字的。

毛家人给罗姑娘取名字，以她的乳名秀妹子为参照，叫她罗一秀（也有资料记载叫罗大秀、罗一姑）。

毛顺生（毛贻昌）是个精明的人，他之所以相中罗一秀，是因为罗家和毛家在韶山冲可谓是门当户对，两家都是当地有名的富农，罗一秀的父亲罗鹤楼（罗合楼）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农民，在罗家几代人的努力下，也积累了不少家业，大到良田若干亩，小到当地的生活用品采购等等。

毛顺生认为，儿子娶比自己大四岁的闺女，不算吃亏，至少儿子有了一个家底丰厚的老丈人，这可以说是一段非常合适的婚姻。

毛顺生自信地认为，给自己儿子选择的婚姻是正确的。儿子现在不懂事，等年纪大一些后，他一定会感激父亲的选择的。

而毛泽东从小就接受新学教育，对旧社会这种包办婚姻十分反感，听说父亲给自己找个大姐姐当老婆后，心里很不乐意。但毛泽东的父母根本就不给他选择的机会，直接包办了婚姻，让儿子迎娶罗一秀。

毛泽东拗不过自己的父亲，也怕母亲伤心，孝顺的毛泽东最后勉强答应了这门婚事。结婚之后，毛泽东从不与她同住一个房间，借助机会外出求学，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过。

对于这场“包办婚姻”，多年之后，毛主席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他对斯诺这样说道：

在我14岁的时候，父亲给我娶了个20岁的女孩……我从未和她一起生活过，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其实，罗一秀应该是18岁，而不是20岁）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极其反感这种硬凑在一起的包办婚姻，他是向往自由恋爱的新式婚姻，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他始终认为杨开慧才是自己的第一任妻子，也是自己最深爱的人。

对于这场包办的婚姻，毛泽东给出的资料也不多，因为他很少谈及自己的父亲和家庭，直到斯诺采访时，为了让西方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毛泽东少有地敞开心扉，向这个美国记者谈论自己家庭往事，比如，他谈到自己和父亲的争吵，他这样说：

我从小就好和父亲争论，大约在十三岁时，有一次，家里来了很多客人，我们俩当着众人的面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我也气急了，回骂了他，就离家出走了。

这时，母亲追了上来，劝我回去，父亲随后也赶过来了，一边骂一边以命令的口吻让我回去，我当时拗不过他们，我跑到池塘边，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再往前一步，我就跳下去。

他们看到这种情况，停止了争吵，但是父亲坚持让我磕头认错，我也做出了让步，但我有个条件，如果他答应以后不打我，我就单腿磕头认罪，就这样一场争吵结束了。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从小就与众不同，他始终反对旧社会的种种不良风气，毛泽东对于这场包办婚姻的看法，就好似一把枷锁牢牢地套住自己，而毛泽东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他自然要抵触这场婚姻的。

毛泽东向往新式自由的婚姻，他的确实现了这种自由恋爱的婚姻。

于是这就有了1920年的一个冬天，一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婚礼上没有宾朋满座、没有鲜花告白、没有庄严而浪漫的宣誓仪式，有的只是一对新人对彼此的珍惜与信任，这对新人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

简而言之，如果一个革命者都无法让自己走出封建婚姻的悲剧，那他还有什么资格谈革命呢？

在旧社会里，许多新式知识分子、革命者大都遭遇过这种包办婚姻的情况，他们大多数人都选择了与之对抗，而不是妥协接受。例如，民国才子之称的徐志摩，他的第一个太太张幼仪就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也因为如此，有逆反心理的徐志摩始终“厌恶”张幼仪。

尽管张幼仪深爱着他，并愿意为他改变，愿意学习进步，却始终没有得到徐志摩的喜欢，徐志摩始终无法接受把张幼仪看成是自己的另一半。

其实，罗一秀和张幼仪的遭遇是一样的，但唯一不同的是，罗一秀嫁给毛泽东后，在毛家生活仅仅三年，就因病去世了。而在此之后，两人就没有其他的故事了。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就算罗一秀没有去世，毛泽东还是会离开她的，因为毛泽东有远大的志向，有报国为民的大志，并不想在韶山冲平平淡淡地过一生，毛泽东向往自由恋爱的新式婚姻，所以，这场婚姻从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悲剧。

与罗一秀（罗一姑）的婚姻持续时间不长，但对毛泽东却有着深远的意义，正是这个旧时代的洗礼，让他萌生了改变愚昧旧社会的念头。

有很多人都非常好奇，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开始坚定闹革命的念头的？其实，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就是他的第一段婚姻。那时候，毛泽东历经旧社会包办婚姻的苦果后，他意识到，如果每个人的婚姻都应该自己做主，都有寻找爱情的权利，而不是为了繁衍的目的随意拼凑婚姻。

罗一秀（罗一姑）虽然早逝，但她毕竟是毛泽东第一个妻子，也是被毛家明媒正娶过来的女人。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于这段婚姻始终是闭口不谈，但是，不管怎样，他都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罗一秀也是值得后人尊重的，在她的身上有太多的中国妇女的优点，她嫁到毛家后，对公婆孝敬有加，对兄弟姐妹悉心照顾，对毛泽东也尽到了妻子的责任，每天都在辛勤地操持着毛家的大小事务。

当然，从婚姻上看，对罗一秀而言也是悲剧，丈夫始终不爱她，她也一直没体会过被爱的感觉。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她不值得被爱，只是因为她没有遇到爱自己的男人，罗一秀的遭遇恰恰是这个旧时代的悲剧。

而恰好这个时代处于即将逝去的末端，新时代即将替代旧时代的风气，罗一秀也因此成为了这个旧时代的陪葬品。在这个旧年代，类似她这样的女人，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罗一秀病逝后，毛泽东并没有觉得自己就解脱自由了，相反，他认为自己肩上多了一些重担：替她照顾家人。

在后来的日子里，毛泽东依旧以女婿的身份对她的家人进行关照，那时候，他回到韶山冲后，还以女婿的名义在岳父家里帮工。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尽管毛泽东厌恶包办婚姻，但他始终对事不对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领导人，尽管日理万机，公务很繁忙，但他一直没有忘记罗一秀。

1950年，毛岸英回韶山之前，毛泽东专门嘱咐毛岸英，一定要到韶山冲外20里处的银田寺，主动下马，步行到家门口。除此之外，还要去看望一个人，那就是罗石泉。

那么，这个罗石泉是谁呢？他是罗一秀的堂哥，按照韶山冲当地的习俗，毛岸英见到他还得叫他一声舅父。

毛岸英回到韶山冲后，见到了这个舅父，他带去了毛泽东对他问候，临走的时候，毛岸英还给他留下了20万旧币（相当于现在20元）的生活费。

此时，罗石泉已经六十多岁了，年老多病，家里人口还多，生活很困难，毛岸英回北京后，向毛主席说明了罗家的情况，毛主席当即又把300万旧币（相当于300元）邮寄给罗石泉，以帮他渡过难关。

后来，毛主席还收到过罗石泉的来信，说罗石泉想去北京看看。毛主席知道后，特别允许了罗石泉的请求，并嘱咐人亲自带他到北京转转，要知道，解放后，毛主席的很多亲属都要去北京，都让毛主席拒绝了，由此可见，毛主席对罗石泉算是破例了。

毛主席之所以这样做，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罗一秀，尽管毛主席并没有承认这个妻子，他们也没有夫妻之情，但却有个人的感情。

其实，这不是毛泽东第一次关心和照顾罗石泉了，早在上世纪40年代，罗石泉参加农民运动被捕，关押了一年才被释放，此后生活变得很拮据，毛泽东知道后，特意给他送了点生活费和200斤大米，让他解燃眉之急。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了已经阔别了32年的故乡韶山冲，第二天，毛泽东在韶山招待所请乡亲们吃饭，在他特别点名的名单中就有罗一秀的妹夫毛华村。

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和罗一秀有关。

随着年纪的增长，毛泽东最后还是承认了自己和罗一秀的婚姻，在他看来，不管自己怎么逃避包办婚姻，但发生的事实是不能改变的，罗一秀也的确嫁到家里来了，而作为一国领袖，自然不能不负责任地甩锅给旧社会，因此，毛泽东确认了自己和罗一秀（罗一姑）曾是夫妻的事实。

笔者认为，对于毛泽东这段包办婚姻，其实就是他理想和个人情感的冲突，但毛泽东并没有抛弃任何一方，他不满意的是包办的封建婚姻，而对罗一秀（罗一姑）和罗家并没有任何嫌弃之情，相反，对罗家更多的是同情和关心。

毛泽东完成了理想，解放了全中国，让人民彻底翻身了，对于自己的这段包办婚姻，他也保留了自己的个人情感。

这就是我们伟大而真实的毛泽东主席，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借此文章，向毛泽东致敬！

衡阳名人录： 罗公元 (1950～)，笔名罗一邻，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人，中共党员。197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69年应征入伍，历任副班长、排长，湖北省委宣传部文艺评论员、文体处办事员，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编审。湖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外散文诗研究会副秘书长。#衡阳头条# #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