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晚期，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公共剧场在欧洲悄然兴起。

只要花上几个钱币，就能端坐于圆形剧场内，观看一场近乎行为艺术般的血腥表演 —— 人体解剖。

法国哲学家卢梭这样描述剧场内的景象：

“臭气熏天的死尸，淌着体液的青色肉体，鲜血四流，令人作呕的肠子，白森森的骨头，还冒着极恶心的水蒸汽！”

然而，面对如此可怖的场景，无论是医学生、大学教授、或是追求时髦的进步青年……都丝毫不感到恐惧，反而兴奋不已。

他们为第一次观看到人体内部结构而惊叹神迷，甚至争相趋前，试图摸一摸温热的内脏。

在这个荒诞的剧场内，人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副被开膛破肚的身躯，却没人在乎这个可怜人是谁，来自何方。

事实上，“他们”生前大多是穷人或罪犯。有的被强行从墓穴中重新挖出，有的生前被残忍杀害，只为换取几个钱币。

回顾这部由人类撰写的医学发展史，多少可怕的罪行，曾以科学的名义大行其道。

在医学研究的草莽时期，受宗教影响，人体解剖被视为对上帝的不敬，而遭到严格禁止。

当时的许多医学理论都建立在动物解剖的基础上，与人体构造有一定出入。

因此，传统的解剖学知识错漏百出，甚至得出了“血管起源于肝”、“心脏只有两个心室”、“下颚有两根骨头”等谬论。

直到14世纪，随着人体解剖的逐渐开放，无数研究者怀着极大的热忱，一头扎进解剖学中，孜孜不倦地探索人体运作的奥秘。

不过，被教会牢牢统治的中世纪晚期，当权者对于解剖的观念相当保守。

任凭医学家们苦苦哀求，政府分配给大学的合法尸体仍然少得可怜，有的一年两具，有的三年一具，许多医学生在大学期间压根儿都没见过尸体解剖。

即便是被誉为“近代解剖学之父”的维萨里医生，5年里也只解剖了6具尸体。

为此，每当有犯人被执死刑，维萨里医生都尽可能挤到最前面，观察人体的构造细节。

甚至于，维萨里医生常常趁着夜黑风高，跑到刑场偷“新鲜”的尸体。还有一次，他瞄准了绞刑架上一副悬挂许久的尸体，从腐烂的肉体中一点点取下骨骼，运回家中，再拼起来研究。

仅仅通过这般简陋的观察，他便勘正了前人的许多谬误，比如人的下颚只有一块骨头，不是两块。

维萨里医生还是“实践教学”的开创者。

以往的解剖学家都是“动口不动手”，解剖这种“脏活”都交给专人去做。而维萨里医生不仅亲自上阵解剖，还督促学生也参与实践。

然而，能合法解剖的尸体数量实在太少了，远远满足不了学生的需求。于是，有人便打起了墓地的主意：那些无人看守的墓地，大概相当于一片现成的尸体田。

维萨里医生曾记录下学生的盗尸行为：

“学生们从墓地偷出一位夫人的尸体，用于公开解剖……他们仔细地剥去尸体上的所有皮肤，以免被死者的丈夫认出。”

《人体结构》的问世，大大激发了后世科学家对于人体的探索精神。紧接着，启蒙运动到来，欧洲各个政府迫于压力，修改了法律规定，允许将死刑犯的尸体用于医学研究。

至此，解剖学终于摆脱了宗教的桎梏，迎来空前繁荣。

各个大学开放给公众的解剖课，成了一年一度的固定节目。为了减缓尸体的腐烂速度，解剖课一般在寒冷的圣诞节举办，一具尸体会分开十几节课来解剖，先是全身，再到单个器官，各种组织，前后持续大约两个星期。

同一时期，针对私人解剖剧场也流行起来。只要钱到位，外科医生就会带着“素材”来到客户家中，举行一场隐秘的“小型表演”。

甚至于，在启蒙运动时期，没有观看过一场人体解剖，你就算不上接受过“自由教育”。

然而，随着死刑制度的优化，一些罪名较轻的罪犯（如盗窃罪）不再被判处死刑。死刑犯的数量大幅下降，另一边厢，医学院学生的数量却在成倍增长。

医学生想要获取行医资格，就必须接受解剖学的训练。甚至有学校规定，学生毕业前需要至少完成10次解剖。

至此，尸体变得愈发供不应求。

十九世纪，爱丁堡的医学研究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处于欧洲领先地位。尸体短缺问题也愈发严重：每年分配给爱丁堡医学院的尸体不到5具，甚至需要从英国进口。

1826年，有英国警察在码头发现了三个木桶，标签写着“苦盐”。打开检查，却发现里面密密麻麻塞进了11具死尸，用大量的盐腌制着，准备送至爱丁堡。

一名经常购买尸体的外科医生甚至得意洋洋地写道：

“无论死者是什么阶级，是何种死法，只要想解剖，没有得不到的尸体……”

巨大的市场空白催生了商机，一群不法之徒应运而生。

他们被称为“贩尸人”，也有人叫他们“复活者” —— 专门从墓地偷取尸体，再高价卖给外科医生。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来自爱尔兰的Burke & Hare二人组。

19世纪中，爱尔兰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再加上各种流行病肆虐，爱尔兰约有一百万人死去，一百万人移民海外。

伯克和海尔便是百万中的一员，他们移民去了繁华的苏格兰，在首都爱丁堡担任运河工人，不久便结为好友。

当时的爱丁堡被运河分隔为New Town和Old Town，New Town是上层阶级的聚居地，后者则是穷人和二等移民的地盘，相当于贫民窟。

当时，Hare还在Old Town经营着一家小旅馆。一天，他的房客Donald因自然原因意外死亡。

看着温热的尸体，Hare心生邪念。他与好友Burke一起，趁着Donald下葬前的空隙，来了一招偷天换日：打开棺材，将Donald取出来，换入事先准备的差不多重量的树皮。

最后，树皮下了葬，Donald却上了解剖台。

两人将尸体卖给了爱丁堡有名的外科医生Dr Knox。

Dr Knox对两人的“供货”很满意，尸体新鲜无明显伤痕，跟其他盗尸人从墓穴挖出来的半腐烂尸体相比，“品相”明显好得多。于是，两人很快收到了7英镑10先令的酬劳 —— 这比他们在码头卖苦力六个月的工资还多。

发现了这条意外的横财之道后，两人走上了杀人贩尸的不归路。

他们的小算盘打得很精，比起辛辛苦苦在墓地刨土，谋杀要方便快捷得多，而且尸体越新鲜，卖出的价钱越高。

于是，他们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将酗酒者、妓女、房客，以及一切有机会下手的陌生人，引诱到家中灌醉，用捂住口鼻的方法使受害者窒息而死，最大程度地保持尸体的完整性。

再后来，这种捂住口鼻的谋杀方法被称为“Burking”。

短短一年时间内，Burke和Hare用相似的手法先后杀害了16个人，每具尸体卖出6~10英镑不等。

而一直从他们手上接收尸体的Dr Knox，毫无疑问也意识到了问题 —— 两人提供的尸体过分新鲜，“但是他什么也没问”。

直到东窗事发，两人的恶行才昭然若揭，一时之间，关于这桩连环杀人案的报道铺天盖地，引起大众哗然。

爱丁堡街头还流行起这样一首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