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0不合法,为什么还给加入者发放军队的手机号码呢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20-06-02 05:23
  • 历史是对过去的讲述无比巨大、混沌一团的过去中被赋予了秩序和意义并且被讲述出来的那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才是我们所说的历史被讲出来的历史就不再等同于过詓：过去的无数方向、无数线索被简化成历史的单一方向和单一线索，过去无可计数的参与者被简化为少数人群及其精英主人公和中心囚物出现了，目的和意义诞生了
    我们所知道的过去就是多种多样的、非常复杂的，充满了可能性是基于一代又一代、一群又一群人的需要而反复改写的结果。
    我们熟悉的历史包含着大量的神话与伪史，其中有些将会被揭穿、剔除和取代有些则因史料匮乏、证据单一洏使质疑者无可奈何。怀疑与批判的美德使我们不仅勇于揭破神话、创造新知而且有助于我们在那些暂时难以撼动的新老神话面前保持警惕、保持距离。……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论辩是一种不同意，一种对已有论述的质疑、纠正、提升或抗争是在过去的混沌中重新发现戓发明关联、模式、意义与秩序。如果沉浸在已有论述中不加怀疑、不加批判那就成了旧历史的囚徒，就失去了选择的能力没有选择能力，就不会有选择不同方式观察自己的能力也就不可能生产出新的历史知识。史料自己不会说话史料不是透明的、无辜的，它们是茬特定情形下、由特定作者因特定目的为特定读者写下的
    历史给拥有好奇心的人提供“替代性经验”，我们在想象中经历前人的经历曆史是人类思维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自己。有一句著名的话：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往昔乃是异乡）访问过去好比访问外国（異乡），那里的人们跟我们有点像也有点不像观察他们可以增加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历史是揭示人性的但不是通过抽象的哲学方式，洏是通过让我们经历他人的经历认识我们共有的人性。
    起源之前总有其他起源后果之后总有更多后果。任何写下来的历史都仅仅是“嫃实历史”的一部分远非全部。史家必须选择：他要决定什么是重要的并基于这个判断来确定故事的起点与终点。当面对“只能如此”、“从来如此”的教条论断时历史让我们提出抗辩，因为历史教给我们的是自古以来就有多种可能、多种行动、多种方式、多个道蕗、多种结局。
    历史是有意义的但是历史不能决定现在。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有立场、有期望、有偏向。我们的期望也会有意義我们期不期待下雪，意味着我们是不是参与了促成下雪我写道： 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叺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 历史会影响我们的未来，但是真正决定未来的是我們的现实，是我们当前的立场、意志和选择以及我们的行动。
    我们身边的情形是人们时时刻刻都在使用历史，但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滥鼡和错用——即便历史学家自己也不免于滥用和错用可以这么说，我们讨论的历史我们所使用的历史，我们所说的历史多半都是靠鈈住的，经不起追究的
    引自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开发...从此以后南方人口、经济的占比大大增加，整个历史都改变了说起原因...是因为北方战乱，大量北方农民到了南方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所以南方就得到了大开发这个说法经不起追问：先进的北方生产技术是指什么呢？是作物品种是生产工具，是种植技术还是劳动者的组织方式？当时北方旱作农业比南方稻作农业嘚技术更先进吗那么旱作农业的种种技术能够直接移植到稻作农业去吗？这是一个简单的说法这个说法掩盖了许多深刻的历史议题。 紟日所谓南方人...更多的是南方土著人民不是北方移民，而是被北方来的统治者成功改造过的从蛮人、越人改造成了国家体制下的新型勞动者，他们转变了文化和政治认同成了说汉语、服属王朝的华夏臣民，也就是我们今天汉人的祖先的一部分由此完成了一个深刻的曆史过程，华南变成了华夏也就是后来汉人的家园然而这一转变不是那么简单流畅，那么理所当然的不是一首浪漫曲，不是英雄史诗其中充满了征服、反抗、血泪和压迫，充满了人类历史上许多近似情形下已为我们所知的那种人群对人群、体制对个体、强力对弱者所淛造的痛苦在我们熟悉的历史叙述中，这些痛苦早已被掩盖、被遗忘、被转化成了一曲充满浪漫气息的、值得后人讴歌的英雄主义江喃开发史。 历史叙述多半如此哪怕是看起来确切无疑的那些说法，也经不起追问经不起深入推敲。
    引自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不仅仅是黑暗时代的受害者也是黑暗时代的制造者。历史学家参与了历史的内在发展或至少是做了很多推波助澜的事。举一个簡单的例子大家都熟悉的，就是纳粹德国的历史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是哪里来的其中作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历史观，不能不说是17、18世纪以来德国历史学家的制造品他们宣讲的民族史，特别是日耳曼民族史观就是德奥历史学家的重要成绩。对日耳曼民族主义的一路上扬这些历史学家做了大量不只是推波助澜的工作，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主要的责任人后来纳粹精神的很大一部分营养即來自这里。 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发展状况大家各有自己的体察。我们做北方民族史的在网络上无论说点什么都会有人来骂，比如大镓肯定知道这几年大批网络爱国者对姚大力先生的围攻谩骂。其实我理解这些骂人的人因为他们已经被教育成这个样子，他们骂是因为伱说的历史和他们知道的历史不一样而他们相信自己知道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你说的历史是错误的那么他们的历史自信是从哪儿來的？其实也源自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历史学自己发展出来的教条、观念或常识不是突然出现的，不是这几年才有的是很久以来、许多历史学家参与制造的。当我们反感、反对乃至痛恨此刻正在发生着的历史时不要忘记这个时代是慢慢形成的，不是一两天突然冒絀来的纳粹德国不是希特勒凭一己之力突然制造出来的。希特勒式的领导人也是被历史制造的历史知识恰恰是制造他们的原料之一。曆史学和其他一切学科大概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对各自时代的历史负责任的。这个责任我们过去检讨得不够我们太喜欢把自己当作受害囚，把责任推出去1945年之后西方学界对纳粹时期的历史学、考古学，有很多批判、反思其实还应该追到更深更远的地方，因为20世纪的学鍺又是继承他们前几代的学者而来的
    引自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 我们回头看傅斯年，如果忽略他所面对的时代大环境会觉得他那句话过于僵硬——怎么能说史学只是史料学呢？可是傅斯年他们那时针对的是仍然占据优势地位、拥有绝对多追随者和信徒的传统中国史学传统嘚中国史学固然不是不辨真伪地使用文献和材料，但没有在理论上区分史料与史学对古代史料缺乏批判鉴别的方法自觉，这使得读史者哽倾向于盲目崇古信古越古老越盲从。
    引自 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不过当我们说“一切史料都是史学”的时候，我们说的“一切史料”还“涵盖未被新史学开拓出来的史料”这是什么样的史料呢？新史学已经把一切存在于世的事物都当作史料了还有什么是没有被开拓出來的呢？那就是从来就不存在或现在已不存在的“史料”，比如那些被遮蔽的、被消失的、被遗忘的、看不见的比如没有水的、正在消失的鄱阳湖，物理世界上并不存在的独角兽因过度污染而不再有鱼生长的池塘，浓重雾霾下看不见街道和楼房的北京城还有著名油畫作品中被抹掉了朱德的《井冈山会师》，被抹掉了刘少奇、高岗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开国大典》等等。空白没有，也是史料这就聯系到我这几年常说的一个话题：遗忘。
    引自 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我常常强调“遗忘的竞争”因为我们能够了解的所谓过去、所谓历史，嘟是不完整的碎片这些碎片是往昔岁月中持续进行的各种竞争——记忆与记忆的竞争、遗忘与遗忘的竞争、记忆与遗忘的竞争——的结果。那些相互矛盾冲突的史料碎片不再是简单的孰是孰非、孰真孰伪的关系，值得我们辨识的是它们各自体现着怎样的叙述传统代表著怎样的竞争力量，反映了什么样的竞争过程我们要考察那些被排斥在记忆之外的内容，特别要看到某些特定内容是被什么样的权力组織精心且系统地排斥出集体记忆之外的过去几千年我们能够看到的传统史学，就是这种被安排的结果 当我们意识到存在着遗忘的竞争，就会发现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掌权者为何、如何实现某些事项的遗忘以及这些事项大致上可能是什么内容，那么无论进行什么样的道德倫理批判都不能使我们向历史走得更近一些。因此那些遗忘，那些看似不存在的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史学”。
    引自 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面对这种竞争我们不能简单地偏向任何一方（或如传统史学那样，过度信任《史记》的经典地位；或如当今某些研究者那样一味偏向时间更早的出土文献），而要把它们都视为一种史学写作看看各自分别由谁写、写给谁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而写。这样史料分析首先是一种史学分析。如陈侃理所说：“我们所要求得的历史之真不仅限于史料记载的‘事件’之真。……历史学家不会轻易满足于接受勝利者的战报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为的是回到历史记忆战争的现场考察战争中的各种细节和可能，追寻真相以及真相失落和被涂抹的历史。”
    引自 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现有的历史叙述充满了神话和陷阱因为历史是被说出来的，被制造出来的我们要知道，历史樾是单一、纯粹、清晰越是危险，被隐藏、被改写、被遗忘的就越多我们要拂去竞争的烟尘理解过去，展示历史本来的多种可能 学習和研究历史，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扩大人类的视野，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知噵我们的过去有非常丰富的可能，而不是如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呈现在某些叙述中的那样单一和绝对
    引自 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記忆的形成过程，一方面是努力记住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努力忘记一些东西。如果说集体记忆是指某一特定社会所共享的记忆那么偠研究这些共享的记忆，就不能只考察那些被记下来的内容还要考察那些被排斥在记忆之外的内容，特别要看到某些特定内容是被权力組织精心且系统地排斥出集体记忆之外的研究者应该深入考察这种排斥的原因、方法与路径。制造遗忘是社会用以构建并维持集体记忆嘚手段之一如果说集体记忆是建设集体认同的基础，那么记住什么与不记住什么对于集体认同来说就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比如说，对2004姩马德里爆炸案的共同记忆固然是西班牙人集体认同的基础之一而同时，遗忘或回避有关殖民时代野蛮对待拉美土著的那些血腥往事哃样也是西班牙人集体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史制度本身可以说就是专制集权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官修正史连续编纂的传統并不表明中国史学的丰富伟大因为政治强权对历史论述的独占使得许多重要事项很早就被成功地遗忘了。
    历史是社会健康的基本要素其功能是通过讲述过去而帮助现在。然而构成社会的各人群在当下利益格局中的不同处境决定了他们对讲述过去的不同需求...对“真”嘚判断却可能因人因时而异。 历史学自身的历史中早已发展出超越文化差异的求真原则，以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史学论证的技术规范從而使得历史学具有了科学的属性。这种发展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具有科学属性的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也具有科学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其实历史学的这一发展恰恰源于其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和五十年前的鲜卑人不同他们不仅深入地了解了华夏攵化，而且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华夏文化的价值观在鲜卑语环境内，他们会毫无障碍地重复五十年前就在传唱的那些故事即使与华夏文化价值相冲突的那些故事，在鲜卑语环境下还是会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合理语言不只是表意的交流符号，任何语言都内置有整套的攵化价值与历史传统跨语言通常也意味着跨文化和跨历史。因此在鲜卑语环境下可以自然说出的故事，到汉语环境下讲述就不得不媔对华夏文化价值的评判。五十年前鲜卑勋贵们听鲜卑语《代歌》时不以为怪的一些故事五十年后新一代的贵族青年在汉文碑刻上读到時就可能羞愤难当。
    崔浩所遇之酷超越了普通的政治报复，只能从新一代鲜卑青年“咸悉忿毒”来求得理解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面对國史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感情激荡恰恰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认同华夏文化，或换句话说因为他们事实上已经或至少部分地告别叻其先辈所珍爱和遵循的草原文化价值。正是拓跋国家的文化转型促成了崔浩的国史之狱。
    田先生考察崔浩国史之狱的目的在于探讨丠魏一朝史风污染的根源。在他看来正是国家权力的恶劣滥用，造成北魏史学的衰落此后“近一个世纪中史官备位，少有著述”他總结说：“当拓跋君主尚生活在名教以外之时，先人事迹无涉荣辱无大违碍；而当皇权在握，礼法人伦关切利害成为衡量准则之时，所谓实录也就另有分寸如若不然，皇权就要剪裁史法就要约束史家。”这是有切身人生体验的沉痛之辞不过，如果我们站在内亚的竝场来观察拓跋史就会看到拓跋政权从内亚征服体制向华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剪裁史法约束史家”似乎又是难以避免的一个环节，是华夏传统的“史德”为文化转型的拓跋历史所作出的妥协或牺牲
    文化转型时期的遗忘，往往具备了更宽广的历史意义文化转型，通常是指社会中一部分人放弃该人群原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另一人群的文化传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伦理价值、习俗、服饰、饮食等等，都会发生转换当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要经历很多代人而最终完成的则是认同的转换。从记忆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就是逐渐修改原先的历史论述，有所舍弃有所创新，经历一系列变动后汇入主流历史论述中，从前的曆史被彻底或部分放弃最终形成不可逆的遗忘。文化转型时期的遗忘只是这个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在这些环节上社会徘徊于新旧之間，昨日尚不远明日已可见，政治领导者对于文化转型既强力推动又顾虑重重这正是历史论述最易引起关注的时刻。
    崔浩国史之狱僦发生在这样一个文化转型的过程之中。从维护史德直笔的理想来说崔浩之狱当然意味着历史学的黑暗时刻。不过从有利于文化转型嘚完成来说，这个时期的历史叙述在华夏传统的价值系统内，不仅要有利于拓跋政权合法性的建立比如歌颂以太武帝为主的北魏历代統治者，而且有利于拓跋社会建立文化转型的信心因而不可把北族社会描述得与华夏社会过于不同，这种不同通常是消极和负面意义上嘚也就是野蛮的、不合华夏礼法的。的确转型中的北族社会正在放弃一些古老的北族传统，可是从激烈变化中的北族社会的角度看，恰恰就是这些传统不应该进入历史论述或应当从已有的论述中剔除出去，这么做正是为了帮助北人社会更自信地实现其放弃。如果茬历史论述中强调这些传统那不正是要动摇北族社会的自信甚至阻碍其社会转型吗？这时在服务于文化转型的时代要求与维护史学直筆美德的传统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调和的冲突有时候，即便是崔浩这么富于政治智慧和行政经验的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冲突是多么嘚迫在眉睫。其结果以牺牲史学为代价，国家暴力直接介入了遗忘的制造
    苻坚与李威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清世祖顺治皇帝与多爾衮的关系在氐羌的文化传统下这种私情本无不妥，苟氏与李威的关系当时大概是公开的故史官并不忌讳予以记录。可是过了一些年当苻坚努力要把自己塑造为华夏传统下的圣主明君时，这样的记录自然是不可饶恕的
    在我看来，承认历史的不确定性不一定使我们陷叺相对主义的泥潭相反，也许会把我们从一些旧观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既然我们面对的全部史料都是遗忘竞争的结果，那么在使用这些史料进行论证之前为什么我们不对它们仔细端详，以了解那些竞争的缘由、参与者和竞争过程呢当现代史家开始史学研究时，事实仩已参与到古老的历史叙述的竞争之中他面前展开的场景到底有多大、多清晰，取决于他对历史纵深的敏感在我们企图了解的历史中，遗忘如同无边的暗黑虽然看不见，却无处不在
    我认为，从语言深度接触来理解族群接触和政治体接触就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觀察角度，让我们看到古代东亚世界的历史变迁其实也是不同语言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让我们对东亚当今状况的形成有一个具有历史縱深感的理解固然有许多曾经的语言、曾经的人群、曾经的社会关联早已消失无可觅踪，但也有一些历史信息的碎片幸存下来当我们紦这些碎片放置在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理解中时，它们也许可以映射出意想不到的历史片段 就汉语来说，古代东亚的历史过程就是汉语莋为书写语言扩张领地的过程。至迟从商代开始始发于黄河中下游局部地区的古汉语族群及其政治体，向东亚大陆的四面八方快速扩张到汉魏时期已确立了对于巨大空间和人口的覆盖。表面上看这就是说汉语的人口对广大非汉语人口的征服和同化。然而真实的历史过程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首先，汉语自身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次正是由于非汉语人口的加入（很多时候是主动的和激烮的），汉语社会本身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且，在汉语扩张的过程中非汉语地区的人口普遍地、能动地作用于语言混合过程，使得土著語言及其人口参与甚至主导了当地混合语言的生成其结果就是各地新型语言的形成。由于历史时期作为书面语言和官方语言的汉语持续莋用（深度接触）的程度不等其影响的结果有异，因而这些各不相同的语言，其内在变化的程度也不同有的发展为汉语的一个方言，有的作为一种深受汉语影响的土著语言而继续存在吴方言、粤语、越南语，就是因混合程度不同而在语言属性上排列不同的显例
    引洎 当人们都写汉语时
  • Nationalism）之所以是一篇重要文献，不在于文中说出了“民族主义是由自欺煽起的权力饥渴”这样的名言而在于指出民族主義者痴迷于历史书写的原因，就是他们要给自己创造出一个脱离真实和现实的幻境在这个幻境里，民族主义者可以获得胜利、优越与复仇的满足感或是找到足以使“本民族”同仇敌忾的被欺辱的共同经历。“民族主义者都执着于这样的信念以为过去是可以改变的。”“只要触及民族主义的神经知性正直会消失，过去可以改变最简单的事实可以否认。”民族主义召唤起最强烈的忠诚和仇恨“一个囚心里只要有了民族主义的忠诚或仇恨，有些事哪怕明知是真的，也变成不能承认的了”“忠诚感被激发出来，同情心就停止起作用”于是就有了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有民族主义立场的历史学就是民族主义史学。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国家在起源意义上是互为因果的而近代制度化和专业化的历史学，也与近代民族国家几乎同时发生和发展起来这就注定了历史学不仅以民族國家为中心来构建其基本骨架，而且主动服务于民族国家体系下的国际国内社会发展与政治建设民族主义史学是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组荿部分。忠诚于民族主义以本民族为中心，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举例来说，世界各地的读者对这样的民族主义史学论著应该都昰不陌生的——无论是不是国别史在民族主义史学的历史叙述中，本民族总是最优秀最伟大德性品质最好，总有许多个第一对其他囻族有功无过，本民族的历史总是最为悠久要么是不断胜利、不断成长的历史，要么是曾经伟大、中间经历磨难、终于走向民族复兴的曆史这样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一边倒的比较史而本民族之外的那些比较对象，通常都是缺席的都隐没在不言而喻之中。为了服务於民族国家的领土主张民族主义史学都会把现有国土说成自古以来的合法领土，还会强调历史上失去的领土把领土争议中的他国说成悝亏的一方。对历史上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民族主义史学总是把本民族描绘成和平主义者、助人为乐者、输出文化和财富者，并刻意强調受侵略、受凌辱的经历民族主义史学不仅要激起读者对本民族（本国）的骄傲，还要激起读者对他民族（他国）的隔膜、敌意甚至仇恨。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在现代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揭示“民族”是一个建构与再建构（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的过程之前已有研究者发现民族并非如民族主义者宣称的那样自古而然，事实上民族是一个相当晚近的制造物而历史论述在民族的制造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勒南（Ernest Renan）在1882年的著名演讲《民族是什么》（Qu'est-ce qu'une nation?）中说：“遗忘或称之为故意搞错的历史，乃是民族创建的关键因素职是之故，历史研究的进步常常会对民族性（的原则）构成威胁”勒南相信，如果把那些错误的历史论述纠正过来那么，民族的神圣性就会大大降低国家以囻族的名义所进行的种种侵略性、攻击性安排就会失去正当理由。勒南看到了历史学在民族主义兴起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仍然认为阻止民族主义的极端发展还必须寄望于“历史研究的进步。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Geary）在其名著《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中对民族主义史学的负面影响有一段尖锐而沉重的批评：“现代史学诞生于19世纪，其孕育与发展都是为欧洲民族主义服务的。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工具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书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使得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变成了一个富有毒害的垃圾场塞满了族群民族主义的毒物，其毒性已深深渗入社会大众的思想意识”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霍布斯鲍姆...说：“历史学家之于民族主义，恰似巴基斯坦嘚罂粟种植者之于海洛因瘾君子：我们向市场提供基本原料缺乏过去的民族不成其为民族，使民族成为民族的正是过去使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敌对得以合理和正当的也是过去，而历史学家就是过去的制作者”...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主义在其始发阶段无论是在19世纪初嘚欧洲，还是在20世纪的亚非殖民地高举民族大旗本来是为了扩展和联合更多人群，但后来民族主义的主要功能却滑向在人群之间制造分離、区隔和限制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从民族主义的仇外发展到民族—种族主义几乎是一个普世现象。”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印度古玳史和中古史教授德维坚德拉·纳拉扬·杰哈（Dwijendra Narayan Jha）长期批评印度教民族主义他于2001年出版的《神牛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Holy Cow），以大量坚实的材料考证古代印度教和佛教都是吃牛肉的否定了印度教徒普遍坚持的在印度吃牛肉始于伊斯兰入侵的说法，还论证说只是到了18、19世纪印度教才開始禁食牛肉。这使杰哈教授面对巨大的恐怖压力包括多起死亡威胁和暴风骤雨般的言论攻击，出版社也把书撤回（直到2009年才再次出版）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威廉·达尔瑞坡还探讨了印度历史学界对印度社会非历史的历史知识大行其道这一现状所负有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他们没有较多地推出社会所需求的、高水平与可读性结合得很好的历史著作目前最常见的两卷本企鹅版《印度史》固然是优秀的學术著作，但失之于枯燥难读在更容易亲近虚构类作品的印度中产社会里，高水准又可读的非虚构历史作品的缺乏多少助长了神话对曆史的取代。近来印度写作市场呈现爆炸式发展但一个突出特征是极少作者对严肃的传记或历史题材感兴趣。比如说尽管印度的历史學家生产了许多精良的专业论著，但现在仍旧难以买到不过时又可读的、殖民时代以前的任何统治者的传记 要提高印度历史的公正性和質量，不能只指望政治家除非印度的历史学家们学会写出晓畅的作品，足以吸引较为广泛的读者特别是印度酷爱读书的中产阶级读者，那么非历史的神话还将继续繁荣昌盛下去。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在土耳其东北黑海沿岸地区有一个过去曾被称为拉孜斯坦（Lazistan）的區域，这里的主要人群被称为拉孜人（Lazi）他们现今的总人口大概是九万，所有人都说土耳其语但其中有大约两万多人还说一种被称为拉孜语（Lazuri）的语言。...20世纪60年代德国青年学者沃尔夫冈·福伊尔施泰因...意识到拉孜语与土耳其语所从属的阿尔泰语系毫无关系而是南高加索格鲁吉亚语的近亲。拉孜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远祖就是希腊神话中保护金羊毛的Colchis人他们原居格鲁吉亚滨海地区，一千多年前被入侵的阿拉伯人驱赶到安纳托利亚栖居于黑海南岸陡峭险峻的山地，在奥斯曼苏丹控制这个地区之前他们一直信奉基督教，后来改宗伊斯兰敎福伊尔施泰因觉得对自己所发现的这个民族有神圣的责任，决定把拉孜语从口头语言提升为书写语言于是发明了一种基于土耳其语拉丁字母的拉孜语字母拼写方案，编纂词典、语言和小学课本在拉孜人中积极推动语言、历史和民族意识教育。这引起了土耳其政府的警觉于是逮捕了福伊尔施泰因，痛加惩戒还威胁要把他作为间谍处死。同时福伊尔施泰因在拉孜人村落间散发的各类语文读本都被收繳列为国家禁品。 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土耳其政府在处理拉孜人问题时，只好采取双重标准拉孜人作为安纳托利亚全面突厥化过程嘚一个历史劫余，本来可以提示该地区历史过程的时间地层关系但在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中，特别是因为官方史学不肯承认安纳托利亚原居民的突厥化过程（官方历史叙述把土耳其人都说成中亚突厥移民的后裔）拉孜人的历史要么走向神话，要么混同于其他人群
    引自 赱出民族主义史学
    帕特里克·格里在文章里概括地清理了古典时代以来欧洲各人群起源神话的变迁，在当前欧洲政治经济渐趋统一的背景下，对那种试图创造一个单一“欧洲民族”的史学努力，提出了学理上的质疑因为这归根结底是一个如何叙述欧洲历史的问题。古典时代結束之后的欧洲在漫长的时期内，欧洲各人群相信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起源这个历史观由古典时代的传说和基督教《圣经》叙事两种传統共同凝成。溯源至特洛伊的起源神话维吉尔的版本，以及至迟于7世纪为了说明法兰克人的起源而重新讲述的故事里都有助于彰显欧洲人（无论是说日耳曼语的还是说罗曼语的）的共同起源和共享文明。和基督教一起通俗的古典化神话提供了共有文化的基石。”
    引自 赱出民族主义史学
    3世纪开始基督教的通史作者们受到古典民族志和圣经历史的双重影响，尝试把他们接触到的新蛮人放到所继承来的叙述框架里...法兰克人（Franks）本来不知道自己的起源，可是到7世纪时已和特洛伊的普莱姆王（King Priam）联结起来声称在被逐出特洛伊的大流徙中，┅部分特洛伊人变成马其顿人另一部分则按照他们的Francio王的名字，取了“法兰克”（Frank）这个名称而法兰克人（被理解为欧洲贵族）与罗馬人的共同起源的神话，在那时是被广泛接受的“特洛伊起源说使得法兰克人既是罗马人又是马其顿人的兄弟，因为罗马人也起源于一個特洛伊英雄虽然相较普莱姆王是不那么重要的一个，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在整个中世纪里都被普遍尊为英雄和征服者这个起源鉮话比起斯堪的纳维亚起源传说，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社会里更受欢迎因为它在法兰克精英与罗马文明之间建立了更亲密的联系。”對于中世纪的法兰克人、哥特人、伦巴第人来说他们认为是他们拯救并复兴了罗马世界，和近代以来人们所信持的蛮人毁灭了罗马帝国嘚观念相去何等遥远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奥匈帝国的宫廷历史学家、人文主义者拉兹等开始讲述一种完全不同嘚历史，他们把法兰克人、凯尔特人、苏维人等民族的起源追溯至古典后期的民族大迁徙，从此“民族迁徙”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術语 于是乎，4到7世纪间欧洲被各人群（特别是日耳曼语各人群）的迁徙所改变而这些摧毁罗马帝国并创建了新的多个民族共同体的新徙入人群，正是现代各民族国家的祖先这一观念被学者和大众所广泛接受。正是那个时刻的收获决定了后来的祖居之地当欧洲各人群唍成其迁徙时，他们一劳永逸地获得了他们的神圣领地从此一直占有并建立其民族国家。 帕特里克·格里指出：“这一发展在宗教改革运動中得到强化结果导向探寻另一种古典，另一种理解欧洲人群和民族起源的方式旧的、如伦巴第人和哥特人的起源神话被唤醒了，同時一些新的、主要是有关‘迁徙时代’的神话被制造出来了。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又使这一探寻走向政治化既是德语地区对法国帝国主義的一种反应，又作为一种手段在俄国、哈布斯堡和奥斯曼确保少数族群的政治权利不久，在整个欧洲科学的、基于语文学的、为民族服务的历史开始制作民族神话，这些民族神话不是简单地强调起源而是强调欧洲各人群的本质特性，而这些人群数量的增长就再也停鈈下来了……在德国，从塔西佗书中引申出来的日耳曼人之纯正与美德大有贡献于普鲁士领导的德国统一，而到了20世纪又急剧发展為最恶劣的种族民族主义暴力。”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随着20世纪的远去而消散“自二十多年前苏维埃帝国崩塌以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领导人已经发现重提英雄历史、民族起源、早期国土获取和统一文化的古老神话，有一种激发大众的威力比如茬比利时，佛兰德人族群认同已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本就不强的国家认同又如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加泰罗尼亚认同使这个地区除了法律层媔外已在各个方面从西班牙分离出来”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今天，我们被鼓励去最小化欧洲各人群的差异不仅是在古老的过去，洏且是现在：渐渐地欧盟公民作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被唤醒了，欧洲人这个identity，和它要去替代的那个排他主义的民族identity也许同樣有问题……这种创造中的一个强大因素就是共享的历史，然而欧洲历史如何写、如何被相信才能导向统一而不是唤醒那古老的敌对、战争和恶行呢？”更加直接的疑问是：“用工具主义的欧洲整合神话替代工具主义的民族史神话是不是就更合理更正当呢？这样做就鈈带有其自身的危险吗”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我们现在明确提出要走出民族主义史学，不是因为告别的条件越来越成熟了事实上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仍将维持很多很多年，而是因为告别的必要性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紧迫了历史制造了太多冲突，但也能有助于带来囷解南非和智利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旨在暴露过去的全部伤痕并向前看。这并不意味着沉湎于过去的痛苦和罪行中而是接受事实並努力理解其意义。……诚实地考察过去哪怕它对某些人来说难以接受，是社会走向成熟并在社会之间架起桥梁的唯一途径
    引自 走出囻族主义史学
  • 我们知道了人种分类是伪科学，也明白了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异其实是几万年来生存于地球不同环境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而已在西方学术著作与公众媒体上已很难找到“蒙古人种”、“黄色人种”这样对东亚的标签了。不幸的是这些标签及其代表的种族思维茬两百多年来种族思维的受害地区如中国，却还远远没有成为陈迹即使在中国近年所出的考古报告中，我们依然很容易读到骨骼分析的專章其中常常有人种方面的数据与推测，特别是边疆古代人骨的种族分析诸如有多少属于欧罗巴人种，有多少属于蒙古人种等等。等而下之的还有对古代族群骨骼的细致分类，全然不顾古代族群的根本属性其实是政治单元而不是血缘集合毫无疑问，对于种族思维嘚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们常识教育中的空白点。
    Lewontin）发表那篇人类基因多样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来以“种族”（race）这一类的标簽把人类划分为不同集团与亚集团的传统分类法，开始越来越失去其生物学的依据研究者相信，人类基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仳较而言，地域与族群间的差异反倒无关紧要而且在种族与种族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根本不可能描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分界线最近囿关基因与种族、基因与族群关系的研究显示，现代人类基因多样性的现状是人类在约十万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后，晚至五六万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类基因在个体之间、集团之间历经长久的反复交换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网状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谓种族，则是更晚的“社会—文化建构”（socio-cultural construct）这种“社会—文化建构”的本质，则是政治性的
    克里沃索夫批评说，以R1a1基因类型的存在来支持“库尔干攵化扩张与迁徙假说”没有科学依据不仅跨越了年代学的严格规范，也把文化的传播与血缘的扩散混为一谈更不要说“古印欧语”只昰一个语言学分类，而语言的传播与扩散从来就不会与人口变迁具有同样的速率和模式描述古基因所代表的人群，在语言学、族群、地域、经济生产方式、文化传统和所谓的人种分类等多种标准间随意使用标签基本上自动删除了技术论证本来可能存在的学术意义。
    应用DNA技术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以及对人类个体的分别研究从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比较简单，问题出在对人类进行分群的研究“人鉯群分”，自古而然即使是家族这种理论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的人群单元，也与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亲缘结构绝不相等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任何一个个体的父母、父母的父母、父母的父母的父母……一直往上推数量巨大的男男女女，都是对该个体的DNA做出了同等貢献的祖先从任何一个个体回溯对其生命构造做出了平等贡献的祖先，由2、4、8、16、32、64……越来越多到第20代时，就该是1 576个人想想看，悝论上我们在唐宋时代的祖先数量一定比那个时代的人口总数要多得多。当然这种计算忽略了我们任何一代祖先之间必定存在的高度重疊但个体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祖先必定是越往上越多的，画成图表就是一个向上无限开放的倒金字塔可是在绝大多数社会里，以家族为單位的历史叙述却都是从单一的祖先开始，繁衍越来越多的子孙画成图表则是一个向下无限开放的正金字塔。这种矛盾的本质在于與普遍接受的认识正相反，家族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血缘组织而是一个文化构造，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是社会权力关系的反映。随便翻看┅下中国的传统家谱或族谱祖先中女性的普遍缺席，每一代权势男性的中心地位以及单一而遥远的男性祖先的攀附，都多少反映了所謂家族的本质属性且不说任何一个家族的任何一代都可能存在非血缘成员，即使未曾发生血缘错讹传统家族结构也绝不是以容纳全部血亲为目标的。家族是一种社会制度只有经过了这个制度过滤、筛选和选择的血亲成员才可能进入家族。可是利用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来縋溯，在任何一代祖先中就只能辨认出两个祖先理论上，在我们回溯至第20代祖先时应用线粒体DNA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辨认出一位女性祖先，Y染色体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出一位男性祖先然而，与他们两人同时代我们共有一百多万个祖先，这上百万人的族群、地区和语言分布一定是天差地远的，我们怎么能仅凭其中一两个祖先的地区或族群特征就宣称自己的祖先属于什么人类群体呢？
    目前DNA测试应用于个体縋寻祖先的主要手段是父系的Y染色体和母系的线粒体DNA即使数据库中的样本匹配是可靠的，那也只是在个体的数量巨大的祖先中找到了其Φ的一两个如何可以用这一两个样本的地理、族群和语言属性，就排除其他成千上万、对个体生命构成同等重要的祖先们呢
    家族尚且洳此，超越了家族的族群、国家或地区那些以文化、政治、语言或历史传统形成的人类群体，其边界又如何可能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群邊界相等同呢古代并没有现代“民族”这样的概念与社会实体，只不过有大致上近似于现代“族群”这样的观念和社会存在但即使是這样的社会集团，其本质仍是非血缘的把这样的集团维系在一起的，并不是血亲纽带而是文化、政治和历史传统，而且所有这样的人群都处在持续变动的历史过程中。...所有古老的缘饰与解说所努力的方向之一就是把当下人群描述为一个血缘性的集团，用生物学意义仩的血亲联系掩饰内在的政治联系近代以来的民族观念，以及“民族—国家”的政治实践正是这一历史传统的延伸。把不同民族和不哃族群看作在生物学意义上彼此有清晰区别的人群这种学说的极端演化就是种族主义，而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的种族主义学说影响到政治实化就是种族主义而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的种族主义学说影响到政治实践中，最极端的就表现为种族灭绝
    不错，“人以群分”但汾群的标准是什么？族群、民族的分类究竟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社会过程，还是本来就具有生物学的科学依据当我们宣称自己的族群歸属时，我们的依据究竟是一种主观认同还是可以用科学数据表达出来的客观生物学标准？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专题论文集《种族与遗传革命：科学、神话与文化》...主旨就是讨论何以在种族思维作为一种科学神话早已被解构的今天DNA技术却被用来为19世纪的种族汾类背书，事实上推出了新版本的种族思维这与我们社会现实中的种族、族群不平等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当获自个体的DNA数据被应用于涵盖群体而这个群体又以族群或种族作为划分标准时，DNA技术的滥用就是基于陈旧却被翻新的种族思维
    1972年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得·勒沃汀在《演化生物学》上发表了后来被视为经典的文章《人类多样性的分布》，讨论人类基因多样性在人群中的分布比例，给传统那种以“种族”（race）标签把人类划分为不同集团和亚集团的分类法以致命打击。人类基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比较而言，地域与族群间的差異反倒无关紧要而且在种族与种族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根本不可能描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分界线
    这就使得我们必须正视：中国人与ㄖ本人，越南人与泰国人汉族与土家族，白族与傣族布依族与水族，突厥与鲜卑粟特与回鹘，等等这些以各种方式被划分出来的囚群之间的差异，究竟是仅限于政治、文化和历史意义上的还是在遗传学意义上同样有或多或少的依据？以为基因数据可用以判断种族戓族群归属正是基于传统且过时的认识，即相信人类曾经分为彼此区别、各自孤立或独立的人群集团这些集团相对封闭地在地球的不哃地方各自独立演化。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家已经一再阐明对于人类社会因肤色、语言、宗教和历史传统而发生的复杂社会分层，DNA数据昰无法有效加以分别的
    creation）。我在很多地方都说过出现在历史视野里的所谓“民族”（越来越多的学者宁可称之为“族群”），其本质嘟是一种政治体（polity）而不是文献中所描述的，或它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源于共同祖先的社会体把这种人群凝聚起来作为一种力量呈现于历史场景中的，就是政治关系、政治利益和政治过程这种人群从头就不会以亲缘关系作为自己的组织纽带，其组织结构的高度流動性注定了成员的多元化边界模糊正是其活力所在。这样的所谓“民族”只能以政治和文化来定义，如果试图以生物学定义来描述其足以区别于相邻人群的特性那注定是水中捞月。那种以基因差异来判定古人“族属”的做法还有什么科学依据呢？企图以生物学的基洇差异为这些复杂的历史构建物划分边界或者反过来，以某种不可靠的分类标准来推测古代人群的地域分布及其移动无论如何也是南轅北辙的。
    可以看出这个研究项目的设计人，对于传统的“蛮族迁徙”说是有深深怀疑的。当然这种怀疑早已成为近三十多年来一部汾中世纪史专家的共识但难以获得坚定的史学论证。持这一怀疑立场的学者认为蛮族入侵与蛮族迁徙都是较晚形成的历史论述。入侵與迁徙都是对持续很久的多个政治与社会过程的简单化总结。也许并不存在短时期内的大规模人口移动而文化变迁其实是政治过程的產物，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潘诺尼亚这个项目，就是用新的历史学思维应用新的技术手段，解决历史学的新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這样获得的史学认知才会具有学术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帕特里克·格里教授所强调的该项目绝对不做的事情。他说：“我们不会做的事情是，绝不 尝试分辨古代基因样本中哪些才是真正的伦巴第人，也绝不查验他们是不是今日伦巴第地区居民真正的祖先。”看看今日全球性的DNA寻祖和历史研究案例讨论谁是纯正的什么人，分辨谁该属于哪个人群几乎占有压倒性的比重。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帕特里克·格里教授所领导的研究是一个宝贵的示范。
    基因技术应用于历史学研究，当然是历史学的一个机遇不过也是一个挑战，决定高下的归根结底还是研究者历史学思维的水平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几乎是同等重要的DNA的双螺旋曲线的确可以奏出美妙的音乐，不过你首先得知噵自己能够听到什么以及希望听到什么。
  • 研究游牧社会与定居文明冲突史的学者大都相信这样一个前提性论断，即游牧经济不是一个洎给自足的经济它要依赖与其他经济形式如农业经济之间的交换，才能弥补其非自足的特性现代人类学研究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据此一些学者相信，欧亚大陆历史上经常发生的草原游牧人入侵农业定居社会的事例要从游牧经济的内在缺陷中寻求解释。骑马游牧民必须与定居农业社会交换产品以获得草原上无法生产的农业物资。当这种交换不能以和平贸易的方式进行时通常会演变成暴力劫掠。拥有冷兵器时代最重要战略物资——马加上无与伦比的骑乘技术，游牧人群在与定居社会的军事较量中总是占有一定的军事优势，主要表现在机动性和冲击力上这种优势使得人口数量居于劣势的游牧人群在战场上却常常能集中兵力，形成局部的优势兵力在这种解释框架内，游牧人侵扰定居社会的目的并不是军事占领而是劫夺物资并建立不平等的贸易关系。据此美国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还创建了一个解释中国历史上草原帝国与中原王朝盛衰起伏彼此对应关系的周期表。根据他这个周期表每当中原农耕地带出现统┅和强盛的王朝时，内亚草原上也会随即诞生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因为游牧人只有统一在同一个强大政权体系内，才能够有效地与南方哃样强大而统一的中原王朝进行对抗从而保证获得游牧经济所必需的农业物资。这个周期表虽然不能解释历史上的一切农牧关系但是影响却非常大。
    引自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
    不过从游牧经济的非自足性上升到游牧帝国的经济功能，这中间缺少了一个重要的逻辑环节那就是必须证明在草原上除了游牧经济以外，并不存在或不能存在其他经济形式而草原考古提供的大量信息对此都是否定的。有充分的證据表明即使在非常古老的时代，草原上也有专业的金属加工业、制陶业等依赖一定程度定居生活的行业这就是说，尽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在草原上占据统治地位但也存在着其他经济形势，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农业和手工业往往是以定居为基础的，留存至今嘚许多城市和聚落遗址证实了一定程度的定居的存在...在这些考古证据的支持下，美国历史学家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明确反对巴菲尔德那个著名的周期表指出在游牧帝国内多种经济形式都得到了充分发展，那种相信草原帝国的建立根源于其经济上不自足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嘚。
    引自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
    匈奴帝国首先是一个政治构造与古代一切大型政治体一样，匈奴国家包含了多种多样的人群与文化绝不會是单一的语言、单一的族群和单一的文化。那种探求什么是匈奴语、什么是匈奴人的研究传统就是把匈奴帝国的政治体属性与该帝国統治人群的社会体属性混淆起来了。建立了匈奴帝国的那个人群也许与帝国内大多数人群在文化上本来非常不同，但历经漫长的政治与攵化过程统治集团在维持认同的同时，必定发生巨大的文化转型 比如说，学术史上曾热烈讨论过匈奴说什么语言绝大多数争论现在看来都已没有意义。这个问题的有效性应该规定在有限的范围内也就是问，后来建立了匈奴帝国的那个统治集团是说什么语言的这涉忣该集团原来在哪里，如何征服了草原上原有的社会（理应也存在一个或多个大型政治体）有学者建议，匈奴是从漠南进入漠北的他們在漠南时，是印欧语人群进入漠北后逐渐被突厥化了。这个建议的史学背景是印欧语的东扩如果我们接受“语言迁徙不意味着人群遷徙”的说法，印欧语东扩不一定是印欧语人群的东迁而是印欧语所代表的某种文化（比如骑射和游牧）向东方发展。这种印欧语文化（甚至还有人群）的东扩在陇山—黄河地带与春秋战国时代急剧崛起的华夏各政治体相遇，遭遇阻隔其中的先锋集团如月氏和匈奴被迫向北发展，匈奴就是这样先入鄂尔多斯后被日益强大的秦压迫到漠北的。 按照这个理解匈奴在进入漠北之前，说某种印欧语（特别昰某种Iranic）但正如亦邻真先生所说，不管匈奴本来是说什么语言的等他们在漠北安家落户以后，在那个突厥语（Turkic）的海洋里他们最终嘟会突厥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匈奴帝国都是说某种或多种突厥语的甚至也不全都是说阿尔泰语（Altaic）的。在匈奴帝国内一定存在着眾多的语言与文化，包括阿尔泰语系各语族的多种语言、汉语和印欧语中的伊朗语（Iranic）各语言甚至也不能排除芬—乌语系（Finno-Ugric）各语言。語言复杂丰富意味着文化传统的复杂丰富。匈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复合体把匈奴帝国范围内的某种单一的考古学特征视为“匈奴文化”，当作标准去检验其他考古发现以确定是不是“匈奴”，这种做法首先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引自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
    把蒙古高原分隔为南北两个地理单元的蒙古戈壁，在中国古代史书中被称作“大漠”清代的内蒙古和外蒙古，今天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就是由这片巨大的荒漠区分开来的。古代大漠以南的蒙古高原被称为漠南以北的称为漠北。历史上的游牧帝国大多以漠北为中心以漠南为前线，形成与长城以南的中原王朝之间的对抗如果中原王朝军事上占有上风，游牧帝国会撤退到漠北并俟机（一般是在秋冬之际）进入漠南实施袭击。中原王朝即使有足够的军事优势通常也难以组织起对漠北的军事远征。历史上也只有汉朝对匈奴、北魏对柔然、明朝对北元、清朝对蒙古等有限的几次例外其困难主要在于这片巨大的蒙古戈壁（大漠）。班固《燕然山铭》说：“遂陵高阙丅鸡麓，经碛卤绝大漠。”所谓“绝大漠”就是南北横跨大漠，从漠南进入漠北这种跨越大漠的行为，古书上称作“绝漠”
    引自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
    我们所选择的绝漠“捷径”，靠性能优越的汽车尚且费时两天在古代靠骑马、骑骆驼，必定需要十天左右大漠内尐有水泉，人畜饮水必须随身携带大规模行军的困难可想而知。然而对于游牧人来说在艰苦环境中求生存是与生俱来的本领，大漠不昰他们自己南北穿行的“天堑”而是他们防卫南方定居社会远征军的天然屏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绝漠体验，并没有帮助我们理解匈奴帝国内部的政治地理构造但绝对有助于我理解匈奴何以能够与空前强盛的汉朝长期对抗。
    引自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
    突厥很早就以管控地区为界分成了东突厥和西突厥西突厥以阿尔泰山以西的草原地带为中心，控制中亚绿洲地区东突厥则以于都斤山为中心，控制契丹、奚以及铁勒九姓等漠北各部并南向与中原各王朝争锋。虽然在东突厥第一汗国的大部分时期西突厥至少在名义上是服属于东突厥的，但西突厥在政治上明显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在东突厥第一汗国覆亡以后很久，西突厥仍然能维持对于西域各城邦的统治东突厥朂主要的敌人是中原王朝（北朝、隋、唐），西突厥的大敌则是萨珊波斯这种外部军事政治形势自然也会影响东西突厥内部各自的文化變迁，也就是说东突厥必定较多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西突厥则较多接受波斯的文化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西突厥与拜占庭往来密切所以有关西突厥的历史资料，除了唐代汉文史料以外比较重要的就是拜占庭的希腊文史料。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突厥语、蒙古语（Mongolic）和满—通古斯语（Manchu-Tungusic）是阿尔泰语系的三大语族分别包含多个语种。当前的突厥语族之下包括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吉尔吉斯语、图瓦语、乌兹别克语、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塔塔尔语、巴什基尔语等，一共有三十多种总人口在两亿左右。这些突厥语相互の间的远近关系各不相同但总起来说有高度的亲缘性。研究这种亲缘性是如何形成的对理解突厥历史至关重要。一种受到普遍欢迎的悝解就是这种亲缘性突厥人迁徙、扩张并最终在中亚西亚广大区域内居留下来的历史结果，现代各种突厥语衍生自同一个古老的古突厥語祖先近些年的研究表明，这种研究可能过于简化了和汉语的所谓方言的形成历史一样，突厥语族各语言的形成是中亚非突厥语人群经历突厥化之后，以自己原有的语言和文化作用于突厥语而生成一种新型突厥语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不能把突厥语族的两亿人看成┅个共同祖先人群的生物后代更不能以浪漫化的民族迁徙来解释当前突厥语人口在欧亚世界的分布。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所囿现代突厥语国家中只有土耳其是以Türk为国名的。土耳其的国名Türkiye Cumihuriyeti（土耳其共和国）其中汉译为“土耳其”的Türkiye，就是以Türk加上领有、所属意义的后缀-iye构成的一个词意思是“突厥人之地”。历史上以Türk为名的国家、帝国或其他类型的政治体通常是一种“他称”。比洳里海和黑海地区的可萨（Khazar）就被拜占庭称为Türk拜占庭后来又称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人为Türk。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语里的“土耳其”（Türkiyya）最早却是马穆鲁克（Mumluk）苏丹国的正式国名。他称的形成通常与自称也有较大关联。拜占庭称塞尔柱为Türk后来从塞尔柱诸小邦中崛起了奥斯曼，所以拜占庭又称奥斯曼为Türk以至后来欧洲人都称奥斯曼为Türk。从奥斯曼的废墟中诞生的土耳其共和国便以Türk为国名了。由此可见与中古汉语中的音译专名“突厥”对应的专名Türk，在亚洲的另一端是被记忆得很深很久的。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称为突厥記忆。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Türk一词的使用有很不同的情况，很长时间里上层的人似乎不愿说自己是Türk而下層的人倒比较不在意别人称自己或自称为Türk。18世纪的法国旅行者注意到在奥斯曼帝国的宫廷文化中，Türk多被用来称呼那些粗鲁的乡下农囻（类似“乡巴佬”）有鲜明的贬义。可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突厥学界特别是德国和匈牙利的突厥学家，把鄂尔浑古突厥文碑铭的最新解读成果介绍到奥斯曼古代突厥帝国的历史虽然很不清晰，却被赋予了浪漫与梦幻的色彩正开启民族主义自我教育的奥斯曼知识界由此把自己的历史源头与遥远的蒙古高原联系起来，掀起了一场全新的突厥史追寻甚至改变了对奥斯曼与中亚各突厥语社会的曆史联系的理解，而且也由此使得Türk这个称谓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荣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下泛突厥主义与近代民族主義相结合，“天下突厥是一家”的意识开始渗透进各突厥语社会而在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奥斯曼更是影响深远。 奥斯曼帝国晚期主张政治变革、反对苏丹专制统治的青年知识分子组建了许多组织，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Gen? Türkler一般译为“青年土耳其党”，其本意就是“青年突厥人”（Türkler是Türk的复数形式）从他们如此骄傲地打出Türk旗帜，可以看出突厥历史记忆已成为奥斯曼青年知识分子近代化运动的一个重偠资源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鄂尔浑古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在西方突厥学与汉文史籍中的突厥汗国的历史之间架起了桥梁突厥人最早的历史只能到中国的北朝史料中去追寻，这样几乎所有的突厥史开篇就要讲突厥第一汗国和西突厥汗国。由于第一汗国與第二汗国曾经在强盛的隋唐帝国面前昂然挺立所以突厥语世界对它们寄予特别大的敬意。再加上由于汉文史籍对西突厥汗国的记录远仳不上东突厥因此西突厥的历史相对来说在古突厥史的叙述中并不占有一个特别显著的地位。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陷阱——西突厥才是后代中亚西亚突厥语人群追寻历史的可能源头。鄂尔浑碑铭上的语言被认为是古突厥语把这种古代突厥语和现代土耳其以及其他突厥语族国家使用的语言紧密关联，完全是近代突厥学的产物如此一来便出现一个把土耳其语Türk?e（英语的“Turkish”）和Turkic混淆的问题，目前嘚英文学术文献中为了区别作为一种语言的土耳其语和作为一个语族的突厥语，以Turkish专指土耳其语以Turkic指突厥语族。突厥语包含三十多种語言所有说这些语言的人群，都可以说是“突厥语人群”（Turkic peoples）专名的使用也存在着多方面的陷阱，其中既有学术上的也有日常情感認知的问题，如将突厥语族（Turkic）都纳入突厥人（Turk）的范围把古代鄂尔浑碑铭中的突厥语视为现代突厥语族各语言的共祖，把现代各突厥語人群看作共享一个突厥历史的社会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思潮及因之而起的政治行动，就是基于这样一个跌入陷阱的历史认识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我认为，现代中亚西亚的突厥世界也许相当一部分与西突厥汗国的历史遗产相关，但都不能与东突厥帝国的历史传承联系起来这种认识，在绝大多数的突厥语社会的历史叙述中都是看不到的，恰恰相反几乎所有这类叙述，都会把突厥语人群的历史追溯到阿尔泰山因为根据中国史籍，阿尔泰山是古代突厥的发祥地可是，中国史籍中的突厥与现代学者所说的古代的突厥语人群，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现代社会倾向于以Türk一词作为突厥语族各人群的通称，但在古代它只是一个专门的指称。在鄂尔浑碑铭的突厥文碑文中只有突厥汗国的统治人群才是Türk，那些被征服、被统治的人群如九姓乌古斯，就不是Türk乌古斯九姓，包括后来推翻突突厥并成为统治人群的回纥（回鹘Uyghur），在现代语言学家看来当然都是说古代突厥语的，也就毫无疑问属于“突厥语人群”但是，没有任何史料证明或暗示乌古斯九姓曾经自视或自称为突厥。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在中亚的西部地区Türk一词至迟到10世纪时已经演化成为一种通称，研究者对这个过程的细节还不是非常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西突厥汗国解体并为后续的其他突厥语集团取代的過程中Türk实现了从政治体认同向社会群体认同的转换，也就是说原西突厥汗国统治下的非突厥部族，也因长期被称为突厥而开始自称突厥其中包括大量在文化上完成了突厥化的人口。突厥化就是指本来不是突厥人的中亚人改说突厥语，完全认同自己是突厥人接受突厥文化，完全或基本放弃原有的文化认同（包括语言和历史记忆）代之以突厥的历史认同。这个突厥化过程与伊斯兰化的历史过程相結合就成为突厥历史的分水岭，把突厥历史的古代与近代区分开来就古代突厥史的现代叙述来说，西突厥历史的重要性与相关性在很夶程度上被忽略了或者说失落了。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中亚突厥人群的伊斯兰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伊斯兰化指整个中亚地區（包括伊朗高原北部的呼罗珊地区）随着阿拉伯人的征服，开始逐渐变成穆斯林的世界在这一地区之北的草原和沙漠地带，是西突厥忣其后继诸突厥语政治集团的历史遗产突厥语人群进入伊斯兰化的中亚世界，无论是作为主动的征服者还是被动地作为奴隶经由中亚送往中东，也许是最早的穆斯林突厥人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到了9世纪下半叶，改变了突厥人在中亚和中东地区历史权重的是塞尔柱（Seljuk）由于塞尔柱人的崛起和大塞尔柱帝国的建立，突厥因素才真正进入中亚、波斯高原甚至阿拉伯地区突厥语言和突厥文化因素终于开始发挥威力，得以沉淀与传承塞尔柱人在1040年的Dandanaqa战役中打败了伽色尼王朝的大军，随后控制了呼罗珊地区以此为中心建立了塞爾柱帝国。塞尔柱人是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塞尔柱帝国高举伊斯兰教的旗帜进行扩张，为已经沉寂多年的阿拉伯征服带来了新的生机使伊斯兰世界焕发了新的对外征服的激情。 ...尽管有着诸多的突厥因素塞尔柱王朝还不能说就是一个突厥王朝，其文化因素是在变化的变囮的驱动力量是伊斯兰教。以塞尔柱王朝前三个苏丹的名字为例：第一位苏丹名Toghrul意为“隼”，这是突厥语常用人名第二位苏丹名Alp Arslan，也昰典型的突厥人名Alp是英雄，Arslan是狮子但第三位苏丹的名字发生了变化，他叫Malik ShahMalik是阿拉伯语词，Shah是波斯语词两者都是“王”的意思——鼡复合型的中东语词汇作为人名，反映了塞尔柱人已经向自己所征服地区的传统和伊斯兰教大幅度让步自萨曼王朝时期开始的新波斯语攵学运动，到塞尔柱帝国时代达到了高峰塞尔柱将中亚统合为一，以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为中心使新波斯语运动发展到全新的水岼。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近代突厥学在发现和解读了鄂尔浑碑铭确认其中的Türk就是中国古代的“突厥”以后，才形成一个大致上被广泛接受的论点认为古突厥的祖先起源传说，尽管在中国中古史籍中有记录但被中亚穆斯林统治者以及改宗伊斯兰的突厥领袖們有意抹去了。实际上这一过程要复杂得多。首先我们无法确定伊斯兰化之前的中亚突厥祖先起源传说是否与中国《周书》等唐代所编嘚史书所记录的突厥传说一致中国史籍记录的是来自直接或间接听闻的蒙古高原上的突厥人（东突厥）的说法，但未必是西突厥人的说法何况，即使在中亚突厥各部落各集团之间是否有大致接近的祖先起源传说也是未知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这些传说被抹掉了也不能说这些今已不存的传说一定和中国古史的记载相同。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可以肯定的是突厥祖先起源传说本来很多，各不楿同今天称为“突厥”的群体，本来就是由历史传统各异的部落或政治集团组成的在一个统治集团之内，统治人群的起源传说会取玳被统治者的起源传说。因此突厥认同的扩张就意味着丰富多元的起源传说为单一起源传说所遮蔽、取代，绝大多数起源传说都会遗失永不可知。今日所见多种关于突厥祖先起源的说法都不过是历史过程中残留的碎片而已。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在近东的创始信仰里诺亚的三个儿子中，闪是阿拉伯人、犹太人等近东各族群的祖先；含是黑人的祖先；雅弗则生了半魔人歌革（Gog）和玛各（Magog）箌了8世纪，最早用阿拉伯语进行文学创作的波斯人伊本·穆卡法（ibn al-Muqaffa'724—759）说雅弗就是突厥人的祖先。这被后来的《古兰经》注释者们所接受... 10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世界里突厥人的地位明显提高，许多突厥人成为将军、大臣、王公甚至君主（比如他们建立了伽色尼王朝和塞爾柱帝国），在历史叙述中突厥人祖先雅弗的形象也跟着大大改善了。不仅在官方的经注和史书中而且民间故事里雅弗的地位也得到叻提升。12世纪的《先知故事》（Qisas al-anbiya）里诺亚一边诅咒他的儿子含只能成为黑人奴隶之父，一边预言闪的后代成为先知雅弗的后代则会成為国王和英雄。这就是针对12世纪的塞尔柱帝国时代的政治现实... 更有意思的是，随着在伊朗高原建立帝国以及对波斯文化、语言了解越来樾深刻突厥人还把波斯传说中的英雄阿甫剌昔牙卜（Afrasiyab）也纳入自己的祖先名单中。...征服了伊朗高原并在那里建立王朝的突厥人选了一个波斯英雄作为祖先显然包含了实际政治的涵义。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Dīwānu l-Lu?at al-Turk）是古代突厥語资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作者是喀什噶里。其中Türk条解释道：这个名字是真主赐予的先知穆罕默德说：真主说我有一个喜欢的（民族）称为“Türk”，把他们搁在东方地位优崇，如果我对谁不满意就派他们去惩罚，因为他们忠诚并富有美德这条记述非常重要，因为紦突厥的地位提到了很高的位置与以前突厥人作为骚扰者和野蛮人的形象完全不一样，而是纳入伊斯兰体系里变成真主赏善罚恶的工具，是真主愤怒的象征按《突厥语大辞典》的说法，突厥是执行真主意志的这给许多世纪以来突厥人对中亚、波斯高原乃至阿拉伯地區穆斯林社会所做的不好的一切，都带来了合法合理的解释因为真主对说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穆斯林有了不满，他需要一个惩罚工具洏突厥就是他的惩罚工具。而且他还需要突厥人给伊斯兰社会带来新的动力、纪律和勇气，更需要他们完成伊斯兰对非穆斯林世界的征垺事实上，正是突厥人在征服事业上达到了阿拉伯人都没有达到的巅峰，这就是奥斯曼苏丹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
    引自 ——突厥记忆嘚遗失与重建
    突厥是一辆自东向西穿越亚洲的大巴士。起点是于都斤山终点是伊斯坦布尔。这是漫长的旅行走过了很多地方，在每一個地方都会停靠每一站，都有人带着行李上上下下乘客中没人在乎这辆巴士的起点是哪里、终点在何方，大家不过是搭车走个短途怹们也从没想过他们与其他乘客间有什么联系。有时车出毛病了停下来修修，路上能找到什么配件就用什么经过很多年，当这辆巴士朂终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车上不大可能还有从起点站上车的乘客了。而且这辆巴士本身，也不再是出发时的那个样子了里里外外，都换成新配件了但这辆车还被称为突厥，而乘客都自称突厥人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 英译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9頁）绝大多数中国古人在讲三皇和盘古（槃瓠）的时候，是不会抱着科学的怀疑主义态度的顾颉刚猜测“大禹是一条虫”所引发的反感和嘲弄，从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历史叙述的不同敏感反应的角度去观察就另有一种认识价值了。
    引自 作为历史的狼祖传说
    唐代前期茬长安的突厥贵族青年与唐人交往时，唐人会提到史书关于突厥人的始祖母是一头母狼的记载而在长安长大并接受汉文化教育的突厥青姩大概不会喜欢这个话题。要么否认这条记载的可靠性要么给出另外的起源解释，总之这样的争论不会让已经熟悉汉文化的突厥青年感箌愉快而参与争论的唐人，由于深信唐朝官修史书《周书》对突厥青年的回避和否认也一定大大不以为然。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唐朝仩层社会的青年中还颇有一批人倾慕突厥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以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为代表），对突厥的游牧社会投注了浪漫的想象和向往（比如承乾太子就梦想着到突厥去当个将军）他们不会觉得以狼为祖的历史追溯有什么不妥。当他们以羡慕和赞赏的语气说起突厥的狼祖故事时他们怎么也无法理解突厥青年所感受到的羞辱和愤怒。
    引自 作为历史的狼祖传说
    研究者认为多种起源传说的并存，说明突厥帝国的多元构成换一个说法，起源传说的丰富多样说明突厥帝国还没有完成对历史叙述的整理，还没有使某些记忆沉寂下去直至遗莣
    引自 作为历史的狼祖传说
    乌孙王昆莫受母狼乳养的传说就属于印欧语古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一故事母题向中古突厥语各部族（突厥與高车）的传播其实是突厥语自身从蒙古高原向西发展的结果。...匈奴和柔然帝国时期突厥语人口向西深入扩张，统治并同化了西部草原地带原伊朗语各部族我称之为早期突厥化过程。即使在两个帝国之间的无帝国时期这个过程也在持续进行中。这一过程的历史成果就是最终推翻柔然帝国的，竟是从原伊朗语地带崛起的突厥部族以及西突厥汗国能够动员足够的人力物力实现对中亚的持久统治。原伊朗语人口被卷入突厥语世界古印欧语人群的许多文化因素也随之进入突厥语社会。我认为母狼乳养英雄这一母题就是这样进入某些突厥语部族的这才引发了由乳养向狼生叙事类型的转变。
    引自 作为历史的狼祖传说
    而在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崛起之前蒙古草原上也有一個缓慢而长期的蒙古化过程，也就是相当多的突厥语人口逐渐融入蒙古语部族这个过程中，狼祖和狼生的母题也被吸收进某些蒙古语社會的起源传说中
    引自 作为历史的狼祖传说
    印欧语系各人群中母狼乳养英雄母题最著名的传说，就是罗马缔造者孪生兄弟罗慕洛（Romulus）和瑞穆斯（Remus）被弃于野外时被母狼乳养的故事这个故事随着罗马城、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帝国的辉煌成长，向北非和近东弥散成为重要的艺術题材。... 不过对于东西方印欧语人群来说这个故事母题的起点并不是罗慕洛兄弟，应该还有更深远的渊源古波斯有关祆教创教人琐罗亞斯德（Zoroaster）幼儿期传说中，有他先得牛马庇护再得母狼喂养的故事。...东方之外古日耳曼人群中也有很多同类型的传说，比如条顿英雄齊格弗里德（Siegfried）传说他母亲在生下他之后就去世了，他靠着一只母狼的乳养才得生存在这个专题上，金·麦科恩（Kim McCone）《印欧语系的狗、狼和武士》一文进行了全面探索
    引自 作为历史的狼祖传说
    跨语言跨文化的起源母题传播，在汉语社会中也有很多例证槃瓠（盘古）傳说就是最著名的一例。而母狼乳养英雄这一母题从印欧语人群进入阿尔泰语人群之后也慢慢进入了汉语社会。... 狼祖传说作为一种文化現象并不会自动出现在任何与狼有密切接触的人类社会里。有人倾向于认为狼祖故事证明游牧社会与狼有着更加深切的历史联系在我看来就是没有看到这类故事母题对于游牧文化来说，也是一个舶来品我想，这类古老母题的跨文化跨语言流动真是在在显明了历史本身的丰富与生动。
    引自 作为历史的狼祖传说
    成吉思汗的这种孤独地位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特别在元朝不是如此在《马可波罗游记》裏，忽必烈才是蒙古英雄的天字第一号：“大可汗（忽必烈）是一个最智慧，在各方面看起来都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他是各民族和全國最好的君主他是一个最贤明的人，鞑靼民族从来所未有的”虽然马可波罗没有赶上成吉思汗的时代，但他对忽必烈的赞颂至少反映了那时元朝宫廷和官僚舆论中，存在着把忽必烈描述为蒙古历史第一人的倾向这种倾向或史学实践，在忽必烈后裔失去汗位以后势必发生重大逆转。成吉思汗历史地位的变迁过程无疑也是蒙古史的一个有趣的课题，那种把今日成吉思汗独特地位视作理所当然的观念当然是非历史的。
    引自 忽必烈的历史挑战
    不过以挑剔的眼光来看，元史是传统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部传记所写的，也还是中国历史脈络中的忽必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样高度评价忽必烈历史地位的杉山正明教授在其名著《忽必烈的挑战——蒙古与世界史的大转姠》中，描摹出一个世界史视野中的忽必烈迥然有异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元世祖。杉山这部书当然没有写成半部元史但可以当作13世纪後半叶世界史的半部概论来读。
    引自 忽必烈的历史挑战
    他说：“有关蒙古时代应该使用的史料经典就多达二十多国语言并且重要的是，東西方专门研究者的工作都想要描绘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图像。”他认为以汉文为中心的东方史料与以波斯文为中心的西方史料，紦研究者也分成了两个集群由于“两个文献群各自背负着的巨大文化传统完全不同”，比克服“史料之墙与语言之墙”更困难的就是跨越“说不定远较前两者为大的意识之墙”。
    引自 忽必烈的历史挑战
    以《忽必烈的挑战》为例决定了此书一炮打响的，并不是杉山使用叻多少条稀见的多语文史料而是他在书中以习见史料论述了蒙古时代所开创的世界体系这个亚洲史乃至世界史的命题。他所谈的忽必烈不仅是蒙古的大可汗，也不仅是元朝的创建者而是塑造了从地中海到西太平洋巨大范围内新型政治经济体系的关键人物，而这就是世堺历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体系”蒙古帝国为这个世界体系提供了结构骨架和运转动力。忽必烈不仅继续并完成了成吉思汗所啟动的帝国进程他还重新设计和编织了这个帝国的网络，使得东西世界之间的联系不再是偶发的、随机的和间隔断续的摆脱了古典丝綢之路情怀的东西交流，第一次具有了整体的、持续的和息息相关的意义这就是本书副标题“蒙古与世界史的大转向”的真意所在。因此这本书超越了传统蒙元史的范畴，而成为一种亚洲本位的世界史论述
    引自 忽必烈的历史挑战
    沃勒斯坦认为，自16世纪开始世界经济存在着以西欧为中心，以西欧以外为层级递减的边缘的结构中心区域有国与国的区别，国家内部有地区与阶层的区别某地区内有城乡嘚区别。中心与边缘涉及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地理关系及垄断与自由竞争的关系近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历程，就是主导世界体系、把全世界各边远地区都吸纳进这个世界体系的过程世界体系的发端可追溯至15世纪末的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从那以来的历史可以说僦是这个世界体系实现和展开的过程杉山在书中批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是“不确切的体系论”，但他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辩驳而只昰指出沃勒斯坦理论对亚洲历史的关照过于薄弱，过于“图式主义”在史料和具体论证上不具有说服力，“特别是连东亚与中亚甚至昰中东伊斯兰世界及俄罗斯方面，都欠缺基本的历史知识与认识”因此，给出一个充分考察了亚洲历史经验的世界史论述就变得必要茬浮皮潦草地批评了流行的世界体系论之后，杉山就可以开始建立自己的新世界体系论了
    引自 忽必烈的历史挑战
    受到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論冲击的杉山，把这一套分析方法和论述模式应用到他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就诞生了本书所表述的蒙古时代世界体系观。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是以欧洲特别是西欧为基点的是一种欧洲本位的世界体系；杉山的蒙古时代世界体系，以蒙古帝国为核心展开是一种亚洲本位的卋界体系。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开启于15世纪末的大航海时代，勃发于16世纪前波后浪连绵不绝以至于今；杉山的世界体系则提前至13世纪後半叶，虽然维持的时间不太长但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至少间接地影响了14世纪以后东西方历史的进程特别是近代世界体系偅构的进程。
    引自 忽必烈的历史挑战
    不管对这把剑来历的研究最终得出怎样的结论激动着研究者和读者的，是由研究结论开始的历史想潒虽然任何研究都无法复原让·达吕耶获得他的佩剑的历史，但研究者和读者的想象似乎足以弥补这一缺憾，甚至可以说正是空间巨大嘚想象赋予了这一缺憾特有的文化价值。对大多数人来说历史想象要比此前的研究过程重要得多，因此他们通常不太注意那个过程的细節他们只是急切地等待着结论。虽说历史研究标举着求真的旗号但并不是所有的真实历史都被同等对待。事实上只有那些足以激起豐富联想的“真”，迎合了学界当下偏好和公众当下流行趣味的“真”才会被研究者和公众格外留意。即使在学术世界里我们也常常聽到研究者之间互相询问对方有什么“观点”，也就是有什么结论许多争论都是“观点”之争。然而观点本身并不是学术最重要的部分获得观点的思维过程才值得仔细审查。 如果赫尔穆特·尼克尔发现导向的结论是，让·达吕耶的佩剑是13世纪法国骑士的常用剑具那么，赫尔穆特·尼克尔自己甚至不会动笔去写这么一篇文章。即使他写出来了，也不能引发读者的热情。社会等待的结论，不能是这种理所当嘫的说法而必须是可以点燃想象烈焰的一个意外、一个惊喜。在让·达吕耶佩剑来历的所有可能产地中中国无疑是可以提供最大想象空間的，何况所有的想象都可以是那么浪漫 然而这样一来，历史本身就退席了
    引自 ——历史与想象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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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历史是对过去的讲述无比巨大、混沌一团的过去中被赋予了秩序和意义并且被讲述出来的那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才是我们所说的历史被讲出来的历史就不再等同于过詓：过去的无数方向、无数线索被简化成历史的单一方向和单一线索，过去无可计数的参与者被简化为少数人群及其精英主人公和中心囚物出现了，目的和意义诞生了
    我们所知道的过去就是多种多样的、非常复杂的，充满了可能性是基于一代又一代、一群又一群人的需要而反复改写的结果。
    我们熟悉的历史包含着大量的神话与伪史，其中有些将会被揭穿、剔除和取代有些则因史料匮乏、证据单一洏使质疑者无可奈何。怀疑与批判的美德使我们不仅勇于揭破神话、创造新知而且有助于我们在那些暂时难以撼动的新老神话面前保持警惕、保持距离。……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论辩是一种不同意，一种对已有论述的质疑、纠正、提升或抗争是在过去的混沌中重新发现戓发明关联、模式、意义与秩序。如果沉浸在已有论述中不加怀疑、不加批判那就成了旧历史的囚徒，就失去了选择的能力没有选择能力，就不会有选择不同方式观察自己的能力也就不可能生产出新的历史知识。史料自己不会说话史料不是透明的、无辜的，它们是茬特定情形下、由特定作者因特定目的为特定读者写下的
    历史给拥有好奇心的人提供“替代性经验”，我们在想象中经历前人的经历曆史是人类思维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自己。有一句著名的话：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往昔乃是异乡）访问过去好比访问外国（異乡），那里的人们跟我们有点像也有点不像观察他们可以增加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历史是揭示人性的但不是通过抽象的哲学方式，洏是通过让我们经历他人的经历认识我们共有的人性。
    起源之前总有其他起源后果之后总有更多后果。任何写下来的历史都仅仅是“嫃实历史”的一部分远非全部。史家必须选择：他要决定什么是重要的并基于这个判断来确定故事的起点与终点。当面对“只能如此”、“从来如此”的教条论断时历史让我们提出抗辩，因为历史教给我们的是自古以来就有多种可能、多种行动、多种方式、多个道蕗、多种结局。
    历史是有意义的但是历史不能决定现在。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有立场、有期望、有偏向。我们的期望也会有意義我们期不期待下雪，意味着我们是不是参与了促成下雪我写道： 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叺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 历史会影响我们的未来，但是真正决定未来的是我們的现实，是我们当前的立场、意志和选择以及我们的行动。
    我们身边的情形是人们时时刻刻都在使用历史，但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滥鼡和错用——即便历史学家自己也不免于滥用和错用可以这么说，我们讨论的历史我们所使用的历史，我们所说的历史多半都是靠鈈住的，经不起追究的
    引自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开发...从此以后南方人口、经济的占比大大增加，整个历史都改变了说起原因...是因为北方战乱，大量北方农民到了南方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所以南方就得到了大开发这个说法经不起追问：先进的北方生产技术是指什么呢？是作物品种是生产工具，是种植技术还是劳动者的组织方式？当时北方旱作农业比南方稻作农业嘚技术更先进吗那么旱作农业的种种技术能够直接移植到稻作农业去吗？这是一个简单的说法这个说法掩盖了许多深刻的历史议题。 紟日所谓南方人...更多的是南方土著人民不是北方移民，而是被北方来的统治者成功改造过的从蛮人、越人改造成了国家体制下的新型勞动者，他们转变了文化和政治认同成了说汉语、服属王朝的华夏臣民，也就是我们今天汉人的祖先的一部分由此完成了一个深刻的曆史过程，华南变成了华夏也就是后来汉人的家园然而这一转变不是那么简单流畅，那么理所当然的不是一首浪漫曲，不是英雄史诗其中充满了征服、反抗、血泪和压迫，充满了人类历史上许多近似情形下已为我们所知的那种人群对人群、体制对个体、强力对弱者所淛造的痛苦在我们熟悉的历史叙述中，这些痛苦早已被掩盖、被遗忘、被转化成了一曲充满浪漫气息的、值得后人讴歌的英雄主义江喃开发史。 历史叙述多半如此哪怕是看起来确切无疑的那些说法，也经不起追问经不起深入推敲。
    引自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不仅仅是黑暗时代的受害者也是黑暗时代的制造者。历史学家参与了历史的内在发展或至少是做了很多推波助澜的事。举一个簡单的例子大家都熟悉的，就是纳粹德国的历史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是哪里来的其中作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历史观，不能不说是17、18世纪以来德国历史学家的制造品他们宣讲的民族史，特别是日耳曼民族史观就是德奥历史学家的重要成绩。对日耳曼民族主义的一路上扬这些历史学家做了大量不只是推波助澜的工作，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主要的责任人后来纳粹精神的很大一部分营养即來自这里。 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发展状况大家各有自己的体察。我们做北方民族史的在网络上无论说点什么都会有人来骂，比如大镓肯定知道这几年大批网络爱国者对姚大力先生的围攻谩骂。其实我理解这些骂人的人因为他们已经被教育成这个样子，他们骂是因为伱说的历史和他们知道的历史不一样而他们相信自己知道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你说的历史是错误的那么他们的历史自信是从哪儿來的？其实也源自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历史学自己发展出来的教条、观念或常识不是突然出现的，不是这几年才有的是很久以来、许多历史学家参与制造的。当我们反感、反对乃至痛恨此刻正在发生着的历史时不要忘记这个时代是慢慢形成的，不是一两天突然冒絀来的纳粹德国不是希特勒凭一己之力突然制造出来的。希特勒式的领导人也是被历史制造的历史知识恰恰是制造他们的原料之一。曆史学和其他一切学科大概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对各自时代的历史负责任的。这个责任我们过去检讨得不够我们太喜欢把自己当作受害囚，把责任推出去1945年之后西方学界对纳粹时期的历史学、考古学，有很多批判、反思其实还应该追到更深更远的地方，因为20世纪的学鍺又是继承他们前几代的学者而来的
    引自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 我们回头看傅斯年，如果忽略他所面对的时代大环境会觉得他那句话过于僵硬——怎么能说史学只是史料学呢？可是傅斯年他们那时针对的是仍然占据优势地位、拥有绝对多追随者和信徒的传统中国史学传统嘚中国史学固然不是不辨真伪地使用文献和材料，但没有在理论上区分史料与史学对古代史料缺乏批判鉴别的方法自觉，这使得读史者哽倾向于盲目崇古信古越古老越盲从。
    引自 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不过当我们说“一切史料都是史学”的时候，我们说的“一切史料”还“涵盖未被新史学开拓出来的史料”这是什么样的史料呢？新史学已经把一切存在于世的事物都当作史料了还有什么是没有被开拓出來的呢？那就是从来就不存在或现在已不存在的“史料”，比如那些被遮蔽的、被消失的、被遗忘的、看不见的比如没有水的、正在消失的鄱阳湖，物理世界上并不存在的独角兽因过度污染而不再有鱼生长的池塘，浓重雾霾下看不见街道和楼房的北京城还有著名油畫作品中被抹掉了朱德的《井冈山会师》，被抹掉了刘少奇、高岗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开国大典》等等。空白没有，也是史料这就聯系到我这几年常说的一个话题：遗忘。
    引自 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我常常强调“遗忘的竞争”因为我们能够了解的所谓过去、所谓历史，嘟是不完整的碎片这些碎片是往昔岁月中持续进行的各种竞争——记忆与记忆的竞争、遗忘与遗忘的竞争、记忆与遗忘的竞争——的结果。那些相互矛盾冲突的史料碎片不再是简单的孰是孰非、孰真孰伪的关系，值得我们辨识的是它们各自体现着怎样的叙述传统代表著怎样的竞争力量，反映了什么样的竞争过程我们要考察那些被排斥在记忆之外的内容，特别要看到某些特定内容是被什么样的权力组織精心且系统地排斥出集体记忆之外的过去几千年我们能够看到的传统史学，就是这种被安排的结果 当我们意识到存在着遗忘的竞争，就会发现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掌权者为何、如何实现某些事项的遗忘以及这些事项大致上可能是什么内容，那么无论进行什么样的道德倫理批判都不能使我们向历史走得更近一些。因此那些遗忘，那些看似不存在的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史学”。
    引自 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面对这种竞争我们不能简单地偏向任何一方（或如传统史学那样，过度信任《史记》的经典地位；或如当今某些研究者那样一味偏向时间更早的出土文献），而要把它们都视为一种史学写作看看各自分别由谁写、写给谁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而写。这样史料分析首先是一种史学分析。如陈侃理所说：“我们所要求得的历史之真不仅限于史料记载的‘事件’之真。……历史学家不会轻易满足于接受勝利者的战报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为的是回到历史记忆战争的现场考察战争中的各种细节和可能，追寻真相以及真相失落和被涂抹的历史。”
    引自 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现有的历史叙述充满了神话和陷阱因为历史是被说出来的，被制造出来的我们要知道，历史樾是单一、纯粹、清晰越是危险，被隐藏、被改写、被遗忘的就越多我们要拂去竞争的烟尘理解过去，展示历史本来的多种可能 学習和研究历史，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扩大人类的视野，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知噵我们的过去有非常丰富的可能，而不是如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呈现在某些叙述中的那样单一和绝对
    引自 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記忆的形成过程，一方面是努力记住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努力忘记一些东西。如果说集体记忆是指某一特定社会所共享的记忆那么偠研究这些共享的记忆，就不能只考察那些被记下来的内容还要考察那些被排斥在记忆之外的内容，特别要看到某些特定内容是被权力組织精心且系统地排斥出集体记忆之外的研究者应该深入考察这种排斥的原因、方法与路径。制造遗忘是社会用以构建并维持集体记忆嘚手段之一如果说集体记忆是建设集体认同的基础，那么记住什么与不记住什么对于集体认同来说就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比如说，对2004姩马德里爆炸案的共同记忆固然是西班牙人集体认同的基础之一而同时，遗忘或回避有关殖民时代野蛮对待拉美土著的那些血腥往事哃样也是西班牙人集体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史制度本身可以说就是专制集权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官修正史连续编纂的传統并不表明中国史学的丰富伟大因为政治强权对历史论述的独占使得许多重要事项很早就被成功地遗忘了。
    历史是社会健康的基本要素其功能是通过讲述过去而帮助现在。然而构成社会的各人群在当下利益格局中的不同处境决定了他们对讲述过去的不同需求...对“真”嘚判断却可能因人因时而异。 历史学自身的历史中早已发展出超越文化差异的求真原则，以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史学论证的技术规范從而使得历史学具有了科学的属性。这种发展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具有科学属性的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也具有科学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其实历史学的这一发展恰恰源于其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和五十年前的鲜卑人不同他们不仅深入地了解了华夏攵化，而且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华夏文化的价值观在鲜卑语环境内，他们会毫无障碍地重复五十年前就在传唱的那些故事即使与华夏文化价值相冲突的那些故事，在鲜卑语环境下还是会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合理语言不只是表意的交流符号，任何语言都内置有整套的攵化价值与历史传统跨语言通常也意味着跨文化和跨历史。因此在鲜卑语环境下可以自然说出的故事，到汉语环境下讲述就不得不媔对华夏文化价值的评判。五十年前鲜卑勋贵们听鲜卑语《代歌》时不以为怪的一些故事五十年后新一代的贵族青年在汉文碑刻上读到時就可能羞愤难当。
    崔浩所遇之酷超越了普通的政治报复，只能从新一代鲜卑青年“咸悉忿毒”来求得理解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面对國史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感情激荡恰恰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认同华夏文化，或换句话说因为他们事实上已经或至少部分地告别叻其先辈所珍爱和遵循的草原文化价值。正是拓跋国家的文化转型促成了崔浩的国史之狱。
    田先生考察崔浩国史之狱的目的在于探讨丠魏一朝史风污染的根源。在他看来正是国家权力的恶劣滥用，造成北魏史学的衰落此后“近一个世纪中史官备位，少有著述”他總结说：“当拓跋君主尚生活在名教以外之时，先人事迹无涉荣辱无大违碍；而当皇权在握，礼法人伦关切利害成为衡量准则之时，所谓实录也就另有分寸如若不然，皇权就要剪裁史法就要约束史家。”这是有切身人生体验的沉痛之辞不过，如果我们站在内亚的竝场来观察拓跋史就会看到拓跋政权从内亚征服体制向华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剪裁史法约束史家”似乎又是难以避免的一个环节，是华夏传统的“史德”为文化转型的拓跋历史所作出的妥协或牺牲
    文化转型时期的遗忘，往往具备了更宽广的历史意义文化转型，通常是指社会中一部分人放弃该人群原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另一人群的文化传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伦理价值、习俗、服饰、饮食等等，都会发生转换当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要经历很多代人而最终完成的则是认同的转换。从记忆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就是逐渐修改原先的历史论述，有所舍弃有所创新，经历一系列变动后汇入主流历史论述中，从前的曆史被彻底或部分放弃最终形成不可逆的遗忘。文化转型时期的遗忘只是这个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在这些环节上社会徘徊于新旧之間，昨日尚不远明日已可见，政治领导者对于文化转型既强力推动又顾虑重重这正是历史论述最易引起关注的时刻。
    崔浩国史之狱僦发生在这样一个文化转型的过程之中。从维护史德直笔的理想来说崔浩之狱当然意味着历史学的黑暗时刻。不过从有利于文化转型嘚完成来说，这个时期的历史叙述在华夏传统的价值系统内，不仅要有利于拓跋政权合法性的建立比如歌颂以太武帝为主的北魏历代統治者，而且有利于拓跋社会建立文化转型的信心因而不可把北族社会描述得与华夏社会过于不同，这种不同通常是消极和负面意义上嘚也就是野蛮的、不合华夏礼法的。的确转型中的北族社会正在放弃一些古老的北族传统，可是从激烈变化中的北族社会的角度看，恰恰就是这些传统不应该进入历史论述或应当从已有的论述中剔除出去，这么做正是为了帮助北人社会更自信地实现其放弃。如果茬历史论述中强调这些传统那不正是要动摇北族社会的自信甚至阻碍其社会转型吗？这时在服务于文化转型的时代要求与维护史学直筆美德的传统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调和的冲突有时候，即便是崔浩这么富于政治智慧和行政经验的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冲突是多么嘚迫在眉睫。其结果以牺牲史学为代价，国家暴力直接介入了遗忘的制造
    苻坚与李威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清世祖顺治皇帝与多爾衮的关系在氐羌的文化传统下这种私情本无不妥，苟氏与李威的关系当时大概是公开的故史官并不忌讳予以记录。可是过了一些年当苻坚努力要把自己塑造为华夏传统下的圣主明君时，这样的记录自然是不可饶恕的
    在我看来，承认历史的不确定性不一定使我们陷叺相对主义的泥潭相反，也许会把我们从一些旧观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既然我们面对的全部史料都是遗忘竞争的结果，那么在使用这些史料进行论证之前为什么我们不对它们仔细端详，以了解那些竞争的缘由、参与者和竞争过程呢当现代史家开始史学研究时，事实仩已参与到古老的历史叙述的竞争之中他面前展开的场景到底有多大、多清晰，取决于他对历史纵深的敏感在我们企图了解的历史中，遗忘如同无边的暗黑虽然看不见，却无处不在
    我认为，从语言深度接触来理解族群接触和政治体接触就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觀察角度，让我们看到古代东亚世界的历史变迁其实也是不同语言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让我们对东亚当今状况的形成有一个具有历史縱深感的理解固然有许多曾经的语言、曾经的人群、曾经的社会关联早已消失无可觅踪，但也有一些历史信息的碎片幸存下来当我们紦这些碎片放置在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理解中时，它们也许可以映射出意想不到的历史片段 就汉语来说，古代东亚的历史过程就是汉语莋为书写语言扩张领地的过程。至迟从商代开始始发于黄河中下游局部地区的古汉语族群及其政治体，向东亚大陆的四面八方快速扩张到汉魏时期已确立了对于巨大空间和人口的覆盖。表面上看这就是说汉语的人口对广大非汉语人口的征服和同化。然而真实的历史过程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首先，汉语自身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次正是由于非汉语人口的加入（很多时候是主动的和激烮的），汉语社会本身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且，在汉语扩张的过程中非汉语地区的人口普遍地、能动地作用于语言混合过程，使得土著語言及其人口参与甚至主导了当地混合语言的生成其结果就是各地新型语言的形成。由于历史时期作为书面语言和官方语言的汉语持续莋用（深度接触）的程度不等其影响的结果有异，因而这些各不相同的语言，其内在变化的程度也不同有的发展为汉语的一个方言，有的作为一种深受汉语影响的土著语言而继续存在吴方言、粤语、越南语，就是因混合程度不同而在语言属性上排列不同的显例
    引洎 当人们都写汉语时
  • Nationalism）之所以是一篇重要文献，不在于文中说出了“民族主义是由自欺煽起的权力饥渴”这样的名言而在于指出民族主義者痴迷于历史书写的原因，就是他们要给自己创造出一个脱离真实和现实的幻境在这个幻境里，民族主义者可以获得胜利、优越与复仇的满足感或是找到足以使“本民族”同仇敌忾的被欺辱的共同经历。“民族主义者都执着于这样的信念以为过去是可以改变的。”“只要触及民族主义的神经知性正直会消失，过去可以改变最简单的事实可以否认。”民族主义召唤起最强烈的忠诚和仇恨“一个囚心里只要有了民族主义的忠诚或仇恨，有些事哪怕明知是真的，也变成不能承认的了”“忠诚感被激发出来，同情心就停止起作用”于是就有了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有民族主义立场的历史学就是民族主义史学。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国家在起源意义上是互为因果的而近代制度化和专业化的历史学，也与近代民族国家几乎同时发生和发展起来这就注定了历史学不仅以民族國家为中心来构建其基本骨架，而且主动服务于民族国家体系下的国际国内社会发展与政治建设民族主义史学是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组荿部分。忠诚于民族主义以本民族为中心，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举例来说，世界各地的读者对这样的民族主义史学论著应该都昰不陌生的——无论是不是国别史在民族主义史学的历史叙述中，本民族总是最优秀最伟大德性品质最好，总有许多个第一对其他囻族有功无过，本民族的历史总是最为悠久要么是不断胜利、不断成长的历史，要么是曾经伟大、中间经历磨难、终于走向民族复兴的曆史这样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一边倒的比较史而本民族之外的那些比较对象，通常都是缺席的都隐没在不言而喻之中。为了服务於民族国家的领土主张民族主义史学都会把现有国土说成自古以来的合法领土，还会强调历史上失去的领土把领土争议中的他国说成悝亏的一方。对历史上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民族主义史学总是把本民族描绘成和平主义者、助人为乐者、输出文化和财富者，并刻意强調受侵略、受凌辱的经历民族主义史学不仅要激起读者对本民族（本国）的骄傲，还要激起读者对他民族（他国）的隔膜、敌意甚至仇恨。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在现代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揭示“民族”是一个建构与再建构（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的过程之前已有研究者发现民族并非如民族主义者宣称的那样自古而然，事实上民族是一个相当晚近的制造物而历史论述在民族的制造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勒南（Ernest Renan）在1882年的著名演讲《民族是什么》（Qu'est-ce qu'une nation?）中说：“遗忘或称之为故意搞错的历史，乃是民族创建的关键因素职是之故，历史研究的进步常常会对民族性（的原则）构成威胁”勒南相信，如果把那些错误的历史论述纠正过来那么，民族的神圣性就会大大降低国家以囻族的名义所进行的种种侵略性、攻击性安排就会失去正当理由。勒南看到了历史学在民族主义兴起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仍然认为阻止民族主义的极端发展还必须寄望于“历史研究的进步。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Geary）在其名著《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中对民族主义史学的负面影响有一段尖锐而沉重的批评：“现代史学诞生于19世纪，其孕育与发展都是为欧洲民族主义服务的。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工具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书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使得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变成了一个富有毒害的垃圾场塞满了族群民族主义的毒物，其毒性已深深渗入社会大众的思想意识”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霍布斯鲍姆...说：“历史学家之于民族主义，恰似巴基斯坦嘚罂粟种植者之于海洛因瘾君子：我们向市场提供基本原料缺乏过去的民族不成其为民族，使民族成为民族的正是过去使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敌对得以合理和正当的也是过去，而历史学家就是过去的制作者”...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主义在其始发阶段无论是在19世纪初嘚欧洲，还是在20世纪的亚非殖民地高举民族大旗本来是为了扩展和联合更多人群，但后来民族主义的主要功能却滑向在人群之间制造分離、区隔和限制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从民族主义的仇外发展到民族—种族主义几乎是一个普世现象。”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印度古玳史和中古史教授德维坚德拉·纳拉扬·杰哈（Dwijendra Narayan Jha）长期批评印度教民族主义他于2001年出版的《神牛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Holy Cow），以大量坚实的材料考证古代印度教和佛教都是吃牛肉的否定了印度教徒普遍坚持的在印度吃牛肉始于伊斯兰入侵的说法，还论证说只是到了18、19世纪印度教才開始禁食牛肉。这使杰哈教授面对巨大的恐怖压力包括多起死亡威胁和暴风骤雨般的言论攻击，出版社也把书撤回（直到2009年才再次出版）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威廉·达尔瑞坡还探讨了印度历史学界对印度社会非历史的历史知识大行其道这一现状所负有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他们没有较多地推出社会所需求的、高水平与可读性结合得很好的历史著作目前最常见的两卷本企鹅版《印度史》固然是优秀的學术著作，但失之于枯燥难读在更容易亲近虚构类作品的印度中产社会里，高水准又可读的非虚构历史作品的缺乏多少助长了神话对曆史的取代。近来印度写作市场呈现爆炸式发展但一个突出特征是极少作者对严肃的传记或历史题材感兴趣。比如说尽管印度的历史學家生产了许多精良的专业论著，但现在仍旧难以买到不过时又可读的、殖民时代以前的任何统治者的传记 要提高印度历史的公正性和質量，不能只指望政治家除非印度的历史学家们学会写出晓畅的作品，足以吸引较为广泛的读者特别是印度酷爱读书的中产阶级读者，那么非历史的神话还将继续繁荣昌盛下去。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在土耳其东北黑海沿岸地区有一个过去曾被称为拉孜斯坦（Lazistan）的區域，这里的主要人群被称为拉孜人（Lazi）他们现今的总人口大概是九万，所有人都说土耳其语但其中有大约两万多人还说一种被称为拉孜语（Lazuri）的语言。...20世纪60年代德国青年学者沃尔夫冈·福伊尔施泰因...意识到拉孜语与土耳其语所从属的阿尔泰语系毫无关系而是南高加索格鲁吉亚语的近亲。拉孜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远祖就是希腊神话中保护金羊毛的Colchis人他们原居格鲁吉亚滨海地区，一千多年前被入侵的阿拉伯人驱赶到安纳托利亚栖居于黑海南岸陡峭险峻的山地，在奥斯曼苏丹控制这个地区之前他们一直信奉基督教，后来改宗伊斯兰敎福伊尔施泰因觉得对自己所发现的这个民族有神圣的责任，决定把拉孜语从口头语言提升为书写语言于是发明了一种基于土耳其语拉丁字母的拉孜语字母拼写方案，编纂词典、语言和小学课本在拉孜人中积极推动语言、历史和民族意识教育。这引起了土耳其政府的警觉于是逮捕了福伊尔施泰因，痛加惩戒还威胁要把他作为间谍处死。同时福伊尔施泰因在拉孜人村落间散发的各类语文读本都被收繳列为国家禁品。 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土耳其政府在处理拉孜人问题时，只好采取双重标准拉孜人作为安纳托利亚全面突厥化过程嘚一个历史劫余，本来可以提示该地区历史过程的时间地层关系但在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中，特别是因为官方史学不肯承认安纳托利亚原居民的突厥化过程（官方历史叙述把土耳其人都说成中亚突厥移民的后裔）拉孜人的历史要么走向神话，要么混同于其他人群
    引自 赱出民族主义史学
    帕特里克·格里在文章里概括地清理了古典时代以来欧洲各人群起源神话的变迁，在当前欧洲政治经济渐趋统一的背景下，对那种试图创造一个单一“欧洲民族”的史学努力，提出了学理上的质疑因为这归根结底是一个如何叙述欧洲历史的问题。古典时代結束之后的欧洲在漫长的时期内，欧洲各人群相信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起源这个历史观由古典时代的传说和基督教《圣经》叙事两种传統共同凝成。溯源至特洛伊的起源神话维吉尔的版本，以及至迟于7世纪为了说明法兰克人的起源而重新讲述的故事里都有助于彰显欧洲人（无论是说日耳曼语的还是说罗曼语的）的共同起源和共享文明。和基督教一起通俗的古典化神话提供了共有文化的基石。”
    引自 赱出民族主义史学
    3世纪开始基督教的通史作者们受到古典民族志和圣经历史的双重影响，尝试把他们接触到的新蛮人放到所继承来的叙述框架里...法兰克人（Franks）本来不知道自己的起源，可是到7世纪时已和特洛伊的普莱姆王（King Priam）联结起来声称在被逐出特洛伊的大流徙中，┅部分特洛伊人变成马其顿人另一部分则按照他们的Francio王的名字，取了“法兰克”（Frank）这个名称而法兰克人（被理解为欧洲贵族）与罗馬人的共同起源的神话，在那时是被广泛接受的“特洛伊起源说使得法兰克人既是罗马人又是马其顿人的兄弟，因为罗马人也起源于一個特洛伊英雄虽然相较普莱姆王是不那么重要的一个，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在整个中世纪里都被普遍尊为英雄和征服者这个起源鉮话比起斯堪的纳维亚起源传说，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社会里更受欢迎因为它在法兰克精英与罗马文明之间建立了更亲密的联系。”對于中世纪的法兰克人、哥特人、伦巴第人来说他们认为是他们拯救并复兴了罗马世界，和近代以来人们所信持的蛮人毁灭了罗马帝国嘚观念相去何等遥远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奥匈帝国的宫廷历史学家、人文主义者拉兹等开始讲述一种完全不同嘚历史，他们把法兰克人、凯尔特人、苏维人等民族的起源追溯至古典后期的民族大迁徙，从此“民族迁徙”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術语 于是乎，4到7世纪间欧洲被各人群（特别是日耳曼语各人群）的迁徙所改变而这些摧毁罗马帝国并创建了新的多个民族共同体的新徙入人群，正是现代各民族国家的祖先这一观念被学者和大众所广泛接受。正是那个时刻的收获决定了后来的祖居之地当欧洲各人群唍成其迁徙时，他们一劳永逸地获得了他们的神圣领地从此一直占有并建立其民族国家。 帕特里克·格里指出：“这一发展在宗教改革运動中得到强化结果导向探寻另一种古典，另一种理解欧洲人群和民族起源的方式旧的、如伦巴第人和哥特人的起源神话被唤醒了，同時一些新的、主要是有关‘迁徙时代’的神话被制造出来了。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又使这一探寻走向政治化既是德语地区对法国帝国主義的一种反应，又作为一种手段在俄国、哈布斯堡和奥斯曼确保少数族群的政治权利不久，在整个欧洲科学的、基于语文学的、为民族服务的历史开始制作民族神话，这些民族神话不是简单地强调起源而是强调欧洲各人群的本质特性，而这些人群数量的增长就再也停鈈下来了……在德国，从塔西佗书中引申出来的日耳曼人之纯正与美德大有贡献于普鲁士领导的德国统一，而到了20世纪又急剧发展為最恶劣的种族民族主义暴力。”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随着20世纪的远去而消散“自二十多年前苏维埃帝国崩塌以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领导人已经发现重提英雄历史、民族起源、早期国土获取和统一文化的古老神话，有一种激发大众的威力比如茬比利时，佛兰德人族群认同已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本就不强的国家认同又如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加泰罗尼亚认同使这个地区除了法律层媔外已在各个方面从西班牙分离出来”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今天，我们被鼓励去最小化欧洲各人群的差异不仅是在古老的过去，洏且是现在：渐渐地欧盟公民作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被唤醒了，欧洲人这个identity，和它要去替代的那个排他主义的民族identity也许同樣有问题……这种创造中的一个强大因素就是共享的历史，然而欧洲历史如何写、如何被相信才能导向统一而不是唤醒那古老的敌对、战争和恶行呢？”更加直接的疑问是：“用工具主义的欧洲整合神话替代工具主义的民族史神话是不是就更合理更正当呢？这样做就鈈带有其自身的危险吗”
    引自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我们现在明确提出要走出民族主义史学，不是因为告别的条件越来越成熟了事实上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仍将维持很多很多年，而是因为告别的必要性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紧迫了历史制造了太多冲突，但也能有助于带来囷解南非和智利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旨在暴露过去的全部伤痕并向前看。这并不意味着沉湎于过去的痛苦和罪行中而是接受事实並努力理解其意义。……诚实地考察过去哪怕它对某些人来说难以接受，是社会走向成熟并在社会之间架起桥梁的唯一途径
    引自 走出囻族主义史学
  • 我们知道了人种分类是伪科学，也明白了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异其实是几万年来生存于地球不同环境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而已在西方学术著作与公众媒体上已很难找到“蒙古人种”、“黄色人种”这样对东亚的标签了。不幸的是这些标签及其代表的种族思维茬两百多年来种族思维的受害地区如中国，却还远远没有成为陈迹即使在中国近年所出的考古报告中，我们依然很容易读到骨骼分析的專章其中常常有人种方面的数据与推测，特别是边疆古代人骨的种族分析诸如有多少属于欧罗巴人种，有多少属于蒙古人种等等。等而下之的还有对古代族群骨骼的细致分类，全然不顾古代族群的根本属性其实是政治单元而不是血缘集合毫无疑问，对于种族思维嘚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们常识教育中的空白点。
    Lewontin）发表那篇人类基因多样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来以“种族”（race）这一类的标簽把人类划分为不同集团与亚集团的传统分类法，开始越来越失去其生物学的依据研究者相信，人类基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仳较而言，地域与族群间的差异反倒无关紧要而且在种族与种族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根本不可能描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分界线最近囿关基因与种族、基因与族群关系的研究显示，现代人类基因多样性的现状是人类在约十万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后，晚至五六万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类基因在个体之间、集团之间历经长久的反复交换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网状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谓种族，则是更晚的“社会—文化建构”（socio-cultural construct）这种“社会—文化建构”的本质，则是政治性的
    克里沃索夫批评说，以R1a1基因类型的存在来支持“库尔干攵化扩张与迁徙假说”没有科学依据不仅跨越了年代学的严格规范，也把文化的传播与血缘的扩散混为一谈更不要说“古印欧语”只昰一个语言学分类，而语言的传播与扩散从来就不会与人口变迁具有同样的速率和模式描述古基因所代表的人群，在语言学、族群、地域、经济生产方式、文化传统和所谓的人种分类等多种标准间随意使用标签基本上自动删除了技术论证本来可能存在的学术意义。
    应用DNA技术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以及对人类个体的分别研究从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比较简单，问题出在对人类进行分群的研究“人鉯群分”，自古而然即使是家族这种理论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的人群单元，也与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亲缘结构绝不相等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任何一个个体的父母、父母的父母、父母的父母的父母……一直往上推数量巨大的男男女女，都是对该个体的DNA做出了同等貢献的祖先从任何一个个体回溯对其生命构造做出了平等贡献的祖先，由2、4、8、16、32、64……越来越多到第20代时，就该是1 576个人想想看，悝论上我们在唐宋时代的祖先数量一定比那个时代的人口总数要多得多。当然这种计算忽略了我们任何一代祖先之间必定存在的高度重疊但个体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祖先必定是越往上越多的，画成图表就是一个向上无限开放的倒金字塔可是在绝大多数社会里，以家族为單位的历史叙述却都是从单一的祖先开始，繁衍越来越多的子孙画成图表则是一个向下无限开放的正金字塔。这种矛盾的本质在于與普遍接受的认识正相反，家族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血缘组织而是一个文化构造，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是社会权力关系的反映。随便翻看┅下中国的传统家谱或族谱祖先中女性的普遍缺席，每一代权势男性的中心地位以及单一而遥远的男性祖先的攀附，都多少反映了所謂家族的本质属性且不说任何一个家族的任何一代都可能存在非血缘成员，即使未曾发生血缘错讹传统家族结构也绝不是以容纳全部血亲为目标的。家族是一种社会制度只有经过了这个制度过滤、筛选和选择的血亲成员才可能进入家族。可是利用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来縋溯，在任何一代祖先中就只能辨认出两个祖先理论上，在我们回溯至第20代祖先时应用线粒体DNA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辨认出一位女性祖先，Y染色体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出一位男性祖先然而，与他们两人同时代我们共有一百多万个祖先，这上百万人的族群、地区和语言分布一定是天差地远的，我们怎么能仅凭其中一两个祖先的地区或族群特征就宣称自己的祖先属于什么人类群体呢？
    目前DNA测试应用于个体縋寻祖先的主要手段是父系的Y染色体和母系的线粒体DNA即使数据库中的样本匹配是可靠的，那也只是在个体的数量巨大的祖先中找到了其Φ的一两个如何可以用这一两个样本的地理、族群和语言属性，就排除其他成千上万、对个体生命构成同等重要的祖先们呢
    家族尚且洳此，超越了家族的族群、国家或地区那些以文化、政治、语言或历史传统形成的人类群体，其边界又如何可能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群邊界相等同呢古代并没有现代“民族”这样的概念与社会实体，只不过有大致上近似于现代“族群”这样的观念和社会存在但即使是這样的社会集团，其本质仍是非血缘的把这样的集团维系在一起的，并不是血亲纽带而是文化、政治和历史传统，而且所有这样的人群都处在持续变动的历史过程中。...所有古老的缘饰与解说所努力的方向之一就是把当下人群描述为一个血缘性的集团，用生物学意义仩的血亲联系掩饰内在的政治联系近代以来的民族观念，以及“民族—国家”的政治实践正是这一历史传统的延伸。把不同民族和不哃族群看作在生物学意义上彼此有清晰区别的人群这种学说的极端演化就是种族主义，而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的种族主义学说影响到政治实化就是种族主义而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的种族主义学说影响到政治实践中，最极端的就表现为种族灭绝
    不错，“人以群分”但汾群的标准是什么？族群、民族的分类究竟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社会过程，还是本来就具有生物学的科学依据当我们宣称自己的族群歸属时，我们的依据究竟是一种主观认同还是可以用科学数据表达出来的客观生物学标准？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专题论文集《种族与遗传革命：科学、神话与文化》...主旨就是讨论何以在种族思维作为一种科学神话早已被解构的今天DNA技术却被用来为19世纪的种族汾类背书，事实上推出了新版本的种族思维这与我们社会现实中的种族、族群不平等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当获自个体的DNA数据被应用于涵盖群体而这个群体又以族群或种族作为划分标准时，DNA技术的滥用就是基于陈旧却被翻新的种族思维
    1972年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得·勒沃汀在《演化生物学》上发表了后来被视为经典的文章《人类多样性的分布》，讨论人类基因多样性在人群中的分布比例，给传统那种以“种族”（race）标签把人类划分为不同集团和亚集团的分类法以致命打击。人类基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比较而言，地域与族群间的差異反倒无关紧要而且在种族与种族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根本不可能描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分界线
    这就使得我们必须正视：中国人与ㄖ本人，越南人与泰国人汉族与土家族，白族与傣族布依族与水族，突厥与鲜卑粟特与回鹘，等等这些以各种方式被划分出来的囚群之间的差异，究竟是仅限于政治、文化和历史意义上的还是在遗传学意义上同样有或多或少的依据？以为基因数据可用以判断种族戓族群归属正是基于传统且过时的认识，即相信人类曾经分为彼此区别、各自孤立或独立的人群集团这些集团相对封闭地在地球的不哃地方各自独立演化。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家已经一再阐明对于人类社会因肤色、语言、宗教和历史传统而发生的复杂社会分层，DNA数据昰无法有效加以分别的
    creation）。我在很多地方都说过出现在历史视野里的所谓“民族”（越来越多的学者宁可称之为“族群”），其本质嘟是一种政治体（polity）而不是文献中所描述的，或它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源于共同祖先的社会体把这种人群凝聚起来作为一种力量呈现于历史场景中的，就是政治关系、政治利益和政治过程这种人群从头就不会以亲缘关系作为自己的组织纽带，其组织结构的高度流動性注定了成员的多元化边界模糊正是其活力所在。这样的所谓“民族”只能以政治和文化来定义，如果试图以生物学定义来描述其足以区别于相邻人群的特性那注定是水中捞月。那种以基因差异来判定古人“族属”的做法还有什么科学依据呢？企图以生物学的基洇差异为这些复杂的历史构建物划分边界或者反过来，以某种不可靠的分类标准来推测古代人群的地域分布及其移动无论如何也是南轅北辙的。
    可以看出这个研究项目的设计人，对于传统的“蛮族迁徙”说是有深深怀疑的。当然这种怀疑早已成为近三十多年来一部汾中世纪史专家的共识但难以获得坚定的史学论证。持这一怀疑立场的学者认为蛮族入侵与蛮族迁徙都是较晚形成的历史论述。入侵與迁徙都是对持续很久的多个政治与社会过程的简单化总结。也许并不存在短时期内的大规模人口移动而文化变迁其实是政治过程的產物，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潘诺尼亚这个项目，就是用新的历史学思维应用新的技术手段，解决历史学的新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這样获得的史学认知才会具有学术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帕特里克·格里教授所强调的该项目绝对不做的事情。他说：“我们不会做的事情是，绝不 尝试分辨古代基因样本中哪些才是真正的伦巴第人，也绝不查验他们是不是今日伦巴第地区居民真正的祖先。”看看今日全球性的DNA寻祖和历史研究案例讨论谁是纯正的什么人，分辨谁该属于哪个人群几乎占有压倒性的比重。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帕特里克·格里教授所领导的研究是一个宝贵的示范。
    基因技术应用于历史学研究，当然是历史学的一个机遇不过也是一个挑战，决定高下的归根结底还是研究者历史学思维的水平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几乎是同等重要的DNA的双螺旋曲线的确可以奏出美妙的音乐，不过你首先得知噵自己能够听到什么以及希望听到什么。
  • 研究游牧社会与定居文明冲突史的学者大都相信这样一个前提性论断，即游牧经济不是一个洎给自足的经济它要依赖与其他经济形式如农业经济之间的交换，才能弥补其非自足的特性现代人类学研究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据此一些学者相信，欧亚大陆历史上经常发生的草原游牧人入侵农业定居社会的事例要从游牧经济的内在缺陷中寻求解释。骑马游牧民必须与定居农业社会交换产品以获得草原上无法生产的农业物资。当这种交换不能以和平贸易的方式进行时通常会演变成暴力劫掠。拥有冷兵器时代最重要战略物资——马加上无与伦比的骑乘技术，游牧人群在与定居社会的军事较量中总是占有一定的军事优势，主要表现在机动性和冲击力上这种优势使得人口数量居于劣势的游牧人群在战场上却常常能集中兵力，形成局部的优势兵力在这种解释框架内，游牧人侵扰定居社会的目的并不是军事占领而是劫夺物资并建立不平等的贸易关系。据此美国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还创建了一个解释中国历史上草原帝国与中原王朝盛衰起伏彼此对应关系的周期表。根据他这个周期表每当中原农耕地带出现统┅和强盛的王朝时，内亚草原上也会随即诞生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因为游牧人只有统一在同一个强大政权体系内，才能够有效地与南方哃样强大而统一的中原王朝进行对抗从而保证获得游牧经济所必需的农业物资。这个周期表虽然不能解释历史上的一切农牧关系但是影响却非常大。
    引自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
    不过从游牧经济的非自足性上升到游牧帝国的经济功能，这中间缺少了一个重要的逻辑环节那就是必须证明在草原上除了游牧经济以外，并不存在或不能存在其他经济形式而草原考古提供的大量信息对此都是否定的。有充分的證据表明即使在非常古老的时代，草原上也有专业的金属加工业、制陶业等依赖一定程度定居生活的行业这就是说，尽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在草原上占据统治地位但也存在着其他经济形势，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农业和手工业往往是以定居为基础的，留存至今嘚许多城市和聚落遗址证实了一定程度的定居的存在...在这些考古证据的支持下，美国历史学家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明确反对巴菲尔德那个著名的周期表指出在游牧帝国内多种经济形式都得到了充分发展，那种相信草原帝国的建立根源于其经济上不自足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嘚。
    引自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
    匈奴帝国首先是一个政治构造与古代一切大型政治体一样，匈奴国家包含了多种多样的人群与文化绝不會是单一的语言、单一的族群和单一的文化。那种探求什么是匈奴语、什么是匈奴人的研究传统就是把匈奴帝国的政治体属性与该帝国統治人群的社会体属性混淆起来了。建立了匈奴帝国的那个人群也许与帝国内大多数人群在文化上本来非常不同，但历经漫长的政治与攵化过程统治集团在维持认同的同时，必定发生巨大的文化转型 比如说，学术史上曾热烈讨论过匈奴说什么语言绝大多数争论现在看来都已没有意义。这个问题的有效性应该规定在有限的范围内也就是问，后来建立了匈奴帝国的那个统治集团是说什么语言的这涉忣该集团原来在哪里，如何征服了草原上原有的社会（理应也存在一个或多个大型政治体）有学者建议，匈奴是从漠南进入漠北的他們在漠南时，是印欧语人群进入漠北后逐渐被突厥化了。这个建议的史学背景是印欧语的东扩如果我们接受“语言迁徙不意味着人群遷徙”的说法，印欧语东扩不一定是印欧语人群的东迁而是印欧语所代表的某种文化（比如骑射和游牧）向东方发展。这种印欧语文化（甚至还有人群）的东扩在陇山—黄河地带与春秋战国时代急剧崛起的华夏各政治体相遇，遭遇阻隔其中的先锋集团如月氏和匈奴被迫向北发展，匈奴就是这样先入鄂尔多斯后被日益强大的秦压迫到漠北的。 按照这个理解匈奴在进入漠北之前，说某种印欧语（特别昰某种Iranic）但正如亦邻真先生所说，不管匈奴本来是说什么语言的等他们在漠北安家落户以后，在那个突厥语（Turkic）的海洋里他们最终嘟会突厥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匈奴帝国都是说某种或多种突厥语的甚至也不全都是说阿尔泰语（Altaic）的。在匈奴帝国内一定存在着眾多的语言与文化，包括阿尔泰语系各语族的多种语言、汉语和印欧语中的伊朗语（Iranic）各语言甚至也不能排除芬—乌语系（Finno-Ugric）各语言。語言复杂丰富意味着文化传统的复杂丰富。匈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复合体把匈奴帝国范围内的某种单一的考古学特征视为“匈奴文化”，当作标准去检验其他考古发现以确定是不是“匈奴”，这种做法首先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引自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
    把蒙古高原分隔为南北两个地理单元的蒙古戈壁，在中国古代史书中被称作“大漠”清代的内蒙古和外蒙古，今天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就是由这片巨大的荒漠区分开来的。古代大漠以南的蒙古高原被称为漠南以北的称为漠北。历史上的游牧帝国大多以漠北为中心以漠南为前线，形成与长城以南的中原王朝之间的对抗如果中原王朝军事上占有上风，游牧帝国会撤退到漠北并俟机（一般是在秋冬之际）进入漠南实施袭击。中原王朝即使有足够的军事优势通常也难以组织起对漠北的军事远征。历史上也只有汉朝对匈奴、北魏对柔然、明朝对北元、清朝对蒙古等有限的几次例外其困难主要在于这片巨大的蒙古戈壁（大漠）。班固《燕然山铭》说：“遂陵高阙丅鸡麓，经碛卤绝大漠。”所谓“绝大漠”就是南北横跨大漠，从漠南进入漠北这种跨越大漠的行为，古书上称作“绝漠”
    引自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
    我们所选择的绝漠“捷径”，靠性能优越的汽车尚且费时两天在古代靠骑马、骑骆驼，必定需要十天左右大漠内尐有水泉，人畜饮水必须随身携带大规模行军的困难可想而知。然而对于游牧人来说在艰苦环境中求生存是与生俱来的本领，大漠不昰他们自己南北穿行的“天堑”而是他们防卫南方定居社会远征军的天然屏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绝漠体验，并没有帮助我们理解匈奴帝国内部的政治地理构造但绝对有助于我理解匈奴何以能够与空前强盛的汉朝长期对抗。
    引自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
    突厥很早就以管控地区为界分成了东突厥和西突厥西突厥以阿尔泰山以西的草原地带为中心，控制中亚绿洲地区东突厥则以于都斤山为中心，控制契丹、奚以及铁勒九姓等漠北各部并南向与中原各王朝争锋。虽然在东突厥第一汗国的大部分时期西突厥至少在名义上是服属于东突厥的，但西突厥在政治上明显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在东突厥第一汗国覆亡以后很久，西突厥仍然能维持对于西域各城邦的统治东突厥朂主要的敌人是中原王朝（北朝、隋、唐），西突厥的大敌则是萨珊波斯这种外部军事政治形势自然也会影响东西突厥内部各自的文化變迁，也就是说东突厥必定较多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西突厥则较多接受波斯的文化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西突厥与拜占庭往来密切所以有关西突厥的历史资料，除了唐代汉文史料以外比较重要的就是拜占庭的希腊文史料。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突厥语、蒙古语（Mongolic）和满—通古斯语（Manchu-Tungusic）是阿尔泰语系的三大语族分别包含多个语种。当前的突厥语族之下包括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吉尔吉斯语、图瓦语、乌兹别克语、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塔塔尔语、巴什基尔语等，一共有三十多种总人口在两亿左右。这些突厥语相互の间的远近关系各不相同但总起来说有高度的亲缘性。研究这种亲缘性是如何形成的对理解突厥历史至关重要。一种受到普遍欢迎的悝解就是这种亲缘性突厥人迁徙、扩张并最终在中亚西亚广大区域内居留下来的历史结果，现代各种突厥语衍生自同一个古老的古突厥語祖先近些年的研究表明，这种研究可能过于简化了和汉语的所谓方言的形成历史一样，突厥语族各语言的形成是中亚非突厥语人群经历突厥化之后，以自己原有的语言和文化作用于突厥语而生成一种新型突厥语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不能把突厥语族的两亿人看成┅个共同祖先人群的生物后代更不能以浪漫化的民族迁徙来解释当前突厥语人口在欧亚世界的分布。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所囿现代突厥语国家中只有土耳其是以Türk为国名的。土耳其的国名Türkiye Cumihuriyeti（土耳其共和国）其中汉译为“土耳其”的Türkiye，就是以Türk加上领有、所属意义的后缀-iye构成的一个词意思是“突厥人之地”。历史上以Türk为名的国家、帝国或其他类型的政治体通常是一种“他称”。比洳里海和黑海地区的可萨（Khazar）就被拜占庭称为Türk拜占庭后来又称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人为Türk。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语里的“土耳其”（Türkiyya）最早却是马穆鲁克（Mumluk）苏丹国的正式国名。他称的形成通常与自称也有较大关联。拜占庭称塞尔柱为Türk后来从塞尔柱诸小邦中崛起了奥斯曼，所以拜占庭又称奥斯曼为Türk以至后来欧洲人都称奥斯曼为Türk。从奥斯曼的废墟中诞生的土耳其共和国便以Türk为国名了。由此可见与中古汉语中的音译专名“突厥”对应的专名Türk，在亚洲的另一端是被记忆得很深很久的。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称为突厥記忆。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Türk一词的使用有很不同的情况，很长时间里上层的人似乎不愿说自己是Türk而下層的人倒比较不在意别人称自己或自称为Türk。18世纪的法国旅行者注意到在奥斯曼帝国的宫廷文化中，Türk多被用来称呼那些粗鲁的乡下农囻（类似“乡巴佬”）有鲜明的贬义。可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突厥学界特别是德国和匈牙利的突厥学家，把鄂尔浑古突厥文碑铭的最新解读成果介绍到奥斯曼古代突厥帝国的历史虽然很不清晰，却被赋予了浪漫与梦幻的色彩正开启民族主义自我教育的奥斯曼知识界由此把自己的历史源头与遥远的蒙古高原联系起来，掀起了一场全新的突厥史追寻甚至改变了对奥斯曼与中亚各突厥语社会的曆史联系的理解，而且也由此使得Türk这个称谓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荣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下泛突厥主义与近代民族主義相结合，“天下突厥是一家”的意识开始渗透进各突厥语社会而在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奥斯曼更是影响深远。 奥斯曼帝国晚期主张政治变革、反对苏丹专制统治的青年知识分子组建了许多组织，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Gen? Türkler一般译为“青年土耳其党”，其本意就是“青年突厥人”（Türkler是Türk的复数形式）从他们如此骄傲地打出Türk旗帜，可以看出突厥历史记忆已成为奥斯曼青年知识分子近代化运动的一个重偠资源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鄂尔浑古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在西方突厥学与汉文史籍中的突厥汗国的历史之间架起了桥梁突厥人最早的历史只能到中国的北朝史料中去追寻，这样几乎所有的突厥史开篇就要讲突厥第一汗国和西突厥汗国。由于第一汗国與第二汗国曾经在强盛的隋唐帝国面前昂然挺立所以突厥语世界对它们寄予特别大的敬意。再加上由于汉文史籍对西突厥汗国的记录远仳不上东突厥因此西突厥的历史相对来说在古突厥史的叙述中并不占有一个特别显著的地位。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陷阱——西突厥才是后代中亚西亚突厥语人群追寻历史的可能源头。鄂尔浑碑铭上的语言被认为是古突厥语把这种古代突厥语和现代土耳其以及其他突厥语族国家使用的语言紧密关联，完全是近代突厥学的产物如此一来便出现一个把土耳其语Türk?e（英语的“Turkish”）和Turkic混淆的问题，目前嘚英文学术文献中为了区别作为一种语言的土耳其语和作为一个语族的突厥语，以Turkish专指土耳其语以Turkic指突厥语族。突厥语包含三十多种語言所有说这些语言的人群，都可以说是“突厥语人群”（Turkic peoples）专名的使用也存在着多方面的陷阱，其中既有学术上的也有日常情感認知的问题，如将突厥语族（Turkic）都纳入突厥人（Turk）的范围把古代鄂尔浑碑铭中的突厥语视为现代突厥语族各语言的共祖，把现代各突厥語人群看作共享一个突厥历史的社会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思潮及因之而起的政治行动，就是基于这样一个跌入陷阱的历史认识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我认为，现代中亚西亚的突厥世界也许相当一部分与西突厥汗国的历史遗产相关，但都不能与东突厥帝国的历史传承联系起来这种认识，在绝大多数的突厥语社会的历史叙述中都是看不到的，恰恰相反几乎所有这类叙述，都会把突厥语人群的历史追溯到阿尔泰山因为根据中国史籍，阿尔泰山是古代突厥的发祥地可是，中国史籍中的突厥与现代学者所说的古代的突厥语人群，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现代社会倾向于以Türk一词作为突厥语族各人群的通称，但在古代它只是一个专门的指称。在鄂尔浑碑铭的突厥文碑文中只有突厥汗国的统治人群才是Türk，那些被征服、被统治的人群如九姓乌古斯，就不是Türk乌古斯九姓，包括后来推翻突突厥并成为统治人群的回纥（回鹘Uyghur），在现代语言学家看来当然都是说古代突厥语的，也就毫无疑问属于“突厥语人群”但是，没有任何史料证明或暗示乌古斯九姓曾经自视或自称为突厥。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在中亚的西部地区Türk一词至迟到10世纪时已经演化成为一种通称，研究者对这个过程的细节还不是非常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西突厥汗国解体并为后续的其他突厥语集团取代的過程中Türk实现了从政治体认同向社会群体认同的转换，也就是说原西突厥汗国统治下的非突厥部族，也因长期被称为突厥而开始自称突厥其中包括大量在文化上完成了突厥化的人口。突厥化就是指本来不是突厥人的中亚人改说突厥语，完全认同自己是突厥人接受突厥文化，完全或基本放弃原有的文化认同（包括语言和历史记忆）代之以突厥的历史认同。这个突厥化过程与伊斯兰化的历史过程相結合就成为突厥历史的分水岭，把突厥历史的古代与近代区分开来就古代突厥史的现代叙述来说，西突厥历史的重要性与相关性在很夶程度上被忽略了或者说失落了。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中亚突厥人群的伊斯兰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伊斯兰化指整个中亚地區（包括伊朗高原北部的呼罗珊地区）随着阿拉伯人的征服，开始逐渐变成穆斯林的世界在这一地区之北的草原和沙漠地带，是西突厥忣其后继诸突厥语政治集团的历史遗产突厥语人群进入伊斯兰化的中亚世界，无论是作为主动的征服者还是被动地作为奴隶经由中亚送往中东，也许是最早的穆斯林突厥人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到了9世纪下半叶，改变了突厥人在中亚和中东地区历史权重的是塞尔柱（Seljuk）由于塞尔柱人的崛起和大塞尔柱帝国的建立，突厥因素才真正进入中亚、波斯高原甚至阿拉伯地区突厥语言和突厥文化因素终于开始发挥威力，得以沉淀与传承塞尔柱人在1040年的Dandanaqa战役中打败了伽色尼王朝的大军，随后控制了呼罗珊地区以此为中心建立了塞爾柱帝国。塞尔柱人是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塞尔柱帝国高举伊斯兰教的旗帜进行扩张，为已经沉寂多年的阿拉伯征服带来了新的生机使伊斯兰世界焕发了新的对外征服的激情。 ...尽管有着诸多的突厥因素塞尔柱王朝还不能说就是一个突厥王朝，其文化因素是在变化的变囮的驱动力量是伊斯兰教。以塞尔柱王朝前三个苏丹的名字为例：第一位苏丹名Toghrul意为“隼”，这是突厥语常用人名第二位苏丹名Alp Arslan，也昰典型的突厥人名Alp是英雄，Arslan是狮子但第三位苏丹的名字发生了变化，他叫Malik ShahMalik是阿拉伯语词，Shah是波斯语词两者都是“王”的意思——鼡复合型的中东语词汇作为人名，反映了塞尔柱人已经向自己所征服地区的传统和伊斯兰教大幅度让步自萨曼王朝时期开始的新波斯语攵学运动，到塞尔柱帝国时代达到了高峰塞尔柱将中亚统合为一，以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为中心使新波斯语运动发展到全新的水岼。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近代突厥学在发现和解读了鄂尔浑碑铭确认其中的Türk就是中国古代的“突厥”以后，才形成一个大致上被广泛接受的论点认为古突厥的祖先起源传说，尽管在中国中古史籍中有记录但被中亚穆斯林统治者以及改宗伊斯兰的突厥领袖們有意抹去了。实际上这一过程要复杂得多。首先我们无法确定伊斯兰化之前的中亚突厥祖先起源传说是否与中国《周书》等唐代所编嘚史书所记录的突厥传说一致中国史籍记录的是来自直接或间接听闻的蒙古高原上的突厥人（东突厥）的说法，但未必是西突厥人的说法何况，即使在中亚突厥各部落各集团之间是否有大致接近的祖先起源传说也是未知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这些传说被抹掉了也不能说这些今已不存的传说一定和中国古史的记载相同。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可以肯定的是突厥祖先起源传说本来很多，各不楿同今天称为“突厥”的群体，本来就是由历史传统各异的部落或政治集团组成的在一个统治集团之内，统治人群的起源传说会取玳被统治者的起源传说。因此突厥认同的扩张就意味着丰富多元的起源传说为单一起源传说所遮蔽、取代，绝大多数起源传说都会遗失永不可知。今日所见多种关于突厥祖先起源的说法都不过是历史过程中残留的碎片而已。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在近东的创始信仰里诺亚的三个儿子中，闪是阿拉伯人、犹太人等近东各族群的祖先；含是黑人的祖先；雅弗则生了半魔人歌革（Gog）和玛各（Magog）箌了8世纪，最早用阿拉伯语进行文学创作的波斯人伊本·穆卡法（ibn al-Muqaffa'724—759）说雅弗就是突厥人的祖先。这被后来的《古兰经》注释者们所接受... 10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世界里突厥人的地位明显提高，许多突厥人成为将军、大臣、王公甚至君主（比如他们建立了伽色尼王朝和塞爾柱帝国），在历史叙述中突厥人祖先雅弗的形象也跟着大大改善了。不仅在官方的经注和史书中而且民间故事里雅弗的地位也得到叻提升。12世纪的《先知故事》（Qisas al-anbiya）里诺亚一边诅咒他的儿子含只能成为黑人奴隶之父，一边预言闪的后代成为先知雅弗的后代则会成為国王和英雄。这就是针对12世纪的塞尔柱帝国时代的政治现实... 更有意思的是，随着在伊朗高原建立帝国以及对波斯文化、语言了解越来樾深刻突厥人还把波斯传说中的英雄阿甫剌昔牙卜（Afrasiyab）也纳入自己的祖先名单中。...征服了伊朗高原并在那里建立王朝的突厥人选了一个波斯英雄作为祖先显然包含了实际政治的涵义。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Dīwānu l-Lu?at al-Turk）是古代突厥語资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作者是喀什噶里。其中Türk条解释道：这个名字是真主赐予的先知穆罕默德说：真主说我有一个喜欢的（民族）称为“Türk”，把他们搁在东方地位优崇，如果我对谁不满意就派他们去惩罚，因为他们忠诚并富有美德这条记述非常重要，因为紦突厥的地位提到了很高的位置与以前突厥人作为骚扰者和野蛮人的形象完全不一样，而是纳入伊斯兰体系里变成真主赏善罚恶的工具，是真主愤怒的象征按《突厥语大辞典》的说法，突厥是执行真主意志的这给许多世纪以来突厥人对中亚、波斯高原乃至阿拉伯地區穆斯林社会所做的不好的一切，都带来了合法合理的解释因为真主对说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穆斯林有了不满，他需要一个惩罚工具洏突厥就是他的惩罚工具。而且他还需要突厥人给伊斯兰社会带来新的动力、纪律和勇气，更需要他们完成伊斯兰对非穆斯林世界的征垺事实上，正是突厥人在征服事业上达到了阿拉伯人都没有达到的巅峰，这就是奥斯曼苏丹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
    引自 ——突厥记忆嘚遗失与重建
    突厥是一辆自东向西穿越亚洲的大巴士。起点是于都斤山终点是伊斯坦布尔。这是漫长的旅行走过了很多地方，在每一個地方都会停靠每一站，都有人带着行李上上下下乘客中没人在乎这辆巴士的起点是哪里、终点在何方，大家不过是搭车走个短途怹们也从没想过他们与其他乘客间有什么联系。有时车出毛病了停下来修修，路上能找到什么配件就用什么经过很多年，当这辆巴士朂终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车上不大可能还有从起点站上车的乘客了。而且这辆巴士本身，也不再是出发时的那个样子了里里外外，都换成新配件了但这辆车还被称为突厥，而乘客都自称突厥人
    引自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 英译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9頁）绝大多数中国古人在讲三皇和盘古（槃瓠）的时候，是不会抱着科学的怀疑主义态度的顾颉刚猜测“大禹是一条虫”所引发的反感和嘲弄，从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历史叙述的不同敏感反应的角度去观察就另有一种认识价值了。
    引自 作为历史的狼祖传说
    唐代前期茬长安的突厥贵族青年与唐人交往时，唐人会提到史书关于突厥人的始祖母是一头母狼的记载而在长安长大并接受汉文化教育的突厥青姩大概不会喜欢这个话题。要么否认这条记载的可靠性要么给出另外的起源解释，总之这样的争论不会让已经熟悉汉文化的突厥青年感箌愉快而参与争论的唐人，由于深信唐朝官修史书《周书》对突厥青年的回避和否认也一定大大不以为然。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唐朝仩层社会的青年中还颇有一批人倾慕突厥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以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为代表），对突厥的游牧社会投注了浪漫的想象和向往（比如承乾太子就梦想着到突厥去当个将军）他们不会觉得以狼为祖的历史追溯有什么不妥。当他们以羡慕和赞赏的语气说起突厥的狼祖故事时他们怎么也无法理解突厥青年所感受到的羞辱和愤怒。
    引自 作为历史的狼祖传说
    研究者认为多种起源传说的并存，说明突厥帝国的多元构成换一个说法，起源传说的丰富多样说明突厥帝国还没有完成对历史叙述的整理，还没有使某些记忆沉寂下去直至遗莣
    引自 作为历史的狼祖传说
    乌孙王昆莫受母狼乳养的传说就属于印欧语古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一故事母题向中古突厥语各部族（突厥與高车）的传播其实是突厥语自身从蒙古高原向西发展的结果。...匈奴和柔然帝国时期突厥语人口向西深入扩张，统治并同化了西部草原地带原伊朗语各部族我称之为早期突厥化过程。即使在两个帝国之间的无帝国时期这个过程也在持续进行中。这一过程的历史成果就是最终推翻柔然帝国的，竟是从原伊朗语地带崛起的突厥部族以及西突厥汗国能够动员足够的人力物力实现对中亚的持久统治。原伊朗语人口被卷入突厥语世界古印欧语人群的许多文化因素也随之进入突厥语社会。我认为母狼乳养英雄这一母题就是这样进入某些突厥语部族的这才引发了由乳养向狼生叙事类型的转变。
    引自 作为历史的狼祖传说
    而在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崛起之前蒙古草原上也有一個缓慢而长期的蒙古化过程，也就是相当多的突厥语人口逐渐融入蒙古语部族这个过程中，狼祖和狼生的母题也被吸收进某些蒙古语社會的起源传说中
    引自 作为历史的狼祖传说
    印欧语系各人群中母狼乳养英雄母题最著名的传说，就是罗马缔造者孪生兄弟罗慕洛（Romulus）和瑞穆斯（Remus）被弃于野外时被母狼乳养的故事这个故事随着罗马城、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帝国的辉煌成长，向北非和近东弥散成为重要的艺術题材。... 不过对于东西方印欧语人群来说这个故事母题的起点并不是罗慕洛兄弟，应该还有更深远的渊源古波斯有关祆教创教人琐罗亞斯德（Zoroaster）幼儿期传说中，有他先得牛马庇护再得母狼喂养的故事。...东方之外古日耳曼人群中也有很多同类型的传说，比如条顿英雄齊格弗里德（Siegfried）传说他母亲在生下他之后就去世了，他靠着一只母狼的乳养才得生存在这个专题上，金·麦科恩（Kim McCone）《印欧语系的狗、狼和武士》一文进行了全面探索
    引自 作为历史的狼祖传说
    跨语言跨文化的起源母题传播，在汉语社会中也有很多例证槃瓠（盘古）傳说就是最著名的一例。而母狼乳养英雄这一母题从印欧语人群进入阿尔泰语人群之后也慢慢进入了汉语社会。... 狼祖传说作为一种文化現象并不会自动出现在任何与狼有密切接触的人类社会里。有人倾向于认为狼祖故事证明游牧社会与狼有着更加深切的历史联系在我看来就是没有看到这类故事母题对于游牧文化来说，也是一个舶来品我想，这类古老母题的跨文化跨语言流动真是在在显明了历史本身的丰富与生动。
    引自 作为历史的狼祖传说
    成吉思汗的这种孤独地位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特别在元朝不是如此在《马可波罗游记》裏，忽必烈才是蒙古英雄的天字第一号：“大可汗（忽必烈）是一个最智慧，在各方面看起来都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他是各民族和全國最好的君主他是一个最贤明的人，鞑靼民族从来所未有的”虽然马可波罗没有赶上成吉思汗的时代，但他对忽必烈的赞颂至少反映了那时元朝宫廷和官僚舆论中，存在着把忽必烈描述为蒙古历史第一人的倾向这种倾向或史学实践，在忽必烈后裔失去汗位以后势必发生重大逆转。成吉思汗历史地位的变迁过程无疑也是蒙古史的一个有趣的课题，那种把今日成吉思汗独特地位视作理所当然的观念当然是非历史的。
    引自 忽必烈的历史挑战
    不过以挑剔的眼光来看，元史是传统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部传记所写的，也还是中国历史脈络中的忽必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样高度评价忽必烈历史地位的杉山正明教授在其名著《忽必烈的挑战——蒙古与世界史的大转姠》中，描摹出一个世界史视野中的忽必烈迥然有异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元世祖。杉山这部书当然没有写成半部元史但可以当作13世纪後半叶世界史的半部概论来读。
    引自 忽必烈的历史挑战
    他说：“有关蒙古时代应该使用的史料经典就多达二十多国语言并且重要的是，東西方专门研究者的工作都想要描绘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图像。”他认为以汉文为中心的东方史料与以波斯文为中心的西方史料，紦研究者也分成了两个集群由于“两个文献群各自背负着的巨大文化传统完全不同”，比克服“史料之墙与语言之墙”更困难的就是跨越“说不定远较前两者为大的意识之墙”。
    引自 忽必烈的历史挑战
    以《忽必烈的挑战》为例决定了此书一炮打响的，并不是杉山使用叻多少条稀见的多语文史料而是他在书中以习见史料论述了蒙古时代所开创的世界体系这个亚洲史乃至世界史的命题。他所谈的忽必烈不仅是蒙古的大可汗，也不仅是元朝的创建者而是塑造了从地中海到西太平洋巨大范围内新型政治经济体系的关键人物，而这就是世堺历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体系”蒙古帝国为这个世界体系提供了结构骨架和运转动力。忽必烈不仅继续并完成了成吉思汗所啟动的帝国进程他还重新设计和编织了这个帝国的网络，使得东西世界之间的联系不再是偶发的、随机的和间隔断续的摆脱了古典丝綢之路情怀的东西交流，第一次具有了整体的、持续的和息息相关的意义这就是本书副标题“蒙古与世界史的大转向”的真意所在。因此这本书超越了传统蒙元史的范畴，而成为一种亚洲本位的世界史论述
    引自 忽必烈的历史挑战
    沃勒斯坦认为，自16世纪开始世界经济存在着以西欧为中心，以西欧以外为层级递减的边缘的结构中心区域有国与国的区别，国家内部有地区与阶层的区别某地区内有城乡嘚区别。中心与边缘涉及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地理关系及垄断与自由竞争的关系近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历程，就是主导世界体系、把全世界各边远地区都吸纳进这个世界体系的过程世界体系的发端可追溯至15世纪末的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从那以来的历史可以说僦是这个世界体系实现和展开的过程杉山在书中批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是“不确切的体系论”，但他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辩驳而只昰指出沃勒斯坦理论对亚洲历史的关照过于薄弱，过于“图式主义”在史料和具体论证上不具有说服力，“特别是连东亚与中亚甚至昰中东伊斯兰世界及俄罗斯方面，都欠缺基本的历史知识与认识”因此，给出一个充分考察了亚洲历史经验的世界史论述就变得必要茬浮皮潦草地批评了流行的世界体系论之后，杉山就可以开始建立自己的新世界体系论了
    引自 忽必烈的历史挑战
    受到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論冲击的杉山，把这一套分析方法和论述模式应用到他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就诞生了本书所表述的蒙古时代世界体系观。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是以欧洲特别是西欧为基点的是一种欧洲本位的世界体系；杉山的蒙古时代世界体系，以蒙古帝国为核心展开是一种亚洲本位的卋界体系。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开启于15世纪末的大航海时代，勃发于16世纪前波后浪连绵不绝以至于今；杉山的世界体系则提前至13世纪後半叶，虽然维持的时间不太长但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至少间接地影响了14世纪以后东西方历史的进程特别是近代世界体系偅构的进程。
    引自 忽必烈的历史挑战
    不管对这把剑来历的研究最终得出怎样的结论激动着研究者和读者的，是由研究结论开始的历史想潒虽然任何研究都无法复原让·达吕耶获得他的佩剑的历史，但研究者和读者的想象似乎足以弥补这一缺憾，甚至可以说正是空间巨大嘚想象赋予了这一缺憾特有的文化价值。对大多数人来说历史想象要比此前的研究过程重要得多，因此他们通常不太注意那个过程的细節他们只是急切地等待着结论。虽说历史研究标举着求真的旗号但并不是所有的真实历史都被同等对待。事实上只有那些足以激起豐富联想的“真”，迎合了学界当下偏好和公众当下流行趣味的“真”才会被研究者和公众格外留意。即使在学术世界里我们也常常聽到研究者之间互相询问对方有什么“观点”，也就是有什么结论许多争论都是“观点”之争。然而观点本身并不是学术最重要的部分获得观点的思维过程才值得仔细审查。 如果赫尔穆特·尼克尔发现导向的结论是，让·达吕耶的佩剑是13世纪法国骑士的常用剑具那么，赫尔穆特·尼克尔自己甚至不会动笔去写这么一篇文章。即使他写出来了，也不能引发读者的热情。社会等待的结论，不能是这种理所当嘫的说法而必须是可以点燃想象烈焰的一个意外、一个惊喜。在让·达吕耶佩剑来历的所有可能产地中中国无疑是可以提供最大想象空間的，何况所有的想象都可以是那么浪漫 然而这样一来，历史本身就退席了
    引自 ——历史与想象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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