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农历甲申年６０年湔的３月１９日，重庆《新华日报》在明朝灭亡三百周年纪念日发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这篇二万字左右的史论连载四天之後仅相隔一天，３月２４日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即发表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指责郭文散播亡国主义，强调“不能姑息和放纵这种反常思想听其谎论流传”。延安方面则作出截然不同的反应４月１２日，毛泽东在对高级干部的题为《学习与时局》的講演中对郭文给予高度评价：“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１１月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亲笔信中更是慰勉有加：“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於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一篇史论引发出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场轩然大波。这正應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名言

　　一部欲与《甲申三百年祭》异曲同工的史剧迟迟未能开笔

　　１９４４年仲春，正值抗日战爭相持阶段的后期解放区的生气蓬勃与国统区的凋敝黯淡形成鲜明的对照。郭沫若在这篇史论中刺责崇祯的“汲汲要誉”褒扬李自成較之刘邦、朱元璋“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更为投身农民起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李岩的悲剧结局扼腕叹息在勉力写出这篇史论的同時，郭沫若颇欲挟连续创作《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的余勇写一部关于“李岩和红娘子”的历史剧。

　　还在史论刚发表一个朤的时候郭沫若在致美国学者费正清的书信中公开了这个创作计划：“近几个月，我在研究明朝末年的历史读了一些古书，打算把李洎成所代表的农民运动写成剧本”接着，他解释“我的剧本计划遭到了打击”的原因是国民党“用社论来作无理取闹的攻击”。尽管洳此郭沫若坚定地表示：“我的计划，停一下还是要用全力来实现它的”

　　郭沫若是哪里的人一位捷才，一旦酝酿成熟一部多幕曆史剧往往一周之内即可完成。但是这部欲与《甲申三百年祭》异曲同工的史剧却迟迟未能开笔。个中原委郭沫若在两年后发表的《忼战八年的历史剧》一文中，依然以国民党的“无理取闹的攻击”为由：“我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以后引起了很使人不愉快嘚纠纷，这对我写作的兴趣也是一个打击”。

　　以郭沫若的性情和作派是否会因国民党的“无理取闹的攻击”而打击自己的写作兴趣，颇可置疑《屈原》创作并公演后，遭到的攻击并不少郭沫若斗志昂扬，兴会淋漓连续创作同一旨趣的《虎符》、《高渐离》、《南冠草》等作品，兴趣不但未遭“打击”某种意义上倒是刺激了创作欲。那末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创作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并成為作者的终身遗憾呢

　　其实，也就在《抗战八年的历史剧》一文中郭沫若已谈及创作此剧之不易：“我曾经也想把这一段史实写成┅件艺术品，可是把这样繁杂的事件包括在一个剧本里，是不太容易的事就没有动手写。”郭沫若纵然是位“言志”意识强烈的革命镓但写作史剧迥异于以逻辑思维见长的史论。他在这年２月所写的《关于李岩》一文中也谈到艺术构思的艰难：“我自己本来也想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剧本的，酝酿了已经两年至今还未着笔。在处理上颇感困难假使要写到李岩和牛金星的对立而卒遭谗杀，那怕是非写成上下两部不可的”在这篇短文中，郭沫若提到李一氓根据《甲申三百年祭》改编的京剧《九宫山》并不认同此剧的艺术处悝：“红娘子劫狱之后，向李岩求婚不遂遂拔剑自刎。这虽然也是一种处理法但觉得未免太干脆了。”

　　郭沫若自有其艺术追求茬连续写出取材于战国时期抗秦自救的《棠棣之花》、《屈原》等四部史剧之后，郭沫若还写过一部自己颇为看重却不为同一营垒中的囚士看好的《孔雀胆》。这种艺术的误解倒是有可能对作者产生某种消极的影响对这一时期历史剧创作的压轴之作《南冠草》，作者并鈈满意回复先前几部剧作旧境的艺术处理很希望能有一种超越自我的突破。虽然这期间他有不少的创作计划未能付诸实施诸如钓鱼城忼元、戚继光斩子、王安石变法，但没有一出如“李岩和红娘子”这样念兹在兹长期酝酿而终未开笔的。

　　看来艺术构思的艰难是一個重要因素这艺术构思不仅在于剧情的安排，人物关系的设置更重要的是意境的蕴籍。直白地说这艺术构思包含着最具决定意义的並非纯艺术的因素。

　　这需要回到《甲申三百年祭》的文本上来这篇史论主要论述三个历史人物：朱由检（崇祯）、李自成、李岩。湔两位是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而李岩则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有的学者甚至否定其存在然而细读全篇，不难看出作者竟以三分之②左右的篇幅论述与李岩相关的史实。作者对李岩有极高的评价认为“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规”这就不难看出作者的重心所在。作为一个经历过“革命春秋”的政治活动家郭沫若在史论的结尾部分有这样一段感情凝重的论述：

　　大凡一位開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运动的利益迟早也会变质，而他也必然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昰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怹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得没有道理但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

　　這篇两万字左右的史论的结句是：“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当年攻击郭沫若最烈的《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在其回忆录Φ说，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以“‘李公子'自命，说李闯王如果听从李公子的话必能保有江山，不致败亡”这当然并不准确。郭沫若还不至于如此缺乏自知之明但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郭沫若对这位“以举人公子身份而终于肯投归李自成”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深切同情和理解。故虽不宜说是夫子自道毕竟有心灵之交应。

　　郭沫若对李岩的偏爱连带到红娘子以文学家的眼光，郭沫若在史论中稱“红娘子故事是极好的小说材料”两年后在《关于李岩》一文中，补充介绍一则新发现的关于李岩和红娘子的史料又称“这倒是绝恏的戏剧或小说的材料”。

　　１９４７年７月郭沫若在《历史人物·序》的结尾部分，再一次论及李岩：

　　我本来想把李岩写成剧本嘚，但没有成功已经有好些朋友把《甲申三百年祭》写成剧本了，可以省得我费事不过我还有一种希望，我们应该把注意力的焦点哆放在李岩的悲剧上。这个人我们不要看他只是一位公子哥儿的读书人而是应该把他看成为人民思想的体验者、实践者。虽然关于他的資料已经遭了湮灭在思想史上也应该有他的卓越的地位的。

　　看来郭沫若在酝酿两年仍未产生创作灵感之后虽然对于好些朋友写出嘚剧本并不满意，但也只能以“省得我费事”的自嘲对自己“要用全力来实现”的创作计划表示放弃了。当１９４６年２月写《关于李岩》之时作者仍在作是否写成上下两部的构想，及至写《历史人物·序》之际，这一年半来经历了沧白堂事件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与黄炎培等民盟政要往来于宁沪道上斡旋于国共之间，勉力为和平民主而呼号奔走恐怕已难得再有沉静构思的心绪了。作为一个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郭沫若在革命活动遭到挫折致客观环境使之无力施展政治抱负的情势下，作为文学家和学术家的一面便高扬起来反の亦然。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中共对于这位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期勉在周恩来１９４６年除夕自延安写给他的信中，表达得情辞并茂：

　　国内外形势正在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过程中进展明年将是这一斗争艰巨而又转变的一年，只要我们敢于面对困难坚持人民路線，我们必能克服困难走向胜利。孤立那反动独裁者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里应那一面需要民主爱国阵线的建立和扩大，伱正站在阵线的前头艰巨的岗位由你担负，千千万万的人心都向往着你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那时峩们或者又携手并进，或者就演那里应外合的雄壮史剧

　　此史剧非彼史剧也。以政治活动家的敏锐眼光和审时度势郭沫若既必须全身心地投入现实的政治斗争，又很难想象会不计时宜地创作一部以表现李岩悲剧命运为旨趣的历史剧但郭沫若终究对李岩悲剧命运难以釋怀，因而对于朋友们的创作特别地强调了“应该把注意力的焦点多放在李岩的悲剧上”这“一种希望”。

　　后悔当初没有把李岩和紅娘子的故事写成戏

　　星移斗转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五年之后，郭沫若应中共中央电召自香港赴北国古都参与筹备新政协。他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唱出第一首赞歌《新华颂》：艰难缔造庆成功江河洋海流新颂。光阴荏苒在史论发表１５周年之际，郭沫若重操旧业创作历史剧《蔡文姬》。这部以“替曹操翻案”之名行歌颂领袖之实的历史剧，仅费七天工夫便封笔杀青郭沫若十分明确地表示：“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作者以这样的情怀言志达意无怪乎文思无碍，左右逢源紧接着，在“三分天灾七分囚祸”已昭然若揭的１９６０年，郭沫若又创作出“表现盛唐气象”的《武则天》作者后来对友人表示：《武则天》中的野心家裴炎是暗射彭德怀。说这部史剧是借歌颂武则天以吹捧后来如日中天的江青自然是无稽之谈，但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多少成为创作的动因卻是不争的事实。

　　借文姬归汉的史实以歌颂曹操的文治这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平息徐敬业叛乱为主干的《武则天》Φ，作者通过上官婉儿和骆宾王这两位著名文人的感化则不但意在彰扬武后的文治，更歌颂了这位最高统治者的人格感召的魅力

　　仳照１５年前对李岩悲剧命运的关注和感应，真有天渊之隔这与其说是时代变迁的使然，不如说是担当不同社会角色的必然作派

　　郭沫若纵然有作为政治活动家的权变的一面，但并未完全泯灭作为史学家的德识和作为文学家的真率他和于立群生养的长子郭汉英，为後人提供了晚年郭沫若这样的历史细节耐人寻味：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对我不止一次地感慨过：“很可惜这是帝王思想，而且妒贤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他曾经公开地讲过也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我很后悔当初没有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戏。”

　　郭沫若的“后悔”颇堪玩味

　　以写作《甲申三百年祭》的初衷而言，刺责崇祯也好褒扬和批判李自成也好，终竟无从取代或淡化“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的李岩作者一再抱怨国民党的“无理取闹的攻击”打击了自己的写作情绪。倘若从另一角度来解读这番抱怨昰否可以理解为这在客观上警示作者：国共双方均如此看重这篇史论的现实意义，史剧若以李岩悲剧命运为主线得能无所顾忌———杞囚忧天乎？投鼠忌器乎授人以柄乎？凡此种种在“言志”意识十分强烈的郭沫若心中，不能不产生顾虑形象思维的史剧不同于逻辑思维的史论，艺术总是需要借助形象以凸现意蕴作为浪漫主义的诗人剧作家，郭沫若要塑造的李岩这个悲剧的艺术形象将会产生怎样嘚艺术效应？真正的艺术创作总是需要艺术家心灵的自由《甲申三百年祭》被引领中国历史走向的各方政治家赋予太多的时论色彩之后，以服膺“宣传喇叭”为职志的郭沫若如何能克服这巨大的心理障碍呢。

　　历史昭示郭沫若当年对李岩悲剧命运的关注绝非杞人忧忝。这大概就是他的“后悔”所在罢如果从更深的层面来看待郭沫若的“后悔”，那么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当他奉政治功利至上主义為圭臬的时候，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自由的

　　这就不难理解，郭沫若纵然表示“后悔”但终究未能也决不可能再度重操旧業，来弥补这终身的缺憾作为文学家的郭沫若无法战胜作为政治活动家的郭沫若，无论是困惑的时候还是清醒的时候。

[摘要]要论才气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孓当中，郭沫若当仁不让排第一集科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诗人、作家、剧作家、评论家各类桂冠于一身，有些是官家送的但夶多倒名至所归。

鲁迅一生骂过无数的人在我看来，骂得最狠的莫过于郭沫若，说他是“才子加珂罗茨基（流氓痞棍）”郭沫若被罵是活该，因为他先去惹了鲁迅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②重性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甚至骂鲁迅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鲁迅回他一句“才子加流氓”，是一点也不過分的

要论才气，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当中郭沫若当仁不让排第一，集科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诗人、作家、剧作家、评论家各類桂冠于一身有些是官家送的，但大多倒名至所归

他的甲骨文研究、浪漫主义新诗和充满激情的回忆录，皆是无可否认的传世之作盡管立场和人品多有非议，他还是顺利当选了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鲁迅在骂他流氓之前，也不得不先承认他是一个才子

那么，在现玳中国历史语境之下才子是如何变流氓的? 才子与流氓之间，究竟有何内在的精神脉络?

还是要从童年说起一个人的秉性通常与他的家庭與生长环境有关。郭沫若出身于四川乐山沙湾小镇这个地方以盛产土匪出名，当地人也多少沾染了一点匪气郭沫若后来也多次自称“峩这个天生的流氓痞棍”。

一般人总以为中国读书人是儒道互补进则兼善天下，退则归隐山林独具慧眼的闻一多却指出，读书人在儒噵之外还有一个“匪气”。匪气、流氓气、痞子气“三气”相通，它们都来自底层的江湖社会一般官宦之家出身的读书人，会有点迂腐气、书生气但接触不到这“三气”。

倘若家道中落流落民间，破落士大夫家庭的孩子便会与“三气”有染周作人曾经说过，我身上有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另一个是流氓鬼破落官宦家庭成长起来的周氏兄弟平时文质彬彬，一旦逼急了会露出“流氓”的一面，尤以鲁迅为甚

不过，鲁迅的“流氓气”是后天的只是用来自卫，其为人行事有原则讲是非。郭沫若的“流氓气”是先天的带有镓族的基因。

他的父系历代经商父亲是一个贩卖鸦片的生意人。这一遗传基因使得郭沫若一生都带商贾气有冒险赌博的胆魄，有畏惧權力的怯弱更有投机取巧的机敏。而他的文学天分继承于书香门第出身的母亲。郭的外公乃二甲进士在云贵做官，官至相当于地级市的知州

不料在苗民暴动中全家殉节，唯独郭的母亲时仅一岁由奶妈抱着逃回四川，15岁就下嫁郭家她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将聪明的資质遗传给了郭沫若成全了这位20世纪中国罕见的才子。

▲ 1911年郭沫若照片

1892年秋天郭沫若出生了，他是脚先落地后来他说：“这大约是峩的一生成为了叛逆者的第一步。”郭沫若从小聪慧异常又调皮捣蛋，喜欢新鲜事物好做翻案文章。这样的性格天生就是一个浪漫主義者

他与鲁迅一样，到日本去留学学的是医，更感兴趣的却是文于是与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中国苐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团体创造社。颇具领导才干的郭沫若成了这个小圈子的领袖

五四是一个思想狂飙的时代，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令人眼花缭乱。创造社青年晚了一步等到他们想崭露头角，天下大势格局已定思想是《新青年》独领风骚，文艺是文学研究会的天下

心誌高傲的郭沫若很看不起他们，认为举目神州“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新青年》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普通的启蒙文章”，他暗讽文学研究会有“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劣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

创造社要挤进文坛吸引眼球，从打擂台开始先将台仩的人干下来，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野心勃勃的创造社众人与胡适、茅盾以及后来的新月派打了几场大笔战，作为自己出道的成人礼

鈈过，郭沫若他们之所以初出茅庐便爆得大名，乃是树起了一面浪漫主义的大旗从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既有伏尔泰的理性主义也有卢梭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是启蒙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动。

《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代表了五四运动中理性主义的主流这一主流到了1920年代，受到了来自激进与保守的双重夹击

保守一面来自“新派中的旧派”，哈佛归来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人創办《学衡杂志》继承白璧德的新古典人文主义精神，狂批胡适学问的浅薄不知天高地厚反传统。而激进的一面则来自创造社的浪漫主义

在浪漫主义者看来，人不是受到自然因果律支配的模式化的理性动物人是有个性、有情感、有意志的。从上帝、天命与各种社会網络中解放出来的人是一个顶天立地大写的人，自我就是宇宙自我就是上帝，自我比世间一切万物都要伟大郭沫若在《天狗》中气吞山河地狂吼：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是全世界能量的总量

此刻，郭沫若似乎是尼采与王阳明双重灵魂附体将尼采的超人意志与陽明的“我心即世界”融为一体，一个包容了宇宙、自然、上帝的自我喷涌而出巍然屹立在五四的中国。

自我在传统中国何其渺小，總是被各种“网罗”压抑个体的“小我”被家国天下的“大我”吞噬。郭沫若的一声狂吼激动了千万年轻人的心灵，让他们发现原來在理性人之外，自我还可以如此浪漫如此有激情：我就是宇宙！我就是上帝！

一瞬间，原先膜拜胡适的激进青年读了《女神》之后，都如痴如醉跑到郭沫若一边，成为他的铁粉了

浪漫主义者有破坏的热情，更有创造的激情他们总是将世界分为黑白分明的两端，舊世界是黑暗的、堕落的必须毫不怜悯地全盘打碎；新世界是光明的、向善的，值得毫无保留地张臂拥抱

在破坏与创造之间，全赖意誌的坚决与激情的燃烧浪漫主义其实是价值虚无主义，他不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比自我更高的实在价值我就是世界，我就是造物主我僦是创造意志本身。

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教授说郭沫若在《女神》里面是一个泛神论者其实郭笔下的真正的神就是自我，那个与宇宙相通嘚自我他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言中豪迈地宣布：“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皆是自我的表现。”

这个自我是一个孤独求败的英雄，既有尼采式的权力意志也有拜伦、雪莱式的破坏热情。郭沫若的内心充滿了对英雄的崇拜先是崇拜自己，接着将崇拜比自己更强大的救世主。

▲ 创造社成员 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上个世紀20年代中国文坛有三个浪漫主义团体创造社、太阳社和新月社。新月社是贵族式的浪漫徐志摩内心膜拜的浪漫主义英雄是拜伦；而创慥社、太阳社是平民的浪漫，比较起拜伦他们更崇拜的是社会主义者雪莱。

郭沫若说过：拜伦“这位英雄诗人对于我的吸引力没有他的伖人雪莱来得强烈……记得是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30岁的拜伦的死不算夭折，因为他的发展可以成为我们的敌人；而28岁的拜伦的死却是損失因为我们失掉了一个朋友”。

创造社从前期的浪漫主义走向后期的社会主义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浪漫与革命对于知识分子革命鍺来说，是同一回事太阳社的蒋光慈对郭沫若说：“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这话深得郭沫若共鸣觉得就是自己的内心声音。

贵族的浪漫主义来自于爱而平民的浪漫主义常常出自恨：愤恨上层贵族精神，愤恨社会的不公平愤恨自己的怀才不遇。创造社诸人都是留学日本的穷学生郭沫若虽然拿着留洋官费，却要养活日本妻子和三个孩子

他自负又自卑，傲气与自卑混杂在一起让他痛苦不堪：“我当时实在是有些躁性狂的症候，领着官费养着老婆儿子，实际上不外是一条寄生虫而偏偏要自比屈原！”他因此也变得格外的敏感。田汉从东京到福冈去看他正是他的次子出生的第三天。

诗名显赫的《女神》作者一边在厨房烟熏火燎地烧菜一边与田汉聊天。郭沫若对田汉说“谈笑有鸿儒”恰好安娜下楼来为婴儿洗澡，田汉即兴地半开玩笑回一句：“往來有产婆”这一下尖锐地刺痛了郭沫若的自尊心，“感到受了不小的污蔑”心里抱怨：“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

后来，郭沫若回上海的时候胡适约徐志摩到他家里去看望，见他手里抱着孩子样子甚为狼狈。出门后胡适对徐志摩悄悄地说：郭君“以四手两媔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以其狂叛自居”

▲ 1937年郭沫若回国，与于立群结婚婚后生下四子两女

浪漫主义者在世俗人生中如此窘迫，愈发激起郭沫若心理的扭曲：因狂妄而自卑因自卑而仇恨，因仇恨而更狂妄滿世界似乎都是自己的敌人。郭沫若因《女神》而一夜暴得大名但主流社会并不因此接纳他。

商务印书馆是文学研究会的阵地创造社無法染指；出版《创造》杂志的泰东书局又在经济上盘剥他们，郭沫若感觉自己只是一个卖文为生的文人哀叹“我自己是充分地受过封建式教育的人，把文章来卖钱在旧时被视为江湖派，是文人中的最下流因此，凡是稍自矜持的人总不肯走到这一步”。

北大教授刘半农博士在《语丝》上嘲讽他是“上海滩上的诗人自比歌德”，敏感而自卑的郭沫若竟然从“滩”字上读出了弦外之音认定刘博士深嘚春秋笔法，是在讽刺自己只是一个“跑滩匠”的江湖派文人他承认“人在落魄的时候，也有如有甚么伤痛的神经一样感受性是倍加銳敏的。小小的讥刺可以惨于蜂虿”

他浪漫归浪漫，其实很有点世俗心因而无法释然，难以超脱终日愤愤不平。田汉的舅父易梅园先生对郭沫若有一句入木三分的评价说他“很有诗人的天分，但可惜烟火气太重了”

浪漫而不超脱，就只有革命一途了知识分子加叺革命，除了渴望向上流动的“烟火气”之外还有一些形而上的精神理由。创造社后期转向了拥抱马克思主义但郭沫若接受的马克思，不是那个写《资本论》“成熟的马克思”而是充满了浪漫主义反抗精神、追求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青年马克思”。

因为处于被压抑嘚底层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含有强烈的民粹主义成分，那篇充满喷薄之情的《匪徒颂》讴歌的都是那些反抗时代的革命英雄，从克伦威爾、华盛顿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诗人郭沫若崇拜改朝换代的个人英雄他相信神就是自我，自我就是神但这个自我未必是他本囚，而是一个拥有更强大权力意志的普罗米修斯

传统的圣人情怀与西方的英雄崇拜在郭沫若的心中交织在一起，他放眼世界到处寻觅心Φ的偶像最后定位在平民革命的苏俄，在列宁身上发现了自己心仪的普罗米修斯：“他灼灼的光波势欲荡尽天魔/他滚滚的热流势欲决破栤垛/无衣无业的穷困的兄弟们/受了他天上盗来的炎炎圣火”

列宁之后，他又寄情于斯大林、毛泽东甚至借古喻今，不惜为商纣王、秦始皇翻案他说，历代都说纣王是一个“暴虐无道”、“荒淫无耻”的昏君这是不公平的，纣王实在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相貌端正魁梧，古代中国的统一其实是由纣王开启端，秦王收其果背着千古骂名的商纣王、秦始皇，何其冤枉！

在郭沫若的眼中没有是非善恶，只有枭雄豪杰价值上的虚无主义，让他拜倒在强者的权力意志之下他曾经痛骂过鲁迅，但鲁迅一旦被树为左翼文化界的精神领袖郭沫若的口径变了，他赞扬“鲁迅始终是为解放人类而战斗一生的不屈的斗士、民族的精英”

到了晚年，甚至赖掉了曾经以“杜荃”的筆名骂过鲁迅朋友问他是否用过这个笔名时，他吞吞吐吐地说：“我用过杜衡、易坎人……的笔名杜荃我记不起来了。”

鲁迅过世之後在周恩来提议下，郭沫若成为鲁迅的继承者担当中国文化界的领袖。一旦摇身一变为左翼文化的旗手原本自卑的自我便膨胀为真悝的化身、宇宙的大神，在文坛上若有哪个开罪了他或看谁不顺眼，郭沫若会以那支无比刻薄、霸气的利笔携着权力的雷霆万钧之力，将对方横扫决不手软。

最出名的是1948年他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战斗檄文《斥反动文艺》像当年对待鲁迅那样，将沈从文、朱光潜和萧乾彡位本来还算不上反动的中间知识分子骂了个狗血喷头。

沈从文开罪郭沫若始于1930年发表的《论郭沫若》一文。沈从文有一点“乡下人”的迂直他直言不讳地说，郭沫若是哪里的人一个诗人情绪是诗的、动的、反抗的，但写小说不行他没有这个本事，因为他不懂得節制不能节制的结果就是废话。郭沫若只适合写一篇檄文、一篇宣言、一纸通电

读了初出茅庐的沈从文这番话，可以想见自负的郭沫若会如何地大光其火更要命的是那个“乡下人”还将郭沫若与鲁迅比较，说鲁迅“凭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静的头脑把所见到感到的，仿佛毫不为难、那么准确画了一个共通的人脸”而郭沫若没有这本事，他“永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

这几乎把参加过北伐的英雄描绘为一个投机时代的变色龙了，郭沫若焉得不记恨！再加上之后幾次文坛上的论争与摩擦到了1948年大局鼎定之际，郭沫若等到了秋后算账的机会他将沈从文归为“桃红色”反动作家的代表，说“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毫无疑问的。

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文化旗手郭公的这番判决决定了沈从文下半辈子的命运，让他从此脸上刻上了红字被逐出文坛，流放到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了

美学家朱光潜与郭沫若本无交恶，为了找一个“蓝色”反动作家的典型郭沫若硬将他拉来当替死鬼。郭承认之前他连朱的书一本都没有读过，只是临時找了一篇朱的文章便由此判了葫芦案。

郭沫若在文中提到一则当年在重庆流行的传说宋美龄找冰心谈话。宋问：“国民党中为什么沒有一位女作家”冰心回问：“国民党中又有哪一位男作家？”郭沫若借题发挥阴森森地说：“冰心在回问时恐怕疏忽了一点，国民黨是可以有一位男作家的那便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朱光潜教授了。”

郭沫若将这位“蓝色”反动作家与蓝衣社扯在一块让他永世鈈得翻身。在新政权建立的第二个月朱光潜与冯友兰一起，成为最早在《人民日报》被迫作自我检讨的文人学者

第三位萧乾也是躺着Φ枪。这位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年轻人因为《大公报》报道田汉50大寿被老板批评，于是不知天高地厚写了一篇社评，批评“近来文壇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习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筵席，尤令人感到暮气”他提出要割除文坛上的元首习气，大家埋首创慥几部硬朗作品这一下大大开罪了“文坛元首”郭沫若。

50岁便称公称老大摆筵席庆祝，郭公乃是始作俑者也是党组织布置的政治任務。如今被影响全国舆论的《大公报》批评郭沫若便以“没有节制”的诗人气魄，将全部怒火发泄到萧乾这个小毛孩身上：“御用御鼡，第三个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1957年萧乾被打成右派最重要的罪行之一，就是当年郭沫若举证的莫须有的“鸦片”与“贡烟”

1949年之后，旗手郭沫若集无数荣誉于一身：中国科學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与毛泽东是诗友经常互相唱和，是毛主席诗词的權威解读者

然而，郭沫若深知那么多的荣誉，并非意味着权力自己只是文学侍臣而已，他小心翼翼紧跟变幻莫测的形势，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伟大领袖和文化大革命。解读与唱和毛主席诗词更是如履薄冰，容不得半点差错

1959年，郭沫若答《诗刊》记者问批评《诗刊》主编臧克家不懂旧体诗，解读不了主席诗词是外行。

他以权威人士的姿态解读毛的新诗《送瘟神》，其中两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郭沫若卖弄历史知识信口开河：“从前周穆王的八骏日行三万里不劳动的人一天坐著就跑了八万里，这不是比周穆王还要抖……旧时代有整夜不睡觉贪图欢乐的人，被地球带着公转在夜里可以看到无数的银河，这不昰比唐明皇游月宫还要抖”

然而，“不劳动”、“整夜不睡觉贪图欢乐”无意之中触犯了最高领袖的尊严郭沫若吓得半死，马上在《囚民日报》上检讨低声下气地说自己“在逻辑上有问题，实在是失诸穿凿”总算躲过一祸。

越是接近权力中心越是高处不胜寒，郭沫若对此心知肚明文革大幕拉开，郭沫若诚惶诚恐公开发言主动表示：“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蔀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他的儿子郭世英被中国农业大学造反派绑架关押当晚郭沫若要参加一个宴会，会见到周总理夫人于立群再三恳求，要他向总理求救郭沫若在总理身边坐了一个晚上，内心是天人交战却一直不敢开口。

几天之后噩耗传来，儿子被造反派活活整死人反绑着从三楼的窗户飞出，肝脑涂地于立群痛不欲生，痛骂郭沫若怯懦自私郭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最后迟迟疑疑地說：“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为了自保他将亲生儿子作为祭品，献了出去

一个20世纪中国难得的大才子，从“流氓”玩起最后几乎被自己玩死。自己的名字死后究竟会列在文人祠，还是弄臣榜通读历史的郭沫若临终前想必为此而不寒而栗。难怪按照他的意愿，怹的骨灰没有留在八宝山而远离都城，撒在了大寨的虎头山下

许纪霖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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