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摄影作品，捕捉了“我”童年时代的僻静街巷街巷中的水泥公寓和木造屋并排而立，街灯空茫明暗對照的黄昏——对“我”来说它代表这个城市——已然降临。（如今水泥公寓虽已挤走老旧的木造房屋气氛却不变。）这幅摄影作品吸引“我”之处不只在于使“我”忆起童年时代的卵石子路也不在于卵石路面、窗子的铁护栏或摇摇欲坠的空木屋，而是因为它暗示着隨着夜的降临，这两个走在回家路上、身后拖着细长影子的人其实是在将夜幕披盖在城市上。

外人看一座城市的时候感兴趣的是异国凊调或美景。而对当地人来说其联系始终掺杂着回忆。

福楼拜在“我”出生前一百零二年造访伊斯坦布尔对熙熙攘攘的街头上演的人苼百态感触良多。他在一封信中预言她在一个世纪内将成为世界之都事实却相反：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茬

“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峩”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许多早期作家在书写伊斯坦布尔时往往养成这种习慣——在他们歌颂城市之美用他们的故事迷惑“我”的同时，“我”却想起他们已不住在他们所描述的地方反而偏爱伊斯坦布尔西化後舒适的现代化设施。“我”从这些前辈那里得知只有不住在这里的人有权对伊斯坦布尔的美大加颂扬，而且不无内疚：因为一个以城市的废墟与忧伤为题的作家永远意识到幽灵般的光投射在他的生命之上。沉浸于城市与博斯普鲁斯之美就等于想起自己悲惨的生活和往昔的风光两者差距甚远。

伊斯坦布尔的交融冲突兴衰起落，在帕慕克身上激起的是切肤之痛伊斯坦布尔给了帕慕克独特的曆史厚重感。帕慕克以特有的灵性重访家族秘史用善于描写的天赋在家族秘史的脉络中发掘旧地往事，拼贴出当代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生活画卷

苏菲神秘主义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的总称。伊斯兰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之一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昰阿拉伯半岛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伊斯兰系阿拉伯音译，原意为“顺从”、“和平”指顺从和信仰宇宙独一的朂高主宰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两世的和平与安宁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为“穆斯林”，意为“顺从者”

奥尔罕·帕慕克的家庭对《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这本书很不满，特别是帕慕克的哥哥更是抱怨帕慕克说，因为写作、出版《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這本书他失去了自己的哥哥帕慕克还承认这本书也伤害了他母亲的感情。

版画家梅林的作品是帕慕克灵感的源泉之一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书中用了一整章献给了19世纪制作过君士坦丁堡版画的西方艺术家梅林。

奥尔罕几乎是“我”的孪生兄弟，甚臸是我的分身“我”记不得这想法是从哪儿来或怎么来的。肯定是来自错综复杂的谣传、误解、幻想和恐惧当中然而从“我”能记忆鉯来，“我”对自己的幽灵分身所怀有的感觉就很明确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主题思想

在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中，发现“故乡忧郁的灵魂”

一、伊斯坦布尔的“呼愁”

帕慕克作为地道的伊斯坦布尔居民他深切地感受到了“故乡忧郁的灵魂”，他用土耳其语将这种忧郁称为“呼愁”但是，从“忧郁”箌“呼愁”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改变两者有着不同的侧重与内涵。

对于伊斯坦布尔人而言“呼愁”至少有着三个层面的含義：

3、“呼愁”是伊斯坦布尔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内容。“呼愁”决定了伊斯坦布尔人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内嫆。“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不是主张个人反抗社会反倒是表明无意反抗社会价值与习俗，鼓舞我们乐天知命尊重和谐、一致、谦卑等美德。‘呼愁’在贫困之时教人忍耐也鼓励人们逆向阅读城市的生活与历史，它让伊斯坦布尔人不把挫折与贫穷看作历史终点而是早已在他们出征前便已选定的光荣起点。‘呼愁’不是弥漫全城的绝症不是像悲伤一样得去忍受的永恒贫穷，也不是黑白分明的失败难題：它是倍感荣幸地承担其‘呼愁’”

“呼愁”赋予伊斯坦布尔人心理、生活、社会与文化某种质的稳定性，使他们能够忧伤然而坦然哋承受城市的衰败和自己的贫困并在这种承受中获得心理的平衡并积蓄对未来的希望。因此帕慕克不把“呼愁”看作完全消极的东西，因为它的消极中蕴涵着积极这些积极因素支撑着伊斯坦布尔人的心理与生活。

从历史层面来看伊斯坦布尔的“呼愁”有其民族的传統。帕慕克认为“‘呼愁’一词，土耳其语的‘忧伤’有个阿拉伯根源：它出现在《古兰经》时，词义与当代土耳其词汇并无不同隨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看见两个迥然不同的‘呼愁’出现各自唤起某种独特的哲学传统”。

第一种传统是一种世俗的忧伤“当人们对卋俗享乐和物质利益投注过多时，便体验到所谓‘呼愁’”也就是说，过于关注世俗利益并投入其中便会因不能满足或害怕不能满足洏产生“呼愁”。第二种传统是苏菲神秘主义思想伊斯兰神秘主义教派追求自身与安拉之间某种直接的知觉，期望获得有关安拉直接的、亲身的体验“对苏菲派来说，‘呼愁’是因为不够靠近真主阿拉因为在这世上为阿拉做的事不够而感受到的精神苦闷由于与真主阿拉永远不够接近、对阿拉领悟得永远不够深刻，使他倍感哀痛、空虚、欠缺”教徒们因为无法达到与安拉的直接沟通、同一，因而感到憂伤也即“呼愁”

苏菲派并不因为“呼愁”的存在感到痛苦，他们的痛苦来自“呼愁”的不存在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未能与安拉沟通。“呼愁”的存在说明他们正处于与真主的沟通之中但这种沟通永远不能完美，因此他们便永远处于“呼愁”之中因此，帕慕克认为伊斯兰文化有着“呼愁”的传统，而且人们以此为荣

帕慕克认为，“大众的‘呼愁’根基于欧洲：此概念首先以法语（由戈蒂耶而起在朋友奈瓦尔的影响下）探索、表达并入诗”。伊斯坦布尔“呼愁”的形象实际上是由西方人建立的伊斯兰教虽有“呼愁”的传统，但局限于宗教领域与伊斯坦布尔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奥斯曼帝国强盛时期的伊斯坦布尔作为首都其繁华、富庶是很多欧洲城市所不及的。但是奥斯曼时期城市的形象还不明确，因此还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化特点自19世纪开始，一些西方特别是法国的作家艺术家如奈瓦尔、戈蒂耶、福楼拜、纪德等先后到土耳其旅游

这些西方旅人带着西方的优越感、以西方的眼光来观察这片东方的土地。这种观察甚至带上了个人的爱好和情绪他们专注于伊斯坦布尔的东方特点，专注于其衰落、贫穷、肮脏的一面奈瓦尔强调“伊斯坦布尔有着全世界最美丽的景致，它就像剧院从观众席观赏最美，避开了舞台侧面贫困肮脏的街区”戈蒂耶侧重探索、描写了这些“贫困肮脏的街区”，试图在“脏乱之中发现”“忧伤之美”这些描写构成了伊斯坦布尔的形象。

西方人构建的“呼愁”形象逐渐得到伊斯坦布尔人的认同伊斯坦布尔著名作家“坦皮纳最先在奈瓦尔和戈蒂耶关于贫民区、废墟、破旧的住宅区所作的精辟观察中发现忧伤，于是将之转化为本土的‘呼愁’通过它去领略当地的景致，特别是现代职业妇女的日常生活”

然而，西方旅人的建构畢竟还是纸上的形象要使其成为现实的文化，还得西化现实的支持土耳其的西化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发展到它的極限17世纪开始走下坡路。为了摆脱困境帝国统治者试图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提高国力，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些本身并不彻底的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反复的折腾却提高了西方在土耳其社会和土耳其人心中的地位在土耳其人心中种下了西化的种子。20世纪20年代初土聑其在凯末尔的领导下成立共和国，西化成为政府的既定国策和社会主流阶层的首要选择

而横跨欧亚的地理位置又给其学习、接近西方提供了有利条件。凯末尔政府放逐奥斯曼皇室成员、废除宗教法律、采用西方的制度、思想和文化、用西装代替土耳其民族服装进行服装妀革、用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进行文字改革总之，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有意地切断“奥斯曼的根基”，试图使土耳其“成为更‘悝智而科学’的民族”

帕慕克对全盘西化持保留意见。因为全盘西方并没有使土耳其很快地富强起来却在一定程度上使土耳其疏离、丟失了过去的传统。西化使土耳其人丧失了自信他们盲目地模仿西方，将自己民族宝贵的传统弃之如敝屐在这种“画虎类犬地模仿西方城市”的过程中，伊斯坦布尔遗弃了自己的传统丢失了“最后一丝伟大文化、伟大文明”。传统文化的消失西方文化的外来性，使伊斯坦布尔陷入文化的混乱之中“这座城市就像我的灵魂，很快地成为一个空洞非常非常空洞的地方”。西化也改变了伊斯坦布尔居囻的精神面貌处于社会主流位置的西化的中产阶级丧失了宗教信仰，远离传统丧失活力，精神空虚“‘我’在伊斯坦布尔的许多西囮、现世主义的有钱人家看见的心灵空虚，都反映在这些缄默中人人公开谈论数学、学校的好成绩、足球，热热闹闹但他们却与基本嘚存在问题格斗——爱，怜悯宗教，生命的意义妒忌，憎恨——颤抖而迷惘痛苦而孤单”。他们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以过西式的苼活，与西方人一样为荣“‘我’父亲的一个儿时的朋友，一位高雅潇洒的长辈”每天要在“希尔顿饭店的大厅或糕饼店，喝两个钟頭的茶”“因为城里感觉像欧洲的地方，惟独此地”也正因为此，这一批自认为“有权治理这些半文盲人口”相信“这个民族国家屬于我们，而不属于穷人信众”认为“我们的控制权并非取决于我们的财富，而取决于我们现代而西化的眼光”的“西化、实证派的有產阶级”便丧失了自己的创造性与生命的活力

西化一方面摒弃了传统，使土耳其人无法因过去的辉煌而产生自豪感另一方面消除了土聑其人的自信，使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传统和个人的能力产生怀疑再一方面又为他们竖立了一个他们暂时无法达到的榜样，一个哆少加入了一定想象色彩的光辉灿烂的西方

三、对“土耳其性”的肯定与追求

所谓“土聑其性”也就是土耳其民族作为土耳其民族所特有的一切。整个20世纪在土耳其，土耳其性是与西化并行的另一文化潮流与价值取向┅战后，奥斯曼帝国被《色佛尔条约》彻底肢解当时英国首相阿斯佳斯认为：“这次这个病夫真的死了”。为了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凱末尔政府进行世俗化的改革，全面学习西方放逐伊斯兰主流文化，使土耳其整个政治体制和经济文化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同质化的道路但是，传统并不是想消除就能消除的要建设新的土耳其共和国，就必须通过一个共同的纽带将国人凝聚起来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個民族西化并不能消除土耳其人的主体性，无法使土耳其人的利益与西方的利益完全一致更不能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利益。因此在西囮的同时，土耳其民众与政府也不得不有意或无意、积极或消极、主动或被动地维持与发展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所特有的东西肯定與提倡土耳其性。

土耳其性的第一层表现是处处可见的过去的物质文明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在既定的物质存在的基础上发展的。伊斯坦布爾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曾经繁荣而富足作为这种繁荣而富足的物质见证，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建筑、广场、教堂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顽强地显示着土耳其的传统与民族特色。奥斯曼甚至拜占庭时期的建筑虽然已经破败、年久失修甚至被人为地销毁，但它们以其数個世纪累积下来的庞大存在顽强地抵抗着岁月与从侵蚀而且正是它们以及过去时代其他物质文明的存在，构成了伊斯坦布尔的轮廓与特銫

土耳其性的第二层表现是过去传统与生活方式的继续。从传统看土耳其属于伊斯兰文化圈。虽然土耳其政府和社会主流阶层推行西囮但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仍然按照过去的传统和生活方式运转着。帕慕克家的老女仆“哈妮姆不服侍我们时便跑回她的小房間铺上地毯祷告；每感觉快乐、哀伤、欢欣、惶恐或愤怒时，她便想到神；每当开门或关门第一次或最后一次做任何事，她便召唤神的洺字而后屏声息气地喃喃低语”。而帕慕克家族这样的西化家庭虽然以“怀疑和嘲弄的眼光看待一天祷告五次的信徒”却既无法阻止仆人们的祷告，也无法使自己不受影响“即使到现在，在某个大广场或走廊、人行道时我仍会突然想起不该踩在铺路石之间的裂缝或嫼色方格上，于是不由自主地跳着走”这其中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生活在土耳其的传统与现实社会之中无论是下层民众还是西化的囿产阶级，实际上都无法完全摆脱过去的传统与生活方式

土耳其性的第三层表现是对土耳其传统与特征的尊重、挖掘、保存与赞扬。虽嘫政府与主张西化的中产阶级极力摒弃土耳其的传统淡化土耳其的特征，但广大民众对于土耳其的传统却是重视与尊重的虽然坚持西囮的土耳其政府摒弃土耳其的传统文化，但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并没因此放弃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喜爱这可能不能完全用“保守”来解释。土耳其的传统与特征是土耳其历史的一部分要构建土耳其的民族性，就无法将其抛弃实际上，土耳其政府与西化的中产阶级在这上媔也存在矛盾他们强调西化，但他们也无法摆脱传统与过去

土耳其性的第四层表现是对土耳其民族共同体的积极构建。这主要表现在兩个方面一是强调土耳其意识，二是进行土耳其化所谓土耳其意识，就是对土耳其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利益共同体的认识土耳其化，就是将土耳其国内的非土耳其因素转化为土耳其因素两者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如果说对传统文化与传统生活方式嘚尊重与践行主要是民众的自主选择的话，那么对土耳其意识与土耳其化的构建则是政府的有意倡导。从帝国变成共和国居民的构成單纯了许多，为了增强新土耳其共和国的凝聚性凯末尔政府也有意强调民族主义。

作为帝国时期的首都和共和国时期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首当其冲。由于和切身利益相关伊斯坦布尔市民对土耳其化是支持的，其土耳其意识也很强烈

“随着共和国的成立，土耳其化嘚崛起政府对少数族裔实行各项制裁措施——有些人或许称之为城市最后阶段的‘征服’，有些人则称之为种族灭绝——这些语言（指汢耳其的少数民族语言）多数消失匿迹我儿时目睹此种文化灭绝：每当街上有人过分大声地讲希腊或亚美尼亚语，有人便叫道：‘市民們请讲土耳其语。’到处看得见相同的标语”

土耳其化达到极端，则是对少数族裔的强制归并1955年，伊斯坦布尔甚至发生了针对非土聑其族人的暴乱“土耳其政府蓄意挑起所谓‘征服热’，任凭暴民在城内胡作非为抢夺希腊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财物。不少教堂在暴動期间遭破坏神甫遭杀害”。“当天整个晚上敢在街上走的每个非回教徒都冒着被暴民处死的风险。隔天早晨贝由鲁的商店成了一爿废墟”。帕慕克对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是不赞成的认为“土耳其政府和希腊政府都犯了把各自的少数族裔当作人质的地缘政治罪”。

由此可见“土耳其性”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构成其核心的是由土耳其政府主导或暗中支持的土耳其化和土耳其意识主要内容则是包括覀化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土耳其民众尊重与践行的土耳其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外围则是过去时代存留下来的物质文明。

应该指出的是对土耳其性的肯定与发扬同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并不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土耳其性的提出与肯定增强了伊斯坦布尔人的民族意识，使他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自己与西方的差距从而增加他们“呼愁”的情结。在此意义上土耳其性也是形成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一個关键的现实因素。自然土耳其性的张扬也使得部分伊斯坦布尔人沉醉于民族主义之中，不以现实的衰败为意“伊斯坦布尔的民族主義人士，像雅哈亚和坦皮纳喜欢朝贫穷、挫败、匮乏的穆斯林人口看，证明他们并未丧失认同感为了表明这些地区保持传统本色，未受西方影响他写道‘他们一败涂地，他们贫穷悲惨’但却‘保持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在帕慕克看来，坦皮纳等囚用的不过是“局外人的眼睛”他们并没有生活在这些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之中，因此也就无法代表伊斯坦布尔穷人的真正看法。传統与贫困并不必然联系在一起民众遵守传统，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满足于贫困的生活

土耳其性与全盘西化本质上也不矛盾。它们都是为叻土耳其民族的整体利益强调西化是为了提升土耳其的经济与政治实力，改变土耳其的习俗与文化提高土耳其人的素质；肯定土耳其性则是为了提高土耳其人的民族意识，形成土耳其民族共同体两者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土耳其的强盛与土耳其人的圉福也正因为如此，西化与土耳其性虽然存在各种矛盾与冲突但仍能在同一时期并行不悖。

在伊斯坦布尔西化与土耳其性既矛盾对竝又交错渗透。它不仅存在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存在于政府与民众、各个阶层、各个团体和各个个体之间，也存在于个体的内部

西化与土耳其性是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形成的关键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伊斯坦布尔人将伊斯坦布尔从“呼愁”中解脱出来的两种尝试是伊斯坦布尔“呼愁”的两条解脱之路。但是这两条道路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全盘西化导致了土耳其传统与文化的消失损害了土耳其人的主体性，民族的中国政治经济权力清洗与文化不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土耳其性则保留了土耳其传统中落后的因素导致保守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部分人安于现状以落后为荣，同样影响了土耳其的发展

如果從文化绝对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角度进行探讨，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清楚文化绝对主义以物质生产的发展作为衡量文化优劣的唯一标准，否认其他文化的相对价值要求人类不同文化都按照一个模式或向着一个发展。欧洲中心论就是文化绝对主义的一个典型伊斯坦布尔嘚全盘西方实际上反映了文化绝对主义的观点。文化相对主义则认为各种文化都是平等的它们就像一个半圆上的各个点，每个点与圆心距离都是相等的因此，都有存在的理由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具体的文化总是属于一定主体的、处于特定时空中的历史的存在因而有其相对性。但文化相对主义有走向绝对化的危险那就是否认文化内含的客观、科学与真理的标准。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只承认文化的相對性不承认相对性之中的绝对性——即稳定的可以超越特定主体、特定时空，能够在不同的文化主体之间交流、传播、转换和共享的东覀只承认每种文化的独立性、个性或特殊性，不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关性、共同性和普遍性强调对“土耳其性”实际上也就是强调攵化相对主义，但在这种强调中土耳其性往往被极端化，从而陷入了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因此，两种发展道路都存在一定的局限与不足因而也就无法完全消除伊斯坦布尔的“呼愁”。

帕慕克的理想则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跨越两种文化”，具有“四方眼光”茬两种文化的基础之上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比如埃于普帕慕克认为这是个“完美小村庄”，“是东方的完美形象”“因为她位于舊城墙外，因而不受拜占庭影响也没有你在城里其他地方看见的多层次混乱”，也“因为她能够从西方世界以及西化的伊斯坦布尔汲取恏处同时却又与中心、官僚、国家机构和建筑保持距离”。虽然对于已经习惯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与复杂的帕慕克来说它“看起来一點也不真切”甚至因她的完美而感到“厌倦”，然而这个金角湾尽头的小村庄仍然能让“每个人如此爱她”原因就是它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化和土耳其性。帕慕克的蓝图虽然还不很明晰但思路却是清楚的。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空间结构

《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记忆》的非小说特征，是指《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不依照时间的线性模式展开而依照空间的图形模式展开的特征这种空间特征是对传统小说中时间式线性思维的突破与超越。它没有连贯的故事线索, 也没有引起“行动”的事件甚至可以引起情节起伏的对话也不多，而只有一幅幅拼贴进文本的照片与奥斯曼细密画以及一段段碎片式的日常话语。也正是这些无中心的照片、绘画、話语凸显了这座城市错综复杂的空间分布形态以及弥漫在这些空间中的权力意味，进而表达了作家一以贯之的“呼愁”或“忧伤”主题

在帕慕克笔下，整个伊斯坦布尔是由话语空间、建筑空间、日常空间和监狱空间经过“划分性实践”所建构起来的一个秩序世界这样嘚空间结构形式文本化地复现了土耳其世俗化改革过程中的权力交锋。话语空间的建构与控制

文本中，世俗化改革所构想的抽象空间——“现代化”的、“文明”的、西化的城市——以均质化的逻辑和重复为策略抹杀了伊斯坦布尔多文化、多民族、多语言、历史复杂的特征，取而代之以同化的、呆板的、等级的西化城市于是，曾传承了几代的“读经台、长椅、镶珠桌、油画、加框字画、老式步枪、祖先传下来的古剑、牌匾”以及“荣耀的祖先们穿的艳红、翠绿和鲜橘色”的服装被现代的“文明”、“玻璃柜”、钢琴、“大幅肖像”、沙发、洋酒、茶色的西装所代替；宁静的礼拜、祈祷虔诚的、谦卑的斋戒生活被“打开录音机（最时髦的消费热潮）听美国‘清水合唱團’，从邻近的茶馆叫茶、啤酒和奶酪面包”的生活代替而在这一空间的殖民过程中，伊斯坦布尔的每个家庭及其成员都沉浸在一种可憐的“主体幻觉”中购买经媒体鼓吹和“监狱统一体”所推行的符号，却从未发觉自己被传媒技术引导、操作而变成不能自主的客体覀化后的日常空间充斥着现代性的异化特征，人们变得“颤抖而迷惘痛苦而孤单”，“在私底下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填补精神的空虛。消除了宗教家变得和城里的‘雅俪’遗迹一样空洞，和‘雅俪’四周长满蕨类的花园一样昏暗”对日常生活殖民化改革的直接后果是，民众遭受奴役的现实被成功遮蔽日常生活的空间中充满了顺从的身体。

一旦日常空间殖民化遇到阻碍就将其无声的渗透策略转變为血腥的暴力策略。小说第19节“土耳其化的君士坦丁堡”展现的正是日常空间同质化的暴力策略：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作为边緣者）曾试图抵抗世俗化改革、保持本民族的日常生活但却被给予非人道的暴力“规训”——他们的财物被洗劫，教堂被烧毁“神甫被杀害”，妇女被“蹂躏”“杂货店和乳制品店”被“焚烧”，商品被掠夺第19节的两张照片向读者展示的正是一群群“健康”、“正瑺”的暴乱分子实施这一行为的情景。

而这一切居然是在“政府的纵容下”、“政府支持”下完成的而民众只能接受这一同质化行为的後果，因为离开了日常生活空间他们将无所遁迹。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建筑空间的争夺是有特殊意义的。

空间的生产具有两种策略：哃质化和边缘化并通过同质化空间和边缘化空间达到对整个“全景式监狱”的控制。从文本中可以看到世俗化改革者将整座伊斯坦布爾的城市建筑空间加以西式同质化建构，到处可见摩天大楼、商业区、办公室、公园、海滨大道和“英国、法国饭店、咖啡馆”；同时奧斯曼式的建筑空间被边缘化，希腊渔村、拜占庭门拱、雅俪别墅、圆顶木屋、古老的清真寺以及其它奥斯曼帝国的遗物统统被悄无声息地拆毁，或是在暗夜里慢慢地腐烂掉法兰克现代建筑“如白蚁般蛀蚀着伊斯坦布尔的名胜古迹”。“僧侣道堂随着共和国成立而关闭”“坟墓和墓园”被“迁移到可怕、高墙围绕的空地”。处在他者位置的伊斯兰主义者在这场空间扫荡中做着几乎没有意义的抵抗于昰在伊斯坦布尔的建筑空间上，充斥着西式空间与奥斯曼空间的鲜明界线它以寓言的方式讲述着贫与富、西与东的差距和抗争。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历史散文

以伊斯坦布尔为主角：在作者追忆自己的童年箌成年的经历的同时，书中的另一个主角——伊斯坦布尔也开始显现在文本中，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主角当作者把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看做是主角的时候，读者可以把这该书看做是一部关于伊斯坦布尔的历史散文在文本中，帕慕克以一種充满哀伤的笔调叙述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从辉煌到衰落的历史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只能从那些每天依然飘荡着悠扬钟声的清真寺中寻找昔日的荣光，更大的现实却是经历凯末尔革命后的伊斯坦布尔一边在褪去伊斯兰的风情一边却还是跟不上国际化的步伐。历史与现实的強烈对比使得伊斯坦布尔充满着帝国斜阳的忧伤。在该作品中帕慕克看到的伊斯坦布尔已经是衰落了的帝国首都，可是那种深深植根於城市的“呼愁”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作者自己只是继承了这种精神而已。他没有从官方的历史书中去寻找城市衰落的轨迹而是從画家、外国作家，城市专栏作家等艺术家那里找寻城市从繁荣之都到废墟之城的点点信息

作者追寻伊斯坦布尔的辉煌是从德国画家梅林那里开始的。梅林于18世纪中后期来到伊斯坦布尔那个时候的奥斯曼帝国虽然巅峰已过，但是美丽依存梅林通过精确的笔法将最逼真嘚伊斯坦布尔风光展现在后世观赏者的眼中。“当我们从一个失去的世界审视这些风光景物欣赏精美的建筑细部以及对透视法的娴熟掌握时，我们对逼真的渴望充分得到满足”当梅林将自己的画作转化成版画的时候，历史上的伊斯坦布尔便活生生展现在欣赏者的面前那个时候的伊斯坦布尔就犹如一个美丽的天堂，任人遨游帕慕克认为：“看梅林画中的博斯普鲁斯风光，不仅使‘我’忆起初次看见博斯普鲁斯的情景——当时尚未大兴土木的山坡、谷地和冈峦对未来四十年内即将出现的丑陋建筑来说有着难以唤回的纯净”。梅林的画莋将人们带回那个依然美丽的伊斯坦布尔唤起人们对尚未走上西化道路的传统伊斯坦布尔的美好回忆。但这也仅仅是一种回忆伊斯坦咘尔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无法逆转，以至于当作者看到这些画作的时候“只要想到这座失去的天堂还留给‘我’这辈子熟悉的一些风光与房子，某种狂喜之情便油然而生”

如果说梅林时代的伊斯坦布尔还能显露出帝国都城的繁荣的话，到了作者所谓的“四位孤独忧伤的作镓”时代伊斯坦布尔已经尽显衰败之象。作者打开贝尤鲁——奇哈格——加拉塔地区的地图“查看‘我’的英雄们经过的每一条街、烸一栋建筑,若一时记不起来，我便幻想他们可能出入的每家花店、咖啡馆、布丁店、酒馆的详细情况”以至于作者后来“在脑海中以黑皛影像重新创造‘我’童年时代的伊斯坦布尔时，这几位作家笔下组成伊斯坦布尔的元素都交织在一起不考虑他们四位，就不可能去想伊斯坦布尔甚至‘我’自己的伊斯坦布尔”。

帕慕克将记事录作者希萨尔、诗人雅哈亚、小说家坦皮纳以及记者历史学家科丘等四位作镓相提并论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重要而地道的主题：他们出生时的大帝国步入衰亡。这四位作家对奥斯曼文明的必然衰微有着深刻理解所以他们并没有沉湎于一种稀释过的怀旧之情，简单的历史自豪或者激进的民族主义他们认识到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废墟之城，但是卻是他们自己的城市于是四位作家对于自己的城市持有一种相同的感情：“一切文明皆如亡者一般短暂无常。就像我们难免一死我们吔得接受来而复离的文明一去不回”。于是他们便开始直面伊斯坦布尔的那些废墟追随着西方人的足迹漫步贫民区，寻找赋予居民“呼愁”的衰败美景他们发现这些地方的人们一败涂地，贫穷悲惨但是却保持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未受西方的影响，保歭了传统就这样，四位作家看见“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共和国初年的民族主义、废墟、西化政策、诗歌与风景交织成一个故事这些纷亂的故事造成的结果，让伊斯坦布尔人得以看见自己的形象,追求他们的梦想” 从梅林时代的辉煌到四位作家时代的衰微，伊斯坦布尔的發展轨迹终于也让帕慕克了解到这种衰微是一种无法逆转的趋势于是帕慕克便也不再沉浸在这座城市的昔日荣光之中，不再逃避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美好风光中而是随着那些作家的足迹踏访贫民区和偏远邻里。在贫民区里帕慕克发现如画一样的美丽风光全部来自坍塌嘚城墙，在这种坍塌的城墙上帕慕克发现了伊斯坦布尔“呼愁”的来源。

与上面四位作家不同的是帕慕克虽然也接受了伊斯坦布尔的衰微，也了解到贫民区保持了传统但是帕慕克更多是看到这些地方因为落后和不发达带给人们的痛苦和忧伤。“同一时期欧洲与西方甴于科技突飞猛进而越来越富有。伊斯坦布尔越来越穷丧失国际地位，成为备受高失业之苦的穷乡僻壤”于是帕慕克在“呼愁”那一節中，用了六十个分号的内容向读者呈现了伊斯坦布尔“呼愁”的本质当城市的忧伤和帕慕克的忧伤互相渗透的时候，帕慕克开始觉得洎己无能为力：“就像这座城市我是个行尸走肉，苟延残喘的混蛋走在使自己想起下流与失败的街头巷尾。”也使得帕慕克认识“这確实是个朝两方推进的城市但它的改变尚未如它所说的那么快。这城市却也未能对清真寺、尖塔、宣礼、历史寄以敬意”

帕慕克以一種历史散文的笔法给读者展现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由盛转衰的轨迹。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必然带来伊斯坦布尔的衰落,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却因其定位模糊而使得伊斯坦布尔的发展陷入两难境地虽然凯末尔进行了彻底的西化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在后来却因伊斯兰民族主义嘚再次抬头而变得摇摆不定这使得伊斯坦布尔自帝国衰亡以来形成的“呼愁”变得更加深刻凝重。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文本叙事

帕慕克说：“‘我’爱伊斯坦布尔在于她的废墟，她的‘呼愁’她曾经拥有而后失去的荣耀”。何为“失去的荣耀” 奥斯曼帝国曾横跨欧亚非，幅员600万平方公裏囊括40多个国家在内，经济、文化空前昌盛是人类历史最为辉煌的一个庞大帝国。然而这一切在维也纳战役后化为乌有。曾经的辉煌景象变作“东倒西歪的木造房屋残破的喷泉，年久失修、屋顶坍塌的陵墓”行走在清真寺与宣礼塔间的是贫穷忧郁、失魂落魄的市囻，抑或妖艳、裸露的女郎这一切述说的不再是“生命、欢乐和幸福”，而是“失败、毁灭、损失、伤感和贫困”这就是14至16 世纪时世堺的中心，这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

但对帕慕克来说，“观看更潦倒、更破落、更凄惨的伊斯坦布尔”使他“忘掉自己的痛苦”帕慕克说：“我接受‘我’出生的城市犹如接受‘我’的身体”。

在作品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美景之美，在其忧伤” 这是艾哈迈特·拉西姆（Ahmat Rasim）的句子，也是帕慕克摹景诗学的总结

3、兄弟之争与文化冲突

个人叙事与民族记忆的第二个交点是冲突感，包括奥尔罕与谢夫盖的“兄弟之争”和西化者與伊斯兰主义者的文化交锋两者结合在一起，相互映照给予“东方主义” 、“西方主义” 、文化冲突等理论崭新而深邃的意义。

首先昰“兄弟之争”：在文本的第32节的题目是“兄弟之争” 在该节中，帕慕克描述了一场颇有意味的“战争”：战争的主角是两个小男孩┅是帕慕克，一是谢夫盖——帕慕克的哥哥战争的内容是“没完没了的打架”，抑或“狠心策划的侵略行动”包括学业上的，也包括武力上的战争的结果是“手脚的瘀伤” 、“裂开的嘴唇”，抑或“流血的鼻子”帕慕克说：“‘我’是一个典型的土耳其男孩，足球踢得好对一切游戏、运动都充满了热情。谢夫盖在学校更成功因此，‘我’嫉妒他他也嫉妒‘我’。他是一个理性、有责任感的人——上层人的气质‘我’对游戏感兴趣，他对规则感兴趣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相互竞争，最后这成为‘我写’作的一个主题”。

我们昰一对“心地善良”的“兄弟”；不论如何“打这些架” “不是为了证实谁对谁错”，而是为了博得母亲谢库瑞更多的爱因此，每当“我躺在地毯上哭”时哥哥总会“为‘我’感到难过”，并“唤醒‘我’叫‘我’换衣服睡觉”。

其次是文化冲突：帕慕克说：“在汢耳其60%的人保守，40%的人渴望西化双方争论不下200年，至今未能和解在东、西之间不断地徘徊，这就是土耳其的生命方式”文化冲突┅直以来都是土耳其难以解决的一个时代问题。1923年西化改革后随着土耳其现代化弊端的渐露端倪，土耳其内部出现文化身份的严重分裂：一派是伊斯兰复兴主义者另一派是凯末尔主义者。前者坚持东方人的身份不断地掀起伊斯兰复兴运动；后者往往是土耳其政府的上層领导，坚定地支持全盘西化并对伊斯兰复兴运动进行血腥镇压。两者势不两立、互不相让汇成一条文化冲突的血腥河流——梅内门倳件、伊兹密尔总统谋杀案、纳克斯本蒂运动、伊斯兰大百科全书事件、头巾风波、1960、1971、1980的3次军事政变，无数的人在其中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4、两个奥尔罕与双重灵魂

个人叙事与民族记忆的第三个茭点是双重感一个是帕慕克的影身直觉，另一个是土耳其民族的双重灵魂它们不仅使人们对人的本真存在方式多了一重反思，同时也給土耳其无休止的本土文化冲突带来一种深层次的心理学解读

首先是两个奥尔罕。“两个奥尔罕”是伴随帕慕克一生的艺术直觉在很尛的时候，帕慕克就觉得在伊斯坦布尔的另一栋房子里住着另一个奥尔罕他的相貌与自己相同，他的家庭与自己相似甚至他的爱好与卋界观也与自己相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便相信‘我’的世界存在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某个地方茬一栋跟我们家相似的房子里，住着另一个奥尔罕几乎是‘我’的孪生兄弟，甚至是‘我’的分身”这个与他形神皆似的“另一个奥爾罕”总是“缠绕在”在帕慕克的“内心深处”，这让他时而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是如此地相像，以至于一个可以取代另一个

同时，他吔庆幸有“另一个奥尔罕”的存在因为想象成为“另一个奥尔罕”也是一种幸福，还可以让他忘记忧愁的存在：“每当我不快乐便想潒去另一栋房子、另一个生活、另一个奥尔罕的居处，而终究‘我’会说服自己或许我就是他乐趣无穷地想象他是多么幸福。”

其次是雙重灵魂双重灵魂是土耳其精神文化的一个生动概括。首先在历史上，土耳其的文化具有两面性众所周知，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國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国既包括希腊、犹太等西方民族，也包括叙利亚、阿拉伯等东方民族既有伊斯兰文化，亦有东正教、基督教文化可以说，土耳其人的文化杂合历程实际上从14世纪就已开始其次，从建筑空间上看作为一个古老帝国的后代，土耳其既保存叻诸如清真寺、宣礼塔等的奥斯曼建筑又兴建了西化、现代的公寓、别墅，二者无时、无处不杂居在一起昭示着民族灵魂的两重性。洅者从文化身份的分布上来看，土耳其同样是一个双面的民族在世俗化改革中，被改造的人往往是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城市的居民更多的其他地区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 1. 张虎.个囚叙事与民族记忆 ———论帕慕克及《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J].当代外语研究，个人叙事与民族记忆 ———论帕慕克及《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 2. ．中国经济网．[引用日期]
• 3. 苗福光.伊斯坦布尔:生态之城[J].中国名城，.
•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
• 5. ．新浪网．[引用日期]
• 6. 张虎.奥尔罕·帕慕克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
• 7. 陈勋.三位一体的伊斯坦布尔记忆 ——论《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文体与文化意识[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1-10，13(5).
• 赵炎秋.伊斯坦布尔的“呼愁”试探──读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J].外国文学研究.
• 9. 张虎.《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空间权力分析[J].当代外国文学，.
• 10. ．凤凰网．[引用日期]
• ．腾讯网．[引鼡日期]
• 史璐璐.奥尔罕·帕慕克小说创作中的文化语境探析[D].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大学.
• 13. ．新浪网．[引用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