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花胡同31号院，一个女孩与她的小狗。在事关这院子的一场官司中，房东和租户均承受着折磨。本报记者张沫摄

3月31日，于女士走进东城区翠花胡同31号院，讨要自家的一间半“标准租私房”。这是她爷爷、抗日名将于学忠留下的房产。1988年至今的22年中，她父亲一次次来到这里，却始终未能如愿。

“标准租私房”是个特有的历史词语，意指“文革”期间被没收的私房，在落实政策时，由国家规定房租并带着租户发还原私房房主的私有房屋。

在房价高涨的背景下，这些标准租私房的房东和房客们，均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折磨。

3月31日上午10时，走进翠花胡同，于女士说：“我记得原来没这么窄啊!”

于女士的爷爷是国民党抗日名将于学忠，曾任平津卫戍司令、冀甘鲁三省主席。可凸显其历史地位的一个史料是：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重庆前，召集东北军将领开会，将东北军的指挥权全权委托给了于学忠。

翠花胡同31号院，共26间半房子。1933年，于学忠买下这套二进四合院。1950年，受周恩来邀请，隐居重庆的于学忠来到北京，和家人一同生活在这里，直到1964年过世。1966年，红卫兵进驻这个大院。不久，前院的三间正房和东西厢房的一部分，在房管所的安排下，分给了梁、申、刘、张等几户居住条件困难的普通居民。

于女士生于1968年。在其儿时的记忆中，翠花胡同很宽，31号院子也很大，里面有假山、花圃和鱼池。如今，原本宽敞的四合院已局促破败，院中矗立着几间自建房，仅余几条狭窄的过道供人通行。

拐进西厢房，敲门后，走出一位年迈的老人，这是于女士要找的租客申荣庆。几番比划后，发现对方因耳聋实在难以沟通，她只好苦笑着离开。

10时20分，于女士来到东城区房管局租赁科。说完来意后，一位女工作人员笑着说：“咋办？再等等吧。”于女士跟着苦笑，等了22年了！

10时50分，她来到北京市私房政策落实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说：“他们分房了没有？分了，好，起诉他们!”于女士说：“起诉过，但他们不具备腾房条件，法院能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吗？”

这似乎是过去22年内每一次讨房行动的缩影。

1988年，北京市开始落实私房，于学忠的后人们讨回了翠花胡同31号院的产权，条件是，产权必须带着申、梁、刘、张四户租户返还。在北京的房屋管理制度上，这被称为“标准租私房”。意思是：“落实政策的私房房主，按照国家规定的租赁标准，将自己名下的房屋租赁给此前承租该房的房客。”

这是一个兼顾房主、房客利益的解决方案。后来的房地产研究者将此视为“妥协”之举――在房屋稀缺的上世纪80年代，这种制度在法律上明确了原私房主的所有权，同时肯定了租户的居住权利。但在此后的现实运作中，这形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拿着不算数的房产本，另一方住着不踏实的房子”。

刘、张两家的单位尚好，其所在单位先后给他们解决了住房，并搬离了这个小院。申、梁两家则情况不同。申家所在单位曾分配给其一套房屋，但因子女较多，其始终拒绝腾房；梁家子女多为下岗工人，单位也无力解决。

从1988年起，迄今已22年，于家的讨房代理人换了三拨：起先是于女士的父亲，后来是外甥，今年换成了于女士。

每一次，于女士拿着标准租私房的文件上门，对方都很客气地回答：“您就别拿出来了，我都背脑子里了。”

从1998年起，于家试图通过诉讼来解决问题。于家很慎重，花钱找了政法大学的两位老师，申家只有女婿巩先生一个人出场。

为遏制“房东”与“房客”之间的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之前曾推出了一个审判原则――房主若要求收回房屋，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一个：1.举出房客有其他住处可以搬入的证据；2.为房客找房住。

于家请来的律师找到了申、梁两家有分房的证据，但法院认为不具备腾房条件，于家输了官司。

2005年，于女士的叔叔将梁家告上法院。12月判决下达，根据2001年北京市委新出台的37号文件，承租并居住在于家28.20平方米住房的梁家10口人应腾退房屋，并领取23万余元搬出补偿费。23万元的补偿标准，由东城区标准租私房腾退工作督察办公室按照相关文件算出。

时至今日，这一判决还未获执行。“4户10口人，23万元够干什么？”梁女士称。拿到判决时，她说了句气话：“我们家几个人都在这站着，哪一个都不是影子。你帮我安排一下。实在不行，你挖个坑把我们埋了，这最省心。”

不管有过怎样的纠葛，这些标准租私房的房东和房客之间，并不认为对方是“太坏的人”。

梁先生和于女士的叔叔打官司时，出庭双方是小时候的玩伴。开庭前，双方互相点了根烟，扯了几句。“法官看到觉得很奇怪，说你们关系还不错，那打啥官司啊。”

申家女婿巩先生对于家的人印象也不错。“老先生很有修养。不常来，说话也很客气，从没红过脸。”

争斗，其实在暗地里。目前坚守在31号院的申、梁两家人中，多为40、50人员。巩先生说：“我收入不足1000元，妻子退休收入1500元，把我们的钱全搁在房子上，一年也买不了一平米。腾房天经地义，但我怎么办？”

早期，按相关规定，标准租私房的租金比公房租赁标准“略高”。2001年后，该租金逐渐放开。无论最初的几毛钱到最近的30多元，于家坚持不收房租。一是，收租金意味着承认租赁关系；二是，收到的那几个租金，还不够修房的钱。

于女士感叹道：“说白了，我们这些标准租私房主的房产证，连一张白纸都不如！”

房客们也承受着日益严重的折磨。梁先生说：“公租房，政府后来给修建了厕所。我们这些私租房，政府不管。这个院上厕所，只能跑到中国美术馆附近的公共厕所，至少二三百米远。要是赶上拉肚子，就别提了。”

与“不方便”相比，更重要的是老房子的安全维修问题。申荣庆的女婿巩先生说：“每下一场雨，东华门房管所的工作人员都来看一趟，看我们是不是被压在房底下了。公房国家修，私房国家不管，待私房主签字认账才能修。拖了好几年，于家始终不签字。”

2009年10月，于女士的父母将原有石景山区那套37平米的老房子卖出。老房在五楼，70多岁的老人上下很辛苦。

手持近50万元老房款，于女士打算在自己居住地附近(南三环外)给父母买套小房子。10月份，70多平米的一居报价116万，一来嫌贵，二来觉得朝向不好，当时没拿定主意；她出差一个月后回来，这种房子到了130万，还没过两天就卖了出去；这几天报价，据说到了150万。

短短几个月，房价从116万涨到了150万，于女士心里“很难接受”。尤其令她郁闷的是，报价140多万的房子，要求她带定金直接去定房子。“买白菜还让挑呢，100多万，看都不让看？”于女士说。

除了担心手中的房款追赶不上高涨的房价外，还有另外一个麻烦迫在眉睫――老房子卖了，按照一个地址只能落一户人家的户籍管理规定，老人的户口必须给人腾地。

想到这里，于女士有些黯然。她说，去年5月，重庆于学忠纪念馆开幕，他们这些于氏后人都参加了开馆仪式。“爷爷在东北、重庆和山东都有房子，全部捐给了国家。过去的22年间，我们从没有提过爷爷的名字办过这件事。”她说，即使是现在，她也并不想这样。

无独有偶，2005年，老舍的四个子女也将承租自己私房的房客告上法院，有媒体做了大幅报道，但此后再无下文。记者昨晚致电老舍之子舒乙获悉，此案已胜诉，但对方拒绝腾房，双方仍在僵持中。

翠花胡同31号院内，申、梁两家已不关心房价。梁先生的小闺女爬上了在平房半中腰搭建的小阁楼背课文；隔壁，申荣庆在首都经贸大学读书的孙子回了家，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在这两个地方，他们已分别睡了10年和22年。

2004年，北京市大力推进标准租私房腾退工作，媒体报道称，截至当年年底，完成了约95%的腾退任务，并宣布已“基本解决”标准租私房问题。

翠花胡同31号院，是上述数字的例外。该院的最新处置信息难以获得。4月2日，记者致电专管该院的东华门房管所工作人员孙娟。孙称，此事很敏感，不能介绍任何情况。

接待于女士时，东城区房管局工作人员曾经透露，北京市政府计划腾退最后的这批标准租私房。方案是，市财政出一些，区财政出一些，单位实在不出的，可由市财政先行垫付。“但目前只是有这么个意向，具体政策什么时候下来，谁也不知道。说快，也许明天；说慢，也许还得20年。” 本报记者王阳

房租成为负担，并不是现如今的特产。宋代翰林学士章珉对此便有精辟概括，他说：“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可谓现代人的写照了：月初便开始掰着手指头算，哪天发工资，感慨时间啊它过得太慢；月底要交房租了，又觉得时间过得忒快，吃土的日子何时到头呐。

买不起房早就是京漂们的共识了，大不了租房嘛，大家都是这么相互劝慰的。

不巧身边的几个朋友最近都经历了租房搬家，叫苦不迭。

贴了墙纸，换了窗帘子，搁上置物架和绿植，把小屋子整的饶有情调，一年之期临近，房东来转了一圈，咂么着嘴，便要涨2000块，朋友心里一万只草泥马奔过，料到了“共克时艰”的大形势，却没猜到这结局：

自去年大兴大那把大火之后，房源供给量大幅下降，房租已居高不下，寻摸了一圈，附近的房租都一溜烟的往上迈了一大步，城郊的房租倒是少些，可也忒远了点儿，来回路费和时间成本，又如何清算！？

压倒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就在明天……我爱我家副总裁胡景晖被离职；中介争抢房源，烧钱换市场，人为抬高收房价格；N+1出租模式加剧租房价格上涨；整洁如新的公寓，甲醛浓度远远超标……

中国的房屋租赁制度对租客的权益却几乎没什么保障，对于京漂租客们来说，自古便是如此。

在房子问题上，古今都有烦恼

汉朝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和谐盛世，其盛名还体现在房价上：按《后汉书·百官志》，等级最低的公务员(佐史)，每年也能领到96斛米，折合9600钱。也就是说，一个基层公务员两三年的工资，在一线城市陕西汉中买一个公寓不是问题——最便宜的只要1万钱。

如今，想在两三年里凭着工资买一线城市的套房，也就只能呵呵了。

到了唐朝，13.8万文钱就可以买首都大别墅了。碑文拓片记录：一座拥有房屋39间、占地2.9亩的大别墅，拍卖成交价只有138贯，折合13.8万文。按当时洛阳斗米(约10斤)10文市价，折合成如今的大米价格（3元/斤），40万就能住上大别墅，别说放在当今，就是在宋朝也是不敢想的。

宋代的普通公务员不吃不喝260年左右，才可以在首都开封买房。所以像苏东坡、欧阳修等大文豪，也都只能以租房为生。

明朝的房子也不便宜，当时一个小户型要三四千两银子，而一个县令，七品国家公务员，年薪不过三百五十两，如果两袖清风，要10年才能攒够钱。

面对房价高、人口密集和迁移频繁的现实，古今以来无房人最好的选择都是一样的——租！

要说这房屋买卖租赁，要从西周时期说起。那是中国史上最早的一宗不动产交易，发生在公元前919年农历三月份，一个叫裘卫的人，用两块玉，一件鹿皮披肩，一条带花的围裙，换了没落贵族矩伯的一千三百多亩地。

至此，一个叫房地产的江湖诞生了。而租房，到两宋时期已经成为一种现象。

那时候，“京漂”数量大增，绝大多数都房子头疼过。

如开封这种一线城市，人口密集，僧多粥少，城建没跟上。相对现在土地出让金的分配模式，宋代地方政府甜头太小，卖地开发建房的积极性不高，于是房价与日俱增，“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

政府不解决住房问题，上至文臣武将，下至平民百姓，都得自己找房租房。

比如太祖朝，名将刘文超，一生租房。仁宗朝，文魁欧阳修，在开封里仁巷住公租房，他在《答梅圣俞大雨见寄》诗中便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当了十几载的官，也没能在京都买上一砖一瓦，为官17年后才拥有了自己的首套房。范仲淹在做京官之前，一直租房。

南宋度宗朝，诗人方岳，在邵武住破烂公租房，一住3年。辅佐3朝、为相10年的韩琦，曾忧伤吐槽，“自来政府官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者,比比皆是。”

一般情况下，租房有两种选择，一是民租房，一是公租房。

先说民间租房。宋代城镇中平民老百姓被称为坊郭户，并以财产（房产大小和多少）为标准分为主户、客户。主户便是在城里有房一族，也就是“房东”，被叫做“掠房钱人”。而坊郭客户则指的是那些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在城里买不起房子的平民，只能靠租房子。这种租住，在当时自发形成了新的行业，叫“庄宅行”。

还有一种出租房，不过房东是政府，这便是公租房。专门管理公租房的单位，叫“楼店务”，后来又称“店宅务”。“店宅务”有经营权，主要负责三件事：公房租赁、管理与维修。

店宅务名下的公租房规模相当庞大。据史料记载，宋真宗天禧年间，仅在汴京（开封）左、右厢店宅务就有有公租房23300间，到了宋仁宗天圣年间变成了26100间。设局长1个，副局长2个，科长3个，科员50个，维修工500个。局长统抓全局工作，副局长分管租赁、收租和维修，科长定期巡查公房，科员直接上门收租，维修工捋袖修房。

除了数量上的不断扩大，连房屋种类也不断增多。在宋神宗时期，汴京又增加了平房14626间、宅子（别墅）164所。以汴京常住人口一百多万人、每口需住房一间计算，这批公租房至少可供1%～2%的汴京人口居住。

“店宅务”可谓政府统治下的功能完善的大型中介机构了，京官没有私邸，便去那里租房住。

因为租房需求旺盛，“房屋中介人”这一熟悉的职业便诞生了，彼时称作“牙郎”“牙人”“知见人”等。

所谓婚嫁找媒婆，找房子则需得牙郎，跟如今的导购员一样，脑筋、口才和眼力见儿都是要有的。《太平广记》中说，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金陵人陈仲躬携数千金在洛阳城的清化里租住。因有意外之事，房东要收回租屋。第二天早上，便有闻讯而来的牙人来找陈仲躬，而且已经为他找到了另一间宅舍，大小价钱都与清化里的这间条件相同。云：“价值契本，一无遗缺，并交割。”

如此伶俐干练，以至后唐时期明宗下令禁断洛阳城内市场上的牙人活动，但房屋的交易租赁上仍然“须凭牙保”。

而契约在租房中到底有多重要，无须赘述。有了契约，意味着出租方或者承租方的利益都得到一定的保障。《宋史》中记载的苏轼之经历颇能说明问题：苏轼、苏辙二兄弟被贬到雷州后（今广东海康），因为不允许租住官舍，只有赁民房而居。孰料，当时的奸臣章僦诬称，苏轼、苏辙乃强夺民居，应当“下州追民究治”，亏了苏轼兄弟拿出所签契约，才让其哑口无言，免去一场无妄之灾。

按照合同，承租人不得随意转租，也就是不允许出现“二房东”。还有，承租人要保护租用的房产，对房屋进行必要的修补，如果退租的话，则可以将自己修补的那部分拆下拿走……房东亦然，比如宋真宗规定，出租人不得擅自“夺赁”或增加租金；不得借翻修增修房屋为名，随意添加房钱等。

当然，房客不按时交纳租金，后果相当严重——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哲宗时期，御史中丞宗愈因为拒绝交纳房租，遭到其他官员弹劾，被称为“无耻辱国已甚”。

与现代情况大致相同：房子按面积和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基本能满足不同消费人群的需要。所收租金，中央拿大头，地方民间拿小头。

民间房东亦有大小。小房东房子少，只是糊口饭吃，欧阳修曾给皇帝的报告中提到过，河东路辽州一个小房东，自家开了个饼店，同时也出租房子，“日掠房钱六文”，一个月180文钱，一年得租金2160多文。苏舜钦亦在文稿中提到：“只于京师仕宦及有屋业者取之，岁入不啻百万”。

大房东相比之下，日子好过的多。北宋末年，一个权贵官宦叫韦渊，因是太后亲戚，得到赏赐极多，在京城等大城镇有很多房产，仅出租房子一项，“房缗钱日二十千”，一天20000文钱，一年大概720多万钱。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2160：7200000，同样是房东，待遇差别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在1012年，开封府华容县一处住宅“日僦钱五百”，日租金500钱。所以当时也多了很多游手好闲的权贵子弟，没什么正当职业，逗逗鸟，遛个弯顺便收收租子，好酒好肉还能取上好几房小妾，日子过得相当有滋有味。

民间还只是小数目，而公租房店宅务更是日进金斗。据神宗熙宁十年统计，开封东城有公租房604间，西城有公租房588间，平均每月收取房租202.5贯，平均每间月租是170文左右。南宋高宗绍兴五年，杭州店宅务收入“三十余万缗”（《宋史》）。

租房获利如此之肥，以致宋仁宗时，入内都知张永和建议宋朝政府将租房的费用分出三分之一作为军费……由此可见一斑。

宋《浩然斋雅谈》一书中，南宋官员张卿关于房租有这样的诗句：“小小园林矮矮屋，一日房钱一贯足。”张卿当时居住的租房是一栋附带了小园林的普通京城住宅，按其说法，每月的租金为30贯，即30000钱。

而据说当时京城地区一个普通人的月收入不到3000钱。怎么算，都是租不起的。

北宋的京城并不好混啊！

为了省钱，不少京漂或找寺院或找民房住，图省事的直接住进人货混居的邸店，胆子大点的则找租金更低廉的“凶宅”凑合，宋洪迈《夷坚丁志》“戴楼门宅”条记，一名叫林邵的京漂应试举子，“入京师，僦居戴门楼门内，所处极荒僻，人多言彼宅凶怪。”（所以才有了后来各种人鬼情未了的旖旎故事）

即使在房价不算很高的唐朝，亦有白居易刚来长安时便被笑话名字，“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果然一语成谶。

白居易29岁考中进士，32岁终于有了第一份工作，任国营出版社的高级编审“校书郎”，当时薪水是每月1.6万文，也能算的上小白领了。即使如此，这工资也只够他在长安东郊长乐里租四间茅屋。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白居易又养了一匹马代步，此外还雇了两个保姆，每个月的花销是七千五百钱，剩下的钱存起来。

可惜存了十年，也没能在长安城里存起一套房子。“城市钟摆族”当到了50岁，才堪堪在长安买了一套蜗居，有诗为证：“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1200多年过去了，这点倒是一点没变，在大城市租房就是贵，没人能当“居易”。

原来，无论何时，房都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一方面，交不起房租，就得被扫地出门。

另一方面，有为官期间，在开封城的蔡河岸上圈占官地，只为盖房租赁，牟取暴利之人，比如国级“房叔”北宋宰相晏殊。

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考虑，政府往往会出手干预。如今政府为了控制房价，推出了“限购令”。而在古代中国，为了控制房租，朝廷曾推出过“限租令”。所谓“限租令”，不是限制租房，而是限制房租，是国家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租房市场，不让房租涨的太高或者太快。

早在五代的时候，每逢降雨或降雪量比较大的春冬季节，政府都会颁布法令，要求减免房租。

到了宋朝，若您留心《宋史·食货志》《宋会要辑稿·食货志》《宋会要辑稿·瑞异志》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会发现，政府对于公租房更有许多贴心的举措，交租时间的宽限、房租的减免再平常不过。若是遇上天灾人祸、疾病瘟疫，则减免更甚。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下过死命令：“在京店宅房钱，自今止以原额为限，不得辄增，违者罪在官吏。”意思是有关部门一定要控制好首都的房租，不能再让它上涨了，谁控制不住，我追究谁的责任。

公元1012年正月，还是宋真宗，“以雪寒，应店宅务赁屋者，免僦钱三日”。因为下雪天寒地冻，但凡有房屋出租的，不论是旅店还是私人住宅，一律免收三天租金。

宋真宗在减免房租方面，还是比较勤快的。公元1014年的二月份，再次下令给国有企业，“遇冬至寒食，免僦值三日”，凡是穷苦老百姓租住在产权国有的房舍的，免除三天租金。

宣和七年（1125年），书画家皇帝宋徽宗曾下令首都开封的公房、私房一律减少十分之二的租金。

宋仁宗上台后更加宅心仁厚，曾因首都开封闹了瘟疫，在京城下旨“蠲公私僦舍钱十日”——所有出租屋免掉十天租金。山西、陕西下了暴雪，宋英宗下旨“蠲免公私僦舍钱”；绍兴元年（1131年）江南房租暴涨，宋高宗下令“蠲免公私僦舍钱”……

免租是好事，可也只是杯水车薪。我们且来算一算，能免掉多少。根据《宋会要》记载，开封府专门负责经营国有房屋出租的机构店宅务，名下共有房屋两万三千三百间，每年收房租十四万贯，相当于每间屋每天收租不到20钱，那么免租三天只是省下60钱而已。对穷苦百姓来说，也没沾到多大便宜，无非就是意思意思。

况且减租令的具体落实情况如何，不得而知。皇帝大手一挥，地方上因地制宜的举措却不好施行，因为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支持免租。

这又是为什么呢？会影响国库收入啊！

严格来说，店宅务的收入属于土地财政，应该上缴给财政部，但实际上，这些钱都去了左藏库。左藏库是宫廷财政管理机构，和国家财政部是两码事。《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店宅务

“以所收钱供禁中脂泽之用，日百千”，意思是宫廷里皇帝老婆的脂粉钱、皇帝的日常开销，都来自店宅务。

有宋一朝，皇家一直在吃房租，穿房租。所以，吃透皇帝心思的官员都明白，减免房租只是皇帝利益和名声都要抓的做法。如果过分解读皇帝旨意，可劲儿给老百姓免租，到了往国库交账的时候拿不出足额银两，看怎么收拾你！

近期，部分一线城市房租上涨明显，长租公寓也被推至风口浪尖。作为中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新业态，长租公寓问题到底出在哪？它和上涨的房租之间有多大关联？租购并举究竟如何进行？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主打品牌和品质，价格相对更高，近年政策利好多
对于许多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来说，长租公寓并不陌生。“如果你需要长期，又对房屋内部装修、设施和环境卫生有一定要求，希望找到真实有保障的房源，长租公寓是相对省心的选择。”在北京工作3年的小王对本报记者说。
长租公寓没有明确的定义，它一般是指租客从房地产或经纪公司租赁经过一定装修改造的房屋，无需直接和房东接触，租期一般以一年居多。除房屋本身外，公寓还提供保洁、维修、安保等附加服务。目前市场上既有像万科、龙湖这种通过自建、收购等方式持有房源对外出租的；也有像自如、相寓、蛋壳公寓这种通过长期租赁或受托管理等方式获取房源再行转租的。与普通相比，长租公寓主打的是品牌和品质，价格也相应更高一些。
长租公寓在中国的兴起，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小王记得2015年毕业那会儿，长租公寓品牌一下变成了更受青睐的选择。“以前听过不少黑中介和黑房东的遭遇，租客的权益常常得不到保障，而在长租公寓品牌这儿，你至少能对租住房屋的软硬件有一个合理期待。”小王说。
打破中国市场长久以来的C2C（房东对租户）模式，对房屋加以装修改造，抓住年轻群体的需求，不少长租公寓品牌实现了前期的快速发展。例如，链家旗下品牌自如称，经过5年的发展，已拥有自如房屋40万间，8栋自如寓，服务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南京超过100万客户。
这背后是市场租赁需求的支撑。我爱我家集团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北京租赁市场交易总量同比增长14.4%；另有数据显示，1-5月“90后”客群在北京地区全部租客中的占比近三成，“以租代购”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在北京两三年了，房价太高，一直都是住。”就职于某网络公司的蒋女士说。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也为住房租赁市场带来政策利好。2017年7月，九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要求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发展住房租赁业务，并选取广州、深圳等12个城市开展试点。反映最灵敏的是企业，除早已开展长租公寓业务的万科和链家等知名房企外，仅今年3月，就有6家全国排名前50的房企宣布进军长租公寓市场。此外互联网公司和小型中介机构等，也纷纷入驻长租公寓市场。
——原本定价就较高，抢房源一定程度上抬高了租价
近期房租的快速上涨，将长租公寓推到了风口浪尖。
即将面临换房的档口，小王明显感受到，房租涨得更多了。2015年在北京国贸附近两居室价格是4500元，到去年同地段两居室价格是6600，而今年在有的平台上价格近8000元。从普通改造为长租公寓，再叠加房价的普遍上涨，价差表现尤为明显。
北京各区域租客亲历的涨价，在各机构的数据中也有体现。例如，链家旗下贝壳研究院报告显示，前7月，北京租金指数同比上涨10.7%；诸葛找房数据则显示7月房租同比上涨超20%；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数据显示，7月北京房租中位数为6590元/套。上涨的房租直接体现在居民消费支出中。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2018年上半年，北京市居民人均居住支出7140元，同比增长22.1%。
房租为什么涨得这么快？
价格涨落，先要看看供求关系。
拿北京来说，有机构测算，北京住房租赁人口约800万人，目前租赁房源量约为350万间，即使把亲友合租考虑进去，也面临着一定的租赁缺口。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组长邹琳华对本报记者指出，在住房租赁市场不断规范化，对城中村、地下室和群租空间加以整治的情况下，住房供给相对减少，而租赁需求稳定甚至上升，供需关系就相对紧张。
更多矛头指向了长租公寓的资本哄抬和房源抢占。
自如、万科等机构的数据显示，长租公寓行业占整个房屋租赁市场的比例不足5%。专家指出，虽然长租公寓占比有限，但在中介机构垄断房源信息的情况下，市场交易也会受到明显影响。
采访中，多位房屋中介向记者透露，一线城市房屋是存量市场，房源总数有限，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中介往往会通过抬高租金来抢房源，还可能诱导房主抬价或者形成“竞价”。特别是在资本大量介入长租公寓市场的情况下，机构之间“跑马圈地”现象突出。以某品牌公寓为例，其2016年开始布局全国，目前管理房量已从当年年底的1.3万间增至目前的13万间。最近的官方调查也显示，个别中介还存在从金融机构融资抢房源以及使用“贷”等行为，不仅抬高了租价，还埋下了金融风险。
——既严查乱序违规也增加房屋供应，房住不炒，房租也不能炒
如今，房租已经占到小王每月税后收入的30%。“我对房屋的内部条件、地理位置等有一定的要求，对房租价格也有相应的预期，但如果房租占比上涨到不合理的地步，我就只能考虑往外搬，甚至离开北京。”小王说。对于在一线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来说，房租是否在适度区间事关生存的基础；而对城市来说，这也关系到人才的去留。
针对房租问题，有关部门已有行动。
近日，北京市住建委联合市银监局、市金融局、市税务局等部门集中约谈自如、相寓、蛋壳公寓等主要住房租赁企业负责人。约谈会明确要求住房租赁企业：不得利用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获取的资金恶性竞争抢占房源；不得以高于市场水平的租金或哄抬租金抢占房源；不得通过提高租金诱导房东提前解除租赁合同等方式抢占房源。
随后，不少住房租赁企业承诺不涨租金并将存量房源投向市场。其中自如承诺在未来三个月保证收出房两端价格稳定，供给平稳，全国九城续约房源涨幅不超过5%。
北京市住建委日前消息，为加大租赁住房的供应，近期将加快推进5000套公供应和分配。预计年底前还有几个大项目近万套房源将启动分配，以满足公租房各类保障群体的需求。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在邹琳华看来，租购并举，一方面要规范市场秩序，保护租客的合法权益，包括禁止随意驱赶租客、让租客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等；另一方面，要增加租赁房屋供给，逐步解决供需矛盾。既盘活存量，也开拓增量。
其中，通过多种渠道切实增加租赁住房供应是关键之举。专家指出，可以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鼓励职工宿舍的建设、对闲置低效用房进行盘活等。其次，既要鼓励长租公寓的有序发展，通过机构化运营提供高品质标准化产品，有效保障租客权益；也要建立租赁信息发布平台，监督租赁交易双方行为，提高透明性与安全性。一句话，房住不炒，房租也不能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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